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人士」？

日暮香江

一位新聞業朋友通過手機相問：以前老師教過，「人士」是尊稱，有人被捕了不會稱之為「被捕人士」，這印象對嗎？

「人士」這詞很通用，最近的新聞報道中聽得見得最多的是示威人士、被捕人士。我每次聽到都不以為然。近來盡量不看新聞，這是原因之一。記者、編輯過去有崇高地位，被視為「有識之士」，讀書人過去確被稱為士。不過從他們對「人士」的認識看來，居於「士」之列應當有愧？

在中國古代，士是統治集團的一個階層，次於卿大夫，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的排列，屬貴族中等級最低者。而按古代的四民（四種公民）排列，士則在士農工商中居首。在《詩經》中，「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士不過是未婚男子，或者是男子的美稱。後來，士又曾用以指居官受祿的人；出現「仕」字之後，這部分人被區分開來。在香港，常見有人把「人士」寫作「人仕」，是不知士與仕有別之故。

無論如何，能稱作士的，都受到尊敬，如學士、碩士、博士、護士、壯士、烈士……，即使鬥牛士、大力士也有不低的社會地位。

台灣的教育部《國語辭典》說，人士是「社會上一般人的統稱，如：『社會人士』，『地方人士』」。可是它在「地區人士」詞條中，則指這是「居住在某地區，並足以代表該地區的人。」「足以代表該地區」的，就不該是某個地區「一般人的統稱」了。

《新華字典》的「人士」條有四個義項：1，有名望的人，舊時多指社會上層分子。2，現泛指有一定社會地位或在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3，指文人、士人。4，民眾。

《現代漢語詞典》中「人士」條：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物，英語釋義為 personage; person with certain social influence。指的更不是一般人了，是個「人物」。

「人士」在這裡不過是一般用語，並非法律名詞，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必以 「人士」尊稱，不會有多大爭議，憑常識可以判斷。

可是在「各界人士」、「社會人士」等使用過濫之下，人們多已不覺得「人士」是美稱、尊稱、敬稱了，於是有犯罪人士、被捕人士、吸毒人士等等不知所謂的用語。並不是說犯罪了、被拘捕了、吸毒了就不值得尊重，而是說不必美稱之、尊稱之、敬稱之。記者報道的是客觀事實，應當不偏不倚。對於犯罪、被捕、吸毒之人，不必褒，也不必貶。平實地稱之為犯罪者、被捕者、吸毒者就很好。

香港有依法示威的自由，這樣的行為如果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而且守法，應當受到尊重。示威的議題儘管有爭議，不容易達到共識，但是否如一些人所說的「和理非」，是否守法，是有目共睹的，用一般人的常識可以判斷。明明在目張膽地堵塞交通、拆毀公物、襲擊警察、毀車縱火、截停地鐵、擾亂秩序、暴力衝擊立法會……，仍稱之為「示威人士」，分明是為虎作倀，我聽到就心裡發毛。

我只覺得，這樣的傳媒與那些寫出「撒銷」、「現伐」、「報愁」、「狗延殘喘」標語的示威者的智力水平，難分軒輊。

更令我難過的是，這也是政府的用語！這是什麼管治心態的反映？

中性筆：讓硬筆書法練習更遂心

中性筆

練習音樂與練習書法，頗有相通之處。正在與多位玩中樂的朋友一起研習書法，他們很快就體悟到當中道理來。

多年前在《紐約時報》上讀到題為 Is Music the Key to Success? (音樂是成功的關鍵嗎?) 的文章，覺得很好，曾把它翻譯出來放在「筆下留情」上，與大家分享。當中有一點特別印象深刻的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總裁兼駐白宮記者 Chuck Todd 談到自己的事業時說過：「我總以為，我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是因為比其他人努力。」這能力源自「把獨奏曲多練習一遍，把那段音樂多練習一遍」的經驗。他說：「只有音樂能讓你懂得，通過努力就可以有好表現。結果你看到了。」他也是佛羅里達州的全州交響樂團 (All-State Orchestra) 的首席法國號手。

你若玩過音樂，一定會對這有共鳴。演奏的音樂的逐個樂句反覆練習，最能證明「天道酬勤」並非虛言。寫字亦一樣，每個字都是一筆一劃寫成的，你用心去寫，就能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到進步。

每個上過學的中國人，從小開始學寫字，幾十年下來寫過多少一筆一劃、多少個字？當數以十萬、百萬計吧？可是，有人寫得好，有人寫得不好，差別在哪裡？是否用心去寫很重要，不用心就把寫過十萬、百萬字計的過程白費了，努力付諸流水，非常可惜。

白費了的原因很多，有客觀的，如老師寫的字從來未予你美的啟蒙，老師也從來不作啟發；有主觀的，如你從來不把寫字當作回事。到有一天，你覺得要把字寫好時，如何入手？

「本分事，平常心，自在人。」

多年前去聽過台灣藝術家奚松的一個講座，他曾到法國學油畫，後來又拿起毛筆畫觀音、寫字，把毛筆白描和書法當作禪修。他提議，在家裡布置一個角落把文房四寶都鋪開，隨時可以走過去安坐下來蘸墨舒毫，作活在當下的片刻修習。

這說易行難。先不說你家裡能不能布置這樣一個空間，即使有，你每次寫字還得倒墨、浣筆等，若非有充分閑暇，做不了。

於是不少人提倡硬筆書法。

「步出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

近日經朋友介紹，才知道硬筆中的中性筆有很好的書寫效果。什麼叫中性筆？一搜尋才知道其中大有學問。所謂中性是指筆芯內的顏料既非油性（如原子筆）也非水性（如很多絨頭筆），而是介乎二者之間，又叫 Rollerball pen（滾珠筆），Gel ink pen（啫喱筆）。它的筆咀又分子彈頭（如原子筆）、針管、半針管結構，再加上不同品牌、不同筆尖尺寸、不同顏色，中性筆有很多選擇。走進較大的文具店去，中性筆之繁多可以讓你眼花繚亂。

此外，書寫效果又與紙下面墊子之軟硬有很大關係。我發覺，用真皮、假皮或鼠標膠墊的效果都好，畫氈太軟，筆尖太幼（如0.5mm)，紙易穿。用1.0mm的筆書寫，線條粗細對比很大；寫的字較小就要用0.7mm。寫楷書、隷書都很好，寫行書，牽絲可以很細很飄逸。

這樣，你只要帶備一枝中性筆，一張紙或一本薄，找個可以安坐的地方，有張桌子最好，便可以寫一首詩、一個金句，讓心安靜下來。不過要注意，中性筆易漏墨，隨身擕帶得小心。

一行禪師說過：「我們修習的是要皈依當下一刻。因為當下一刻存在着，當下一刻充滿生命，充滿微妙。我們毋須跑到未來才能得到它。你懂得停下來，完全活在此刻，你已經是一個奇蹟，在你周圍有很多可以體驗的微妙。」既然這一刻可以是行住坐臥，當然可以是書寫。

