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美景到粵語流行曲歌詞

維港雲海(網上照片)

 聽朋友講了一個「令人有點難過」的小故事：朋友在政府某部門工作，一位洋人同事向香港年輕人了解他們看了政府環境保護短片後的反應；短片中有不少香港郊野的鏡頭，都拍得很漂亮。竟然有不少年輕人說，不相信這是真的，認為鏡頭 so unreal (那麼不真實)。那位洋人為此說，「令人有點難過」。

據朋友說，那位洋人同事在香港生活了好長時間，還討了個中國人老婆，很喜歡香港。他難過的是，香港的年輕人竟然對香港、對大自然這麼陌生，不知道香港市區以外有那麼漂亮的風景。

當然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是這樣的，有大量年輕人熱愛香港的山山水水。到佔了香港陸地約四成面積的郊野公園活動的人，相信大部分是年輕人。但有大量年輕人由於各種原因困守在局促的鬧市之中，也是事實。這個群體的生活已遠離大自然，萎縮到點綴着燈紅酒綠而其實蒼白的繁華當中，以至生活語言、文化語言也不一樣了。

不久前讀了兩本關於香港粵語流行曲的書，也就讀到一些不同年代粵語流行曲的歌詞。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與大自然風物有關的字眼、詞彙、意象逐步減少，反映出填詞人的眼界、胸懷在收縮。以前，填詞人的生活多少聯繫着大自然，如果曾經在農村生活過，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就更親蜜，很多用詞、意象、比興由此而生，情與景交融。

維港雲海(網上照片)

這其實是對文化的傳承。近日吃過晚飯後，會利用空隙時間寫寫鋼筆字。我故意把月前買得的吸水鋼筆平放在書桌正前方，既為方便拿取，也為矚目即見而給自己提個醒。拿起筆，我會抄寫幾首古詩詞。我發覺，有些字、詞是不隔幾句就出現的，例如：月、水、泉、江、河、星、雲、風、樹、草、天、地、山、川……。每首詩詞少不了有一兩個這些與天地自然變化有關的字、詞。文人關心有關事物，與自少受儒道佛等經典的思想薰陶有關，也因為時人是在大自然的簇擁下生活，感懷人情、生活，詩句自然而然就從這些事物、意象的比興中生成。

年輕一代的填詞人已遠離這些事物、意象。前人寫個人之情時，心內身外有交流；今人寫個人之情，情感就只在心內打轉了。

不久前，香港無線電視台播映了新一輯《衝上雲霄》劇集，一開播，就有「網民」大肆抨擊由前輩填詞人鄭國江應邀填寫的、有勵志色彩新主題曲。這些「網民」認為新歌陳腐老套，而推崇原來自傷自憐的主題曲。我對兩首歌沒有認識，找來歌詞一對比，發覺風格、取態果然迥異。新曲昂揚、奮發，不斷呼喚「天空海闊我共你，再領略人生的美；雲外看，新生趣」；舊歌則低迴、哀傷，不斷悲嘆「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遠在歲月如歌中找你」。

本來，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不能說勵志與哀歌哪個好哪個不好。但從兩歌的歌詞的確可以發覺眼界、胸懷、氣象的萎縮。新歌中可見到這些與天地有關的字眼：天氣、逆風、趁風、雪再冷、天空海闊、雲外看、九霄。舊歌中可見的只有：晨曦、天氣、歲月；也提到天地，不過是「花天酒地」、「歡天喜地」。

兩個天地顯然不一樣。如果說「花天酒地」也是天地，那只能是小天地，個人的、鬧市裡的小天地。這真令人難過。

跑步與步行，膝蓋負荷可有分別?

似乎關心健康的人都有個「常識」：對於膝蓋的健康來說，步行優於跑步。就是說，跑步容易傷害膝蓋，步行較安全。

這是很好理解的，跑步時腳落地較重，膝蓋承受的撞擊自然較大；相對之下，步行輕鬆得多，膝蓋受到的撞擊和磨損自然不如跑步嚴重。關節炎已成為現代人的流行病，膝關節出現毛病的人很多，上了年紀的人尤其是這樣。很多醫生也建議，步行比跑步好，這當然還考慮到心臟的負荷。對身體發胖了，骨質疏鬆了的長者，特別建議宜步行，不宜跑步。

可是就膝蓋而言，已有不少對跑步人士進行的長期跟進研究證明，只要膝蓋本來健康，跑步對膝蓋健康不會有重大影響，跑步不會造成關節炎。這些年來，我從《紐約時報》的保健欄目，就讀到不少這方面的報道。昨天又讀到一篇：Why Runners Don’t Get Knee Arthritis (為什麼跑步的人不患膝關節炎)。文章提到，今年(二零一三年)七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沒有證據證明跑步──包括馬拉松長跑──會提高患上骨性關節炎(osteoarthritis)的風險。」這是一個調查了約七萬五千名跑手的大型研究，它並發現，跑手患關節炎的比例還低於較不活躍的一般人。為什麼會這樣?

這篇報道的重點卻是另一個有開創性的研究，這研究正好回答了以上問題，研究的題目是《為什麼大部分跑手不患骨性關節炎?》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頓的女王大學 (Queen’s University)、美國馬里蘭州大學等的研究人員進行的研究。它從生物力學的角度，研究膝關節在跑步和步行中承受撞擊有多大差異?

