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Where's the beef? 到 Show us the money

 美國曾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廣告口號： Where's the beef? 這電視廣告口號曾風行一時，連政客辯論也用上，進而通過新聞報道流向世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報社做電訊翻譯時，常遇到這話。

那時沒有互聯網搜尋、核查的方便，不過通過揣度前文後語，能明白話裡的 beef 不確指「牛肉」，而是喻意「實質的東西」；質疑「牛肉在哪裡?」，其實是挑戰對手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來，別只說空話。今天，到網上搜尋可以知道這口號的來龍去脈。

美國的頭號「美食」是漢堡包。中美貿易談判時，雙方代表一次在華盛頓忙得顧不上就餐，美方給雙方代表們弄來午餐，就是每人一個漢堡包。漢堡包是美國三個著名快餐連鎖集團的必爭之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激烈競爭中，M記推出以大取勝的 Big Bun。Wendy 借力打力，指 Big Bun大而無當，是 Fluffy Bun，然後提煉出一句口號：Where's the beef? (牛肉呢? )

Wendy  用這點子做過不同電視廣告，最後讓這口號深入人心的，是一九八四年的三位老嫗版： 三位老嫗面對一個大得誇張的漢堡包先而讚嘆有加，「好大喎」，「好鬆軟喎」「真係超大喎」； 然後把包揭開，只見一片小小的牛肉。最矮小的那位老嫗三連問：喂，牛肉呢?

那年正值大選年，給卡特當過副總統的蒙代爾(Walter Mondale)競逐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時，抨擊對手赫特(Gary Hart)的政策空洞無物，借用了 Where's the beef? 大收奇效。在西方民主選舉中，競選人務必要投選民所好，大開空頭支票是慣技。這口號可應用於競選之時，更應應用於競選塵埃落定之後，以檢驗洞頭支票是否兌現了。只是當選者無求於選民，專注的是弄權謀利，誰顧得上「牛肉」。

鮑威爾在聯合國會議上亮出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武器」

近日的美國新聞讓我想起這句口號來了。美國一直在新冠病毒溯源上向中國抹黑，可是一直只說空話而沒有證據。人們大可以質問：Where is the beef? 拜登日前下令情部門「加倍努力」，要90 日內拿出一個讓他滿意的病毒來源報告來。美國科技最發達、對全球情報監控最無孔不入，當然不乏這方面的報告，可惜都沒有能讓拜登滿意的。看來拜登要的是一個已預設結果的報告。

病毒溯源是科學問題，調查和報告應由科學家去做。科學家和情報人員最大的差別在於，科學家實事求是，情報人員則可以無中生有、甚至指鹿為馬。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因此可以拿着一小瓶「洗衣粉」到聯合國會議上說，這是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殺武器的證據，美軍接着就大舉人侵伊拉克，讓幾十萬伊拉克人生命塗碳。

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專家組到武漢調查了一個月，認為病毒「極不可能」源自實驗室。隨行的澳洲病毒學家 Dominic Dwyer 對拜登之言不以為然，他向拜登喊話：Show us the money。這本來是賭場用語，就是你坐上賭桌，得先拿出真金白銀來，與Where's the beef? 異曲同工，都是要求拿出實質的東西來。

病毒溯源不容易，Dwyer 舉例，非洲 40 年前暴發伊波拉疫情，病毒起源近年才查清；二零零三年的沙士，要十多年才從蝙蝠體內找到病毒，證實是宿主。

美國情報人員會「勝」過國際科學家嗎? 

── 觀諸鮑威爾的「洗衣粉」，美國有什麼事情不敢做?

