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琴復長嘯：古今不同

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在長嘯

讀古人詩書，常有關於「嘯」的記述，文人常以嘯一舒胸臆。武俠小說，俠客也愛長嘯，甚至可以嘯出聲波，傷人百步之外。但究竟何謂之「嘯」?曾在書中讀到：嘯即吹口哨。可是仍不大了了。日前遇到一已移居台灣的朋友，他竟然學嘯去了，學習之地是內蒙古，而他學的嘯不同於吹口哨。

古之愛嘯文人似乎多屬隱士。魏晉多曠達之士，他們不受世俗禮法拘束，愛隱逸山林，常以嘯舒懷。陶淵明有句云「嘯傲東林下」(《飲酒》)，又有句云「登東皋以舒嘯」(《歸去來兮辭》)。唐王維的「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則是讀過唐詩的人都熟知的。我那位朋友熱愛古琴，曾嘗試斲琴(造古琴)，後因為對生漆有敏感反應，才在醫生勸阻下放棄了。想不到他為了得「彈琴復長嘯」的雅興，竟然北上到草原學藝去。

據《說文解字》，嘯，吹聲也。據網上的《漢典》，嘯的第一義是「撮口作聲，打口哨。」而據「百度」，嘯是一種歌吟方式，嘯沒有切實的內容，不遵守既定的格式，只隨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別適合亂世名士。

那位朋友要學的嘯有點不同。他告訴我時帶點神秘，要我猜他到內蒙古學什麼。馬頭琴?長調?都不是，他作了點解釋，我猜到了，是呼麥。但好生奇怪，為什麼要學習這種聽起來有點古怪的當地民間歌唱方式?

據「百度」，「呼麥」是圖瓦文xoomei的音譯，原義指「喉嚨」，即為「喉音」，是一種緊縮喉嚨而唱出「雙聲」的泛音詠唱技法，即一個人能同時發出兩個高低不同的聲音。據朋友說，還有人可以發出三個高低不同的音的。

我以前在文字上知道有這種歌唱方式時覺很神奇，那時的報道說，內蒙能唱呼麥的人已寥寥可數，很難學，是瀕於滅亡的民間技藝。可是後來在到CD上聽到了，近年到香港演出的內蒙藝團也例必有呼麥表演。這可能與呼麥的瀕危得到國家重視之故。二零零六年五月，呼麥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二零零九年十月，呼麥又成功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只是，我不懂欣賞呼麥，覺得無論高低音的音色都不好聽，兩者之間的音距很大，難以融合。

據朋友說，呼麥其實是漢人失傳了的嘯，嘯的藝術傳到了蒙古族去，經過發展就成為呼麥。朋友多年前接觸到呼麥就想學，可是在語言不通之下沒學成。這回再去拜師學藝，花上更多時間，入門了，但還不能唱兩個音。那天在酒樓裡，不便讓他放聲而嘯，聽他「彈琴復長嘯」，只能待來日了。

如果嘯是吹口哨，嘯可以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吹口哨，很多人會，但沒有幾個把吹口哨當作一門藝術手段提高技巧，去演繹音樂作品，甚至表演。這是冷門的藝術，卻也有國際比賽，「演奏」的樂曲可以是高深古典樂曲呢。「彈琴復長嘯」，原來也可以抱着結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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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口哨世界大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KF-UirUU-U

香港粵語：因雜交而富有生命力

香港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上，這不但長期影響着香港的政治、經濟動向，也影響着香港的文化，包括它的語言──香港的粵語。經過近數十年來香港與廣洲的各自發展，兩地本來同根同源的粵語已出現明顯的差異。這充分說明，語言是有生命的。雨果說過：「語言和太陽都是不會停止的，到了語言固定的一天，它就死亡了。」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粵語生命力旺盛。而那位毛小姐因為發覺社會上多了一些南下的用語而擔心「永不超生」，不是過慮就是無知。