香港注定會淪為亞洲的威尼斯嗎？

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歐亞未來」（Euroasia Future) 負責人亞當·加里（Adam Garrie）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六日在「歐亞未來」官方網站刊發評論文章：香港注定會淪為亞洲的威尼斯嗎（Is Hong Kong Destined to be The Venice of Asia?），觀察者網馬力譯文如下：

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歐亞未來」負責人：亞當·加里

在貿易與航運發展的黃金時代，威尼斯共和國（中世紀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和國。威尼斯最早是東羅馬帝國的一個附屬國，於8世紀獲得自治權。中世紀時期，威尼斯由於控制了貿易路線而變得非常富裕。15世紀奧斯曼帝國崛起後，威尼斯逐漸衰落並於1797年被拿破崙所滅，後成為奧地利帝國的一部分。1866年威尼斯併入意大利王國 - 觀察者網注），堪稱全世界在商業領域最成功的國家。威尼斯位於傳統絲綢之路西端終點的有利位置，它所擁有的多條通往亞洲的重要航線以及它作為歐洲主要貿易門戶的地位使得這座港口城市成為了一個既繁華又充滿趣味的地方。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西洋貿易航線在15世紀末的開通以及歐洲和西亞幾大貿易和軍事強國的崛起使得這個小共和國最終還是難免落入衰敗的命運。威尼斯作為一個地緣經濟中心的衰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然而到了拿破崙時代，當威尼斯共和國終止存在時，與其興盛時期相比，整個外部世界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在李光耀的新加坡崛起之前，在日本戰後經濟重建完成之前，在韓國的經濟奇蹟出現之前，香港這座城市早已存在。隨着英國對「蘇伊士以東」地區逐漸喪失興趣，香港逐漸變成了一個逝去時代的政治遺跡，不過它後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香港之所以能成功崛起成為全球重要的金融與貿易中心與中國人的革新精神和勤奮工作是分不開的，中國之所以能在1978年之後華麗轉身也是源於中國人身上的這一特質。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香港以及另一個英國的前殖民地新加坡雖然都是彈丸之地，但它們的經濟能量已經開始讓那些住在英倫三島上的人們感到些許尷尬了。

1997年，當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又重新團聚時，它的經濟活力並未受到影響，甚至直到今天，香港仍然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雖然中國早已擁有十幾個超級經濟都市）。

然而世界一直在變，最近香港出現的極端抗議示威活動表明，一些香港人對想像中的過去比對適應未來更加感興趣（some Hong Kong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looking to an imagined past rather than adapting to the future）。無論是高舉在國際上早已名譽掃地，不得人心，即便在其發源地也已獲得「避之唯恐不及」待遇的自由主義（想想英國脫歐和美國的特朗普吧），還是高舉殖民時代旗幟衝擊立法機關，或者是主動向來自內地的人士挑釁，那些香港抗議示威者內心狹隘的，愚民的地方本位主義（the petty obscurantist parochialism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不僅對當下的香港造成了負面影響，而且還將對香港未來的長遠發展造成嚴重損害。

在很多層面上來講，威尼斯太過弱小，無法適應一個不斷變化的歐洲，而且其有限的規模也限制了它與競爭對手進行對抗的能力。而香港完全不同，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一部分，是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同樣面臨變局，香港顯然比威尼斯的優勢要大得多。

回歸中國給香港這座城市提供了轉型的歷史機會，香港完全可以從行將就木的大英帝國體系裡的一個孤立城市轉型成為在龐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由眾多超級經濟都市構成的合作網絡的一部分。「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能夠讓香港在獲得一個全球超級大國的經濟和軍事保護的同時還可以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質。

那些短視的，沒有頭腦的示威者竟然希望用暴力將香港拖入曾降臨到威尼斯頭上的命運，這真是太荒唐了（it is nothing short of absurd that short sighted and non-thinking protesters should wish to violently drag Hong Kong towards a fate that befell the Republic of Venice）。如果說威尼斯共和國是被外部力量殺死的，那麼香港就是在自殺。

在香港，如果真的有一群人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孤立於外界，遠離眾人視線，以當地有限的生產力和西方施捨為生的地方（西方施捨從來都是以接受者的政治和文化主權為代價的），那麼這樣一群人不僅缺乏法律意識，他們還缺乏智商（such people are not only lawless but are clueless）。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有意願向中國發起挑戰並重新將香港納入大英帝國的懷抱。事實上，大英帝國本身早已不復存在。

如果你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半獨立的西方衛星國，那麼這就相當於世界上眾多國家在21世紀願意違背自己的法律和邏輯常識，承認存在三個中國（不是一個，也不是兩個）。如果這種情況變為現實的話，當香港在外國投資者眼中不再是那隻充滿活力的亞洲小龍時，中國即便想幫助香港也無能為力了。

李光耀給新加坡留下了遺言，他告誡新加坡人，一定要有務實精神並重視產業升級，那些香港示威者對這兩點毫無理解，他們從中國為全世界帶來積極影響的改革開放政策中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香港當然不會毀於哪位當代拿破崙之手，不過一些瘋狂的香港人似乎正在把香港經濟的命運拖入深淵，這一過程發展得比如今已毫無經濟影響力的博物館一樣的威尼斯曾經歷的沉淪還要快。

英語原文：https://eurasiafuture.com/2019/07/16/is-hong-kong-destined-to-be-the-venice-of-asia/

波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林毅夫（右）與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

從香港近來時局，可能有些人會聯想到近三十年前曾經發生過「蘇東波」巨變的東歐。世界政治格局經此一役大變。中國當年也一度陷入低谷，可是一九九二年起浴火重生，重前走上快車道，一往無前。而「蘇東波」地區至今沉疴難起，波蘭是極少數例外之一。

從波蘭，可是看到歷史的嘲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波蘭當年率先向西方傾斜，以致釀成「蘇東波」雪崩式巨變，今天卻東望，向中國經濟取經，借鑒和實踐起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來了。

在波瀾詭譎的國際時局中，波蘭的經濟表現並不特別受注意。EuroNews （歐洲新聞網）網一個月前有報道為波蘭鳴不平： How Poland’s '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 is going unreported （波蘭的「黃金時代」經濟增長是怎麼被傳媒忽略的）。這標題有點誇大了，其實早在二零一七年七月，《纽約時報》就有這樣的評論：The Next Economic Powerhouse? Poland （下一個經濟發動機在哪裡？波蘭）

