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華的「民主決定」說起

蘇格拉底接過的讓他死亡的毒藥

前幾天偶然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電影片段 (沒有注意片名是什麼，只知道是香港的胡鬧片)：劉德華、阿叻(陳百祥)與另外兩名艷女在商討該由誰去做一件齷齪事，劉德華與兩女一致指向阿叻；阿叻抗議，劉德華說這是民主決定，阿叻只好服從。

這可以說是一堂民主課，道出了民主的要義：從眾。但我相信所有人看到這一幕都會為阿叻叫屈，看得出這分明是劉德華等三人在欺負阿叻，「搵佢笨」，只是又難以說出這樣的「民主」出了什麼毛病。

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出現過很多，其中很多不是假「民主」之名以行，沒有嚴格的投票程序，但都以多數人的意見為依歸。只要群情洶湧，民意不可逆，就順勢而行，反正是對是錯都大家一起負責，所謂「有鑊齊齊孭」。歐美的獵巫行動因此殺害過許多人無辜者，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大陸也曾通過「公審」處決過不少人。

真正挾民主之名殺人而最出名的，該是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之死。

古希臘是西方現代民主的發祥地，民主democracy 一詞就來自希臘，由 demos (人民)與 kratos (管治)組成，這也就是「民主」的本義。這樣的管治方式由以力服人的寡頭政制發展而來，逐漸演變成一種靠辯論壓人、人人自以為是的政治風氣，是非、善惡是什麼反而淪為次要了。蘇格拉底指出其中之弊反而被治罪。他得到「公正」而「民主」的審判，被一個501人龐大陪審團以281票對220判處死刑。

兩千多年後，我們都會覺得這極其荒謬，竟然把一位偉大哲學家的生死命運交由幾百名識見低下的普通民眾去決定。難怪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後來有「民主乃暴民之治」(Democracy is the rule of mob)的名言。

古希臘式民主沒落後，越兩千餘年，democracy 在歐洲重新出現，一直到十九世紀，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帶有貶義的詞。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它的價值觀才獲得多數政黨和政治流派接納。所以從歷史上看，現代民主還很年輕，怎樣的民主才有利於公眾的利益，還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現在，似乎越來越多人注意到民主有劣質與優質的區別了。

對關心兩者區別的人來說，國際間近年有大量值得思考的事例，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突尼斯、埃及、敘利亞、泰國、烏克蘭……名單很長，更不要提拉丁美洲、非洲更早的例子了。有一點共通之處是，當地民眾都只知道追求「民主」，而沒有清晰、妥善的政治綱領，只知道由人民(demos)去行使權力(kratos)，而不知道怎樣行使和予以約束。結果是混亂和無政府主義泛濫，甚至重新陷入高壓管制中去。

關鍵是群眾的素質不可靠，而民主只重視數量不重視質量。群眾的長期熱情又是靠不住的，久而久之，權力會由少數人例如上例中的劉德華把持(兩女是被迷倒的狂熱分子)。阿叻之流被「搵笨」就難以避免了。

「文革」與「佔中」十七年之癢

香港目下「佔領區」的狀態，令人想起「文革」。現在對「文革」的簡單定性是「十年動亂」，這是動亂終於結束之後下的結論。在當初，人們是以百分之百的熱情和真誠參與的，特別是在其中的擔當主角的年輕人。

「文革」以「鬥私批修」開頭，而年輕人最是「無私無畏」，自然是運動的先鋒。他們抱着「解放全人類最後解放自己」的崇高理想，自以為一切行動都「天然合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結果是無政府主義橫行，無法無天。

人們以為無政府主義等同於大混亂。這既對又不對。對的是最後結果，不對的是，它萌芽之初很可能是秩序井然的，所有人都分外自律，有如大同世界景象。無政府主義否定政府及權威存在的必要，並且認為人性善良，人類具有合群互助的本能。在無政府主義的群眾運動之初，參與者帶着神聖感，也為向公眾證明自己的善良，會自律有嘉。可是，這最終會走向反面。人畢竟是善與惡的綜合體。

