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可敬、可欺，到「可怕」、可愛

東方欲曉，倒數莊嚴一刻。

對一個事物，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觀感、評價。日前與友飲茶，剛落座，待應就到來推銷剛出爐的榴槤餐包。朋友點了一客三個，急不及待，狼吞虎嚥。可能因為夠新鮮，榴槤味道濃烈撲鼻，我條件反射地一聲驚呼，害得朋友拿起餐包躲得遠遠的飽餐去。

這種或愛或恨的例子俯拾皆是，小至榴槤，大至國家。對中國，我們自己的祖國，兩極感受就比對榴槤的愛惡強烈不知多少倍。

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近數百年起伏甚大。在信息非常缺乏的中世紀，歐洲人只憑馬可波羅等旅行家的遊記，傳教士的通訊，和非常稀少而粗疏的翻譯書籍（包括唐詩、《論語》等），對中國有非常朦朧而帶玫瑰色彩的印象。在伏爾泰等希望掙脫歐洲王權、教權束縛的啟蒙時代思想家眼中，中國是一個由開明君主統治的可敬的理想國。

隨着歐洲人仗着工業革命發展起來的強大軍力，東進西突，全球到處爭奪資源，搶佔殖民地，中國在技術上相對落後，又缺乏尚武民族的強悍，挨打之餘，被人瞧不起，從可敬淪為可欺，中國和中國人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印象，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連「脫亞入歐」的日本，也要妄圖近水樓台先得月，仿蛇吞象，要把中國納入私囊，鄙夷地稱中國人為「支那」人。

儘管據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的研究，中國古代的科技水平曾領先全球；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則認為直至一八二零年（嘉慶廿四年）時，中國的GDP仍佔全世界的33％，但中國此後頹勢難挽，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扭轉了命運，在一窮二白的廢墟中重建家園。

什麼叫一窮二白？一個數字可以說明。當年的人均預期夀命只有 35 歲。英國學者羅思義喜歡從各國的人均預期夀命去比較各國的發展成就。今天讀到他這方面的一篇新作，他根據世界銀行一九六零年之後較準確的統計數據指出，自一九六零年到二零一七年，中國平均預期壽命從43.7歲提高到76.4歲，增長32.7歲。中國預期壽命增速高於世界上除中國以外99.2％的人口。他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最可信標誌。

我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時，拿中國與非洲國家比較，有一個無法解釋的疑問：為什麼中國的人均GDP與很多非洲國家相若，但非洲國家的人平均只活到約四十歲，而中國人卻多活二三十年？回頭去看，具體因素很多，而關鍵是政府施政以「以人為本」。

到鄧小平扭轉國家的發展航向，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潛力大爆發，更創下人類發展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難以置信的奇跡。如今一年的經濟增長量就等於一個澳洲；有四億中產人口，是美國的1.5倍；是世界最大貿易國，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是世界唯一擁有完整工體系的國家……。

在西家方一些政客、一些人眼中，這樣的中國是可怕的，因為他們用自已的發展邏輯推想，國大必霸，中國必然外侵。

從晚清開始，中國就努力向西方學習，甚至想全盤西化。相反，西方一直看不起中國文化，不了解中國。西方以為中國必走西方的老路，可是事實證實此路不通，中國最後走出的是中西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條實事求是的道路。從知彼知己角度去判別，優劣之勢昭然。

什麼叫實事求是？最好通過英譯去理解：Seek truth from facts，通過事實去尋求真理。這看似簡單而一點不容易。很多人對彰彰在目的事實視而不見，妄顧事實，甚至捏造事實，不是視盲，是心盲。

