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管制」蠻夷，西方輸了嗎?

對於中國在復興過程中的外交，有這樣的看法：「正如中國古代中原帝王精於管制『蠻夷』那樣，當代中國領導人也深諳『管理美國』的藝術。」

這看法會受到質疑，因為中國古代中原農耕漢族的帝王不見得都精於「管制」主要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在大漠中成長的各個遊牧民族並非就喜歡南方大河流域的農耕地帶，只是地球氣溫有冷暖循環，每以百年計，到了草原上氣凝草衰，驃悍的大軍就會為生存而大舉南下，溫柔敦厚的漁農耕讀漢民族莫之能禦。是以中原有五胡亂華、五代十國等亂世，元清更是外族之治，即使是以繁華稱著的兩宋，亦無時不在金人的威脅下度日。

但從近數十年來看，「管理」美國至今未出大亂子倒是真的，即使面對特朗普這樣張狂難測的白宮主人，北京仍然看來成竹在胸，進退有據。

「制夷」看法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長、後來又當過駐聯合國代表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提出的。他從官場退下後，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月前才退休)，憑着外交上的豐富見識，著述甚豐，常以有別於西方中心論的亞洲視角，對國際問題提出讓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讀到的文章原文刊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年報《安全時報》上，重點在分析中國外交上的務實特點，從中美並沒有因為特朗普上台而激烈惡化談起，總結出一套「清晰的規律」，就是中國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地方，必牢牢站穩立場，但同時也願意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為雙邊爭端降溫。

「為什麼中國的短期行為會這樣務實?答案很簡單。中國領導人與西方領導人不同，更關心長期利益，他們清楚時間在自己這一邊。中國經濟將在未來十年裡變得更加強大，而且各國都會逐步採取務實態度調整對華政策，以適應中國作為頭號強國的世界。」

關鍵在於，世界其他國家是否具備與中國同樣的務實精神?他認為中國大多數鄰國都已經適應了中國的實用主義，因此即使東亞地區部分雙邊問題懸而未決，潛在危機暗流湧動，但整體有望繼續保持平穩。

這可以同馬凱碩以前的一句話相對照：亞洲人「知道一千年後中國仍然會在亞洲，但我們不知道美國一百年後是否還在那兒」。

這不僅是中國復興的問題。他有一本書叫《亞(洲)半球大國崛起》(The New Asian Hemisphere)，書名的副題是：「全球勢力向東方的不可抗拒轉移」(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從網上知道，馬凱碩又有一本新著推出：Has the West Lost It? (西方輸了嗎?) 亞馬遜的推介說：「西方多個世紀以來作為全球財富與權勢中心的地位在走向終結。隨着新的大國如中國、印度和亞非拉其他國家興起，登上強弱為序的世界之巔，西方該怎麼應對?」他認為，為了長遠的戰略利益，西方必須接受衰落的事實。他以「第三者的批判眼光，並以新銳逼人的地緣政治分析，檢視西方之自欺欺人，會令所有西方人和政治思想者掩卷沉思」。

你的思維模式：森林式?樹木式?

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Are You a Holistic or a Specific Thinker? 是在哈佛商業評論 (Harward Business Review) 讀到的。作者 Erin Meyer 是歐洲商業研究院 (INSEAD) 的教授，主持其中的「跨邊界跨文化之領導」教學。這家商學院號稱為「為世界而設的商學院」，提供的是碩士博士課程，在英國《金融時報》去年的商學院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作者從一堂研討課談到文章題目所說的兩種思維方式，即 holistic thinking 與 specific thinking。前者傾向於全局、全貌、整體、宏觀，可稱作「森林式思維」或「整體式思維」。後者傾向於局部、專一、具體、微觀，不妨說是「樹木式思維」或「專善式思維」。

作者在巴黎就怎樣與歐洲人一起有效工作，給一批中國 CEO 學員上課。在提出一個工作團隊面臨意見衝突的個案後，她提問：團隊領袖面對這樣的衝突該怎麼應變?

一位在匈牙利工作了兩年的學員發言：對我們來說，一個重大的挑戰是互相信任，匈牙利人不像我們在中國那樣邊工作邊建立個人關係。

作者有點糊塗，怎麼答非所問了，我問的是「意見衝突」，不是「互相信任」問題啊?發言的學員接着侃侃而談自己在匈牙利的工作，講互相信任、等級制度等等。幾他學員專心地聽，繼而各自發表意見，可是都不涉作者提出的「衝突」主題。

第一位發言的學員最後總結：如果團隊領袖在會議室之外多花點時間讓隊員建立關係，當遇到意見對立就好辦了。

作者在整個下午的課中發現，所有中國學員的回答都有同樣的模式，就是圍繞周邊問題講幾分鐘，才回到要點上去。

作者從中歸納：這顯示了東方與西方在文化準則上的關鍵差異；當然每一種東西方文化不一樣，但這差異是基本的。

她引證了美日心理學家 Richard E. Nisbett 與 Takahiko Masuda 一個著名的實驗，其中發現美國與日本的受測者在觀看一幀魚缸圖片後，對圖片的描述不一樣，大致就是重點在全局還是局部，是看到魚缸全貌還是看到魚的特點。《筆下留情》多年前也介紹過這項實驗的發現。

她後來在對不同國家學員的面試中，也發現不同國家、地區學員這樣的東西方思維模式差異。

香港中西交匯，這種差異是常見的，例如寫姓名、日期、地址，中式西式都不一樣，中式從大到小，即從森林到樹木，從全局到局部；西式從小到大，整個反過來。

中美貿易戰的鑼鼓打響，熱鬧得緊，對比一下雙方的叫陣和架勢，亦可見這樣的根本區別。區別不僅在於眼中看到森林還是看到樹木，還在看得遠和近。中國的布局到了本世紀中期，美國呢?

中美貿易戰顯示的持續趨勢

中美貿易戰拉開了序幕，大戲還沒有真正開場，已頗見熱鬧。近年經濟全球化發展，各國產業鏈緊密相連，經濟貿易牽一髮可動全身，何況這是世界最大兩個貿易國之間的開戰?於是世界輿論譁然，股市應聲急挫。

戰幕拉開後，對比鮮明的是，中國這邊廂群情洶湧、戰意激昂、同仇敵愾，而美國那邊連隊型都排不出來，儘管兩黨都表示支持特朗普對中國開徵關稅，但共和黨其實一貫是自由貿易的旗手，而民主黨的支持則看似更着眼於政治，看來都與特朗普貌合神離。至於總與特朗普過不去的傳媒，這一回也不讓他好過，經濟專家也普遍不以為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哀嘆：「唉，這些人是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特朗普的所為顯示，他對世界貿易一無所知，也不找一兩個內行人幫幫手，結果是損人累己。克魯明提到，中國貿易逆差大部分要「歸功於」統計的誤差。

朱鎔基多年就親自對美國人指出這個問題，可惜美國人在意識形態左右下，始終執迷不悟，而且變本加厲。

克魯明並提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其實已經在下降。對此，當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有這樣的分析：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東亞地區按照比較優勢大量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產品；美國最初從日本進口，之後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最後轉移到中國，形成不同的逆差。這是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的比較優勢不斷隨着生產成本上升而變化的結果，這過程還在持續，不少生產因此正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等勞動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對比一下美國要加徵關稅的中國產品，和中國的報復清單，讓人有個美國是農業國，而中國是工業國的錯覺。美國當然不只出口農產品，只是很多高科產品都不肯向中國出口，以致中國從美國的最主要進口是大豆、玉米，之後才是電腦芯片、汽車等。

