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屏賓與香港電影的東方哲學

二零一六年，李屏賓以《長江圖》在柏林國際影展銀熊獎

香港電影不僅值得香港人自豪，在世界電影發展史上，也佔重要地位。它創造了許多不朽的電影，產生了許多巨星，還形成了自己以靈活見稱、不囿於成規的製作方式。台灣著名電影攝影師李屏賓八十年代曾只身到香港闖蕩十年，他的功夫，相當程度上受到香港電影人的影響。當他進一步走向世界，到了美國、日本、歐洲拍片，獨樹一幟的拍攝方式被視為東方式的。他也賦予自己的拍攝方式「宿命」的哲學內涵，其中恐怕真有着文化的內在基因。

李屏賓在台灣跟着侯孝賢等拍片，重於人文，屬藝術電影，富「文字魅力」。到了香港，完全是另一回事，拍的都是面向市場的商業片，功夫、動作、警匪……都講求效率，工作密集，節奏飛快。用他的話來說：「我在香港學到，拍電影真的可以天馬行空，所謂天馬行空不是在作夢，而是根據現有的情況去發揮，然後在拍攝時想辦法拍到這不可能的東西」，有時要「不擇手段」，「拍攝快、狠、準」。相對之下在台灣，遇到困難不是修改就是刪掉。

由於每天到了拍攝現場都要面對不可預測的情況，他對拍攝現場有過恐懼。到了後來，「就是無所懼，不論現場有什麼，都可以發揮」。這就是香港人所謂的「執生」。

他因此被人批評「沒有風格」，他卻說，「我有風格，導演就不見了」。他細心揣摸導演的意圖，常拍到導演看不到而合心意的東西，如侯孝賢《戀戀風塵》裡最後的空鏡頭。

貝聿銘也曾被人批評缺欠建築風格，他泰然回應說，要有風格不難，只按一個路子走下去就可以。他卻不斷尋求變化，按每個建築的獨特性去做到極致。

李屏賓按自己的方式到美國、歐洲拍片就成為異類，按歐美的專業規矩，所有事情都一板一眼，按部就班，到了拍攝現場，得依章辦事，要打幾個燈都有章可循。燈光師會搬出高科技器材，先發制人地說要怎麼打燈。李屏賓卻靈活地盡量利用現場環境和器材，即興、隨性地營造不同的色與光，例如用一本雜誌彩頁的反光，給演員的面部添上色彩。

與他合作過的法國導演 Gilles Bourdos 有這樣的觀察：「他像蘆葦一樣隨風擺動，不受限制，我想這是東方生活哲學獨有的精神。」

實事求是、隨機應變在我們看來順理成章，在習慣了西方思維和辦事方式的人眼中竟然那麼新奇。因此，「摸着石頭過河」這千百年來的生活經驗，曾幾何時也受到譏諷，譏諷的人自覺已過河了。

基於牛頓物理的歐洲科學主義使人以為所有事物都是有序的，可以預測的，這帶來了科技的巨大發展，卻也會使人的世界觀逐漸固化。如今，世界在走向基於二元邏輯的人工智能時代，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與《易經》的契合，予人的新的啟發。

剛讀到一位西方學者關於人工智能與中國古代智慧的文章，文章說到，《易經》反映了中國古人對自然趨勢的認識，我們做出結婚、買房、搬遷等重大決定之前，不妨翻翻這本書，隨機選擇的卦象可以為我們呈現一系列不同的二元選項，由此來衡量利弊、得失、進退等等。它並不給我們具體的建議，卻可以幫助我們在潛意識中搜尋答案。

香港八十年代的電影值得香港人懷念，香港人失去的，豈僅是當時電影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