研究對象是14名成年人，半男半女，膝蓋健康，平時愛跑步。他們要佩上測量儀器，在一條特別設計的跑道上步行、跑步各五次。跑道長50英尺，安裝了儀器去量度受試人員每次落腳的力度，和力度維持多久。

毫無疑問，跑步時落腳較重。測量發現，跑步的每一下落腳的重量，相當於體重的八倍；而步行是三倍。可是跑步的步幅較大，在距離相同下，落腳撞擊地面的次數較少；每一下撞擊力量維持的時間也較短。經統計發現，跑步與步行的距離若相同，膝蓋承受的總力量一樣。就是說，你跑一公里和步行一公里，膝蓋的受力程度一樣，所受到的磨損沒有分別。

可是，若以同樣時間計算，例如跑步半小時與步行半小時比較，膝蓋在跑步半小時裡受到的撞擊總量，就肯定大過步行半小時了。

領導這項研究的Ross Miller 副教授並指出，研究「暗示」跑步對關節炎治療有好處。

他說，初步研究發現一些證據，顯示關節軟骨喜歡循環受力，即一張一馳的受力。對動物的研究發現，軟骨細胞在這樣的情況下會分裂和修補組織；但若持續受壓，細胞的死亡就會多於再生，以致軟骨受損。

不過他強調，這理論仍屬猜測；而他的研究結果也不等於說明跑步有益於膝蓋健康，事實上也有一些跑手受關節炎困擾，他的研究不能解答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常見病是「髕股關節綜合症」(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這不是跑步才得的病，但在西方常稱之為「跑手膝蓋病」(runner’s knee)。

儘管這樣，他指出，說跑步會麼損膝蓋「確乎近於神話」(It does seem to be a myth)。

**

《紐約時報》的報道：

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3/09/25/why-runners-dont-get-knee-arthritis/?_r=0

舊文重閱：跑步傷膝，老婦奇談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09/blog-post_10.html

舊文重閱：歐美兩項研究推翻跑步傷膝之說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9/08/blog-post_19.html

當心，列根的「德政」繼續為禍

金融海嘯爆發至今剛好五周年。作為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公司，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宣布破產的。這是金融海嘯的標誌性事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為此給英國《金融時報》撰稿，以資紀念，並論述金融海嘯帶來的教訓。

文章有這樣的話：「在危機爆發前的那些年裡，錯誤觀點主導了經濟議程。」是什麼錯誤觀點?就是「有限政府」的觀點，即放任資本主義的觀點，要讓政府靠邊站，讓市場主導一切。美國在「有限政府」的觀點驅使下，對金融機構「去監管化」，並不負責地鼓吹消費，催生的泡沫掩蓋了更深層次的問題，最終釀成全球危機。

斯蒂格利茨沒有點列根的名，但了解美國近年政經情況的，一看就知道這指的是列根的「德政」。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格魯曼(克魯明)沒有那麼客氣，多年來一直鞭撻被一些人視為「偉大」以至「最偉大」總統的列根。

在列根的意識形態中，政府是萬惡之源。他在這方面有很多「金句」，最出名的可能是「政府無助解決問題，反而是問題之所在 (Government is not a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他是一國的總統，卻是處處與「政府」也就是行政監管過不去。

列根甫上台，便放寬對金融的監管，並很快就釀成了儲蓄銀行危機( S&L Crises)，美國納稅人要花相當於GDP 2% 的錢去應付。美國自從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後，為免重蹈覆轍，對銀行的運作嚴加監管，特別是嚴格監控買屋的按揭貸款，要求有高比例的首期付款。可是列根政府認為這些半世紀之前的監管過時了，通過一項又一項立法給金融業鬆綁，再通過銀行誘使美國人亂用信用卡消費。

美國人予人不愛儲蓄而先使未來錢的印象，其實是從列根年代開始的。克魯格曼在〈列根幹的〉(Reagan Did It) 一文中指出：「我們並非從來是負重債、輕儲蓄的國家：在七十年，美國人幾乎把一成收入存起來，稍高於六十年代。是到列根放寬(對銀行)監管了，節儉才逐漸從美式生活中消退的，以致到了金融海嘯前夕，儲蓄率近乎零。在列根上任時，美國的家庭負債只為收入的 60%，與肯尼迪政府時差不多。到二零零七年，這飆升到 119%。」

政府負債同樣嚴重。美國過去只在戰爭時期或經濟危機時期才出現財政赤字，自列根起，美國的財政赤字不但困擾美國，還困擾全世界。列根一向指摘政府亂花錢，但他的政府花錢最厲害。他的最大政績是靠不斷與蘇聯搞軍備競賽，最後壓跨蘇聯，結束冷戰，這卻給美國自己留下了一屁股債。

五年過去，列根留下的禍害消除了嗎? 斯蒂格利茨認為遠遠談不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限政府的觀點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府干預」，而「遺憾的是，危機讓解決這些問題變得困難重重」。

他指出：那些「盛行於危機前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在危機爆發後的這些年裡仍然佔據着主導地位。」「結果是，我們的世界從某些方面來看變得較安全了，但從另一些方面來看則變得更加危險，但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迄今仍沒有對擺在眼前的根本問題採取任何措施。」

換句話說，我們得小心，郎咸平推詡為「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列根的「德政」，還可能讓我們吃不了兜着走。
**
克魯格曼文章：Reagan Did It
http://www.nytimes.com/2009/06/01/opinion/01krugman.html?_r=0
斯蒂格利茨文章：雷曼破产的真正教训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2635

李克強與列根面對的境況一樣麼?

