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同文字，要趨利避害

韓國年輕人來到自己這樣的歷史古蹟，應感到茫然。

希臘人從東來的腓尼基字母中發明了拉丁字母，再在歐洲形成各種拼音文字。腓尼基字母有沒有往東傳播到中國?已故饒宗頤教授把半坡遺址發現的陶符與腓尼基字母比較，發現形構相同的竟有二十個之多。可是這樣陶符陶符沒有在中土產生拼音字母，反而產生了方塊漢字。

饒宗頤指出，漢字很早就已脫離以象形表意階段，甲骨文字大部分以音符為主，形符為輔，重形亦重聲，以形聲字佔大多數 。已故文字學家唐蘭更說：應該把漢字理解為一種很重視字形的注音文字。

在廣袤的華夏大地上，各地語言差異不如地中海地區大，加上中國很早就建立大一統政權，建立文字規範，即使語言有差異，文字可成為溝通工具；那怕語音變了，文字傳承下來，文化千古流傳。這是拼音文字難以想像的。英文幾百年間的拼寫和讀音已嚴重脫節，被詬病為「全世界拼寫與讀音最不規則的文字」；法文拼寫基本合規則，但單詞中不發音字母特別多，拼寫複雜，要根據讀音寫出單詞不易。這不斷削弱英文、法文作為拼音文字的優越性。

對於習慣了拼音文字，而又不諳語言調性的人來說，漢語、中文的確不易學。可是漢字有非常強大的構詞能力，一二千個常用字就能組成無數詞彙，掌握這些常用字，就庶幾能閱讀所有中文書報，這是小學程度也能做到的，免除學英文背默浩瀚單詞的困擾。在聯合國五種官式文字譯本中，中文版本一定是最篇幅最短的，可見中文有更高的信息密度，閱讀效率亦更高。

近年，閱讀障礙症受到不少關注。有統計說，在說中文的地方，這病的發病率為 2％〜7％，而用拼音文字的地方，發病率達7％〜15％，高逾一倍。

中國的一個研究發現，這同大腦語言區的使用有關。中文的語言區更接近大腦運動功能區的布羅卡區(Broca's area)，而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常用的是後腦的威爾尼克區 (Wernicke area)，較靠近腦部的聽力區，這是使用中文的人幾乎用不到的。因此，想學好中文要多看、多寫、多說，靠運動來記憶；而學習英文則應注重營造語言環境，多聽、多說。

這兩個區的病變或衰退都會引發失語症，威爾尼克區損傷主要造成語音辨別喪失，說話時語音與語法均正常，但不能分辨語音和理解語義。布羅卡區病變病人的閱讀、理解和書寫不受影響，但發音困難，說話費力，雖然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韓國和越南廢用漢字而採用各自的拼音文字後，後遺症慢慢顯現，要糾正不容易。最大問題是兩種文字都只表音而無義，同音語太多造成語義不清。有這樣的例子：二零零九年，韓國京釜線二期工程的無渣混凝土枕木的「締結裝置」部分嚴重龜裂，這個裝置按規定是要放防水填充物，但韓文圖紙里的「防水」與「放水」均為「방수」，沒有用漢字標明以區別，施工公司理解錯誤，枕木裡沒有加入防水材料反而加入吸水材料，造成全部15.5萬多根枕木要重新鋪設。

事物都利弊共存。對於中文和漢字，亦務必趨利避害，趨吉避凶。

拼音文字：一個過時的推測

「拼音文字更高級，拼音化是文字發展終點」這觀念，曾經是中國相當部分社會菁英的共識，中國曾經為此要廢棄漢字、走拼音文字的「共同道路」。如今回過頭去看，真讓人有「一額汗」之驚慄。

對於為什麼中國與歐洲的文字走上迥異的道路，學者有各種解釋，其中涉及地緣條件。歐洲文字，準確點說是地中海文字，屬海洋文化。有學者認為，歐洲文明其實是「野蠻人」刦掠了希臘、羅馬文明的成果發展起來的，後二者源自兩河文明與埃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巔峰。拼音文字的源頭應追溯到地中海東岸善於經商的閃米特人，希臘人稱之為「商人」，即腓尼基人。他們為了方便隨海路到處做生意，發明了腓尼基字母以記音，學習不同的語言。這發展成為後來的拉丁字母，和不同的拼音文字。

