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體：三星堆文化的特色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龍虎尊

多少年來，我們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起源有個牢固的傳統觀念：它起源於黃河流域，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因而被譽為母親河。半個多世紀之前，日冠侵華，中華兒女唱起《保衛黃河》，保衛的就是中華民族。

可是此後不斷的考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展示出一幅史前文明繁星燦璀的圖景。我們認識的中國大一統王朝，發端於中原華夏之地，至今二千多年。此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有可考的、有神話傳說的，都在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舞台上上演。

黃河流域一帶，地面上有豐富的文字紀錄，地下有大量文化遺址，歷代不斷發現古邦國的青銅禮器，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還找到此前所不知的甲骨文。「城邦、文字、青銅技術」在八十年代被考古學家夏鼐列為中華古文明應當具備的三個要素。

安徽阜南出土的青銅龍虎尊

大量考古發現 ── 特別是在黃流域以外古遺址的發現，迅速擴大了人們的眼界，以上以殷墟地下發現為主要依據的「三要素」已無法束縛越來越多古遺址的文化、文明進程界定了。東北以玉豬龍為標誌的紅山文化，浙江以稻米種植為標誌的良渚文化等，一再衝擊把中華文明起源局限於黃河流域的觀念。

良渚考古發現的衝擊尤其巨大，它比甲骨文的殷商晚期早了二千年，早慧而早衰，到甲骨文能夠記錄歷史的時候，良渚已衰落。這個失落和被遺忘的區域文明，到一九三六年才被重新發現 。

如今，「中華文明搖籃」的稱號已不由黃河獨享。「經過學界多年探索，包括考古學的發現和研究，人們逐漸認識到，古代中國，尤其在文化和族群構成方面，實際上是『多元一體』的格局。」(據《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中國國家博物館戴向明《文明、國家與早期中國》一文)

三星堆出土的玉琮

很多區域文化也呈現「多元一體」的特點，處於不同文化、文明交匯點的區域文化尤其會多元共融，形成獨特的色彩。敦煌藝術最迷人的就是「多元一體」，千年中不斷修建的石窟，以不同藝術形式把天竺(印度)、波斯、希臘與中國中原文化交織融匯。敦煌在絲綢之路中斷之後消失在人們視野之外，差不多在甲骨文重新面世之時，才再從塵土中現身，展現妙曼身影。

三星堆文化比敦煌更具備「多元一體」格局。地理上，敦煌地處北絲綢之路的咽喉，而三星堆則位於南絲綢之路上一個東西南北的交匯點。

三星堆八個祭祀坑位於一個廢棄古城遺址內，有學者推測，這裡可能是古蜀國的都邑。古蜀文明歷史久遠，在岷江上游興起，相傳起源於蜀山氏，從蠶叢氏稱王，歷經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氏族的統治。公元約十一世紀，武王伐紂，古蜀是「牧誓八國」之一。

良渚出土的玉琮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多數只知敦煌所在的北絲綢之路。南絲綢之路，從「蜀」字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甲骨文的「蜀」字是象形字，是一條有大眼睛（擬態的眼斑）的肉蟲子，即野蠶；「蠶頭」後來完全變成了一隻眼睛(橫寫的「目」)，為表本義，字下面加了「虫」。三星堆祭祀坑中已找到絲綢的殘蹟。

蜀人與外界溝通的能力，遠遠超乎現代人的想像。已故饒宗頤教授早已很敏感地就此有過不少研究。三星堆有造型特異於中原漢人的大小銅人、有古西亞常見的黃金權仗，有來自印度洋的貝殼，但三星堆又有與良渚出土別無二致的玉琮，有像安徽阜南出土商代龍虎尊翻版的青銅尊。

可以說，三星堆非常完美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特點：多元一體。

盲人摸象：三星堆發發現

三星堆青銅面具與新發現的金箔面具殘片疊合

盲人摸象的故事，誰都知道，都以為盲人可笑。現實卻是，誰都可能是摸象的盲人，只要面對的事物夠大，你無法一窺全象而妄下結論，就是摸象的盲人。當前資訊爆炸的時代讓你有全知的錯覺，而不知道這恰恰是「後真相時代」假象。

眼前一個例子是以神秘著稱的三星堆文化的新發現。成都近郊的三星堆遺址上世紀二十年代就發現了，直到八十年代才發掘了兩個祭祀坑，出土大量前所未知、未見的文物，為中國西南部一個神秘的史前世界打開了一扇門。這次在原來的祭祀坑周圍同時發掘了六個新的祭祀坑，文物發現更多、更精采、更匪夷所思。如何認知這些新發現，一時眾說紛紜。

我一直未能到三星堆博物館參觀，慶幸的是，其中不少文物曾於二零零七年運到香港，在沙田文化博物館展出，能近距離觀賞到造型超現實的縱目銅人面具、黃金神樹、青銅神鳥等。只是，你越是親近了三星堆的發現，會越覺得三星堆背後的遠古文化不可思議。