西方一位學者指出：「語言和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一種語言要自給自足的話，必須存在於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環境裡。在當今世界上，這樣的語言恐怕不多了。亞馬遜森林裡的皮拉哈(Pirahas)人語言是其中之一，而因為難得，成為研究語言發展的可貴「標本」。香港處於東西南北交通交匯之地，它的語言自然難以保持「純正」。語言由於是在人的交往、溝通中形成的，從來都不可能「純正」。粵語就是「不純」的產物，主要是楚人的語言，春秋戰國時中原的雅言，加上百越人中不同部族越人的語言「雜交」而成。

外來語言在不同時候慢慢滲透進日常用語中、成為人們的慣用語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如果不刻意發掘，可能就不知道其源頭。不久前，有朋友傳來二三十個香港粵語的英語字源，讓我莞爾之餘有茅塞頓開之快。原來江湖中人說的「老粒」（搶劫）就是 rob，「花臣」（新款式）即 fashion，「仆街」竟源自 poor guy（粗劣的人），「蛇 guare」（驚嚇、恐懼）是 scare，……。

當然也有源自其他語言的，例如「冚巴爛」(全部)據說源自阿拉伯語，「巴閉」(了不起)據說從印度語而來。

中國自「五四」掀起白話文運動以來，不知從日本引進了多少新詞，這些都已完全融和到中文包括粵語中，不着痕跡了。香港近年也自日本、韓國吸收一些新詞，其中很多是商人為標新立異而引進的，不是為了豐富我們的語言，很多相信難以長期在中文生存，例如「放題」(任吃)之類。

近年南下的用語的確不少。香港教育學院的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去年根據統計，認為香港十五年來的十大南下新詞──毛小姐眼中的「統戰工具」──是：微博、維權、黃金周、減排、自由行、提速、經濟體、國足、博客、高新。有南下自然也有北上，十大北上新詞則是：訴求、問責、解讀、減持、雙贏、追捧、爆冷、操控、惡搞、智庫。香港很多用詞已列為大陸書面正式用語，打開各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特別是後面補充的「新詞新義」部分，可以發現很多。

那位毛小姐因為擔心「永不超生」出了一本書，列舉不滿的南下用語，有報章列出五個為例：適切、加大力度、方方面面、重中之重、政策出台。其中的確有屬南下的，可是五個中起碼有兩個不是。「適切」恐怕是從台灣引進的，據台灣教育部的網上詞典，適切解「適當、剴切。如：『言談適切』」。早在五四時期，夏丏尊的文章裡就使用「適切」一詞。台灣又可能受到日本影響，因為日語有漢字詞「適切」，意思是適合。「方方面面」則是古老用語，孫中山 《民權主義》第五講有這樣的話：「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 朱自清 《白采的詩》則有道：「至於情緒之不能持續著一致的程度，那是必然；但讓它起起伏伏，有方方面面的轉折──以許多小生命合成一大生命流，也正是一種意義呀。」

記住：香港是無法自給自足的，包括它的語言。

香港譯音 vs 大陸譯音

香港文化的最大特點，是融和，既融和東西，亦融和古今。所謂東西古今，不過是泛稱。香港文化融和的，其實又何止東西古今?香港人講求實際，只要「啱使」(合用)，管它來自哪裡，都會為我所用。這種但求「就手」(方便)的態度，有時也會引起爭議。昨日就在報上看到一個這樣的報道：有議員毛小姐發覺香港的傳媒、官員使用了一些「內地用語」而緊張起來，擔心這些用語是大陸的統戰工具，擔心(香港/香港人)「會永不超生」云。

這真是「驚人」發現。是什麼用語?報道中提到一些譯名，例如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港譯伊斯坦堡)，美國的弗吉尼亞州(港譯維珍尼亞州)。所譯「港譯」只不過是為了方便而這麼說的，香港其實在譯名上從來不統一。譬如戴卓爾夫人，這是當年港英政府的譯名，香港大部傳媒採用，但也有部分傳媒不跟隨的。港英政府當年對祖家英國政府的要員和來自英國的港府高官都配上度身定造的譯名，譯名都不求準確而但求儒雅，善頌善禱。這完全是立場的表述。如果那些對戴卓爾夫人有刻骨之仇的英國人知道她在香港有這麼個「卓爾不凡」的名字，一定對香港「另眼相看」。

