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瓜是食物，香港街市偶爾可以見到。葫蘆曬乾後，瓜殼木化，有各種用途。道家中人認為葫蘆可以聚氣，因此用來裝丹。葫蘆之後發展為法器，成為風水用品。香港在賣香燭的店鋪因而可以買到。昨天在太原街走過，看到攤檔的葫蘆小的賣十元，大的十五元。
葫蘆又可以做樂器，如葫蘆笙、葫蘆絲。
葫蘆更大用途是用作容器。用來承水、承酒。葫蘆剖開是為「巹」，新婚夫婦合巹交杯，該用剖開的葫蘆做的杯。
我把長出了毛的葫蘆清擦一下，滴上幾滴也是附送的核桃油一打擦，本來暗啞的瓜皮頓時發出柔和的土黃光澤，天然純樸，讓人想到秋天，想到大地的豐收。放在案頭把玩了兩三天，就思忖，可以烙點什麼在上面。刻幾個字，有點單調，今天，動手了，烙上荷花，加上幾個字： 寧靜致遠，如荷是好。
所謂「天下武功，惟快不破」，要把病毒「清零」，必須強調快字訣，以快制快，「要比病毒跑得快」。這在以前是天方夜談，如今利用電子科技、大數據，卻真可以做到，可以把仍然懵然不知風險的「密接」者迅速隔離。但若把個人私隐置於公共利益之上，要快就難了。內地利用規模世界最大的網絡得出大數據，其分析技術已領先世界，加上公民的集體意識強烈，在與病毒鬥快中成效蜚然。可是面對能高速傳播的 Omicron 仍然不敢怠慢，例如要求在劃定區域範圍內的核酸檢測一律要在24小時之內完成。
武漢封城是全民禁足，如今的圍封強檢分區進行，並非一刀切，深圳剛完成的一星期全城強檢就是這樣。根據精準的流行病學調查，區域劃分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區域大小還會根據每一輪核酸檢測作動態調整，不斷調整劃定範圍。根據國家新版診療方案，新冠病人的出院標準和隨後隔離管理也調整了，把病人按照輕症、重症、高危分層，輕型、普通型也分層，輕症病人和無症狀的人隔離觀察，都講求精準。精準防控其實也是「智慧(型)抗疫」，它的基礎是高科技應用。
精準，是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大部分無感染人群的生活影響，不僅是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梁萬年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說，當前防控的每項措施都要特別強調要有溫度，要充分考慮到老百姓的感受，要理解老百姓的難處，要想方設法的為老百姓排憂解難，因為一些老百姓確實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嚴格來說，解決他們的一些相應困難，也是有效實行和落實防疫措施的基礎。
「冗餘」帶負面意義，在事事講求經濟效益的當下，「冗餘」極不可取。可是上海張文宏醫生在記者會上說，對未來抗疫「我們有三個武器：第一，疫苗充分的注射；第二，我們要有治療有效抗病毒藥物和其他藥物包括中醫藥等支撐；第三，有非常充足醫療冗餘度。」
分層救治、分層治療的目的之一，是為未來抗疫騰出空間，優化醫療資源，大量提升所需醫療資源的冗餘度。這要建基於科學預見，為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作好預案和資源儲備。目前，內地要求每省至少有兩三家方艙醫院；還沒建設，也要拿出建設方案，確保在需要時，兩天之內建成並且投入使用。目前全國已建成或在建的有33家，床位總計3.5萬張。
在第五波疫中，香港在這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可是到隔離設施陸續落成而沒有「爆棚」，又有輿論叫嚷浪費資源了。傷疤未好就已忘了痛。
據張文宏醫生說，最新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公布了一系列趨於寬鬆的調整後，他邀請了感染傳染病領域五六十位專家在網上進行了一次閉門大討論。他說：一般關起門來討論都是批評，但這次大家得出一個結論，「這次《診療方案》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科學、最好的」。
速度、精準度、溫度、冗餘度，其實就是張弛之道。
新冠疫先在武漢爆發，中國面對不知底蘊的兇惡歒人，找不到自衛武器，殺歒更談不上了。所幸是上下一心，以震驚世界的悲壯毅然封城，76天就「清零」。傲慢的歐美各國譏笑之為落後的亞洲人的病，對中國以至世衛的警告慢不經心，迅速被病毒攻陷，哀鴻遍野，傪不忍睹。滿血復活的中國反倒成為最大的抗疫物資供應商。這都是歷史了。