錢該怎麼花？

日前收到朋友傳來的一段廣東電視台的節目錄像，是近年人氣極盛的郎咸平教授的電視秀，講的話題是人們近來十分關注的「克強經濟學」。朋友附言說，看了「甚有教益」云。於是我也抽時間看了，卻是對這位大教授的立論甚為錯愕。

郎咸平來頭很大，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名譽教授、講座教授。他因為對中國經濟的大膽言論，在傳媒上曝光率很高，著述甚多。到香港和大陸的書店、書城，都一定可以在最搶眼的位置見到以他的頭像作封面的書。我沒有閱讀過這些大作，只是偶然閱讀過關於他的觀點的報道。他素以敢言著稱，可是我總覺得有「搏出位」、嘩眾取寵之嫌。

不管怎樣，郎咸平二零一零年被「30多萬網民公推」為中國互聯網九大風雲人物之一，又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

據外國金融專家杜撰的 Likonomics，「克強經濟學」該叫「李氏經濟學」，因李克強甫上台即推行與其前任不一樣的經濟政策，引起關注而得名。郎咸平把新政策歸納為四大項，並大為讚賞，原因是這與他稱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列根的 Reagonomics (列根經濟學)「一模一樣」云云。Likonomics 與 Reagonomics，讀音也差不多。

他說中國當前處於「滯脹」，情況正與列根一九八一年上台時一樣，於是李克強拿出了「一模一樣」的對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調控，控制貨幣供應量減少通貨膨脹，降低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減少政府開銷的增長。

所謂「滯脹」是經濟停滯(即經濟衰退)加通貨膨脹的雙重困境，這是對中國當前狀況的正確診斷嗎?中國經濟上半年增長7.6%。中國國家統計局九月九日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6%，比前兩月下跌0.1個百分點。據BBC同日報道：「不少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物價短期內難以大幅上漲，為中國政府採取刺激經濟措施留有空間」。這與列根上台時的經濟情況大相徑庭。由於石油危機，美國一九八零年的通脹率達到13.5%，經濟陷入衰退，聯邦儲備局為遏止通脹而加息，最優惠利率一度達到21.5%。

可見，中國當前不存在「滯脹」，美國當年則確乎又滯又脹，兩者根本沒有可比性。這個前提不成立，就「克強經濟學」的評議就不足論了。

可是有一點很值得說一下，就是列根算不算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足以與華盛頓、傑佛遜、羅斯福等比肩?

本來，我不是美國人、不在美國生活、對美國也沒有多少好感，管他算不算「最偉大」。可是，當全世界還在二零零八年源自華爾街而為禍全球的金融海嘯的後遺症中掙扎之際，把列根抬舉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就難免讓識者瞠目了。這樣的抬舉如果發生在金融海嘯之前，而你又是美國的保守派鐵桿分子，還情有可原；可是在大家都對金融海嘯痛定思痛之後，一位經濟學教授怎能對列根是這次災難罪魁禍首的身份視而不見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克魯格曼(克魯明)早就(二零零九年五月)有這樣的結論：「這些日子裡，對(金融海嘯)該歸咎誰有種種說法，但這趟渾水的禍魁是列根和他那幫顧問──他們忘記了美國上一次重大金融危機的教訓，並逼使我們重蹈覆轍。」

一個給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的世界種下這麼大禍根的總統，能是「最偉大的總統」──那怕是「之一」──麼?

西環碼頭區儼如大笪地

香港以前有「大笪地」，是平民百姓入夜後消閑、乘涼的地方，也被稱為「平民夜總會」。隨着地皮價值飛升，這樣的大型戶外活動場地已消失。日前到西環與堅尼地城之間的「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一走，竟然發覺像走進了昔日的「大笪地」。

我對港島西區並不熟悉，雖然偶爾到到那兒，但並不熟知周圍環境，新舊對比發生了什麼變化就了解得不多。那兒近年多了新建築，置身其間更覺陌生。那天回程時，就誤會了自己的所處方位，走了一段冤枉路拐回頭，才找到回家的巴士站。

早就聽說「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是看日落和拍照的好地方，趁着放假的空檔，我到那兒走了一轉。那天，白天時天色非常好，天空湛藍湛藍的，日頭曬得皮膚刺痛，以為傍晚會是拍攝日落的好時機。於是查清楚了日落時間、月出時間，打算傍晚到「西九龍海濱長廊」去，一箭雙鵰，日月雙得。誰料到了要出門的時候，看看天空，竟是陰雲四合之勢。特別是西邊低空，大片彤雲看來會提早把太陽吞沒。到西九的交通多轉折，還得走一大段路，要在日落前走到海邊，看來趕不及了。於是臨時決定，到西環去。

還是遲到了一點，雖然能在日落的六時二十分去到碼頭，太陽卻是只能從雲層空隙中留下一抹艷紅了。晚霞的艷麗色彩其實是待太陽落到地平線之下，才透過折射了陽光染就的，晚霞因此一定是高雲，要能得到地平線以下折射而來的陽光眷顧才行。那天，幸好有不少得到眷顧的雲朵。高雲一點一點紅起來，把海面也染紅了。

我不熟悉碼頭的情況，下車後經卑路乍灣公園旁向海邊走進碼頭，就得與正在收歛餘威的陽光作時間賽跑。海邊朝西北，這時節的太陽在接近正西的方位落下，角度正好。但拍攝正北方的昂船洲大橋，天空就嫌欠色彩了。碼頭有不少起重的大型設備，在旁邊路燈的照射下，可以作為不錯的夕照前景。這得趕在天空尚有餘暉之前拍攝，這段時間只得二十分鐘左右。一路向中環方邊走邊攝，大概走了半個碼頭區，天已全黑了。

我本擔心入黑後的碼頭區會不見人影，寂靜嚇人，誰料人反而多了起來。跑步的，遛狗的，散步的，踩單車的，拍拖的……大有越夜越熱鬧之勢。到了石塘咀，海堤拐向北，再向西伸出海。海堤約三十米寬，近三百米長，中間有一列明亮的路燈。東面側是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入夜後仍然燈火通明。

大堤上除了簡單的船泊、裝卸設施，空空蕩蕩，日間可能有貨車往來，入夜就全無車輛蹤影了。一些家長帶了小孩子到來踩單車，你只要吩咐小孩別衝進海裡去就成，不必擔心他們迷路丟失。到來的應當是石塘咀、西環一帶的街坊，身上都是街坊裝，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們席地而坐，或圍坐在用來承托貨物的木架上，聊天，乘涼。聊天的語言多種多樣，可以聽到廣東話、潮洲話(西環多潮洲人)，跑步經過的男女說着普通話(可能是在港大讀書的內地生)，還有西方人，還有圍坐着邊吃邊聊的南亞裔人。

這樣的情景與公園見到的不一樣，而是更富生活氣息，更「自由」。起碼，公園裡不准踩單車。假若有小販做生意，有賣藝的唱唱什麼，這儼然就是昔日的「大笪地」。

不久前，西區區議會提出了一個要活化這個碼頭區的計劃。希望計劃中的活化不是高檔化，而是保持生活氣息的平民化，就好了。

從「天兔」竄擾看全球暖化

香港打風，與我何干?