中國先在農產品才報復，用意是昭昭而明的。特朗普從競選開始就拿中國「不公平貿易」在工業衰微的「鏽蝕帶」州分拉票，打貿易戰是要「兌現」承諾而「 箍票」，好為十一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作準備。而這卻招來他在各農業州分票倉受到打擊。得失若何還不知道，因為中國的狠招應還未出手。美國出牌 600 億，中國只回應 30 億，針對的只是美國提高鋼鋁產品關稅這部分。

中美之間自九十年代以來打過五次貿易戰，都是美國啟動「301」調查挑起的，每次都以談判結束。美國的貿易逆差卻是不斷擴大。

該怎麼解釋這持續了幾十年的趨勢變化?恐怕不能只從經濟、市場角度去看。美國一幅 The Great Economic Super Bowl (偉大的經濟超級碗) 漫畫很有意思，畫中「中國隊」的陣勢應當不是僅靠經濟打造的。

美中貿易戰，可能又是「神助攻」

最近有西方不斷為中國提供「神助攻」之說，借助足球籃球術語，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取得震驚世界的成就，無非是西方一次又一次糊里糊塗地提供絕佳助力所致。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 Edward Luce 日前發表 The West is Doing Its Best to Help China (西方在竭盡所能協助中國)，就持這樣的觀點。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短短 40 年間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60 倍，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奇蹟，那怕鄧小平當年如有神威地把瀕於崩潰的中國挽救過來，又定下分三步走到本世紀中期把中國經濟翻四番的宏偉藍圖，也遠遠不及如今已達到的成就高度。

這當然是中國舉國戮力齊心的功勞，但也真得助於有利的國際環境。如果視之為「神助攻」，那真要感謝上天的安排，西方是絕對不會主動這樣做的。

上述文章提到「助攻」有三次。一是美國二零零三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窮兵贖武而得不償失，反而為中國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二是二零零八年爆發華爾街金融風暴，打破美國夢的神話，而中國擲出四萬億人民幣的扶持經濟方案，不但穩住了中國，還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三是民粹主義浪潮在西方興起，西方民眾對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這都有此消彼長之效，中國難免受波及，但也得到了較為穩定的發展環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焦頭爛額、自顧不暇，自然無法專心對付中國，反要感激中國伸出援手。

回過頭去看，西方之前也有過多次這樣的「助攻」，蘇聯「老大哥」也不甘寂寞。

譬如，美國發動韓戰把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拖下水，中國固然為之作出了重大犧牲，卻也在國內外建立起無比的自信和威望。美蘇一起對中國施加戰爭訛詐，又逼使中國勒緊褲頭，自力更新建設起比較齊全的工業和軍事力量體系，成為日後改革開放的物質基礎。

到七八十年代，美國要拉攏中國抗衡蘇聯，而西方隨着全球化擴張，要開拓更大市場和發展新技術，並把過氣技術轉移出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極佳時機。

西方支持中國改革開放，還出於政治計算，認為經濟的發展必定帶來政治自由化。後來「蘇東波」劇變更堅定了西方和中國一些親西方知識分子的信心。

可是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給了中國深刻教訓，知道不能按着西方的本子辦事。中國寧可蒙受巨大痛苦，而堅決不如其他亞洲經濟體一樣吞食西方藥方。人民幣決不貶值，既協助其他受災經濟體走出困境，也為中國建立了有承擔大國的聲譽。

進入新世紀，恐怖主義猖獗使中國成為受害者，卻也緩衝了西方的政治壓力。接着，西方掀起的「阿拉伯之春」似狂飆颳起，而又迅速演變成「阿拉伯之冬」，再如回力鏢一樣回擊歐洲，形成洶湧的難民潮。這充分暴露了西方的偽善，有助消解了中國之內力量不可小覷的親西方政治力量。

這都有「助攻」之效。從中國人去看，這叫利弊相生，壞事都轉化為好事了。眼前，特朗普主動掀起了美中貿易戰。《金融時報》社論說，這是「在經濟上錯誤、在政治上無能」的。很可能，這又是一次對中國的「神助攻」。

「拯救地球」的環保盲點

有一句廣泛流傳的環保口號：拯救地球！全世界很多悲天憫人的環保分子跟着喊，有不少名人、廣告、歌曲助勢。我認為，人人都要愛護地球這個人類的唯一家園，但一直對這口號不以為然，也不贊同口號背後的一些理念和行為，差不多十年前寫過《拯救地球?錯了！》一文指出它的荒謬。奇怪的是，這句明顯不合邏輯的大話還是在喊。

原來，多年前就有中國大科學家在面對全國的電視節目中，對有「環保女神」之譽的央視前記者柴靜一針見血地指出：「地球用不着人類拯救，真正需要拯救的是人類自己。」我日前讀到相關的「返炒」報道，仍深感共鳴。

直把柴靜嗆得瞠目的丁仲禮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專門研究地質和古氣候，又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柴靜後來拍了一輯關於中國霧霾的記錄片，頗得國內外一些環保分子喝彩。

丁仲禮日前以黨外人士身份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於是他在環境問題上敢於與國際間環保「主流」觀點對抗的「舊帳」被翻出來了。內地傳媒說他「不算環保圈人」，但他以在環保問題上敢言出名。在二零零九年的哥本哈根國際環境會議上，他面對有 IPCC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 撐腰的國際環保人士，就溫室氣體減排「激烈」發言，指陳減排方案貌似「公平」而其實偏袒發達國家，扼殺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發展權。

環保人士的最大減排理據，是這關乎地球命運，再不減排就「大家攬住死」，所以大小國家都有責任，都要減。

丁仲禮卻說：「我是地質學家，我研究幾億年以來的環境氣候演化，這我很樂觀。這不是人類拯救地球的問題，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問題，跟拯救地球是沒有關係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地球比現在再高十幾度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濃度比現在高十倍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不是這麼演化過來？都好好的。」

「毀滅的只是物種，毀滅的是人類自己，所以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

這回答很精彩，而道理其實簡單不過，只要稍為了解地球發展史，就知道拯救地球之說不知天高地厚。

記者對丁仲禮的訪問，應該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後在央視播出的。我找來錄像看了，發覺最大的問題是，記者因為認同環保，就把海外一些環保觀點視為真理和權威，不假思索地照單全收。IPCC報告的氣候升溫預測是電腦模擬計算得出的，記者認為「我們幾乎是信仰實驗室裡所有的數據」，「它是得到主流科學界的認同的」，從而質問，如果它「是可信的話，那不是一個依據嗎？」

丁仲禮反問：電腦的模擬計算結果就是實驗結果嗎?科學家是根據人多人少來作出決定的嗎？

我相信，很多環保人士的動機是好的，甚至是崇高的，但這不等於由此而來的行為和觀點就正確。這些人因為在認知上先入為主，有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之弊。「拯救地球」之說由之而來。至於減排方案，就完全站在發達地區和城市人的角度說話，對於他們，減排可能是「熄燈一小時」，少開幾趟車；而對於欠發達地區的農民、貧民，則可能是沒有柴草煮食和禦寒，生死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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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拯救地球? 錯了！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9/06/00048.html
柴靜訪問 氣候學家丁仲禮 科學家精彩的反問噎住的不只是記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6I7bNjCnGg

對比一九七九年的香港

一九七九年的維港

打開一九八零年的《香港》年報，第一章〈越南難民〉的第一句是：「一九七九年，從元旦到除夕，香港無日不受棘手的越南難民問題困擾。」這是當年香港時局也是國際時局的寫照。香港在七十年代是越戰美軍的度假勝地，灣仔酒吧林立的洛克道有美軍憲兵巡邏，以防醉酒美兵鬧事。美國退出越戰，到香港補給的美國軍艦少了，然而越南戰火不斷，代之源源而至的是越南難民船。八零年年報以一輯抵港越南難民彩照開頭，接着以第一章綜述問題，長達九頁，可見香港所受困擾之嚴重。