全世界受到四波疫情、多個變異病毒株衝擊之後，死了六百多萬人，今天已接種了110多億劑疫苗(每百人近140劑)，但全世界而言還在疫情中掙扎。形勢已是很不相同了。很多付出了沉重死亡代價的國家宣布與病毒共存，「躺平」了。中國則不忘初心，堅持動態清零，但面對內外疫情，防疫空前困難。這相當程度上關乎前階段的抗疫成果，由所創造的優勢在特定環境下形成 。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日前在北京的記者會上，就當前疫情之特殊性作了四點分析。
第一，當前西太平洋地區處於疫情高峰流行階段，中國在周邊國家及香港特區高位疫情影響下，外防輸入的壓力明顯加大。
第二，Omicron毒株傳播快、潛伏期短、隱性感染和輕症病例比例比較高，更難「早發現」疫情。
第三，一年前，每個人對新冠病毒都沒有免疫力，現在90%的人通過疫苗接種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免疫力，感染後的症狀就比較輕，或者根本沒有症狀；這本來是好事，但給及時控制疫情增加了難度。
第四，大量的無症狀感染者和特別輕症病例在疫情傳播擴散當中發揮非常重要作用。
在這樣的新疫情形勢下，政策不能不變。所有政策都有時效性，要與時俱進。從這角度來說，「朝令夕改」不一定是壞事；反而須及時更新認識，防止固步自封。
細讀上述記者會一萬四千字的答問全文，從多位國家級專家口中得到不少新知。
例如，內地的《全員核酸檢測的組織實施指南》最近出了第三修訂版，名字改為《區域核酸檢測的組織實施指南》，關鍵是把「全員」改為「區域」。「全員」就是香港稱的「全民」，一些不斷力挺的「強制性全民(核酸)檢測」與之有莫大關係。
醫政醫管局局長焦雅輝指出，之前「全員」(全民)容易讓大家誤解都是在全市範圍內搞大規模的檢測，大水漫灌；把它改成「區域」，更加突出強調科學和精準的劃定核酸檢測的範圍；「區域」要根據疫情防控的形勢合理劃定核酸檢測的範圍。《指南》又針對Omicron傳播快、隱匿性強的特點，要求在劃定區域範圍內的核酸檢測一律在24小時之內要完成。組織測檢的過程中，要求成立九個專班，在採樣、送樣、檢測、上報等各個環節更加精準有效匹配，對核酸能力、採樣人員如何配置，採樣點如何設置，在這些方面都作出了更加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力主立即「全民檢測」的人士，看來得加緊學習以跟上形勢。
昨天，農曆十五之夜，久違了的月亮，銀光盡灑。早上不到七時起來，月亮已在六時半左右西沉，看不到月沉西海。明天，月落稍遲，會較易見到，但也得早一些起來，天幕暗一些才好。
巡眺天空無所見之後，看看維港，才發覺中環海邊霧團積聚，如一卷棉被，一路伸展到九龍半島以西海面去。根據過去的經驗，平流霧多從東往西湧來，受到九龍半島的樓房阻擋，再湧到中環，那裡是港島一個海灣，沿岸高樓聳立，霧易聚難消。
會繼續有平流霧湧來嗎?
走上高一層的天台去，視野較闊，邊做運動邊守候。陽光出來了，受霧氣阻隔，荏荏弱弱。中環的霧氣仍眠在海面，濃淡變化不大。
回到家中，有點不甘心，因為近年已鮮見平流霧舞動維港的景色了。繼續走到陽台觀察，特別注意東面海面。
海面有些模糊起來了，來了嗎? 東海岸公園的防波堤漸漸隐沒，霧貼着海面湧進銅鑼灣避風塘了，一浪接一浪，洶湧澎湃。再走上天台，還沒拍幾張照片，維港兩岸就被吞沒了，只剩幾個大廈塔尖從霧海上冒出，接着就什麼都看不見了，渾然茫茫，只聽到海面上汽笛聲聲傳來。
朋友傳來差不多同時拍維港照片。從紅碪眺望港島，可見霧如長長乳白絲帶，繞着港島沿岸舞動，港上景物盡如仙山瓊閣。又有朋友傳來從上環俯瞰西九龍半島的景色，座座大樓，如挺立的巉岩，沐浴着朝陽，迎接着翻滾怒濤的考驗。
到電腦上整理好照片，再走出陽台張望，看有什麼變化，卻是已雲消霧散，兩岸煙霞淡淡，模模糊糊。
疫情也是這樣該多好。
 |
| 衝破霧瘴 |
我嘗試從 Our World in Data 網站了解一下，印象是 Omicron 的傳播由西向東，近來正肆虐亞太地區，美加、西歐則從高峰回落後，各國都在急於「回復常態」，但各國的情況差異很大。
我選擇了亞太部分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南韓、日本、新加坡、泰國、國來西亞、越南、印尼、菲律賓、澳洲、新西蘭)與美國、巴西、英國比較。數據選擇了確診數(每百萬人口的確診人數)和死亡數(每百萬人口死亡人數)。