「天兔」給香港打工仔帶來了期待，也帶來了失望。大家在三天長期假快結束的時候，聞說今年全球最強勁的颱風正面撲向香港，忐忑中期待着假期可在星期一延長一天。正是天有不測的風雲，以為星期一才吹到的「天兔」的移動路徑稍向西北偏移，比預期早了一點登陸。昨晚七時知道天文台掛起八號風球，我就收拾起三天中秋假期的心情，準備今天「返工」了。

可能自中秋月殿逃逸而來「天兔」也有一點好帶契。天文台一早預告會在十時之前轉掛三號風球，讓打工仔們可以「奉旨」遲到一下，可以賴賴床。

香港的打工仔看來頗有打工操守。我十時許出門，發覺街道已十分熱鬧，登上巴士，竟然找不到座位，這是辦公室搬家一年多以來從沒有遇到的事。那是一輛從九龍而來的過海巴士，說明很多打工仔早就作好準備，天文台一改掛風球就出門了。

一路看到，除了銀行之外，該做生意的店鋪都開門了，街道上一點不像剛打了風的樣子。唯一見到「災情」，是巴士站一棵高大的石栗樹被打落了不少枝葉。沒有到公園去，那裡的樹木可能受到更大傷害吧?

還有點意外的是，十號風球沒有掛起來。「天兔」挾「今年全球最強颱風」的「聲威」正面吹來，我以為十號風球又要高掛了。才去年，颱風「韋森特」吹襲，香港掛起久違了的十號風球。今年又掛十號風球?從統計趨勢來看，這可能性很小。「韋森特」之前，「約克」使香港掛起十號風球來，是一九九九年的事。

根據香港天文台的網頁，香港掛十號風球最頻密的歲月，是六七十年代。從六零年到六九年，有六次；從七零年至七九年，有三次。之後，八十年代一次，九十年代一次，廿一世紀頭十年，零次。我計算了一下，六十年代掛風球的時數為3089小時，七十年代3619小時，而廿一世紀頭十年，只得2108小時。這說明香港受颱風或熱帶氣旋的影響在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六七十年代之交，是全球的氣溫冷卻期。之後，就出現至今為許多人危言聳聽的全球暖化。危言聳聽之一，是全球暖化會造成各種各樣的災難，旱災、水災、風災……。可是據香港的經驗，事情不是這樣的。

香港不過是地球上一個小點子，當然不可以把它的經驗放大到地球的尺度，而得出地球暖化不足懼的結論。

可是有不少學者進行着這方面的研究，「谷歌」一下就能找到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我看到一份由香港城市大學 Johnny Chan 研究資料，是一份Power Point 材料，有大量統計圖表。題目是《亞洲颱風活動的變化 – 全球暖化與/或自然循環所致?》其中提到四點疑問：

一、西太平洋的熱帶氣旋在增加嗎?

二、西太平洋的強颱風活動在增加嗎?

三、平洲沿岸由熱帶氣旋造成的山泥傾卸在增加嗎?

四、全球暖化可以解釋這些變化嗎?若不能，我們怎麼解釋這些變化?

簡單的答案是：全部否定，都是 NO。最後的結論是：在全球暖化的情況下，熱帶氣旋的總活動很可能減少。

從中西方的歷史來看，文明的繁榮期都發生在氣溫暖化時期。人類應感激全球暖化，而不是害怕全球暖化。

**

香港天文台懸風球次數、時數統計：

http://www.hko.gov.hk/informtc/historical_tc/fttcwc.htm
Variations of Typhoon Activity in Asia - Global Warming and/or. Natural Cycles?
http://www.cityu.edu.hk/gcacic/HKIE2.pdf

城市的月亮爬上來

社會發展不鼓勵 DIY

維園花燈(二零一三年)

很多香港人的記憶中有勞作這回事，就是讀書時一門自己動手製作一些東西的課。這在幼兒園就有，小學也有，中學還有嗎?好像沒有了，大家看來都認為不值得讓中學生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沒有多少意義的手工玩意上。即使這樣，香港年輕人起碼接受過若干年的勞作教育吧?可是你很難見到香港人長大了喜歡自己動手勞作勞作的。

中秋到了，到處見到燈籠、綵燈，從而想到了這本是可以自己動手製造的。很多有一定年紀的成年人這個時候想起童年中秋樂事，可能會想起自己動手製作燈籠，最簡單的是柚皮燈籠。

日前，有電視台訪問了香港一位製作竹紥花燈的老師傅。他使用的材料主是是竹篾、沙紙、皺紙。其中讓我驚訝的是沙紙，我以為這種紙已消失了。這種輕薄而柔軟的紙很堅靭，且遇水不溶。廣東人過去製作燉品，愛用這種紙封住燉盅口，以「存氣」。講究的食肆給客人上燉品時，會在客人面前把沙紙揭開，以示確為原盅燉成。在電視上，看到老師傅用條狀的沙紙把竹篾扎緊，最後把沙紙用漿糊黏好。一個結實的巨型花燈的竹支架就這樣靠紙和漿糊結合起來，真箇匪夷所思，不得不佩服前人的智慧。

小時候，我也做過竹紥勞作，記得紥過立體的五星燈籠。現在的小學生是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勞作了。他們心目中的「沙紙」是 cert (證書)，頂多知道沙紙又指用來拋光器物的一種紙。