在無政府主義狀態下，原來的社會權力被摧毀或者出現真空。這樣的狀態只能是暫時的，由社會權力制約的秩序是任何群體的需要，權力真空很快就會有人填補，權力被攫取。這樣的奪權自然是不經公眾承認的法律程序產生的，毫無民主可言。弔詭的是，奪權者自言在爭取民主。「文革」中，這稱為「大民主」。在無法無天之下，誰都可以自作主張，誰都可以組成 NGO，在本單位、在社會行使自以為擁有的權力。這種現象也出現在金鐘等「佔領區」。

事物矛盾的對立面都是互相轉化的，善可以轉化為惡，民主自然也可以轉化為獨裁，大民主也就轉化為大獨裁、大混亂。

點收科?按着矛盾對立面互相轉化的規律發展下，最佳、最樂觀的結果是「亂極則治，暗極則光」。這是洪秀全《原道醒世訓》之言，他的太平天國運動把滿清王朝搞得天下大亂，到運動被平定了，卻未出現理想的「治」，反倒是西方列強趁清朝進一步衰弱進一步入侵。「亂極」之勢再持續百多年，到了「文革」才結束。

「文革」真可稱作亂極了。亂極的原因之一，是「最高領袖」縱容「紅衛兵」無法無天，以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這其實是一股「禍水」，易放難收。到後來，知道不能讓「禍水」繼續在城市裡左沖右突了，於是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之美名把數以百萬計反叛的青年送去「上山下鄉」，讓他們的寶貴青春消耗在「向地球宣戰」之中，製造出更多悲劇。

有香港作家日前為文說，在地鐵站口接過一名黑衣少女的宣傳品後，不相信這樣純真的少女與外國勢力有勾結。我也不相信，就如同我不相信「文革」中的「紅衛兵」都是勾結毛澤東的。

對比「文革」與「佔中」，有太多相似之處。令我頗為詫異的一點是「 17年之癢」：「文革」是在新中國成立17年之時（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發生的，「佔中」發生之時，香港回歸也滿17年。這正好是培育出「純真的」一代人所需的時間。

地緣政治的劣勢因素浮現

日落太平山(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二日攝)

過去幾十年，香港擁有非常優越的地緣政治優勢，這可以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來概括。在香港人的靈活應變下，背靠的祖國好也好、壞也好，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是香港的發展動力。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的連接點，內外逢源，內外欽羡。

地緣政治（geopolitics）又稱地理政治學，認為地理是影響一個地方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發展的基本因素。香港的發展，可以作為這理論的很好範例。嚴格按地理來說，香港面對的條件沒有改變，從天上俯瞰塵寰，我們還是在原來位置上。可是仔細看看，「當驚世界殊」，特別是在夜晚，本來沒有幾點燈光的大陸，已在沿海地帶匯成一串燈海。幾十年來傲視神州的「東方之珠」的光采雖然還可以依稀分辨，但在相對之下黯然失色了。

香港本來的地緣政治優勢其實主要源於政治局勢，而非地理因素。從地理上看，香港位於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邊沿，無論陸路水路都與三角洲的經濟重心區域有一段距離。香港「開埠」之前，華南有多個港口重鎮如廣州、泉州、廈門等，香港只是廣州的外港，是商船進出廣州的中途站，本身缺乏經濟發展的條件。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後，也只是把它當作是橋頭堡使用。直至戰後，政治局面發生根本變化，才造就了香港內外逢源的天時地利。

變化沒有停止，只是變得對香港不利了。或者說，香港沒有及時捕捉先機，而是自我蹉跎，至今已失去本來可以進一步擴大的優勢。回歸賦予香港「一國兩制」，這本該是對香港兩利的設計，既可得「一國」中「同」之利，又可得「兩制」中「異」之利，左右逢源。可是在殖民地時代種下的心魔作祟之下，香港不是利用「一國」以擴大自己的腹地，扭轉孤懸海角的劣勢，反而日益把自己孤立起來。