中國曾經是世界最強盛之國，可敬；一度衰落到任由西方列強宰割，人盡可欺，可憐；至今重興，恢復歷史應有地位，卻被一些人渲染為可怕。

但對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新時代的中國，可愛。

對傳媒的報道：停一停，諗一諗

「洗腦」一語帶有貶義而虛泛，我使用時總有戒心，會加「引號」以示保留。《洗腦心理學》說，「洗腦」是一系列具體的社會心理控制過程的總稱，涉及一切資訊。要說所有資訊都有「洗腦」的險惡用心，就太疑神疑鬼了，但客觀而言，人的思想意識都是學習與思考中得來的，要從外來資訊中領略、參悟，在這過程中，一不小心就會墮進陷阱。

如何防範？《洗腦心理學》一書提倡 Stop and think，用香港一句廣告用告是「停一停，諗一諗（停一停，想一想）」。

在以前（不過幾十年前）相對簡單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簡單得多，不必太多心眼，甚至可以門戶長開，小孩隨街遊戲，對書本、報章、老師都充分信任。如今不一樣，譬如對傳媒的報道必須存疑、過濾，或另去求證。

讀者 Raymond LHW 昨日留言，讓我閱讀了一段本港傳媒的報道。報道只約四百字，很符合香港人不求甚解的快餐文化口味，標題是「長者分享假新聞數量多過年輕人七倍」。報道說，紐約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二零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18%共和黨人會分享假新聞，民主黨人不到4%；18歲至29歲受訪者中僅3%會分享假新聞；逾65歲的長者有卻有11%會這麼做；從數量計算，逾65歲長者分享的假新聞是18歲至29歲年輕人的約七倍；是45歲至65歲者分享的兩倍。

首先要指出，報道的標題與內容不符，編輯把「是……七倍」，誇大為「多七倍」了。這是小學生都應懂得分辨的數字概念，卻是傳媒英譯中時常見的錯誤。

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在分享假新聞上，後生仔與老人家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差異可以推導到更廣大人群嗎？不要期望給讀者餵食資訊快餐的香港傳媒有深入的報道和分析，上述報道就此只說「（據）推測（，）可能主要原因是長者接觸網路時間較晚，加上論證的邏輯較弱以及認知能力下降」，然後不忘揶揄他們「最後便會輕信這些資訊，成為大家笑話……」。

對於其中的年齡組別差異，參與研究的兩位學者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談到時謹慎得多：「我們不知道『老了』是不是與分享假消息有關係……不知道在現代數碼環境中長大的一輩 ── 數碼土生人（digital natives）── 到老了是不是也會多分享假消息。更須指出，年齡可能不過是其他因素例如對數碼媒體無知（digital media literacy）的表徵。」

長者對數碼媒體的熟悉程度遠遠不如出生以來就對着電腦和智能手機長大的年輕人，長者很多可以說是數碼盲，一旦逼於環境壓力也加人其中時，有如劉佬佬進大觀園，大驚小怪免不了：也如第一次吃豐盛的自助餐，囫圇舌棗是必然的，於是愛把不知所謂的網上資訊糊亂「廣傳」，令人「勞氣」。

以上研究其實只是對 fb 用戶在美國二零一六年大選時的表現抽樣進行的，有其特殊性。後來的揭露顯示，當時有大量專發假消息的網站，它們根據 fb 洩漏的用戶資訊，有針對性地投其所好送上假消息，都是支持特朗普、唱衰希拉莉的。愛看這些消息的特朗普支持者集中在中西部，年齡偏大，學歷偏低。他們一旦也跟上潮流玩起 fb 來，自然受到同聲同氣的假消息蠱惑。

於是，民主黨支持者中，轉發假消息的只有 3.5%，而共和黨支持者中則有 18%。

年齡並非沒有關係。美國的總統搞沸沸揚揚，但其實每次都只有四五成選民參與，過去的11次大選的投票率只有兩次起超過一半，二零一六年因為特朗普的出位搞局而達到 52.4% 是新高，其中18 至29 年齡組別的投票率增長達七成，從 19.9% 大增至 35.6%；65 歲以上則從 59.4% 增長到 66.1%。可見長者對大選的熱情高得多，對支持特朗普資訊的熱情自然也高。兩個年組別的人口數量，據我的粗略計算，都約佔人口一成餘，約四千萬人。

