健康碼：「回穩」與「清零」的差距

絲綢之路上的張掖丹霞又人如潮湧 

不少朋友關心什麼時候能有「健康碼」，以方便返內地。特區政府說，香港健康碼已準備就緒，有待疫情回穩才推出。

這不僅是香港本身的問題，而是出入境雙方的問題。香港居民有了香港發出的健康碼，還得入境地方的認可才行。關鍵是香港的疫情是不是真的讓人放心，「回穩」就行？怎樣才叫回穩？

香港的疫情經歷了三波起落，目前在慢慢平緩下來，最新的情況是累計確診4811人，日新增病例從自八月三日回落到雙位數後，至今天（八月三十一日）降至九人，重回單位數，總病死數為 89例。

這張「成績單」，拿到世界上去比較，與西方一些人口相當的大城市如紐約、倫敦、巴黎相比，很不錯。但若與中國各大省市比較，觀感就完全不同。

在全國疫情清單中，香港位列湖北以外的第一位，確診總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冠絕各省市；香港確診人數是第二位廣東的 2.7倍，而廣東的人口是香港的 15 倍。若只與人口差別不太大的各大城市比較，香港更是「一枝獨秀」。

全國省市疫情數據

與香港一「關」之隔的廣東目前情況如何？據廣衛健委的每月傳染病報告，四月有新冠肺炎 87宗，包括外省及境外輸人病例；此後五、六、七月的病例都是輸入的。

廣東八月發生了一次緊急情況。十四日，汕尾一名從深圳回去的女子被確診。汕尾與深圳都如臨大敵，汕尾對 3184人進行核酸檢測，患者家屬三人是陽性無症狀感染者，被集中收治；深圳凌晨接報後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對患者所住居民樓的全部居民和工作場實行封閉式管理，全面消殺；所有有關人員要居家隔離，採集人群核酸檢測樣本1730份，生活和工作環境樣本2140份。

內地有個防疫概念叫「清零」，就是把疫情遏止到零。上海市防疫專家張文宏曾就北京、新疆和香港先後出現的新一波疫情指出，北京再出現第一宗病例後，就迅速開展大排查等措施，背後的理念是「清零」；香港則只要求把疫情控制在「低水平」，策略是「應症就診」。

他認為，香港方法的短期醫療資源耗費相對較少，但帶來的疫情長期波動，導致的社會經濟成本可能會更高。

內地各地在清零後，基本上已走出疫情，各種社會活動重新興旺。一向愛對中國疫情找岔子的澳洲廣播公司不得不說：「身處新冠病毒的『發源地』，你幾乎感受不到全世界還處於一場破壞性極強的疫情當中。」

但在所有入境口岸，中國內地防範極嚴，嚴防一粒老鼠屎丟進 14 億人口的粥鍋。以為有香港的健康碼就讓人放心，未免太一廂情願了。「回穩」與「清零」之間，似乎還有頗遠的差距。

七夕後談詩：何必有詩，何必有情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秦觀《鵲橋仙》詞摘句

 七夕那天讀到內地有網民悵然道：「以前異地的女朋友放寒假了，我給她發短信：『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她半​​天回我個『哦』。」

怎一個「哦」字了得！之前有「半天」時間的留白，之後有更多思想空間的猜想。「哦」，是知道了，別煩我？是「唔知你噏乜」（不知道你說什麼），隨便發個聲音敷衍一下？

新冠疫情開始時，新加坡在台灣兩條口罩生產線產品被禁止運回新加坡，新加坡被逼把生產線撤返。後來，報道說「台灣將捐贈口罩給新加坡」，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夫人何晶以「 Errrr…」回應了。兩地接着掀起一場口水戰。

這口水戰關乎人命，「陌上 花開」的「哦」輕盈得多，不過是一對小戀人能不能作詩心情意的溝通而已。如今故事是「以前」的，那女朋友似乎也是「以前」的了。

這是從八千餘字《情詩排行榜》一文的文末讀到的。文章另起一行以一個字結束：「哦。」作者彷彿在扼腕：如今在詩詞的中國，竟有這樣的事？！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出自吳越王給夫人的信，說道阡陌上的花開了，你可以一路賞花慢慢歸來了吧？道是「緩緩」，期盼早歸之情切卻是躍然紙上，情意濃濃而含蓄。當今世界不會再有這樣的信函，也不會再有這樣的文字了。

中國通信業知名觀察家項立剛這樣歸納通訊發展：人類已經歷了六次信息革命，語言讓信息可以分享，文字讓信息可以記錄，印刷術讓信息可以傳得更遠，無線電讓信息高速度地實時傳輸，電視讓信息變成遠距離的實時的多媒體的傳輸，互聯網讓信息變成了遠距離實時多媒體，還可以雙向交互；如今，我們正站在第七次信息革命的臨界點，它是移動互聯、智能感應、大數據、智能學習共同形成的新的能力。

一次一次革命之後，通訊無疑大大便利、直接了，而代價卻是巨大的。《情詩排行榜》開首發問：「現代人的生活和情感，比起古人，是否顯得過於粗鄙了？」現代科技可以觀測到越來越微小的物質，而「人與人相處的顆粒度，卻越來越大」，也就是粗糙。

文章列舉了從二千多年前《詩經》到清代納蘭性德的愛情詩篇之後喟然道：「那些從《詩經》開始的古典情詩，至此也絕了。」這話容或有點武斷，但自「古典」之後的情詩，你能背誦幾句？在香港，很多人可能沖口而出「愛你恨你，問君知否」，但相對於「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又真有點粗鄙了。

何以致之，有種種原因。有技術上的，七次通訊革命都指向方便化，「言而無信」、文字碎片化之下，何必有詩？ 一方便就不必啄磨、含蓄了。有人文制度上的，男女之間各種樊籬日益清除，兩性開放，直來直去，官能刺激第一，何必有情？