這是偉大的發明。人能夠發出的聲音有限，字母拼音足夠紀錄不同的語音，簡單，高效。相對之下，方塊的漢字神秘而複雜。當歐洲列強挾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也摧毀了中國人的天朝自信，拼音文字的優越性，使方塊字變得落後而猙獰。「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口號因而贏得幾許中國人的共鳴。

拼音文字的確有優越性，可是也有缺點。文字有兩個功能，一是紀錄口語，便利學習，加強溝通；二是成為書面語，以作文化傳承。兩者一橫一縱。顯然，從橫向來看，各地言殊，拼音方法易於適應，歐洲不同語言民族會以之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來，那怕不同方言也各有文字。口語也因為時間流轉而變。從縱向來看，書面語傾向於穩定，也貴在穩定。矛盾於焉產生，書面文字與口語的差距日益擴展，書面文字日益拼讀不出口語音來，而按口語音又找不到匹配的書面字。拼音文字的優越性難免日漸頹減。

各種拼寫文字中，英文最與時俱進，它源自歐洲大陸，但逐漸放棄了許多發音、文法規矩而簡化。這讓英語、英文在百餘年間迅速流通到世界各地。可是書面英文與口語讀音越來越不協調。有二十年拼寫教學經驗的英國教師 Joanne Rudling，為此設立了 Hwotospell 網站，以助讀者解決這方面的煩惱。她說六成英文字讀寫不符，有不發音的字母，原因是音變而字不變。例如 knife, know, knock, knee, gnat, gnaw 這些源自古日爾曼維京語的字，k 與 g 都不發音，再往上，源頭在拉丁語、羅馬語。

又如很多日常用字可發三個音，而實際只發兩個音：
aspirin - asp(i)rin asp/rin
business - bus(i)ness bus/ness
chocolate - choc(o)late choc/lat
different - diff(e)rent diff/rent
evening - ev(e)ning ev/ning
every - ev(e)ry ev/ry
marriage - marri(a)ge ma/rige
omelette - om(e)lette om/let
restaurant - rest(au)rant rest/ rant
several - sev(e)ral sev/ral
Wednesday - We(d)n(e)sday wens/day

隨着英語全球化，新的問題又出現，各地形成自已的英語，美式英語固然有壓倒英式英語之勢，而印度、新加坡、菲律賓以至香港都形成自己的 X-lish，發音、文法、用字都「推陳出新」。正宗牛津腔英語反而成為小眾英語，拼寫矛盾更大。英國文化協會二零零六年出版了名為 English Next: 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英語的未來：為什麼英語全球化意味着「英語作為外語」之終結)，探討有關問題。這四分五裂局面使英文拼音為文的缺陷更形突出。

於是，有研究者指出：「拼音文字更高級，拼音化是文字發展終點」的觀念，在語言學界已經是一個過時了近百年的推測。

漢語熱中的「功利主義」

美國一年一度的「全美中文大會」(NCLC)

人對語言的學習是本能需要，同需要吃喝差不多，因為能與人溝通才能生存。學習語言可以很容易，對母語，人人都毫不費力就掌握了。學外語就不一樣，可能窮畢生之力也難以運用自如。那麼為什麼要學習外語?還有外國人選擇以難學著稱的中文來學習?

據說，近年出現了漢語熱，世界各國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了，一些外國名人洞燭先機，早早就讓子女學中文，有機會在中國人面前炫耀一下，小孩字正腔圓的央視式普通話，讓幾許「黑皮膚黑眼睛」的龍的傳人既高興又汗顏。連央視的中國詩詞比賽也出現外國人面孔了。是否真有漢語熱這回事?還是不過是中國人自己的自吹自擂?有人在中國的「知乎」網上提出這個疑問，正反的回應都有。

有人從美國回來，就所讀的公立大學見到：本市華人只佔人口1~2%，大學外語課中選修中文的卻最多 (不算專為華人而設的課程)。有人到外國教漢語回來，談到的確有一定熱度。

有歐洲回來的人說，在歐洲，漢語仍屬小語種，熱度遠不如學法、德、西(班牙)語的。亦有人根據自己的經驗說，見到的外國人中學中文的屈指可數。更多人認為，學中文的談不上熱愛中國文化，THEY LEARN CHINESE TO MAKE MONEY(學中文是為了賺錢)。

這麼一說，所謂的漢語熱有什麼值得高興?