今天讀到「港珠澳大橋料如期完工」的新聞，不勝唏噓。這本該可以早二十年前實現的宏圖，其實可作為扭轉香港地緣政治不利的重要一着，為香港提供連接發展潛力巨大的珠三角西部與中國大西南的便捷通道。這可以造成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擴大香港當時大大凌駕於廣州、深圳之上的優勢。到今天，這條大橋對於香港已難起同樣作用，而對於大陸，更屬可有可無。在整個內地的交通網絡上，它與高鐵香港段，不過是兩段盲腸。

在華南，真正擁有強大地緣政治優勢的是上海和廣州，分別有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作為龐大腹地，空間、資源、人力、市場都不虞匱乏，基本建設一日千里。上海的生產總值已在五年前超過香港，廣州、深圳也可望明年爬頭。照增長趨勢推算，十餘年後，三市甚至可以倍於香港。香港會回復到「廣州外港」的地位嗎?

《香港經濟日報》零六年出版了《香港，醒醒！》一書，就二十個行業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日益消失。八年過去，劣勢已全面蔓延，香港過去的地緣政治優勢中潛在的劣勢因素都浮出水面來了。

別陶醉在金鐘的革命主義浪漫中。夜涼後打開 google 的衛星地圖，抽離一下，從遠距離看看我們城市和周邊地區的燈光，清醒清醒吧！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二十八(2014/09)

竿頭高幾許？進步可登天？世事無完美，登天待夢眠。

清寒一鏡玉玲瓏，可及電光紫綠紅? 七寶樓台終是幻，秦鄉不見阿房宮。

──中秋夜攝維園花燈

牡丹耀眼紅，秋菊杳無蹤。清境知何處?分明聽得有鳴蛩……不在遠處──在心中。

──攝維園花燈

檣櫓立如林 敲天奏巨音 拱堤嚴列陣 只待暴風臨

──攝八號風球下之維港

香港「溫水煮蛙」之憂

Frog Under Umbrella / by Penkdix Palme

「溫水煮蛙」很殘忍，田雞(青蛙)在不知不覺中被活生生地煮熟了。從樂觀的角度看，這可看作是「安樂死」。不管怎樣，鍋中之蛙不知道環境慢慢在發生變化──從量變到質變──則是一樣的。

香港正在發生這樣的變化，而很多香港的「蛙蛙」對之渾然不覺，仍然感覺良好。

香港是一個奇跡，在一個除了擁有優良的深水港之外沒有任何天然資源的地方，在短短時間內創造出一顆「東方之珠」來。所謂短短時間，主要是指戰後。在戰前，香港由於內地的戰亂頻仍，已吸引不少人才和資金到來。然而，當時香港的地位仍難以與十里洋場的上海相比，所以張愛玲到香港來了，卻是瞧不起香港。我在感情上不接受這位「才女作家」，但不能否認她瞧不起香港確有所據。

香港可以說是藉着中國和國際局勢的機緣發展起來的。英國戰後接收香港時，沒有完整的治港理念。中國局勢變化，以及後來因為韓戰而受到封鎖，驅使人才和資金從大陸大量湧來，卻促成了香港向轉口港和製造業的發展。英國人最主動的應變，是在七十年代初因應六七「反英抗暴」的教訓後，由港督麥理浩啟動一系列民生經濟改革。改革目的還有着長遠的政治盤算：提高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拉開與內地的差距，以為未來的香港前途談判鋪墊民意基礎(可參考李彭廣的《管治香港》一書)。

為香港經濟起飛提供更大動力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的經濟架構自此徹底改變，從製造業中心逐步改變為現在的金融服務業中心，經濟產值至今93%源自服務業。大陸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時，香港恆生指數接近500點，一九九八年達到18000點，20年內翻了40倍。