藝術都追求創作自由，但無規矩不成方圓，自由與規矩是為既對立又統一的辨證關係。詩一旦自由到不受任何約束，就詩都沒有了。情詩不在話下。

中美：兩只手與一只手的分別

市場經濟據說受到「看不見的手」神秘操縱，效果最好，政府主宰的公營運作無法與之比擬。這有大量案例可以說明。

可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克魯明）日前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指出：「雖然有些事情要商業經營，很多事情卻不可以。以為商業模式一定優勝的思維方式已一次又一次證明是錯的。」

他是從美國郵政說起的。美國還有兩個多月就大選，由於疫情關係，很多投票可能要靠郵寄。可是給美國親友寄過信寄過郵包的都知道，美國郵政是個千瘡百孔的系統，效率奇低。（我試過提前一個月給美國的親戚寄出過年揮春，給果要過了年才收到。）用它來投票靠得住嗎？

特朗普委任了給過他巨額政治捐款的商人 Louis DeJoy 去接管郵政系統，讓他以商業模式去改革。首先就是削減開支，裁員，減少「不必要」服務等。

克魯格曼說，他不想見到由政府去經營超級市場、書店、去搞生產，但有些領域卻是不可能用利潤最大化的方式去營運的，特別是不受規管的領域。在美國崇拜自由市場之下，不乏服務交由私人經營而失敗的例子，結果都是服務收費飆升，消費者任由宰割，而服務為人詬病。這經常是在「自由競爭」下出現的，幕後有大量見不得光的操控。郵遞「物流」是為一例：美國一九一三年之前由四家公司經營，四家後來合而為一，壟斷市場，作為主要客戶的農民苦不堪言。加州二零零零年的電力危機也是私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

向前追溯，這是美英自上世紀八十年起推動新自由主義所致，重點是排斥政府干預。這扭轉了自羅斯福總統治理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的凱恩斯主義，即國家干預主義。

這帶來一個很明顯的後果：投資長、回報小的大小基建要麼老化，要麼無法與時俱進。特朗普上台時曾揚言要更新「第三世界水平」的基建，可是只寄望於私人投資。私人資本都擁向金融市場搵快錢，誰願意去搞基建？美國高鐵至今難以寸進是很好的例子。

另一個眼前的例子是抗疫。美國醫療水平先進，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美國領先全世界（中國第 51）。結果卻是，佔全球 4% 人口的美國的新冠感染死亡人數佔全球 22%。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醫療系統由私人機構主導。

更大的考驗在前頭。中國正提出發展「新基建」，這是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的高新技術基建，有別於鐵路、公路、機場（簡稱「鐵公雞」）等傳統基建。「新基建」除了技術含量不同，投資方式也不同。中國的傳統基建投資主要由政府主導，而「新基建」投資將更多是政府與市場即民間投資結合。

5G 是個例子。有這樣的數字：中國去年已建18.6 萬個 5G 基站，今年還要再建 50 萬個，共約 70 萬個。而美國的 4G 基站也就只有 40萬個。這可能是中美國力量對比的一個分水嶺。

中美的一個重大差別可能是，美國的經濟靠一只手，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有兩只手。

怎麼都對節氣變化敏感了？

我有這樣的感覺：對一年裹廿四節氣的演變，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清晰知道。每約兩星期，智能手機中總有不同群組的朋友一大早就給伱提個醒：今天是什麼節氣了，還會傳來若干這個節氣該吃點什麼、做點什麼以保養身體的單子，都有傳統經驗和智慧。

不久前，立秋了，傳來的訊息特別多。不由得驀然而驚：香港暑熱正盛，怎麼就立秋了？是全球氣候變化效應麼？早兩天，處暑接踵而至，訊報又紛紛傳來。這樣，廿四個節氣都沒有受虧待。如果認真看待，真能增長不少天文、曆法、民俗、保健等等知識。

電視台最近在播一套由一位洋人做主持的廿四節氣紀錄片《四季中國》，每個節氣走訪中國一處鄉鎮，展現當地慶祝某個節氣到來的民俗。我看了幾集，有點奇怪：廿四節氣起源於黃河流域的農耕社會，到西漢大致形成，展示的主要是華北的農時變化；可是看到的從立春起的幾集，主持人走訪的都是華南的鄉鎮，包括少數民族地區。

這反映出，這個計算大自然一年節律變化的文化體系，傳播千百年之後，已深入到中國不同地區和民族去，又結合各地特色演變出不同的民俗。例如春分一集訪問的是湖南郴州市的安仁縣，當地是藥鄉，是有名的中草藥集散地。春分草茂木深，是採藥的最好的時機，於是安仁自宋朝起形成在春分前後「趕分社」的草藥交易傳統，為期七到十天，各地藥商每年到來上市集散草藥逾萬擔。

節氣成為城裹人都關注的事，主要是拜智能手機之賜。似乎又以最關心保健養生的中老年人群體對之最敏感。城市年輕人與農耕有十萬八千里距離，家居與辦公室有氣溫調節，身子又強壯，大概對日子的冷暖、乾濕不會那麼關心吧？

南北之間又有多大分別？處暑，即「出暑」，標誌着暑氣漸消，向涼爽過渡，但「秋老虎」可能發威，真正涼爽一般要到白露之後。打開中央氣象台今天（八月二十四日）的全國天氣預報圖一看，從北京 32°C 一路南下，各省省會市都在 30°C 以上，杭州、南昌高達 37°C，上海、南京、長沙 36°C，福州更高達 38°C，只有山東濟南有 27°C 的涼快。