其實，學習外語真不似學習母語，都是動機而不是本能驅動的。我有一位朋友，最近學起希臘語來了。古希臘文明被視為歐洲文明的源頭之一，但古典希臘語同現代希臘語有巨大差異。譬如古希臘文有「耕地式書寫」，第一行由右到左，下一行由左到右，再由右到左；最後才演變為現代的從左到右。這位朋友為什麼要學這種如今只約有一千萬人使用的語言?── 很「功利」，為了學打很有特色的希臘揚琴。中國的揚琴原叫「洋」琴，是洋為中用的樂器。這種敲擊樂器在很多國家有不同的型制、風格、技巧。朋友演奏中國揚琴多年，曾到各國與洋琴演奏家交流；如今退休了，興起留洋希臘之念，甚至學起希臘文來了。

回頭看看香港人之學英文，不都是為了「搵食」麼?其中有一些人會因而愛慕起英國文化來，或愛上了荷里活電影，但抱着謀生之念而學英文，不會有人有任何非議。

世界各國學中文的人肯定在增加。英國文化協會去年的調查顯示，中文成為英國家長最想讓孩子學習的「未來最有用」語言。《金融時報》調研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英國兩任首相卡梅倫和梅翠珊都曾親自提倡學習中文。英國廣播公司還推出了免費線上中文課程。

韓國戰後出於民族主義情緒立法取消了漢字，獨尊拼音的韓文(諺文)，越南亦一樣，學校只教法國人設計的拼音越南文。結果都遇到同樣的問題，一是割斷了歷史文化，二是拼音字有音無義，同音字太多，語意混亂，在專業例如法律領域尤甚。在激烈爭議下，韓國的漢字政策左搖右擺，日前剛讀到韓國宣布從二零一九年起在小學五、六年級教材上標註漢字讀音和釋義，幫助學生了解專業詞彙。今日又發現，文在寅政府「為避免爭議已悄悄地廢棄這項政策」了。

不過有一個事實是肯定的：二零一六年，來華留學生達四十四萬餘人，其中韓國人佔七萬餘，排第一位。至於其中有多少是因為仰慕中華文化而來，多少是為了賺中國人的錢，何必計較?

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鼓勵女兒學習漢語時曾說：「世界上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她的每一個字都是一首優美的詩，一幅美麗的畫，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不能要求每個學中文的外國人都有尼克魯的感悟，因為中國人也沒多少做得到。

日本冰上王子贏得的語文讚歎

羽生結弦

日前寫了〈從貼春聯到平昌冬奧〉一文，聊到中文、漢字。不想到，平昌冬奧又與中文扯上關係了，日本男子花樣滑冰選手羽生結弦傷後一復出，就蟬聯了金牌，是為 77 年第一人。央視一段富有詩意的現場旁白經日本網民翻譯發到網上，惹起彼國人熱議，有「中國實在是個『語言之國』」的讚歎。

央視資深解說員陳瀅是這樣讚美這位創造歷史的「冰上王子」的：「容顏如玉，身姿如松，翩若驚鴻，婉若遊龍，索契冬奧會冠軍在平昌周期面對四周小將們的挑戰，讓我想起了一句話：『命運，對勇士低語：你無法抵禦風暴。』勇士低聲回應：『我就是風暴。』羽生結弦，一位不待揚鞭自奮蹄的選手，他取得今天的成就，值得全場觀眾全體起立鼓掌的回饋。」

日語翻譯的貼文得到萬多個點讚，不是因為日本選手得到讚美，而是因為旁述語文的優美。有人留言：「中國人的語言，實在是美麗，只能說中國實在是個『語言之國』了。我聽得都呆了。這麼美妙的語言，這麼美麗的表達方式。是因為漫長的歷史積澱起了作用吧？」

旁述無疑是高水平的，不過據「觀察者網」的報道，這不過是旁述過七屆奧運會的體育記者陳瀅的「正常發揮」。這也不是她第一次以旁述走紅日本，在四年前的索契冬奧會上，日本花滑名將淺田真央因失誤慘敗，陳瀅曾語帶哽咽地說到：「人生目標是可以通過堅守信念，而不是屈服來實現的。在追求高難度的路上，淺田真央從未放棄，儘管這條路注定會走得很艱難，很孤單，但是上天不會辜負你的勤奮和堅持！」日本「朝日電視」為此專訪了陳瀅。