可見，香港的發展完全依託於中國局勢，既可在中國受封鎖、處境艱困時取利，亦可從中國對外開放、經濟蒸蒸日上中得益。香港處於一個非常有利的地緣位置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大陸自然吃大陸。

可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空間一樣，時間推移，此增彼長，因緣就變了。

香港曾經以自己是進入中國大市場的跳板、橋頭堡自詡，以為自己是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必經之路。這曾經是事實，至今也有一定根據，只是再沒有人相信香港可以繼續保持這獨特地位了。隨着中國的經濟實力加強、對外開放擴大，香港再不能以自己的地緣政治優勢自恃，而在新的形勢下，反而日益顯露出地緣政治上的不利來。

過去，香港處於大陸的邊沿位置上，有如鶴立雞群，可以睥睨群雞、傲視「天下」。據本港經濟學者雷鼎鳴的文章，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香港的GDP佔國家總體約25%，到二零一二年這大幅跌至3.1%。香港鶴立雞群之勢已逆轉為雞立鶴群。簡言之，香港已被邊沿化，且趨勢持續，香港的GDP佔國家總體的比例，估計會在十年內進一步跌至1%。

溫水裡的「蛙蛙」們，必須看明白這將屬於你們的未來世界。

無情未必真豪傑

回頭前塵影事，總有可笑、可悲的，可笑復可悲的亦不少。譬如想到那時有這樣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全中國無人不識唱，哪裡歌聲一起，就一唱百和。如今，沒有幾個人會唱得出口了。

舉凡涉及「大是大非」的大型群眾運動，都會衝擊到友情、親情、家庭。對運動來說，運動的目標、理想高於一切，要求參與者為了運動的成功，團結一致、無私奉獻、作出犧性。在這前提下，友情、親情、家庭都在可以犧牲之列。效忠的核心，要麼是運動中具有無比魅力的領袖，要麼是運動的理想、目標。

一個運動要成功，必須有這樣的領袖。從個人、家庭自私的角度來說，這些領袖卻是友情、親情之敵。他們英雄式的橫空出世，可能製造時勢，也可能製造無數家庭悲劇。十二世紀時，歐洲有個後來封了聖的基督教傳教士伯爾納 (St. Bernard) ，是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發起人。據說他的講道極感染力，以致母親們紛紛藏起兒子，妻子們紛紛藏起丈夫，以防被他誘惑了去東征。他拆散過很多家庭，據說那些棄婦多得組成了一座女修道院。

這樣犧牲，從宗教的神聖角度來看是微不足道的。宗教都宣揚愛，可是愛有層次，友情、親情的愛相對之下若不是最低級的，也只能是次一級的。狂熱的政治運動在很多方面堪足與宗教運動媲美，貶抑友情親情，褒揚領袖崇拜，就極為相似，組織運動的手法很可能就源自宗教，在西方自然源自基督宗教。《聖經》中耶穌這方面的說話，大概是運動領袖們熟知的。

在馬太福音第十章，耶穌不諱言地說：「不要以為我來是帶和平到世上來的；我並沒有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刀劍。」又說：「我來是要使兒子反對他的父親，女兒反對她的母親，媳婦反對她的婆婆。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又說：「那愛父母勝過我的，不配跟從我；那愛子女勝過我的，不配跟從我……。」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也有類似的話：「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