這也是香港起飛的年頭，七九年九月三十日，地鐵通車，年報譽之為「規模宏大，在香港史無前例，在世界上也不失為最龐大、最艱巨的工程之一」。

回過頭去看，這一年最大的變化該是港商以超常的敏感和勇氣，在鄧小平號召內地改革開放後，率先到大陸開拓，可說港商得天時地利，「春江水暖鴨先知」。自此把香港以「山寨廠」為主的製造業源源不斷搬遷北上，而香港飛上枝頭變鳳凰，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年報有〈就業〉一章，不妨對比一下當中數據。一九七九年，香港有 212 萬人就業，從事製造業的 91 萬，約佔四成三。到二零一六年，只有2.6%。香港轉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下，服務業僱用近九成就業人口。以生產值計算，製造業所佔更只得一個百分點，而服務業佔了九成多。

昨天的維港，新月初升。

這是各地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生產率不斷提高之下，農業、工業勞動力不斷減少，人口向城市集中，也向服務業轉移。香港在這樣轉變，內地亦一樣，只是規模大了不知多少倍。香港非常幸運的是，能借助內地的改革開放完成轉型，並同時把本來規模有限、受制於香港城市條件的製造業轉移到天大地大的大陸去，作以前夢想不到的大規模發展。

香港的製造業看似式微了，其實只是把地盤搬到了香港以外去，把規模極度擴大。可以說，港商在香港以外興建了一個又一個香港。利潤以幾何級數地擴大不在話下了。

在這過程中，香港變成了後勤中心、服務中心、金融中心，也是控制中心、投資中心。據聯合國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保持全球第二位。並不是香港本身有多大投資價值，而是香港具有非常重大的跳板作用。

值得高興的是，在這重大的轉型和發展中，香港的環境不但沒有惡化，而是不斷改善。當年，負責制定有關政策和協調工作的，是布政司署內的環境科；如今，這是局級的工作。當年一個嚴重的污染回題是維港的水污染，當局每天要派一隊舢舨清理海港垃圾，每日有 15 公噸。而今天，維港乾淨得可以復辦渡海泳了。

最直觀的變化，可從扉頁的維港跨頁彩照看到。傍晚的維港雖然萬家燈火，相對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一九八零《香港》年報的曝書之「雅」

寧波天一閣，以雕塑重現曝書場景。

萬物恆變，但朝夕相對的東西，如果不是仔細觀察，或者拉開時間距離，你不易看到變化。譬如香港的事物，你生長於斯久了，習以為常，未必知道變化有多大，直到藉着舊日照片或者什麼拉回到某個歲月，對比之下才知道什麼變了。

最近讀到《香港一九八零年》年報，這是香港一九七九年的紀錄大全，就有這樣的感覺。

香港政府每年更新出版年報，厚厚的一冊，主要讓大小圖書館或企業存留供參考，一般市民購買的不多。香港年報據政府各部門呈報的資料編匯，很有參考價值。它的一個特點是基本保持原始內容章節結構，於是形成一棵縱橫兼備的時空大樹，沿着某個篇章往前搜索，可以知道歷史沿革，看到發展進程，就如從大樹的每葉子都可以追尋樹的根柢去。

有時到買賣舊物古董的摩羅街，會在街邊地攤見到有某年的年報在賤賣。我曾撿起翻看，看到某中校學圖書館的印鑑。

最近要編寫一些東西，想找 40 年前的資料參考，便想到香港年報，以為公共圖書館一定有完整的年報系列。上公共圖書館網一搜尋卻才知道，近年的年報是有的，稍久遠的便十分不完整。

後來找某個部門的朋友幫忙，朋友費了一番氣力，找到一本「倉底貨」，據說是「孤本」，叮囑我翻閱時務必小心，且要「隔離處理」，不要與其他書籍放在一起。

這冊書到手時用膠袋密封。我小心翼翼打開，才知道朋友的囑咐是當真的。年報除了霉氣撲鼻，還粉塵積布，要馬上拿到露台處理。原來這書存放在倉庫裡，倉庫滲水之下，書不知被浸淫過幾許時光，不少書頁的邊脊已化為塵灰。我掃去塵灰，再放到春陽下晾曬。後來發覺，每頁都受到污水浸染，除了留下水痕，還有隨水浸入的黑灰，於是得逐頁小心揩抹。

經過一番功夫，年報才可登堂入室，放到書桌上翻閱。

這看似費煩，卻可視為「雅事」。中國舊時讀書人有七月七日曬書之俗。清初學者朱彝尊在淅江嘉興有曝書亭，以他的《曝書亭集》而聞名。曝書亭始建於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由浙江學政阮元主持重修過，是以亭為中心的園林，至今猶存其中的南坨一隅。

年前遊寧波，曾遊覽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這座歷經四百多年風雨的藏書樓，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藏書樓之一，是園林式建築群。中國歷代藏書家很多，藏書能保存百年以上的不多見，這與天一閣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其中涉及防火、防水、防蟲、防鼠、防盜等措施，包括每年定時曬書。園中一角有雕塑重現這場景。

現代書庫有了現代化溫度、濕度調節設備，理應可以免除把書搬到院子曝曬的之辛勞，卻原來仍難免書籍受水患浸淫，至使我有曝書之「雅」。

「自我完善」，在青春裡

潘鶴：《自我完善》

深圳蓮花山公園有一座不很高大的雕像，立在樹木間一片曠地上。這是一尊裸露軀體的魁梧漢子，似從一整塊岩石中刻鑿出來，腰以上棵露，腰以下仍深藏岩石裡。石像的姿態讓人觸動：右手高舉錘子，左手持鑿指向困住胯下的頑石，像要掙脫頑石的束縛。這是廣東雕刻家潘鶴的作品，名字叫《自我完善》。

多年前就到公園欣賞過這作品。潘鶴的創作以寫實為主，對人物神情與姿態刻劃細緻精到，但最打動人的，是特定情境的一刻中人物情與境的交融，既寫實又浪漫。

日前到蓮花山公園拍桃花，走了兩小時後，又到了雕像前 ，坐在石凳上歇歇腳，喝喝水，啃掉帶去麵包。端祥着在這座為了完善自我、不斷敲鑿了多少個日日夜夜的雕像，仍然「心有戚戚焉」。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自我完善可以說只能是過程，而沒有能夠抵達的終極目標。雕像若有一天掙脫岩石的束縛，也不該是自我完善的終結。關鍵是能不能找到需要完善、可以完善的地方，讓過程持續下去

自我完善的空間是一定有的。即使像剛去世李敖那樣狂傲的人，可以自視天下第一，可以「無人不罵」，但他同時說「無書不讀」，意味着知道有所不知，也就可以有所改進。

一定也有人找不到完善空間的，就有如採礦，在一個地方把富礦採成貧礦了，沒有繼續開掘的價值。但也可能是，礦其實沒有真貧，而只是沒有更好的技術作更深入的開採而已。例如油葉岩過去不值得開採，到開發出新技術，就有開採價值了，美國因而扭轉能源地位。

若轉換一個新礦，或轉換一個新的開拓領域，可以完善的空間就更大。所有生物都是在各種刺激、誘因下成長的，有的刺激、誘因被動，有的主動。大概越高級的生物越會主動尋求有助成長的因素。

 不久前讀到一句話：「無奮鬥，不青春。」意思大而化之，可能是說奮鬥過的青春才叫真正的青春；也可能是說，你不奮鬥就青春不再；而保持奮發向上的鬥心，則可葆青春。各自理解，各自表述好了，什麼叫青春就因人而異。

相同的是，青春意味着旺盛之氣。此氣，不必限於年華。

不老，至今是人類的夢想。今天就在 BBC 讀到西方有人認真研究不老之法，認為年老是一種病，有病，豈能不醫?