對「堅持就是勝利」的警剔

對於「堅持就是勝利」這話，年輕時常掛在心，年長了，不知道打什麼時候開始懷疑起來了，以致有所警剔。

日前，甘肅白銀市的百公里超級越野跑──並非馬拉松──發生中國堪稱空前的體育賽事災難。看到消息，我立即想到的就是以上那句雞湯大話。

賽事主辦當局對悲劇難辭其咎，高原天氣劇變突如其來無法作為說辭，何況事後的翻盤顯示，天氣惡化其實有跡可尋，若對運動員的人命足夠重視，是可以及時剎停比賽的，不必讓 172 名選手犧性了 21 人── 死亡率達 12%。

各種體育，除了技術層面的角力，還有精神層面的比拼，意志比拼往往在關鍵時刻決定勝負。

可是意志的比拼有局限，例如限於兩個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體育比賽往往會按實力、身體條件等分級，是有意鼓勵運動員發揮意志的威力。男子拳擊比賽按選手的體重，從最輕的輕蠅量級(48公斤級)到最重的特重量級(91公斤以上)，分作11 級之多。越級挑戰，堅持不但無法勝利，有時甚至近乎找死。

如果對手是白銀市高山無人區的突變惡劣天氣，而不知及時進退，那就更危險了。有些對手是人一定戰勝不了的。

英國科學家曾對搖老虎機的賭徒和運動員做檢驗，發覺當勝利看似在望時，賭徒和運動員大腦的興奮反應差不多一樣，都屬直覺反應。

離開賭場、運動場，靠冷靜的分析就能理性反應嗎? 不一定。

眼前一個例子是東京奧運。 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是日本戰後重興的重大轉捩點，原定去年舉行的東京奧運同樣被寄予厚望，以期能借之擺脫日本自廣場協定以來迷失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的厄運。可是推遲一年舉行的奧運會還有不到兩個月就開幕了，日本的疫情仍然水深火熱。民間的反對聲音越來越響亮了，連《朝日新聞》都發表社論，呼籲急流勇退。

堅持需要勇氣，放棄需要的勇氣可能更大，除了要衝破思維慣性，還要承受失敗的痛苦和損失。但說不定會開闢一個新天地。

中國曾經天下無敵的圍棋手柯潔年前被 AI 的「阿法狗」橫掃後大哭，想是知道命定要做「阿法狗」這個「上帝」的手下敗將而自尊心崩潰了。

然而，明白事實、接受事實之後，天沒有塌下來。柯潔通過不斷與「上帝」切磋，棋藝大進，之後創下了對人類棋手 22 連勝的紀錄。

中國人得感謝老子的智慧：「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難在知足、知止。當勝利看似近在咫尺，當投放下的資金巨大到某個程度時，要知足、知止談何容易。

漢字，不斷變化中的對與錯

顏真卿《祭侄文稿》

接連在內地網站看到關於漢字字型的爭議，都涉及今人對漢字的理解。其一是一位「書法方向博士後」教授公開指顏真卿寫錯字，其二是一位洋人漢字學者指正一名著名「公知」對兩個漢字的妄議。

顏真卿在他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的《祭侄文稿》中「刾史」的「刾」字，被指寫錯了，應是「刺史」。在漢碑中，「刺」字寫作「刾」常見，可能與由篆字而來的隷變有關；唐代書法家亦常這麼寫，只要翻查一下字典，看看刺字的字型流變就知道。東漢的《說文解字》收的是「刺」，但同年代的著名碑刻《石門頌》寫的是 「刾」。顏真卿常常兩字夾雜着寫，可能有書法上求變化的考慮。到今天，「刺」字已規範下來，「刾」就只見於古人書法作品了。

書法是藝術，文字學是學術，二者所涉範疇不同而有交集。書法作品上的字，欠一點缺一劃，或多一點添一劃，所在多有，以文字學的標準去要求，「錯」字的確不少，連小學生都可以「指正」，但一位「書法方向的博士後」這樣給顏真卿「糾錯」，就莫名其妙了。

