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的「歲」是陽曆概念，從本年的一個節氣到下一年的同一節氣為一歲。「年」則屬陰曆概念，是從某月初一到下一年同月初一之間的時間。「迎新歲」與「過新年」，嚴格來說意思不同。
中國自古以來有過一百多種曆法，都是陰陽合曆，就是曆年取回歸年(365.2425日)，曆月取朔望月(29. 5305日)，彼此的計算矛盾在春秋時即以置閏協調得很好。當時有夏曆、殷曆、周曆三種曆法，歲首的月份不同，是為「三正」。夏曆以陰曆正月為歲首，殷曆以夏曆的十二月為歲首，周曆以夏曆十一月、即冬至之月為歲首。漢武帝起採用夏曆，一直以正月初一為元旦。至民國採用西曆，改以元旦為西曆首日之名，民間仍然採用的陰曆新年則改稱春節。
對於當時主要是農耕社會的中國來說，春節保存着新年的傳統意義，一是農耕意義，二是祭禮意義。
農曆以「農」標榜，對農耕至今不失指導意義。它按太陽運行規律而製定的廿四節氣，能指導農民按由日照引發的氣象變化來耕作。春節和過年自然成為大肆慶祝的節日，慶祝春回大地，重現生機。春節從根本上來說，是個農耕社會的節日。
這個為新一年農耕鼓勁的最大節日，也是禮拜、祭祀的最大節日。
不同的遠古社會都以禮拜儀式、祭祀為文化核心，它可以衍化為宗教，而在中國則衍化為禮。不同形狀的古「禮」字都有「豆」，據王國維的解釋，它是盛載飲食的器皿。《禮記》云： 「禮之初，始於飲食。」不但禮與飲食相關，整個中國文化都與飲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據
《周禮》，皇宮四千多「在編人員」中，有二千二百人──約六成──與飲食有關。春節、過年既是向天地向祖先致祭、禮拜的重大節日，自然也是飲飲食食的節日。
中國人的數量因此以「口」來計算，人手、人頭遠不及人口夠分量。
有禮就有樂，以至「無禮不樂」。過年自然離不開「樂」。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樂其實是音樂、咒語、舞蹈的合一。為了顯示隆重，禮中器物務必力求精美，由此產生各種材質的禮器。中國出土的最精美陶、瓷、玉、青銅等藝術品，幾乎都與祭祀有關。建築亦如此，可作為中華文化象徵的天壇就是最高等級的祭天、祈穀、祈雨場所。
這些禮啊、樂啊、舞啊、祭器等等，在華夏大地各方水土的千百年傳承、轉化中，形成了無限豐富的種種民俗，融入人們的生活和記憶中。
於是，春節、過年成為中華文化一個內蘊厚實的重要載體。對它的記憶──年味的記憶、鄉愁的記憶，其實是對悠久文化傳統的記憶。
問題是，中國在迅速發展，在迅速脫離農耕社會，變為工業社會，甚至數字社會、信息社會。
城市化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標誌。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約佔八成，英國更達九成。一九七八年中國開改革開放之年，中國城鎮人口佔全國人口不到18%。到二零二一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城鎮的人口達到9.0199億人，即城鎮人佔63.89%。美國著名諮詢機構麥肯錫公司十年發表研究報告《城市化的世界：城市與消費階層的興起》指出：「毫不誇張地說，我們面前正發生世界前所未見的最重大經濟變革。中國的城市化，比諸十八世紀的英國，規模大百倍，速度快十餘倍。」這進程仍在持續。
中華文化的主要風俗都是在農耕社會中細水長流地形成的。城鎮化使人口脫離農村，大量風俗卻無法隨之在城鎮生根。春節、過年的農耕意義，祭禮意義都難免逐漸淡化。年味不斷趨淡，是勢所必然。西方的聖誕節等越來少宗教味道，而日益商業化。春節、過年想必也如是。
年味日減也就不出奇。香港這個年在第五波疫情中度過，年味之淡就更不堪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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