不過這也言過其實了，因為以波蘭的經濟體量，作為經濟發動機的能量有限。波蘭人口僅三千八百餘萬，相當於中國人口排第17位的黑龍江省，稍多於福建省。

但波蘭近年的經濟表現的確亮麗，二零一八年以歐盟一成的人口，創造了整個歐盟七成的就業機會。在目前全球經濟放緩下，波蘭上升成為歐盟第七大經濟體。

波蘭的人均GDP已達到一萬三千美元，逼近發達國家門檻。《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波蘭致富的秘密中，政局穩定重於經濟發展速度；很多新興國家，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巴西、墨西哥，九十年初的印尼、泰國，發展速度都曾經遠在波蘭的 4% 均速之上，可是無法持續，不久就陷入危機。

戰後以來，世上二百多個後發展經濟體中，能踏進高收入門檻的屈指可數。少數成功的國家/地區，其主要經濟政策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一般是錯誤的。中國的成就卻不單在事實上，而且在理論上，顛覆了西方經濟理論，而且人口超過發達國家的總和。其中主要的就是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地區要從其自身要素禀賦結構出發，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果有「中國模式」，這就是精髓所在。

這樣的模式日益受到國際注視，越南、老撾的成績很突出，非洲一些國家在跟上，而波蘭作為工業化國家也實踐林毅夫的理論則有點不尋常。

二零一五年十月，波蘭法律與公正黨上台後即宣布要制定國家發展計劃。要回到計劃經濟嗎？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和發展部部長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說：「我們根據的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政府要完善市場，發揮有為的作用來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莫拉維茨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更晉身為總理。

林毅夫不是突然受歡迎的，他的理論早在波蘭經濟學界揚名。比如，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與他有十多年交情，一直參與波蘭的經濟轉軌工程。

說到波蘭，香港很多人會知道前團結工會主席華里沙。香港電台有紀錄片拿他與搞學運的王丹比較，說他在「蘇東波」巨變後榮當為總理，而王成了階下囚。可是紀錄片沒有往下說他幾年後就被轟下台，後來再參選，得票不到 1%。華里沙只能破，不能立。

紅衛兵當年以大破聞名，什麼都打個稀巴爛。今日香港的黃衛兵、黑衛兵也勇武，但以他們的智力水平，能立嗎？

江湖之遠，虛擬與現實

在香港，大概每個成年人都讀過甚至沉迷過武俠小說，特別是年輕時。以金庸、梁羽生著作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五六十年代誕生於香港，並傳播到全世界的華人社會，曾風靡一時。後來又隨着香港的功夫電視武俠劇、電影武俠片，掀起另一波浪潮，影響超越華人世界。

已故數學家華羅庚曾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說：「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這話並不誇張。童話以非凡的想像，彌補了現實世界的缺憾，予閱世未深的小孩精神滿足。人的年紀大了，對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世界失望增加，武俠小說對他們無疑是恩物。不僅社會下層最受逼迫的販夫走卒，就算社會精英分子，亦爭相投進武俠小說去找個躲避現實的世外桃源。

內地官媒曾報道，金庸小說在內地還為「禁書」之時，鄧小平就從境外買來金庸小說。「鄧小平習慣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時，津津有味地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會帶上武俠小說。他睡前愛看武俠小說，是貪它不用動腦筋，看得輕鬆、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武俠小說的濫觴可以追溯到洪荒時代對英雄人物的崇拜。魏晉六朝的志怪小說，後來催生了唐傳奇、宋元話本。至明清，《水滸傳》、《三俠五義》等白話小說興起，成為現代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

武俠小說有個特點，就是都以改朝換代、漢族與外族戰爭之動盪作為英雄輩出的背景，在這樣的時勢，人都以武力證明自身價值，這亦為小說建立起行俠仗義的基本思想基調。

武俠小說的場境是所謂「江湖」。

江湖一語早見於《莊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後來也泛指社會、民間、隐士居處。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江湖就是遠離皇帝、遠離官府的地方。武俠小說中的江湖，更是山高皇帝遠，且有着自己的遊戲規則。

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少有兼善天下之志，但同時又不甘於俗流而有獨善其身的嚮往，其時雖窮而最好不愁衣食，有紅袖添香，有詩書作伴，能間中「該出手時就出手」行俠仗義一下，豪氣干雲一番就更好。可是現實世界能有這般的出世境界麼？走進武俠小說中神馳片刻好了。

以前，人們儘管嚮往武俠的江湖，總能把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分得清楚，知道什麼是虛擬的，什麼是真實的。

高新科技的出現，似乎在打破這個界限。據說，伴隨着網絡虛擬世界成長的年輕人的心智已大大不同於他們的父輩。他們是所謂後物質時代的人，不愁衣食，而在嚶鳴相類的網上朋輩間建立起超廣博的世界，一個可以跨越國界而又與現實交錯的新江湖。

與舊江湖一樣，新江湖有自己一套遊戲規則，視現實世界的法律為無物。說是遊戲規則是真的，很多行事方式與他們的網上遊戲相似，問題都靠暴力解決。不同的是，不會「憂其民」、「憂其君」，只在意於自己「高大上」而虛渺的利益和價值觀，如在遊戲中攻佔某個城堡。

江湖不遠，就在身邊。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房寧認為：「任何一個事物都有A，B兩面，如果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主流的、公開的、法治的社會，那麼就一定會有一個化外之境，一個非主流的、隱蔽的，甚至是非法的另類『社會』。換句話也可以說，主流社會是一種公開的，為法律認可的秩序，而黑社會是另一種隱蔽，非法的秩序。中國以前有一個說法 ── 江湖，這個江湖就是主流社會之外的另類社會。需要指出的是，黑社會和主流社會有著伴生關係。」江湖就在身邊，黑社會就在身邊。

梁羽生就「俠」的定義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看着當前亂局，恍惚之間竟渴望有這樣的大俠出現。

梁羽生曾以「情懷蕭索覓佳人」對魯迅的「心事浩茫連廣宇」。「佳人」何處？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

翻開舊筆記本，見到一段剪報。

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明報》，蔡子強文：六四事件之後，我一直無法原諒柴玲，這不單是因為這位學生領袖當時曾帶頭高喊：「頭可斷，向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這些令學生「退無可退 」的說話，更是因為她在一個訪問（見於紀錄片《天安門》中），這樣親口說過：「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無賴至極時，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時， 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擦亮眼睛團結起來，但這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當年，柴玲等人的「我們」祈求到了流血。今天，香港執法力量不斷受到挑釁，容忍能力被推至極限。似乎，又有人在試圖按照舊劇本編寫歷史，也在渴求「血流成河」。

從切蛋糕到程序刻板

昨日與家人到油麻地一家平民化飯館吃晚飯，飯後分享生日蛋糕時，聊起了多年前在一家酒家切生日蛋糕的趣事：效勞的酒家服務員竟然以切馬拉糕的刀法切西式奶油蛋糕。大家對當時一些細節已記不清楚，幸好，我在這裡紀錄了。一搜尋，就把文章翻出來。對比當前，有溫故知新之效。