學校的課程都是為了培育學生而設的，勞作課對學生有什麼好處?我認為好處很多。最大的好處是讓學生在經驗中學習，在實踐中動腦筋解決問題。對小孩子來說，凡是要動手做的事情，都有不少難題，即使把一張紙對摺得整齊也不容易，要摺成一架在空中飛得漂亮的紙飛機更不容易。這不是知道怎麼做就做得到的，過程中要有很多思考和試驗，並從中得到啟發、誘導。我對圖形立體感較敏銳，很可能得益於小學二三年班時的五星燈籠紥製。

昨天談到的《猶太人思考術》一書認為，在「隐而不見」領域中，「事物的確定靠的是經驗而不是推理」，「經驗不僅為我們帶來有關人生的資料，還能讓我們了解我們的無知程度」。

可是社會的發展似乎越來越不利於年輕人從自己動手中取得經驗。試想，所有的東西都垂手可得之下，為什麼要動手去製造呢?有必要自己動手製家具、自己裁縫衣服嗎?甚至自己做飯也沒有必要，燈籠更沒有理由自己製造了。這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富裕起來的結果。以前要自己動手，並不是那時的人喜歡，而是你要擁有，就得自己動手；你要吃飯，就得自己做。

勞作並不只是小孩的事，在外國，成年人也愛勞作，是所謂 DIY，有大量方便成年人自已動手在家裡製作衣食住行各種器物的材料、工具。對喜愛 DIY 的人來說，自己動手是享受，是樂趣。這是香港人較難理解的。

也有例外，香港人近年興起自己烹調美食的風氣，這可能與香港人日益關注健康有關。近日，我就吃到鄰居的自製月餅。

喬布斯為什麼要「愚蠢」下去?

喬布斯有句名言：恆饑，恆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為什麼要愚蠢下去?這常讓人想不通。近日讀《猶太人思考術》，才知道在猶太拉比的眼中，傻人也有用，有其過人之處，看問題常常比聰明人透徹。

這書是 Nilton Bonder 寫的，他是猶太拉比，即猶太教中地位崇高的老師。書原名Yiddish Kop，直譯是「猶太腦」。「猶太腦」可以說是一種思維方式，由猶太人傳統智慧累積形成，通過傳統教育傳承過來。書中有很多由猶太賢人、拉比講的小故事。猶太人可能自小就從親人、拉比口中聽到很多這樣的故事，慢慢就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這就像中國人成長後都有自中國式的思維方式一樣。

這種思維方式在形成過程中慢慢形成了系統，把客觀世界分成四個領域，即「顯而易見的顯而易見領域」和「隐而不見的顯而易見領域」，「顯而易見的隐而不見領域」和「隐而不見的隐而不見領域」。簡單而分，是兩個「顯而易見」的領域，兩個「隐而不見」的領域。

客觀現實雖然擺在眼前，卻不是一目了然的，視而不見是常態。你注視着「視而不見」這四個字，字字清晰；周圍的字，你以為看得見，卻都模糊難辨，除非你轉動眼球或脖子，讓視線向四周掃射。肉眼有盲點，心眼一樣有，而且心眼裡的盲點更不易察覺，刻意去找也找不着，讓你不知道「隐而不見」領域裡隐藏着的虛實。

在對「隐而不見」事物的觀察中，聰明人往往不如傻子。傻子不受各種先入為主知識或考慮的羈跘，常常可以看到真相、說出關鍵來。「國王的新衣」是個很好的例子，「國王沒有穿衣服」這顯而易見的事實，只有通過一個相對於成年人是傻瓜的小孩才能大白於天下。

有這樣的猶太故事：兩個傻子爭論太陽與月亮哪一個較重要。甲說太陽重要，因為太陽比月亮大、比月亮光。乙不同意，認月亮更重要：「若沒有月亮，我們夜晚伸手不見五指，而白天很亮，沒有太陽無所謂。」

這是個笑話，腦筋正常的人不會這麼想，但靜心細想，不是可以品出你沒想過的道理來麼?

這樣的傻子，由於有童子般的純真，頭腦往往清明，看到本來簡單存在事實，猶如禪家所說的真指本性，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做傻子豈非更好?當然沒有人願意當傻子。猶太人的故事中，有聰明的拉比故意借傻子的觀察得到信息，加以詮釋獲得啟發。傻子可以觀察到聰明人看不到的信息，但不懂得運用信息；真正聰明的人得到這些信息後，懂得如何運用。

關於愚者之智，中國的傳統智慧中也不乏論述。老子早就有「大智若愚」之說，認為大智者不妨裝傻，返樸歸真看世界。《莊子》中又有不少看來「很傻」的故事，莊周夢蝶後，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還是「蝴蝶之夢為周」，真像癡人說夢了。從來，「上智者不自智，下愚者不自愚」(聰明的人不說自己聰明，愚蠢的人不說自己愚蠢)。

於是，我對喬布斯的名言，好像增加了點新認識。
**
舊文參閱：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1/10/stay-hungry-stay-foolish.html

全球暖化結束，開始轉冷了

BBC二零零七年報道：二零一三年夏天北極無冰

 「作大無壞」不但是香港傳媒的慣技，也為所有傳媒和所有爭取曝光者所慣用的伎倆，即使科學家，以至聯合國組織，也在不同目的的驅使下，誇大其辭。若干年後回顧今天，最嚴重的「作大無壞」可能是關於全球暖化災難的警告。

六年前，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了一則氣候暖化的新聞，引述美國Wieslaw Maslowski 教授的研究說，根據他的「超級電腦模型」預測，在全球暖化之下，六年之後──也就是今年──北極夏天會完全無冰。這位教授對預測非常有信心，因為他使用的「超級電腦」功能強大，而且輸入的資料很詳盡，肯定會比關於氣候暖化的其他電腦模型的預測準確云云。劍橋大學的Peter Wadhams 教授支持他，因為這個電腦模型「更有效率」，而且「考慮到冰層內部的演變」。