在未深入了解這次發現的文物之前，先讓人對中國的考古工作有了全新的觀感。

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大棚內觀

過去，考古發掘是少數考古人員寂寞地進行的。他們在野外要麼露天、要麼搭個簡陋的竹棚，拿着小鏟小掃，甚至要赤着腳下到坑裡枯躁地工作 ── 赤腳是因為可以利用腳底觸覺得到新發現。他們發掘的文物可能要若干年後才能與公眾見面。

六座新祭祀坑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至二零二零年五月才發現的。這段時間裡雖然發生了疫情，但發掘從準備工作到具體實施都有條不紊地展開。

這次發掘跟以前完全不一樣。早幾天，央視作了大量現場真播，讓人大開眼界。共八個祭祀坑上建起了全覆蓋的金屬結構大棚，裡面各祭祀坑上又蓋起了玻璃屋，周邊有多列平房。所有工作人員都穿上嚴封密縫的頭套和保護衣、鞋，像極了武漢方艙醫院的景象。原來這為了保證各坑內層層疊疊的文物不受我們這個三四千年後世界的污染。

這次發掘有個「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共三十幾個相關的單位聯合進行，考古、保護、科研同步，以現代科技融合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發掘、科研、現場及時保護相結合，考古工作高水平、高質量。

可以見到，大棚裡有不同的實驗室，由相關專業人員例如文物保護人操作。一些文物從坑裡出土，馬上就送到實驗室； 經清洗和高倍數放大鏡，電視機前的觀眾竟然能夠即時看到「新鮮出爐」的文物細部，例如象牙雕刻飾件上的花紋。

已出土的有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五百餘件。坑裡很多器件如金權杖、青銅器、巨型面具等「猶抱琵琶半遮面」，預示着更多驚喜。

這些發現再引發爭議：三星堆文化屬天外文明? 屬西來文明? 屬中原文明? 答案取決於你摸中了哪一件出土文物：是縱目銅面具? 是金權杖? 是青銅方鼎? 是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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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專訪考古專家雷雨，深度解讀三星堆新發現 | CCTV「面對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yku-AvTg

戰狼與韜光養晦

近年常有人指責中國搞「戰狼外交」，中美高層在阿拉斯加唇槍舌劍一番，中方楊、王兩位霍然亮劍，自然又招來同樣責難。倒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後有個中肯的表述：中方作出「防禦性反應」。

關鍵是防禦性，而非進攻性；是受到攻擊之後的自我保護反應。這是所有生物體的自然反應，人類族群為生存、競爭而建立的國家、經濟體如果不能這麼反應，難以持續發展。

狼予人野蠻、攻擊、侵略感覺。二零零四年出版的小說《狼圖騰》至今暢銷，不久前還在書店見到書被置於暢銷書櫃台，原來二零一九年曾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小說描寫內蒙草原上人、狼、天(騰格里)的關係，非常引人入勝而富啟發性。不少人和企業因此提倡狼性，認為這是遊牧民族的勇於物競天擇下的優勝品性。相對之下，農耕民族慣於守土樂業、小富即安、進取不足。歷史上，每次北方民族南擾，漢族就飽受蹂躙，被譏為羊性文明。

受到很多人歌頌的藍色海洋文明，是狼性文明的延伸發展。歐洲曾經慘被所向披靡的蒙古大軍踐踏，高度發展的羅馬帝馬最終被「蠻族」消滅，這些以狼作圖騰的民族給歐洲文明留下了至今不滅的基因，慣於殺戮、征服、佔掠。這樣的狼性後來隨着航海大發現而為禍世界。歐洲十八世紀發靭的工業革命使之如虎添翼，歐洲以外其他民族、文明莫之能禦。

中國作為當時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在如狼似虎的侵略者面前，變得虛有其表，不堪一擊，開始了一百多年的沉淪。當年的漫畫，很好地繪畫出中國慘被宰割的圖景，圖中爭噬中國的沒有狼，但有比之更兇猛的獅虎熊鷹等，而中國連「防禦性反應」都沒有。

中華文明素有提倡忍辱負重的文化，認為要成大事，務必要能忍，如蘇軾《留侯論》所說，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受辱則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實不足為勇； 真正的大勇者，「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所以能「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歷盡貶摘的蘇軾本人因此能超然於物外，成就非凡。

孔子說： 「君子無所爭。」君子真的不爭嗎? 顯然不是。《道德經》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亦無所爭，但能勝、善勝；君子應如天一樣，默默培養能勝、善勝的超強實力，以達到不爭而自勝，「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妨從這角度去理解鄧小平在外交上提倡的「韜光養晦」。

