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的自豪：安濟、三山、港珠澳

膠州灣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比這比一倍有餘。

前天去香港會展參觀了「創科博覽」，看了一齣關於港珠澳大橋的短片。回家後得知，就在當天，九月二十七日，這座被英國傳媒稱為世紀工程的大橋貫通了。

對於這座就在香港旁邊興建的超級大橋，從香港傳媒看不到多少好消息。若有報道，離不開香港段內工程之延誤或超支、對環境又發生了什麼壞影響、或發生了什麼工業意外等等，總之不會有好事。傳媒的「壞消息才是好消息」報道方針，視好消息不是消息，不值得報道。於是，你不會知道工程涉及多大的設計難度和施工難度，有關人員又克服了多少困難，取得了多大成就。

展覽中的短片只有幾分鐘，其實只能很概括的介紹。網上有中央電視台「超級工程」系列短片，其中的「港珠澳大橋」一集有更深入了紀錄。看了，應該對這座創下不少世界紀錄的大橋感到自豪，香港人很值得看看。

這座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的建造環境非常「惡劣」：要跨越的海域每天有四千餘艘船只通航，海底是珠江沖積沙泥形成的「豆腐」海床，經常受到颱風威脅，因為周圍有三個繁忙機場，限高使橋躉無法使用起重機吊裝，環保的要求被稱「苛刻」，等等。這使它的建造從設計到施工都面對着非常巨大的挑戰。

興建中的三山大橋

建橋概念一九八二年就由香港的胡應湘和剛成立的珠海特區提出來，在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建議受到冷待，特別是在香港方面。我一直認為，香港因此錯失了及早與珠三角西部以至中國大西南建立強大聯繫而提升本身地緣政治地位的機遇。如今反觀，在當年的技術條件下，其實也未必真有能力建造即使今天仍被列為世紀工程的這一巨大橋梁。這可能是個因緣。中國要在建造了上海至洋山港的東海大橋 (二零零五年竣工，32.5公里)、杭州灣大橋 (二零零七年竣工，36 公里)、膠州灣大橋 ( 二零一零年竣工，26.78 公里)之後，積累大量經驗、技術、人才，再去完成這個更長 (55 公里)、難度更高的跨海橋隧工程。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基建發展速度驚人，完成了大量讓世人驚艷的工程，還有不少讓人咋舌的大膽工程在構思和進行中。有人說，中國人有做大工程的傳統，歷史上的萬里長城、大運河就是這樣造出來的。這有一定道理，秦始皇之統一中國其實與此有關。在此之前，中國曾有大小方國盈千上萬。「國」字指的其實就一個用牆圍起來的小地方，它的統治者做不了大事，反而彼此之間因為用水等問題不斷殘酷相爭。統一「天下」以息紛爭、成大事，例如治水，於是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紐約時報》去年一月有過一個 In China, Projects to Make Great Wall Feel Small (中國讓長城失色的工程) 的報道，列舉了一個又一個這樣的工程，又引用專家的分析，認為有「好大喜功」而政府嚴重負債之憂。中國的確有「大白象」工程，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弄出來的，至於真正的重大工程，經過長時間論證，這樣的風險很小。

剛看到，又有一條非常飄亮的大橋在興建，是張家口與北京之間的三山大橋，是為了籌備二零二二年冬季奧運而建造的，設計概念源自奧運五環和單車的輪子結構。它由三組交叉的拱形鋼結構組成，最大跨度95米。交織的五環在最高點和最低點相連，圓環上的鋼索把橋吊起。從高處俯瞰，整座大橋呈DNA雙螺旋結構。

隋代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安濟橋 (趙州橋)，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而完好的大跨度單孔石拱橋。中國的現代橋梁無愧於這樣的優良工藝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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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超級工程之港珠澳大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QuF6ICrcM

互聯網在中國的異變

朋友日前傳來一段短片，是美國《紐約時報》製作的 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 (中國在怎樣改變你的互聯網)。這是美國記者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感受到「微信」(WeChat) 的威力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怎樣因之而改變之後拍攝的。對中國人特別是城市的年輕人來說，短片的內容一點不出奇，可是外來者，包括來自發達國家的記者、還有香港人，可能會感到驚訝，甚至震撼。

短片把「微信」稱為「走向未來的指南」(a guide to the future)。互聯網是西方的產物，但它來到中國這特殊的環境催生了異變的「微信」，它向外海納百川，無所不包，把 fb、twitter、Google、PayPal、Amazon 等西方公共平台的功能結合到一起，可是在朋友之間使用之方便又像內聯網。短片名之為 Super App (超級應用軟件)。它製造了種種巨大商機，反過來成為西方網上平台生產商的模仿對象。

由明至清的閉關鎖國，後來又發生連續一個半世紀的內憂外患，使中國錯過了西方工業革命與科技革命的機遇。到了「開革開放」，正好遇上資訊革命，中國差不多與世界同步進入這場世紀競賽，起步落後不了多少。如今，在電子科技應用這一塊，中國的後發優勢又彰顯了。

英國《金融時報》五月時，根據對一千名中國城市消費者的調查發現，98.3%的人說過去三個月使用過手機支付平台，近八成人使用的是阿里巴巴的「支付寶」，而使用信用卡的只佔45.5%。報道的標題是「城市中國跳過信用卡走向無現金社會」。這樣的跨越也曾在電話等電子產品上發生，很多人第一個擁有的電話就是手提電話。消費者越年輕，越愛用手機支付日常費用。在18-24歲人群中，這佔 88%。

《華爾街日報》也有報道指出，在這個十多年前僅有七百萬人有信用卡、幾乎所有交易都用現金進行的國家，如今有逾半網民用通過移動設施付賬。中國有七億網民，差不多是美國和歐盟人口的總和。

這僅是資訊科技應用上的現象，不能因此說中國在科技創新上領先了。根據康奈爾大學二零一六年的「全球創新指數」(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國在 128 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排名 25，但這是第一次有中等收入國家躋身前 25 位。

對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不必妄自尊大，但也不必悲觀。一個標誌是中國的專利申請總數在二零一二年首次超過美國居於世界第一位 (中國 56 萬餘件, 美國 48 萬餘件, 日本 46 萬餘件, 韓國 20 萬餘件)，而在二零零二年，中國的數字不及十年後的一成。另外據湯森路透集團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學引文索引)，中國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中國的人口基數大，無論多大的成績，以人均計算，就顯得落後，這是難以否認的。但人口多、市場大形成的規模效應威力，卻往往難以想像的巨大。「微信」就是這樣的產物，相信其他產物會陸續有來。

遠古之東西交往遠比想像的多

周原遺址出土的蚌雕人頭像

以現代眼光去看史前時期，會以為那時的人限於技術條件，無法遠行，遠距離相隔的文化自然難以交流。可是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這是謬誤，東西方之間，或稱漢胡之間、華夏民族與歐亞內陸高加索系民族之間的接觸，遠比我們想像的多。專家從出土文物中常會發現這樣的蛛絲馬跡，例如在陝西周原遺址出土的小小蚌雕人頭像，就引發大量猜測和解讀。

周原遺址是寶雞市扶風、歧山之間一條東西長 70 公里、南北闊 20 公里的地帶，是約有三千餘年歷史的古遺址，據信是周人滅商之前的聚居地。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這裡出土過大量卜骨、卜甲和國寶級的青銅器。刻有最長銘文 (497字) 的毛公鼎、最大的青銅簋 (重30 公斤) 厲王害簋都是這裡出土的。

這裡也發現過很小的珍貴器物，例如兩枚高僅約三厘米的蚌雕人頭像。人像高鼻深眼，長臉薄唇，頭戴尖角護耳帽。饒宗頤認為，這屬白色人種，或是大月氏烏孫人種。他特別注意到人像頭頂一個

符號。

他指出，這一符號在甲骨文中出現過數十次，大家把它確認是巫術的「巫」字。但他發現，西亞很早之前就有這個符號，與殷周的這個符號完全一樣。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即七千五百年之前的西亞哈拉夫 (Halaf) 陶器上已出現，而且不止一見；同時期一個女神像的肩上亦刻有。這個符號在東西方的雷同，很值得研究。他推測，蚌雕人像頭頂的符號標誌職司，即是在宗廟供職的巫師，是西亞與中國大西北於遠古時代交流、接觸留下的痕跡。

這暗示，蚌雕所代表的族群，在西周時期已以胡巫的身份在華夏地區活動。

饒宗頤的學術研究有「四重證據法」之說。王國維提出古史研究要結合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饒宗頤提出要加上甲骨，是為「三重證據法」；之後又提出要加上域外記載，即為「四重證據法」。符號學的研究更要從時空兩個向度，即橫向與縱向超越。對上述十字符號的見解，就是他依據「線性橫組合法則」進行的比較與追尋。

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陳健文對這個雕像也有研究。他注意到雕像臉上有捲雲狀文面圖案，這圖案也在南俄、烏拉山區、中亞大夏地區、新疆、南西伯利亞以及中國北方的考古遺物上出現過，說明與歐亞內陸早期游牧民族有關。在臉上施以捲雲文面的習俗，可能是早期印歐人的傳統。

陳健文在《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論文中提出，饒宗頤先生曾提示我們：「自大流士以來，華與胡兩種文化，接觸自不尋常，未可等閑視之。」中國古代與歐亞大陸西部地區的接觸與交往，應超過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範圍。

據此，對所謂「本土」，應有不一樣的認識。

殷商青銅器的源頭在埃及?