若把相對年輕視作青春，則青春確實可以永葆。昨天比今天青春，今天又比明天青春。要保持青春，好好過好每一天吧。

昨天給朋友寫字之後，邊添水浣筆，邊繼續書寫，寫了「無奮鬥，不青春」。放到「臉書」上，有朋友說，現在才知道這句話會不會太遲了。我戲筆回應：
舊年是青春，
只因你今年回首。
今年亦青春，
不信明年再回眸。
青春不斷逝去，
青春不斷在前頭。
人生永遠不會太遲，
青春永遠在手，
只要沒有放棄奮鬥。

環境：向「美麗中國」逆轉

空氣污染有個好處，就是造就一輪紅日。

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的成就，用「震驚世界」來形容並不為過。可是也有不少為人詬病的地方，譬如環境污染，天上地下水底都受到毒害。

種種環境污染、破壞觸目驚心，讓人心痛。但我多年來保持樂觀，主要因為，我不相信中國的治國精英會那麼蠢，看不看你與我都看到的問題。問題一時解決不了，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到了某個階段，一定有所作為，能有作為。

美國已故經濟學家西蒙．庫茲納茨 (Simon Kuznets) 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係後，畫出一條倒U型曲線，稱為環境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顯示一個地方的環境會因為經濟發展而受到破壞，但到了某一個程度，就會慢慢逆轉。

看一看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就知道，對環境的破壞是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惡」。歐洲《苦海孤雛》年代的情境距離太遠就不說了，日本戰後經濟起飛時的嚴重環境問題，應當是不少人的記憶。五十與六十年代先後發生過的水俁病 (水銀中毒)，曾經是世界關注的新聞。其中一個重災區是如今很多港人去旅遊的新澙。

香港的製造業八十年代北遷，把污染輸出到珠三角去。奇怪的是很多香港人把這些記憶像粉筆字一樣抹掉了。好在那時大量興建的工廠大廈還在，只不過周圍已看不到滾滾黑煙，嗅不到刺鼻氣味。荃灣附近的溪澗要麼已斷流，要麼也在風雨洗擦下，脫去印染廠造成的烏黑。

發達國家隨着經濟發展，會產業升級，向高端發展，而把低端產業、技術轉移到後發展地區去，都勞力需求大、能源效益低、排放污染重。後發展地區缺乏資本和技術，但有人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即使知道轉移而來的產業有污染，也只好接受，但求盡快積累資金和技術，過渡到另一發展階段。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homas Friedman 在提倡綠色革命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一書中說了一句公道話：「我們已經飽食大自然的『山珍海味』，只留下『殘羹冷炙』給中國人，卻指責他們貪吃，這在他們眼裡一定厚顏無恥。」

他希望中國可以戰勝污染，但更希望美國先贏，「在未來偉大的全球工業──清潔電力中戰勝他們 (中國人)」，就好像當年在太空競賽中打敗蘇聯一樣。

可是特朗普在美國上台而倒行逆施，中國則決心要建設「美麗中國」，他大概不敢樂觀了。

《紐約時報》日前有一篇報道：Four Years After Declaring War on Pollution, China Is Winning (中國向空氣污染宣戰四年後，贏了)。記者通過自己匯集的數據，發現北京的PM2.5濃度下降了35％，石家莊下降了39％，2015 年被稱為中國污染最嚴重城市的保定降低了38％。

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則表明，根據從中國 204 個縣獲得的數據推算，如果空氣污染指數持續下降，中國居民的平均壽命將延長2.4年。

據庫茲納茨環境曲線，一個地方的人均生產總值到了五千美元，環境就會得到重視而好轉。中國二零一七年的人均收入已達 9460 美元。腰間錢多了就要活得好，是人的天性。「美麗中國」因而是民心所向。

白宮大戲：不夠格總統主演

對小說情節，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之說。合乎故事中事與人之常理，而發展又讓人意想不到，乍驚乍喜，這樣的小說或戲劇就好看。

白宮一年多來一幕又一幕的實況戲劇，就有這樣的效果，《紙牌屋》之類美國官場影視劇的編劇，也杜撰不出來。

隔着半個地球看戲，如隔岸觀火，感受不到火力焦灼，笑罵隨意。花旗那邊，人們的感受定不一樣。記得特朗普出乎大部分人──主要是美國以外的──當選時，有朋友引述那邊親戚的話說，「我知道全世界都在嘲笑我們」。那不過是大戲的序幕，此後的發展，更加高潮迭起。

這不，特朗譜彈指間打出一條短短的「推特」，就把遠在非洲訪問、還病倒了國務卿蒂勒森炒了。

這樣一位總統，如大鬧天宮的孫悟空， 蔑視一切成規，愛怎麼做便怎麼做。對於革除某些根深柢固的陋習，不破不立，不妨借助這種敢作敢為。但這需要非常巧妙的操控，總不能打死闖倉庫裡的老鼠，也把倉庫的寶貝都打個粉碎吧?

眼前似乎就是這麼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局面。蒂勒森也真為難，一上任，老闆就要把國務院的經費消減三成，要撤銷二千多個外交職位。一年多了，仍有 48 個美國大使館沒有大使，23個助理國務卿中只有一個獲得正式任命。連正值多事之秋的韓國，也沒有大使到任。去年年底，特朗普提名一位韓裔填補空缺，以為可以趕在平昌冬奧前上任，結果又告吹了，因為這位韓裔的政見不合特朗普的胃口 。

大概有不少人對這現象有啞子吃黃蓮之苦。既然特朗普是民主程序正確之下產生的，有何話好說?至於代價，不管多大，都是「必要之惡」，無話可說。

有些惡難以量化，難以捉摸，付出了就付出了。有些惡卻是實實在在，例如戰場上的犠牲。

美國一本新書從戰爭的側面談到這方面問題，這是 Harlan Ullman 的 「Anatomy of Failure: Why America loses every war it starts」(《剖析失败：為何美國發起的每一場戰爭都以失敗告終》。 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書評認為，作者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適當人選。他作為華盛頓受尊敬的軍事戰略家，有越戰實戰經驗；美國二零零三年牽頭入侵伊拉克時，造成毀滅性打擊的「震懾」戰略（shock and awe），就是他提出的。

對於美國屢戰屢敗，烏爾曼提供了三個解釋。首先，美國一直選不出夠格的總統；第二，他們總犯戰略性錯誤；第三，對敵人的文化缺乏了解，「這是他筆鋒最尖銳的地方」。

為什麼在很多人心目中最好的選舉制度總是選不出夠格的總統?這真值得深思。

中華文化中有民意、民心之說。民意 (public opinion) 很好理解，選舉一般都反映民意。民心卻是西方不了解的，是人民深層的意願，英語缺乏民心的對應詞。

民意恆變，民心恆定。依民意選出來的，看似備受擁戴；一旦過了一百天的密月期，就讓人看出不夠格了，民意變了，民心在說話。

霍金：目前是我們這個星球最危險的時刻

譯者按：英國科學家霍金去世了。霍金幾十年來因身殘而難以動彈分毫，但絲毫沒有因而困鎖於象牙塔內。2016年12月10日曾翻譯他一篇關於英國脫歐的評論，今天重溫，仍覺雋智卓越，不覺過時，值得推薦。