「功夫在詩外」，這不僅關乎遣詞用字的水平。

有日本網民說：「中國人不止知道多這種優美詞句，還有另一種很高的造詣：把賀卡的語句裡的字用對方名字裡面的同音字替換，也就是把對方的名字插進特地找來的優美語句中，這也是跟美國人完全不同的一種讚美文化。」

不知道為什麼會扯到美國去，而所說的「很高的造詣」，大概是嵌名聯之類文體吧?這是方塊字獨有的文字創作形式，的確得有點文字功夫的要求，如今能寫出合乎格律又有寄意的嵌名聯，已屬不易。可是，在智能手機的年代，你大可不必花這樣的腦筋了。過年時，接連收到一個應用軟件，只要你輸入兩個字，就能生成一幅鶴頂格的對聯來，都善頌善禱，切合過年氣氛。只是你就不必寄望「富有詩意」的讚歎了。

日本人對陳瀅旁述的讚歎，國人不宜沾沾自喜，而更應視為鞭策。前天 (二月二十一日)是聯合國的「國際母語日」，是為了推動母語教育而設的。這時審視一下漢語的境況，有人提出了四大困境：其一，語言文字使用不規範，網絡上粗俗怪誕之語充斥；其二，漢語應用能力下降，如抽樣調查顯示，國人漢語應用能力呈下降趨勢；其三，語言教育「漢語冷，外語熱」，與外語和數理化相比，語文學習被忽略；其四，學術話語西化。

日前提到，韓國人在與中國搶中國文化，但不會與中國人搶漢語漢字，他們改用韓文（諺文），去漢化，年輕人對自己的歷史書，對廟堂上的漢字匾額對聯都看不懂了。

得補充一下的是，韓國通過立法消除漢字後，多年來引起有識者擔憂，不斷有人上書要求恢復漢字教育，包括多位前總理聯合上書。變化終於發生了，韓國教育部已宣布，將從二零一九年起在全國小學五、六年級教材上標註漢字及其讀音和釋義，幫助學生了解專業詞彙。

韓國大概無法因而搶出中國「語言之國」的地位，問題是我們、我們的下一代能否無愧於「語言之國」國民的身份?

虛擬世界推動的化妝潮流

美國的化妝達人 Patrick Starrr

不久前，看到一段頗叫人驚嚇的短片：一名相貌平庸 ── 刻薄點說是「不忍卒睹」 ── 的女子在鏡頭前通過一步一步的化妝，脫胎換骨般變得千嬌百媚！我半信半疑，懷疑短片是不是作假了，是不是移花接木換了一個人，只是沒有興趣仔細返看，當它變魔術好了。

後來在《華盛頓郵報》上讀到一篇關於美國化妝潮流的報道，再到 YouTube 看看那些有幾百粉絲的著名化妝達人的示範，才徹底折服了。原來不但醜女可以變美女，連「臭男人」也可以化作「美嬌娘」！

美國有一位網紅化妝導師叫 Patrick Starrr，一個 28 歲的有色人種男人，不但是網上有三百幾萬粉絲的「化妝藝術家」(makeup artist)，還愛用自己的胖臉示範如何用各種化妝品一點一點塗抹，最後面目一新，成為濃妝艷抹的美女。他還把足夠闊大的臉龐一分為二，半「嫌脂粉污顏色」，半「為人作換天開」，化出個陰陽臉，讓你不得信服化妝品和化妝技術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人之愛美，純為天性，沒有什麼好指責的，化妝在原始人類就存在。我見過非洲一些部落的女性化妝照片，真讓人驚艷。即使動物禽獸，也知道美是繁衍的競爭優勢，會靠美麗來爭奪異性。

化妝有兩個趨向，一是減法，一是加法。照美國一些化妝專家說，過去的化妝都重於掩飾樣貌的不足，這裡掩飾一下，那裡掩飾一下，不想讓人看得出來。如今不一樣了，愛用加法，就是要添上本來不擁有的，眼睛不夠大，劃眼線讓它看來大一點；眼窩太淺，塗眼影製造陰影效果；眼睫毛不夠長，貼上假的；眉毛、鼻子、顴骨、嘴唇等等，通通設法改造。

經過大筆重彩的塗抹，如一位化妝專家說：「我們變成會走的油畫了。」

這形成龐大市場，美國的假眼睫毛市場，自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七年增長 75%，達到一億七千萬美元。假眼睫毛的用料、價格懸殊，便宜的只售幾美元；昂貴的難以計算，因為有紅狐毛、貂鼠毛的，還有帶鑽石的。有人嫌一幅不夠醒目，要貼上兩幅。美國的影視名人不貼上假睫毛都不敢上街了。

但市場是普通人的需求形成的，Patrick Starrr 的粉絲絕大部分是一般男女。另一方面，你卻不會在街頭見到多少「會走的油畫」，為什麼?

