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在關注中國疫情的拐點是否已到來，或者什麼時候會到來。還沒有明確答案，但懸念越來越淡化了。各種數據都指向光明，儘管還有讓人心頭一緊的波動。湖北昨天（二月二十三日）新增確診個案 630 例（佔全國97%)，其中武漢就佔了 541 例。除湖北之外地區則只增加 18 例。全國 31 個省市有 21 個零增長。除湖北之外的治愈率突破 59.05%，上海更高達 74%。
可是死亡率的曲線，從二月十三日起連升十日，從此前近二十天 徘徊於2.0% 上下一路上升到 3.38%，可能與病死的滯後效應有關。這也是湖北疫情仍是「重中之重」的反映，全國除湖北之外的死亡率其實不到 1%。
面對目前新形勢，北京的部署已作出調整，要求打好湖北、武漢保衛戰的同時，要分區分級精準復工復產，即有條件的應加快復蘇經濟。
從較廣闊的視野去看，國際疫情成為了新焦點。
隨着多個國家的確診病例急升，新冠病毒向中國以外蔓延已無疑問，問題是哪個國家的防禦會崩潰，進而向周邊地區擴散。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正備受注意。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曾說，中國堅決的防疫措施為國際社會應對疫情「設立了應對疫情爆發的新標竿」，也就是說中國就應對突發疫情創立了新的國際標準。
用這個標準來對比其他地方的抗疫舉措， 可以看到不少落差。其中涉及各地的不同國情民情，關乎衛生水平、法律法規、防備能力、醫療資源、管治水平、人民素養、傳媒操守等等。這些東西，在太平盛世容易正常運作，可是一遇到突然爆發且持續發展的災難，高下就突顯了，個人如是，機構如是，領袖如是，政府如是。疫情是考驗，是考核，也是考試。在內地，臨場考試不合格而被陣前撤職的官員所在多有。
不過，拿中國作標竿，其實不公平。中國 14 億的人口規模，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又是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規模獨一無二，自成量級。再加上自成一格的政治、經濟體系，它的很多經驗即使無秘密可言，但明擺在那裡，卻是誰也學不來。湖北十個市，由十個省一個省包幹援助一個，立即執行，誰學得來？中央一聲號令，數以萬計醫療人員從從四面八方向疫區逆行馳援，哪個國家辦得到？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總床位以萬計，說建就建、火速完成啟用，誰做得到？
湖北有五千八百多萬人口，約相當於平均計算四個歐洲國家的規模，比韓國還多約七百萬。中國可傾舉國之力去支援湖北，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歐洲，發生在韓國，他們可以靠誰馳援？
中國對湖北疫情嚴防死守，當然是為了保護全中國，但也是為了保護全世界。今天讀到一個天問：「這一道防線如果被全線突破，後面還能不能組織起比中國軍團更強大、更有戰鬥力的第二道或第三道防線？不敢設想，也沒人知道。」這讓人想到一九一八年全球死了五千萬人的的西班牙流感。
有學者統計，中國史書上從殷商到民國有過明確記載的瘟疫災難多達 261 次；其餘蝗災、旱災、 兵災無數，天災加上人禍導致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 「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
反觀其他地方，一個一個文明在各種災難中泯滅了，強盛如古羅馬帝國、雋智如古希臘文明、久遠如兩河文明、埃及文明，亦一沉即不起。
中華文明不一樣。中國的抗疫標竿高高豎起，但相信無人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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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補記：
據《中國科學報》報道，2月24日晚，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二月十七日赴北京、廣東、四川調查，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湖北開展現場調研。二十四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考察組外方組長、世衛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在發布會上說，中國的協同優勢是幾年前我們都無法想像的。
他指出：「全球社會尚未做好準備採用中國的方式方法，而中國的方法被事實證明是成功的方法。」
他說：「在全球也要不得不為疫情做應對和準備的過程中，我曾經像其他人一樣有過這樣的偏見，就是對於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態度是模棱兩可的。很多人都會說現在沒有藥，現在沒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們只能拍拍手表示沒有什麼辦法。」
「中國的做法是，既然沒有藥，沒有疫苗，那麼我們有什麼就用什麼，能怎樣調整就怎樣調整，能怎樣適應就怎樣適應，能怎樣去拯救生命就怎樣去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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