網站的圖表有動畫呈現，顯示從二零二零年二月以來代表不同/地區的數據曲線的演變。可以見到，美英巴西的確診數一早就脫穎而出，勢不可當，情況一路到二零二二年一二月之交才發生明顯變化。亞太國家/地區的各條曲線才上揚起來。
即使這樣，累計的每百萬人確診數，英國仍以 286,095.04 人居先，次為美國的238,664.23人，接着是新加坡、澳洲等。香港的數據是76,213.19，這值得懷疑。據此乘以7.5(百萬)，總數竟比香港政府統計的25萬餘高一倍有多。
在顯示每百萬人口死亡數的圖表中，若看累計數據，巴西(3,057.94)、美國(2,900.03)、英國(2,386.41)遙遙領先。可是看七日滾動平均死亡人數(每百萬人數計算)，把日子撥到最近的三月十日，香港就「一枝獨秀」了。
事物都是利弊並存的，香港是世界最長夀的地區，與日本不相伯仲，可是人口更稠密。香港長夀者多，每天的病歿者都不乏百歲老人，常有一百一十多歲的。
Omicron 先在南非發現，再蔓延到西歐美加，再向東歐擴散，然後到亞太地區肆虐開來。《自然》科學雜誌一月底時引述英國一位衛生數據分析師說，從未見過這麼迅速的傳染，感染人數一兩天就成倍增長；除非你「非常、非常早」就採取封鎖措施，否則措手無策；你看清楚才動手就遲了。
香港第五波疫情有從高峰下降的跡象，但不算顯著。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日前說，香港的第五波疫情看來三月四日已觸頂，並預測會在四月底回落到一千宗以下，到五月中再下跌到一百宗以下。
從全球看來，Omicron 的高峰在美國回落較明顯，但在歐洲的回落得參差，比如德國就似在高峰上徘徊。在亞太，南韓看來還未到頂。中國內地又掀起一些漣漪。
是否還會有波折，真不敢說。Omicron 之後就不會有新的變種? 會怎麼變?
這個擴音系統中的現象，也常在現實社會中發生，就是信息在一個系統中不斷回輸而激化，達到難以想像的水平，後果堪虞。
電子系統的嘯叫中若不處理，激蕩是不可控的。通常，這是因為話筒(咪)的收音被放大後從音箱播出，再經話筒回輸到音響系統，如是者不斷循環而尖嘯起來。
任何信息系統，即使非電子的，也會發生這種現象。
我多年前在某廣場通宵見識過年輕人的大辯論，那時一場大運動的「領導層」的辯論。爭論些什麼其實聽不分明。第二天知道，又大執位了 ── 這是當時不斷發生的現象，每一次都由更激進的人上場。這是所有群眾運動共有的特點，你要叫得夠激、夠響才能上場，叫得不夠激、不夠響就會被取代。越來越激最後形成「嘯叫」，不受控，以致「從狂熱到野蠻」。
最經典的例子是法國大革命，由一場「理性的勝利」發展成「專政的恐怖」。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一年）據此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包括《革命心理學》（一九一二年）、《戰爭心理學》（一九一六年）等，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一八九五年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他指出，人一旦融入群體，特別是群眾運動後，所有個性都會被群體淹沒，呈現情緒化、無個人見解、弱智的特徵，由之組成的群體則往往呈現出盲目、衝動、狂熱、輕信的特點，集體無意識是主流。
這是「 嘯叫」的結果。
到了當今的網絡時代，出現信息繭房，人們不自覺地被困在信息單一的繭房中，繭房中信息回授強烈，但身處其中的人反而 high 得對嘯叫渾然不覺。
眼前，香港和世界都不安寧，讓人不安寧的原因之一就是存在大量嘯叫。
香港的疫情如海嘯爆發，形勢之兇險超乎所有人想像之外，遠遠超越原有的硬件軟件的負荷，從未打過仗的政府進入「戰時狀態」，章法混亂是必然的。好了，各種指責、批評嘯叫起來，一聲比一聲高，鬥刷存在感。
國際上圍繞着俄烏之戰爆發的嘯叫更令人歎為觀止。這分兩種，一種是互激，兩大陣營的互發激發。另一種是自激，這更具嘯叫特色，主要發生在西方世界的形形色色對俄制裁中。在惟恐政治不正確之下，各種制裁爭先恐後，與「俄」字沾邊的東西都遭殃，貓、樹、音樂、飲食……都受牽連，羅宋湯也受連累了。
拜登不情不願地宣布禁止俄羅斯油氣了，依賴俄羅斯能源的歐洲深知茲事體大，未跟着嘯叫。嘯叫的拜登其實如啞子吃黃蓮，美國一月份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7.5%，創 40 年新高；據今日最新消息，二月指數進一步升高到 7.9%，再創40年以來新高；禁止俄國油氣，通脹勢必更高，年尾的中期選舉如何應付?
