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一家學校的畢業禮發生了學生不尊重國歌而被驅逐的事件。從被逐學生的咆哮得知，這緣於不認同中國政府。據香港近年接連發生的類似事件，一些人因為否定中國政府，幾乎把所有與中國沾邊的事情都給否定了，台灣一些人亦有相同的極端行為。於是，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接受普通話，香港一些人揮舞起殖民地時代的龍獅旗，台灣當局刻意削減中學教科書中的文言文課文，等等。一句話，要去中國化。

這可笑，復可悲。台灣的著名詩人余光中剛去世，一位朋友傳來他一句名言：「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這是他在台灣，面對「像一柄無情的藍刀，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的台灣海峽的抒懷。

香港也以島稱名，其實毗連大陸，山水相接，不過由於歷史的原因，一些人在很多事情上內地睽違。並不是從來如此的。大陸水深火熱時，在香港苟安的中國人對內地常有水濃於水的闗懷。

余光中上述名句出自他的《從母親到外遇》一文，文內以「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作譬，從情到理細說了這四個地方感受。一些人瞧不起香港，他辯護說：「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后舉殯，全港下半旗誌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

中國大陸迅猛崛起後，香港一些人反而受不了。我常覺得這與地綠政治形成的島民心態有關。

在余光中的創作中，鄉情是永恆的題材。鄉情重在「情」，柔情似水，漫漫然，浸浸然，縱橫上下，無處不在，有別於理性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用他的話說：「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於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種『四捨五入』的含混觀念。」

《從母親到外遇》一文，該是他所謂的美文，他常通過這樣的美文來抒發情感，在遣詞用字上煞費苦心，讓讀者有感情上的滋潤，還有文字上的享受。譬如他就自己的不同身份這樣說：「我當然是台灣作家，也是廣義的台灣人，台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家當』，怎麼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麼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香港也相似，一旦着了這「原罪」的魔，一些人精神錯亂了。

讀余光中的這些美文，讓人想起錢鐘書一個見解：「刻薄人善做文章。」這話充滿錢鐘書慣用的反諷、黠慧風格。他說：「立身之道，與文章異。做人處世要謹慎老實，文章卻應當寫得富有機心，委婉多變。」他因此對一些人愛對李商隐晦澀難明的詩句，作穿鑿附會的強解不以為然。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璞仍然縈繞着那一片后土。」余光中的鄉愁，和抒發鄉愁的文字，毫不晦澀，如果一些人難以接受，我唯有解釋：給洗腦了。

余光中：食洋不化與翻譯

余光中生前既勤於筆耕，又因為是傳道授業的教授，對文字運用，從詩都文，都有不少理論上的思考和論述。不過兩年前，他就在香港接受採訪談到現代漢語的種種歐化通病和翻譯等問題。

二零一五年二月，他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除了講「龔自珍與雪萊」、「中西田園詩的比較」，並出席「詩與音樂—前言與朗誦會」。演講偏於學術，他後來接受《明報》「明藝」版主編潘耀明和中大金聖華教授訪問，談得就比較「貼地」。

中國白話文的歷史很長，文言文出現之初，與當時的通用語 (白話) 較接近，佛經的翻譯使用了大量一般人易懂的白話，小說、戲曲以普羅群眾為對象，白話成分就更重。余光中指出，直至二十世紀初，歐化問題才出現。到五四時期，很多學者認為儒家太封建，道家太迷信，中文不夠好，不夠現代化，主張以拼音文字、英文、法文來代替漢字，引進西方思潮，用邏輯談問題，使中文越來越歐化。

余光中說，當時的學者像魯迅，本身舊學根柢扎實，無論怎樣歐化都有限；到了他們的下一代，惡性歐化便浮現。一代又一代之後，少數高手對歐化的影響時常警惕，可以善取善用，不能說張愛玲、金庸、錢鍾書退化了。可是，多數人退步而不自知，食洋不化！

談到「化簡為繁」的毛病，金聖華舉了個例子：收過一封信「請盡快落實繳費工作」，那不就是「請盡快繳費」麼？又例如，不能見到 share 就是分享，Never share anything with her mother 應是「從不與媽媽談心」，而不是「從不跟媽媽作分享」，更不該說「分享痛苦經驗」。金耀明指出，年輕人如今喜歡寫很長很長扭來扭去的仿西式句子，故弄玄虛，大部分寫不出乾淨的中文來。他說：「我不擔心簡體字，而擔心『簡體文』。」

