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同文字，要趨利避害

韓國年輕人來到自己這樣的歷史古蹟，應感到茫然。

希臘人從東來的腓尼基字母中發明了拉丁字母，再在歐洲形成各種拼音文字。腓尼基字母有沒有往東傳播到中國?已故饒宗頤教授把半坡遺址發現的陶符與腓尼基字母比較，發現形構相同的竟有二十個之多。可是這樣陶符陶符沒有在中土產生拼音字母，反而產生了方塊漢字。

饒宗頤指出，漢字很早就已脫離以象形表意階段，甲骨文字大部分以音符為主，形符為輔，重形亦重聲，以形聲字佔大多數 。已故文字學家唐蘭更說：應該把漢字理解為一種很重視字形的注音文字。

在廣袤的華夏大地上，各地語言差異不如地中海地區大，加上中國很早就建立大一統政權，建立文字規範，即使語言有差異，文字可成為溝通工具；那怕語音變了，文字傳承下來，文化千古流傳。這是拼音文字難以想像的。英文幾百年間的拼寫和讀音已嚴重脫節，被詬病為「全世界拼寫與讀音最不規則的文字」；法文拼寫基本合規則，但單詞中不發音字母特別多，拼寫複雜，要根據讀音寫出單詞不易。這不斷削弱英文、法文作為拼音文字的優越性。

對於習慣了拼音文字，而又不諳語言調性的人來說，漢語、中文的確不易學。可是漢字有非常強大的構詞能力，一二千個常用字就能組成無數詞彙，掌握這些常用字，就庶幾能閱讀所有中文書報，這是小學程度也能做到的，免除學英文背默浩瀚單詞的困擾。在聯合國五種官式文字譯本中，中文版本一定是最篇幅最短的，可見中文有更高的信息密度，閱讀效率亦更高。

近年，閱讀障礙症受到不少關注。有統計說，在說中文的地方，這病的發病率為 2％〜7％，而用拼音文字的地方，發病率達7％〜15％，高逾一倍。

中國的一個研究發現，這同大腦語言區的使用有關。中文的語言區更接近大腦運動功能區的布羅卡區(Broca's area)，而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常用的是後腦的威爾尼克區 (Wernicke area)，較靠近腦部的聽力區，這是使用中文的人幾乎用不到的。因此，想學好中文要多看、多寫、多說，靠運動來記憶；而學習英文則應注重營造語言環境，多聽、多說。

這兩個區的病變或衰退都會引發失語症，威爾尼克區損傷主要造成語音辨別喪失，說話時語音與語法均正常，但不能分辨語音和理解語義。布羅卡區病變病人的閱讀、理解和書寫不受影響，但發音困難，說話費力，雖然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韓國和越南廢用漢字而採用各自的拼音文字後，後遺症慢慢顯現，要糾正不容易。最大問題是兩種文字都只表音而無義，同音語太多造成語義不清。有這樣的例子：二零零九年，韓國京釜線二期工程的無渣混凝土枕木的「締結裝置」部分嚴重龜裂，這個裝置按規定是要放防水填充物，但韓文圖紙里的「防水」與「放水」均為「방수」，沒有用漢字標明以區別，施工公司理解錯誤，枕木裡沒有加入防水材料反而加入吸水材料，造成全部15.5萬多根枕木要重新鋪設。

事物都利弊共存。對於中文和漢字，亦務必趨利避害，趨吉避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