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佳英語 vs 雙語

今天，要學好英語大有理由。朋友傳來的一篇英國《金融時報》文章，用「英語人」的傲慢語氣再次強調，如今要在國際上出人頭地，能說一口出色的英語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可是得補充一點：能在英語之外多掌握另一種或多種語言更好。這不僅是為了要在國際上出人頭地，而是有益於你的腦袋──對抗老人痴呆(政治正確的名稱是腦退症)。

《金融時報》的文章題為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speaks…(她的言外之音……)。這個「她」是剛獲推選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的法國女外長拉加德，而「言外之音」在這裡另有所指，不是說她在暗示什麼，而是文章作者從她講話中的一點領略，這並非來自她講話的內容，而是來自她講話的語言──perfect English (極好的英語)，「簡單來說，她說話像美國人一樣」。

相對於「極好的英語」的，是所謂「全球英語」(Globish)，一種被英語國家的人視為不純正、不標準的次等英語，用上文作者的話說，是簡化、沉悶、詞匯少、欠習語，「你一說Globish ，其他人會覺為你的智商低了大約30點。」從一般人的100下降到70，那就稱上「蠢」了。你只能說Globish 的話，成就頂多限於某個範圍，如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只能管治法國，「那是極限了」。

這等於說，只有能說「極好的英語」的人才能當世界、國際領袖。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無法讓人服氣。在英語成為強勢語言的現實中，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難免有這樣的傲慢。他們不但看不起其他語言，甚至你懂其他語言，例如在美國的外來移民後裔，也讓人瞧不起。

在另一篇文章裡，有這樣的對話：

問：雙語化過去常常被視為負面的東西──起碼在美國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嗎?

答：直至六十年代，傳統智慧認為要掌握雙語是不利的，部分源自仇外。感謝科學，我們現在知道，這正好相反。

對話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和認知神經學者 Ellen Bialystock。Bialystock是多倫多約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研究雙語學習對人的影響凡40年，去年憑着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成就，贏得十萬美元的 Killlam 獎。她的最新發現，是經常使用雙語的人可以延緩腦退化。

她發現，人的腦袋裡有個「執行控制系統」，主要功能是讓人集中注意必要的事情，排除不必要的事情干擾。電腦運作越來越注重「多工作業」(multitasking)， 即同時執行多種任務，人的「執行控制系統」就是指揮「多工作業」的。雙語、多語鍜練有利加強「執行控制系統」，形成特定神經網絡。近年出現的神經造影技術證明，雙語、多語人處理非語言問題時，會通過這個網絡運用大腦裡的語言區，而單語人不會這樣。Bialystock說：「雙語、多語學習好像把整個大腦重新接線了。」讓單語、雙語人控制模擬駕駛器，再讓他們同時做別的事情，證明雙語人的「多工作業」能力較強。對400例老人痴呆病人的病史進行分析又發現，雙語病人的發病時間平均延遲五六年。

掌握強勢語言的人，會不屑學習「弱勢語言」。他們似乎佔了「政治」優勢，但最終的「失」可能大於「得」呢。香港提倡兩文三語，真好。至於能不能真正掌握，看你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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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 http://www.ft.com/cms/s/2/e3e18a60-9c71-11e0-a0c8-00144feabdc0.html#ixzz1Qj4PDB00
• http://www.nytimes.com/2011/05/31/science/31conversation.html?_r=1&scp=1&sq=The%20Bilingual%20Advantage&st=cse
•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1/01/globish.html
•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11.html

廚餘浪費何時了

英國反對食物浪費的海報：
「我們在英國買來的食物，最終有三分之一
扔掉。傷心吧?」

日前曾在這裡提到，公司茶水間貼出了矯情的告示，「溫馨提示」同事自行清理留在洗滌盆隔盆裡的殘羹剩飯。三個星期了，情況如何?──沒有一點改善。

每次義務清理隔盆上可以吃上滿滿一口的剩飯，我都很窩火，實在不明白怎麼可以這樣浪費，且能大大咧咧地向「溫馨提示」示威──老子就愛這樣做，你管得了?作這樣示威的人不只一個呢，因為清理了不久，再去給杯子添水，又見到隔盆滿是殘留飯菜。