這使人想起美國韓戰中美國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地面部隊司令Matthew Bunker Ridgway 的譯名。對於Ridgway，當年有兩個不同譯法，一曰李奇威，一曰李奇微。一曰「威」一曰「微」，很明顯表示了兩種對立的態度，「威」是台灣和香港很多傳媒的譯名，「微」自然就是大陸的譯名了。他一九五一年以放棄漢城以退為進，成功遏制住了中國軍隊的攻勢，此後成為中國軍隊頭痛的對象。他的回憶錄在大陸的譯本至今稱為《李奇微回憶錄》。可是，你拿新華社編的《英語姓名譯名手冊》翻查，Ridgeway 譯為里奇韋。

譯名，最忌加上主觀的褒貶意識，這樣做可能會冒犯某些人，和經不起時間考驗。譯名最好採用中性或者沒有多少特定意思的字，減少不必要的聯想。這與給子女、給自己改名很不一樣。「戴卓爾」、「馬卓安」、「彭定康」之類譯名，很明顯不合這要求，而載荷着很多人的期許。

香港的譯名又有很多出自民間，例如「講波佬」譯的球員、球會名稱，電影發行公司譯的影星、影片名稱等。這些譯名常常隨意發揮而成，市場導向為主，要好聽、順口、矚目，譯音對不對、合不合理就次要了。對於這些，受眾的要求不高，一旦習慣了，就明知錯了也不計較。例如不久前「掛靴」的英國球星David Beckham，香港人都知道他是「碧咸」，聽到大陸叫他做「貝克漢姆」會大為詫異。「碧咸」顯然是望文生音從Beck-ham 譯來的，而Beckham 其實應讀為 BEH-kuhm，聽聽http://inogolo.com/pronunciation/Beckham 的讀音，可知哪個譯音準確。Titanic 香港譯為「鐵達尼」，大陸譯為「泰坦尼克」，也屬這種情況。

「維珍尼亞」(Virginia)的確是香港人習慣的譯名，而它也反映了香港人英語讀音上的常見錯誤。其中的「珍」顯然是這樣譯出來的：Vir-GIN-ni-a。但它其實應該讀為：Vir-GI-ni-a，因而不可能是有n 韻母的「珍」，而是零韻母的「吉」(以普通話發音為準)。

這種讀音錯誤在香港人中很普遍。例如Panasonic (是Pa-na-so-nic，不是Pan-na-son-nic)，Sony (是So-ny，不是Son-ny)，Nikon (是Ni-kon，不是 Nik-kon)，Canon (是Ca-non，不是 Can-non)

大陸的譯音一般較準確，但刻板；香港的譯音常錯，但靈活，常有神來之筆。香港人能知道取長補短就好，不要自以為是。

那篇關於毛小姐擔心「永不超生」的報道有此一問：港人愛把韓語、日語、英語的潮語字拿來使用，毛小姐怎麼看?問得好！

驚喜合唱：快閃藝術化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你的窗簾。」

從朋友傳來的鏈接中，看到一段「快閃合唱」的短片，很受感動，讓人覺得藝術與生活似魚水般融和，是魚因水而活?還是水因魚而活?你難以分得清楚。藝術不應脫離生活，生活也離不開藝術。

那「快閃合唱」發生在台北的101大廈，在那裡人頭攢動的美食中心裡，忽然有女高音的嘹亮歌聲不知道從哪裡響起：「這綠島像一只船，在月夜裡搖呀搖。……」一把男高音接上了：「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你的窗簾。」是台灣人都熟悉的《綠島小夜曲》。當滿堂食客都又驚又喜地翹首找尋那美妙的歌聲來源之際，和聲合唱的立體音牆從四面八方響起來了，把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融入了歌聲裡。

接着，笛子、二胡、古箏加進來，唱起了江蘇民歌《茉莉花》、閩南語的《望春風》，兩首歌曲又交織成來，以合唱方面演繹。最後，敲響了鼓聲，《阿里山的姑娘》讓人們擊掌、扭動起來。