對於長句的運用，余光中有自己的心得。他早期的名篇《聽聽那冷雨》，長句連綿兩行；後期則注重錘煉詩句的長度，據說以八字為限，力求變化。余光中則說，《聽聽那冷雨》屬於美文，至今我還堅持會這樣子寫。理論的文章，我寫得比較乾淨，但感性的創作，如美文，我有很多招數。

關於長句他說，英文語法明確，轉折的地方可以不用標點，主句後面可以跟着一連串形容詞子句。他那時候一個長句寫下來，轉折處都不用標點；後來，才悟到中英文標點的分別：中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氣」，英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法」。此外，下標點，是為了節奏。強迫讀者跟你一起換氣。

音樂在表情上講究呼吸，文一樣，詩更如是。

論及翻譯，余光中認為翻譯到了最後就是風格問題；要翻譯什麼像什麼，句子、字詞，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平白的譯得平白，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那是給觀眾聽的。詩，我是譯給個人讀的。」

他常跟學生講，翻譯時，你如果只想到一種翻譯，絕對不夠。你要立刻想到三種翻譯，無論是結構上的或字詞上的，那才能遊刃有餘。同樣一個形容詞，選擇一個最貼切的翻譯，那就是創作。

對於這些，你只要做過文字工作，應當聞之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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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藝‧特輯﹕專訪余光中談文學翻譯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98%8E%E8%97%9D%E2%80%A7%E7%89%B9%E8%BC%AF%EF%B9%95%E5%B0%88%E8%A8%AA%E4%BD%99%E5%85%89%E4%B8%AD%E8%AB%87%E6%96%87%E5%AD%B8%E7%BF%BB%E8%AD%AF/web_tc/article/20150411/s00005/1428689249605

余光中診斷「英式中文」

余光中昨天在台灣去世，相信華文世界傳媒都發布了消息，並都會冠之以「詩人」頭銜。余光中其實一手寫詩、一手為文，為文寫的是散文和評論。他的詩固然耐於咀嚼，而文章一樣值得好好品味。若要提高中文寫作水平，應細讀他關於詩和文的評論。

昨夜讀到他的《怎樣改進英式中文? ── 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一文，文章一九八七年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上，長一萬一千多字。雖然有點睏，還是一口氣讀完了。

我沒有讀過這篇文章，但對當中的見解甚有共鳴，有些還曾經對以前的同事作過告誡。香港的「港式中文」很大程度上是「英式中文」，這樣的中文充斥傳媒，從印刷傳媒到電字傳媒，很多毛病是記者筆下慣見的。耳濡目染之下，香港人下筆，會不自覺寫出來同樣的句子，我有時亦難免。讀了余光中的文章，如醍醐灌頂，既暢快，亦警醒。文章大概是針對港台情況而寫的，但據我的觀察，自大陸對外開放以來，文字寫作受到外來文化猛烈衝擊，學英語者越來越多，英式中文亦隨之泛濫。內地頗受歡迎的「觀察者」網在余光中病逝消息傳來當日，就把他的這篇舊文重刊，自是用心良苦。

余光中三十年前就觀察到，「中文的西化有重有輕，有暗有明，但其範圍愈益擴大，其現象愈益昭彰，頗有加速之勢。」三十年來的發展進一步印證了這先見。結果是「一般人筆下的白話文，西化的病態日漸嚴重」，而且「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了」。他系統地分析了英式中文在名詞、連接詞、介詞、副詞、形容詞、動詞等西化之病，希望讀者能舉一反三，知所防範。

他提出了中文自有生態的觀點，即中文以「措詞簡潔，句式靈活，聲調鏗鏘」為生命的常態。順着這樣的生態，就能長保中文的健康；否則，久而久之，中文就會污染而淤塞，危機日漸迫近。

一個不良的趨勢，是從精簡變繁瑣，從自然變生硬。他在文章之始就舉了這個例子：現在很多人不說「因此」，而愛說「基於這個原因」；不說「問題很多」，而愛說「有很多問題存在」。

余光中在台灣修讀外文系出身，後到美國進修，在愛荷華大學取得藝術碩士。他在港台是中文系教授，也是英文系教授，且曾任美國西密執根州立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他自言「有志於中文創新的試驗，自問並非語文的保守派」，但對不可取的英化不以為然。

