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震盪：可消解「洗腦」嗎？

約半年前，介紹兩本關於「洗腦」的書，寫過幾篇文章。當時有朋友在 fb 上問：作者有沒有「解藥」？答案是：沒有。《洗腦心理學》（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與《洗腦：控制心智的邪惡科學》（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都探討了人會如何被「洗腦」，人可以怎樣拒絕被灌注某種思想（包括廣告宣傳），但沒有提出一旦被「洗腦」可以怎樣消解。

我曾回應：思想一旦形成，就有定勢，甚至影響到神經元的連結，對行為產生如行車「自動波」般的影響，要改變得有極大的震盪。

所指的震盪，可大可小。如果所涉的是個人、團體，震盪的範圍有限。邪教事件經常發生，會有大批信眾被迷惑，以致發生集體死亡的悲劇。近代最臭名昭著的邪教是美國的人民神殿教（Peoples Temple），大批教徒被誘到巴西叢林裡的瓊斯鎮，集體「自殺」殉教，913人死亡。日本又有奧姆真理教，一九九五年在東京地鐵發動沙林毒氣襲擊，教主麻原彰晃等 13 人後來被處死。經過這樣的激烈震盪，絕大部分被「洗腦」的信徒猛然回復了清醒。

如果所涉更廣，例如整個國家、民族都被灌輸了某種極端的意識形態而服從於某種違反道德、人性和人民長遠利益的惡行，要清醒過來，就得有更巨大、更猛烈的震盪。

二十世紀曾一再發生這樣的事件。德國納粹黨掌權下的德國，民族主義歇斯底里的亢奮，服膺於希特勒的邪惡指揮，要征服整個歐洲。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同時在亞洲狼奔鼠突，甚至挑戰美國，要稱霸東亞，國民為之癡迷如醉。結果，德日都受到沉重反擊，德國被炸得體無完膚，日本更吃了兩個原子彈，震盪不可謂不大，德日人民至此如服下清醒劑，一下子回過神來，儘管兩國都仍然有不甘屈服的死硬分子。

中國「文革」也是一場人民經「洗腦」而後革身洗面的輪迴，使國家從崩潰的邊沿，從脫離實際的政治鬥爭，回歸到實事求是，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發展經濟建設，並重歸中華文化，然後有近 40 年的中華騰飛。中國人的思想精神面貌自此跨過分水後，脫胎換骨。

戰後的世界大體和平，被西方「普世」價值觀「洗腦」者舉目皆見，香港就不乏因而數典忘宗者。但你能給他們一個電擊般的震盪嗎?能給癡迷者一個休克治療嗎？難以想像。

可是世事幻變也真不可思議。一場世紀大瘟疫遽然掩至，給全世界措手不及的打擊 ，也給世界來了一個通體的CT透視。不管你在風調雨順時吹得怎麼神通廣大，COVID-19 讓你打回原型，是什麼根底、有什麼本事都暴露無遺。

這場震盪之猛烈和廣泛，沒有人想像得到，它會給世界造成怎樣的改變，也沒有人可以預見。但不妨參考一些雋智者的預判：
──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三月二十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指出這是這一代人最大的危機，它不僅將影響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還將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活下來的人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三月三十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美國變成一座否定與死亡之國。這種轉變在過去幾十年裡逐漸發生；只是現在我們正在目睹後果以快進的方式展開。
──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四月三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將永遠改變」。

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震盪，但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正如邪教覆沒了，仍會有人執迷不誤。歐美正有人在認真策劃其事，向中國索要新「庚子賠款」呢 ── 時光倒流 120 年了？

美國疫情：無視與無能

關於美國疫情怎麼發展到如今地步，昨天提到的 Medscape 總編輯 Topol 的炮轟文章，只屬粗線條勾勒，主要從醫護人員角度發聲。《華盛頓郵報》同時刊出了冠以「調查」欄名的長文 The U.S. was beset by denial and dysfunction as the coronavirus raged（冠狀病毒肆虐下，無視與無能困擾美國），通過多位記者 47 次對有關官員、人士的採訪，深入報道了特朗普政府三個月來是如何應對疫情的，揭示政府內部權力爭鬥不斷，直至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變化。