殷商劉鼎

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網九月初刊登了一篇題為 Does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e From Ancient Egypt? (中華文明源自古埃及?) 的長文。這看似是坊間數不勝數的獵奇題材文章之一，可是「外交政策」是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的網站，內容嚴肅認真，擁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所載文章豈可與地攤上的閑書同日而語?

文章作者 Ricardo Lewis 是合肥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大)的副研究員，研究的不知是什麼專業。中國科大在「改革開放」之初以開辦少年班名噪一時，至今是中國頂尖的科技大學。文章是從中國科學院廣州地質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孫衛東在中科大的一個演講發端的，他又是中科院礦物和成礦重點實驗室的主任。地質化學科學家的研究，與中華文化起源這樣的人文科學議題是怎麼交合起來的?

這涉及到孫衛東九十年代在中科大的博士後研究，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中國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測定，在一九九四年測定了從商代到秦漢的兩百多件青銅器的鉛同位素，發覺殷商早期的標本具有高放射性鉛同位素，這種特性的鉛在中國北方的礦中找不到，而商晚期和周以後的青銅器則可在國內找到同位素類似的礦床。

青銅器是世界性的文明標誌，四大古文明(兩河、埃及、印度、中國)都有過燦爛的青銅文明。最早的青銅器出現在約六千年前的古巴比倫兩河流域。在中國，目前已知最古老青銅器在甘肅馬家窑文化遺址出土，是一柄單刃青銅刀，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五千年，而到公元前約一千四百年的殷商、即約三千四百年前，中國的青銅器才大放異彩，這比兩河與埃及晚了許多。

把有殷商早期青銅器鉛同素原礦何在，與青銅器技術為何到殷商時突然達到巔峰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就產生了青銅器與技術是否外來的疑問。

對於殷商早期高放射性鉛同位素青銅原礦在中國的所在，中國科學家有不同見解，但都不能圓滿解答。孫衛東把目光投向國外，認為從全球範圍來看，這種古老的高放射鉛只能在古老的「克拉通地體」中找到，最可能有這種鉛同位素的地體在非洲和美洲，而美洲文明晚於中國，最可能是的來源因而是非洲。根據已發表的鉛同位素，只有非洲有與殷商早期青銅器類似的青銅。

這涉及到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相當敏感，孫衛東當年的發現因此未能公開發表。但他一直對此不能忘懷，並因此成為「業餘考古學家」，發表了不少相關文章，並在今年三月在 Nature (《自然》雜誌) 的 Scientific Reports (科學報告) 網站發表了Origin of the mysterious Yin-Shang bronzes in China indicated by lead isotopes (鉛同位素展示的神秘殷商青銅器來源) 一文。這引起了考古界的強烈反應。文首提到演講大概與此有關。

中華文化號稱有五千年歷史，但有史可考的只在三千五百年左右，之前的歷史有不少傳說而考古證據無多，譬如夏朝仍有很多撲朔迷離之處。隨着考古的發現，各種蛛絲馬跡不斷出現，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東西方之間的遠古交流遠比人們想像的多。香港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有很多發現和創見。例如他早就提出：「中國人與埃及似乎早在周初已有接觸。」

午餐潮流起變化

日前辦完一點事後到了灣仔，要找點吃的，才發覺正值午餐高峰期，大小食肆都食客如雲，有些擁擠得如沙甸魚罐頭，門外還有人在等位，真箇「搵食艱難」。要知道香港人的生活如何緊張，這個時段到各個商業區走走，最能真切體會。

我從來畏於湊這種熱鬧，以前在中環打工，到了午飯時間，除非有應酬，例必吃自己帶備的午飯。後來買到「十度良品」電動蒸飯鍋，如獲至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就可以把午飯加熱，連到茶水間輪候使用微波爐的熱鬧也省卻，有更多時間做私活，或到旁邊的公園走走。

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發覺，香港自帶午餐的打工仔女越來越多了。商人的感覺最靈敏，市場上保溫餐盒的品種越來越多也越加精美了，還有各種專門設計的手提袋。上班時間可以見到，提着這種手提袋的人頗不少，有學生，有上班一族，女的較多，男的亦不少。

這已形成不同地方的潮流。《華盛頓郵報》日前有個 Lunch is too expensive (午餐太昂貴) 的報道，指出在自帶午餐的打工仔女多了之餘，食肆的午市生意差了。這受到不同因素影響，一是自金融海嘯以來，不少打工仔女「慳得則慳」；二是人們較注意飲食健康；三是多了人利用電訊工具在家裡遙距工作，不到辦公室上班。

根據國際市場調查機構 NPD 的調查，全美食肆的午市生意比一年前下跌了 7%，這是自從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最大跌幅。單是今年四月至六月，生意就劇跌達 9%。越來越多打工仔女寧可把昨晚在家剩下的食物打包帶到辦公室作午餐。如今，在美國吃一個午餐快餐的價錢，上升至平均 8.36 美元。而在華盛頓，午餐買個三文治要十美元，買個沙律要十二美元，相當於上百港元。

這有點不尋常，過去15年，美國的快餐店數量曾快速增長，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快餐的生意也有一 年7至8% 的增長，而今年四至六月間，客流量竟下跌達 9%。

美國的食肆以午市最重要，佔生意額三分之一 (其餘是晚市 30%，早餐 22%，下午小食 15%)。可是午餐也正是打工仔女在時間、金錢和精力上，最可省則省的一頓。

據蓋洛普的調查，美國現時約有 37% 打工仔不同程度地遙距辦公，大部分公司願意讓僱員可以時在家裡完成分內工作而不必到辦公室去。當然，這只限於學歷較高、可以用電腦辦公的高薪白領。他們一個月平均有6.4 個工作天在家裡辦公，約四分之一在一個月內遙距辦公十天以上。這比例在過幾年沒有多大變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大部分遙距工作是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的，等於加班工作；如今，這大部分在工作時間內進行。

在倫敦，午市快餐的生意卻很好。吃一個午市快餐，如三文治、漢堡包、沙律之類，據 BBC 去年的報道，平均花 3.53 英鎊 (約 35 港元) ，而在倫敦以外，只要2.84 英鎊。英國經濟二零零九年擺脫衰退後，倫敦的午市快餐生意五年來增長 17.1%，但在倫敦以外，則只增長 4.4%。這反映出，倫敦從經濟復蘇中得益最大最快，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脫歐公投中，倫敦支持留歐，而其他地區基本上支持脫歐。

倫敦的快餐主要是指外賣，快餐外賣生意好也說明打工仔女的工作緊張。NPD 的調查發現，倫敦 52% 打工仔女是買午餐外賣回辦公室吃的；在倫敦以外，這只佔 38%。

在日本，自帶便當作午餐日益成為潮流。看不到統計數字，而看到一個因為重視自攜便當而派生的名稱叫 deko-ben，從 decorated bento (裝飾便當) 簡化而來，其中以卡通人物作主題的叫 kyara-ben。日本人愛把看似尋常的東西弄得精緻，主婦於是紛紛在午餐便當花心思，在顏色配搭、形狀上弄得花樣百出。