他指出現代英文也視化簡為繁、化動為靜、化具體為抽象、化直接為迂迴為病態，識者以為，現代英文已到了「名詞成災」（noun-plague）的地步。他認為「新聞體」（journalese）文字的傳播是病因之一。記者為了讓新聞稿吸引眼球，往往在文字上故作緊急、權威、專業，習慣了，就是老套的「新聞體」。

注意：香港科班出身的記者學的是新聞採訪，中文寫作其實是副修。隨便舉一些例句：
健康比不健康更好……
聯合國非常震驚澳洲的……
英格蘭復仇荷蘭
警方在今天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入屋……
我相信呢個喺我所闗心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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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談怎樣改進英式中文：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7_12_14_439185.shtml

日本失落一代的震撼與呼籲

讀到一句讓人打心底裡哽咽的話：「請允許我嘮叨一句：我是在泡沫經濟破滅的烏雲之下出生的。我活了26年，說實話，我從沒想過人們可以如此充滿希望地活着。」

一個人活到 26 歲，到了一個新地方，才像發現新世界一樣見到，人原來可以「如此充滿希望地」生活，震撼何等巨大！

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震撼並不新鮮，可能親身經歷過。人都要生存，都會為了活得更好而尋找新機會。困擾歐洲的難民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這現象在人類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停止過，人為的、自然的災難，不斷逼使難民四處流竄。難民到了一個可以安穩生存、安頓家小的地方，就會產生那位年輕人的感慨。

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更不新鮮了。中華文明的傳播、擴展歷史其實就是中國人逃難的血淚史。在南部和東南部的各個方言區就是中原難民為尋找生活希望集體逃亡而形成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經是大陸難民能「充滿希望地活着」的地方。

上述那位 26 歲青年看到的充滿希望的地方卻是中國，具體的說是深圳。他從日本第一次來到中國，從香港到深圳，發覺「自己的『常識』被從根本上顛覆了」。

他叫藤田祥平，一九九一年出生。上個月(十一月)受日本一家媒體委約，來中國採訪 VR (電子虛擬現實) 市場的情況。日前，他在日本「周刊現代」網站發表題為《日本被中國完敗的今天，26歲的我想和所有的大叔們說幾句》的文章，以日本「失落 20 年」一代之一員的身份發聲。「大叔們」，是指他們在社會上、職場上的前輩。

日本泡沫經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爆破，至今差不多三十年，足足一代人的時光。日本經濟戰後的繁榮造成巨大泡沫，美國則債務急升，貿易赤字不斷膨脹。美歐於是向日本施壓，在一九八五年達成「廣場協議」，日圓自此急速貶值約半，經濟爆破下沉，經濟真接損失估計超過六萬億美元，至今元氣難復。像藤田祥平這樣一九九一年出生的一輩年輕人，打從出生開始就沒有見過經濟繁榮，只見到通縮，沒見過通脹，即物價只降不升，人人都「惜買」，不敢花錢。

藤田受到震撼之下，顯然着急了，於是寫了「致我們的人生前輩們」的公開信，呼籲請看看如今日本的出生率數據，看看日本應屆畢業生的人均工資數據，看看日本的人均勞動時間數據，「我們這些年輕人如今疲憊不堪，食不果腹。如果仍然推行現在這樣明顯錯誤的戰略，我們就會逃離這個國家。請在你的公司裡找個年輕人送到中國去，不論他是誰。只要給他配個翻譯，他就可以做任何工作。」

「拜託了，不要把我們年輕人當作稻草人，當成你們抱怨的對象，請把我們當做經濟的子彈。你們年輕的時候，難道不是那樣認真對待美國市場的嗎？」「那麼，也請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他建議，「請賣掉已經讀完的英語教材，買些中文教材回來。這意味着去參與一個充滿經濟機會的市場。」他甚至語帶威脅：「請給我們這些年輕人機會，請關心我們的想法。如果不這樣，我們就要拋棄日本，各行其是。也許大家不是一齊離開，而是有能力者首先離去！你們肯定知道，這樣的趨勢已經出現。」

深圳與香港僅一河之隔，但我相信，香港很多人如藤田一樣，對河那裡的認識，有着大量有待顛覆的「常識」。

粵語專家亦多從眾從俗

普通話有國家制定的語音標準，各種方言的讀音則沒有同樣受到重視，語音就常有參差，即使方言字典的注音亦一樣。

在香港，可以見到不少粵音字典。我手上有黃錫凌的《粵音韻彙 》、喬硯農的《中文字典》、饒秉才的《廣州音字典》，坊間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商務新詞典》，中華書局的《中華新字典》、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讀手冊》等；香港教育當局還有供教師參考的《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它們的注音各有所依，往往同一個字有不同注音。所謂各有所依，其實是兩個傾向，一個是依照古韻書 (如北宋的《廣韻》的反切音)，或依民間的約定俗成，這會因應字典編著者的社會接觸面和年代不同而有異。