(英國) 史提芬．霍金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我作為以劍橋為基地的理論物理學家，生活在一個非常有特權的保護罩中。劍橋是個不一般的小鎮，四周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學。鎮區居中，其中的科學界社群更如鶴立雞群，我二十多歲就廁身其間。

在這科學界社群裡，那為數有限的國際知名理論物理學家有時會不由自主地自視為天之驕子，我的工作生涯就是在其中度過的。我的著作讓我名聲鵲起，而又因病索居，更使我覺得自己的象牙塔越來越高聳入雲。

因此，美國與英國最近公然抗拒精英階層的茅頭，肯定也指向我。對於英國選民脫歐和美國選民擁戴特朗普為總統，不管我們怎麼想，評論者無疑都會想到，這是老百姓的憤怒呼聲，他們感到被自己的領袖拋棄了。

任何人看來都會同意，這是被遺忘一群發出的吶喊，他們用吶喊拒絕了無處不在的專家和精英的規勸和指引。

對此，我並無特殊可言。在脫歐公投之前我就警告，這會有損英國的科研，投脫歐一票是後退的一步。相對於任何其他政治領袖、工會領袖、藝術家、科學家、企業家和知名人士，我不會得到選民──或者說其中相當數量的一部分──更多的理會，他們都提出過同樣的逆耳忠言。

目前至關重要的是精英們怎麼回應，這遠比兩個投票的結果重要。我們應否把這些投票看作是徹頭徹尾、罔顧現實的民粹主義，應否試圖規避或抵制投票作出的選擇。我認為這是可怕的錯誤。

這些投票展示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憂慮的是全球化和科技加速發展帶來的經濟後果。工廠的自動化蠶食了傳統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興起很可能把蠶食擴展至中產階級，剩下的只有最着重的、創意的或負責監督的職位。

這將進而加速全球在不斷擴大的經濟不平等。互聯網等平台造就了這種不平等，容許非常小眾的個人攫取巨大利潤，而僱用的人員非常少。這是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對社會是破壞性的。

我們有必要把這與金融崩潰相提並論。金融崩潰讓人們明白到，金融領域的一小撮人可以積累龐大財富，而我們在造就他們的成就，在他們的貪婪使我們傾家蕩產之餘，還要為他們埋單。總而言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財富懸殊不但沒有消減，反而益趨擴大；很多人不但生活水平下降了，甚至連維生的能力也消失了。於是，他們要求有新政就一點也不稀奇，特朗普與英國脫歐看來就這麼回事。

此外，互聯網與社交媒體向全球擴散無意中證明，這一不平等是確鑿無誤的，比過去更昭昭而明。對我來說，利用科技來溝通的能力是一種解放，是正面經驗。過去這麼多年，我靠它才能繼續工作。

但這也表示，世界最富裕地區中最富裕者的生活也暴露在任何只要有手機的人──不管怎麼窮──的灼灼目光之下。即使在次撒哈拉非洲，有手機的人也多過可飲乾淨水的人。可見在這個人口稠密的星球上，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什麼叫不平等。

後果明白不過：農村貧民在慾望的驅使下蜂擁向城市的貧民窟，接着會發覺，那裡找不到網上見到的幻景；他們繼而向海外尋夢，加入尋求美好生活的經濟移民大軍。大軍規模空前，給所到國家的基建帶來重大壓力，壓力一旦難以承受，政治民粹主義即如狂飆乍起。

對我而言，真正值得憂慮的是 ，目前，我們人類比有史以來任何時候都有必要團結起來。我們正面對可怕的環境挑戰：氣候變化、糧食生產、人口過剩、物種消減、病疫傳播、海水酸化。

加起來，是個警號，就是我們正處於人類發展的最危險時刻。如今，我們有能力摧毀我們生活的星球，卻未發展出能力逃過此刦。或許，我們數百年後能在太空中建立人類殖民地，但我們目前只擁有一個星球，我們必須團結起來保衛它。

要達到這目的，國家之間的壁壘必須銷毀，而不是興建。若要抓緊達到目的的機會，各國領袖必須承認過去以及還在持續的失敗。由於資源不斷流入少數人手中，我們得學會比現在更多地共享資源。

由於流失的不僅是職位，而是一個又一個行業，我們必須幫助人們為新世界而再培訓，並在他們接受再培訓時予以資助。若有社區和經濟體無法承受目前的移民壓力，我們必須進一步促進全球發展。若要說服數以百萬計要移民者留在本土尋找未來，這是唯一的方法。

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我是我們這個物種中的大樂觀主義者。但這得要精英們，從倫敦到哈佛，從劍橋到荷里活，一起吸取過去一年的教訓。最重大的教訓是，要謙卑。

(原載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英國《衛報》，蕭雪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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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our plane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

人均夀命，別以為只升不降

香港人仍可樂觀

戰後以來，香港人的平均夀命和預期夀命都持續上升；內地同胞亦一樣，雖然不如香港人長夀，但由於人口規模大，更讓世界矚目。不過不要以為，這只會升，不會降。

中國歷經戰亂，到一九四九年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人均預期夀只得 35 歲，以今天眼光去看，真難以置信。然而，數字迅速提高，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時，已達到 67 歲。中國人的生命竟在 28 年裡延長了 32 歲，真是「天增歲月人增夀」。之後，增幅放緩，二零一七年達到 76.4 歲，在世界排第 53 位。

這樣的橫向比較，有點不公平。香港不過是一個人口七百多萬的城市，其他地方例如日本的農村人口眾多，城鄉有顯著差異，內地的差異更大，人均數字不能準確說明情況。內地北上廣深等市，人均預期夀命一定比全國平均數高不少。

不管怎樣，人均夀命只升不降只是我們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錯覺。日本七年前受到「三一一」災難襲擊，人均夀命就下降了，被香港超過。這樣的不幸甚至會發生在比日本更大的國家，其中俄羅斯 (前蘇聯) 的情況最矚目驚心。

《美國醫學協會學報》(JAMA) 一九九八年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指出俄羅斯自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四年，即蘇聯解體之後的五年裡，男性預期夀命從 63.8 歲下降到 57.7 歲，女性從74.4 歲下降到 71.2 歲。研究認為，人均夀命在和平時期這樣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蘇聯解解帶來經濟和社會動盪，以及煙酒消耗過量、營養不良、情緒低落和醫療服務惡化。

情況近年有所改善，二零一六年出生的俄羅斯人可望有 71.87 歲夀命， 女的 77.06 歲，男的 66.5 歲。這或許有助說明，為什麼俄羅斯人擁戴普京。相對於沙俄時代，這已是巨大的躍進，那時的俄羅斯人的預夀命僅得 30.5 歲。到上世紀六十年代，蘇聯人的夀命一度接近西方，之後再被拋開。這除了是俄羅斯人自己的責任，還有誰該負責?誘使俄羅斯人以「休克療法」向西方政經模式過渡的西方列強，包括設計方案的哈佛經濟學家要不要負責?