在香港，吃個午餐其實挺方便，而自帶午餐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或許是香港人越來越長夀的原因之一。

聽「宏光」看專業與業餘的合作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做事情都講究回報、效益、利潤。可是社會上還有另外一面，不少人為了藝術興趣不但付出精力和時間，甚至付出金錢代價。從經濟去衡量，他們的行動很不划算。他們的藝術活動是業餘的，除了自我滿足，也能感染人，以至感染一些有關方面的專業人士。宏光國樂團日前的《琶琶點翠》音樂會，就予人這樣的印象。

宏光國樂團是香港的老牌國樂團，五十幾年來在缺乏當局資助下苦苦艱耘，起伏跌宕，雖然限於業餘條件，仍然努力尋求專業音樂家的協助和指導，以期有所提高和突破。這次音樂會得到香港著名琵琶演家王梓靜、二胡演奏家趙冠傑的襄助，還從上海請來青年女指揮家彭菲執棒。

大中華地區的中樂演奏水平近年有很大提高，各地都湧現大量專業演奏人才和專業樂團，業餘樂隊和愛好者自然更多。這就有了專業與業餘之間如何互相合作的問題。對雙方來說，這都不容易。

業餘愛好者雖然對音樂有濃厚興趣，基本技術訓練不足卻是普遍的；同樣普遍的，是認真的態度不足，包括藝術要求的認真，和排練紀律的認真，例如保證出席排練，不遲到早退。專業演奏者的技術水平有高低之分，但職業態度應當沒有太多差別，不遵守紀律，根本難以在行內立足。而在業餘團體，紀律就難有保證。我曾聽到一位專業音樂人說，本來很想與某個業餘團體合作，但想到過去合作的經驗，每次不是這個聲部欠人就是哪個聲部出缺，就不敢再造次了。

要提高技術水平不容易，相對之下，改變態度容易得多。一個專業演奏家，從這兩個方面都可以發揮影響。在宏光的音樂會上，最讓我感動的，除了王梓靜在台上對這個業餘樂團致力藝術貢獻和享受的感言，就是她與彈撥小組合奏的《彝族舞曲》。在她的帶動下，幾個琵琶、中阮、大阮融為一體，音樂律動高度一致，強弱快慢都隨着呼吸流動，互相呼應，特別是在慢板樂段，非常閑逸寫意，連無聲的任意延長也充滿了音樂，仿佛讓人看到樹影裡靜靜的月光。這是王梓靜對音樂的理解高度統一了小組成員的意志的結果。

彭菲指揮的兩首協奏曲都有一定難度，讓一個專業指揮憑幾次練習去指揮一個業餘樂隊演出這樣的樂曲，是很大的考驗。若只執着於專業要求，而不懂得避重就輕，無法把業餘樂隊最好的一面發揮出來，一定吃力不討好。彭菲看來做得很好。《長城》一些樂句很細緻的句逗，也能交代清晰，讓樂隊演奏得乾淨，非常難得。

王梓靜把兩首著名的琵琶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都演奏了，前者從勝者為王的劉邦角度去演繹，後者表現的是失敗的英雄項羽。兩曲一起去聽，才發覺名氣不如《十面埋伏》的《霸王卸甲》其實更耐聽，有更多內在的音樂。演奏者和指揮也對兵敗之後的樂段有較用心的處理，讓人低迴。

在如今的香港音樂市場上，花這麼大氣力去籌備藝術演出，在商業上往往得不償失。業餘樂團儘管在賣房上努力，亦難有作為。報償不是沒有的，藝術「初心」得到的滿足、對藝術成果的享受，相信是最大的告慰。

幾個學中文的小故事

「我的中文好」或是「我的中文不好」是個模糊概念，說不清楚怎麼好或不好，是說?是讀?是寫?是內涵? 要怎麼好，得有目標地去提高。

我認識一位美國的土生華裔，她自小在父母的影響下，生活上的粵語說得流利，但讀寫中文始終學不好，沒有學習動機；去上上華文補習班不過是對父母的敷衍，學不到幾個中文字。後來上大學了，卻修讀了中文，與其他非華裔同學一起上課，學漢語拼音等。不久，竟可以用手機發來中文短訊。她畢業後在美國打了一陣工，因為氣憤於玻璃天花板的不公平，一氣之下去了珠三角一家公司打工，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捱了一兩年，中文水平在被逼之下又有一些提高。之後，她仗着幾年在亞洲打拼的履歷，回到美國找到不錯的工作。

另一位也是美國回來的朋友，學習中文的經歷頗有趣。她很小就從香港移民到美國，到了彼邦只學英語，雖然能說粵語，中文字卻認識不到幾個。稍長時，香港的電視劇集大量流入美國華人社會，金庸小說改遍的劇集讓她着迷了。家人對她說，原著更精彩。她已把劇集「煲」得爛熟，連字幕也看熟，於是真的找來小說硬啃。據說，劇集的道白很多與原著相同。她一本一本的啃下去，中文竟然越讀越流暢。

她後來回到香港工作，據我的接觸，中文不比其他同事差多少，甚至可以在工作品評出一些中文文件文字上的不當。不是她的介紹，我真不知道香港的電視劇集和武俠小說有這般的文化傳播威力。

一位舊同事的中文水平也讓我詫異。香港的年輕人生於斯長於斯，說的是粵語，接觸的中文主要是「港式中文」，假若在閱讀和寫作不取法乎上，筆下的中文就難免有「港味」，寫不出標準漢語來。我偶爾讀到那位同事的一篇文字，立即覺得不一樣，我找她一問，才知道空穴之來風，果然有因。她原來曾到北京工作幾年，並刻意利用北京得天獨厚的文化環境好好學習，不但學普通話，學中文寫作，還學茶具製作、彈奏古箏。幾年下來的文化浸淫，不經意地，就流露於筆下。

不久前與一位剛考了香港的大學聯招試的小伙子閑聊，意外地知道，他上不了大學，而原因竟然是中文不及格。我模糊地了解到，他自問中文成績不差，但在考試中有一道題目答不上，是關於內容理解的。似乎，這不關乎中文本身的水平，而關乎涉獵與識見不足，以致無法有所發揮。

語言、文字，說到底不過是工具或手段，水平不管有多高，若缺乏深刻內涵，文字仍然會膚淺、蒼白。剛好在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的《統一與分裂》一書上讀到一段話，正好就此作一註腳：「中國結構複雜、內容浩繁的文字和悠久發達的文學傳統是大小臣工和他們的慕僚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從現在還能看到的數以萬計、或許數以億計的歷代公牘、奏折、詔令及各種公文中，雖然也不乏有關國計民生、軍政大事或人事任免等方面的重要內容，但大量的是千篇一律、毫無意義的官樣文章和歌功頌德、阿臾奉承的文字游戲。」「我的中文水平好不好」，豈只是技術問題。

別跟着說「我的中文不好」

不少人說，中文是世界最難學的文字。這不難理解，漢字數以萬計而個個面目不同，單是認字就叫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西方拼音文字只要學會二十個幾字母和簡單的拼音方法，就會寫會讀了。一些拼音文字的拼讀很有規律，例如德語，文字都一看就能讀出，很方便。漢字的構成雖然也有形聲的，要認要讀就難得多。

可是你注意一下會發覺，香港一個小學畢業的學生可以讀報紙，而在英美這不可能。據說，你得掌握二萬個英語單詞，才可以順暢地閱讀《紐約時報》。

漢字的數量極大，而常用字的數量卻不大。根據專家的研究，只要掌握現代漢語中使用頻率最的前 950 個漢字，一般文章就可讀懂九成了。這一點不難，香港讀過幾年書的學生都能掌握。

中國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有人對漢字和漢語詞匯作統計研究。著名語文學家黎錦熙一九二二年就發表了《國語基本語詞的統計研究》；其後，陳鶴琴根據五萬五字字的語料選出 4261 常用字，出版了《語體文應用字匯》。如今，在電腦輔助之下，對漢語使用情況的認識就更全面了。

在大陸，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中的常用字有 2 500 個；通用規範漢字表 (主要關乎印刷字體)常用字集有 3 500 字。台灣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有 4 808 字。香港的常用字字形表則有4 759 字。另外，日本政府公布的常用漢字表有 2 136 字。