不知道這是不是與全球氣候變化有關係，不過從中國歷史去看，中國有過多次氣溫暖化和寒化的周期，中國北方曾經比現在寒冷得多，也曾經酷熱得多。

有一點應當沒有改變，就是胡煥庸線東南與西北之間的落差。目前，這大致是30°C氣溫的分界線。這條線從東北的璦琿 (就是清朝一八五八年與俄羅斯簽定《璦琿條約》的地方)向西南延伸到雲南騰沖，中國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形沿着線陡然起落，線兩邊的地理、歷史、人文、社會至今分別巨大。最顯著的是，東南的面積佔全國43.18％，卻集聚了全國約九成四人口和九成六 GDP。

處暑之後仍要忍受秋老虎的氣熖，那是「活該」，是你選擇在中國這富裕板塊生活的應有之義。不必忍耐多久，接着白露、秋分到來，香港會有個並不怎麼分明的秋天。香港已遠離農業社會，希望也能享受到秋收之樂。

中國抗疫全景：一位美國教師/記者的報道

Newyorker 刊出文章時未加說明的壓題照片。
這是成都建築在巨大玻璃體內的「天堂島海洋樂園」，
擁有大型室內人造海灘，人造海岸線長達四百多米。

讀到《紐約客》八月十七日一期上的長文 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ovirus （中國怎樣控制了新冠病毒），作者是在四川大學的英文寫作老師、美國作家/記者 Peter Hessler (中文名：何偉）。他是《紐約客》的資深特聘作家（staff writer），文章之前有個 A Reporter at Large （無任所記者）的銜頭。他 21年前曾作為美國和平隊隊員到過成都教書，如今重臨，既對比了中國的變化，也秉持記者本色，通過對學生和其他中國人的訪問，報道了對中國抗疫第一身見聞。文章有豐富的細節，堪為新聞特稿（feature）寫作的範文。

他是去年八月到川大的，疫情一月底在武漢爆發後，很多人建議他離開，他卻和包括兩名孿生女兒的家人一起留守成都，見證了疫情從爆發到受控的全過程。本學期自二月底開始後，他一直只能網上授課，到五月底才重新回到川大校園；到學期結束，只有四位學生來到學校與他面對位上課。但他通過非視頻的網課（看不到學生的模樣），從來自全國來自15個以上省市的約六十名學生口中和功課中了解到中國人實實在在應對疫情的大量情況。

他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國的隔離措施比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都要嚴厲」，措施「留給個人的選擇餘地很小，但也很少讓個人承擔責任」。這樣的成功是「無法在美國或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付諸實施的」。他問上海一位曾到美國工作的流行病學專家，美國可以在哪些方面向中國學習，專家脫口而出：「社區參與」。可是美國何來居委會這樣的基層組織？專家指出，如果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有足夠的資金，就有可能發揮類似中國居委會一樣的作用。

然而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詹妮弗·紐佐（Jennifer Nuzzo）對作者說，追踪感染者的旅行史在美國已像一門「失傳的手藝」（something of a lost art）。

文章又認為，中美抗疫表現的不同還與教育和個人努力程度有關。中國的制度的確引導人們尊重科學。「勤奮是另一個核心價值觀，社會因此變得更加欣欣向榮，且並未喪失向上攀登之志。 25年前，我教那些的年輕人都在渴望脫貧的驅動下刻苦努力；如今，我教的這些來自中產家庭的孩子們同樣十分勤奮，因為他們所身處的環境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競爭。」

儘管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勝利，但中國人似乎對現狀並不滿意。文章引述上海一位流行病學教授的話說，目前還沒有長期的解決方案。另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則對缺乏社交距離表示擔憂，他認為中國需要尋找一種沒有居家隔離​​那麼激進，但比戴口罩更加有效的方式來應對疫情。

文章注意到，中國年輕人從這場危機中得到的教訓很可能與美國年輕人的完全不同。作者在最近的一次作業中問學生們對未來如何打分，最悲觀是1分，最樂觀是10分。同學們把中美關係破裂、新冠疫情爆發、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50萬人都考慮在內之後，給出了7.1分的平均分。是否認為會比父母那一代生活過得好？回答的 52 人中只有三人認為生活水平會和父母那一代一樣，甚至更糟。

學生給他策劃了一個令他很意外的生日會：快遞機器人送來了氣球、彩紙屑、蛋糕等，還有各地同學打印成冊的祝福語和照片。他終於看到了學生的面孔，又發覺他們與他 21 年前的學生很不相同。那時候，來自中國農村的人拍照都站得正兒八經，很少微笑；而現在，照片每一位學生都在微笑，自然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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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essler 文章的翻譯全文（《觀察者》網）
何伟：时隔21年回到中国教写作，我的学生记录了这些抗疫真相
https://www.guancha.cn/PeterHessler/2020_08_20_562165.shtml

不可思議：武漢的水上樂園派對

武漢疫後的狂歡

看到武漢一個水上樂園舉行露天池畔音樂會的照片，攢動的人頭看不出有戴口罩的。在當前籠罩在疫情陰影下的世界中，這景象有點不可思議。

這是來自英國 BBC 的現場報道。報道標題 Wuhan coronavirus: From silent streets to packed pools 指出武漢從年初街道空寂到如今泳池人潮如湧，又有意無意地「突出『武漢冠狀病毒』字眼」，暗示了一種心有不甘的異樣心態。不出奇，香港一名資深傳媒人不久前撰文就「不改初心」，繼續用「武漢病毒」字眼，頑固依舊。

武漢一月二十三日，武漢四百多人新冠病毒受感染，17 人死亡。國家悍然下令武漢封城，全城一千萬人因而人不離城、足不出戶，措施之嚴厲舉世瞠目。在一種人類一無所知的病毒面前，這樣的防疫措施原始以致野蠻，但有效。武漢人就這樣忍受了 76 天，全城到四月八日才解封。