中國人的蒸糕花樣百出，沒有人能準確知道有多少品種，單是粵人地區就數不勝數，都因時因地而異，各個季節、節慶有不同的蒸糕。相同的是，糕都是各種材料混和下蒸成的，每口都吃到一樣的材料、味道，天然「平等」。

西式奶油蛋糕不一樣，它的重點是其中的奶油。英語的奶油(cream)一字也有精華之義，一個國家的「奶油」、一支軍隊的「奶油」就是其中的精英分子。蛋糕的奶油主要抹在蛋糕的上面和周邊，表面和內裡很不一樣，不可能每口吃到一樣的食材和味道，所以分切蛋糕很講究。一般蛋糕都是圓形的，要從圓心作放射性的分切。要「平等」，一定要嚴格遵守這個程序。

於是，用切馬拉糕的縱橫刀法切奶油蛋糕就不可接受 ── 有違「程序公義」。

昨晚也切了一個蛋糕，是西式的，抹茶芝士蛋糕，可是用切馬拉糕的縱橫刀法切開分享，沒有人有異議。奇怪麼？

關鍵是，蛋糕雖曰西式，卻是方形的，「奶油」上下分層分夾。你縱橫分切也保證人人「平等」，都能分享到一樣的蛋糕。

這是否可以說明：刻板的程序其實並非不可以改變，先把蛋糕改變就行。

不過有人會立即說，改變「蛋糕」比改變「程序」更難。── 這正是當今世界的嚴重問題。要造新蛋糕，有既定的嚴格程序，程序重重設障，首先就克服不了，新蛋糕就可望不可即。畫餅充飢好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經過一二百年發展，已千瘡百孔。不少西方政治學者、政治家憂心忡忡之餘，只能哀嘆，毫無改善制度的能力。

在那篇〈切馬拉糕刀法的啟示〉舊文中，有些文字自覺值得重溫：

「人的思維有不愛思考的趨勢，所有事情都盡可能形成定勢，然後按既定模式做事，形成無意識動作，不作思考，也不必思考。吃飯、穿衣、走路……等等都不假思索地去做，駕車、開關電腦……也可以不假思索。

「一本關於創意的書有這樣的論述：The real purpose of thinking is to abolish thinking. As a self-organizing information system, the human brain allows incoming information to organize itself into routine patterns. (思考的真正目的是撤銷思考。人的大腦作為一個自我組織的信息系統，會讓輸入的信息形成慣性模式。)創意設計，就是要讓設計方便得讓你很快就「唔使用腦」地使用。這就是「傻瓜機」大受歡迎的最大秘密。

「必須知道，這是不自覺地進行的。人因此經常「唔使用腦」地行事，按習慣了的模式去做事、去看問題、去『思考』── 一切其實都不假思索，按『自動波』(既定程式)進行。真至踫了釘 ── 例如發覺切馬拉糕的刀法原來是不可以切遍天下的 ── 才猛然驚覺。」

軟硬兼書：書山上，覓新徑

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白居易句。
（絨頭筆書法）

書法是中國人的獨門藝術。可是漢字書法面臨着傳承問題。有華人的地方仍有很多書法愛好者，但相對於從前，能把字寫得漂亮的人絕對是減少了。以前的讀書人都要在寫字上下苦功，如今完全沒有這樣的要求。倒是寫着「娃娃體」中文的高級知識分子彼彼皆是，這還是就寫硬筆而言的，換上毛筆，可能根本寫不成字。

寫好中文字真那麼難嗎？

的確不容易。看看小孩字學寫字之艱難就知道，要好長時間才能把自己的名字寫進方格去。使死勁的練習，把手指的肌肉都寫歪，字更難寫好。你見過幾個孩子、年輕人的執筆姿勢是自然順眼的？「字無幼功」（啟功語），過早習字反而有反效果。

到進了學校，老師教認字，卻絕少教學生寫好字，即使有書法課也是聊備一格。老師可以給你一個「劣」字評語，但不會教你如何達到「可」，要「良」或「優」更不必想了，老師的字可能都是「娃娃體」。這樣，學生能寫好字，會對書法有趣嗎？

我慶幸年少時遇到粉筆字、毛筆字都寫得非常出色的老師，不過他們只身教，從未言傳。我寫書法要靠自己摸索，臨摹自學。

不少人年長了，退休了，對寫不好中文字有愧咎，反而對書法萌生出新興趣。約十年前，曾有同事讓我趁午飯時間教書法，我反正不用太花時間，就試着教，從毛筆筆法最簡單的篆書入手。幾課下來，連一個像樣的字都教不好，就吃「謝師宴」了。該怎麼教書法？我一直在心裡啄磨。

最近，再與朋友一起研習起書法來，走的是另一個方向。研習班有個特別的名字：軟硬兼書。顧名思義，既寫軟筆（毛筆），也寫硬筆（墨水筆、鉛筆等等），而且是先硬筆，後軟筆。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集杜甫、劉禹錫句。（墨水筆書法）

已故紅學家兼書法家周汝昌講到學書上的「帖派」（以書帖為師）與「碑派」（以碑刻為師）之爭時說，學帖寫不好還是活的字，學碑寫不好就是刻板字。其實兩者之別也是用場之別，一種是日常工作、生活可以用上的書體，一種是掛上大雅之堂展示的書體。你不會用魏碑、漢隷、顏體去寫個便條、信箋吧？

中文書法的實用性在下降，可是仍有在關鍵時刻一展鋒芒的機會。以前，我以為寫好毛筆字，硬筆字一定好。事實證明，不少學書者可以寫個中堂、條幅掛展，卻就是無法寫個見得人的便條。硬筆字不錯，更不一定能用毛筆寫出好字，軟遢遢的毛筆實在太難為人。

那麼要把字寫好，該從哪裡入手？

周汝昌認為書法有三方面：用筆、結構（結字）、風格。這是傳統的看法，用筆第一，如趙孟頫說：「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啟功則認為結字為主。結字不好，用筆多精妙都枉然。

要學好結字，最好從硬筆入手，免去毛筆的阻撓，可以專心學好結字。硬筆字不是沒有筆法問題，但相對於毛筆，簡單得多了。不過一些硬筆特別是墨水筆和一些絨頭筆，按壓之間，也有毛筆般的筆法效果。

更基本的是，先把一橫一豎的配搭寫好，這就像建築物的架構，整齊、規範了，先就予人工整的印象。真都垂直，橫可以隨個人習慣和喜好，統一方向斜行或成弧，其中會有很多變化，形成不同的風格和字體。有了這樣的架構，把某個字主要的橫劃加點弧度，寫出蠶頭雁尾來，就有款書味道。

