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操普通話接受訪問、擔網演出，一些人的普通話更讓我刮目相看。
普通話有「普及通用之話語」之意，這在全中國的應用上已在一定程度達到。據說，到二零一五年，中國的普通話普及率己達七成，即有七成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尚有約三成人只能聽不能說。「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計劃到二零二零年，把普及率提高至八成以上。
在一般人印象中，普通話是中國大陸上世紀五十年代才出現的，用以統一語言。這其實不知普通話之「初心」。
這要說到清末的教育家吳汝綸。吳汝綸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考得第八名進士，曾國藩慕其才，留佐幕府，是為「曾門四大弟」之一。他又與李鴻章關係密切，先後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議，多出自他手筆。他是科舉受益者，但提倡西學，認為國家必須興辦新式學堂以造就可用人才，曾為嚴復的《天演論》作序。光緒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清廷下詔開辦新學，吳汝綸獲委任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後迅速強盛，是基於教育成功，要辦好中國的京師大學堂，必須借鑒於日本，於是奏請赴日本考察教育，後來寫成十多萬字的《東遊叢錄》。
其中有這樣的紀錄：有建議稱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談話中提到「普通話」這名稱。 一九零四年，秋瑾留學日本時，與留日學生組成「演說聯繫會」，擬定的簡章也出現「普通話」一詞。此後，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國語運動等在中國風起雲湧，普通話用來泛指為「各省通行的話」(切音字學者朱文熊語)。
可見普通話這稱謂從開始是為了普及教育，着眼於民；語文改革、強盛國家亦為了民，從立意上與明清的共同語「官」話大異其趣。
一九三二年，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漢語標準的第一個系統，即國語系統。到一九四九年，國語改稱為普通話，定義是：「普通話是以北京話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在國際上，普通話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也是外國人學習中文的首選語言。這讓人以為普通話作為現代標準漢語，等同於中文，是高於中國其他方言的「語言」。
可是從語言學而言，無論是國語、普通話還是華語，內部都存在「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的區別。從這個角度上說，漢語標準語其實是漢語的一種大類「方言」── 「普通話以北京話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當然是方言，更不要說帶各種口音的普通話了。
在英語世界，高貴的倫敦口音「女皇英語」，亦不過是方言。
一些粵人拒不承認粵語是方言，還挾洋自重，弄出一個「聯合國承認粵語為語言」的假消息來。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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