這既是武漢和湖北的勝利，也是全國的勝利，全國各省市都在物資和人力上為武漢和湖北作出了貢獻，醫護「逆行者」成為英雄新代號。

「封城」曾被譏諷為只有「威權」國家才會採取的落後措施，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科技先進、醫學進步不會也不必採用。半年來的無情實踐證明，這是西方的傲慢下的無知與偏見，歐美一些人甚至覺得戴口罩是「亞洲色彩」（Asiatic）行為而不屑為之，「我由上帝創造的面孔」怎能掩蓋起來？

敦煌旅遊又火爆了

事實勝於雄辨。至今，美國已有近五百五十萬人中招，十七萬多人喪生了。美國六月一項研究認為，如果 95% 的美國人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到十月一日，可減少 3.3 萬人死亡。

半年下來，在全球二千二面多萬人染病，七十八萬多人病死的事實面前，只有極少數頑劣分子死不憣悟。經常與特朗普一起出席疫情簡報的白宮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專家 Deborah Birx 醫生日前接受採訪時回顧疫情防控時不得不承認，美國防疫初期應該像意大利那樣，「意大利封鎖後，人們不允許出家門。只能每兩周出外買一次食物雜貨，一次一個小時」，不過「美國人對這種禁令是排斥的…。」

不僅是文化上的排斥而已，而是沒有可以執行的機制，包括足夠為民眾提供後勤服務的政府人員和志願人員，和民眾的自律配合，美國的「小政府」沒有完備的公共服務系統。香港也有類似情況，接連受到三波疫情衝擊後，儘管政府和專家提出和訂立了連串措施，但始終無法迅速切斷傳播鏈，也無法做到「應檢盡檢，應治盡治」，更遑論「封城」，或精準手術般的「小區封鎖」了。

中國對新冠肺炎的應對並不是無可指責的，至今仍有零星的本地病例出現。生活在「地球村」裹，常態化的新冠病毒存在，任何地方都無獨善其身。武漢水上樂園的疫後「報復式」狂歡因而不能不引起擔心，是不是太放鬆惕了？

內地大部分地區「清零」、經濟活動散瘀活血後，交通、旅遊已再興旺起來。日前看到敦煌鳴沙山的照片，登山的駱駝隊如部隊長征，看不到頭。廣州的朋友則早就「呢度去、嗰度去」，不斷有到處飲飲食食的照片放上朋友圈了。

電腦書法：「結字」重於「用筆」新證

典型的電腦書法字

對於中文書法怎樣才能寫得好，一直有個「用筆」重要、還是「結字」重要的爭論。今天可以用電腦去寫「書法」之後，一下子讓人明白了：不管你「用筆」怎麼高明，「結字」不行，一定寫不出好字。

漢字書寫，是筆劃的結合。用筆就是控制好手中的軟筆或硬筆，把字的基本元素 ── 筆劃寫好。過去寫字都用不易控制的毛筆，各種字體對筆劃都有嚴格而不同的要求，要把筆劃的起、收、運轉都寫好，殊不容易。連基本要求都做不好，怎能寫好字？趙孟頫因此說：「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用筆第一，結字其次。

已故當代書法家啟功則認為結字才是最重要的。結字不好，用筆多精妙都枉然。他說，你把王義之字帖上的字，例如「三」字的筆劃剪出，往紙上一扔，筆劃都是書聖寫的，但能成字嗎？字都不成，遑論好壞。

很簡單的三橫，彼此之間的間格、關係怎麼處理好，大有考究。如果是三豎的「川」字，難度更大。

設計師們的電腦毛筆書法之所以大都醜怪，是同樣的問題。設計師可以在 Ai (Adobe 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 的工具箱找到大量可以發揮用筆技巧的工具，例如筆刷（brush）等，裡面儲備了大量毛筆寫成的資料，有單字，有部首，有字根，有筆劃，有筆觸。筆觸尤其豐富，包括不同枯潤、粗幼、長短、曲直、聚散的，而且都可以用電腦進一步隨意調整，變化何止萬千？從運筆變化來說，可能已超乎任何書法家之上。

可是，如何把這些拼湊成字，也就是如何結字，最終取決於設計者。字寫得好不好看，最後是結字而來的效果，而不是筆劃、筆觸。這等於一個人的模樣好不好看，不是五官都長得標緻就行的，而要看配合的結果。有人從公認美貌的明星模樣中各取最美的一部分如眉、眼、鼻、唇拼湊起來，集諸美之大成，最終卻是1 + 1 < 2。

電腦書法設計軟件仍在不斷擴充、改善，工具箱會不斷擴大。將來，可能會有不同書法家的筆劃、筆觸工具箱分顏真卿的、歐陽詢的等等，這不難做到。但設計師就可以用電腦寫出好的顏體、歐體字嗎？

人工智能可能還會進一步通過學習和算法，能代替設計師把筆劃拼湊出合乎不同書體規範的字來，而不用設計師笨拙地去拼湊，這就如電腦可以計算出下圍棋每一步的的最優解，讓世界第一棋手也甘拜下風一樣。

很可能有這麼一天。畢竟，人類的發明都在於擴展人的本能，起重機比人大力，汽車比人跑得快，飛機可讓人飛上天……。電腦會寫出比人更漂亮的字也不出奇，不是已經有可以用起毛筆在宣紙揮灑自如、寫出漂亮書法的機械人（臂）了嗎？

但是起重機沒有廢掉人的雙臂，汽車沒有廢掉人的雙腿。相反，「舉鐵」、跑步反而成為時尚了。書法練習應當亦然。有朝一日，電腦書法盛行了，但你不會用電腦寫書法去怡情養性吧？到時，handmade 的書法會更矜貴，拿起任何筆來都能寫一手好字，會更讓人羡慕。