至於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和參與，年輕人肯定積極、活躍、熟練得多。美國 Pew 調查網有很多這方面統計，可以看到一個趨勢是，長者用戶近年增加很多，但在比例上仍遠遠落後，至於運用之純熟與積極就更不如了。社交媒體的一個特點是觀點趨同，人群以分，在社會矛盾尖銳之時，會刺激兩極分化，而不利於執兩參（參者，叁也）悟。這確是當前必須當心的。

即以「長者分享假新聞數量多過年輕人七倍」這新聞為例，就得當心，不要把美國人自己也不敢輕易下的結論套到香港來。這是真新聞，但並非好報道。
**
參閱：
Who was most likely to share fake news in 2016? Senior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9/01/09/who-shared-fake-news-during-the-2016-election-campaign-youll-be-surprised/

「洗腦」：從恐懼到恐怖

「洗腦」在冷戰時代作為妖魔化蘇中的名詞提出來之後，經過幾十年的爭議、研究、沉澱，至今沒有找到一種具體的魔法般的過程、手段可以叫做「洗腦」。

《洗腦：操控心智的邪惡科學》一書根據美國、英國的解禁文件，詳細講述了西方大量的國家安全刑偵案例，都是把抓到敵方間牒、俘虜、恐怖分子「洗腦」或「反洗腦」的隱秘過程，涉及大量不人道手段。可是案例都證明，這些手段成效甚微，或基本無效；最有效的還是人類幾千年來在權力爭奪中重複使用的各種嚴刑逼供。

《洗腦心理學》認為，「洗腦」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集合名詞，即是一系列具體的社會心理控制過程的總稱。當要影響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思想與行為時，這些具體的方法可能部分或全部發揮作用，有顯性的，有隱性的。顯性的，如邪教、政黨會依賴的組織力量，可能對對象實行高度強制。廣告、媒體、教育等則屬隱性或軟性。

廣告有意識地設法改變人們的思想，屬暗中「洗腦」。它面對廣大人群，可能是普羅公眾，或特定受眾，都是一對多。它的影響力看來很薄弱，但時間一長，影響力積累到一定的量，會形成不可挑戰的背景。例如消費文化。我們每個人每天都面對數之不盡的商業廣告，很難說某一個廣告造就了公眾的消費文化，然而當追求享樂、追求新產品的文化在整個社會興起，可以清晰看到，廣告對幾乎所有人的消費思想和行為都產生了巨大作用。

書中的第三章講「勸說的力量」，引述加拿大幽默作家 Stephen  Leacock 的話說：「廣告可看作是一種長久蒙蔽人類智慧以期從中賺錢的技巧。」《韋氏大詞典》中「洗腦」詞條有兩個定義，一是政治、社會、宗教上的強行灌輸；二是通過宣傳或推銷去說服。相同的是，都「運用壓力駕馭受害者理智思考自身處境和信仰的能力」。

書中注意到公眾傳媒對人們的深遠影響。傳媒本該是對「真實生活」的客觀報道、描繪，卻「可以在完全沒有被察覺到的情況下塑造我們的行為」，報道和描繪「可能有點像邪教分子對於現實的看法，與真實的事物相差甚遠」。

這書出版十餘年以來，傳媒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社交媒體成為年輕一輩主要的信息來源，信息的報道和描繪與「真實生活」的距離更遠，亦更接近「邪教分子對於現實的看法」。從歐美國家出現大批「土生」穆斯林恐怖分子可見，網上媒體脫離現實的宣傳有多大威力。

「洗腦」既針對理性，亦針對情感、情緒。書中指出，「洗腦」不僅涉及人的認知，而且涉及情感。大腦把強烈情感和抽象觀念聯繫起來的能力，意味着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將一個產品、一個理念同某種基本慾望聯繫起來。

書中指出「洗腦」對人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影響：「『洗腦』能喚起人們對失去控制的恐懼、對被他人利用和支配的恐懼，以及對失去個人身份的恐懼。」