 |
| 戴蒙德及其著作 |
內地「觀察網」日前就當前世界面臨的困境訪問了戴蒙德，報道不長，很值得細細品讀。全文如下：
觀察者網，2022-03-06
【導讀】 在1997年出版的《槍砲、病菌與鋼鐵》中，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解釋了人類不同文明的發展歷程，以及財富在全世界分配不均的現象，並強調了流行病對人類歷史的影響。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槍砲、病菌與鋼鐵》再度引發人們的關注。圍繞這本書，觀察者網對本書作者、著名作家、生理學家戴蒙德進行了專訪。
觀察者網：這本書出版之後，曾引發了許多討論，因為您將現代西方人引以為傲的“文明先發優勢”歸因於環境和地理的影響。當然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布羅代爾的“三時段”理論。這套理論是否也影響到了您的構思和寫作？
戴蒙德：在我的書《槍砲、病菌與鋼鐵》中，我追溯了地理和環境對世界歷史的長期影響。當然，我不是第一個認識到地理和環境重要性的人。
《槍砲、病菌與鋼鐵》的新奇之處在於，它以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的清晰語言，詳細綜述了地理和環境的影響力。我的書不是專門寫給專家學者的。相反，這本書用有趣而簡單的文字解釋了複雜的主題。
它提供了背景知識，使那些沒有窮盡一生研究植物生物學、語言學和地理學具體內容的非專業人士能夠理解這些學科。我在書的開頭解釋了有關史前和動植物馴化的一些基本事實。然後我展示了這些事實如何適用於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以及它們如何造成了當今人類社會的種種差異。
我的書也不僅僅關注現代西方社會。它同樣關注中國、日本、非洲、澳大利亞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社會。例如：在中國，你有沒有注意到中國兩條最大河流的流向是彼此平行的，而不是像歐洲的大河那樣從中央山脈呈放射狀流出，這一事實有何重大意義？你是否注意到中國並不像意大利、希臘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那樣擁有很多長條形半島？而且並沒有很多大型島嶼環繞中國近海，比如像英國、西西里島和撒丁島那樣的島嶼？這些地理事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你思考過為什麼中國北方人一般會比南方人更高嗎，而且眼睛形狀也不一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中國北方人的門牙背面是凹的，而南方人的門牙背面是凸的？你有沒有想過水牛、小米和鴨子對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你注意到中國稻農和麥農的人生態度差異很大嗎？這些例子都說明環境和地理因素影響了中國歷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在我的書《槍砲、病菌與鋼鐵》和《崩潰》裡有關於中國的章節，從中你可以看到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
觀察者網：西方的文化左派強調文明與種族的多樣性，批判種族主義，尤其是種族優越論。 《槍砲、病菌與鋼鐵》是否也受到了文化左翼一些理念的影響？
戴蒙德：當我最初在1997年撰寫《槍砲、病菌與鋼鐵》時，我完全沒有受到現代西方文化左派的影響，他們在1997年還不存在！相反，我受到了新幾內亞高地部落土著朋友的影響。
我從1964年開始在新幾內亞工作，我的一些新幾內亞朋友仍在使用石器，而另一些人在幾年前就不再使用石器並終止了部落間的戰爭，新幾內亞人從未發明出自己的文字或建立起中央集權政府。歐洲人、美國人、中國人和印度尼西亞人認為當時的新幾內亞人是「原始人」。
但我很快注意到，雖然新幾內亞當時的技術水平很原始，但新幾內亞人的思想卻一點也不原始。他們至少和美國人、中國人一樣聰明。那麼，為什麼新幾內亞人最終只會使用石器，而我們歐洲人和你們中國人最終會使用金屬工具呢？或者更籠統地說，為什麼在現代世界某些人會比其他人富有，在技術上更「先進」？正是這個問題促使我寫下了《槍砲、病菌與鋼鐵》。
觀察者網：病菌與鋼鐵、槍砲一樣，可以極大地改變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您曾經說過，在新冠疫情之下，看到疫情造成的種種撕裂，所以希望這個病毒能倒逼世界的合作，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場疫情中獨善其身。但坦率地說，目前要實現這樣的合作恐怕還需要跨越許多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考慮到這樣的背景，您覺得目前各國合作抗疫的空間大嗎？
戴蒙德：一方面，世界各國必須合作，以戰胜新冠疫情，並解決這個世界的所有問題。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說，我們要實現合作還有許多政治障礙需要克服。