怎麼到處都是「醜體」字？

電腦書法教學示範

疫情下，社會活動基本上煞停了，除了買菜，只偶爾出門，但只要搭乘地鐵，都會受到視覺刺激：廣告牌上很難看的毛筆字。

本來，難看的東西，總會讓你急忙轉移視線。可是我又好奇：怎麼會把「書法」寫得那麼醜？是什麼人寫的？進而想到，怎麼這麼醜的字會流行起來了？人們的審美觀怎麼墮落如斯？

這其實不是近日才發現的，一段時間以來，已在內地、台灣的文宣、廣告、出版物上一再見到類似的「書法」。如今，做平面設計、刊物出版的，有非常多的電腦字款可以選擇，其中包括一些書法家優美而風格鮮明的字體，有當代書法家如啟功、舒同等的，有古代名家如王羲之、顏真卿、文徵明等的。可是眼前的那些「醜體」字出自什麼人的手筆？

我嘗試分析一下它的「風格」：都是行書；用筆重而有力，落筆收筆用力按壓，甚至因而濺出墨點；愛出鋒，必枯筆而出；筆劃多飛白；愛故意誇張、伸延個別筆劃；結字無章法，重心常失衡。

這樣的字不是現在才見到的。你只要叫沒有認真研習過書法的人用毛筆寫出「蒼勁有力」的字，就會見到類似的產品。在香港的武俠漫畫大行其道時，書報攤一本一本排開的漫畫，封面標題都用類似的字寫成。

筆擦資料庫

不同的是，現時的用筆和字形都更誇張了。所有動漫，很多電影，特別是以男性為對象，追求官能刺激、渲洩暴力的，都愛用這種字體。

可是，這些字不似出自同一人手筆。

日前，上網搜尋一些書法資料，無意中發覺了創作這種書法的線索，再追尋下去，才知道始作俑者是電腦應用程式，最受推薦的是Ai (Adobe 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有不少教學視頻。依樣畫葫蘆，就可以「寫」出看似有模有樣的「書法」來，用筆是輕是重、是柤是幼、是收是放、是潤是枯，悉隨尊便。

最重要的工具是「筆擦」（Brush），有模仿中國毛筆的，也有模仿油畫、水彩等等的，都有巨大的筆觸資料庫。用專為中文毛筆書寫建立的部首、字根、筆劃資料庫，可用來拼湊成字，再作細部調整。也可以把現成的字複製、黏貼過來，然後二次加工，改頭換面。

「書法」，電腦寫的

我看了一些教學示範，不能不佩服相關電腦軟件功能之強大。同時發現，示範的老師根本不懂毛筆書法，不知毛筆筆法、筆觸的規律，更不知道筆劃怎樣安排，結字才好看。一個人，如果五官、四肢、軀幹比例不協調，不管你怎麼化妝、打扮、裝飾都美不起來；相反，越是化妝、打扮、裝飾越是醜怪。豬八戒因此不能打扮成美人，字亦一樣。

「醜體」字出自設計專業人士之手，他們應有很高的審美觀，怎麼對書法的優劣毫無判別能力？而社會竟能接受？最令人擔心的，他們的創作充塞着現實與虛擬世界，會讓年輕一代生成怎樣的審美觀？

賞荷：綻放最美麗的自己

二零一八年攝於深圳洪湖公園

今天是荷花誕。北方一些地方有在這天群出觀荷賞荷的風俗。這一切都是人為的，與花無關。花開花落自有規律，不以人的好惡而榮枯，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花要開就開得燦爛，要結出果實來。

似乎不同民族的人，都出於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大自然美好的東西有所寄托，把人的願望以致哀傷投射到一些事物之上。花朵美麗而生命短束，幸福與苦痛在短時間內展現，所承受的感情投射就山積海聚了。

朋友最近在新界家裹園中掘地闢池，養起錦鯉，又從花墟買來水栽的金銀蓮花。金銀蓮花近日開出了小小的白花，中有金黃花蕊。朋友拍來照片，高興之餘卻說，花開一小時就謝了，「真係薄命」。

金銀蓮花大概從來沒有得到騷人墨客的太多眷顧，不似荷花、梅花等千百年來受人詠歎不絕。以荷花為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詩經》就有唱詠：「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芙蓉就是荷花。

到宋代，每逢農曆六月廿四，江南民間便相約泛舟賞荷、納涼消夏。清代舒位在《六月廿四荷花盪泛舟作》一詩中卻說：「應是花神避生日，萬人如海一花無。」那年不知什麼原故，荷花誕那天萬人蜂擁賞荷去，荷花蕩裡卻是一朵花都見不到。

今日在香港也掃興。香港疫情嚴重，要賞荷還是可以的。一位朋友月前就有一天起個大早，到拍攝荷花的熱門地點城門谷公園去，還給我提個醒。我感謝這好意，後來特意圖近便 ，帶上相機到香港公園走走，那裹每年到了夏天，都會在人工湖擺上二三十盆荷花。誰料人工湖正在維修，湖底朝天。

自從到過萬荷競放的深圳洪湖公園拍荷花，就失去在香港拍荷花的興趣。不是花多花少的問題。到處的荷花差不多，但襯托荷花的環境大不一樣。要拍出不一樣的荷花，靠的不是花，而是背景和光影。我也曾到城門谷公園拍荷花，幾十門「大炮」密匝匝地從高角度同一方向對着不多的荷花拍攝。我相信，拍出來的照片一定雷同，同攝影團到內地「擺拍」沒有分別。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不蔓不枝，予人不少聯想，有君子之花美譽。這是文人多情之想。對農民來說，種荷是出於經濟考慮，是為了蓮蓬的蓮子、污泥下的蓮藕。廣東人連荷葉都不浪費，賣去包糯米雞。所以香港種荷花只供水邊欣賞，百十朵花足夠，而內地的荷塘大到以百畝千畝計算。荷花蕩裹的荷花，只有「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白居易句）的採蓮女可以見到。

荷花不是為了誰而花開花落，只是為了自己的繁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句）這個世界，多元萬千，事物在大自然裹各自榮枯，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都盡量做好自己。花開得美麗，自然能招蜂惹蝶以傳粉接種。

