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更是思想之路

敦煌莫高窟名高度中國化了的飛天雕像

匆匆走馬十天，從絲路回來，對絲綢之路這名字有了較深刻而不同的認識。絲綢柔軟而華美，是商品，摸得着，看得見。二千多年前，它就通過這條蜿蜒、漫長、艱辛的交通路線從中國向西流傳，直到羅馬、歐洲。然而，通過這條線路流通的，遠遠多於輕軟瑰麗的絲綢。

敦煌二三十年前隨着中國「改革開放」而重新向世人展示它的豐富文化寶藏時，以敦煌壁畫上一個反彈琵琶的舞妓成為形象標誌，由此生發開去，出現了《絲路花雨》舞劇等大量藝術作品。如今到敦煌，到處可以見到反彈琵琶的形象，市中心陽關中路一個十字路口的回旋處花壇，就屹立着一個幾米高的雕像。這形象取材自敦煌壁畫上的「經變圖」，這是莫高窟壁畫藝術到了全盛的唐代出現的新變化，說的是佛經故事，卻常借盛唐宮庭的奢華生活來展現理想世界之極樂。

借用這形象有其合理性，反映了人們對融合了不同文化的敦煌藝術的欣賞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它也反映出，絲綢之路不只是中國的絲綢向西輸出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思想溝通之路。

敦煌博物館內的犍陀羅佛教雕像，
帶明顯的希臘和印度色彩。

這條交通道路之形成，不是某一方面的單方意願，而是共同的需要。據司馬遷之說，絲路是張騫奉漢武帝之命而「鑿空」的，而事實上遠在秦漢之前，河西走廊就是東西之間重要的交通路線，在遠古的史前年代就存在。經濟繁華之後，中原不同王國的王室貴族追求西方的珠寶玉石、藥物巧技，而西域以至更遙遠的國度對中國的絲綢瓷器同樣渴求。

中土同樣需要的是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不論在生活安定之世還是動盪多變之年，朝野上下都不乏這樣的追求。翻看絲路不同年代的歷史可以發現，即使商旅交易斷絕了，即使絲路上一路腥風血雨，佛教思想的流動仍不絕如縷。前秦符堅在國困民乏而朝臣多反對之下，仍派遣大將呂光遠征西域，其中一個重大目的，竟然是為了把嘉名遠播的高僧鳩摩羅什從龜茲挾持回來。鳩摩羅什後來在武威和長安大量翻譯佛經，在關中地區把佛教推廣到空前水平。

通過絲綢之路，東西兩端各有所得，但究竟中土產品如絲綢瓷器對西方的影響大，還是中土受外來思想文化之影響深遠?相信稍一思考便有答案。隨着佛教普及，特別是演化出中國特色的禪宗之後，大量佛教用語成為漢語的日常用語，若把之剔除，如今我們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如今大量有「胡」字的東西幾乎都是從絲路傳過來的，如胡桃、胡楊、胡椒、胡琴 (二胡)、胡蘿蔔，有些則被融合而消失於無形，即胡騎、胡樂、胡笳、胡馬、胡床。至於胡鬧、胡說、胡言、胡扯是否也有西方源頭，即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北方語言之語音大變與舊日的不同胡言有關。帶「番」字頭的東西如番薯、番茄 、番書等，是明之後從海上絲綢之路傳入的。帶「洋」字頭的，如洋槍、洋火，該是晚清民國之後傳來，是洋人堅船利炮強進送來的。

絲綢之路既是商品之路，更是思想之路。

(絲路紀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