有人完全忠實於字面意義，把這理解為一昧「扮鵪鶉」，萬事不出頭。又有人認為四字如主流英譯的 Conceal one's 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可是「韜光養晦」字面上其實沒有「等待時機」的意思。有人更譯之為 Promoting our hidden agenda under a declared strategy，這更過頭了，等於「說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了。 

金燦榮教授則認為韜光養晦有兩層含義，一是收斂自己的鋒芒，即所謂「韜光」(韌，劍套)； 二是補充自己的不足，即所謂「養晦」。因此可譯為 Keep a low profile and concentrate on self-improvement (保持低調，自我完善)。

這就接近「天之道」了。

《魔鬼字典》定義的外交

與馬克吐溫同時期的美國作家 Ambrose Bierce 以冷雋、幽默的筆觸寫了《魔鬼字典》，其中對 diplomacy (外交)詞條的解釋是：The patriotic art of lying for one's country (為自己國家的利益說謊的愛國主義藝術)。

給特朗普死忠效命的美國前國務卿深諳箇中三昧，曾在演講中大言不慚：「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盜竊！……這才是美國不斷進取的榮耀。」他掌控 CIA 時，做見不得光的事，以之為座右銘；當上國務卿，公然面對世人，仍然以之作行動指南。

外交官為自己國家爭取最大利益，維護國家形象，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但不可背離道義、誠信。這有如個人之處世行事，若只顧個利益，不守誠信，即使可以得逞於一時，最終難免被大眾唾棄。

國家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主權、開展活動，得通過外交官去執行，外交官個人的能力因而常常發揮重要作用。然而，所謂「弱國無外交」，國家實力才是外交的最強力支柱。在強權角力的國際社會，弱國、小國終究在外交上低人一頭；強國、大國若恃勢行事，國際社會又無力抗衡，強國、大國便可能幹出不止於「撒謊、欺騙、盜竊」的劣行。

外交其實是內政的延續，外交決定於內政，外交怎麼做常基於內政的需要。從中美剛舉行的高層外交戰略對話看來，美方的外交行動就是內政扯動外交的好例子。

對話建議是美方提出的，中方到美國赴會，美是主，中是客；按中國人的理解，主人該有適當的待客之道。可是從美國在會議之前的一連串布局，對中方很不友善：國務卿與國防部長先後同訪韓國、日本，放出聯合抗衡中國的訊息； 又在對話前一天宣布制裁一批中國人員。對話了，又一反慣例，不在開場白只說些門面話好讓記者拍拍照，而是一上來就對中國內政指手劃腳。

楊潔篪的書法

這看來更像是拜登政府要借對話擺出對華強硬姿態，好向國內兩黨精英階層，和七千四百萬投票給朗普的與草根選民顯示： 我對華不比前朝軟弱。

結果卻是搭起了由中國兩位資深外交官即興發揮的舞台，特別是一貫予人溫文爾雅印象的楊潔篪盡顯「楊老虎」的另一面本色，兩次脫稿發言都氣貫長虹、金句迭出；其中還有不讓美方趕走記者，讓記者回來後，再向美方發一輪炮的情節。

外交場合的激烈爭吵並不罕見，但阿拉斯加這一幕真的讓人驚奇。美方首先發難，就招來中國猛烈還擊，楊潔篪一口氣回轟了 16 分鐘，真的嚴重超時了。

原來的安排好像是這樣的： 雙方各講兩分半鐘，共五分鐘，加上翻譯時間，剛好十分鐘。可是美國方先發言，按稿去讀，先超時了。以沙利文為例，說了2:36分，而翻譯竟然要3:20分。楊潔篪的 16:16 分超長發言，廣受好評的譯員張京只用了13:48分完成翻譯。結果是一場 90 分鐘的好戲。

更大分別是雙方的視野，美方只管美國利益，修復與盟國關係也是為了繼續當世界領袖，不惜製造「本世紀最大的謊言」以打壓中國。中方關心的是世界。

《魔鬼字典》的定義更適用於美國。

地理誤會：德州、英國、漠河

漠河是中國可以「找到北」的地方，還可以看到極光。

說到美國德州，你會想到什麼? 很自然就會聯想到沙漠、乾旱、炎熱、石油之類。它的南邊就是墨西哥，一個拉丁美洲熱帶風情的國度，會加強你的聯想。

德州的緯度其實遠離熱帶，頂多算亞熱帶(北緯23至 35度)。休斯頓和奧斯汀都在北緯 30 度左右，與上海、杭州差不多，比香港(北緯 22.4度)靠北很多。

不久前德州發生由極端寒潮引發的大停電讓很多人疑惑，與對德州的錯誤地理印象有關。

錯誤印象又關平面地圖的誤道性。地球上的陸地主要在北半球，「發達地區」如歐洲、北美的緯度都偏北。由歐洲人首先製作的現代地圖都彰顯自己在世界以及世界地圖中的中心地位，力圖把歐洲和美國置於中央位置。為此，0 度的赤道給重重地壓到地圖下半部約2/5的位置，德州則正好居於上下之中間。一不小心，你以為德國橫跨在赤道上。