賞什麼花都好，都可學習花朵之做好本份，讓最美麗的一面向世界綻放。

仁棯醬：村野風味不求精

往年的自製仁棯醬，只能回味。

 一位朋友送我一份很好的禮物：自製的仁棯醬。仁棯是從荃灣街市買來的。

如今是仁棯當造之時，我也喜歡自製仁棯醬，可惜由於疫情裹足，少到街市走動，自然買不到本來就較少見到的仁棯。過去是到旺角或深水埗買到仁棯的。也有親戚從中山買回來送給我。今年，很久沒有到旺角、深水埗街市。深水埗北河街街市最近還有人「中招」了，更不敢貿然前往。親戚沒法回中山，就更沒法買到仁棯給我了。

香港近年也有醬料行生產仁棯醬，我也獲贈過一瓶某太走精品路線生產的。拿來與朋友自製的一起對照品嘗，感覺很不一樣。

孔子對飲食頗有要求，如「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惡臭不食」等。這都正常，魚陳敗了、肉腐爛當然不能吃；食物變色，為了安全也不能吃；氣味變臭了更不該吃。他又「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嘴尖」一些，有點挑剔。不過什麼都要太精太細也未必好。現在人們講究健康，返樸歸真，野菜上大枱，粗糧當奇珍，反孔夫子之道而行呢。

就仁棯醬而言，太精太細就有失風味了。我對精心製作的乜太仁棯醬因而失望，而朋友粗製而不濫造的仁棯醬則很對口味、口感。

那瓶精製仁棯醬，如其他很多醬料製作一樣，材料都細作化，加上味道調配務求適合大眾口味，求取最大公約數，仁棯的風味就減了。大抵，風味食品為迎合大眾市場就一定有損失。香港自詡為美食中心，什麼菜系都有，但都一定有異變，如「橘逾淮為枳」。

我自製仁棯醬，把仁棯拍開後，會把果肉切開再烹煮。朋友的製作不同，仁棯拍開後成粒炮製，吃時特別有滿足感。仁棯醬可用來蒸排骨、蒸魚，但我認為用來下白粥、稀飯更好，風味更濃郁。

「食不厭精」也適用於不同的藝術，即要求功夫精到細膩，繪畫、雕刻、音樂、書法……等等都常有以細緻而動人的。近年常見推崇匠人精神，精神就體現在細微處，有讓人驚歎的一絲不苟。

不過太過工細了，不一定受歡迎，因為會顯得拘緊、匠氣，欠了灑脫、自然。

譬如演唱，有人的美聲唱得很講究，發聲的共鳴位置等十分到位，每音每字都精雕細琢，但有人會認為太聲樂化了，唱民族色彩的歌曲特別不相配。

不過，是精是細有時並不易定奪。中國的戲曲演唱有自己一套發聲方法，有很精很細之處，但若以西洋一套作標準量度，就不科學、不足為法，遑論精細？

繪畫方面也有相似的問題。中國畫的一個很大特點，是文人畫，歐美沒有這個畫種，他們的畫家都是專業的。從專業畫家角度去看，中國的文人畫自然談不上精細。可是文人畫寄托文人的精氣神，獨步平天下。以「專業」去要求，中國古代書法家也要靠邊站，因為都是業餘的，他們的專業是當官。

從仁棯信筆寫來，信馬由繮，走到遠了。總之，精細與粗放，未可一概而論，總以適可為宜。

香港的天空，你看得見？

很多事物，即使你每天面對，如若懶於思考，亦會不明所以；若是有先入為主的謬見，就更會是非顛倒，明明是白的，也見之為黑。有人更為之砌詞狡辯，或輕描淡寫地散播謬誤。

朋友傳來「生果報」一篇題為〈七月仰天觀雲圖〉的文章就是例子。

香港很多人慣於埋首次眼前利益或手機，不要說國際眼光、百年大局，連天上是藍天白雲還是陰霾密布也疏於觀察，要靠別人第二、第三手餵料，以致常被誤導。

那篇文章的作者故意用上一些天文氣象述語如卷雲、高積雲之類，看似有研究，其實對香港天空缺乏自己的觀察，以致連香港藍天白雲出現的規律都毫無認識。

文中說：「對不少二三十歲的香港人來說，記憶中的天空，也許灰濛濛的居多，就算是冬日晴天，眼見的藍，總是來得暗淡，遠處群山，永遠模糊不清，只有在農曆新年、黃金周等北方工廠連假的幾天，才得見蔚藍明亮的青天。」又說「瘟疫蔓延，讓北方廠房停產數月，才是（香港）得享青天的有力助攻。」觀之上文下理，這其實是作者自己的認識。

作者強藉他人之口說了三點，一是香港的天空「灰濛濛的居多」，二是「冬日晴天」該是藍天白雲的，三是要北方工廠春節或因瘟疫停工香港才能見到藍天。

一個地方的天空是否乾淨明淨，受內外因素影響，就是本土污染和外來污染。香港近年日益注重環境保護，空氣質素有重大改善。從環保署的「每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可以見到明顯進步。

香港一般空氣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分低、中、高、甚高、嚴重五級統計，「低」即空氣質素最好。據二零一五年至今年各年七月的累計小時數據，二零一五年屬低級的佔 79%，然後一路上升，87%, 92%, 97%, 93%，到今年七月達到99%。據此，很難想像「香港的天空灰濛濛的居多」。

也可以從能見度的數據去看。從天文台資料可見，香港的能見度冬低夏高，大致是一月最低，六七月最高。這主要是地理氣候使然，北面亞洲內陸與南面海洋的溫差，使香港寒暑之間有吹東北季風與吹西南季候風之別。於是十一、十二月雖然氣溫適中、風和日麗，但到一月二月就雲量增多，偶有冷鋒下南，內陸人口、工業密集地區的渾濁空氣隨之而來。香港要到春節「才得見蔚藍明亮的青天」之說真不知從何說起。

