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文章原題為 Overcoming Democratic Myopia，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刊載於「報業辛迪卡」(Project Syndicate) 網站。作者 Dambisa Moyo 是桑比亞出生的女經濟學家，先後在哈佛、牛津等大學取得學位，曾在世界銀行、高盛等任職，現為巴克萊銀行等國際機構的董事。有 Dead Aid, Winner Take All, How the West Was Lost 等著作。
儘管指數不錯，全球經濟仍然荊棘滿途。荊棘都來自結構性挑戰，要拔掉，得靠各國領袖高瞻遠矚的思維。不幸的是，這在今天寥寥可數，尤其是在各大民主國家。
問題在於政治與經濟周期脫節。正常情況下，一個經濟周期是五至七年。而據麥金錫全球學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G20 國家政治領袖的平均任期已下降至 3.7 年 (一九四六年是六年)。政客們為了連任，常常施行可望短期見效的政策，甚至不惜為此犧牲長期的增長或穩定。
要負出什麼代價，可以看看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在美國，據國會財政預算辦公室說，財政赤字未來 30 年會上升至三倍，二零一七年是 GDP 的 2.9%，二零四七年會上升至 9.8%。這是一方面減稅，另方面為討好選民 (討好政治獻金金主同樣重要) 而增加開支的結果。這削弱了政府在教育和基建作前瞻性投資的能力。
在西方政客競相撈取短期效應甜頭之下，西方民主國家要維持長期經濟增長舉步維艱，而被指為極權的中國，沒有這個問題。從民主維度去看，起碼有兩個解決方法。
首先，各國政府可以較堅決地執行前任者的政策決定。這樣，經過辯論並通過而較具長遠思維的立法，才有足夠時間發揮效力，避免到下任政府就被一筆勾銷。
歐盟是讓長遠承諾生效的好例子。各成員國一九九二年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承諾把公共債務控制在 GDP 的 60% 以下，財政赤字限於 GDP 的 3%。自此，各國政府逐步向這標準靠攏。
可是歐盟的經驗也顯示，這樣「有約束力」的承諾並不是一勞永逸的，特別是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可以清楚看到，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違背了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承諾。
無論如何，各國政府作出跨越選舉周期的承諾，可以減少黨派顛覆，從而推動較具長遠眼光的立法議程。這樣的取向，對美國總統奧巴馬具標誌性的醫療法案就有用，保證法案可以在某個約定的總統任期內繼續生效，自我完善，對美國千瘡百孔的醫療保障系統作出較根本的改革，而不致脆弱得特朗普政府甫上台便凋謝。
另一個鼓勵政策制訂者有長遠思維的辦法，是延長任期，例如，延長到六年，約與經濟周期相當。這樣，政策制訂者就不必在任期內老是要為連任奔忙，而有時間、有政治空間去思考複雜的結構性挑戰，並為發掘經濟潛力制訂政策。
某些國家的政治領袖已有較長任期。例如在巴西，聯邦參議員獲選後可任職八年。在墨西哥和菲律賓，總統有六年任期。相對之下，美國的眾議員的任期只有兩年，就算總統和參議員──任期分別為四年和六年──也不得不在某程度上按兩年的選舉周期操作。
當然，較長的任期是有風險的，可能讓不稱職或有問題的領袖在位久些。因此，得同時進行另一項改革：提高對政策制訂者的資歷要求，以保證選出來的領袖不但有相關的經驗，而且有處理現實社會挑戰的經驗。
(英國)諾丁咸大學的菲力普．考利二零一二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二零一二年年底，英國各大政黨領袖的經驗，是戰後以來最淺薄的。同時，英國下議院圖書館二零一二年的研究揭示，從一九八三年到二零一零年，英國國會的全職政客增加了三倍餘，從 20 人增加到 90 人。
全職政客大增的同時，對當選領袖辦事能力下降卻視若無睹。事實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二零一六年的研究，民主國家公民對本國領袖的信任度低於其他地方。皮優 (Pew) 二零一五年的調查亦發現，超過八成美國人不相信聯邦政府可以持續走正道。政治素人特朗普能在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中擊敗希拉莉，可能是這種不信任發揮了作用。
無論如何，今天的經濟風險不會消失，只有可促成長遠政策議題的改革能降低這些經濟風險。對於打造這樣的議題，民主國家看似具有優勢，但這並不是必然的。
(蕭雪樺譯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報業辛迪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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