信心「爆棚」之下，今年夏天，20艘帆船結伴作歷史性的北極航行，試圖從大西洋的西北角穿起北極航行到太平洋。據這個月初的消息，所有船只都被冰封了。要等待加拿大海岸衛隊的破冰船救援。據加拿大政府的網頁，這條叫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的航道整個夏天都被厚冰封鎖。

香港距離北極近半個地球，對那裡的冰情知之甚少。可是大家都一定曾經從各種傳媒得到印象，就是北極冰帽在不斷縮小，以致北極熊的生存也受到威脅，有北極熊餓死了，甚至有北極熊被餓極的同類吃掉。

可是對比一下美國太空總署去年八月與今年八月的衛星圖片可以看到，北極今年的冰封面積擴大了六成，擴大面積數以百萬計平方公里計算。

二零一二年八月的北極冰情

這樣與「全球暖化」預測相違的消息，鮮有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中出現。三十餘年來，傳媒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全球暖化」警告者的角色，接受了溫室氣體效應的理論，不斷發出警報。只要發生與氣候有關的災害，報道自然會歸咎於「全球暖化」。

二零一三年八月，浮冰面積擴大六成

傳媒之所以一邊倒地相信溫室效應、「全球暖化」預測，我相信，是這有利於傳媒加強自覺的「監察」角色，讓它們覺得對企業、政府的監察有「科學」根據。

發出最強烈警號的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它多年來的報告一個比一個嚇人，可是也一個比一個具有爭議性。即將在十月發表的第五份報告可能是最具爭議性的。還未發表，有關人員已先行自我「引爆」，承認電腦模型的預測「可能有些誇大」了：上一份報告(二零零七年)作出的38項重大預測中，竟有36項落空；計算一九五一年以來的升溫，每十年升高攝氏0.2度其實只升了0.12度。

歷史證明──而不是預測──地球氣溫不斷有波動，存在冷暖變化的周期。最近的一個寒冷期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那時，不少氣候專家發出過進入小冰河期的警告。這寒冷期結束後不久，「全球暖化」的警告就出現了。

IPCC的新報告據說會有「轉舦」(轉向)，發出暖化停止而轉向冷化的預測。

美國研究海洋長周期氣溫變化的專家 Judith Curry 教授認為這很可能，世界可能在走向一個類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顯偏冷期。威斯康辛大學的 Anastasios Tsonis 教授更說：「我們已在轉冷趨向當中，這可能持續最少15年。八九十年代的溫暖期無疑結束了。」

有報道說，IPCC的即將發表的報告可能是它的最後一份報告。

歷史給它的評價可能是：「作大無壞」的典範。
**
舊文重溫：對地球氣溫上升的疑問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9/12/blog-post_08.html
舊文重溫：全球暖化?冰河期來了！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0/01/blog-post_12.html

「作大無壞」蔚然成風

最近聽到一句四字「金句」：作大無壞。這是香港粵語的新成語，意思是「誇大沒有什麼不好」。這話可能在坊間流行一時了，只是我孤陋寡聞，到如今才知道。四字中，前兩字與後兩字同調同韻，很有音樂感，我聽到不禁會心而笑。笑的當然不只是音韻之協諧，而是它簡潔地針砭了香港時下的浮誇風氣。

這風氣不自今日始而於今為烈，而且成了波及海外華人社會、神州大陸的歪風。

這種誇大其辭的風氣，不能說由香港是始作俑者，而是商業社會中自然而然產生的現象。社會中的經濟自由度越高、越放任、越不受約束，這樣的誇張失實就越厲害。香港號稱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種由競爭激化的誇張失實自然嚴重，以至由商業廣告蔓延到其他領域。

在文學上，誇張是可以接受的，誇張有發人深思的功用，讓人在錯愕中有所醒悟。社會上過去一些誇大的稱謂，則是對一些有特殊成就和貢獻者的肯定，例於民國時代出現過不少「大王」，如「鋼鐵大王」、「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棉紗大王」等等。這顛覆了中國戲曲、舊小說中匪幫首領的「山大王」負面形象。

在經濟領域誇大其辭而蔚然成風，香港則可以說作出重大「貢獻」。這是隨着香港經濟在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出現的，首先起飛的房地產作了表率，不知由誰帶頭把不大的樓盤、商場自稱作「廣場」之後，連小小的店鋪也「廣場」、「中心」成風了。補習社則紛紛升格為「學院」。

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對香港的「廣場」莫名其妙；在大陸人心目中，天安門之前那麼大面積的城市空間才配稱作廣場。可是過了不久，資本主義作風在大陸開花結果，大陸的港式廣場就比香港還多了。大陸同胞眼中有「天下」，誇張起來更失實。如今在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如果看不到一個號稱「天下第一」、「神州第一」以至「世界第一」的招牌，會叫人奇怪。

在大陸，「文革」是人們口氣最大的年代，人們不但動輙以全世界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遣詞用字也務必求大，如「炮轟」、「狠批」、「掃盡」，「打倒」之餘還要「踏上一腳」。香港報紙把很多這樣的字眼繼承過來了。看起來夠「大」的詞，如「打造」(比「建設」大)、「機遇」(比「機會」大)之類，也受歡迎。自己炮製的「大詞」更多，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原來的詞上加上「極」、「超」、「爆」、「豪」、「世界級」等前綴，甚至連用成「超極」等等。濫用下，乳臭未乾小兒也懂得用上「超」了，如「超臭」、「超開心」。

香港傳媒是「作大無壞」作風的表表者。普遍的作風是，面對一宗事件，先選定一個合自己口味而又認為可以譁眾取寵的角度，集中火力炮製，圖文並茂，攻其一點，以偏概全，不及其餘。於是路人甲的意見，概括成「市民認為」；個別學者的意見概括為「學者認為」；個別網民的意見概括為「網民認為」。