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選擇自己「摸着石頭過河」，從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地尋求發展，實在難能可貴。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強調穩定。在中國人的概念中，有太平才有盛世。李克強在剛發表的人大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打三大攻堅戰，第一就是風險防控，特別是金融風險。(其餘是加大精準脫貧力度，推進污染防治。)其中道理，不難理解。

美國的人均預期夀命已連續兩年下跌了。美國疾控中心去年十二月說，這與濫藥有關。

香港要繼續延年益夀，仍大有改善空間。譬如香港人至今沒有退休保障，對長者的服務遠遠落後於發達地區。據說，香港三分之一長者有精神抑鬰徵狀。二零一四年的 937 宗自殺個案中，65 歲以上年齡段的發生率最高可作說明。飲食習慣不健康的西化傾向，也值得防範。

不過香港人仍然可以樂觀，據《香港 2016》年報中的推算，到 2064 年，香港男性預期夀命會達 87.0 歲，女性 92.5 歲。

從兩個救護小故事說起

香港消防處的救護電單車

日前在春茗飯桌上聽朋友說了兩個小故事，都與緊急救護有關。

朋友愛打羽毛球，一次與球友練習時，球友跌倒，肉眼可見，手腕骨折。主要情節卻發生在緊急送院之後。這位球友竟然把帶手機遺留在家裡了，至親家人又不在港，而依賴手機慣了，其他親友的電話號碼都記不起來。苦思苦想之後，他想起了姐姐的電話，朋友代他致電，一句「你弟弟正在醫院」就招來質疑，被指是電話騙徒，被斷線。朋友如是者多番致電解釋，才取得信任。故事旨在說明，電話騙案不斷發生後，大家都提高了警覺性，減少了金錢損失，但彼此的信任大幅下降了。對於社會來說，這是電話騙案帶來的最重大破壞。

第二個故事也發生在羽毛球場。一位球友突然不適，球友中有兩位消防員，有急救常識，判斷可能中風了，於是緊急召喚救護車，並說明患者情況。救護車很快到達 ── 先來的是急救電單車，救護員在現場進行了緊急處理，再由大型救護車把患者送醫院。

朋友忠告，遇到類似情況求助時，要把患者的情況說清楚，以便得到更迅捷的電單車救護服務，爭取急救的黃金時間。對於中風，搶救的黃金時間有各種說法，一小時、三小時、四點五小時，不管怎樣，越快越好。

香港救護服務由消防處等四個機構提供，消防處的救護車，除較大型的「平治」，有由中型房車改裝的「快速應變急救車」，還有更輕盈的救護電單車，都配備急救必需器材，救護人員可進行心肺復甦法、心臟去纖震法、靜脈 / 肌肉注射治療、及使用選定的葯物為傷病者提供入院前緊急服務。

我有過幾次召換救護車的經驗。多年前，住在半山一幢三層高的戰前舊樓，一位鄰居在清晨突然抽搐昏迷，他的家人手足無措而求助。我也緊張，只能打電話報警。還未緩過神來，已聽到樓下有呼喚聲，警察先到了，救護車接着也到來。我第一次坐上救護車，陪伴鄰居去醫院。清晨的街道很寧靜，救護車不響號，倍讓人安心，很快就到了醫院。

另一次，在葵芳一個新鴻基商場的酒樓飲茶時，一位八九十歲的老人家突然不適。緊急召喚救護車後，扶着老人家到樓下仍困難。向商場求助，獲提供輪椅，職員並協助指示最佳路徑穿過迷宮似的商場。到了停車處，救護車已在等候了。老人家原來是膽管發炎，得到及時留醫治療。

還有一次，我獨自在家中，不小心撞得天靈蓋頭破血流。我強撐着打九九九報警，然後坐下等待。不幾分鐘，救護車就到了，快得讓我懷疑是我家對面的消防局派來的。

世界很多地方的救護車服務要收費，香港則是免費的。據統計，香港的救護車二零一六年出動 773 322 次，不到十人有一次服務。我不知道這算不算頻繁，可以肯定的是，這有助香港成為世界最長夀的地方。

香港人：世界最長夀之謎

這樣一個地方，為什麼人最長夀?

昨天是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七周年的日子，電視上重播的福島海嘯畫面仍然觸目驚心。這場災難對香港有個特別意義，就是日本人均夀命自二零一一年發生災難後下降，而香港則上升成為世界最長夀地方。據最新數字，香港女性平均 87.32 歲，男性 81.24 歲，都世界第一。日本女性以 87.05 歲排第二位，冰島與瑞士的男性 81 歲，居次席。

香港地狹人稠，居住環境不理想，各種公共服務直期是本地傳媒口誅筆伐的對象。這樣一個城市，為什麼會成為世界最長夀的地方?這是很多人的不解之謎。美國 CNN 廣播公司月初就此有一輯報道，訪問了一些專家，可作參考。

香港中文大學老年醫學教授郭志銳列舉了不少香港有利長夀的因素，首先是環境，比其他城市有更多綠色空間。香港大大小小的公園很多，有綠水青山的郊野公園近在咫尺。幾年前，英國《經濟學人》周刊曾評選香港為世界最宜居城市，反引來香港很多人嘲諷，可見香港人缺乏自知、自信，而且喜歡自虐。

郭志銳還指出，香港公共交通發達，街道非常安全；有良好的醫療制度，但初級醫健保健不普及，急診室因而被濫用。香港又有優越地理位置，屬亞熱帶氣候，冷熱適中。處於亞洲海陸通道之要沖，新鮮魚類、水果、蔬菜都不虞缺乏。「我們研究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它與地中海式飲食非常類似，食品通常包括魚、水果、蔬菜、大米、堅果油和碎肉。」

亞洲文化中家族關係親密有利老人長夀，但郭志銳指出，隨著家庭規模縮小，下一代老年人的生活可能會發生改變。

也有不同的觀點，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認為，世界上其他一些以長夀著稱的地區環境與香港不同，有的地方冷，有的地方熱。

不過，在偏寒國度，冬天「死得人多」卻是事實。例如英國，「冬季過多死亡」(excess winter deaths) 數字達 3.4 萬，即冬季的死亡人數比其他日子多兩成，三分之一死於氣管病。

世衛組織老齡化與生命全程司司長約翰．比爾德 (John Beard) 亦質疑，不管是在香港、地中海還是日本，人們一直都是這樣吃的，為什麼現在才長壽?他認為，可能是壓力減輕之故。對此，香港一定很多人瞠目了，「有冇搞錯?」

奇怪的是，這些專家都沒有提及香港的緊急救護服務。我相信，這是香港作為 「a 逼 city」的巨大優勢。使用過這種服務的市民和旅客，印象會更加深刻。

男性女性，哪個是弱勢社群?

昨天是國際婦女節，手機群組不斷有婦女節的祝賀，一些女性朋友還有聚餐慶祝。男性朋友可能又調侃了，為什麼沒有男人節?照世界目前趨勢看來，說不定真有那麼一天。只是男士們真的希望有這個節日麼?

國際婦女節是婦女爭取權益的結果。十九世紀，西方各國迅速工業化，大量婦女也加入城市的勞動大軍。工作環境惡劣，加上工資低廉而不公平，不斷引發女工抗議和罷工。一八五七年三月八日，紐約的製衣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示威。自此，每年三月八日都有類似的示威遊行。

運動擴展到歐洲，更加風起雲湧，彼得堡女工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罷工，要求「麵包、和平、自由」。這引發全市總罷工，四日之後，沙皇被迫退位，是為俄曆「二月革命」。一九二一年，第二屆國際婦女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把三月八日定為國際勞動婦女節。

很長時間裡，體力是生存優勢，狩獵、勞動、保護家庭都靠體力，自是男強女弱。父系社會中，男性是主導力量，女性屬受保護的「弱性別」。工業化之後，仍是這樣。

只是，社會在向信息化迅速發展，體力不再是優勢，學習專注、心思細密、善解人意更重要，女性的優勢正日益彰顯，倒是男性有走向弱勢之憂。

日前與一位在澳洲退休後回流香港安居的朋友飲茶，朋友以前修習過中國笛子，如今學起了單簧管，參加了一個名為「男爵」的樂團。這名字很有趣，意思是「男子爵士樂團」。標榜男性，是不是歧視女性而政治不正確?