《漢典》中的「刺 」字字型

有學者支持顏真卿寫錯字之說，理由是 「刺」字「『從夾』，是自漢隸以來的固有寫法，然而，它不符合《說文》的字法規定」。這無疑是以《說文解字》定正誤。可是自從甲骨文發現百餘年以來，對《說文解字 》該有新的認識吧?《說文解字》據以說解的都是晚周以後的文字，上距殷商甲骨文時代已有一千多年。漢字形體在這一千多年中不斷演變，到了周秦可說已面目全非。《說文解字》的字形解說有誤可以理解。以「不符合《說文》的字法規定」定奪對錯，實難以服眾。

至於那位「公知」名人關於「射」與「矮」兩個字的妄議，就完全是對漢字字形演變之無知胡說。他說「射」字「寸身」而成，分明是「矮」的意思，而「委」是投擲之意，「委矢」即「射」。他更由此上綱上線說，這兩個漢字的字形字義搞反了，「 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已經到了說，這麼明顯的錯誤，都沒有人去校正。因為大家覺得這沒有什麼嘛，習慣了就好。」這是他二零一四年的電視個人清談節目上的「偉論」，直到日前(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漢字叔叔」斯睿德（Richard Sears）上傳一段「教識字」視頻，才給那位「公知」打臉了。

「漢字叔叔」教漢字

從甲骨、金文可知，「射」是「弓」加「手」而成，「弓」後來訛變為「身」，「手」則訛變為「寸」。可見「射」的字義與「寸身」的表面意思完全無涉。「公知」由之慨言「民族大義」更是無稽。

中華文化數千年不斷，不等於數千年不變。任何事物，都難免會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種種變化，有看似合理的，有看似不合理的，既然都發生了，都一定有其合理性。語言、文字亦不可能不變，以古已有之而繩今，不合理；以今天的理解繩古，同樣不合理。

我們今天的用詞用語，很多是訛變而成，詞語如紀念(記念)、桂魚(鱖〔音桂〕魚)、宣傳(喧傳)、 擔心(耽心)、稱心(趁心)等，都積非成是了；成語如逃之夭夭(桃之夭夭)、拔苗助長(揠苗助長)、莫明其妙(莫名其妙)、走頭無路(走投無路)、杜漸防微(杜漸陽萌)、垂手可得(唾手可得)，嚴格來說都錯了，但錯中自有其合理性，而且以易懂易用為人常用。

中文中這類現象司空見慣，不時引起正誤之爭並不奇怪，順其自然，正確引導就可以。至於以上「公知」無知而妖言惑眾，則是另一回事。

集體思維，從潛意識到無意識

網球比賽中有個術語叫「非受迫性失誤」（unforced error），是指球手在對手沒有給壓力下打球下網或出界而失分，最典型的是發球雙錯誤，主動送分。

「非受迫」是從觀眾角度說的，場上球手主動給對手送分，其實是巨大壓力下的失誤，只是壓力潛而不顯，不足為外人道而已，有如心理學潛意識之存在。

據瑞士已故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 C. Jung)的理論，人的心理結構有三個層次：意識（自我）、個人潛意識（情結）和集體潛意識（原型）。其中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又稱為原型，archetypes）較少人注意，但對社會有着潛在的巨大影響，就如個人潛意識對個人的影響一樣。

集體潛意識在人格結構中居於最底層，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經驗庫存在人腦中的遺傳痕跡；個人潛意識是意識被遺忘了的部分，集體潛意識則是一直意識不到的東西。榮格用海島比喻：露出水面的小島是人能感知到的意識，潮來潮去而顯露出來的水下部分是個人無意識，而島下最底層的海床，就是我們的集體潛意識。

榮格認為遠古人類的意識和體驗會遺傳下來，人類因而享有很多共同的潛意識而不自知，直到我們出現自己都覺得奇怪的集體反應或情緒時，才覺得奇怪。譬如羊群效應，人會對一個莫名其妙的訊息作出不假思索的集體無意識反應。難以置信的集體踐踏死亡慘劇，其實是人在接收到某個訊息後的原始的求生心理反應使然。