傳媒人愛自稱為「專業人士」。對比醫生、律師等可以看到，真正的專業人士絕對容不得「作大無壞」。

天半輪，地半輪，心上一輪

昨天吃過晚飯，才想起維園的花燈布置該大致停妥了，好趕及明天晚上向公眾開放。於是趁着人潮未至，先去拍拍照。

最矚目的自然是那利用廢棄水樽製作的月亮燈，它的造型簡單，是個半球型，安置在臨時搭建的水池中央，晚上與燈光配合，可合成如真如幻的「一輪明月」。燈光、音響的調試工程還在進行，不能靠近水池，要拍完整那完整的「一輪明月」是不行了。盡量攀高，才可拍到一些效果。

傍晚時，下過一場小雨，雲量很多。流雲接着飛散，天上半輪月亮時隐時現。半輪天上，半輪地面，讓人想起馬師曾在《搜書院》中飾演謝寶的〈一輪明月照海南〉唱的：「你看見是半邊明月，我看見也是半邊明月，合起來豈不是一輪明月呀！」

「半邊明月」升得早，很快就過了中天，偏西而去。這提供了較佳的拍攝角度，可以同時拍攝到月亮燈、倒影和銅鑼灣的燈光。即使拍天上、地上的月亮，效果也不錯，有天際的奇詭、虛幻感覺。以大坑山上的萬家燈火作背景，把月亮燈的一角安置在前面，也有點奇特，月亮燈如 UFO 登臨。

要拍維園花燈，宜早不宜遲也。

「小白免慢走……

……此路不通，我撞昏了！」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iPhone 與馬桶

iPhone 與馬桶，哪個較有用?

手機市場競爭激烈，世界各大手機企業之間的爭鬥，如戰國群雄逐鹿，波詭雲譎，時有峰迴路轉的劇變。近日出現微軟對諾基亞的吞併之後，蘋果又推出新的iPhone 5s 而招來劣評如潮，以致股價下跌。蘋果在新「教主」領航下，似駛入了陰晴未卜的新水域。這是否意味着風騷一時的 iPhone 將刮起「哀風」，以致智能手機市場會再次大洗牌?

我作為旁觀者，真為高科技主導下的企業難過。iPhone 5s 相信仍是同類產品中的佼佼者，它之招來劣評不是功能怎麼差勁，而只不過是欠「驚喜」而已。清費者看來就像寵壞了的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玩之餘，要的東西不要求怎麼有用，而只要新鮮、新奇，即所謂有創意、有新意。

如今，創新、創意(即innovation)常掛在人們嘴邊，從個人、企業到政府，都對之不敢稍忘。能不能有所創新，已成個個人、企業以至政府是否有所成就的指標。這潮流的準確源頭難以確定，而大概為時不太長，是戰後消費熱潮極大興起之後才出現的。歐美首先出現了以消費帶動的經濟，歐美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必須讓消費不斷增長，不斷有新產品刺激消費者的胃口。胃口是誘導、培育而成的，靠的是宣傳、「教育」，簡單地講就是「洗腦」。「洗腦」的手法都非常高明，讓消費者甘之如飴。在這過程中，創新、有創意、innovative 這樣的字眼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

什麼是innovation?據維京字典，是「任何領域某些原創的、新穎、重要而能夠打進〔或立足於〕市場或社會的東西」。其中的關鍵詞是「市場」，即有商業價值。它重於應用，從而有別於發明(invention)，即理論、意念上的創建。先有了發明，才有應用上的種種創新、創意產品。

還有一個 i 字頭的字是 improvement，即改善、改進。這又比 innovation 次一級。

iPhone 5s 之所以滿足不了消費者的胃口，大概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它不過是原來產品的improvement 產品，而不是 innovation 的產品，當然更談不上 invention 了。

這究竟是消費者的胃口在久經「訓練」之下變得太大了?還是創新、創意出現了「疲乏症」?這「疲乏症」的出現，不是針對蘋果而言，而是就整個人類社會而言。

近幾十年裡，富裕國家、新興國家的物質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的新產品層出不窮，IT技術應用上的突破發生後，變化更大。可是西方一些學者從更大的時間尺度，即自十九世紀以來的變化中發現，新發明給人類社會帶來變革遠不如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大。

今年年初，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刊登了一個名為「創新大辯論」(The Great Innovation Debate)的專輯，內容十分豐富。有關的社論指出，那時發明的汽車、飛機、電話、無線電台、抗生素等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封面很有趣，羅丹的「沉思者」想：「我們還能發明這樣有用的東西嗎?」指的是他屁股下坐着的馬桶。上述社論指出：馬桶線條簡潔、不言自明的使用界面，改進了數以十億計人們的生活，而近來沒有誰的發明有它一半的有用。

對於我來說，馬桶天天親近，比iPhone 之有用何多只一倍?
**
對創新的質疑：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12/blog-post_5.html

筆離筆棄：從兩個簽名說起

「筆離筆棄」的世界

最近看到兩位人士的簽名。兩位都是高階人士，即有高學歷，而且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兩人的簽名給我截然不同的印象，一可曰優，一可稱劣，都讓我有點驚訝。

一位是高官，我是從報紙上看到他的簽名的。簽名不是那種「鬼畫符」似的「藝術式簽名」，而是以行畫體清晰寫就，三個字都布置得比例恰可，端莊而帶點秀氣。在香港一般人的書寫中，這頗難得，所以看到有點眼前一亮的感覺。

另一位的社會地位遠沒有前一位的高，不過也並非泛泛之輩，而是某外資國際銀行的「副總裁」。我知道金融行業裡這樣的職稱可能有欺騙性，但從他並非本地人而是來自上海推想，他該是輸入的「優才」；論學業成績、學歷該屬尖子，大概是「海歸」。可是一看他的簽名，嚇了一跳。三個字也是正正經經寫下的，可是絕對像出自小學生──而且是讀書不用功的小學生──之手。