題中的 denial 解否認、否定、拒絕承認、拒絕接受等，指的是特朗普與他在白宮各位大員疫情初期對各種警號的漠視、忽視、蔑視，不是無所知，而是無所視，視而不見。 Dysfunction 本來是醫學名詞，指機能障礙、失調，用到文章標題上，就暗指白宮病了。

文章開頭開得奇崛：「到特朗普自稱為戰時總統 ── 敵人是冠狀病毒 ── 之時，美國前進的路上將見到人民大量死亡，數逾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之和。」

據維基上的數字，美軍在以上各場戰爭中，韓戰死 54 246 人，越戰 58 209 人，阿富汗戰爭 2 216 人，伊拉克戰爭 4 576 人。這是美國戰後以來最大的幾場戰爭，合起來差不多 12 萬人。其實還可以加上九．一一 的死亡的近三千人。特朗普日前宣稱，美國在這次疫情中若只有 10 到 20 萬人死亡，就算不錯了。庶幾可以說，美國這數字將是全球各國之最，儘管疫情遠未到消弭之期。

文章梳理了美國是怎樣無視各種警示的。美國疾控中心十二月三十一日就獲悉冠狀病毒病例，一月一日就開始為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編寫報告。一月三日，白宮就收到冠狀病毒來自中國的的第一個正式通知。幾天之內，美國情報機構在每日簡報中向總統就病毒威脅的嚴重性發出了警告，這是西方各國中第一次對這種病毒發出警告。

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美國在195 個國和地區的衛生安全評估中排名第一。這是有根據的，《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花了很大篇幅記述有關官員和部門得到疫情警示後如何聞風而動，啟動機制，商討對策。奈何，特朗普不當回事。記者統計，他 33 次說這病毒沒有什麼大不了。

一月十八日，衛生部長阿扎爾向正在度假的特朗普匯報疫情，話未說完就被特姢普打斷了，反被指為「危言聳聽者」。

除白宮外，美國的有關部門有失職的嗎？有，最大的失敗是疫控中心堅持自己開發檢測劑的失敗。文章認為，美國疾病中心過去的成功，「助長了一種體制上的傲慢」。

檢測慢了、少了，最可怕的是讓高層官員對疫情不了解疫情的真實規模。二月中旬，被稱為美國「抗疫隊長」的醫學專家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到白宮「形勢室」開會，仍對白宮官員說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出現令人擔憂的人際傳播。

文章深入報道了政府內部應對疫情的爭拗，關鍵在於，是公眾健康優先，還是特朗普在選舉年中的利害即經濟增長、股市升跌優先，而醫療物資如N95等的儲備不是白宮關注的。到三月底，政府要訂購一萬台呼吸機，數量遠低於衛生官員和各州州長的需求，且要得夏季或秋季才能到貨。一位參與其事的採購官員說：「這像個笑話。 」