這樂團的確對男性「另眼相看」，但沒有歧視女性之意，只是認為如今應當較重視男性而已，準確點說，是正視男性受冷落的現狀。朋友在樂團的師傅是一位嬌小的女士，手下是一幫男子漢。

女性長期被視為弱勢社群下，贏得社會各界關注、重視，有各種專注女性權益的活動和組織，特別是在基層。到今天，儘管男性在政治、經濟、企業最高層仍享有優勢，但環視社會，女性力量正在興起，不斷蠶食着過去男性專美的領域。一位朋友的女兒在英國一家名牌大學讀物理，壓倒所有男生，竟惹來嫉恨。大學陰盛陽衰已成為世界現象，其中數學、物理仍是男性堡壘，但可維持多久?

陰盛陽衰在中學就開始，男孩問題、男孩危機已成為各國中等教育的議題。相對於女同學，男孩的成績、操行，如逃學、吸毒、犯罪、沉迷電玩都較嚴重。美國早在六十年末就有人關注這個問題，提出「學校摧毀男孩文化」等憂慮，認為男孩已成為學校裡的弱勢群體。

早上到公園走走，男女之別很鮮明，女的多聯群結隊在做各種體能活動，男的要麼「孤身跑我步」，要麼坐着「吹水」。

到某天出現男人節，將表示男性有待救贖。男士們，期待這一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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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女性能頂(豈止)半面天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7/03/blog-post_8.html

賞花：進一步海闊天空

維園的黃花風鈴木

香港的黃花風鈴木又繁花盛放了，這兩天路過維園，老遠就看到大草坪旁邊一樹黃花耀眼。接着就收到朋友的不同花訊，原來南昌公園的黃花風鈴木已花海如潮。

黃花風鈴木的花看來開得參差。一月中，我已在葵芳見到一樹黃花風鈴木綻放，孤零零的在一個馬路回旋處悠然自得，美態醒目。似乎，香港的園林部門有意識地各處散種了不少黃花風鈴木，還有紅花風鈴木，又在南昌公園營造了一個小樹林。那裡的黃金花海幾年前曾引起小轟動，引來遊人也如海。後來，花事勢頹，盛況不再；到今年，似乎卯足了勁，又大鳴大放了。

有朋友迅速傳來南寧的圖文並茂的花訊，說是當地「江南公園怒放的黃色風鈴花繁花似錦，惹人憐愛」。到網上一搜尋，有綠城之稱的廣西首府南寧正被黃花風鈴花「霸屏」，六個公園一片金黃。對比之下，我戲說回應：「古有坐井觀天，今有香港觀花。」

在香港蕞薾之地，要認真經營個似樣的花海談何容易。在人人手上都有功能不錯的智能手機之下，拍照成風，哪裡有美景靚花，例如到了荷花、梅花、櫻花等等的花季，或楓香樹紅了，遊人就蜂擁而至。花其實不多，葉也不怎麼紅，只是物罕，就矜貴了。

陽台的紅果仔花

又有朋友傳來福建永福鎮靚得扎眼的美景照，在翠綠的山野上，七彩繽紛的花樹蜿然如帶。這景色，我不久前在螢幕上見過，是央視天氣預報節目報道到福建漳平市天氣時見到的，照片一閃而過，有驚艷之喜。立即到網上搜尋，才知道，這是龍岩漳平市永福鎮的美景。綠色背景是茶林，後來沿路種起了各色的櫻花樹，經過若干年經營，就有了如今讓人屏息的櫻花園美色。只可惜近日難以抽空前往一遊。

有道「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是就心態而言的。就視野而言，則「進一步海闊天空」，賞荷、賞梅……都不要受困於本地。

近日，陽台的「紅果仔」小花盛放。這小灌木是多年前「收養」回來的，直到最近才憑「形色」軟件知道叫紅果仔（Eugenia uniflora Linn），會結果，可吃，還可製糖。它原籍巴西，所以也叫巴西紅果、蕃櫻桃。資料說它四季常青，但我家的到秋冬就彩色繽紛，葉色在紅綠黃之間，至今如是，非常好看。它亦可種成喬木，高達五米，這可能要「進一步」到巴西才見得到了。

從「請坐」說文白異讀

「請坐」

讀者 Jam Leung 日前在「筆下留情」的舊文〈粵語從「人」至「隱」的微妙變化〉後留言問道：什麼時候用文讀音?什麼時候用白讀音?朗誦時，能說「請坐」（zo6）嗎?接着又問：粵語的「醒目」算是口語音還是讀書音?

後一個問題其實關乎口語詞還是書面詞，不是口語音 (白讀) 還是讀書音 (文讀) 的問題。

中國各種方言都有「文白異讀」現象，即一些漢字有兩個讀音，在課堂讀書識字時一個音，稱為文讀音、讀書音、文言音或字音；平時說話時有不同的音，稱為白讀音。粵語有大量白讀音，不過仍不及吳語、閩語。文白異讀在作為通用語的普通話也存在，只是數量較少，如「剝」字(文讀如剝[bō]削，白讀如剝[bāo]皮)，「削」字(剝削[xuē]，削[xiāo]鉛筆)，「薄」字 (薄[bó]弱， 薄 [báo]餅)，「露」字 (露[lù]營，露[lòu]餡兒)等，多是一個字在不同構詞中的讀音不同。粵語的文白異讀出現在同一構詞，如「坐」在「請坐」中的文讀音是 zo6 (讀如助)，白讀音是 co5 (「錯」的陽上聲)。

中國的地方方言都是中原之人不同朝代逃避戰難向東南遷移而形成的，不同程度上保留着遠古、中古的中原方言成分。中原地區經歷千百年激烈動盪，以致「胡言 (胡人語言) 亂語」，語音變化很大，但北方始終是政治文化中心，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崇慕中原文化，在科舉考試又要掌握官話，於是都認同基於北方官的標準語的地位，視為讀書音，自覺學習，並和在教學中推廣，或用接近標準語的方言音作為讀書音。

可以說，白讀音代表較早的歷史層次，文讀音代表較晚的歷史層次。總體上，讀音越白、層次越久的語音與標準語差異越大，越文、層次越近的，與標準語差異越小。

在方言區如粵語區，人們都習慣在課堂誦讀課文時用文讀，說語時用白讀。可是在其他場合，有時會難以決定該「誦讀」還是「說話」。顯然，取態不同，效果大異。香港很多公共廣播，例如在地鐵聽到的，連「之」字等文言虛字都照讀，像念官樣文章，予人刻板、冷冰冰的感覺。有時在宣傳運動中，地鐵會由某些傳播界名人讀出宣傳聲帶，讓人覺得親切自然，順耳得多，因為白讀音會較多。採用文讀還白讀，要看你想達到怎樣的效果，它決定了說話的語氣、調子。

至於「請坐」的「坐」該用文讀還是白讀，不能孤立地判斷，而要通篇考慮，要看場合、對象等。我總覺得，宣之於口，而又不是在課堂或特定場合，不應太執着於文讀音，特別是面對公眾的時候。因此，我每次聽到電視電台或地鐵廣播以文讀說「使 (屎) 用」，而不白讀說 「使 (洗) 用」就皺眉。

「醒目」不關文讀白讀問題。粵人一定明白，粵語中的「醒目」可按字面解作清晰易見，但更常用來表示聰明伶俐，一點就明。「醒目」其實是古語，宋梅堯臣有「永叔贈酒」詩云：「一夕復一夕，醒目常不眠。」普通話也說醒目，如郭小川有詩句「面對這無限風光，怎能不醒目動心！」這是指眼目清新，當然不是「醒目仔」之「醒目」了。