香港教育部門一九九零年公布的《小學常用字表》列出 2 600 字。二零零八年出版的《香港學校中文學習基礎字詞》則包括 3 171 個單字。這本書其實是小學教育用的，其中的「小學用字一覽表」列出分一至三年級和四至六年級兩個階段學習的全部單字，第一個階段的佔約三分之二。按正常程度，學生讀完三年級就可掌握約二千個漢字了，遠遠多於上面提到的最高使用頻率 950 個漢字，對一般文章可讀懂九成五甚至更多。

中文的一個巨大優勢，是掌握了基本單字之後，可以進一步認識由基本單字構成的詞語，而它的數量難以窮其數。《香港學校中文學習基礎字詞》列出 9 700 個詞語。這肯定只是三千餘個單字可以組成詞語的小一部分。由這三千餘個單字構成的詞語，包括成語、熟語等，大致都可以觸類旁通地認識，或者猜想出意思來，可以掌握的詞語、詞彙量應數以萬計。

然而，西方語文的學習就沒有這樣的方便。你要掌握一種西方語文，必須學會數以萬計大部分是單獨構成的詞彙，而每個專門領域有自己的專門用語，比如醫學名字並不是一般人容易掌握。中文的醫學名詞，除了少數化學單字，基本上也是那三千餘個常用單字構成的，並不特別艱深。

話雖如此，要認識三千幾個字也有一定難度。這些字一般都是通過「分散識字」的方法學習的，就是課文上有什麼生字就學什麼生字。字是孤立地學習的，每節課能學的生字不多；而且在教授字音方面，學生只可依靠模仿教師所讀字音，較被動。

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少、慢、差、費的識字方法，於是提出「集中識字」法。這是較有系統和規律的學習漢字方法，由一個字帶出另一個或一系列的字。漢字是一種可以根據不同共性分類的文字，例如用部首偏旁來歸類，用形聲、指意歸類等。缺點是，這方法有時因為遷就歸類，而使教材生硬、牽強，使學習單調乏味；脫離語境也會令學生容易把學過的生字遺忘。

對於外國人來說，中文的確很難，但對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兩碼事，沒有必要跟着外國人說中文難學。跟着說「我的中文不好」就更滑稽了。

練好功夫，可有運到?

二零一三年，阮兆輝(左)與裴艷玲以「劇種的借鑑與研習」為題，
在油麻地戲院交流京粵戲曲心得。

一位曾在某部門做「槍手」的朋友給我說過一個小故事：「沙士」襲港期間，朋友要為一位高級官員撰寫演講詞。是時，香港瀰漫着恐怖氣氛，人心惶惑，意氣消沉，極須振作。官員講話，自得把握時機加以勸勉、鼓勁。朋友在撰寫中引用了香港一位伶人生平自勉的一句話鼓勵香港人要不失時機地自我磨礪、增值，以待危機過去之後，東山再起。這句話是：「練好功夫等運到。」

這是阮兆輝先生的話，阮兆輝自小以「神童」姿態進入香港娛樂圈，活躍於香港以至海外的戲曲、影視界，對粵劇不只用心於演和學，而且有志於整理、發掘、傳承，至今貢獻良多，成就卓然，有目共睹。他自謔說自己是「失學兒童」，但得父親教導古文，又勤於自學。對香港大會堂，他到得最多的不是演戲的音樂廳、小劇院，而是高座的圖書館，自詡為「百分百是大會堂圖書館的自修生」。於是他曾在報章寫專欄，談過對上述那句話的體會。

洋人也有同樣意思的說話，例如 Opportunity comes to those who are prepared (機會向作好準備的人招手)。林肯說得更接近：I will prepare and some day my chance will come (我要作好準備，機會總有一天會到來) 。阮兆輝的「練好功夫等運到」則很「粵味」，而且有戲行特色。

可是我那位朋友引述這句說話卻不獲欣賞，在上司那裡就過不了關。這其實也好理解，在香港總要從雞蛋裡挑骨頭的輿論面前，各部門官員都如驚弓之鳥，步步為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常態。要香港人「練好功夫等運到」很可能會被人斷章取義而只剩下「等運到」三個字，成為文字獄。「叫香港人『等運到』」可能變為撻伐政府的一莫須有罪名。這引述自然給刪掉了。

阮兆輝最近出版了自傳體的《弟子不為為子弟》，一位朋友買來一睹為快之餘，借給我看。從中才知道，這句話其實是阮兆輝正式拜師的師傅麥炳榮對他的教誨。

阮兆輝經歷了「神童」的光輝階段後，發覺不能繼續吃「天才」的老本，而必須拜師學藝，要掌握真本事。他想到「嚴師出高徒」這話，決心要找最「惡」的師傅，投向全戲行出名牛牌氣的「牛榮」麥炳榮。麥炳榮給他說的第一番話就是：「你拜師要跟我一起住，要守行規，我每(次)出場，你都要在虎度門看，我兩邊都不見你，我回來便打你。跟着我，不准爭地位，不准論人工，總之學好嘢等運到。」

阮兆輝說：「那些訓令，我恪守了一生。受恩不忘……。」他的確也因此等得「運」到。

多年後，他加入了「雛鳳鳴劇團」，一次在利舞台演出《游龍戲鳳》，他演的只是一個小太監角色，戲份不多。一晚，來港演出的「國寶」演員裴艷玲也來看戲，卻對他有「此人是演戲曲的」的好評。他說，自己不過謹遵傳統舞台規矩舉手投足而已。

又隔了幾年，他演出《周瑜歸天》，而兄長前一晚剛去世，心情極劣。裴艷玲正好又看演出來了。第二天，裴艷玲在自己的演出之後約了阮兆輝吃夜宵，提出與他合作演出，並即時洽定了計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裴艷玲旋風」再捲香港，一連五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兩人合演的重頭戲，是頭三晚的京劇《龍鳳呈祥》與及傳統粵劇《三氣周瑜》。裴艷玲在戲中前飾喬玄、後演張飛；阮兆輝則由頭到尾演出周瑜。阮兆輝在京本《龍鳳呈祥》中串唱京腔，而裴艷玲在粵本《三氣周瑜》中則用崑曲唱出《蘆花蕩》的整曲牌子。

《弟子不為為子弟》一書不但對香港的粵劇研究有價值，對認識香港亦很有價值。阮兆輝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甚至有傳奇色彩，他的拉雜記述讓人對香港過去數十年間的成就，從較鮮為人知的角度提供新的認知材料。

「練好功夫等運到」一語，其實也是那個年代幾許香港人默默奉行的守則。「練好功夫」是盡人事，至於幾時有「運」到，誰也不知道，那是「天命」。而不盡人事，則必無運氣、無天命可言。

維園中秋 天上人間

尋找秋光裡的驚奇

幽谷螢光戲冷泉

中國千百年留傳下來的無數詩篇中，關於秋天的佳作數不勝數。中秋之際瀏覽一下，更能感受到時序轉逝，增添與天地共參的意蘊。例如杜牧的這首《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
坐看牽牛織女星

詩本來是宮怨詩，寫宮女的孤寂幽怨。可是在千年後的今天讀來，大概很少人從這個角度去欣賞了。對城裡人來說，詩中意境似近還遠，令人嚮往。你可以有銀燭畫屏，可以有輕羅小扇，可以有天階夜色，但最營造出詩中意境的流螢、牽牛織女星則不可見了，都已在都市的繁華中消失。人們從繁華中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最大的損失，可能是對大自然的驚奇，像螢火蟲帶來的驚奇，天河、牽牛織女星帶來的驚奇。

帕拉圖說：Philosophy begins in wonder (哲學始於驚奇) 。說的也是知識、科學。Wonder 翻譯自希臘文的 thauma，而 wonder 有兩義，一是好奇 (curiosity)，二是敬畏 (awe)。在天地萬物中，不只是人有好奇心，小狗小貓對世界也非常好奇，但只有人類的好奇心帶來改變世界的成果。人從好奇心開始，產生各種幻想，進一步而求知。

隨着人在知識和科學領域的深入探索，事物的各種神秘而美麗的外衣被剝下，還原至本來面目，很多不再美麗，甚至顯得醜陋。這產生了新的問題：科學會豐富了知識而奪走了幻想嗎? 美國塔弗茲大學 (Tufts University) 的 Sara Lewis 教授是「流螢」專家，最近就這個問題發表文章，說明面對的矛盾。誰都可以想像，大群流螢在夜色中飛舞，會構成多麼漂亮的畫面，但螢火蟲的蟲子真面目卻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

她指出，科學研究提供了分析方法，把事物層層剖析，刨根究柢。可是人一旦被這樣的思維方式控制，就會失去對新鮮事物那種讓人屏息的驚奇，以及好奇心和敬畏心。這樣的初心很容易被鑽牛角尖而乏味枯躁的科學研究方式破壞。她引用了美國十九世紀作家 Henry David Thoreau 的一句話：「豐富了認識而奪走了幻想，這算是哪一家的科學?」(What sort of science is that which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but robs the imagination?)