不妨與精神分裂症患者作比較。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感到有外來聲音（外星人、CIA、魔鬼等等）在指使行動，被成功「洗腦」者卻會建立起自我認同感，「自願為最終行為承擔責任」，勇武爭先，甚至做人肉炸彈，從恐懼走到恐怖。

是「洗腦」？還是洗頭？

「這洗髮水肯定不行，它說沒有進行過動物測試。」

「洗腦」是很負面的名詞，讓人抗拒。可是我們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接觸外界資訊，常常被反覆灌輸，這算不算洗腦？

「洗腦」一語起源於冷戰時期美國的宣傳，用以渲染蘇聯、中國的「強制性」思想灌輸。歐美後來從心理學角度提出的 mind control、thought control 也為了改變人的思想、控制人的思想，可是沒有明目張膽的「強制性」，似乎就不算洗腦了。《洗腦心理學》、《洗腦：控制心智的邪惡科學》原書分別在副題中採用了mind control、thought control，卻顯示與「洗腦」無異。

上世紀五十年代「洗腦」引起恐慌的一個背景，是韓戰被俘美軍中有人拒絕返國，行為令美國人難以理解，於是就有蘇聯與中國用「洗腦術」改變了這些人的思想之說，並暗示其中有各種神秘方法，包括用藥、電擊、催眠等等。

這樣的「洗腦術」有多大成效？有人拿出統計數據來：當時美軍被俘二萬餘人，拒絕返國者最少有 21 人 ── 僅 21 人！

在社會交往中，人互相接觸而交換意見，都會有意無的游說、勸告、說服對方，在社會整體上又有部門、組識、機構、政黨、企業、宗教，就教育、教化、再教育、商品推廣、政治見解、思想改造、強制勸說、公益推廣，進行各種宣傳、鼓動。這些其實都在或明或暗地試圖改變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行為。

《洗腦心理學》指出，人們對洗腦的恐懼源自一種觀念，即認為自己是自由、理智、堅決的個體，思想、意志堅不可摧，純潔而不可改變，類似宗教意義上的「不朽靈魂」；往往相信心理力量源於理性，視情感為軟弱。可是這並非事實。

人類自從覺察自己有意識，便開始試圖改變他人的思想，並同時接受他人的思想。人都有己見，可是人都無法脫離群體生活，都必須從各種學習中成長，也就必須不斷放棄不合時宜的己見、更新思想，與時俱進，以生存於某個群體之中，以適應社會的不斷變化。這樣的滌舊迎新，是人的優勢，卻也是弱點。

這不僅是人的弱點，連「全能的」上帝也會在游說下改變初衷。《聖經》記載，耶和華以索多瑪和蛾摩拉都是罪惡之城而要毀滅它們，猶太先驅亞伯拉罕耶和華「講數」，耶和華先答應若發現其中有 50 個「義人」就不毀城；亞伯拉罕一路討價還價，耶和華一路「減價」，最後減至十個還是五個？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全能的」上帝也被游說了 ── 且不說「洗腦」。

《洗腦心理學》指出：「『洗腦』這個概念使美國人避免了直面自身罪大惡極的想法，這就是基督徒教教義所暗示的原罪（還有來自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書中引用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心理和行為控制專家 Alan  Scheflin 的觀點：將責任轉移，「這種安撫人心的能力使它成為『一個極其具吸引力的想法』」。

書中並指出：廣告、媒體、教育、宗教和心理健康等行業都被指有洗腦傾向。

我常常想到這個例子：廣告和護髮專家都說人天然分泌的頭油很可怕，務必用主要以化工原料製造的洗頭水洗得乾乾淨淨，然後用也是人工的護髮素保護，再加……。於是，人從嬰兒開始就得選用千奇百怪的洗髮水、護髮素。毛髮最多的貓貓狗狗為什麼不必百般清洗、百般護理而毛髮天然柔順？