香港夏天吹的則是從海面來的潮濕而清潔空氣，如果雲量不多，就都是藍天白雲。可是到了打風的日子，環流也會讓香港吹起偏北風，或者高低氣壓相持下空氣流通不起來，渾濁空氣聚而不散，空氣能見度會很低，那真是灰濛濛的日子。

今年情況如何？六七月，天文台的低能見度（能見度低於八公里，相對濕度低於95%，不包括出現霧、薄霧或降水）時數都為零。是否因為大陸工廠因疫情停工？相信不是。一到三月的數字都低於去年，可能與工廠停工有關；但四月五月就高過去年，這時內地的工廠普遍重新開工了。

內地由生產形成的不潔空氣的確會影響香港。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從一九六八年至今，各月份低能見度時數最高值集中出現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那正是中國「入世」後的經濟超高速增長期。隨着中國經濟向追求質量轉型，並且強調改善環境，香港的低能見度時數逐漸減少。向前翻看，六七月連續為零，只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八八年出現過。一九八八年的八月也是零，且看今年能否再創連續三月為零的紀錄。

今年七月的天氣的確有點特別，是本港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月份，平均氣溫達30.2度，比正常值高1.4度；熱夜（日最低溫度>= 28.0 攝氏度）數目達 21 天，是有記錄以來最多熱夜的月份；全月總雨量只得125.4毫米，只為正常值的三分之一。

香港很多人有這樣那樣的荒謬觀點，很多是在別人輕描淡寫說詞下耳濡目染得來的。所謂香港難見藍天白雲之說，又順便向大陸栽贜，就是這樣的說詞。

灣仔海濱，變身前陣痛綿延

規劃中的銅鑼灣避風塘海濱

日前一個早上要去灣仔軍器廠街附近辦點事。由於疫情氣氛空前緊張，着實思量了一下交通該怎麼辦。很快就決定：走路。氣溫雖然較高，有攝氏 30 度，回程時近中午，有點難受。近日少出門之下，走一走的感覺卻很好，如果能夠靠着海邊走就更好了。可惜沿岸差不多都是坑坑漥漥的工地，一度走到前無去路，要掉路再覓去向。

天后至軍器廠街的直線距離，從地圖上看頂多兩公里。我去程採取最短的路線，沿着告士打道走，只花了 35 分鐘。回程想到海邊看看，儘管知道那裹進行了多年的地鐵等工程還遠未見窮期，路不好走，去看看有什麼變化也不錯。

對行人而言，最大變化是，路更加肝腸寸斷了。

我一向認為，香港最可觀的景色在維港兩岸，無論從港島還是九龍半島走到海邊眺望，都有世界最壯麗的景觀，可觀的自然山水，可觀的人工鬼斧。若遇上晨昏霞光璀燦，天光雲影與燈火水影爭妍，更是秀色的盛宴。

在香港經濟不斷轉型下，兩岸一些佔據海邊的貨物裝卸區已陸續遷走，改建成一些供市民休憩的海邊步道。一位居住港島西陲的朋友說，已可沿西環海邊走到中環。中環也出現了沿海步行徑。

可是灣仔這一段至今未成氣候，這既有工程因素，有官僚辦事效率因素，亦有議會鬥爭因素。各種議題議而不決已是老大難，哪怕關乎民生福旨，議員為擦存在感，甚至開明車馬為反對而封殺。香港的基建多年來為此裹足難前。

儘管香港海環水繞，「親水」這概念有點陌生。你到大大小小的公園看看就知道，稍有水景的地方都給攔起來，魚池也不可親近，或許只有不多的放船池是例外。令人高興的是，規劃署的港島海岸設計引入了親水概念。

政府早在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中就提出，隨着維港水質改善，「維港以外，香港亦有廣闊的水域，可供推廣水上康樂體育活動和親水文化。」規劃署去年十二月九日公布「灣仔北及北角海濱城市設計研究」大綱，有了親水概念。

接近完工的「水上天后廟」

這個設計規劃可謂夜長夢多，早在二零零五年就完成了構想，之後進入共識、詳細規劃……等階段，直至去年公布優化的設計大綱。其中提出「引入嶄新的設計元素，例如嶄新的嬉水概念」。設於海底隧道口、遊艇會側的「水上活動及康樂主題區」會「設日光浴區，讓遊人可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偷閒 。……建議在合適的堤岸位置設置海岸堤階（採用沒有圍欄的設計），營造逐步走向水邊的感覺。」

整個規劃中有兩個項目已在去年展開，包括會展以西的一段海濱長廊，和新灣仔碼前的一段海濱長廊。其餘的則看不到時間線。銅鑼灣避風塘可能大變身，岸邊可能有親水台階，海中的防波堤有觀景平台。一位朋友日前清晨「偷雞」從奇力島（本土舊稱是燈籠洲）遊艇會走出伸向海中的防波堤去，日後 ── 若干年後，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走到海心去觀浪迎風。

規劃中有一個小項目其實快完成了。快走完避風塘海邊時，倏然見到一座小小的白色建築物，像加進了現代設計元素的中國式小亭，細看旁邊的通告才知道，這是新建的「水上天后廟」。在規劃署的規劃圖中，這個小地盤上是「未來重置天后廟廟船的選址」。可是那建築分明不在水上，也非廟船。

還維港海邊於民，無論如何都是好事，惟望天后有靈，能助早日實現。

自製竹筆寫幽情

自製竹筆書寫：有寄心常靜，無求味最長。

朋友傳來一個淘寶的鏈接，可以購買竹筆。

竹筆由一根小竹削製而成，每枝售二十元（人民幣）上下，依紫竹、斑竹、湘妃竹之不同定價。從圖片看得出，製作很簡單，就是把小竹削成鋼筆嘴狀，鑽出儲墨的小孔，刻出引墨到筆尖的引墨線就成，完全可以自製。