到特朗普終於面對疫情現實，宣布這是生死攸關問題時，已是三月三十一日，距離美國疾控中心十二月三十一日就獲悉冠狀病毒病例，足足三個月。

保羅·克魯格曼：美國，否認與死亡之地

作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即克魯明）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原文刊於《紐約時報》網站，3月30日） 死亡飛快地向你襲來。就在三週前，白宮和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官方說法還是這個新冠病毒沒什麼大不了的，相反的說辭都是居心不良的政治謊言，是那些想讓特朗普下台的人在搞鬼。現在，紐約全面暴發衛生危機，所有的跡像都表明，很多城市很快也會陷入同樣的境地。 幾乎可以肯定，情況會越來越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處在最糟糕的發展軌跡上——沒錯，比處於大流行這個階段時的意大利還要糟糕，確診病例每三天翻一番。 我不確定大家是否明白，這種指數級的增長意味着什麼。如果它以目前的速度持續增長一個月，數量將增加一千倍，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將被感染。 我們希望這種情況不要發生。許多州已經處於封鎖狀態，雖然並非所有州都這麼做，但流行病學模型和一些初步證據都表明，這將會「壓低曲線」，也就是說，大大減緩病毒的傳播速度。但是，當國家的噩夢觸底之前，我們有必要後退幾步問一問，為什麼美國的應對如此之爛。 最高領導人的昏庸，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數以千計的美國人正在死去，而總統還在炫耀他的收視率。 但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無論是導致對大流行的初期應對不力的科學否認，還是現在看來可能發生的成千上萬的不必要死亡，都並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所獨有。在發達國家中，美國一直以來都是否認和死亡之國。只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國家性格上的缺陷，正在以越來越驚人的速度呈現出來。 關於否認：試圖遏制住新冠病毒威脅的流行病學家猝不及防，他們的工作迅速被政治化，即指稱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用來傷害特朗普、宣傳社會主義或者其他目的的騙局。但對於這種反應，他們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氣候科學家多年來面臨着同樣的指控。 雖然否認氣候變化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但它的中心顯然是在美國：共和黨是世界上唯一否認氣候變化的主要政黨。 氣候科學也不是他們唯一反對的東西；沒有一個共和黨2016年總統提名候選人的角逐者表示願意支持進化論。 共和黨否認科學的背後是什麼？答案似乎是對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小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 Jr.)等福音派基督教領袖這二者的忠誠的結合。福爾韋爾認為冠狀病毒是針對特朗普的陰謀，然後不顧衛生官員的警告重新開放了他的大學，似乎已經自己動手創造了一個病毒傳播熱點。 無論如何，關鍵的一點是，幾十年來在多個方面對科學的否認，為否認病毒奠定了基礎，而對病毒的否認在當前大流行關鍵的前幾周令美國的政策無法運轉。 關於死亡：我有時還是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堅信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是全世界最高的。畢竟，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嗎？事實上，我們的預期壽命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幾十年來，這一差距一直在穩步擴大。 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反過來，肯定反映了美國獨有的全民健康保險缺失，以及同樣獨有的「絕望之死」—— 因毒品、酒精和自殺導致的死亡 —— 在看到經濟機會消失的白人工人階級中的激增。 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我們每年多死數十萬人，而我們即將因冠狀病毒而多死數万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具體來說，當我們對疫情進行「解剖分析」—— 這個慣用語在此刻已經不是什麼隱喻 —— 我們可能會發現，對政府的敵意經常破壞對有需要的美國人的幫助，而在減緩對當前危機的有效反應方面，這種敵意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那更大的圖景呢？在美國獨有的否定科學之風盛行和美國獨有的高死亡率之間有聯繫嗎？老實說，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 一種可能的說法是，美國的政治格局賦予了反科學的宗教右翼以特殊權力，後者曾支持反政府的政治人物。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全面的說法，像福爾韋爾這種人掌握的權力，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 在任何情況下，重要的是，儘管美國是一個擁有光輝歷史的偉大國家，有許多值得驕傲的方面—— 我深深認為自己是一名愛國者 —— 但強硬右派的崛起，正如我說的，也在把美國變成一座否定與死亡之國。這種轉變在過去幾十年裡逐漸發生；只是現在我們正在目睹後果以快進的方式展開。

美國怎樣淪落到這地步？

自製口罩，美國開始流行

特朗普前天（四日）在白宮疫情簡報會上說，這兩星期將是美國抗疫形勢最嚴峻的時刻，死亡人數將會激增。有多嚴峻？美國衛生總監亞當斯具體說：美國會迎來「珍珠港時刻」。

特朗普大話連篇，自詡最懂醫學，對新冠疫情的研判卻是信口雌黃，錯漏百出，可是這一回，最好還是相信他。美國的疫情曲線的確在呈現非常不樂觀的發展趨勢。

美國疫情數字每天都在大幅躍升。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數字，美國確診人數高達337 646例。我愛把它乘四，以便以中國人口為基準作比較，結果是一百三十多萬，竟然比全球同一時刻的1 277 962 例還多。

美國疫情怎樣發展到這一地步，未來歷史一定會清晰整理，但在悲劇中站到最前線的美國醫護人員，在悲憤中已用親身的見證為之此出粗略而有力的概述。一位資深退休醫生傳來了美國著名醫學網站 Medscape 的文章 US Betrays Healthcare Workers in Coronavirus Disaster （美國在冠狀病毒災難中背棄了醫護工作者）就是這樣的文字，作者是網站的總編輯 Eric Topol 醫生。