行為心理學家說得對，世上最難改變的是人的行為。你要改變自己的行為，可以；要改變別人的行為，難！大概正因為這樣，研究人的行為心理才可以成為專門學問吧。

人的行為習慣受到各種內外因素影響。就食物浪費而言，如果經歷過吃不飽的日子，或者曾經「汗滴禾下土」，應該很珍惜食物，特別是米飯。我對米飯的浪費特別敏感，尤其是對自己飯碗、餐盤裡的米飯，絕不容許有一粒一顆留下。我也捱過餓，知道一粥一飯來處不易。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自小受父母「恐嚇」：不把飯碗吃乾淨，將來會娶個「豆皮婆」(麻子女人)。現在的年輕人沒捱過餓，也不會受到這樣的「恐嚇」了，因為天花已消滅，根本就看不到「豆皮佬」、「豆皮婆」了，看不到天花在人臉上留下滿面綠豆大疤痕有多可怖。

社會富裕，可能是浪費的最大原因。以食物為例，浪費就非常驚人。美國每天的市區固體垃圾，35%是食物。其中一半直接倒到垃圾桶去，就這部分就一年形成300億美元的浪費；一年還要花10億美元搬運扔掉的食物。

在先富起來的中國城鎮，食物浪費同樣嚴重，如果光就餐館裡的浪費而言，可能在全世界稱冠。到過那裡的餐館用膳，一定對同胞們在餐桌上為講排場、面子而造成的虛耗印象深刻。

美國人的食物浪費嚴重，卻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好習慣。這股西風刮到香港多年了，大陸也開始受波及，越來越多人習慣「打包」了，不再覺得這丟臉。

但更廣泛地減少廚餘，仍然是重要課題。華人社會多節慶，而所有節慶都離不開大吃大喝大浪費，每年光是節慶製造的廚餘就非常可觀。以香港為例，最大的食物浪費是節慶特定食物如年糕、粽子、月餅等。有環保團體調查後推算，二零零八年丟棄的月餅可能有280萬個，中秋節燒烤活動中丟棄或浪費的食物，可讓一個三人家庭吃82年。

要解決大量廚餘的問題，除了靠教育，還要靠科學手段。不久前，認識了一位美籍華人，他正回來為他的公司花幾年時間開發成功的廚餘處理機開闢市場。機器可以把丟進去的廚餘變成有機肥，大小已縮到洗衣機一般，可以供家居採用。大型的，可在屋苑公用。製成的有機肥，可由公司回收。他的目標是打進大陸市場，已到了一些城市，游說由政府花錢購買，提供給餐館使用。政府因而省了與處理廚餘有關的各項開支，還可以從得到的有機肥掙得收入。

他的生意不知道怎樣了?我衷心希望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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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1_06_09_archive.html

學好中文之難與易

上一篇文章招來三位網友留言，從不同角度談到中文學習的問題。在社會上普遍覺得中文不受重視的時候，這小小的反應又折射出，中文在香港還是有人看重的。

語言是為了溝通而出現，如果沒有溝通的需要，一定不會產生語言。不但是人，其他生物，為了生存、繁衍而需要溝通，也會產生出自己的「語言」來。人更進步的是，除了發聲的語言，還有不發聲的文字，使溝通更有效率。

隨着科技高速發展，人的溝通日益方便了。近年科技發展最突飛猛進的，正是通訊科技。在這發展中，文字的地位卻顯然下降，聲音、圖像發揮了更大功效。文字需要使用的時候，往往被壓縮到最低限度，成為短訊、微博。像這裡寫的「千字文」，已一再被朋友投訴說太長了，傷神花眼力(也不便在辦公室「偷雞」打開來看)。

可能是個人習慣吧，下筆一鋪開就難以收拾，不易立即把思路收回來(短文其實有難寫之處，要開門見山，容不得起承轉合)。不容否認的是，文字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和魅力，不是其他溝通方法可以代替的，尤其是在刺激讀者的聯想能力方面。以前讀小說，對插圖總是又愛又恨。愛是因為也喜愛繪畫，恨是因為它窒息了想像空間。你說，畫出來的黃蓉、小龍女的容貌丰神，怎麼可能及得上你腦海中的朦朧幻像?