即使不在現場，你也完全可以感受到那幾分鐘之內營造起來熾熱氣氛，可以分享那種倏然而至的藝術感動。

末了，短片像商業電影那樣，有長長的字幕，讓參與者、參與機構都分享成就的榮光。我數了一下，參與合唱的有七十多人，伴奏的有四十多人，涉及的幕後音樂、影片、文化、商業、學術團體和個人難以細數，單是攝映師就有十人。拍出來的短片不到十分鐘，但從策劃到「演出」到製作，一定花了多個月時間。由此看來，這已經大大不同於「傳統」的「快閃」概念了。

快閃族或快閃黨，即 flash mob，這現象和名稱的出現，只有十餘年歷史，是手機、互聯網通訊普及的產物。最初的一次快閃據說是二零零二年在紐約發生，是哈潑(Harper’s)雜誌的編輯Bill Wasik 發起的。他召集了約二百人擁進凱悅酒店等高級消費場所，作無厘頭擾攘，然後鳥獸散。

關於 flash mob的定義，二零零四年版《牛津字典》稱之為「不尋常的、無目的的舉動」；新禧版《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則是「一群人通過互聯網召集，到一個公眾地方迅速聚集，標奇立異一番然後解散」。這看來是針對初期的 flash mob 而言的，後來，「快閃」被賦予藝術表演、社會議題等內容，更接近於西方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過的「聰明暴民」(smart mob)，指的是當年優皮士以街頭劇提出政治訴求的行動。如今的「快閃」少了「無厘頭」，而出現兩個不同的方向，一趨向政治化，一趨向藝術化。

藝術化的「快閃」有過很可觀的表演，最出名可能是在荷蘭安特韋普火車站的《仙樂飄飄處處聞》舞蹈了，百多名看似是旅客的男女忽然「即興」在大堂載歌載舞起來，讓人們驚喜莫名。倫敦希思羅機場的無伴奏合唱等亦非常出色。看得出，都經過非常精心的安排。這樣的安排都以不着痕跡、富有即興色彩、能激發圍觀者的情緒為佳。在YouTube 可以搜尋到不少這樣的表演，但真正出色的不多。101的驚喜合唱是其中的表表者。

香港也有過類似的藝術快閃，不過都屬傚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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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驚喜合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bbqY1P6KJmI
經典的Do Re Mi 快閃舞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LCZOG202k
希思羅機的歡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MG2vNVq0ww
星球大戰快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D2g5yhJazY
哥本哈根地鐵車廂內的快閃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gww9_S4PNV0

泛亞鐵路將以「高鐵版」面世

很多年前，曾在新聞中看過泛亞鐵路的構思：建設一個連接中國和東南亞的鐵路網，這樣，從新加坡乘火車，可以經過中國直通往歐洲。當時覺得，這是很遙遠的宏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成。

如今，這仍是個有待實現的藍圖，可是在新元素的推動下，有望早日實現。這新元素就是高鐵。泛亞鐵路構思時，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子彈火車。如今，不但歐洲有了高鐵，中國也有了，而且是高鐵網絡覆蓋面最廣的國家，在技術和成本上也有優勢。中國也是構思中的泛亞鐵路最重要的參與者。

可是，這在近年又受到意想不到因素的打擊，在國際是金融海爆發，在中國，是劉志軍事件和在合肥發生的高鐵出軌事故。有關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步消退，最近，高鐵發展又重新得到推動，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國外。泰國就頻頻傳來高鐵上馬的消息。

泰國要搞高鐵已不是新聞，新的發展是，計劃日趨具體，國際招標兩個月後就要進行了。中國、日本、歐洲都大有興趣，日本首相安倍不久前訪問泰國，也與泰國總理英拉當面談到這問題。

根據計劃，泰國要建四條高鐵線：曼谷至中部羅勇府，曼谷至北部的清邁，曼谷至東北的廊開府，以及曼谷到南部泰馬邊境城鎮巴當勿刹。工程會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展開，二零二零年建成。