後來美國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進一步提出了社會潛意識的概念，指的是一個社會中相當數量成員的共同潛意識。人是群體動物，需要與世界和所在群體人相聯繫，以免孤單甚至精神崩潰。他認為意識是文化產物，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特定歷史文化的結果，而特定的歷史文化則是在一個地方或群體共同擁有的語言、邏輯、社會禁忌等。

集體潛意識或社會潛意識都有危險性，如榮格指出：「對無意識的認同會導致意識的削弱。」集體潛意識在中文也譯作集體無意識。無意識，就不僅是意識的削弱了。

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今日讀到美國「世界政治評論(World Politics Review)」網總編輯 Judah Grunstein 的文章 The Dangers of Groupthink on China (〔美國〕對華集體思維的危險)，指出「假如很多美國政治圈內人還能夠並且仍經常嘲笑不時出現的羊群心理，那麼他們就該認識到，新出現的中國問題共識正在僵化為集體思維，這一危險性正在不斷增大。」在美國輿論長期渲染下，恐華、仇華已成為兩黨以致朝野上下的集體無意識，形成所謂民意，反之則「政治不 正確」。西方民主的政客都標榜民意，得民意則得權力，管他有意識無意識，管他危險不危險。

 Grunstein 的文章一開頭舉了個例子：9/11恐怖襲擊三天之後，美國國會審議《武力使用授權法》，授權總統小布什入侵阿富汗，只有眾議員 Barbara Lee 敢於投下反對票。20 年過去，這證明是反對集體無意議的一票。

香港也有樣的集體無意識嗎? 不妨參閱彭博社這篇關於大量香港人不肯打抗新冠病毒疫苗的報道。

印中對比，千年輪迴

英國學者羅思義(John Ross)在分析中國發展的《一盤大棋》書中提出，判斷一個國家社會和環境條件的最全面指標是預期平均壽命。他拿了中國和印度比較：中國人在一九四九年建國時的預期壽命為35歲，印度人一九四七年獨立時的預期壽命為32歲，相差三歲。到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最後一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為67歲印度為56歲。差距擴大到12歲。

目前狀況，據Worldometer網上以聯合國人口組的數據編匯的《 世界各國人口預期夀命表列》，中國人77.47歲，排列64位； 印度人 70.42，排列 135 位。

兩國人民的平均預夀命在半個多世紀內提高了一倍有餘，都了不起。但這顯然不符合印度人的預期。印度立國時，尼赫魯和當時國際輿論公認印度是亞洲領袖，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實力無法望其項背。

事實卻是，到七十年代，印度在工業、經濟和科技領域上亞洲四小龍超越了。進入八十年代，印度又開始被中國全面超越。

本世紀初，金磚四國(後來為五國)崛起，印度前景一度讓人憧憬。印度二零一九年GDP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總理莫迪揚言印度可在二零三零年前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中。

比較中印，一九六二年是個重要節點，當年中印發生邊境衝突，中國勢如破大敗印軍後，戰略退兵，震驚世界。不久前中印邊境再動干戈，印度宣稱印度已非一九六二年的印度。的確有別，回看一下兩國自茲以來的GDP數據可見：

一九六二年

中國 472.09億 美元，佔世界 3.0854%

印度  421.61億美元，佔世界 2.7555%

二零一九年

中國 14.28萬億美元，佔世界16.2763%

印度 2.87萬億美元，佔世界3.2700%

印度進步與中國崛起之差異，不可以道里計。

新冠疫情中，印度去年封國等措施表現出色。今年一月，印度衛生部長高呼「印度已徹底擊敗了新冠病毒」。國際間普遍預期印度今年經濟會有可觀增長，增幅可達兩位數。可是疫情自四月以來的駭人反撲，讓所有人措手不及，GDP總量看來會被英、法反超，下滑至全球第七。