各國有可能合作嗎？當然！各國已經合作解決了許多世界性難題。到1980年，世界各國已經合作根除了天花，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疾病。在1987年，世界各國合作通過了《蒙特利爾協定》，保護地球的臭氧層。所有國家在1978年同意簽署《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以減少海洋污染，堅持使用雙殼船而不僅僅是單殼船在海上運輸石油。所有國家在1994年同意通過《海洋法公約》，該公約將專屬經濟區和公海兩個概念區分開來。
這些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但世界各國成功合作解決了這些難題。這給了我希望，使我覺得全世界也將合作解決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其他緊迫問題。
觀察者網：病毒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誤解、撕裂，在人類歷史上是常見的現象。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下，為什麼凝聚社會共識在今天的美國和歐洲社會，變得格外困難？社交媒體在製造撕裂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戴蒙德：為什麼在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建立社會共識如此困難？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的觀點是，根本原因是我們現代人越來越放棄傳統的面對面交流，轉而越來越依賴間接的電子交流模式。在人類數百萬年的歷史中，人類所有的交流都是面對面進行的，就像我新幾內亞高地的朋友們現在仍然是面對面交流一樣。一個人站在距離另一個人不到一米遠的地方，看著另一個人的眼睛，聽到並聞到另一個人的氣味，解讀另一個人的面部表情，以此與另一個人進行交流。而在今天，我們的大部分交流都是間接進行的：開始是通過寫信和打電話，現在是通過互聯網和手機。我們不再與我們看到、聽到和聞到的活人交流：我們靠在屏幕上打字進行交流。
面對距離自己不到一米遠的另一個人，我們難以辱罵對方。但我們卻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屏幕上寫下侮辱性的文字。我認為這是現代美國社會和歐洲社會日益兩極分化和缺乏共識的最終主因。一個推動因素是我們越來越依賴「小道消息」。以前，一個社會只有幾家報紙，沒有電視，後來有了電視也只有一兩個頻道。現在，我的電視有553個不同的頻道，美國人現在看電視只選擇看那個契合自己觀點的頻道。但你不能認為這只是美國和歐洲社會的問題。在中國，你們也有手機、電腦和電視。如果你們覺得在中國建立社會共識還不困難，那麼這種難以建立共識的情況可能很快也會在中國發生，原因與美歐相同。
觀察者網：在書裡，您探討了中華文明的相關話題。您覺得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特別是歐美文明顯著的不同是什麼？
戴蒙德：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大部分地區依賴水稻農業，而美國和歐洲則依賴小麥農業。灌溉水稻需要農民合作，但麥農不必合作：每個麥農都可以隨時播種和收穫他或她的小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日本和韓國社會比美國和歐洲社會更重視合作、更少個人主義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小麥農民不如中國的水稻農民那樣更容易合作！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自公元前221年首次統一以來，中國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統一的，而歐洲從未統一過。我在《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解釋過，這是地理差異的結果，地理差異使中國易於統一，而歐洲難以統一：你們的河流是平行流向的，很少半島和大島，與歐洲的輻射狀河流和擁有眾多的長條狀半島和大島明顯不同。
中國文明和美國文明的另一個區別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更集權，而美國的中央政府則較弱。相反，我們有一個由50個州組成的聯邦體系，每個州都可以自己做出許多決定，而且往往可以駁回我們中央政府的決定。其結果是，在中國，你們的政府可以比美國的中央政府做事更快。但我們的制度有一個優勢，那就是50個州意味著會有50個不同的社會治理實驗。通過觀察其他49個州如何治理，我們50個州中的每個州都可以知道哪些治理方式是好的哪些是壞的。
這就是中國文明與歐洲或美國文明之間的一些差異。還有其他不同之處，我在我的書《槍砲、病菌與鋼鐵》和我的新書《劇變》中也討論了這些不同之處。
觀察者網：剛剛結束的冬奧會體現了中國對全球團結的呼聲，這也是全人類的共同希望。但是我們知道在新冠疫情之後，全球面臨很多國際治理問題，包括疾病、貧困、經濟發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該如何協同合作，共同推進全球發展和團結合作？
