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節制」

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花兒的一代

三邊委員會的《民主的挑戰》報告書雖是近四十年前的產物，但今天讀來仍覺得饒有價值。在當下許多人對西方民主一知半解而深嚮往之的情況下，報告書尤其值得參考。

報告書在結論部分討論到「民主的機能失調」，包括四點：第一，公民為追求平等和個人主義這些民主美德，造成社會權威的失落；第二，廣泛的民主參與和對政府的期望，給政府造成「超負荷」；第三，民主下的政治競爭造成利益分散以至對立；第四，「順應民意」的政府容易激化狹隘民族主義。

其中的第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報告書針對的民主挑戰主要發生在六十年以後，這段時間以來，三邊國家人民對政府和政府領袖、以至社會各階層權力和權威的信心和信賴度都下降了。社會「越來越強調個人，越來越強調個人的權利、利益和要求，而不是社會及其社會的權力、利益和要求。這些觀點在青年人中尤其盛行。」這形成「民主泛濫」，「可能造成一種內在的威脅，逐漸損害所有的合作形式，削弱連結家庭、企業和社會的社會紐帶」。

報告書認為，每一個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有權力的不平等和權力作用的差異，若民主泛濫到把這些不平等和差異都消滅掉，所有人絕對平等，那就破壞了信賴和公民之間的合作基礎，阻礙為邁向共同目標而合作。

亨廷頓在他執筆的美國部分裡提出，「民主要走向平衡」，「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節制」。他認為，民主是建立權威的唯一辦法，可是民主沒有必要成為普遍適用的辦法；在很多情況下，對專業知識、資歷、閱歷和特殊才能的需求，重於對民主的需求。

他批評說，在六十年代的浪潮中，民主原則擴展到很多機構去，這從長遠來看，不利於這些機構的發展。「一所任命教師需要徵得學生同意的大學可能是一個比較民主的大學，但不可能是一所比較好的大學。」

這些批評仿佛是針對着我們眼前的一些現象而說的。

起步遲了、發展落後了，是劣勢；可是這也可以是優勢，因為可以冷眼旁觀起步早、發展快者的情況，從中吸取正反經驗，不步後塵，而另闢縘徑，尋求跨越。只懂得亦步亦趨，非智者所為。要發展民主，必須吸取西方的教訓。

報告書指出的民主不平衡現象，至今在三邊國家發酵，有些變本加厲，引起廣泛反思，而中國的猛然崛起(報告書寫作時中國還未開始改革開放)為反思提供了參照系。在今年年初的「廿一世紀理事會」會議上，美國資深投資者 Nicolas Berggruen 就有這樣的反思，提出西方應借鑒中國的一些做法：一、能提出並落實長遠規劃；二、西方政客比拼的是受歡迎程度，而中國人才比拼的主要是才幹；三、在西方，不同意見難以達成共識，中國政府可先在內部形成共識。

報告書指出：「如果說曾有過成功的民主的話，那它就是由三邊社會在二戰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裡建立的。」這句話有兩重意思：第一，民主制度成功的歷史尚短；第二，我們戰後出生的一代、二代、三代……人，有生以來就活在這「如果說曾有過」的成功之中，視野容易受局限。

民主的光環太耀眼了，要看清楚民主的面目，的確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