Sara Lewis 憶述了一次野外螢火蟲考察的經歷：「看着它們的螢光沿着山邊一浪一浪滾滾而下，時間的流動仿佛停止了。這時，因果的究竟失去了意義，驚奇把我送到一個永恆的當下，過去與未來都不存在了。」她和考察組放下所有工作，享受這驚奇的當下，到翌日夜晚才開始研究當地一個品種的螢火蟲是怎麼交配的。

怎樣才能在追求科學的同時不失對大自然驚奇的初心? 她說很簡單，每月、每季、每年安排一段時間，把慣於分析的大腦關停，敞開心扉，讓驚奇湧來。

今夜中秋在香港，看不到流螢，看不到牽牛織女星，或許可以看到滿月。無論如何，何妨也關停慣於分析的大腦──還有手機，去享受當下的自在。

委婉語的世界冠軍

嚴格來說，委婉語是說大話，有話不直說，而偏要拐個彎，有時拐個十萬八千里說出來，若不懂其中奧妙，會把壞事當作好事，起碼不怎麼壞。委婉語可緩和一些矛盾，方便了本來不知道怎麼進行的溝通。它是謊言，也該屬善意的謊言 (white lie)吧?只是，這樣的謊言也不可說得過分了，即使美德也不是越多越好的。

英國人大概是最善於委婉語的，《經濟學家》周刊曾說，英國可能是這方面的世界冠軍。英國人的幽默、諷刺常通靠委婉語道來。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在 《政治與英國語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書中說到，政治語言是一種混沌的語言，它「把謊言說得像真話，讓謀殺變得可敬」。所謂混沌的語言就是轉彎抹角的委婉語。

英國人對於公眾人物的批評經常很尖銳，可是有分寸，讓彼此保留紳士之風。譬如有某名人嗜酒，會說是 thirsty (口渴)；酗酒至失儀了，是為 tired and emotional (疲累而情緒化)；某個上司對新人作 hands-on mentoring (手把手的指導)，則暗示行為曖昧了。英國報張上常見的名人訃聞，最善於採用這種語言，為尊者韙而言之有物，非外人容易欣賞。

英國官僚最長於這種「話中有話」的語言。某大臣的決定若被評為 courageous (勇敢)不是好事，這是表示決不受歡迎，甚至有招來烏紗落地代價之虞；若被評為 adventurous (有冒險精神) 就更不得了，表示不知所謂、絕不可行。

英國人這些語言已廣泛使用到外交場合。「坦率商談」(frank discussion)，就是雙方各持己見，吵起來了；「活躍地交換意見」(robust exchange of views) 更加是大吵大鬧；「我不予置評」(I have no comment) 其實是說「我知道答案，但不會告訴你」；「予以最高敬意」(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的意思其實是「你錯了，也蠢」。

通過這樣的表述，滿腔怒火會暗自宣洩，至於聽者懂不懂當中玄奧，就不管了。

英國人素來瞧不起美式英語，蕭伯納甚至說，英語與美語其實是兩種語言，不過都叫 English 而已。對於美國的委婉語，英國人認為那屬於另一類型，品味低淺，都是用誰也接受的字湊成毫無意義的片語，如不說 lavatory paper (廁紙) 而說 bathroom tissue (浴室紙)，不說 false teeth (假牙) 而說 dental appliances (牙科用具)等。

英國人儘管自詡為說委婉語的世界冠軍，但論到世界最登峰造極的委婉語，據《經濟學家》周刊，該是出自日本人之口，而且是日皇裕仁之口。一九四五年，日本被美國扔了兩個原子彈之後無條件投降。裕仁通過「玉音放送」宣讀《終戰詔書》，通篇沒有說戰敗，沒有說投降，說的是「朕深鑑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雖然「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但「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為了「人類文明」，「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

日本人做事好追求極致，說大話也要說到這個分上，而朝野都信以為真。幾十年過去，很多日本人仍在這樣的自我麻醉當中，認為自己的屠殺暴行是可敬的。

「委婉語」之委曲求存

「我沒有失敗，而是成功找到什麼是行不通的。」

有點感冒，咳嗽，吃了藥水。不一會，眼皮有千斤重，眼睏得不能自己，找來藥盒勉強一看，上面的「警告」(warnings)只說不可為了讓小孩乖乖睡覺而誘使小孩食用；不可與某種藥物混合食用。再看其他文字，才在「關於使用本品」(when using the product)一欄看到：會顯著眼睏；又在另一項說，駕車和控制機械要小心。

立即感到，這是一種委婉修詞。這是美國產品，那裡誰都駕車，我不敢想像司機吃了它能有多大能力去控制那殺人機器。它不去「警告」，而只在「關於使用本品」中交代，而且言詞閃鑠。它其實應直截了當的說：「警告，服食本品後會顯著眼睏，不可駕車或控制機械。」

這一警告一定不利於銷售，在美國誰都駕車，誰會吃它?

說話常要講技巧，到大學讀市場營銷，必要學委婉語的使用。人們日常私下會直白說出的事實，放到公開場合，就要講究表述技巧，不能道破，而得轉彎抹角。一般的委婉語，大家都在使用，彼此心領神會，但有些真如猜謎，讓人點明白了才恍然大悟。有些讓人莞然，有些則讓人開罵。

委婉語往往是針對忌諱語而採用的，譬如對於死，就各種語言都有大量委婉語，粵語中起碼有二三十個，從 「tau2 咗」到「賣鹹鴨蛋」等。廁所二字已逐漸在公開場合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洗手間、休息室、化妝間等。洋人最粗俗的說法 shithouse 已仿如死語。

這除了使人的說話文雅些，也反映觀念的改變，不管你接不接受受有關新觀念。譬如妓女近年在香港搖身一變成為「性工作者」了。「性工作者」也似嫌太露骨，洋人有稱之為 comfort woman (慰寂女子) 的，不知道是不是從日本人的「慰安婦」學來。肥 (fat) 是不能說的，連過重 (heavy, overweight)也要避免，可說 big-boned (骨架大) 或 portly (個頭大)。個子矮要說是 vertically challenged (受到垂直方向的挑戰)。

監獄署早就成為懲教處了，仿佛屬於教育部門。洋人有稱之為 correctional facility (教養機構)。對於受教養者當然要尊重，香港傳媒常把把罪犯稱為「犯罪人士」，又有「更新人士」(即釋囚)，這是不知道「人士」是尊稱而誤用，還是故意抬舉?

委婉語都顯得煞有介事，常用「大詞」、「專業詞」來嚇唬人。「遲到了」竟然可以說為 chronologically-challenged (年序表揙排受到挑戰)；說謊可稱為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對事實吝嗇)。被視為低下而少人入行的職業於是有了專業味道的職稱，「豬肉佬」的新身份是「肉類切割員」，家庭傭工 (maid)稱為 domestic engineer (內務工程師)，倒垃圾的升格為 sanitation engineer (公共衛生工程師)。

這很大程度上是受歐美影響的，那邊的政治化妝師、經濟化妝師經常挖空心思去玩弄文字遊戲，務求把令人尷尬的事實說得冠冕堂皇。最「經典」又通用的是「負增長」，硬是把明明白白的下降、下跌扭曲為上升、增長，只不過是相反方向的。這比指鹿為馬更強詞奪理。

除把殘廢婉稱為「殘疾」之外，還有稱作 differently-abled (具有異能)，一不小心你會誤以為是具備特異功能之士。醫院把病人死亡稱作 negative patient outcome (病人的負面結果)，把流產 (abortion) 改稱為 pregnancy termination (終止懷孕)。

相對之下，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機上雜誌日前說倫敦「有些印巴聚集區和黑人聚集區相對較亂」，就顯得太不知委婉之道了，不得不道歉，並把雜誌下架。誰都知道，錯的不是事實，而是「表述方式」。英國曾經有人刊出《常識先生之死》的悼文，重讀一下可以知道，本來一清二楚的「常識」，已變為越來越複雜的「非常識」，委婉變成委曲求存了。

換手機，速率起變化

「捱瘋七」來了，有些人又得瘋起來，要換新機。這並不表示原來的「捱瘋」不能用了，而是因為不再是新款。這是不隔多久就有一次的瘋發，按照這規律，這發展會怎麼持續下去?