戴蒙德：當今世界面臨著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各國合作去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包括新冠疫情，也包括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社會不平等。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何攜手解決全球性問題？一種方法是讓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討論商定解決方案。但如果世界各國無法達成共識，那另一種解決方式取決於下面這一事實，即全世界經濟和消費的60%集中在五個國家或政治實體：中國、美國、日本、歐盟和印度。如果這五個國家或政治實體達成一致，它們將影響世界經濟和消費的絕大部分，剩下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將不得不遵循中國、美國、日本、歐盟和印度製定的合作解決方案。這給了我希望。
這樣的比較，可能是為了刻意抹黑香港，以致抹黑中國精準防控的「動態清零」，但我相信，更根本的問題是一種切斷時空的狹隘思維邏輯。
我以前參與寫作過一個國際問題的評論專欄叫「縱橫談」。按我自已的理解，這專欄要求有廣闊視野，要作時間上、歷史上的縱向思考，又要作空間上、地理上的橫向比較；如李約瑟所言，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
這樣的思考方式與中華文化精神暗合。中國的陰陽觀、和合觀、中道觀等等都是高屋建瓴的全局觀、大局觀，中醫因而講究調理身體各種因素的平衡而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西方文明固然有精專細密、窮根究底的長處，因而生發出現代科學、工業文明，但又往往有一葉障目之弊。若有人故意利用這貌似客觀的思維方式去誤導公眾，你就容易被騙。它往往只及一點，不及其餘，把相關問題生硬分離，讓你可能連眼前的泰山也看不見。
一個很好例子是近年不斷引起國際爭論的碳排放問題。
減少碳排放，在當前世界高度「政治正確」。中國的碳排放量世界第一，比排第二位的美國還多一倍以上，就此壓逼中國「對」極了，很多人不假思索便跟着西方起哄。
碳排放不是一天的事，它對氣候的影響是不斷累積形成的。歐美發達國家過去二百多年在工業化過程中，一直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美國人均歷史累積排放是中國的八倍。G7國家佔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全球總量的近四分之一。拿中國總排放量世界第一來攻擊中國，其實是掩眼法，目的是限制中國的發展； 只要橫向縱向比較、思考，就知道極其荒謬。
對所有複雜問題的思考，都需要有一定的知識積累。一位我敬重的新聞界前輩曾告誡我：要讀點歷史。如今，我們有幸進入了互聯網時代，海量的資料近在指尖，只要你有求知之欲，不難擴闊視野，鑑古知今，作出判斷。
俄羅斯揮軍進入烏克蘭了。用孩童時候就植入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二元價值觀去判斷，「佢打人」，肯定不對。可是這麼一來，判斷就可能是童話故事的水平了。烏克蘭位處歐亞之間，是東西南北交匯之地，周邊各大強權如走馬燈般交相進佔，連遠在西歐海外的英國也曾不斷作為海上強權，到亞速海、黑海、克里米亞半島與俄羅斯爭奪地盤。烏克蘭(當時不是國家)因此在列強狼奔鼠突中不斷東歪西倒，種族、宗教、文化混雜。到近代，烏克蘭東拼西湊，成為一個主權國家，也集合了各種矛盾因素，成為火藥桶。其領導人若不懂得善加平衡，反而試圖狐假虎威，就容易弄巧成拙。
大家都厭惡戰爭，但如果你只憑戰爭爆發誰先動手而作道德判斷，就無異於如彭博社比較香港與美國近來的疫情死亡率了。
 |
| 逆風而行，制勝惟爭 。 |
客觀而言，地小人稠、居住環境惡劣的香港是傳染性瘟疫最容易攻陷的堡壘。新冠病毒人侵後，香港曾經全城惶恐，後來一輪又一輪強硬措施落實，航船好像渡過了險灘，駛進平波靜水了，取得相對於歐美極為可觀的成績。
可是成績背後隱埋着巨大的短板。一對比內地各省市，就優劣分明了。Omicron 未出現之前，去年十一月，我計算過，若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疫情比湖北嚴峻不少。如今，湖北累計 63 808 例確診，香港則為 118 420，差不多是湖北的一倍，而香港人口只約為湖北的八分之一。
或者應該拿香港與武漢比較，武漢人口 1 108萬，略多於香港的 750萬。武漢累計有 50 412人確診，不及香港一半，3 869 人死亡，病死率高達7.6%；而香港至今只死了 1 168人，病死率只有 0.98%，低很多。兩地面對的新冠病毒其實分屬不同的病毒株，目前在香港肆虐的 Omicron 毒性大降，但傳染性大增。抗疫的條件也非常不同，今天的疫苗、檢測工具兩年前都不存在，醫療物資也有天壤之別。
昨天在電視新聞報道中「聽」到，香港的死亡率接近美國，可能進佔世界第一位。這讓人大吃一驚。我粗略心算一下：美國的疫情死亡心數已接近一百萬，香港人口約略為美國的五十分之一；香港怎可能死了二萬幾人?