這些高鐵線的興建，當然着眼於促進泰國本身的交通和經濟。目前從曼谷坐火車到清邁要12至16小時，高鐵建成後，兩個半到三小時就可以了。可是更重要的是三條線路的向外延伸，通往緬甸、老撾、馬來西亞，打通與鄰邦的交通，把泛亞鐵路連接起來。譬如從廊開府向北，就是老撾首都萬象(永珍)。老撾有計畫建設與中國昆明相連的高鐵，其中在中國的路段已開始施工。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也在密鑼緊鼓地籌建連接兩國的高鐵。今年二月，兩國會談取得新成果，同意興建吉隆玻至新加坡高鐵，長約354公里的距離，只需90分鐘即可完成，預計二零二零年前投入運作。

至於緬甸，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早就報道說：「中國勢力也會跟着鐵路延伸，除了與周邊國家經濟整合，還可藉由通往仰光的中緬高鐵，直達印度洋出海口。」

可以想見，東南亞夢想多年的泛亞鐵路，可能六七年間就可建成了。夢想可以加快完成，除了高鐵這技術因素之外，是因為中國龐大市場的形成。東南亞各國都希望自已的物質和商人可以更方便地以「無縫接軌」的方式到達中國各地。東南亞各國目前不是沒有鐵路，而是各國的鐵路除了技術落後之後，是各有技術標準，難以接軌。

此外，中國已投資在伊朗興建鐵路網。鐵路網除了連接伊朗境內的多個城市，還可能繼續向西擴展到伊拉克，最終連接各地中海沿岸國家，成為中東地區的一條走廊。

這是一場地緣經濟政治的革命。

學會中文，感恩不已

如此這般學四聲

有這樣的小故事：一個巴羅克藝術團上演巴赫的清唱劇，表演者都是孩子。樂曲是巴赫的艱深作品，要求嚴格、一絲不苟。有聽眾聽到那些胖嘟嘟的小孩子演唱得完美無瑕，十分驚訝，便問合唱團指揮：「這些孩子怎麼能夠演唱這麼高難度的樂曲？」指揮說：「噓！小聲點！如果你不告訴他們這些作品有多艱深，他們永遠不會知道。」

小孩子就是「好欺負」，不管多麼難的是事──例如學中文──他們幾年下來就學會了。

以上的故事是美國漢學家莫大衛(David Moser)說的，是他在結束一篇關於學中文的長文時說的故事。文章在網上流傳很廣，題目是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 (為什麼中文這麼TMD難?──這題目用廣東話翻譯會成「點解中文咁鬼難?」更傳神，不必用上粗話TMD)莫大衛力數學中文之苦之難，但他學得很成功，在北京經常到央視客串演出，還說相聲。

我是日前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讀到〈全球第二重要的語言是什麽？〉一文，知道有莫大衛以上一文而再找來閱讀的。

當今全球最重要的語言，無異是英語了。對於這個第一的地位，英語和法語有過激烈競爭。在法國，這競爭的心態尤其是強烈，這表現為社會上對英語的抗拒。可是到如今，英國已變得難以抗拒了。巴黎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的一篇文章尖銳地指出，年輕一代的法國研究人員和科學家認為語言問題已經解決：英語才是他們工作的語言。

這形成了英語人的優勢，卻也形成了他們的劣勢──失去了學習其他語言的動力。他們和其他國家人的相處時會發覺，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掌握兩種以至多種語言。

說英語的人應該學習什麼第二語言因而成為問題。文章說：答案似乎比較明顯了，應該學習漢語，因為漢語是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家的語言。這就帶出了漢語難學的問題。作者說，他有一些同事能非常熟練地使用漢語，但人數並不多；很多人半途而廢了，作者本人屬於「學了這麽久，不甘心就此放棄」的人，「可能會有一絲成功的希望」。

學中文之難，是我們「中文人」不容易理解的。莫大衛說，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中文比大學裡可以學的其他約三十種語言都難。難到什麼程度?與法語比較，法語屬於「易」；學中文要在說、讀、寫都學到如學法語一樣流利，得花三倍的時間。他說，一個美國人學中文，好比要一個搖滾樂結他手去學有三個鍵盤、30個音栓的管風琴。