德州不是同一緯度上唯一又乾又熱的地方，地中海南岸的北非，中東的沙特阿拉伯、伊朗都在同一緯度上。

在中國，處於同一緯度的卻是「江南好，最憶是杭州」之水鄉之地。這並非上帝的眷顧，而是山川地理不同，再加上生民上千百年細作經營的結果。

美國的整體地理優勢堪稱得天獨厚。賈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新著《劇變》(Upheaval) 中有這樣的分析：北美洲形似獨特的楔形，北寬南窄，高緯度地帶上古時期的冰川來回運動，催生出肥沃的新土壤，再加上大部分地區雨量適度，造就了美國的農產能力，如今是全世界最高產的農業區，是世界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美國的主要地理優勢還有沿海和內河航道，可航行航道比全世界其他國家加起來還要多。

美國南北貫通的地形有利交通，卻也便利北極寒流滾滾南下，潮流可以輕易一瀉千里，直抵最南的德州。

這在中國就鮮見，這與兩道橫貫東西的屏障有關，一是秦嶺山胍，西起崑崙，東至鄂豫皖，是中國地理南北分界線，也是長江和黃河流域的分水嶺；二是南嶺山脈，分佈於江西、湖南、廣東和廣西的邊境，東西綿延一千多公里，又稱五嶺。北極寒潮越過秦嶺，到了江南尚有餘威；再被南嶺阻隔，即使可以勉強翻過到達嶺南，已是強弩之末，香港鮮有受到嚴寒重創。

近日聽聞有年輕朋友要移民英國，我懷疑他對英國的地理環境還缺乏深切了解。

中國的極北是黑龍江的漠河，北緯 53.5度，屬苦寒之地，南方人去到，旅遊可以，長住就很難消受。那裡有個北極村，可以看到極光。英國中部的曼城或利物浦在緯度上就相當於漠河。今天剛看到英國一個小鎮的極光照片，大概很多人不知道英國那麼靠近北極。英倫三島受北海包圍，冬季又濕又冷，香港人真不易適應。單是有半年罕見陽光的滋味就不好受。

平面地圖會給人很多誤會，所以我案頭得有個地球儀。

疫苗： 長者優先? 青壯年優先?

政府官員宣布，當局正考慮降低接種者的年齡要求，短期內會擴大新冠疫苗優先接種組別。這非常必要，越早推行越好。

不少電腦模型的推演顯示，優先向青壯年人群接種疫苗，比優先向長者接種更重要，更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這是資源稀缺下，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的問題。

據香港的統計資料，不同年齡組群的新病冠病毒感染病人的死亡率差異很大，零至 19 歲組別為0%，以十年為區間各組別的數字一路上升，到 59 歲，最高只為 0.2%； 之後即徒升，80 歲以上達到 27%。基於安全考慮，安老院舍院友、60 歲以上長者因此獲優先接種疫苗。

可是，各年齡組別感染者中的無徵狀感染者比例展示出另一反向畫面：0-9 歲組別為 44%， 10-19 歲別為40%，即每十個感染者至少有四個沒有徵狀，如果不作檢測，不知道自己可能把病毒傳播到身邊的親友。

究竟應該優先給長者接種以保護生命? 還是優先向青壯年接種以滅少社會上隐形傳播者? 這是決策者的難題。

長者優先是世界各地當前推廣接種疫苗的共同策略。這裡有個隐藏的問題，就是疫苗對長者的效用其實較缺乏充分試驗數據支持。眾所周知，疫苗的實驗、尤其是在社會上招募志願者進行的第三期雙盲臨床實驗，由於存在未知風險，只限於青壯年健康人群，而不敢貿貿然拿年紀較大、身體狀況有所不如的人做實驗。

政府就科興疫苗的「接種須知」有這樣的表述：「第 I 及 II 期的數據顯示，疫苗對 60 歲及以上人群是安全的....。由於參與第 III 期的樣本數目較少，疫苗在 60 歲以上人群的保護效力數據尚不充分。」

這相信也是其他疫苗的情況，英國「阿斯利康」突然被歐洲多個國家停用，可能與此有關。數據不充分的一定不限於「保護效力」。

英國《新科學》周刊  (New Scientist)日前報道，據劍橋傳染病數學教授Julia Gog設立的新冠病毒傳播模型，優先為最脆弱人群而不是最可能傳播新冠病毒的人群接種疫苗，可能是短期內挽救生命的最佳戰略；但也可能是讓變異病毒株得以演變的最高風險戰略。她並非主張改變目前的戰略，而是指出如果不向高風險人群以外推廣接種以盡快遏止傳播，會有巨大風險。