有了互聯網之後，在網上查找讀音方便得多，我最常用作參考的是中文大學的《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以及後來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它參考多本字典字彙定音，這其實是個統計概念，即以較多家採用的注音為準，較少採用的注音定為「異讀音」。

譬如「糾」字，注音為 gau2，讀如「九」，配詞如：糾正、糾紛、糾察、糾纏等；「抖」是異讀音。 據《廣韻》等書的「居黝」反切，該讀作「九」，但老師安排學生做「狗察」維持秩序，很礙耳吧? 「糾」其實還有個讀音是「矯」。「赳」與「糾」同音，「雄赳赳，氣昂昂」如讀作「雄九九，氣昂昂」亦奇怪。

廣州出版的《廣州音字典》的注音有「傳統讀音」、「今讀」、「舊」音、「俗」音之分。有些字的確是誤讀了，但社會上已「約定俗成」，書中的注音會注上「俗」字，「糾」讀作「抖」是為俗音。這比較切合實際。

這樣的莫衷一是，在專家中也存在。粵港澳之間有個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參加者除了三地文字學專家，還有外國如日本的學者。香港的單周堯教授在一次會議 (一九九九年，第七屆，在香港大學舉行) 上曾就一些字的讀音即席讓 68 與會者投票 (舉手)，這是部分結果：
《論語》的「論」，讀 A：「倫」(如人倫的「倫」)? 還是 B：「論」(如討論的「論」)?
A：30 人(44.1%)
B：36 人(52.9%)

友誼的「誼」，讀 A：「宜」(陽平聲）？還是 B：「義」（陽去聲）？
A：56 人(82.4%)
B：8 人(11.8%)

屋檐 (簷)的「檐」，讀 A：「嫌」? 還是 B：「蟬」?
A：28 人(41.1%)
B：36 人(52.9%)

溝通的「溝」，讀 A：g 聲母? 還是 B：k 聲母?
A：9 人(13.2%)
B：58人(85.3%)

由此可見，除了個別專家不表態，大部分專家傾向於從眾從俗，而不刻板地按古韻書的反切音說話。

粵語「正音」：當代的?古代的?

廣州陳家祠

中國人都會為中華文化自豪，數千年不斷之文化源流，是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資產。可是有利也有弊，如果處理不當，傳統會成為束縛，成為前進的羈絆。粵語的讀音是個例子。香港有被一些人捧為粵語「正音」權威的教授，囿於傳統，要人把「時間」讀為「時奸」，把「溝通」讀為「X(粗口字)通」。

這是把千年前的古韻書視為不可有違的金科玉律之下發生的。對一般人而言，一個讀音要受千年前古人的口音束縛，簡直匪夷所思。放在古羅馬、古希臘文化早已中斷的西方，這就更奇怪。在英美等國家，權威字典會不斷修訂，一個字該怎麼讀，完全沒有以古為正的觀念，注音從今、從眾，不過也會標注異讀音。英語不會視莎士比亞時代的讀音為正音，美國的字典不會因為英語源自英國而視英國口音為正音。

英語是拼音字，口語音較易變化，書面字的拼寫要及時因應口語而改變則不易，這造成英語的讀音與拼寫日益脫節。漢語沒有這問題，硬要語音不變，可說是自討苦吃。近日讀到香港文字學權威單周堯教授花 12 年編纂的《當代粵語正音字典》快將面世的消息，大為高興，高興的是教授說這部字典的一大特色是「不離地」，即不會囿於古音而脫離現實。

香港近年出版過一些標榜「正音」的粵音字典，且刮起過一股標榜「正音」的歪風，不知道凭着什麼力量，使電視電台的播音員都跟着所謂「正音」說話，讓人不斷受到「時奸」之類邪音的轟炸。