這樣的場境不是在這個、那個運動中一再出現過嗎?每當社會出現狂熱的信仰、運動熱潮時，都必會發生這種反目成仇的相爭，中外概莫能免。

這樣的狂熱，不管是宗教的還是政治的，都有道德高尚的教義、主義，都宣揚某種愛，某種超越國界的精神、政治價值，可是實際上會製造大量適得其反的恨，把家庭、社會撕裂。

不知道是否與這樣的狂熱浪潮反覆出現有關，家庭在世界各地都在衰落，這可能又助長狂熱性群眾運動的孳長，推動人們去追求在家庭之上的「大愛」。

魯迅有詩云：「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他的感慨相信不僅是就自己的境況而發的。

亂局中的矛盾現象

沒有矛盾便沒有世界。近日香港，矛盾現象叢生，讓人歎為觀止，證明所有事物果然都包含着矛盾對立，對立面還不斷轉化。

民主?獨裁?  「佔領運動」是以爭取民主為號召進行的，霸佔街道、堵塞交通、圍困政府總部等等所為，卻是絲毫沒有尊重持份者──所有受影響的市民──的意願，沒有得到經民主程序作出決定的支持。要封鎖那條馬路、天橋、路口，只要佔領那地方的示威者決定(民主決定?)就可以掛起「只出不入」之類的告示。

領袖?應聲蟲?  傳統的群眾運動，不管是政治性的還是宗教性的，成功與否往往取決於有沒有威信卓越而高瞻遠矚的領袖。民主社會一般卻缺乏這樣的領袖，民選出來的領袖為保住地位，常常是民意的應聲蟲，使「尾巴搖狗」的現象屢見不鮮。「佔中」領導人被挾持上馬之後，如今又見到年輕之輩不敢從大局着想，因為害怕難以服眾而不敢「輕言撤退」。

仇警?求警?  在佔領行動中，示威者與警察對立，示威者不斷努力宣傳警察過度使用暴力。到發生佔領者與反佔領者對立時，示威者卻不斷要求警方保護，於是大隊警察出現為他們築起人盾。

現在?未來?  崇高的理想、目標是群眾運動必不可少的，是運動的磁石，因為「渴望而非擁有，才是人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動力」。這可以讓人犧牲現在擁有的東西，甚至不惜一切去貶斥存在的成績，對之閉目塞聽，要讓自己相信現在的都屬虛幻，把什麼「珍惜現在」、「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視為廢話。

鎮壓?忍讓?  學聯的代表一再說警察以暴力鎮壓學生、市民。事件發生多天以來，受傷的人數聊聊可數，而且主要來自佔領者與反佔領者的衝突，證明「鎮壓」之說純屬信口開河。倒是警察的忍讓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警察的糧水運輸車、救護車要乖乖地讓示威者檢查。難怪有讀者在這裡留言問道：香港是嚴格的法治社會，違法停車都會抄牌，司法機構為何不起訴故意堵截交通的學生？

無私?自私?  示威者大都一臉純真，大都是自發去佔街堵路的，志向遠大，可是全都漠視自己行為給社會、給市民、給做生意的小商人造成的傷害。被佔領路段一家食肆的老闆去跪地哀求佔街者「給條生路走」，面對的卻是一面冷漠。這位小商人情緒失控下強行擠向佔街者行列，佔街者大喊「非禮」。真為他未來的命運悲哀。

理性?非理性?  這些示威者看似非常理性，「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一掂就叫「非禮」)，可是冷靜表面之下的卻是非理性，就如參加了某些邪教的狂熱分子，行徑與思維都違反人的天性，違反常識，只知服膺於信仰而不敢提出質疑，不敢退出那個狂熱的小集體。

多數?少數?  佔街者口口聲聲代表香港市民，代表多數意見。這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採用這種激進方式表達意見，決不是多數市民願意見到的，代表不了沉默的大多數。拉鋸局面拖延下去，只會消耗市民以至示威者本身的耐性，使多數與少數進一步逆轉。民主要求少數服從多數，現在見到的是多數「被服從」於少數。

台前?幕後?  台前表演者的主次角色在不斷變換，不知是部署中的AB角輪替，還是有人蓄意「卸膊」，還是如一些「老鬼」大方地說的讓年輕人做主角，而自己去躲到幕後當煽風點火、搖旗吶喊的安全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