美國供同行評議論文的ScienceAdvances (科學進展網)上月刊出《誰該優先接種》(Who to vaccinate first? )論文，論文據數學模型發現，疫苗的有效率只要≥50%，就足以大幅度遏制大流行。疫苗效力若較低，無論接種覆蓋率多大，高危人群(長者)都應優先； 若疫苗效率較高，宜改為優先給高傳播人群(較年輕)接種。

此外，紐約大學教授Maurizio Porfiri的團隊創建了一個模型模擬疫苗對抗新冠病毒的遏制，對比了只向高危人群(長者、醫護、教師等)接種，和向全人口隨機接種的不同功效，結果發現優先向高危人群接種，對遏止病毒擴散效果不佳。

接種疫苗是應盡的社會責任，護己護人不是空話。從切斷傳播鏈角度而言，青壯年更應及早接種。

雷鼎鳴：死亡數據顯示疫苗安全得很

 雷鼎鳴(前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2021-03-12

　　在本文執筆時，香港已有超過十萬人接種科興疫苗，佔全港六十歲或以上人口百分之五。至今為止已有三人時序上在接種疫苗後死亡。復必泰剛開始接種，暫未有相關數據。

　　部份媒體大驚小怪，有意無意地暗示這些死亡個案與接種疫苗有因果關係。此種缺乏拜學求真態度與數據分析能力的低下對社會並無好處，有些港人受到誤導，沒有這麼積極接種疫苗，不但會造成更多的人生病及死亡，而且拖累着經濟的復甦。

　　為甚麼說部分傳媒從業員缺乏科學態度與能力？但凡閱讀一些重要事件的報道，我們總希望作者能有較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作一些即食麵式的誤導評述，有些基本的factcheck是要做的。在此事上，不查一查香港的各種死亡統計數據便作報道便是失職了。

　　根據統計處資料，香港約有二百萬人在六十歲或以上，每一個年齡群的死亡率都有詳細數據。六十歲以上的群組，二○一八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點四五左右，當然年長的，例如八十五歲以上的，死亡率又高於六十左右的，不贅。據此推算，平均每年約四萬九千人，每一星期約九百四十名六十歲以上的人死亡。既然這年齡群有百分之五的人已接種了疫苗，在一星期內，純以機會率計算，在已接種疫苗的群組中，就算疫苗對生命毫無威脅，也「理應」有四十七人左右因其他原因而死亡。在接種疫苗的人數愈來愈多後，這個死亡數字還會繼續上升。我們要解釋的反而應是為何到目前只得三人死亡這麼少。

　　這個解釋也可十分簡單，疫苗不是補藥，沒有養生成份，但能夠行得走得去打針之人，雖然大多年過六十，絕大多數應不是臥牀或有重病之人，所以死亡率低於長者中的平均值。看死亡個案，除了一人死因未明外，其餘兩人皆有嚴重疾病。

　　倘若打了針的那十萬人中，在短期內遠超過四十七人死亡，我們便應大為警惕，要搞清楚接種疫苗後死亡率是否會高於自然死亡率。到執筆之時，我們較嚴謹的說法只能是：疫苗會引致死亡這一假說並無根據。傳媒若不查核數據便亂說，是沒有負起社會責任了。

　　眾所周知，現時所有疫苗都未有數據顯示它們有甚麼長期性的副作用，這些數據可能幾年後才會有。但科興等滅活性疫苗與久經考驗的流感疫苗相似，所以被認為比較安全，但代價是有效率較低。不過，沒有長遠性的數據，並不構成不接種疫苗的根據。衞生署的說法倒是借用了經濟學家的慣用語言：接種的預期效益大於代價，值得接種。

　　這說法內含兩點要注意的細節。第一，尚不能排除疫苗在長期會有不良的副作用，但短期而言，似無證據證明副作用很大。第二，效益與代價都會因人而異。在歐美遍地皆病毒，打針的效益便遠大於疫情受控了的中國，香港則介乎歐美與中國內地之間。在代價方面，有重病或年老衰弱的比身壯力健的大得多。就算總體而言，打針的效益大於成本，這並不意味對所有人而言都是這樣，衰病之人應得醫生同意方去打針。這好比運動對身體利大於弊，但有心血管病的人也可能在運動時猝死。若知道自己有隱疾，應自己小心，沒有暗病的人更應接種，以達群體免疫，這可保護那些有暗病不能接種的人。所以打針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公眾不明白接種疫苗的成本效益，本無奇怪，但傳媒卻應有責任提供更專業的報告，而不是推波助瀾，唯恐天下不亂。十年後，據不少分析預示，世界近半的職位會因人工智能、大數據、自動化等的出現而消失掉。今次部份傳媒反映出的專業能力不足，正警示我們數量分析能力的缺乏，若無此種技能，很多人在未來的世界中會被淘汰，香港的教育體系應為此早作準備。