不過我認為，文字的地位永遠不會被取代。人的最大能耐是思維能力，人雖然有形象思維，在藝術創作上，這有時還佔主要地位；可是思維最大的功效是在思辨上，這得靠語言，而文字是精純化的語言。事物總是循環發展的。如今，文字好像不吃香了，人們不以寫出好文字、文章為貴。但到了將來某個階段，情況可能逆轉。這樣的逆轉，仔細想想就會發覺並不陌生，生活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不乏這樣的例子。

日前偶然讀到林燕妮一段文字，說到與一位定居海外的兒時好友約定，要定時通訊，不用電話、電郵，而是寫信，而且不得用英文，要一筆一劃地用中文魚雁往還。你想想，若有知己千里迢迢寫來這樣一封信，捧在手上，如親手澤，會是怎麼個感受?這就是對文字渴求的逆轉。

至於怎樣才能學好中文，我覺得首要是多看。但只看不寫不成，誰都知道吃遍天下的美食家不一定就是廚藝高手。寫了，反複看，反複改，當有進步。若能有人指點、修改，就最好了。若在傳媒機構做事，遇上個好編輯，就是萬幸。不過從閱報可以知道，如今這太難了。今天讀到這樣一個標題：夫電鑽傷背 妻被捕。你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嗎?你的文章絕對無法經過這樣的編輯之手而更上層樓。

一位朋友在某大文化機構工作，每年都要給新同事開中文寫作班。他最初很認真地講講寫作之道，後來改用了最「笨」的方法，就是讓同事交來作文，逐篇修改，然後講解。因為他相信這些同事從讀書到就業，從來沒有人這樣給他們改寫作文，並且得到提點。老師、編輯都是改改錯別字就算了。我就見過對記者的稿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動一下的編輯。

我問朋友作用大嗎?他說不知道，反正你絕對無法用幾個小時的課，讓自小就讀寫中文而寫不出樣像文章的人，一下子妙筆生花。

不過話得說過來，對喜歡寫作的人，現在的條件比以前優越得多了，可以參考、學習的材料比比皆是，而且就在指邊，唾手可得，就看你肯不肯花時間去用功。廣義地說，中文是我們的母語，很多知識不必刻意去學就懂了，要學好它總不會比學一門外語難。至於要寫出好文章，卻不是「中文好」便可以了的，因為「功夫在詩外」呢。

兩個學中文的小故事

「生死有命富貴由天」

有同事給我講了一個朋友的孩子的小故事：朋友的孩子自小在家庭培栽下，英語很好，在幼兒園就用英文寫作句子和短文了。小孩不負父母期望，考進了九龍一所老牌名校小學──當然是英文學校。可是這孩子竟然無法升上二年班，要留班了，原因是中文不合格。

在香港，留班很「難得」。在官校或受政府補助的學校，你留班了，就意味着要政府多花一年的資助經費，學校要為此做很多必要的解釋，因而極不願意讓學生留班。那小孩讀的應是私校，情況或有不同，但能入讀這學校的，都千挑百選，家庭背景優秀，家長對子女學業多會嚴格督促。要留班，同樣「難得」。

怎麼可能是一年級的中文不合格?如果家長和孩子屬於少數族裔，沒有學習中文的環境，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同事的朋友是中國人。你只能認為，家長和孩子從來就不重視中文，以為中文無足輕重；孩子讀的是素來以英文出色著稱的英式傳統名校後，可能更認為只要讀好英文就萬事大吉了?

他們的印象錯了。我一些朋友是這所名校畢業的，中文很好，也熱愛中國文化。如今大氣候不同了，這所英式名校應當知道中文對學生未來的重要性，可能比以前更加重視中文教育。

在英文已成為實際的世界語的今天，學好英文無疑是重要的，甚至比以前更重要，可是香港很多人看不到中文的重要性。這可能與身在香港有關。在這裡，你會自覺中文可以應付了，看中文報紙雜誌沒有問題，看電視沒有問題，與人溝通也沒有問題，中文──儘管是廣東話──足夠所需。於是，沒有學好中文的動力。