「捱瘋」是二零零七年六月問世的，至今出了七款，其中一些又有不同的加強版，算起來，年年都有一兩款新機推出。如果你被它牽着鼻子走，真會疲於奔命，錢包更受罪。這不是蘋果的獨步市場策略，各個品牌的智能手機都一樣，都不得不在市場競爭之下，不斷更新款式，以更強大的功能、更新穎的設計、更時髦的外形爭取消費者歡心。這是生死的拼搏，曾幾何時，曾經如天之驕子的諾基亞就因為對此掉以輕心而如泰山轟倒。

這樣的高速發展會有休止麼? 似乎，盈極則虧的苗頭出現了。

有人統計，幾年前，很多人每隔一年半就換一部智能手機。在香港，這大概相當於手機服務合同約滿的期限。這個期限前後，不管你的手機是不是有毛病，服務供應商會及時向你提出看似更優惠的合約，最新款的手機經常不必付錢便到手。於是，你那部還新簇簇的手機就顯得寒磣了，更何況，身邊的朋輩都在不經意地拿手機「炫酷」。

今年六月，美國科技廣告公司 Fluent 的調查發現，42% 用戶如今等待最少三年或者更長時間才換新機。去年五月，蓋洛普的調查則發現，54% 智能手機用戶要到手機「完全用不了」才換手機，另外有44% 說，到服務合同完了便換機。

延遲換機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發現，新機的很多改進流於花巧，功能改進的速度在減慢，缺乏實質的提升，不值得每年花幾千元去換新機。以新推出的「捱瘋七」為例，它的賣點是防水、雙鏡頭，以及無線耳機，原來的耳機插孔沒有了，用家要麼另花約一千港元買原裝無線耳機，要麼另配適配器 (adapter)。原來的耳機作廢，讓不少人批評蘋果製造浪費。

索尼 (Sony)為了適應新形勢，另有對策，就是延長手機的使用夀命和改善電池的充電問題。手機不能再用常常是內置電池造成的，電池夀命決定了手機夀命。一塊鋰電池其實可以使用幾年，只是使用久了，經過反復充電，電池保持原來電量的能力會迅速弱化，於是要不斷充電。原來，電池的電量最好處於兩成至八成之間，過高或過低都對電池不利。若過低，電池甚至會進入「休眠」狀態以自我保護。

索尼於是研究，怎樣盡量避免讓手機在充電至 100%。方法是讓手機記憶用家的使用習慣，務求在手機再用時才達到最大充電量。據說，這可以使電池的夀命從兩年延長到四年。

我不知道索尼的手機好不好用，知道的是，它有諸多很進取的對手，美國的、韓國的、中國的，它的新策略能不能殺出一條血路，只能從市場實踐中知道。

科學即知識，本身沒有市場價值；但科技，即知識的運用有市場。人的好奇心沒有止境，於是科學不斷鑽向牛角尖，向一些不可知領域尋求答案。科技應用由利潤驅動，更加不知所止，不斷加速而好像不設剎掣系統，這很令人擔心。

知足，知不足，知止

案頭有兩只木刻小豬，戇態可鞠，悠然自得，很可愛，是家人年前買來的。日前，我作了點小加工，在一只的背上刻上「知足」二字，另一只刻上「知不足」。有朋友見到照片，囑我寫個小條幅，我用水印木刻宣紙信箋寫了完整的對聯原句送上，即「知足知不足，有為有弗為」。這是冰心女士的家訓聯。

很多年前看過一張冰心的照片，背後就掛着這幅對聯。後來才知道，這是冰心(謝婉瑩)的祖父謝子修的自勉聯。兩個句子都採擷自古人名言，後來成為謝家的家訓。

對這對聯，冰心有這樣的見解：有些事要知足，如生活上；有些事則永不能知足，如學習、事業上；有些事一定要做，而有些事則是堅決不能做。她把對聯掛在書房內，以自勉自勵。

「知足」一語出自《老子》的「知足不辱」，指向物慾方面，對名譽、地位、華衣、美食、金錢、美女(男)等等要知所滿足，無度貪求最終可能自招其辱，甚至身敗名裂，從巔峰墜落深淵。這樣的故事，古今不絕，而古調不斷翻新，常讓人有觀止之嘆。慾壑難填，看來是人性。

從相反角度提出的「知不足」出自《禮記》：「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這是精神方面的追求，指向的世界更加博大宏寬，人越往深處走越知道自己的渺小，越知道有所不足。知識、學問、技藝、修養等等的提升，都沒有止境。

下聯的「有為」出自《孔子家語》：「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孔子在論及「儒行」時指出，不要輕易赴死，以等待值得為之犧牲的事情，要保養身體以期待有所作為。「有弗(不)為」出自《孟子》：「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的心中都要有衡量的準繩，知道什麼該做，要積極努力去做；什麼不該做，要堅決不參與。這可能是道德政治上的判斷，也可能只是得失上的相衡。為與不為之間，可能有極大的落差。

這其實都涉及一個「止」字，要知所止。蘇東坡說要「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說的是寫作行筆，做人做事亦一樣。《老子》「知足不辱」之後接着說，「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學》由之有進一步的論說：
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

從這個「止」字，隋代大儒王通寫了《止學》。王通，號文中子，史書中關於他的記述不多，可是他的弟子不乏鼎鼎大名者，如唐代名臣魏徵、李靖、房玄齡等。清代名臣曾國藩自少愛讀《止學》，讚歎不已，其一生成就與之不無關係。

書中有云：「勢無常也，仁者勿恃。」這是要「知止」的基本。

最近，中國爆發了一場「高端」爭論：應不應當建造大型高能粒子對撞機。國際權威的數學家丘成桐與物理學家楊振寧各持正反意見。對這涉及最前沿高深科學理論的爭論，我連有關文章都看不懂，但隱約感覺到，也關乎「知止」，就是科學研究的方向有沒有必要在高能粒子的象牙塔中無休止的讚研和投資下去。這似乎也是中西方哲學思想之爭。

利潤最大化與民主

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利潤最大化」是大家都熟知的，商人做生意都有這個意識和衝動，要盡力把成本壓到最小，把利潤擴至最大。這也影響到一些人的行為，如有風駛盡艃、有着數攞到盡，甫進入社會工作就計算着要 40 歲就退休歎世界，等等。這看似積極進取，無可厚非，但只本着這原則行事，無論做生意或做朋友，一定都不受歡迎。這叫功利主義。

這也是一種政治運作。政府代表人民管理社會，而人民有不同意見，順得哥情失嫂意，怎麼辦? 那就投票吧，哪一方的人多就聽哪一方，人少的一方管他的，運用的就是功利主義原則 (Principle of Utility)。以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為依歸，看似冠冕堂皇，它的反面意思其實就是犧牲少數人── 可能是沉默大多數人── 的利益和幸福。

從這個角度去看，所謂「民主」就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

百多年來，現代社會一直在為「民主、自由、平等」而奮鬥，三者似乎「三位一體」，聯體共生，有此即有彼。仔細看看社會現實，情況不是這樣的。從上面可見，看以很民主的情況，可能很不平等，也欠自由。

三者之中，人最先得到的是自由，個體的人在大自然有各種自由，想做什麼做什麼；但很快就知道這種自由是有限制的，既受制於物理法則，也受制於叢林法則，時刻受到弱肉強食的威脅。為了安全，人都群居，平等問題於是產生，慢慢就想到民主。最初的民主據說是在群落之間的戰鬥中自然形成的，誰最有智有勇自然眾望所歸而成為首領，不講血緣、資歷。

人一旦依附到一個群體中，自由就減少；社會越進步、越複雜，政府越龐大、規管越嚴格，人的自由度便越少。你在一個地方住久了，對種種規限習以為常，到了另一個地方會覺得不方便，就是自由不一樣了。在西方，民主引起的主要反思之一，是從自由主義角度的反思與批評。