他說：有人把學習中文比喻為「學習謙卑的五年課程」；我曾以為這是說五年之後你就能掌握中文，也學會謙卑了；我現在學了六年中文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 是，你學了五年之後，中文對你來說仍然莫測高深，不過你已徹頭徹尾學會謙卑了。

中文、中華文化的確莫測高深。能夠基本掌握中文，很感恩。

貴族化體育運動與鬥地主

「平等」作為政治口號，是首先在歐洲響起的。這其實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反映了平民、特別是剛冒起的資產階級對世襲貴族在權力、經濟上的壟斷的反抗。貴族的壟斷甚至展現在體育運動上。

昨天談到的哥爾夫球是個例子。哥爾夫球的起源有各種不同說法，中國有人提出，中國南唐時期（約943年）便記載了類似的遊戲叫「捶丸」，比西方起源於中世紀蘇格蘭之說要早五百年。根據蘇格蘭之說，哥爾夫本來是農民農閑時的玩意，後來貴族階級拿去了，訂出各種規則，其至連衣着都有規定，性質就完全改變了，出入哥爾夫球場、打哥爾夫成為身份的象徵。

網球也曾經是這樣的玩意。過去，網球場上的衣着也有嚴格規矩，以顯示上流社會的體面。有「壞孩子」之稱的麥根萊的「劣行」之一，就是蓄意打破這些條條框框，上場時，故意穿得鬆鬆垮垮、讓上衣蓋在短褲上。如今，這已成為潮流。不過在女子方面，有名無實的「裙子」還是必要的。隨着網球場廣泛建立，網球逐漸普及化，網球的貴族色彩已減退不少。

比哥爾夫更貴族化的是馬球，以至以馬球──Polo──作品牌的Ｔ恤、襯衫也身價不菲。

不久前，在《東遊記》一書中讀到一篇關於有人把西方的馬球引進到上海以滿足那裡的暴發戶高人一等心態的文章。書是多位在華工作、生活多年的外國人寫的文章的合集，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對今天中國的觀感。馬球一文寫的是上海今天的暴發戶，以及他們愛好炫富形成的巨大社會落差。有外國人為滿足這些人的心理需要，居然連人帶馬從外國弄來了馬球隊作比賽。弄不來的是有關的文化、素養。結果自然是一幕滑稽戲。

歐洲的貴族有其虛偽、浮誇，但也自有經過數百年積累形成的文化內涵。西方的許多顯得「文明」的禮儀，例如飲食文化、餐桌禮儀都與貴族生活有關，西方的餐桌禮儀頗有繁瑣之處，但主旨不外與人為善、為人着想，例如用餐完畢要把餐具並放在盤子上，實為了方便待應生收取。

凡是貴族化了的東西，一方面會受到一些努力「向上流動」的人的愛慕。這些人沒法廁身馬球場，也買一件Polo 恤穿穿；另一方面，難免形成貧富之間刺眼的標誌物。當社會的貧富懸殊不太嚴重、社會比較穩定的時候，這沒有什麼；到社會貧富之間的矛盾到了臨界點，這樣標誌物就會受到衝擊。粉嶺哥爾夫球場就是這樣成為議論焦點的。

貴族化的玩意有沒有可能平民化?當然有，網球是個好例子，但更成功的是跑馬。當年英國人把這英國上流社會的玩意帶到香港來時，一定沒有想到這會成為香港今天風靡萬千市民的「體育比賽」。它把英國的貴族氣派與中國人嗜賭的世俗習性結合起來，使香港賽馬之盛舉世無兩。

哥爾夫球也可以這樣嗎?暫時看不到這樣的趨向，倒是有可能發展成為「鬥地主」，這是《明報》今日社評提到的。我初一看，以為是樸克牌的「鬥地主」，仔細再看，才知道指的是中共掌政初年煽動鄉下窮人鬥富人的運動。

早些天才有論者擔心大陸的政治審查在香港落地生根，如今，又讓人擔心階級鬥爭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