練習毛筆用筆是下一步。習好筆法和結字，風格是水到渠成的事。

看來，用筆與結字不必對立起來。從硬筆入手，用筆簡單，與結字的對立甚至不存在。似乎可以這樣說：用筆為先，結字為重；硬筆入手，軟筆所求。軟硬兼書，最終希望能寫出一手自己風格的好字，小至貼紙，大至中堂，而不是人人一樣的什麼書、什麼體。

從攝影看香港之變

剛才去香港中央圖書館還書，不期而參觀了難得的「香港百年 歷史光影」攝影展。香港不乏懷舊攝影展，但像這樣較完整而有系統地展示香港自「開埠」以來歷史的不多見。

攝影展展出的照片達數百張，是十幾個民間攝影會從徵集的數千幅作品中精選出來的，還有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貢獻。展覽從各方面反映了香港從一個小漁村演變為國際大都會的變化。

香港這一演變，說得多了會變成套話，言者聽者都未必真箇明白或體會到其中的強烈對比和艱難發展。攝影展把這些都呈現在目前，靠的景物對比、人物刻劃，不必多花語言筆墨。其中有很多民生畫面。

香港曾經是世界最出名的攝影沙龍之都，產生過無數大師級攝影家。他們的創作，除了取材自有限的香港景色如沙田、吐露港、大澳水鄉等，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麕集香江的各式人等的生活。香港戰後人口急增，老的少的，都要為生活、為生存孜孜以求。

一些小孩的照片很吸引我注意。一幀中，十幾個不到十歲的孩子聚攏着看小人書，地點看來是理髮檔 ── 都是「低頭族」，前面一個只有五六歲的女孩用孭帶背着只有一歲多的弟弟或妹妹也在看，沒有得坐，只能挨牆站着；背上的弟弟或妹妹睡得正香，她肯定不敢緊靠牆壁。另一個男孩也得「湊仔」，抱着的弟弟或妹妹看來更小，張着眼睛吮手指。「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另一幀也是街邊抓拍的，一個母親照顧着三個孩子，前面一個四五歲的，在小木箱上寫作業，旁邊的母親一面愁苦，目光茫然。牆上掠着衣物，人的背後隱約見到有木刨放在工作檯上。

另一位被拍攝到的母親是報販，一邊看檔一邊照顧着兩個孩子，三歲左右的那個趴在帆布椅上睡着了，另一個更小的倒八叉地熟睡在母親兩腿上。

一幅拍的是「寫相」檔口，與十餘幅大頭相同樣觸目的是一字排開六個參差坐在短凳上看小人書的孩子。

這些照片大概攝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都是香港經濟七十年代起飛前的影象。還有不少十九世紀的照片，有些怎麼也對比不出今日的容貌來。例如一張九龍塘的照片，前面是弧型的沙灘，後面的山巒看來是鑽石山、飛鵝山，是歷史博物館提供的照片。

和最近的照片比對，五十年左右之變，真有滄海桑地之感，不經歷其中過程，可能難以置信。照片中不少人應當還在，可以作活生生的見證。上述照片中的孩子如今應已屆耄耋之年，當中可能有人已晉身社會精英行列。香港今天的成就不乏他們的貢獻、離不開他們的貢獻。他們的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都是香港可寶貴的資產，可資年輕一輩借鑒。我無法理解，怎麼能把他們與香港的未來對立起來？

吃多少雞蛋，仍然是問題

世界發展得很快，標誌之一是知識更新之快。資訊爆炸下，各種信息目不暇給，很多重要的新信息會錯過了，包括重要的保健資訊。近日一再聽到有朋友忌違雞蛋，就是這種現象。

隨着心血管病病發率不斷上升，人們對造成病患的膽固醇重視起來，雞蛋的膽固醇含量高，於是不少人畏吃雞蛋，特別是其中最富營養的蛋黃。可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發現，吃進的膽固醇對人體血管裡膽固醇的水平影響不大。

美國醫學研究發達，很多地方的醫療標準會向美國看齊，美國的食物金字塔於是也仿如世界的標準。美國有一個由14名專家組成的飲食顧問委員會 (Dietary Guidelines Advisory Committee)，每五年就飲食問題向有關部門提交一個報告。二零一五年，美國 今年二月發表的指引，是很多人的好消息，其中宣告：「膽固醇作為營養素，並不是過量食用就值得擔心的 (cholesterol is not considered a nutrient of concern for overconsumption)。」

雞蛋其實此前已「解禁」了，譬如英國心臟基金會(British Heart Foundation)的網頁在解答該吃多少雞蛋的疑問時早就說：「對大部分人來說，現時沒有一星期該吃多少雞蛋的限制。多年來的不同推薦，造成了人們認識上的混亂。過去建議少吃雞蛋，是因為以為吃膽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如肝、腎、貝殼類和雞蛋)會推高人體的膽固醇水平。但隨着這方面的研究進展，我們對於含膽固醇食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的認識也提高了。對大部分人來說，進食飽和脂肪的影響，遠遠大過進食含膽固醇食物例如雞蛋、貝殼類的影響。因此，如果你喜歡吃雞蛋，把它加進你均衡的、多樣化的餐單中好了，除非你的醫生或營養師有其他意見。」它刻意模糊以免責，清楚的是，沒有建議你一天可吃多少。

不過不可否認，對食物膽固醇的擔心仍然存在，揮之不去。今年三月，美國西北大學一個研究報告，又使問題重燃起來。

這個發表在《美國醫學協會學報》（JAMA）的報告，綜合了美國各地六項研究的數據，涉及17年來對近三萬成年人的跟蹤。報告說，每天進食 300 微克膽固醇的人，相比不吃雞蛋的人，得心臟病的風險高17%。據美國近十年前的飲食建議，每日的食物膽固醇上限是 300 微克，約一個半雞蛋。

報告中關於飲食的統計是自報的，不知道吃的雞蛋是怎麼烹調的，更不是專門針對雞蛋與心血管病關係的研究。研究的可信性因而受質疑。

美國的《飲食指南》每五年更新一次，如今距離上一個《飲食指南》發表已五年。上網一搜尋，知道飲食顧問委員會已就《2021-2025 飲食指南》召開第一次會議。新的指南年內應發表，且看有沒有須要更新的新知吧。

但亦須知道，個人的健康不只取決於某一種食物，而與整體飲食習慣、食譜有關。美國的《飲食指南》是針對美國人的飲食習慣發出的。我們這邊的中國人的飲習慣和生活習慣與地球那邊的美國人大不一樣。

為何登月陰謀論 50 年不散？

占士邦闖進登月攝影棚

再過幾天，七月二十一日，是人類值得隆重紀念的日子。五十年前的當天，人類登陸了月球，美國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在這個引起過人類無盡遐想的冷寂星體上，留下了人類的第一個腳印。