中印之間差異不少，不容忽視的是文盲率，而文盲是人難以脫貧的關鍵。一般印象中，印度人一個競爭優勢是英語，另一事實卻是25%印度人口是文盲，為數達三億。

據中國二零一零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文盲人口約為 0.54億，文盲率為4.08%。 另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截止二零一五年，中國文盲率下降至3.6%。中國改革開放後能迅速起飛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建國以來致力掃盲、教育，造就了一支有文化素質的強大勞動力大軍。

歷史上，中國曾經努力向印度取經，「印度」這名字就是歷盡艱險到「西天」取經的唐僧玄奘，探討了天竺、身毒等名稱而根據當地發音擬定的。在印度如陷煉獄的今天，美國專家福奇日前卻向印度進言說，不妨向中國「取經」。

世事越千年，輪迴出意表。

中國與印度，最佳的相互參照系

事物之間的比較，要選好相應對象。出較不同的梨子, 可以知道孰優孰劣，拿一個梨子與一個蘋果比較，就不好評論高下了。

在擾攘全球一年多的新冠疫情中，中國成績之亮麗有目共睹，堪稱冠絕全球。一則笑話說：有美國人從美國出發遊遍各地大教堂；在美國一家教堂見到有一分鐘收費一萬美元的電話，一問神職人員才知道，電話直通天堂；遊歷到美國另一大教堂亦見到； 遊歷到中國，也在大教堂見到同樣的電話，收費只要40美分，驚詫之餘一問，神職人員笑稱，這是本地電話收費嘛。

這無疑是說，中國就是天堂 ── 疫情中的天堂。笑話是英語的，不知道原創者是哪國人。對於很多仍在疫情中苦苦掙扎的人來說，可以貨真價實「安心出行」的中國不啻有如天堂。在深圳河彼岸的香港，看似可以「一步登天」，卻只能慨嘆「一水隔天涯」。

有天堂就有地獄，以至人間煉獄。印度正連日不斷提供這樣的畫面和數據。

全球約有二百個大小不一的國家，人口數量差異巨大，近四分之一國家的人口不到一百萬，約四分之一國家的人口在一百萬與一千萬之間。人口過千萬到一億之間的國家最多，有77個，佔國家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人口過億的只有 14 個，這又分兩個數量級：3.3 億(美國)以下佔多數，過10 億的只有中國與印度，分別以14億、13億人口遙遙領先。

中印在人口上屬於同一個另類的數量級，又有很多相似的背景、參數，但發展道路不同，成為最好的相互參照系，互相比較，最能看出不同發展道路、國家治理能力的成敗得失。

中印都在四大文明之列，都是人類文明發源地。不同的是，中華文明流傳不斷至今，而古印度文明一般來說已消失，這是指公元前2500年誕生的印度河文明，而恒河流域的文明則未消亡。近代史上，印度次大陸一七五七年起後逐步淪為英國殖民地，到一八五七年才在大英帝國的手中統一了。統一了的印度次大陸一九四七年脫離殖民統治獨立，一九五零年一月成立共和國。新中國則早三個多月成立。兩個國差不多同時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發展。

兩國的建國起跑線接近，狀況相似，連領導人對人民、對世界的喊話都像極了。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獨立日前夕說：「我們今天的慶祝只是迎向等待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則指出：「中國歷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兩個國家都積弱貧困，一個脫離殖民統治獨立，一個則從半殖民主義和內戰的泥沼中爬起身來，同中其實有異。

當年的印度儘管貧困，其實是世界第六大工業國，亞洲第一大工業國。大英帝國兩百多年殖民統治，給印度留下大量經濟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港口、大學、醫院、鋼鐵、黃麻、造紙、航運、貿易、發電等相對發達，人均GDP等指標普遍高過中國一倍到十倍。

然而，中印此後的發展大不相同，持續至今，竟有「天堂與煉獄」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