廣告其實不關乎「洗頭」，關乎「洗腦」。

洗腦：英國兩本書的深入探討

左書的封面，彷彿專為香港而設計

朋友因為受到香港最近局勢困擾，到圖書館尋求心理學方面的解答，果然，找到了《洗腦心理學》一書。我發覺，還有《洗腦：控制心智的邪惡科學》值得一讀。

兩本書都深入剖釋了洗腦這種非常富爭議的心智控制方法，而大量案例主要來自西方世界。兩本書都在英國出版，都曾備受關注。

《洗腦心理學》原名為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作者 Kathleen Taylor 是牛津大學心理學專業研究員。該書二零零四年出版，是她的第一部著作，獲《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的年度年輕學者獎亞軍，又入選二零零五年英國 MND 年度圖書獎短名單，並得到英國心理健康協會推薦。

《洗腦：控制心智的邪惡科學》（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則是英國作家 Dominic Streatfeild 二零零六年的年版，翌年獲得英國專為非小說類書籍而設的 Samuel Johnson 獎。據說，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官書架」也推薦這書。

兩書差不多同時出版，相信與歐美當時接連受到恐怖主義襲擊有關，來自中東以至歐美本土的恐怖分子掀起狂熱風潮，美歐為此對中東打起反恐戰爭。在歐美本土，又有不同邪教生成。參與有關行動的人，會作出常人匪夷所思的行為，把一切社會法規、道德規範視如無物。常人難以解釋，視之為受到神秘力量洗腦。

關於「洗腦」一詞的起源，兩書都指向五十年代的美國記者愛德華．肯特（Edward Hunter），他當時的公開身份是《邁亞密每日新聞報》的記者，而其實又是向美國中央情報支薪的宣傳員。通過他的筆下，「洗腦」一詞散播到美國政府、聯合國、媒體和一般民眾。

據《洗腦》一書：一九五三年四月，蘇聯在聯合國指控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Henry Lodge 苦於辯白詞窮，向中情局問計。中情局於是獻策反擊：聽說蘇聯有一種誘導偽證詞的方法 ── 洗腦手段，但沒有說明這並非蘇聯用語。

肯特對洗腦這麼定義：「洗腦的目的，是從根本上改變 一個人的思想，繼而控制這個人，使其變成一個像機器一樣的人，但為達到這目的而實施的暴行卻不為外人所知。洗腦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機器，將全部的信仰和思維植入非自願的個體。這就等同於尋找一個奴隷族群，不同於過去，他們完全可以被相信且永遠不會反抗，會像昆虫一樣本能地服從命令。」

為什麼用昆虫比喻？大概是，昆虫愛聯群出動，昆虫作個為個體很脆弱，看起來沒有殺傷力，但聯群結隊、空群而出就很可怕。昆虫看似沒有思想，但有頑強的統一意志，會服從一個神秘的命令，拼死進攻。

美國攻擊蘇聯對美國的韓戰戰俘洗腦，引起了公眾恐慌。可是《洗腦》的作者據大量解禁文件指出，美國文件清楚表明，蘇聯並不具備這種手段，有的不過是古往通用的嚴刑逼供。倒是《洗腦心理學》就洗腦對歐美宗教、政治、廣告與媒體、教育、心理健康、軍事、刑事審判制度、家庭暴力以及刑訊等很多領域進行調查，「發現『洗腦』所產生的各種影響都具有如下特徵：使用暴力或者進行欺詐，或者二者兼有」。

月上天心意念遙

花流水面香飄遠

月上天心意念遙

雲龍紙繪的小貓

在一種叫雲龍紙的宣紙上畫了一只小貓，再把紙打濕，撕出來小貓外形來。雲龍紙很堅韌，纖維較粗，撕出的小貓毛茸茸的。小貓用膠紙貼在用以浣筆的水瓶上，透光看不錯。用的只是封箱用的膠紙，如用較專業的膠紙，例如貼在玻璃窗上的膠紙，效果可能更好，更防水。心血來潮，費物利用，不費多大功夫。寫了「貓王」一文，正好以小貓向貓王致意。