倒是外國的環境可能形成推動力。不久前知道，美國一位親戚在讀大學的孩子，突然發奮學起中國文化來了。原因很簡單，老師不斷告誡他們，未來的最大市場在中國，一定要對中國多了解。只要你有志氣，你一定會嚮往最光明的目標，你就有動力向目標奔去。

也常常聽到有人抱怨，學中文太難了，對用廣東話做母語的香港人尤其是這樣。我對這很不理解，也從來不覺得這是什麼問題，廣東話從來不構成學習中文的困難。大概是，從學習中國語文開始，就知道學的是書面語文，從來沒有同口頭的廣東話相混。雖然從理論上說，廣東話與標準漢語有不少分別，有相當大的語法差異，字詞差異更大。可是兩者的同遠遠大於異，如果自少就學習，養成閱讀習慣，應該完全沒有困難。這主要靠家長、學校的引導，還有學生自己的興趣。

昨天聽到家人說了另一個小故事。家人在巴士上見到一名看來不到十歲的小朋友在津津有味地閱讀一本從公立圖書館借來的書。這樣愛閱讀的小朋友很罕見，一瞄他的書，書名是《走進歷史看世界──政治與戰爭》。家人更好奇了，就逗小朋友談話。那胖小子也愛說話，自言九歲，讀三年級。怎麼愛讀這樣的書?是老師要看的嗎?不是，是興趣。他又主動介紹書的內容說，唯一一場不流血的戰爭發生在英國(相信是指一六八八年詹姆斯二世與各方為敵之爭，因為戰鬥「未發生即結束」而稱為「不流血的戰爭」，也稱「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書中說到的最近戰爭是兩伊戰爭，還有「九一一」事件。有小朋友也愛讀這樣的書嗎?沒有。能與誰討論?只有媽媽。

這小子將來的中文水平一定不錯，而且會有比同齡人廣闊得多的視野。如果他在九歲這個年紀就定下以研究歷史、或者戰爭史為志向，將來必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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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15.html
•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30.html
•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_24.html
•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_15.html

全球反毒「徹底失敗」之後

美國一齣質疑「反毒」紀錄片
的海報

單看那篇發表在《紐約時報》上文章的題目，你可能有點愕然：「停止全球性的反毒戰(Call Off the Global Drug War)。」這是毒販的聲音?還是表示向毒販投降?

再看作者的名字，你可能要再思考了，文章的署名是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

卡特是一位運蹇的總統，只當了一任總統就在一九八零年下台了。下台之前，伊朗反對巴列維王朝的原教旨主義革命有意跟他過不去，挾持美國大使館人員；卡特兵行險着，在大選之前派出特工隊前往營救，卻又以機毀人亡告終。這注定了他連任失敗，結果被列根逐出了白宮。

卡特是種花生出身的，有着農人的務實和質樸，下台後一直默默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進行他實而不華的和平事業。這為他贏得了二零零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他在任時就很關注吸毒問題，一九七七年上台不久，就向國會提出寬鬆的毒品新政策，認為應該對藏有不足一安士大麻的行為非刑事化，不要一發現年輕人吸毒就抓進監獄去，他們對社會其實沒有多大威脅；他認為毒品政策該重於加強對毒癮者的治療。這個政策可以用一句去概括，就是：對藏毒者的懲處，不該大過毒品對藏毒者的危害。

那時正值嬉皮士的「花兒一代」 意氣風發，卡特的寬鬆主張得到廣泛認同。可是待保守主義的列根上台，這政策就推翻了。

卡特舊事重提，是因為國際性的「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六月初發表了一個報告，對毒品問題有了新取態。這個委員會有不少有分量而對毒品政策有豐富經驗的人士，例如有哥倫比亞、墨西哥、巴西、希臘、瑞士的前總統、總理，還有美國前國務卿、聯儲局主席等。委員會的一個目的，是檢討人們一直認同而且認為有效的「向毒品宣戰」取向，檢討這個政策的實際成效。委員會現在說，越來越多人認為「向毒品宣戰」的取向失敗了；根除毒品生產並把吸毒刑事化沒有減少販毒和吸毒；在很多國家，禁毒反而衍生了貪污、暴力和違反人權，帶來比毒品更大的傷害。