Eric Topol 是心血管病專家、遺傳學家，又是作家，去年出版了 Deep Medicine: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Make Healthcare Human Again （深層醫藥：人工智能如何使醫療保健再通人情）一書，可見他對未來醫療發展的關注。

文章把美國的疫情發展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無聲擴散」。中國一月五日就完成新病毒的基因排序，一月二十一日，美國與韓國同一天發現第一個病例。韓國立即採用世衛提供的檢測劑廣泛篩查，美國卻由自己的疾控中心研製檢測劑而屢生波折，過了近五十天才開始廣泛檢測。二月份，韓國共做了7.5萬次檢測，美國僅352次。韓國按世衛倡議，發現、追蹤、隔離病源，美國則大派定心丸，輕忽怠慢，置公眾與醫護人員的安危於不顧。

第二階段，沒有彈藥之戰（The War Without Ammo），用中文說是「空槍上陣」。美國當前的可悲處境，是醫護人員沒有口罩 ── 連普通 75 美仙一個的口罩都沒有，更不要說專業的 N95 ── 以至缺乏其他保護裝備累積形成的。救治病人的裝備同樣缺乏，例如呼吸機，美國需要幾十萬台以至一百萬台，可是僅有不到十六萬台。醫護人員不但缺乏保護裝備，還紛紛遭受上級恐嚇：不要向外聲張，否則會受處分，甚至「炒魷魚」。

第三階段是，醫護專業人員廣受感染而垂死。意大利倫巴第大區，兩成醫護人員受感染，同樣的悲劇也正在波士頓和紐約發生，一些年輕醫生已寫下遺囑。

文章指出，醫護人員被病毒打倒是悲劇，更可悲的是他們的犧牲是不必要的，是缺乏檢測、缺乏個人保護裝備下的慘敗。醫護人手不足將對美國整體醫護工作造成更大損失，不同崗位醫護人員都面對數以千計病人，每一個人缺位都會造成漣漪效應；失去的不僅是人，還有他們的豐富經驗，醫學院怎麼加快人員培訓都彌補不了。

文章最後指出：「美國對COVID-19的應對將成為本國（美國）公共健康史上最糟糕的災難，破壞規模之大，九．一一等眾多災難之人命損失瞠乎其後。我們醫療界記憶最深刻的可能是：當我們的國家最需要我們貢獻力量之際，國家是怎樣背棄我們的。」

要向某人問責嗎？但這顯然不是個人問題。

廣州抗疫：451 病例 vs 7200 病床

《隔離的意義》廣州美術學院 陳賽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數字突破一百萬了。香港的新冠肺炎病例則突破八百，幸好日增數字有放緩趨勢，希望在防疫措施加強下，趨勢能持續下去。對比起人口只比香港多一百萬的紐約，香港其實已非常不錯，紐約的數字已達到五萬一千多，超過武漢，情況非常駭人。

香港自然不能自滿，對比周邊城市如廣州、深圳，我們的疫情管控就有所不如，廣州最新確診人數是451人，深圳 452。香港的數字是近日隨着外來輸入病例增多而急升起來的，廣州和深圳受外來影響較輕，但兩個城市的人口都遠多過香港，廣州常住人口達一千五百多萬，深圳約一千三百萬，而且受湖北、武漢的影響遠遠大過香港。

人口比香港多一倍的廣州之抗疫有什麼過人之處？從《廣州日報》一篇報道看到一些介紹：兵貴神速！全面戰「疫」尚未打響，廣州便「嗅」出凶險，開始作最壞打算、最周全準備：
—— 2019年12月31日，武漢首次通報疫情，當晚，廣州市便要求各醫療衛生單位加強對不明原因肺炎的監測和病例排查，開展醫務人員培訓，同時做好應急​​準備；
——2020年1月9日，國家明確新型冠狀病毒為病原體後，廣州市疾控中心迅速聯合廣醫一院，迅速展開核酸檢測項目；
——2020年1月17日，廣州尚無一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就印發了做好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工作的通知。從起草到出台，僅花了兩小時。
——2020年1月20日晚，鐘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會人傳人。當天，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原廣州傳染病醫院）宣布全體醫護人員取消休假，一線待命。
……
同時，廣州各醫療單位迅速集中專家、集中資源，切實準備「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13家醫院共規劃床位 7200 餘張，並制定建設備用醫院的方案，必要時即刻開工，寧可備而不用。