貓王之死與馬桶設計

你有沒有想過：Are you going to the toilet wrong?（你如廁的方式錯了？）這是BBC一條短片的標題。還有個簡短的說明：如果你是坐在馬桶上看到這短片的，該馬上停下來，以下會說明你為什麼要改（坐）為蹲‥…。

你若關心過如廁姿勢的坐蹲之辯，一定知道這短片要說的，就是蹲姿排便才合乎人體生理結構。坐馬桶舒服歸舒服、優雅歸優雅，其實有違自然，甚至有害健康。短片說到一個例子：貓王皮禮士里之死可能與此有關。他的醫生推測，貓王可能是如廁時有力過猛以致心臟病發死亡的。

貓王一九七七年之死至今有點神秘，網上有大量相關文章，都牽涉到貓王濫藥、暴食等。他死時才 42歲，堪稱英年早逝，但你看他當時的癡肥照片，實在不該是雄姿英發之年的模樣 ── 42 歲，按一些計算，還屬青年呢。

發現他出事的同居女友 Alden 回憶，破門進入浴室時，「Elvis 坐在（病人或老人使用的）座椅式便桶（commode）上，看來全身僵硬，然後真接向前摔倒，姿勢絲毫未變……兩眼充血，向前直瞪」。

貓王家人要求驗屍的報告一直沒有全部公開，而貓王濫藥與暴食卻是公開秘密，各種猜測自然蜂起。直接死因是心臟病發作是肯定的，問題是什麼引致心臟不勝負荷？BBC的短片沒有交待「如廁用力過猛」的依據，但從「環境證供」看來，這並非沒有道理。他「兩眼充血（bloodred）」可能是眼睛結膜下微絲血管出血，這往往由各種過猛用力（包括如廁）造成。

短片有一個實驗統計：坐姿如廁用時 114 - 130 秒，蹲姿僅 51 秒。即蹲姿的效率高逾一倍。翻看一下資料，這大概是以色列學者做的實驗數據。

蹲姿與坐姿孰優孰劣，如果只從辦事效率比較應已無爭議。問題是坐式抽水馬桶披着文明外衣，現代居室必備，難以想像豪宅裡的廁所竟然是蹲廁吧？蹲廁被普遍視為落後，不衛生。最近，有內地經濟學家說，「中國尚有十億人沒有坐過飛機，其中至少一半人的家庭迄今沒有用上抽水馬桶」，以說明中國的內需市場潛力龐大。有作者回應說，「一二十年以前，我們能坐個馬桶，已經感到很幸福了」。這引來香港一些人譏笑。

BBC 的短片卻道出了另一方面事實：二十世紀中，一批歐洲專家到非洲農村考察，發覺腸道與消化系統疾病非常罕見，其他發展中國家亦一樣；而這與飲食無關，而關乎如廁姿勢。坐馬桶會引致痔瘡、昏暈……以致中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 Alexander Kira 教授曾指出，「坐廁是有史以來最不妥當的器具設計」（the most ill-suited fixture ever designed)。

該怎麼辦？拆馬桶改蹲廁？

我最近一再聽到朋友有這方面的親身體驗：在廁所配備一張小凳，把腳踏上去就可以半蹲半坐。一位朋友還發現，只踏一腳，就方便順暢了。這比BBC短片建議用厚厚的電話簿好得多。香港可能有一半人沒有見過那種可作枕頭的電話簿呢。