報告認為目前全世界打擊毒品的努力「徹底失敗」。試看以下數據：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鴉片劑(opiate)消耗增加34.8%，可卡因增加27%，大麻增加8.5%。報告建議，對那些吸毒而對社會沒有傷害的人，以治療代替監禁；國際間的努力要集中去對付那些暴力刑事犯罪集團。

卡特認為美國沒有必要那麼那大張旗鼓反吸毒。他指出，他一九八零年底卸任時，美國有在囚犯人50萬；到二零零九年，數字上升到230萬。如果把假釋和緩刑也計算在內，數字更達720萬，相當於美國成年人口的3%以上。這也就是說，每十萬名美國人當中，有743人被關在監獄裡。這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例，是歐洲的七倍。被投獄的「新鮮人」當中，四分之三與暴力罪行無關。「向毒品宣戰」是造成監獄「爆棚」的單一最大成因。

卡特認為，過分倚賴嚴刑竣法對付毒品，不但摧毀了數以百萬計年輕人的前途，破壞了他們的家庭，並且使地方財政不勝負荷。加州是全美國最富裕的州，可是財政上近年千瘡百孔。卸任不久的加州前州長舒華辛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曾指出，一九八零年，加州高等教育經費佔財政預算的一成，監獄花費佔3%；到二零一零年，高等教育經費下降至7.5%，而監獄花的錢差不多佔11%。

毒品的確對人有害，特別是對青少年。在考慮如何保護青少年的同時，卻要看到，已有不少國家改變對毒品一律嚴刑竣法的態度，並且取得值得正視的成效。現在「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的態度也改變了，香港、大陸是否也應有所檢討?

附記：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六月二十八日刊登「禁毒之戰可休矣」一文，報道了「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的報告。文章指出：「全球幾十年來在美國要求下推行的(反毒)政策是一場災難。」鏈接如下：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3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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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 http://www.globalcommissionondrugs.org/

辛康納利目中無「蘋果」

對於辛康納利(Sean Connery)的形象，你最深刻的是哪一個?是年輕時的輕佻俊朗的「正牌占士邦」，還是晚年留着鬍子的成熟男子漢?

我的選擇是後者。

電影明星，不論是男是女，很多在風華正茂的日子裡風光若干年就息影了，因為年輕貌美的本錢已耗盡。有些沉寂一段日子後復出，會讓人有不忍卒睹的慨嘆，男女都不乏這樣的例子。有些則雖然體態樣貌都凋殘了，可是演技爐火純清，仍能再登演藝高峰。

辛康納利卻很獨特。六七十年代，他三四十歲，可說紅遍世界，他幾乎只做一個角色──占士邦。後來年紀大了，做不了永遠不老、永遠有美女投懷送抱、永遠打不死的占士邦，他退位讓賢了。後來在八十年代也拍過一些非占士邦片，但遠不如做占士邦討好。

九十年代，他六十歲了，卻迎來了演藝事業上的巔峰。這時的辛康納利與占士邦時代的他，外形上變化不小，卻是更有吸引力了。我是到這時，才驚覺這個「占士邦」有非凡魅力的。六十幾歲，香港傳媒會稱之為「花甲老翁」了，而他竟然在全世界使那麼多男女影迷傾倒，真難相信，算得上是奇跡。看過《石破天驚》(The Rock 〔1996〕) 、《偷天陷阱》(Entrapment 〔1999〕)等片，應可相信此說不假。

忽然說起辛康納利來，是因為一位朋友傳來了辛康納利的一封短信，附言說，這才叫「霸氣」。這是就辛康納利在信中的口氣而言的。

這是什麼信?打開掃描的信件一看，原來是寫給蘋果電腦大名頂頂的總裁史提芬．喬布斯(Stephen Jobs) 的。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那正是辛康納利晚年大紅大紫的時候。短信的前因後果似乎是這樣的：喬布斯親自出馬，一再邀請辛康納利給蘋果拍廣告，誰料辛康納利一再拒絕，最後還寫了這封連四字詞也出動了的信以「明志」。信不長，試翻譯如下：

喬布斯先生:


我要把話再說一遍。你懂英文的，對吧?我不會向蘋果或其他公司出賣自己的靈魂。我沒有興趣如你所說的去「改變世界」。你沒有任何我需要或想要的東西。你是個電腦推銷員，而我是他媽的占士邦！