這是美國阿波羅計劃的最重大成果。工程由美國一九六一年下令追趕蘇聯的太空優勢開始，至一九七二年第六次登月成功後結束，歷時十一年。計劃耗資 255 億美元，調集了二百多所大學、八十多個科研機構、二萬餘家企業參與，總人數三四十萬。

這是美國最值得驕傲的科技成就之一。可是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美國以至全世界，很多人不相信真有其事，認為這是個騙局。上網搜尋一下，登月陰謀論的各種議論鋪天蓋地。

據維基的「阿波羅登月計劃陰謀論」條，一九九九年蓋洛普組織民意調查發現，89%的美國公民相信人類曾經登陸過月球，而6%的人不相信，5%的人則不確定或無意見。美國 Discovery 頻道 MythBusters (流言終結者)節目破解此「流言」的一集的調查更發現，高達兩成美國公民不相信美國人曾經登陸月球。二零一三年有報道說，37%美國人不相信人類登月了。

英國《衛報》日前刊登了一篇是為〈為什麼這麼多人認為登月是假的？〉長文，說16%英國人認同這是個騙局。更令人驚訝的是，24 至 35 歲年齡組別中，認同是騙局的高達 21%。

24 至 35 歲應是各個年齡組別中教育水平最高的，這個年齡段的人熟悉互聯網，有能力接收各種各樣的資訊，而且有一定社會閱歷，具有較高分析能力。可是，這些人每五個就有一個不相信人類已有能力登上月球又回來。

美國太空人從登月器步下

流言與登月同時發生，一個叫 Bill Kaysing 的人是時編印了一份以 We Never Went to the Moon: America’s Thirty Billion Dollar Swindle（我們從沒到過月球：美國的300億美元騙局）的傳單。到阿波羅計劃無以為繼之後，他更就此出版了一本書。這人有一定技術背景一九五六年受僱於建造土星五型火箭上的 F-1 引擎的 Rocketdyne 公司，是噴射推進領域實驗室技術文件單位的經理。他計算，人工登月的成功率僅為 0.0017%；美國要同蘇聯展開太空競爭，偽造假的登月影片比真的登月簡單得多。

那時，美國全國正陷入反越戰的風潮中，美國政府的政策受到越來越廣泛質疑。登月陰謀論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發酵

看似不經的流言，一旦得主觀價值觀認同，不必什麼證據支持，就能得到深信不疑，這與教育水平無關。登月陰謀論支持者不乏「有識之士」，例如《衛報》報道，美國新澤西一名社會學教授去年被曝光，對學生宣揚登月是假局。

互聯網方便人們查證，可是亦讓造謠者提供了廣泛散播流言的平台。美國太空總署前首席歷史學家 Roger Launius 哀嘆：「真相是 ，美國人偏愛陰謀論。一旦發生什麼大事，總有人從負面去解讀。」

對於種種流言，太空總署的科學家歷來以不值一哂姿態對待。二零零一年，當美國霍士電視台 ── 就是特朗普最喜愛的那家 ── 推出〈我們登陸月球了嗎？〉（ Did We Land on the Moon? ）紀錄片時，他們震驚了，紀錄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們從沒有登陸月球；兩成美國人認為那是假局。

太空總署收到大量電話，主要是家長和老師打來的。於是，太空總署有點不安地（with some trepidation）設立了一個網頁，向老師們提供一些資料。

為什麼「有點不安」？我相信是因為，他們發覺面對各種肆無忌憚的造謠，自覺力不從心了。很多時候，登月陰謀論的散播看似沒有殺傷力，例如在《占士邦在勇破鑽石黨》，辛康納利無意中闖進了攝影棚，發覺裡面有兩個太空人，有個月亮表面的布景；或者某部電影中一句「美國為了在宣傳上壓蘇聯，偽造登月」的對白。這樣的不斷重覆，最終成為很多人心中不必懷疑的「事實」。

The Moon: A History for the Future（月球：未來史）一書的作者 Oliver Morton 則指出這樣的事實：面對一件有充分證據而難以置信的事情，和一件毫無證據但似是而非的事情，不少人會相信後者。

這很可悲。從英國的情況可見，更可悲的，選擇相信後者的，以較年輕、較有高學歷者為多。英國當然不是特例，登月陰謀論也不是特例。

對鄰國進步的疑懼

「在那些已經獲得一些商業進步的各國政府中，最常見的就是以疑懼的眼光旁觀鄰國的進步，將所有的貿易國當作對手，並想當然地認為，除非犧牲她（自己）的利益，否則她的鄰國就不可能繁榮富強。與這種狹隘而有惡意的觀點相反，我將大膽地斷言，財富和商業在任何國家的增長通常有利於而不是有損於其所有鄰國的財富和商業。當周邊所有的國家都被無知，怠惰和蒙昧困擾的時候，一國很少能夠在貿易和工業上走得太遠。」
── 大衛·休謨 （David Hume，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

英國該給殖民統治印度賠償嗎？

Shashi Tharoor 在牛津演講學會的辯論中發言

殖民主義至今揮之不去，不過有不同的表現。有殖民主義者仍沉醉在已破滅的舊夢中，有曾被殖民者洗腦、灌迷湯的人揮舞着殖民者的破旗，但亦有人清楚知道舊帳該怎麼算。

朋友日前傳來一段有關殖民主義的英語演講視頻。演講很精采，論據有力，語言風趣，從印度的角度，指陳了英國的當日這個英國最大殖民地的虧欠。可惜欠了演講的背景資料。後來到網上搜尋一番才知道，演講者與有關活動都大有來頭，那演講的地點就不同凡響。

英國牛津大學有個著名的學生組織叫 Oxford Union Society，一般就叫 Oxford Union （牛津聯盟）。這其實是個辨論學會，創建於一八二三年，算來快滿二百歲，是英國以至世界最有名望的學生組織之一。它既獨立於牛津大學，亦與牛津學生會無關，有自己的會所大樓，其中的圖書館、辨論大廳都書香典雅而充滿歷史氣息。近二百年來，獲邀到來演講的政經、學術、文化名人不勝算數。英國歷任首相如邱吉爾、戴卓爾夫人等固然曾到來滔滔雄辯，美國總統尼克松、卡特、列根、克林頓亦越洋到此論道，還有娛樂巨星艾頓莊、米高積遜等。

那段視頻就是在其中的辯論大廳拍攝的，是二零一五年關於英國該不該就當年殖民統治予印度賠償的辯論的一個環節，是正方辯者 Shashi Tharoor 博士的發言。視頻放到 Youtube，觀看次數近五百七十萬，留言近二萬。一段政治屬演講得到這麼多人關注，可知必「有料到」。

到網上一搜尋才知道 Shashi Tharoor 是位紅人，有不少演講、接受採訪的視頻，包括在 TED 的專題演講，不少的觀看人次都有幾百萬。Shashi Tharoor 曾代表印度在聯合國工作近三十年，最高職位是聯合國副秘書長。二零零六年競選秘書長，輸了給韓國的潘基文。之後回國參政，成為議員，著書立說，在不少國際傳媒發表政論。