兩人的年齡不一樣，前者該已過花甲之年，而後者不到三十，兩者正好分屬兩代人。兩人寫字的水平大概也正好是兩代人之間的分野。

我不知道那位高官是不是特別愛好書法、閒來會練練字。從他的簽名來看，他的字比一般人出色，可是在他那一輩人當中，該不算太突出，而屬於稍優於應有水平。那時的讀書人，特別是讀中文學校或中文系的，寫的字不會差到哪裡去。那時有書法堂，老師的板書(黑板字)出色，而學生每天都要看着黑板抄寫大量筆記，字的功夫在不知不覺當中就練出來。假如個人在書法上特別敏感和有要求，經過多觀察、多練習，字就會寫得不錯。畢竟，練筆的機會很多。

那位「優才」屬八十後，讀書的環境完全不同了，到他成長的關鍵階段，世界開始電腦化，書寫習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我的印象中，大陸學生寫的字無論如何比香港的好，那位「優才」卻徹底摧毀了我這個觀念。原來，大陸學生和年輕一代都已「筆離筆棄」了。大陸傳媒最近為此提供了佐證。

大陸最近有兩個電視節目很受歡迎，都把默書變成娛樂，參加者要正確書寫出漢字，才能過關，不少人因而大出洋相。這引起了「原來我們對漢字這麼陌生」的慨歎。《新京報》就此調查人們寫字的情況，發現47.9%的受訪者說「經常寫」，42.7%「偶爾寫」，還有9.0%「很長時間沒有寫了」。寫字最多用來幹什麼呢？，排列前三位的是「填表格」、寫「會議記錄」和「簽名」。

那麼，有多少人會用筆來寫信呢？42.4%的受訪者表示「偶爾還寫」，42.0%「完全不寫了」，15.6%「經常寫」──其中，五十後的比例最高。還有人動筆寫文章嗎？64.9%說「有，很少」，12.4%「沒有」，選擇「有，很多」的有19.1%。

受訪者中，八十後、九十後剛好佔三分之二。

這樣的調查結果，比我想像的好了，居然有近兩成人「很多」動筆寫文章！說來慚愧，這裡雖以「筆下留情」為名，坦白說，沒有一篇文章是用筆寫成的。不久前在辦公室扔掉一枝用乾了墨的原珠筆，那該是十餘年前轉換到這崗位時開始使用的，這枝筆使用的機會有多大可想而知。

日前看到有人提倡，每天都拿起筆來寫寫字。提議很好，但能做到的有幾人?現在，原來簽名也可以用電腦解決呢。

**

《新京報》關於用筆書寫的調查：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guoqing.china.com.cn/2013-08/31/content_29883571.htm

宜建六合觀，難免萬古愁

約一年前，香港的饒宗頤教授以西泠印社社長(自啟功二零零五年去世，西泠印社社長一職空缺六年有餘。直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西泠印社理事會推舉饒宗頤為第七任社長。)的身份訪問了杭州西泠印社，為印社寫下「播芳六合」四個字，並解釋說，「六合」是為天地，就是世界，期望西泠印社的精神，就像花兒的芬芳一樣，會散播到世界各地。

有朋友讀了昨天這裡的〈樹木，森林，六合觀〉後寄言，有感於「六合」之說玄之又玄。「六合」其實不玄，就是天地，就是世界，就是空間。

饒宗頤做學問，十分注重空間。他在《文學與神明》一書中說：「時間與空間不能分割。一般來講政治文化史只注重時間的演變，忽略空間，這是個缺陷。」想想以前在學校是怎樣讀歷史的，就很明白這段話。那時的歷史教科書都是沿着一條縱線鋪排的，而且「中史」就是「中史」，「西史」就是「西史」，涇渭分明，互不干涉，沒有東南西北的比較。

饒宗頤又說：「空間是什麼?是東西南北四方，還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許多人知道前面，不知道後面；看到四方，忘記天地。我的認識論是，站在高山上，從高處往下看。」他認為，從高處往下看，視野就擴大了；否則只能微觀，看不到大問題。

所謂高山，其實是虛擬的，不存在於實際空間之中，而是胸廓中的一個視角、視點。從饒宗頤的研究學問的方法可以看到，空間與時間在他的心胸之中其實融匯如一，因為「貫通上下古今，貫通萬界萬物，才能大徹大悟」，「如果只有四方，沒有上下，落想就不高」。落想，即構思。所說的「上下」，既是空間概念，也是時間概念。「上下五千年」中的「上下」就不是空間概念。

可見，在饒宗頤的心胸中，六合「貫通上下古今，貫通萬界萬物」，既含空間，亦含時間。這有別於古籍中的概念。《史記．秦始皇本紀》言：「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李白《古風》詩云：「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海內南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都是只就空間而言。

在中國古代，時與空總是相提並論的，不即不離。六合也泛指天下或宇宙，而宇宙，更是時空並重的概念了。據《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面對天地、蒼穹，中國古代騷人墨客都易生慨歎，從空間的浩茫，思念到流光之易逝。面對天地與江流，孔子有「逝者如斯夫」的興歎，陳子昂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悲痛，蘇東坡有「物與我皆無盡也」的瀟灑，李白則有面對「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狂歌。

其中，李白六合之下狂歌的感情最複雜。《將進酒》一詩無疑與李白的很多詩作一樣豪放狂傲，可是細讀會感到，這不過是對詩人容身六合之內的孤獨與人生際遇的失望的掩飾。中段的「人生得意須盡歡」、「會須一飲三百杯」等等恣肆都是表面的，重要的是一頭一尾：對黃河之水奔流到海不復回，對高堂明鏡朝如青絲暮成雪的傷痛，和最後「與爾同銷萬古愁」的呼喚。全詩結束處，是一個「愁」字。

六合觀，宜建；萬古愁，總難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