　　順帶一提，當港人望梅止渴，希望打了針後可到各處旅行時，世衞卻宣佈反對各國使用健康護照作旅行之用，理由是窮國人民不是不想接種，而是負擔不起疫苗，不讓他們旅行，是對窮人的歧視。我對世衞在醫療衞生上的專業貢獻，一直佩服，對它保護窮人利益之心也認同，但在應否有健康護照或健康碼的問題上，卻不同意世衞這典型的左翼觀點。這剛好違反了中國當年擺脫貧窮的關鍵措施，鄧小平眼見中國人民人人皆窮，唯有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打破思想禁區，中國才富了起來，今天全國人民也完全脫貧。世界各國若不讓已接種疫苗的人旅行，怎能使到經濟復甦？經濟停頓，窮國一樣受累，更無人維護人民的健康與財富。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849/20210312/916613/%E5%B0%88%E6%AC%84-%E9%9B%B7%E5%B0%84%E9%87%9D-%E6%AD%BB%E4%BA%A1%E6%95%B8%E6%93%9A%E9%A1%AF%E7%A4%BA%E7%96%AB%E8%8B%97%E5%AE%89%E5%85%A8%E5%BE%97%E5%BE%88

關聯與因果，快思與慢想

關於股市走勢，美國有所謂 Hemline Index (裙擺指數)，就是說女士的裙子越長，股市就越低迷；裙子越短，股市越向上揚。

這指數又叫「牛市與裸露的大腿」，說是要預測股市牛熊走勢，可仔細觀察女士裙子的長度。譬如美國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前，女士的裙擺曾迅速上移；到一九三零年大蕭條爆發，便流行長裙了。八十年代流行超短裙，到一九八七年十月，短裙​​忽然不流行了，美國股市隨即巨幅下跌。

如今，新冠病毒重挫經濟，股市卻逆勢熾熱，這究竟與裙子的長短又有什麼關係?又或者，裙擺長度與股市走勢，哪個是因? 哪個是果?

因果關係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缺少相關知識，日子過不下去。相關知識，大則可指導人們生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小則能指導人們吃喝拉撒。這樣的關係，連一些小動物也認識，烏鴉用樹枝取食，貓咪懂得開水喉飲水都是證明。人二千多年前就把有關認識提升到哲學高度，佛教和古希臘哲學都以因果為重要思考課題。

蘇格蘭北部有個嚇布里底群島，島上居民發現，一旦虱子離開他們，他們便會發燒、生病；病人把虱子放回頭髮中，不久便退燒，病情好轉。頭髮裏的虱子似乎是生存必須的。

後來研究人員發現，島上居民身上多虱子，人一旦發燒，頭髮裡的虱子受不了，便會離開；病人退燒了，虱子又會回來。事情中看似有前因、有後果，但居民把因與果的關係顛倒了。

現實世界中有大量比這這更複雜的事情。德國作家 Rolf Dobelli 《清醒思考的藝術》中談到錯誤的因果關係有這樣的例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最神聖的人非時任美國聯儲局主席的格林斯潘莫屬； 他賦予貨幣政策神秘的榮光，讓人以為是貨幣政策會讓美國走上繁榮的可靠大道；政客、記者、商界領袖對他頂禮膜拜，視其為神；今天我們知道，那些評論家都是錯誤的因果關係的犧牲品。Dobelli 認為，美國與中國的共生現象對美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要比貨幣政策重要得多；說得極端點，美國的經濟在當時發展得那麼好，純屬格林斯潘走運。

二零零八年禍及全球的華爾街海嘯爆發，格林斯潘承認事前完全看不到徵兆，他的神話就破產了。

在複雜的客觀世界，事情的成因不易弄明白，表面原因可能並非生成原因；一因可能多果，一果可能多因。這常形成關聯謬誤，誤把表面有關聯的事情視為因果關係。例如調查發現上教堂的人以長者為多，就說信教讓人長夀就輕率了。

人有兩種思維方式，一是直覺的、機械的、直接的，二是有意識的、理性的、緩慢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Daniel Kahneman (丹尼爾．卡尼曼)的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快思慢想》/《思考，快與慢》)一書說的就是這這兩個思維系統，一憑個人有限經驗敏捷反應，另一則要靠人積極調動去運作。

卡尼曼說，我們往往過於自信而高估了對世界的了解，而不知道無知之下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對「打針之後死亡」，你該「快思」?還是「慢想」?