後來上網搜尋一下才弄明白，這是有人故意找個特殊角度作出的奇特比較。
據雅虎新聞說：「彭博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計算發現，過去10天，香港平均每百萬人中有8人死亡，居發達經濟體首位。雖然大多數主要西方國家已經過了最新一波疫情的高峰期，並沒有報告大量死亡病例，但香港目前的死亡率即將超過美國在一月份前後那波omicron疫情最嚴重時期的每百萬人中有9人死亡。」
比較的不是總體死亡率，而是Omicron 傳播高峰期的死亡率。這樣的比較其實沒什麼意義。
看看美國的新冠疫情死亡統計圖可知，美國兩年多來出現過五次大小的死亡波峰，最嚴重的發生在去年一月，最嚴重時一星期死2.34萬人。經過此前的四波死亡，到 Omicron 出現，美國早已「淘汰」了幾十萬老弱病殘者。歐洲各國同樣進行了慘烈殘酷的「汰弱留強」。香港則到 Omicron 爆發，才以「原生態」迎來第一波死亡襲擊。
美國彭博社常常有非常清奇的新聞角度，有時不惜自己動手製造新聞。
去年七月，彭博發布過一個自己編製的「全球抗疫排行榜」，排名第一的竟然是美國，中國排名第八。
這排名確有其根據，關鍵是對不同因素、數據的取舍。它竟然把疫情中最關鍵的確診病例、死亡人數等都不計算，而把開放出入境、放寬防疫管理等視為最重要的正面因素。你遏制了病毒擴散拿不到分，「躺平」反獲高分。於是美國就首屈一指了。
不管怎樣，香港正面對空前的考驗，每一個生活在這裡的人都得面對，都在逆風而行。逆風前行，制勝惟爭 ── 不抗不爭就只有倒下。
作者：戴維德．希普勒(David K. Shipler)
原載：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四日《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
當前困擾洲和美國的新冷戰，不能全歸咎於俄羅斯。前總統克林頓和老布什拒不履行美國不把北約軍事聯盟往俄羅斯推進的口頭承諾，播下了種子。俄國人並未得到白紙黑字的承諾，一些分析家質疑有關承諾的存在，可是官方紀錄顯示美國不守信用。
這些往事不能原諒俄羅斯總統普京重整俄國勢力範圍的侵略行為。他背棄了《一九九四年布達佩斯備忘錄》寫下的承諾，俄英美在當中承諾 「要避免威脅或使用武力改變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作為交換，烏克蘭銷毀仍存放境內的蘇聯核武器。可是普京二零一四年置之不理，從烏克蘭兼併了克里米亞，又支持烏克蘭東部對抗烏克蘭部隊的的戰爭。
普京有千百個理由去擴張勢力，包括俄羅斯對西方政治和軍事進侵的歷史憂慮。不管怎麼說，美國過往的所作所為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對美國不相信，可以解釋他的屈辱感和他對國家安全的擔憂。在西方看來，西方盟國並沒有威脅要攻打俄羅斯，俄羅斯的擔憂未免過分； 可是莫斯科在蘇聯解體後與華盛頓交手的經驗，使俄羅斯的擔憂有增無減。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曾說，他「被詐騙」了。
從解密文件可以見到美國官員怎麼讓俄國人相信北約是不會擴張，北約後來卻擴大了一倍。美國華盛頓大學近年上載的國家安全檔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有俄羅斯和美國的高層會議紀錄文本和摘要，紀錄了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無數(美國所作的)承諾。
有些(承諾)明確無誤，有些隐晦含糊，要加以解讀。它們一而再、再三地由美國和歐洲的最高領袖，包括總統布什、國務卿貝克、中央情報局局長蓋茨、西德總理科爾、西德外長根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馬卓安、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北約秘書長韋爾納，以不同形式向戈爾巴喬夫、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俄羅斯其他官員作出。
相關的早期討論，旨在柏林圍牆倒塌、和東歐各國共產獨裁一九八九至一九九零年紛紛倒台後，避免蘇聯反對東西德統一。蘇聯本身15個加盟共和國是時也人心思變，全都在一九九一年獨立之下，蘇聯虛弱不堪。
幾年後，當北約開始納入東歐成員時，戈爾巴喬夫對蘇珊．艾森豪威爾(Susan Eisenhower)說，若知道北約會擴張，他就不會答應德國統一。艾森豪威爾當時是俄羅斯政策分析家和評論家，她最近告訴我，戈爾巴喬夫說到「被詐騙」(swindled)這字眼，她與當丈夫羅爾德．薩格迪夫(Roald Sagdeev，前蘇聯太空研究院院長)都怔住了。她記得，他用的字眼是俄語 naduvat，是指被朋友詐騙的俗語。
根據美國國務院一九九零年二月九日的「對話備忘錄」(memcon)，美國曾在莫斯科的討論中多次作出不擴張承諾。國務卿貝克對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說，德國統一會配備「北約用鐵甲包裹的保證，就是北約武裝部隊轄權不會東移」。
貝克當日稍後與戈爾巴夫會晤，再次重申：「美國保證在德國的駐軍限於北約框架之內，(保證)北約目前軍事轄權不向東擴展那怕一寸。我們明白，這不僅對蘇聯是重要的，對所有東歐國家也是重要的。」
然而一些美國分析家現在辯稱貝克的承諾說的僅是北約在兩國的部隊，或者辯稱他不過拋出一個意識形態主意，而非作出承諾。假若是真的，貝克就是作出破天荒的詐騙，因為紀錄文本不含這樣的陳述。