他在十多分鐘的演講中指出，英國人佔領印度前，印度經濟佔世界的 23%；到英國人離開時，卻下降到世界的 4%。其中一個原因是，英國人只把印度當作原料基地和製成品市場，而扼殺本地工業生產。印度本來的紡織業因此凋敝，生產的棉麻原材料都運回英國去織布製衣，再銷售到全世界。印度的紡織工人則淪為乞丐，印度從布疋出口國變為進口國，佔世界貿易的比重從 27% 下降到 2%。因而，是印度造就了英國的工業革命，而英國則革印度工業革命的命

英語的 loot 字，是搶刦、洗刦的意思，字典註明，是Indian English（印度英語）。Shashi Tharoor 諷刺說，英國人在印度不但在行為上搶掠，連 loot 這個字也掠奪到自己的字典去了。

他列舉了大量數字，說明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多少印度人被英國人驅上了戰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印度死 5.4萬，傷6.5 萬，失蹤四千。還有，英國人為打仗大量徵調印度的民用物資。二戰時，邱吉爾下令從時屬印度的孟加拉徵調資資，造成當地四百萬人飢貧而死。有未失良知的官員上書反映災情，邱吉爾竟然在報告上批語：why hasn't Gandhi died yet （甘地怎麼還不死）。

英國確是日不落帝國，Shashi Tharoor 說，因為連上帝也不放心一旦日落了英國人會幹些什麼勾當（No wonder there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Empire because even God couldn't trust the English in the dark）。

對於殖民者離開後在當地留下的遺產，最受某些人推崇的是所謂「民主」制度。Shashi Tharoor 有此詰問：你不能把別人壓迫、奴役、殺戮、虛待、殘害二百年了，自己發財了，然後慶祝他們最後得到民主吧？

進一步看看這些地方的歷史更可知，這些所謂「民主」，正是進一步動亂的禍根。

Shashi Tharoor 作為辨論的正方，贊成英國人應當賠償，但既然難以概算該賠多少錢，就每年賠一英鎊吧，賠上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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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Dr Shashi Tharoor MP - Britain Does Owe Repara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CW7S0zxv4

為什麼愛自討苦吃，例如巧克力

「自討苦吃」是貶義成語，那「自討」而來的苦，其實是不情願吃的。人卻真有愛自找苦吃的傾向，例如做高強度的體育鍜鍊、忍受皮肉之苦去紋身、飲廿四味涼茶、吃苦瓜、喝 expresso 特濃齋啡等。

這似乎隨着年齡增長而加強。以喝咖啡為例，年輕時愛加糖加奶，後來不加糖了，最後過渡到愛喝無奶無糖的黑咖啡。有人喻之為人生的三個階段。苦到極至的甘甜，可能要飽嘗人生甘苦之後才能品味得到。

對巧克力（朱古力）的品味也有這種變化，愛吃巧克力的可能多於愛喝咖啡的，從中更容易體會「自討苦吃」之樂。

巧古力起源於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阿茲特克（Aztec）文明（其餘為瑪雅文明、印加文明），原來是阿茲特克王朝領袖一種以辣椒、蕃椒、香草豆等混合的飲料。西班牙人十六世紀把它帶回歐洲，加入了可可粉和糖，很受歡迎。瑞士人、荷蘭人後來又加入牛奶，並製出固體的巧克力。現代巧克力誕生至今百餘年，風靡全球，產品極度富豐，是最受歡迎的糖果。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曾讀過一項資料，說道人的味覺與嗅覺分別由口腔與鼻腔分管；食物未進口，你嗅到由鼻孔傳送進來的香味；進口始嘗到味道，但經口腔內傳到鼻腔的氣味，難以嗅到。食物在進口前與進口後，因此予人不一樣的感覺。巧克力卻是唯一的例外，即吃進口裡仍可嗅到它的香味。這香味究竟是什麼形成的？

日前讀到一篇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主辦下「最新科研成果的深度解讀」科普文章，才知道巧克力氣味之構成極其詭異。

之前有科學家對黑巧克力的味道做過分析，他們通過氣相色譜儀等對黑巧克力中的主要氣味分子進行了鑑定和比較。發現黑巧克力氣味的主要揮發分子是：異丁醛（一種刺激性氣味），2-甲基丁醛（一種存在於蘋果中的分子，香甜為主），3-甲基丁醛（一種存在於柑桔中的分子，有些像蘋果香），苯乙醛（一種存在於玫瑰的分子，主要是櫻桃香）和芳樟醇（廣泛存在於植物中，類似香檸檬的味道）。

可是他們並沒有對這些氣味分子作氣味活性值測試（OAVs），所以並不能確定這些成分是不是黑巧克力味道的真正來源。最近，德國斯圖加特霍亨海姆大學的食品化學家再挑了兩種黑巧克力做測試，一種的可可含量超過90％，另一種達到99％。

他們在兩種巧克力中檢測到 28 至 30 種足以讓人聞到的揮發性化學物質。頭四種是：二甲基三硫、乙酸、3-甲基丁酸、苯乙酸。他們以之重組了氣味，讓二十多個志願者用嗅覺分辨真假。結果發現，合成氣味和真的沒什麼差別。

最令人驚異的是，其中的二甲基三硫其實也是腐尸、屎臭的氣味。綜合來說，黑巧克力就是屎臭味、酸味、奶香、腐臭、甜味的混合。

但為什麼人們會喜歡這樣的氣味？不知道，可能證明人真愛自討苦吃。

最容易讓群眾運動滋長的環境

幾年前曾自《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中摘下這段話：

奴隸都是貧窮的，但在奴隸制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發生群眾運動的機會並不大。奴隸之間的絕對平等，以及奴隸區域之內緊密的團體生活，都讓失意感不容易發生。在一個有奴隸制度的社會裡，會鬧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剛獲解放的奴隸。就後者而言，他們的不滿來自自由帶給他們的苦惱。

自由對失意感加深的作用不亞於舒緩作用。選擇的自由讓個人得把失敗的責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勵多種多樣的賞試，也無可避免會帶來多種多樣的失敗與失意感。

一個人除非善於用腦子，否則自由就會成為他一種討厭的負擔。自我若是軟弱無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們參加群眾運動，是為了逃避個人責任或為了得到 ──用一個熱情洋溢的納粹黨員的話說──「免於自由的自由」。普通的納粹黨員會力辯他們並未犯下任何罪行，這並不是虛偽。他們認為自己受了騙，上了當，而且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又何來責任可言?他們會參加納粹運動，不就是為了得到免於負責任的自由嗎?