結果，至今確診病例451例，只有一例死亡，相對於準備好的 7200 張病床，數字何其懸殊。這背後是「寧願床等人，不讓人等床」、全力以赴、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理念。

放大到全省去看，廣東的確診人數是1514例，與現在成了「震央」的歐洲各國比例，這數字非常燿眼。廣東人口是全國之冠，達一億一千多萬，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多。歐洲最多人口的德國亦不過八千三百萬人，最新病例已接近八萬五千；人口不如德國的意大利更接近十二萬。

歐洲國家的平均人口只有一千四百萬，中國大部分省（區）都超過它，湖北周邊各省放到歐洲去都堪稱大國，但疫情遠沒有歐洲諸國嚴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表現也遠勝於歐美。

韓國首爾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KWON 教授昨天（三日）在一個中美德韓日專家視象會議介紹韓國抗疫經驗歸納出三點：第一點是早行動，反應過度總比反應不足好；第二點是大規模檢測、隔離病例；第三點是追踪，韓國沒有封城，但在追踪上採取了「非常激進的做法」，發現一個病例，就查他手機的GPS、查行動軌跡，甚至去查各種各樣的監控錄像，追蹤行蹤，然後採取必要措施。

中國和韓國的經驗都是公開的，不過不易學到，問題當不在「老師」一方，而在「學生」一方。

新冠病毒一個「爆炸性」消息

美軍醫療船「安慰號」駛進紐約港，接收普通病人，以讓紐約的醫院
騰出病房安置新冠肺炎病人。

近日，接連收到「爆炸性」消息：世衛警告：新冠病毒可以通過空氣傳播。」

這消息像網上很多傳聞一樣，真假夾雜，為了捕捉眼球，把一些訊息誇大了，又把一些訊息有意無意地遏抑了。你不小心分辨，就中招。

以上消息，世衛半個月前的確有所發布，但那是針對醫護人員而言的，提示他們要作好防護，以防止空氣中傳播的病毒，特別是在對重症病人使用呼吸機等輔助設備時要慎重。

中國國家衛健委三月初發表的第七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版），就「傳播途徑」有以下表述：「經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於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存在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由於在糞便及尿中可分離到新型冠狀病毒，應注意糞便及尿對環境污染造成氣溶膠或接觸傳播。」

這表明新冠病毒的傳播主要通過「飛沫」（droplets) 和「密切接觸」。但也可能通過「氣溶膠」（aerosols），不過這個不斷修訂的指引認為這有條件限制：封閉空間、長時間暴露、氣溶膠達高濃度。帶病毒的糞便尿液經霧化形成氣溶膠，在以上三個條件下也可能經空氣傳播。

死寂的紐約布魯克林橋，背景可見曼克頓

以上「爆炸性」消息其實是從美國傳來的，事隔十幾天才「爆炸」起來，相信與美國疫情急劇惡化有關。惡化引起了廣泛恐慌，也觸發要不要戴口罩這防疫基本方式的熱烈爭論。這涉及到病毒會不會經空氣傳播。《大西洋月刊》（Atlantic)網剛刊出了Everyone Thinks They’re Right About Masks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對口罩的認識正確）一文， 首先就討論到新冠病毒是不是空氣傳播的。它引用馬利蘭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專家之言，認為世衛之「非空氣」傳播說是「過時的科學」，若與確診者接觸，會濺及飛沫，也會吸入病人噴出的氣溶膠。

文章提到武漢科學人員二月進行過戶外空氣調查，樣本要麼找不到病毒，要麼濃度極低，只有兩個地點的樣本例外，分別來自一家百貨公司外面，和一家醫院附近。一項沙士的研究曾估計，至少要43 至 280 個病毒顆粒才會引發感染。至於新冠肺炎，沒有數據。

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研究空氣傳播疾病的 Linsey Marr 說：「我現在出門，會想像每個人都在吸煙，會繞行以盡量避免吸入煙霧。」迎面有人走來，避無可避，要屏息靜氣嗎？她說：「這合理合情，我也這樣做。」

華盛頓州一個教會合唱團 60 名成員三月十日進行了一次練習，三個星期後，45 人「中招了」。練習在密封環境、長時間進行，各人噴出了多少飛沫，氣溶膠濃度有多大，則不知道。

