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主，在「歷史終結」近卅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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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百年，特別是近二百餘年來，歐洲在科學、經濟、政治三個領域都有重大躍進，三者可以具體化為工業革命、市場經濟、民主制度。三者重疊而生，都發生在歐洲，後來又擴展到美國，泛稱西方。這是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成就，多少代人一生見到的就是歐洲或西方主宰的世界，產生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不足為奇。

可是對比人類數千年文明史，這畢竟是短暫的。若以這二百餘年的成敗論英雄，西方有足夠的底氣。美國建國不久即稱霸世界，至今百多年，但以為世界因此都要以美國為楷模發展就非常可笑。哪個國家可以像美國開國的白人移民那樣在一大片土地上為所欲為，把北美的土生文明從人到物都殺光燒光，然後建設新的「文明」? 並譽之為世界最先進的制度?

 說到美式民主，都會說到美國日裔政治學者福山在冷戰結束後的論斷：歷史的終結。其中有一些東西其實被普遍忽視了，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文的原話是這樣的：

「如果人類社會經過數世紀發展都朝着自由民主這個唯一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演變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最佳選擇，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對他的生活沒有表示根本的不滿，我們就可以說這場對話得出一個最後的決定性和終結性。」

他的「歷史的終結」其實是有三個「如果」作前提的。可是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誰還敢說西方的制度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最佳選擇? 誰敢說這種制度下的人民不會有「根本的不滿」?看看自願或被逼引進美式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蘇聯一夜間土崩瓦解；東歐諸國要麼經歷生靈塗炭，要麼生活仍受煎熬；聽話的阿富汗、伊拉克與不聽話的敘利亞都差不多全國盡毀；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不但帶來大破壞，還製造千百萬難民，如潮湧向歐洲，美歐一起搬起的石頭砸傷了歐洲的腳。

都是火的教訓、血的洗禮，對人的認知有更強烈的衝擊，更鮮明的印象，比西方教師爺、比各地都為數眾多的「公知」的說教有說服力得多。在中國，大量被西方洗腦的精英「公知」也曾經喧囂一時。美國一次又一次的身教，特別是「茉莉花革命」的迅速演變，「利比亞模式」的活活生生演示，再加上中國本身埋頭苦幹的發展，讓中國人民知道該怎麼做。今天即使把美式自由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都沒有用了。

正因為內地的中國人經受過太多的苦難，以為「站起來」了之後，又試過「做又卅六，唔做又卅六」地鬰悶，他們對今天的日子倍覺珍惜。每年過億人次中國人出外旅遊，見識過西方的自由民主之後都「小小羊兒要回家」，不是很好的說明嗎?

倒是在西方，反思民主 (Rethinking Democracy) 成為熱門議題。二零一零年，英國劍橋大學英皇學院政治學榮譽教憂約翰·鄧恩 (John Montfort Dunn) 在美國《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發表了《民主的正反兩面》，就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回顧說，二十年前，多數人相信西方民主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可是如今，「對於民主的未來，人們的既定理念似乎出現了轉變，美國公民也不得不重新審視不斷在全球拓展國家利益的美國。回溯歷史，美國的民主在漫長的歲月中歷經滄桑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對於遠東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國家而言，美國民主卻時常被視為痛苦的根源。」

他指出，就目前的形勢發展來看，美國民主至少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美國應如何重組政府機制? 二，美國為什麼要重組政府機制? 三，為什麼美國民眾要賦予政府這種權力? 特朗普上台後，這三個問題更有現實意義了。

最大的問題是，在美國制度下，美國制度可以改弦易轍嗎? 看看美國的槍枝問題、醫療保險問題就思過半了。美國權力和制度的背後是龐大的經濟利益，誰動得了? 可以一人一票解決嗎? 別癡心妄想了。

鄧恩還在《民主作為幻想、理想與現實》一文中指出：「無論如何，都不能把(西方)民主視為一種具有毋庸置疑的價值，和明確的實踐意義的政治價值觀。企圖把它說成是二者之一 (更不用說二者兼備了)，肯定不是內心混亂就是政治上故弄玄虛。」

這些同樣來自西方的見解，與坊間、街頭、傳媒喊得震天價響的「(西方) 民主呼聲」大異其趣 ── 但不是更值得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