由此看來，最容易讓群眾運動滋長的環境，就是一個相當自由卻缺乏舒緩失意感機制的社會。18 世紀的法國農民之所以會被法國大革命吸引，正是因為他們不再是農奴而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樣的，俄國農民要不是已獲得一代或以上的自由並嘗過私有土地的滋味，大概就不會加入布爾什維克革命。

──摘自《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by Eric Hoffer)第 26 節

沒有信心但會盡力？

「保持專業就意味着需要在壓力下保持良好狀態，當我聽見一名球員將糟糕表現歸咎於信心不足時，我是不贊同的。我們能夠從這方面區分偉大的球員和一般球員。想像一下如果你需要做心臟手術，而醫生和你說：『我現在沒什麼信心，不過我會盡力的。』這種話你聽得進去嗎？不行。」
──英超球隊阿仙奴前領隊雲加

距離之美與錯覺

黑釉陶罐

案頭有一個黑釉陶罐，相當粗糙，尤其是翻過來看，碣色的陶胎很不平整，還多砂眼；罐身的釉色不勻，較薄，可是籠罩着一層柔和的包漿，手感潤澤。

這是一位收藏古陶瓷的醫生朋友多年前送的，說是不值錢的東西。的確，相對於他那些宋明瓷器，這陶罐一點不起眼，無疑是雞肋。前些天收拾東西，翻出這包裹得嚴嚴的陶罐來。摩娑一番後，覺得與其束諸高閣，不如朝夕相見，索性拿來做了筆筒。只要小心伺弄，該不會有損傷。

我對它無知，是耀州窑、建窑還是什麼窑的？是哪個年代的？價值幾許？都不知道。只感覺，其中沉澱着歲月滄桑的古樸之美，讓人遐思邈遠。

這美感是距離帶來的。對一種事物，時間距離、空間距離、心理距離，會加強或削弱審美效果。所謂朦朧美，也與距離有關。

那陶罐美嗎？我真的喜歡，對陶瓷，一向喜歡造型簡樸、釉色純淨的。宋瓷珍貴而討人喜愛，主要是因為宋朝王帝的審美眼光高古，讓工匠摹仿青銅品去燒製御用瓷，讓宋瓷成為千古珍品。黑釉陶罐不能與宋朝御用瓷相提並論，但一樣予人簡約樸素的美感。

關鍵是時空距離的作用。

詩的美也常靠距離營造，古今一樣。「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秦觀），「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讓我們結一段塵緣/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席慕容），都動用了時空距離這利器。

還有一首《世上最遙遠的距離》的詩很出名，到網上搜尋，作者可能是泰戈爾，詩開頭說：「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詩歌不斷發展，最後可能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是飛鳥與魚的距離/一個翱翔天際/一個卻深潛海底。」之所以說「可能」，因為是偽託泰戈爾之名上載的。據香港作家張小嫻說，她一九九七年在《荷包裡的單人床》小說中通過主人公蘇盈之口說了開頭幾句，後來就有好事者不斷續貂，利用距離兩字作文章，出現不少版本。

距離遠了，朦朧了，也會產生錯覺，「遠看一隻豬，近看一頭驢」就是這樣產生的。空間距離如是，時間距離亦一樣。你沒有在那個時代生活過，或只懵懵懂懂生活過，卻死命企圖顛倒時間，重返舊時，總欠說服力，甚至讓人覺得是無知的錯覺。

見到一批大概二十歲上下的後生揮舞起港英旗，我就有這樣的感覺。要重返他們出生前的英國殖民時代？正為脫歐焦頭爛額的英國有識之士，全世界擺脫了殖民主義奴役的人，看到都會為這樣的無知失笑：翻到哪年哪月的黃曆去了？

《聖經》生產的常識

特朗普在白宮建立《聖經》學習小組

常識這東西，常常因人而異，你之「常」不等於他之「常」，城市人之「常」不等於鄉下人之「常」，反之亦然。有時慨歎別人「冇常識」，易身處地一想，會在搖頭之餘，覺得雖然荒謬而可以理解，但是否情有可原，則是另話了。

譬如美國有印刷商日前趁政府舉行新一輪美國「對華三千億美元關稅」聽證會，懇請白宮不要開徵「聖經稅」，道出的是行內常識，行外卻未必知道。總統特朗普雖是虔誠信徒，也未弄清事實。

據彭博社報道，Harper Collins 基督教出版公司 CEO Mark Schoenwald 在會上指出：「我們相信政府並不清楚關稅會對《聖經》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切勿在宗教團體，顧客頭上徵收『聖經稅』。」25％關稅會增加《聖經》的成本，導致《聖經》短缺，傷害到基督教書籍出版，甚至影響到教會、教堂、非營利機構、宗教團體等。

南京生產的《聖經》

當今基督宗教的領導核心在歐洲，歐洲教會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力卻在衰落。美國是殖民地時期由英國清教徒建立的國家，國歌 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星條旗》）的歌詞一再歌頌「上帝的力量」，其中「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還寫入《美國法典》，印上美鈔，成為美國的國家格言。基督宗教在美國的勢力遠大於歐洲。

美國人口中，四分之一屬於基督教福音教徒，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白人福音教徒中對特朗普的支持率高達78％。特朗普上任後在白宮內成立「聖經學習小組」（Bible Study Group），在美國近百年歷史上是第一次。

他們使用的《聖經》可能不少來自「戰略對手」中國。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聖經》印刷廠是南京的「愛德」（Amity Printing），是一家與 United Bible Societies (UBS) 合資的企業。UBS在戰後的一九四六年由13 個國家的成員組成，如今已擴展到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可說是《聖經》印刷的最權威機構。

為什麼要在中國這個「無神論」國家生產《聖經》，UBS董事會成員David Thorne說：「簡單的理由是，中國是世界貿易的製造業發動機。較複雜而有趣的答案是，這是上帝之手施於教會任務的結果。」二零一七年，愛德以近八十種語言印刷《聖經》一億六千萬冊，行銷七十多個國家。

不知道美國在《聖經》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有多高。剛結束的第四輪關稅聽證會卻顯示，
美國對華依賴程度超過五成的商品佔整體近30%，遊戲機、玩具、白色家電等有12%對華依賴程度超過八成；智能電話依賴度達79%，顯示屏達 84%，筆記本電腦達 94%。

聽證會舉行前，沃爾瑪等六百多家美國公司聯署敦促特朗普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爭端，給特朗普說了一條常識：「加徵關稅是美國公司直接支付的稅款，而不是中國支付的。」特朗普一再說，關稅是中國企業支付的。

聽證會中，美國政府人員反覆詢問出席者「真的不能從中國以外地區採購嗎？」於是進口商一再解說：一些商品只能通過中國市場採購；有些商品強行更換採購渠道也可以，但由於不及中國產品價廉物美，等於另設25％以上的關稅。

習特會上，特朗普退了，向常識回歸，但不知能持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