回到口罩問題。哈佛大學的傳染病學家 Bill Hanage 自言，過去「輕微」看不起口罩是角度錯了，「你戴口罩不是要自我防護，而是不讓別人受感染」。對新冠病毒尤其是這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 Thomas Inglesby 說，如果不少人在發病前就有傳染性，就所有人都該戴口罩。

文章最後說：「的確，口罩是個象徵，但不只是盡責的象徵，而是這個變化快得讓人喘不過氣的世界的象徵。」

戰「疫」敢擔當，中外有佳例

瑞士新推出的朱古力復活節兔

作為領導人，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瘟疫，是重大考驗，既是科學認知上的考驗，更是對責任擔當的考驗。環視當前世界，不少在其位者出乖露醜了，但也有敢於決斷、有所作為的，中外都有。

關鍵是出手夠快，敢於搶在病毒的前頭行動。

在已成為震央的美國，疫情嚴重到特朗普不得不改口，說新冠肺炎不是「流感」，而是「惡疾」了。在最慘烈的紐約市，最新感染人數達到四萬三千多人，相當於約每二百人有一個染病。美國第一個病例出現在一月二十日，特朗普一直大派定心丸，說疫情「很快就會過去」。美國從上到下因而都在這樂觀氣氛下掉以輕心。可是有一位州長很早就從遠方蝴蝶扇動翅膀的氣流感覺到兇兆。

他是俄亥俄州州長 Mike DeWine，共和黨人，但沒有受到同屬共和黨的特朗普的蠱惑。

BBC 一篇報道說，早在三月五日，當俄亥俄州還沒發現一個病例之時，州長就通過法庭命令禁止每年一度的「阿諾（舒華辛歷加）體育節」（Arnold Sports Festival）舉行。這是世界健美界的盛事，號稱有八十多個國家的二萬名「大只佬」、「大只女」參與，可為首府哥倫布市帶來五千三百萬美元生意。

之後，這位 73 歲的州長又下令禁止所有體育比賽舉行，比NBA等全美聯賽宣布暫停還早幾天；並先於全美，宣布全州停學。

DeWine 州長去年才上任，但從政經驗豐富，做過縣和州的檢察官，做過聯邦眾議員、參議員。當然他無法阻止疫情發生，已有2 199 個病例, 55 人死亡。但比起東面僅四百公里之外的紐約，約一千萬人口的俄亥俄州的情況就溫和得多了。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是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也是該會會刊《中國市長》的主編。她日前發表文章，談到幾位市長在疫情中的表現，其中提幾個敢於擔當的例子：

── 湖北潛江的書記市長敢冒風險提前六天封城，並且準備了比武漢更多的收治和隔離床位，結果，潛江成為湖北疫情最二輕的市，僅次於神農架。

── 重慶早武漢三天在一月二十日就啟動了「防控應急預案」，宣布重慶進入「戰疫狀態」，並且三天就完成了對全市80%常住人口的排查，市政府還很接地氣的實話相告：「武漢人口一千萬，現在需要舉國醫療資源支撐。重慶人口三千多萬，哪怕只有1‰的人感染，就算全世界的醫生來支援，也救不了重慶，所以我們必須自己管好自己。」

── 浙江一月十七日發現五例武漢輸入的病例後，敢於打破逐級上報的常規，第一時間向全省公佈疫情。

相比之下，因疫情應對失誤而被撤職的武漢前任市長（「是位60後，有着完整的從政履歷，是從基層一步步上來的，能當上武漢市的市長，也不會是個等閒之輩」），面對來勢洶涵的病毒，一板一眼行事：一是依法向上匯報病情，二是等待上級授權。

西方一些地方的領導人受到殘酷疫的教訓，也有作為起來了。奧地利政府三十日宣布強化防疫措施，包括到超市購物時必須戴口罩。僅33 歲的靚仔總理庫爾茨(Sebastian Kurz)表示，奧地利是西歐第一個要求民眾戴口罩的國家；此舉不符合當地文化習慣，但從亞洲國家的經驗看，戴口罩對防止病毒在空氣中傳播具有重要作用，民眾必須做出適應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