這種硬筆，筆嘴可粗可幼，可寫出鋼筆字般的效果。我找來一枝廢毛筆，拔掉筆頭，不用多少工夫就製作一枝。寫字沒問題，但不理想。要讓出墨流暢受控，筆劃大小有變化，確有製作和使用的技巧。

後來再嘗試，加長筆嘴，儲墨孔移高點，引墨線的大小似乎是關鍵，要一再修正。用來當蘸墨鋼筆使用，返樸歸真，感覺不錯。

返樸歸真，一點不假。多了解之下才知道，竹筆歷史源遠流長。說到中國書法，人們都想到毛筆書法，是軟筆書法。其實中國書法也有硬筆書法，其一是竹筆書法。從出土的竹筆來看，起碼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漢代。

甘肅出土的竹筆

一九七二年，甘肅武威出土了一枝有點奇怪的竹管，當地是漢武帝時設置的張義堡（又稱張掖堡）。竹管長15厘米多，直徑0.9厘米，長短柤幼同今天普通的原珠筆差不多。一看就是一管筆，筆舌正中有一條縫隙，呈雙瓣合尖狀，結構與今日墨水筆筆嘴幾無二致。

出士之地在乾躁的河西走廊，竹筆完整，沒有使用過的痕跡。這顛覆了一般人以為中國到近代才從歐洲引進硬筆的認識。

後來，西北地區又出土了約十枝硬筆，最早的是晉代，晚一點的是西夏。

學者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竹簡又發現，很多是以硬筆書寫的，也就是說至少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硬筆，只是當時的硬筆或許沒有漢代的竹筆那麼成熟。

敦煌發現的硬筆寫本

再往前追溯，商朝甲骨文、周朝金文，都是刻畫書寫的，用的不可能是毛筆。占卜的巫師可能先用軟筆在龜甲上寫上卜辭，最後成書就得用硬物刻劃。金文先寫在泥範上，竹筆也可派用場。

敦煌出土的唐代吐蕃文書寫本和一部分漢文硬筆寫本，可能是用竹筆書寫。整理出的硬筆寫本達二萬多頁。

網上有文章說，一九四三年，高僧心道法師在敦煌傳播佛學時，有居士贈送一卷唐代藏文寫經《長壽佛經》。法師一看很吃驚，因為卷子字體古雅，字跡似墨非墨，似鉛非鉛。據說就是用竹筆書寫的。

河西走廊一帶，即古西夏之地，相鄰吐蕃（西藏），通行吐蕃、漢、番、回鶻等多種文字。有研究說，那裹的書寫工具包括藏式竹筆和漢式毛筆。藏文形狀特別，橫、真、弧線之間粗幼分明，用故意削得扁平的竹筆，最易書寫出這樣的文字。

我與一些朋友研習書法，取「軟硬兼書」之名，這名字竟然大有道理。

竹筆很簡單，而一管在手，卻真可發思古之幽情。

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

狄更斯《雙城記》開篇的第一句是：「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這至今是世界的寫照。它說的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法國。兩個半世紀過去，世界好了不少，然而也壞了不少，兩端之間的鴻溝興許更深更闊了。

小說的第二句同樣是眼前世界的深刻描繪，同樣值得重溫，：「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二百幾年來，世界最巨大的進步可能發生在科技領域，無論是農業、工業、交通、通訊、醫療等等都有飛躍式的進步，超越了那時最大膽的奇思炒想。

可是，科學進步了，不等於人們都擺脫了愚昧、落後。科學進步帶來新的生活環境，不等於其中的人們就能以科學態度看問題。今年以來爆發的全球新冠疫情，讓全世界驀然發現了一個陌生的世界，就是原來以為最先進的歐美發達國家，竟然有那麼蒙昧的一面。

據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疫情中，歐美近半新冠病死者死在護老院，儘管護老院院友只佔人口不到 1%。在採取群體免疫的瑞典，外交部長六月時困惑地說：政府早就禁止去護老院探望老人，為什麼其中仍有大量死亡？

瑞典衛生部門的確三月時就「建議」醫護人員戴口罩，但口罩沒有被列為必備的醫護防護設備。連醫護人員都不強制戴口罩，養老院護理人員就可想而知了。不少護理人員服務幾個護老院，一旦感病，就會到處傳播。

半年了，要不要戴口罩仍是歐美的爭議問題。在美國，這涉及黨爭、大選，問題更吵得熱鬧。

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按科學辦事。這不僅指科學的措施，更指科學的研究。

中國的新冠疫情與二零零三年的沙士疫情有一點很不一樣。鐘南山說：「那個時候我們就搞醫療救治，對研究的總結，對指導全世界或者推動整個學科的發展總的來說注意不夠。但這一次我們中國的科技人員醫務人員是不一樣的，一方面是全力投入搶救救治工作，另外一方面也很注意總結。」

看看數據：到五月十日為止，國際上防控權威雜誌發表的新冠肺炎研究文章共 2150 篇，中國佔 650 篇，差不多佔了1/3。

科學似乎最有說服力，事實上不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學者 Hugo Mercier 日前在《傳媒辛迪卡》（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 How to Change People’s Minds About Science （如改變人們的科學觀），說的就科學共識對公眾偏見的無奈。文章提到近年的一些例子：氣候變化、轉基因食物、核能發電。政府往往屈從於公眾的無知，最好的例子是日本福島核災難之後，素來講究科學理性的德國也關掉了科學家認為既安全又環保的核電廠。

文章指出，公眾科學認知的問題在於人們多高估了自己的認識水平。

美國《大西洋月刊》認為，今天的美國人生活在一個「失敗國家」。 很大程度上，這是民眾科學認知的失敗。一百多年前，中國曾呼籲塞先生東來，今天，塞先生要西歸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