我想不到其他更快摧毀我事業的方法了，最快就是拍一個你的粗劣廣告。請不要再聯絡我。


祝好


辛康納利

這個「占士邦」真有個性！多少人一旦「名成」了，要「利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在市場經濟的商業社會中，商人借你的名聲樣貌去賣廣告，你借出了名聲樣貌換來金錢，是公平交易，兩不虧欠。可是在這交易中另一個重要角色──消費者──沒有在這裡出現。

自從發生了三聚氰氨等毒害消費者的事件後，一度有受害者要把賣廣告的明星也推上被告席，要索取賠償。賣廣告的明星自然覺得冤枉：誰弄得明白產品背後的複雜「故事」?

辛康納利與這些明星有什麼分別?
──你認為賣廣告出賣的不過是名聲樣貌，他認為出賣的是靈魂。

中國這本書更難明

英國《金融時報》漫畫

朋友傳來一篇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文章，題目是「英國hi-fi專家Audio Partnership從中國馱回了技術革命」。文章有點舊，其實是二零一零年八月發表的了。文章不妨連同英國《金融時報》月初一篇文章一起看，那篇文章的標目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

兩篇文章說的都是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震盪，一個是具體例子，一個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的報告，還有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的預測。

Audio Partnership是英國的老牌音響公司，生產Cambridge Audio 等牌子音響設備，一九九二年就到中國投資，在廣東有12個生產點。二零零七年全球經濟收縮時，它的Cambridge Audio出口仍有三成增長。他的負責人Letheren到青島一轉，特別是訪問了海爾(Haier)和海信(Hisense)這兩家中國大型家電企業之後，大為震驚，因為發現當英國人還在擺弄CD機、iPod和家庭影院的時候，這兩家公司生產的家電已遠遠超前，是智能家居裡網絡化的電器，例如無線3D電視、有上網功能的電腦化雪櫃、可以在浴室回收蒸氣中熱能的PowerPad等等，當然還有接通全屋的微型音響系統。Letheren 於是想到要把這些新穎的電器帶到英國未來的家庭裡去。

他還發覺，以前產品設計都是英國的，中國只管生產；現在，他要到中國招聘設計人才了，第一是人才多，第二是未來市場就在中國，外國人難以充分了解中國市場需要。倫敦過去在設計上的優勢已逐漸減退。

《金融時報》的文章則是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久前的報告談起的，報告預測，中國將在五年內即二零一六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這個預測有一定爭議性，因為它根據中美兩國貨幣在國內的購買力進行了調整，即考慮到購買力平價(PPP)因素。美元下跌而人民幣持續升值，中國人拿人民幣的購買力自然加強了。一些人認為，IMF的數據人為地放大了中國經濟的規模。

可是，文章指出，即使使用實際匯率計算，美國的一哥地位也頂多多維持四年，因為據《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去年聖誕節前夕所作的預測，中國可在二零一九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在某程度上說，這屬於數字遊戲。中國就算在經濟總量上蓋過了美國，論經濟、政治、軍事、科研、教育等各方面實力，中國仍然落後很多。計算到人均產值，美國人更比中國人富十倍。中國仍有數以億計貧困人口。

儘管這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口，即沿海第一二線城市人口，也數以億計，規模及得上日本，幾年後也會趕上歐美。文章作者因而提到，一位巴西高級外交官員坦率對他說，遙遠的中國對巴西現在比美國更重要。巴西新任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首次對外訪問因而不去華盛頓，而去北京。

前新加坡外交部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說得更形象化：亞洲人「知道一千年後中國仍然會在亞洲，但我們不知道美國一百年後是否還在那兒」。

中國的高速發展會不會遇上危機?誰都不排除這個可能。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中國經濟會崩潰的警告歷年都有，但都落空了，而這些警告往往是很熟悉中國情況的人發出的。

所以，《金融時報》文章的作者說得對：中國是個奇怪的超級大國。

如果說「香港是本難讀得明白的書」，中國這本書就更難了，而且大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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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998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china-business/7956963/UK-hi-fi-specialist-Audio-Partnership-piggybacks-China-tech-revolut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