2 = 1 + 1 之謬誤

很多事物之間的關係，一不小心，就容易混淆。例如：
── 不要學游泳，因為調查發現沙灘溺水死亡的人，多數會游泳。
── 醫院是最危險的地方，死亡率最高，不要留醫。
── 雪糕造成死亡，銷路越好，溺水死亡的人越多。
── 信教能延年，歐洲去教堂的人比一般人長夀。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俯拾皆是。有的一聽就知道荒謬，知道不過是巧合。例如鄭少秋一九九二 年主演電視劇 《大時代》 扮演丁蟹，股市大跌。好事者稱之為「丁蟹效應」。以後秋官主演的電視劇、電影一上畫，恆指就波動。你說它僅是恰合也不準確，因為部分投資者真信有「丁蟹效應」，謹慎為上，於是形成「自我應驗預言」。

有些東西又不僅是巧合而是真有關聯。譬如醫院的確「死得人多」，因為很多人是為患了重病，進了醫院而在那裡去世的。可是關係倒過來，因果互調，就成謬誤了。

誰都知道 1 + 1 = 2 是對的，反過來 2 = 1 + 1，也對。可是兩者不一樣，1 + 1 只能等於 2，但 2 不一定等於 1 + 1，而有無盡的可能性，譬如 2 = 1.5 + 0.5。這就是說，不能簡單地從結果 (2) 推導出原因 (1 + 1) 來。

也就是說，事物有相關性，不等於有因果性。上述各個事例的謬誤都在於從結果簡單地把與結果相關的事物推導為成因了，視之為因果關係。

據佛家之說，事物之生起有主要條件，是為「因」；生起的次要條件，是為「緣」，是為因緣。有因有緣，然後成果，簡稱「因果」，但不能把它簡單地視為一因一果，而是多因多緣而成果。

如果只關乎葱芥小事，混淆了相關性、因果性，「得啖笑」而已；若說的是社會大事，就不好含糊。譬如，歐美國家經濟發達、人民生活水平高，而都行西式民主政制，於是反過來認為要想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非行西方民主政制不可，且視之為普世價值，就未免太簡單化了。觀乎戰後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實驗經驗，可知其荒謬。

近日，中國要修憲，香港一些這樣的思維邏輯謬誤又大爆發了。細想，不過是「雪糕暢銷就多人浸死」之謬。

元宵節：一首英文小詩的翻譯

元宵節，有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一首英文小詩：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按照它的平白如話，可這樣翻譯：
在這世上，我只愛三樣東西
太陽、月亮和你
早愛太陽，夜愛月亮
愛你，無盡綿長

傳來的還有附文：這首英文小詩，很美；到看到中文的翻譯，醉了。翻譯是這樣的：
浮世三千，吾愛有三。
日，月與卿。
日為朝，月為暮，
卿為朝朝暮暮。

原文淺白如話，甚至可說平淡如水，勝在立意出色，把大寫的「你」(You) 喻為光昭日月。譯文則採用中國古人文言語，巧用了成語浮世三千、朝朝暮暮，境界隨之升華，雋永多了。但仍覺有所欠，於是稍改為：
浮世三千，吾愛者三，日月卿也。
朝愛者日，暮愛者月。
朝朝暮暮恆愛者，卿也。

這樣的翻譯，在文字風格上與原文迥異，但頗引人入勝。這引起了不同朋友間的連串互動，出現不同版本：

浮世三千 吾愛者三
三者曰何 日月與卿
日悅我朝 月悅我暮
唯卿悅我 朝朝暮暮

世之所愛，日月與卿；
朝日暮月，恆愛惟卿。

浮世三千幾心傾?
巡天日月枕邊卿。
天星伴我分朝暮，
暮暮朝朝誰可永?
── 惟卿。

各個版本的文體風格有點不同，有近古文，有近《詩經》，有近格律詩詞。以前也讀過類似的翻譯，用十餘個中文古今文體，包括不同地方戲曲的風格，去翻譯同一首英文詩，讓人歎為觀止。你不能據此說中文比英文優秀多少，但可見中文古今文體、文字之繁美豐富。這是中華文明在不同年代形成的。我們可以誦讀二千幾年前的詩經，而英國人已沒多少可以看懂幾百年前莎士比亞的原文了。從這個角度去看，中文確有巨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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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最後一版本可改為：
浮世三千幾心傾?
天邊日月枕邊卿。
天星遙望分朝暮，
暮暮朝朝誰伴永?
── 惟卿。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六十六(2018/02)

南嶺正風寒

梅花自占春

東風揚紫氣

花放展清純

(題深圳梅園梅花)

打鐵身須硬
花鮮氣自清
林深人不顧
蜂蝶舞相迎
(題深圳梅園梅花)

春風甦萬物

莫敢力收藏

花艷催蜂舞

人忙賞春光

(維園花市)

梅林花百萬

爭艷報春忙

一朵橫空出

群芳莫可當

(題深圳梅林梅花)

維港平流霧，深圳桃花林

維港再現平流霧

今天早上起來，維港昨日的仙閣瓊樓景色不復見，平流霧失去蹤影了。平流霧一旦形成而從海面洶湧而來，維港兩岸的高樓大廈會被「淹沒」得只冒出頭來，奇幻而壯觀。這會偶爾在春寒乍暖之際出現，我近日都在注意，昨天早上果然又見到了。

海水之春寒未降，而偏南的和暖海風吹來，貼近海面的空氣會降溫成霧，形成平流霧；多數自東南從鯉魚門吹入，從西南的西博寮海峽那邊吹來的較少見。奇景多出現在清晨，到十時左右就會被陽光驅散。

昨天早上匆匆拍了一些照片便出門到深圳去，經過大埔附近，只見春霧繚繞。據住在附近的朋友說，早上向吐露港眺望，只見白霧迷茫。

上深圳，為到蓮花山和中央書城一走。日前聽朋友說，蓮花山公園有個桃花林，號稱有桃花三千株，朋友大年初一前往，正值桃花盛放，行了個大大的桃花運。這公園我到過幾次，只是公園太大，每次都只走了一角。這次，按着朋友提供的地圖，果然找到桃花林。很多桃樹已綠葉萌發，但花仍似海，沿坡起伏，放眼難盡，仍有可觀。

深圳蓮花山公園，桃花林裡遊人多。

雖非假日，遊人不少。公園內人氣最旺、最密集的地方卻不是桃花林，而是「婚介角」── 婚姻介紹角。我路過，見到「七十年代女專區」的標示，好生奇怪，拐進去一瀏覽，才知道是什麼回事。

這個以圍欄闢開的一角，貼滿了以 A4 紙打印的小告示，也有手寫的，按年代、男女劃分，都是徵婚的，有本人張貼的，而由母親代為張貼的很多。裡面圍坐上不少人，主要是中老年人，不知道是不是在靜候諮詢。

從入口處的告示牌知道，婚介角乃自發而成，公園管理處後來加以管理，例如規定告示的大小，只限「自助交流」，禁止商業介入等。從這一角可見，網上「願意在主席任內完婚」之笑談，實源於現實壓力。

在公園另一角還種了櫻花，如今花已開到荼薇，我從樹下走過，幾乎錯過了。又有不少紅花風鈴木，亦已過了盛期。

再到就在旁邊的中央書城去，物色所需的參考書。走得累了，索性席地坐下閱讀。這是書城的風氣，原來還有方便讀者的圓形蓆墊供應。

餘興是沿地鐵四號線往回走，坐三站到福民站的水圍村吃晚飯。那裡有數不清的食肆可以選擇，但仍去了吃台山黃鱔飯。還不到晚飯時間，廚師較清閑，可以煮得更用心，黃鱔飯和蓮藕肉丸都特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