誰都說自由，但對自由的理解很不一樣。據說，自由的定義有二百多種。自由主義因而是個龐大的混合體，在現代政治哲學基本概念中，自由主義最多歧義、最富爭議，不同時代、不同學派有不同的見解和理論。在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可以指自由散漫、不守紀律、自私自利等負面行為。在西方，它可以是施政、經濟、生活的原則，而且特別有韌性，儘管有興衰，而始終是社會的重要思潮。

在西方民主近年受到廣泛質疑之下，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又有興起之勢，就民主對個人自主的不斷侵犯提出批判。荷蘭學者 Frank Karsten 與  Karel Beckman 的 Beyond Democracy 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香港商務最近出了一個譯本《民主以外》。這本篇幅不大的書反駁了關於民主的 13 個神話，論說很有啟發性。

據美國嘉圖學院 (Cato Institute) 的 Concepts of Libertarianism (自由主義之概念) 一文，自由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接受多元和諧、職業道德、自由市場、法治和平，而強調個人權利、小政府、自發秩序。

香港人對自由的認識和體驗遠多於民主，香港的成就主要是在不知民主為何物而有相當大生活自由的時期建造起來的。

所有事物都有「度」的問題，物極則反。民主、自由、平等亦一樣。自由以至於放任，當然不可取；讓什麼東西、什麼價值觀都共存而互不干涉，寬容會流於迴避，一切都平面化，和稀泥，這恐怕亦非社會之福。

瑪莉蓮夢露的鞋子與民主

瑪莉蓮夢露穿過的高跟鞋

據說，瑪莉蓮夢露自殺死亡後，美國一名收藏家買到一雙夢露穿過的鞋子，然後拿去公開展覽；夢露的粉絲有誰若肯拿出一百美元，還可以嗅一嗅。竟然，要嗅嗅鞋子的人排成長龍。對旁人來說，這有點不可思議。

這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心理學者稱之為「光環效應」，指的是某個人或事物的強烈特質可能像月暈一樣散發，把其他本質掩蓋，讓人迷糊。

「民主」的光環就非常強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政制國家相繼崛起，一大批脫離殖民地獨立的國家紛紛仿效，形成了民主浪潮。冷戰結束，被標榜為「民主」的勝利，甚至被論斷為「歷史的終結」了，有學者預言西方式的「民主」將是人類的終極社會制度。

可是「民主」退潮來得也快。高高起的浪濤一退，海床的破磚污泥展現無遺，在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海嘯中受打擊最大的，恰恰是「民主」世界的心臟地帶。

由於光環效應，也由於人云亦云，或者自小被傳媒被學校老師洗腦，香港很多人都只看到「民主」正面的一面，特別是相對於民主制度之前各種專制制度而較開明的一面。對「民主」的盲點也同時形成，其中之一，是看不到現代民主的實踐、實驗時間其實很短，經驗不多，很多東西還有待反思、總結和改進。當歐美很多人在這樣做的時候，盲目仿效可能就取法乎下了。

有人說西方現代民主有二百五十年歷史，又有人說只得一百五十年。這要看你從什麼時候算起。

現代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是地中海上的島國科西加共和國 (Corsican Republic)，它一七五五年訂立了民主憲法，讓年滿 25 歲的男女都有投票權。這時的英國雖然已把權力從國王手中轉移到議會去，但直到一七八零年，選民人數還不到人口的 3%。

美國一七七六年獨立，發表 了《獨立宣言》，後來又起草了《美國憲法》。值得知道的是，這兩個文件當中，democracy (民主) 一字連影子也找不到。「維京」上有個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美國憲法有多民主?) 的詞條，從奴隸制、普選、總統選舉、參議院選舉、司法權等各方面列舉了它的不民主。

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大革命，是西方民主的重要里程碑，但只讓男子有選舉權。這在歐洲催生了民主革命高潮。美國也受到影響，在六十年代爆發內戰，解放黑奴，只是黑人直到一百年後的一九六五年才獲得選舉權。如果以「一人一票」作標準，美國成為「民主」國家才剛滿半世紀。

與人類文明社會幾千的歷史比較，現代民主很稚嫩。民主過去無法實施，甚至成為 dirty word (髒話)，與社會大環境有關。交通往來、訊息傳播．教育水平等都落後之下，大範圍的民主根本不可能發生。這也是一些欠發達國家囫圇吞棗式民主化後弄巧反拙的原因之一。

發達國家又如何?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E.J. Dionne 二零一三年當世界仍在金融海嘯中掙扎的時候發表了 Is Democracy in Trouble? (民主有麻煩了嗎?)一文，提出「值得問一問我們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特別巨大的缺陷」，「我們應當思考，是不是民主本身正陷於名譽掃地之險境」。

美國正在進行兩個爛蘋果的選舉，爛蘋果的味道遠遠就聞到。會有人花錢去湊近嗅嗅嗎?

奶皇包、叉燒包與民主

從地鐵站走出來，一片喧囂撲面而來，各色旗幟，不同聲音，雜然混成。勉為其難地向投票站走去，卻是心裡明白，投下的「神聖的一票」其實並不怎麼神聖；它可能或不可能幫助一方累成多數，最終壓服少數，把意願強加在少數人身上。用粵人的話來說這是「人多蝦人少」(仗人數眾多欺壓人數少的一方)。這樣的蠻橫正是「民主」的本質：不講質素，只計票數。

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強橫的「民主」難以想像。

昨天與一伙朋友去飲茶，有人愛吃奶皇包，有人愛吃叉燒包，但沒有民主投票。如果民主了，在五票對五票之下，最後有一票支持奶皇包，那就 11 個人都得吃奶皇包了，那五個想吃叉燒包的也非吃奶皇包不可，這不可思議。我們當然不會那麼不理性，而是既點了奶皇包，也點了叉燒包，想吃什麼吃什麼。

代表着各地民主體制最高權威的議會，不會作出這般非理性的決議吧? 認真看看歷史，看看現實，你就不會那麼天真。人類群體不隔多久就會在不同因素，通常是面臨艱困考驗之下，出現集體失智，有時跡近瘋狂。這樣的群體有大有小，可能是臨時組合的街頭烏合之眾，可能是某些組織，也可能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美國、德國、日本、中國……都出現過這樣的集體無理性。美國蓄奴時代，不管是國會投票、全民投票 (黑奴當然沒有投票權)，蓄奴都必然是多數的意志。德國殘殺猷太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也一樣。中國「破四舊，立四新」亦然。

這是歷史，都過去了，現實會這麼荒謬嗎? 美英捏造理據向阿富汗、伊拉克發動的侵略都得到國會以至民意支持。英國滑稽之脫歐，還是一人一票公投下發生的。被視為現代民主革命濫觴的法國，從禁止伊斯蘭面巾、罩衫到「布堅尼」就越來越成為鬧劇了。

從本質上來看，這與奶皇包、叉燒包之「爭」沒有分別。如果說有分別的話，是我們在生活中都知道彼此尊重，知道要和而不同，把民主理解為「民各有主 (意)」，悉隨尊便。而到了政治層面，民主就變成「民只可一主」的對抗。我拿到 50% 加一票，我就是主，唯一的主；其餘的 50% 減一票，不管人數多少，都只能是訇伏於這主下的民。

挾多數之名的「主」，可以通過立法，強制貫徹自己的理念，從發動戰爭，到僱主要給工人多少工資，到產品的原材料比例，到哪天要工作、哪天不可以工作，到學校要教什麼內容，到不可以穿什麼衣服，等等。各國各地的立法因而益趨紛繁。多數派為了長期貫徹意志，都樂於立法規管。在「最民主」的美國，《美國聯邦法規法典》(Code of Federation Regulations) 在一九二五年只有一冊，到二零一零年已擴充到二百多冊。伴隨而來的必然是各種監管機構建立，政府擴大，開支增加。歐美國家的政府開支如今都差不多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同時，政府的執政效率越來越低，「民主衰落」的驚呼四起，成為議題。

這種源自歐洲的民主是為了反抗君主專制的「人治」和為了推行「法治」而產生的，可是這種哪一方人多則勢眾、則話事的制度是不是更適合稱之為「人治」? ── 不問理由只問人數之治?