單周堯教授與暨南大學文學院前院長詹伯慧教授共同主編的這部新字典也以「正音」為名，但這是「當代粵語正音」，即有別於「非當代」的粵語「正音」。

中國文人從來有崇古之風，愛以古為正宗，以古為雅純。事實上，語言、文字、藝術都有生命，生命之特徵是不斷變化、發展，正與俗，雅與俗都可以互為轉化。清人劉熙載就文字的演變說：「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觀之，未必非俗體也，俗而久，則為正矣。」清人范寅亦有名言：「今之雅，古之俗也；今之俗，後之雅也。」只知從古，無異於畫地為牢。

語言從來都是大眾共同創造的，出於溝通的需要而約定俗成，只要大家都接受就可以。漢字並非拼音文字，粵語主要是口語，少書面語，束縛更少。可是坊間的粵語注音字典多與現實的粵語脫節，多拘泥於古韻書反切的讀音，或者標的是老一輩粵人的讀音。

若非單周堯指出真不知道，普普通通的「滴」字，坊間字典的標音都是「的」，而不是我們日常所讀的「敵」。不過我們口語中也把「滴」字讀作「的」的，如面頰上兩邊的鬢腳叫「的(滴)水」，武俠小說中有神秘武器「血的(滴)子」。可是你「正音」而說「的(滴)酒不沾」，「水的(滴)石穿」，就讓人側耳了。讀作「敵」錯了嗎? 沒有錯，這是「當代粵語正音」。

方言使用調查，令人心驚肉跳

網上一個叫「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調查圖表，頗引起不同方言人群的爭議。它渉及 26 個城市的五種方言，即官話 (包括不同的地區官話)吳語、贛語、粵語、閩語，七大方言中只欠了湘語和客語。蘇州在各市中墊底，只得 2.2%，即在 6-20 歲人群中，每一百人只有略多於兩人可「熟練使用」吳語 (蘇州話)。

這個調查標明是「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況調查」項目的「暑期社會實踐」，但不知道是哪個機構做的？什麼時候做的？什麼叫「熟練使用」?至於調查取了多少樣本，如何取樣就更不可知。有人認為，從「暑期實踐」看來，很可能是某學校（不一定是高校）的一項抽樣調查；學生的社會能量有限，調查的樣本數量不會太大，準確性值得懷疑。

儘管疑點不少，它看來反映了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就是各地方言都有萎縮之憂。

這個調查有其他年齡組別的統計，21-40 歲，41-60 歲，和 60 歲以上。對比一下可以清楚看到，掌握方言的能力隨着年齡下降而遞減。以蘇州來說，60 歲以上土生市民 93% 掌握吳語。至於粵語，廣州 60 歲以上的百分之百說聽無誤，6-20 歲的仍達 72.1%。

蘇州和旁邊的常州因為墊底了，都不以為然而大為緊張，兩地記者分別作了自己的調查，以證實 2.2% 之說不確。

蘇州記者的小範圍抽樣調查發現，兩家中學分別有 58％ 和 20％ 本地學生「會說蘇州話」，一家幼兒園兩個大班則只有 8%。

據常州當地網站今年九月做的關於常州孩子說常州話調查，57％ 網友表示能力一般，聽得懂但不會說；27％表示講得熟練；16％表示聽不懂也不會說。

儘管可以對那「暑期實踐」的調查數字「不以為然」，但方言退化「不容樂觀」是肯定的，更有人為之「心驚肉跳」。

粵語的覆蓋範圍橫跨兩廣。據以上調查，南寧 60 歲以上人口 82.8% 說白話 (當地的粵語)，6-20 歲一輩就只有 13% 能「熟練使用」了。

南寧有網民說：「本世紀以前，南寧的語言格局是城區說粵語，城郊說平話或壯話。」如今南寧白話「似乎有退出歷史舞台之勢」，「變成了老年人的專用語言」。

本地方言衰退已引起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間的重視，並採取相應措施。常州一些學校把方言作為最重要的民俗教育內容，一年級學生要學常州童謠，二年級學常州吟誦，但每周只有一節課。蘇州二零一二年啟動了蘇州話保護工程，讓蘇州話進入試點幼兒園和中小學課堂，一些高校也把蘇州話納入必修課。蘇州巴士已推行方言報站。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平對蘇州話的保護做過專題研究，說蘇州在保護方言上一些工作甚至走在全國前列。

隨着經濟猛發展、人口加速流動，普通話作為通用語，流通是客觀需要，並已成為自然趨勢，互聯網、高速公路、高鐵、城市化都為之提供強大助力。這個時候提倡方言保護和教育，已不可能對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構成障礙，而更應視為對地域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有句話說得很好：「普通話或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但方言可以讓你記得從哪裡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