在坐與蹲之間糾葛，可能是習慣了二元對立思維邏輯之故。其實對立的二元之間，有很大的空間。二元之間有三的存在，而三生萬物，世界發展都在這裡發生。

杜維明：儒家文化的發展前景

澎湃新聞：您怎麼看待儒家文化？

杜維明：儒家的文明是以人為本，這一點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它不是以神為本的。以人為本的意思是，它是從個人的修養，個人如何發展自己的人格著手，是「為己之學」，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外人。這種為己之學在塑造一個人的人格發展上，有比較寬廣的道路。這個基礎，我感覺現在正在為絕大多數的人所接受，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的「人文精神」。
舉一個佛教的例子，佛教本來是講空，講脫離紅塵。但是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很特殊，以前佛教是「重智輕悲」，現在我們講人生佛教，在台灣那邊就談到「人間淨土」。所以儒家的這條路，就是學做人的這條路，可以在佛教那邊找到一定的共鳴。基督教也一樣，現在基督教非常重視環保的問題，重視世界秩序，重視對世界的「入世」。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都有這一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有它一定的發展前景。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89365

從《聖經》看民主

受刑後的耶穌躺在聖母瑪利亞懷中，手掌中釘十字架
留下的釘孔清晰可見，但據《〈聖經〉：一部歷史》
一書，學者的考據認為，釘子釘在小臂的手腕
以上位置，才能支撐身體的重量。

與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交談，談到民主，對方竟說，據他對《聖經》的認識，他不贊成坊間的所謂「民主」，耶穌就是因為這樣的「民主」而被釘上十字架的。

我驟聽覺得新鮮，可是隨心一想就明白了。耶穌之死與蘇格拉底相似，都是依「民主」被處死的。蘇格拉底指出古希臘時期「民主」之弊而被治罪，在「公正」而「民主」的審判下，被 501 人龐大陪審團以 281 票對 220 判處死刑。他的學生柏拉圖據此有「民主乃暴民之治」(Democracy is the rule of mob)的名言。

關於耶穌之死，《聖經》有不少記載。德國學者 Werner Keller （維爾納．克勒爾）著有Bible as history （《〈聖經〉：一部歷史》）認為《聖經》不僅是「敬神故事」的書，而且是歷史書。百餘年來中東地區的考古發現，一再與《聖經》的記載對應上了。

關於耶穌之被捕，這書引用德國希伯來《聖經》權威學者 Martin Noth 教授的著作說，長期受羅馬人統治的古猶太人先知一心期待一位未來的彌賽亞國王來解放他們，可是他們不相信那撒勒的耶穌就是彌賽亞，反而認為他是騙子；為了保持耶路撒冷宗教生活的和平與安全，必須除掉耶穌；耶穌在受審時卻仍然自稱是彌賽亞，「單憑這一事實就完全有理由以褻凟神明之罪判他死刑」。

這判罪須由羅馬人委任的猶太巡撫彼拉多作出，他很明白耶穌是當地猶太法利賽人發洩仇恨的對象，但查不出耶穌有什麼差池，大可以判他無罪。《約翰福音》就此記載：「無奈猶太人喊着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該撒（即凱撒）的忠臣。」這無疑是政治威脅，法利賽人確曾向羅馬做過類似舉報。他於是順應民主意願，讓耶穌被拉出去釘了十字架。審訊現場，彼拉多院子的「鋪華石處」(Pzvement) 都被考古專家找到了。

法利賽人是當時猶太教的四大派別之一，因為他們認為眼前的耶穌不似教導所說的彌賽亞而把耶穌出賣了，《新約》常常將法利賽人描述成為自以為是的教條主義者，法利賽人留下的污名，不下於殺害蘇格拉底的「暴民之治」。

文首提到基督徒還說到另一觀點：要敬拜君王。君王就是當前的統治者。這也有《聖經》的依據。例如〈羅馬書 13:1-5〉：「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等等。

若掌權的不是神的信徒，或者是無神論者，是異教徒，相信就當別論了。

歐洲進入中世紀後，大小王國林立，外有蠻族和東羅馬的威脅，無論對內對外，都需要一個可以統領王國的權威。一個凌加於王權的教廷於是出現。隨着羅馬教皇政教合一，歐洲文明進入了歷史的黑暗時代，不僅貧窮落後，而且思想被嚴重扼殺，天主教會不惜以宗教審判打擊任何新思潮。這時，《聖經》關於對「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的教導起了鞏固教廷權力的重大作用。