概率大小，從反應謬誤到無感

有這樣的說法： 醫生是唯一受過基本概率訓練的專業。這是診症時必須具備的本領。一個病徵可能由不同的疾病引起，會是什麼病? 這就涉及概率。

德國作家 Rolf Dobelli 《清醒思考的藝術》一書中關於基本概率的一章中，舉了扁桃體發炎的例子。扁桃體發炎很常見，可能是病毒感染 ，也可能由腦瘤引起 ，病毒感染的概率比腦瘤大得多。醫生於是會先診斷病人受到病毒感染，予以下藥。

一位收藏古瓷的醫生朋友一次談到一個收藏心得，就是有如診症一樣，用排除法研究手上瓷器的年代、真偽等，把小概率的可能性一點一點排除，先作出大致的判斷。這也有如刑偵人員偵查罪案。

可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往往反過來，受小概率因素嚴重左右。

譬如買彩票，A彩票中獎可得一萬元，B彩票的彩金高達一千萬元，購買哪一種? B彩票的獎金高一千倍，人們都會被吸引過去。事實上，A彩票的中獎機會比B彩票高無數倍，而B彩票還可能隨着購買人數越來越多而中獎概率越來越低。這是對概率的偏誤，有時甚至麻木。    

人對損失、不利的感受，總大過由獲得、有利而來的感受。你無端得到一百元有點開心，無端丟掉一百元，則很肉刺。對於風險(損失、不利)，即使未發生、概率很小，心理仍然難以控制地緊張、抗拒。

這裡介紹過這樣的實驗：科學家把一批人分成兩組，告訴一組人一定會受到電擊，又告訴另一組人他們只有50%概率可能受到電擊，然後測試他們的生理緊張程度，如心跳、盗汗等。兩組人的緊張反應竟然沒有分別。研究人員把第二組受電擊的概率降低，一直降到 5%，4%，3%，仍然看不出區別來，兩組人一樣緊張。若宣布電擊強度會提高，兩組人的緊張程度一同上升。直至第二組的電擊概率下降到零，反應才出現區別。這說明，人們只對預期後果的強烈作反應，而不是對它的概率作反應。除非風險是零，我們很難區分風險高低的意義。

追求零風險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美國一九五八年頒布一項食品法，規定食品中不得含有致癌物質。可是很快就發覺這不切實際。西方的現代醫學之父帕拉塞爾蘇斯早在十六世紀就指出，有毒無毒不過是劑量問題。追求完全無毒、無致癌物質，實在沒有必要。上述食品法最終無法實施。

人們其實又不是完全排除風險的。汽車在現代社會必不可少，人們每天出門少不了它。汽車可又是險惡的 「殺人機器」。據世衛組織二零一六年的統計，全球一年有1 350 000人死於交通意外。你儘管坐飛機可能心裡忐忑，但會不坐汽車嗎?

人生有限，經驗也有限，這限制了人根據經驗所作的判斷，也決定了人的非理性。人從學習中知道不少理性智識，有助遏止不自覺的非理性。難以規避的是，人從眼耳鼻舌身意得到的訊息是不平衡的，例如視覺本身就有不可避免的錯覺，要做到絕對理性，斷不可能。明乎此，人更加要警惕，不要被非理性控制，當前是是非非、似是而非的資訊滿天飛 ── 例如當前關於新冠病毒疫推廣接種的資訊 ── 更要當心。

COVID 2.0.：全球疫情的決定性新階段

人類與新冠病毒的搏鬥正推進到高潮。這邊廂，人類加緊接種各新開發的疫苗； 那邊廂，病毒變異加劇，英國、南非、巴西都發現傳染性更強、更兇惡的變種病毒。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世界是向最好方向發展? 還是越來越壞? 

美國哈佛大國醫學院院長George Daley日前在線上簡報會對記者說： 「我們醫學界一方面謹慎地懷抱希望和樂觀......另方面擔心世界各地出現的不同病毒變異。我們可能正面對這個傳染病的決定性新階段：COVID 2.0.。」

他指出，世衛組織去年三月中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差不多一年後的今天，全球一億一千多萬人染病、二百五十多萬人死亡，這是當初想像不到的。

縱觀全球，有不少光明的亮點，也有令人沮喪的灰暗。

全球確診人數今年年初達到一天八十幾萬的高峰之後，持續下降了一個多月，跌至四十萬以下，最近三周又回升到四十萬之上了，形成平台期。疫情大國如巴西、法國、意大利、印度都在反彈，還有波蘭、伊朗、烏克蘭等。據路透社會的統計，有14個國家仍在疫情頂峰期附近俳佪。香港則從頂峰下降了85%。

另一方面，有108個國家開始了疫苗接種，劑數約達二億五千萬。對全球八十萬人口來說，這比例仍然很低。以色列的接種比率最高，超過九成，其次是阿聯酋六成多，英國三成多，美國兩成多，都是富國、大國。富國、大國壟斷了世界約七成疫苗，而總人口只有十億多一點。但富國、大國有大量「疫苗猶豫」的人，很多疫苗只放在雪櫃裡，無人問津。英國《衛報》一周前報道，分發到歐盟各國的六百多萬劑英國阿斯利康疫苗，近八成原封未動。這與對阿斯利康有不少藥物反應的負面消息有關。