奶皇包，我吃；叉燒包，也吃。但千萬不要以少數服從多數之規則強制我要吃什麼。

為人父母：像木匠?像園丁?

一位朋友最近去上了一個課程：如何當祖父母。上網了解一下，原來類似的輔導課程和資料頗不少，包括政府的「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這反映出，對兒童的照顧越來越「專業化」，有理論、有導師。要造個蛋糕、菜式什麼的，受過培訓，可以弄出一個似模似樣的成品。學學怎樣當祖父母，寄望的是湊出個乖孫。

這是「如何為人父母」、「培育子女之道」即英語 parenting 的進化版。現在，香港的月嫂已「專業化」，雖然沒有要「持證上崗」的法例，但對講究「專業化」的準年輕父母來說，要請陪月，一定要請有證書的。當父母或祖父母不必證書，而人們已自動自覺地為此「進修」，或報讀課程，或閱覽專家的論著。到書店可以看到，這方面的書籍汗牛充棟。到美國「亞馬遜」購書網，打進 parenting 搜尋，可以找到圖書六萬多種。於是，政府為「強化家庭連繫及跨代關係」，也讓香港的祖父母進修了。

可是，「如何為人父母」、「培育子女之道」的理論是不是過分吹噓了?就是說，按照這些理論去做，是不是真的可以培育出「成功」的子女?成功率有多大?而「成功」又該如何界定?仔細想一想，有很多疑問。

到美國「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 網打進 parenting，可以搜尋到不少文章，包括提出質疑的、例如 A Nation of Wimps (懦弱者之國) 這樣的文章。作者指出父母對「為人父母之道」各種「科學理論」過分篤信，反為讓子女失去獨立性。《華爾街日報》日前刊登了 A Manifesto Against ‘Parenting’ (反對 Parenting 宣言)，更加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設定目標的培育子女方式和態度。文章作者 Alison Gopnik 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上月剛出版了 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 What the New Science of Child Development Tells 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園丁與木匠：從兒童成長新科學看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文章是新書的摘編。

書名中的「園丁」與「木匠」代表着兩種養育子女的態度。木匠是按照自己的設想、圖紙一步一步去製造出桌椅的，產品是計劃的產物。園丁的辛勞巨大，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只為創造安全且養分充足的環境，讓植物茁壯成長，可是植物不會按計劃長大，發展有喜有驚，有些原因難以抗拒。養育子女就像打理花園，父母是子女的園丁。

「一個好的花園，如同任何一個好的生態系統，是充滿活力、不斷變化和富有彈性的。想想在打造一個花園時我們要做些什麼？一個花園的昌盛源自其中植物的錯落有致：不同草木和花卉隨着季節變化，輪流枯榮，我們無法保證某一株植物長得最高、最美或經久不衰。好的園丁所做的，是保證土壤肥沃來供給這整個生態系統所需，其中的植物高矮不同，形態各異，各自的弱點也不盡相同。」

這其實是天之道，是天地萬物在自然環境中多元共榮之道。現代父母卻在不知不覺中把讀書和工作的模式用於養育子女，相信在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幫助下，可以一手塑造孩子的前途。

Gopnik 批評中產階級父母往往執迷於一些細枝末節的「育兒」問題。比如，我們應該跟孩子同床睡，還是讓他們在小床上哭個夠？推嬰兒車時，孩的臉該朝着行進的方向還是朝向父母？孩子的作業量應該是多少？孩子每天玩幾小時電腦最合適？她指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對這對孩子成年後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中國的虎媽虎爸望子成龍，美國父母亦一樣，只是方式不同。曾當美國財長的薩默斯二零零一年當上哈佛大學校長後曾公開批評指出，大學的畢業生有 94 % 拿到榮譽學位是不可思議的。這其實是學校在家長壓力下的產物。

昨天一文提到的聰仔一定沒有受父母過分呵護而事事要徵求父母意見的煩惱，但在成長過程中一樣有各種問題，最後「成功」與否，誰都不知道。

考第一的聰仔

開學了，聰仔今天升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個新開始。他前一年的成績出乎意料的好，全班第一，全級第二。他讀的肯定不是名校，不管怎樣，這優秀成績有利他加強自信心，面對日後更多的挑戰。對於聰仔這樣一個家庭背景特殊的小朋友來說，這特別重要。

我沒有見到聰仔，只是由家人口中陸陸續續的知道他一些情況。每隔幾個月，一對朋友夫婦會帶上聰仔去飲茶，家人應約前往，便會見到聰仔。家人回來常稱讚聰仔聰明伶俐，好學好問，而且個性開朗，喜歡同人交往。家人昨天又見過聰仔，回來說到他的近況和讀書成績，我不得不相信家人的觀察。

聰仔未滿七歲，以後的路還長，將來是龍是蟲，誰也不知道，如今頂多還在起跑階段。現在很多家長最希望子女「贏在起跑步線上」；而萬一「輸在起跑線上」，就有「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之懼了。聰仔的父母是怎樣教導、培養聰仔的?

說到這一點，真讓人為聰仔難過，愀心的難過。他的父母都在監獄裡，都有毒癮，都不知道是多少次在大牆內外進出了。做母親的不久前出來過，最近又再進去，聽說是犯了盜竊罪。兩人有四個子女 (不知道是不是共同生育的)，聰仔排第二，上有一個姐姐，下有兩個妹妹。

這個家庭這麼多年是怎麼走過來的，我不知道，只是可以猜想，一定聚少離多，可能從來沒有吃過一頓完完整整的團年飯，從來沒試在中秋之夜團圓賞月。在即將到來的中秋節裡，家中六個人，很可能分居在五六個說不上是真正意義的「家」的地方。

不知道從哪年開始，聰仔就住進了一家慈善機構的兒童院。朋友夫婦沒有子女，又渴望家中有兒童的歡笑聲。兩人收入雖不算豐裕，教育水平也不高，仍然在幾年前參與了寄養服務，聰仔於是成為他們家中的臨時成員。兩人對聰仔的到來十分重視，雖然得到政府一些寄養津貼，仍額外花了不少錢為聰仔添置生活用品，盡可能讓他像其他小朋友一樣生活、成長。

在一段時間裡，聰仔即使沒有得到奢華享受，也沒接受到先進的智育啟蒙，但在朋友家中生活快樂，得到家的溫暖，也可能體會到什麼叫「父母之愛」。這與他過去的生活該有很大落差。他有時頑皮了，朋友夫婦對他責備之餘的最大「威嚇」，是說再不聽話就送他回兒童院去。他一聽到就馬上乘了。他曾似乎很懂事的提出過，可以叫朋友夫婦做爸爸媽媽嗎?

他不知道在大人世界裡，這裡有着清晰的界線，在人情和法律上都一樣。聰仔父母的任何一方出來了，可以行使父母權利，把聰仔接回去，對其他女兒也一樣。這看來是必然的，可能因為「人情」，但更大的驅動力可能是經濟。這樣，政府對每個子女每個月的幾千元特殊津貼就落到母親的口袋裡，由她支配。

「人情」不是沒有的。她一定從聰仔口中知道寄養父母對他怎麼好等等，這換來的卻不是感激。她依正申請手續，拒絕朋友的寄養服務，又限制朋友夫婦作為義工去探望聰仔和帶他外出。她再回到牢房之後，聰仔被送到受政府資助的某個「兒童之家」居住。朋友去探望，是在社工當作「不知情」之下，才能帶聰仔去逛街飲茶的，但一定不可以帶聰仔回家，聰仔只能站在門外，不可跨進門檻。此之謂「法」。

這樣的故事，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不知道還有多少。上網查看一下，找到一個福會福利署的「兒童之家」名單，上有「兒童之家」一百多個。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四十八(2016/08)

要過去的總要過去

屬未來的總還未來

重要的是現在

眼前扇扇窗戶都明亮精彩

但哪扇窗戶會為我打開

(天后街景)

 泠泠一水出山間

奕奕生輝美素顏

宛轉繁華方日夕

徒添艷色氣頹殘

(攝於沙田城門河)

一水兩茫茫

孑然心不慌

驀然回首處

何去釣漁郎

(攝於觀塘碼頭)

濁浪排空至

驚鴻動地哀

不信穹蒼晴不再

來來來

且拼干戈凝丹血

劈雲三萬八千里

把天開

(颱風前維港即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