耶穌有句名言：「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但既然「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凱撒的也是上帝的。如妻子對丈夫所言：「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但你的也是我的。」

一位朋友說過：拜神求得什麼籤不重要，怎麼解籤才是最重要的。對《聖經》的經文亦應作如是觀。

香港一個個文化高峰，都成過去

金庸（右三）出席梁羽生的追悼會

到圖書館去找點資料，見識了「金（金庸）學」之盛，關於金庸作品的各種著述漪歟盛哉
，兩岸三地都有，一些文化界外的名人也在湊熱鬧。相對之下，關於另一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作品的著述少得多，儘管提到濫觴於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常常是「金梁」並提的。這也是市場的反映，金的小說的確較引人入勝 ，從情節鋪排到人物塑造都較受以武俠小說作閑書看的讀者歡迎。但如果你更鍾情與文與史，會覺得梁的小說勝一籌，梁在詩詞的造詣上，更非金可比。

金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差不多同時出道。梁羽生一九五四年在《新晚報》被「打鴨子上架」（梁羽生語），受命寫作武俠小說。事緣發生轟動港澳的「吳陳比武」後，總編輯第二天就在報上預告，梁羽生的《龍虎鬧京華》翌日起連載。這時梁羽生連小說的故事大綱都未想好，於是連載第一天只能在楔子中說些模糊的閑話，以一首《踏莎行》開篇，起手句云：「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沒想到，這話就如一九八四年「封刀」之自詠。

翌年，金庸亦涉足江湖，一個新派武俠小說的時代就此在香港拉開大幕。金梁的小說不但暢銷港澳，還遍及所有華人地區。隨着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台灣「解禁」，市場更大，而且受到文藝界上層、高級知識分子喜愛和重視，在兩地都躋身到文學層面。武俠小說自魏晉六朝的志怪小說起，到後來的唐傳奇、宋元話本、白話小說，一直只被視為市井之流的閑書。

有這樣的小故事：梁羽生在《七劍下天山》中假借明末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之名寫了一首《金人捧露盤》詞，竟有學者以為真是冒辟疆遺漏了的作品，並以補遺之名錄進冒辟疆的《巢園詩草》中。

新派武俠小說寫作在金梁的帶動下掀起了熱潮，創作與出版都興旺一時，作者多如恆河沙數。可是自從金梁封刀並先後謝世，台灣後起之古龍雖一度名氣大盛可是去世得更早，網上武俠小說雖然不少，卻始終無法形成實體波瀾。

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就在專輯中斷言「武俠小說已成絕響」，廿多年後觀之，雖不中亦不遠矣。對於曾被譏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來說，這很令人難過，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成就，晃眼就只是書架上的陳設了。

說香港是「文化沙漠」自是無知之言。即以文藝這一塊，香港就有過不少蜚聲海內外的建樹。粵劇清末民初興起，香港是為重鎮，產生過無數風格獨樹一幟的老倌。由之派生的廣東音樂，也以香港為發祥地，名家輩出，作品至今流傳於粵人地區。戰後，香港繼上海之後成為國語流行曲的大本營，歌星雲集，並推動了台灣和東南亞國語歌壇勃興。電影電視成為流行媒界後，香港成為影視中心，功夫片風靡全球。與之同時異軍突起的粵語流行曲，成就之輝煌不亞於功夫片，香港粵語歌星竟然紅遍大江南北，Cantopop 亦聞名國際。

這些文化成就一波接一波，後浪推前浪，洶湧向前。可是到如今，縱有餘波蕩漾，也微瀾死水了。

今年年初，香港過去頗轟動的「叱吒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中，得到「最喜愛男歌手獎」的竟然是算不上歌手的古天樂。這真讓香港人尷尬，連古天樂自己說：「我都可以拿這個獎，真的沒話好說了。」曾經讓香港人驕傲的粵語流行曲竟淪落至此，距離絕響還有多遠？

一個個高峰都落到身後了，回望昨天，與今天的分別在哪裡？孰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