當時，莫斯科與華盛頓都在掂量德國統一的潛在風險。戈爾巴喬夫擔心「歷史重演」，一個中立的德國可能再次發展為威脅。他對貝克說：「我們真不願見到讓德國人重新武裝起來的凡爾賽(譯註：指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和約》)重演。他引述(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觀察說：「一個統一的德國總是沙文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溫床。」
貝克也擔心，一個獨立的德國若無北約的保護可能自己開發核武器。他問戈爾巴喬夫：你寧願要一個統一、獨立而處於北約之外的德國，還是要一個屬於北約「但得到北約法理或部隊保證而不越過目前邊界向東擴展的德國?」戈爾巴喬夫說得想一想(而在後來的會議中同意一個屬於北約的德國)，但他有一點是明確的： 「不言而喻，擴大北約區域是不可接受的。」
貝克回答： 「我們同意。」
據來自最高蘇維埃高級成員的一份備忘錄，貝克對戈爾巴喬夫作出保證一年多以後，北約擴展仍未提上議事日程。該備忘錄一九九一年七月報道，從北約秘書長韋爾納知悉，他與北約十六成員國的十三國都反對擴展。
然後到了克林頓政府，一場內部辯論導致政策轉向。克林頓的國際事務副國務卿連納．戴維斯(Lynn Davis)主張向東歐擴展，擴展民主，以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興起。她寫道： 「東歐兩度呈現這樣的機遇，美國都沒有承擔起責任。接着，我們的重大利益就受到威脅，要求我們重返歐洲，擔當領導角色。我們再次面臨這樣的歷史時刻。」她主張分兩階段纳入東歐國家。只有到了第二階段，按照它們「民主化的進展程度」，才決定是否賦予它們條約第五款的防衛保護，即對(北約)一個成員國的攻擊被視為對條約國的整體攻擊。
戴維斯是對的，加入北約對穩定民主確有點兒作用。可是，聯盟內的民主正在衰退，例如匈牙利和土耳其，其他地方的右翼民族主義則在興起。
一九九三年十月，時任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訪問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首席外交官詹姆斯．科連斯(James Collins)事前在一份有先見的備忘簡報中警告克里斯托弗，北約擴展「是俄羅斯的痛點。若(就東擴)作出任何迅速決定，他們會覺得俄羅斯在一個重新劃分的歐洲中被另類看待……莫斯科會一致認為這是以俄羅斯為敵，且視俄羅斯為唯一敵人 ── 就如(俄羅斯)外長科茨雷夫最近所說的是『新遏制』。」
外交官喬治．肯南在「冷戰-1」中勾劃了美國的外交政策，遏制莫斯科的影響，可是他警告， 「擴大北約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最致命的錯誤」，因為這會「驅使俄羅斯外交政策向着絕非我們所想的方向發展」。
結果，隨着盛頓的鷹派得勢、政策變了，俄羅斯沒有因為克林頓的再三保證美國尊重俄羅斯的安全而軟化。常喝醉的葉利欽曾發出矛盾的訊息，他有一次對波蘭領袖華利沙說，並不介意波蘭加入北約，接着又反口了。可是他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克林頓時是清醒的，他宣稱：「你若實行(東擴)，除了侮辱，我什麼都看不見。」注意侮辱(humiliation)這字眼，這是外交上鮮見的用字。
他說：「要我同意北約擴展到俄羅斯邊界去，就等於要我背叛俄羅斯人民。」他把這稱為「新式的包圍」。也請注意包圍(encirclement)這字眼，這是俄羅斯歷史上長期的焦慮。
這位俄羅斯領袖提出另一方案：「俄羅斯向每一個想加入北約的國家保證不會危害它們的安全，讓它們不用擔心東方。」他提出「不搞集團(bloc)，只有一個自謀安全的歐洲空間」。這是很好承諾，但對華盛頓決策者來說不足信，對曾活在俄羅斯指掌之下的東歐各國更不可信。
克林頓對葉利欽說，「波里斯，讓我說明白，我不是在與你討價還價」，北約會逐步擴展，「但不要要求我們放緩步伐，否則我們只會不斷說，NO」。克林頓解釋，因為東歐的人對加入北約不耐煩了，「這是西方答應好了的，可是他們擔心安全，這就複雜了；他們相信你波里斯……可是你若不在了，他們不知道俄羅斯會怎麼樣。」
葉利欽的建議和警告對克林頓的政策不起絲毫作用。克林頓承認「俄羅斯對北約國家不構成威脅」。但他辨稱，北約自戰後建立以來就是美國和加拿大連繫歐洲安全所必不可少的。
北約擴張一九九九年在克林頓任內末期展開，讓蘇聯以前的衛星國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都是向東擴充。
接着在小布什任內，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於二零零四年加入。其他東歐國家接着也加入，使北約成員國從貝克保證不進「一寸」之時的16個擴展到30個。
烏克蘭不在30國之列，普京希望保持這狀況，以在北約與俄羅斯之間保留一個寬闊的緩衝地帶。
他還想把時鐘倒撥到北約25年擴充之前，要求北約西退，要華盛頓履行已逝去年代的承諾。普京最近宣稱：「他們講一套做一套。他們耍弄我們，完全是撒謊。」但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捷克等國若沒有北約成員國地位，近傍俄羅斯，安全嗎? 難說。
那麼就可以理解，拜登政府對俄羅斯的倒退要求毫不以為然。明擺着的事實要理箇明白殊不容易，那怕是違背了的諾言 ── 國際關係中背信棄諾比比皆是。歡迎來到「冷戰-2」。
(蕭雪樺譯，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