對疫苗的懷疑，又涉及疫苗對變種病毒的防禦功效。

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Galit Alter 在線上對傳媒說，雖然英國變種病毒能突破疫苗的一些防線，南非變種病毒又更狡猾一些，但疫苗激發的免疫反應仍然生效，不但產生了抗體，還激活了具有免疫活性的T細胞，它可以攻擊被病毒「騎刦」了的受感染細胞；即使疫苗的效力從95%下降到 70%，仍足以達到群體免疫而戰勝大流行；但如此一來，接種疫苗的人群比例要更高，從原來估計的50%到60%提升到75%。

英國變種病毒已在美國廣泛流行，美國的確診人數卻持續下降。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副教授William Hanage認為，原因可能有三個。一是天氣的季節性，只造成一般感冒的冠狀病毒到一月中旬就達到致病高峰，新冠肺炎病毒可能亦如是。二是人群的免疫能力提高了。三是病毒肆虐改變了人們的一些生活習慣。

人類社會發生過一次又一次病毒大流行，最終，要麼是病毒被消滅了，要麼是病毒殺傷力下降，而人類的免疫力加強，於是彼此長期共存。── 這看來是我們要面對的情況。

疫苗： 不僅要保護優先人群

香港新冠病毒確診者各年齡組別的無徵狀患者

香港今天開始了預防新冠疫苗注射的第二輪預約，有朋友一早打開幾部電腦、手機，既為自己預約，亦幫助一些對網上操作有困難的朋友預約。疫苗陸續在世界各地推出接種，世界各地都安排特定人群優先打針，以保護較高危人群。香港目前已有二萬多人接種了疫苗，比例仍低。從社會體而言，為已為人，其他非高危人群亦應盡早接種。

看到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隆一個講解新冠疫苗的錄像，得益不少。其中有些資料很值得大家認識，譬如不同年齡組別面對新冠病毒的死亡風險和播毒風險。

眾所周知，高齡人群、尤其是有基礎疾病的，在新冠病毒面前較脆弱。這是各地的普遍情況。BBC早在疫情去年全球爆發之初就報道，英國50歲以下的人群中，要住院治療的不到5%，在70-79歲年齡段的比例是24%。英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接受重症監護的患者平均年齡為63歲。報道據中國與意大利病例情況推算，80歲以上年齡段病人的住院比例高至71%。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數據則顯示，55歲以上住院患者佔53%，而80%的死亡病例在65歲以上。

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之致命率

據香港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統計，80歲以上患者44.4%發展為重症，病歿率達26.0%(77人)； 70-79歲的病歿率下降到 7.4%； 60-69歲再下降至1.4%； 其餘由零至59歲以十年為區間的各年齡組別僅為0.0%至0.2%。較年輕患者不必太擔心。

可是從傳播鏈角度看是另一種情況。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者之中，無徵狀者、即隐性傳播者的年齡分布很不平均，60 歲以上年齡組別偏低，如60-69歲是21%；其餘組別則較高，20至49歲組別中都近三成或以上，高於整體的28%平均數，19歲以下的更達到四成以上。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年齡分布圖則顯示，染病的以 20-69歲的青壯年為多，佔約八成。

可見，年長者染後，死亡風險雖然較高，但傳播風險較低。青壯年、青少年中招了，較易痊癒，但播毒力較強。這些人群在社會上最活躍，受了感染而病徵較輕，其至沒有病徵，自己不知道染病，最容易把病毒擴散，往往是各大傳播群組的「基本盤」。

香港不同年齡組別之新冠病毒確診者統計

從年齡組別去看，優先給年長者接種，是出於保護弱者、重視生命。這應盡早完成，然後給青壯年、幼少年人群接種，以盡早切斷傳播鏈，特別是隐形傳播鏈。

在歐美，這些人也最不願意自我約束，最抗拒載口罩，最反對防疫封鎖，新冠病毒傳播因而特別猖獗。這很自私。以美國為例，據ECDC數字迄今死亡511,216，是中國死亡4,833人的 106倍； 而中國人口約為美國的四倍多，可以說中國人面對新冠病毒比美國人安全四百多倍。

新冠病毒是人類當前的最大的共同敵人。面臨大敵，中國人愛戰略上貌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中國就是這樣抗疫的，戰略上有必勝的信心，但戰術上不惜代價、全力以赴，政府如是，人民如是。西方則相反，戰術上尤其輕敵，連口罩都不載，裸戰。驕兵必敗，不叫人意外。

香港有點類似，除了重視戴口罩，社交距離就很兒戲，對公共交通工具載客毫不限制，對食肆則規限嚴格。不久前去參加一個婚禮，室內15分鐘一對新人的簽字儀式嚴格限為 20人，但戶外沒有人管，每15分鐘有一批到賀拍照的親友湧到，形成人群蟻聚的「賓虛」場面。 

此所以，小小香港的疫情數字，冠絕除湖北、武漢以外的中國各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