龐大化妝市場主要存在於網絡的虛擬世界中，它由手機、各種社交媒體等等交織而成。在虛擬世界中，人的身份、面貌也虛擬掉，會以理想化的面貌出現，YouTube 等五花八門的化妝課程滿足了這需要，手機的自拍功能瞬間讓人以新面目橫空出世。現實世界的殘酷與不滿，就這樣輕輕驅走 ── 我也可以這麼「酷」！

這樣的新潮其實並不新鮮。深圳近年出現很多影樓，專門為客人拍攝化妝、着裝照片，包括粵劇戲裝，客人男女老幼都有，照片都裝裱華美，好能存之久遠。低技術的虛擬世界，原來早在高科技的虛擬世界之外存在。

李屏賓與香港電影的東方哲學

二零一六年，李屏賓以《長江圖》在柏林國際影展銀熊獎

香港電影不僅值得香港人自豪，在世界電影發展史上，也佔重要地位。它創造了許多不朽的電影，產生了許多巨星，還形成了自己以靈活見稱、不囿於成規的製作方式。台灣著名電影攝影師李屏賓八十年代曾只身到香港闖蕩十年，他的功夫，相當程度上受到香港電影人的影響。當他進一步走向世界，到了美國、日本、歐洲拍片，獨樹一幟的拍攝方式被視為東方式的。他也賦予自己的拍攝方式「宿命」的哲學內涵，其中恐怕真有着文化的內在基因。

李屏賓在台灣跟着侯孝賢等拍片，重於人文，屬藝術電影，富「文字魅力」。到了香港，完全是另一回事，拍的都是面向市場的商業片，功夫、動作、警匪……都講求效率，工作密集，節奏飛快。用他的話來說：「我在香港學到，拍電影真的可以天馬行空，所謂天馬行空不是在作夢，而是根據現有的情況去發揮，然後在拍攝時想辦法拍到這不可能的東西」，有時要「不擇手段」，「拍攝快、狠、準」。相對之下在台灣，遇到困難不是修改就是刪掉。

由於每天到了拍攝現場都要面對不可預測的情況，他對拍攝現場有過恐懼。到了後來，「就是無所懼，不論現場有什麼，都可以發揮」。這就是香港人所謂的「執生」。

他因此被人批評「沒有風格」，他卻說，「我有風格，導演就不見了」。他細心揣摸導演的意圖，常拍到導演看不到而合心意的東西，如侯孝賢《戀戀風塵》裡最後的空鏡頭。

貝聿銘也曾被人批評缺欠建築風格，他泰然回應說，要有風格不難，只按一個路子走下去就可以。他卻不斷尋求變化，按每個建築的獨特性去做到極致。

李屏賓按自己的方式到美國、歐洲拍片就成為異類，按歐美的專業規矩，所有事情都一板一眼，按部就班，到了拍攝現場，得依章辦事，要打幾個燈都有章可循。燈光師會搬出高科技器材，先發制人地說要怎麼打燈。李屏賓卻靈活地盡量利用現場環境和器材，即興、隨性地營造不同的色與光，例如用一本雜誌彩頁的反光，給演員的面部添上色彩。

與他合作過的法國導演 Gilles Bourdos 有這樣的觀察：「他像蘆葦一樣隨風擺動，不受限制，我想這是東方生活哲學獨有的精神。」

實事求是、隨機應變在我們看來順理成章，在習慣了西方思維和辦事方式的人眼中竟然那麼新奇。因此，「摸着石頭過河」這千百年來的生活經驗，曾幾何時也受到譏諷，譏諷的人自覺已過河了。

基於牛頓物理的歐洲科學主義使人以為所有事物都是有序的，可以預測的，這帶來了科技的巨大發展，卻也會使人的世界觀逐漸固化。如今，世界在走向基於二元邏輯的人工智能時代，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與《易經》的契合，予人的新的啟發。

剛讀到一位西方學者關於人工智能與中國古代智慧的文章，文章說到，《易經》反映了中國古人對自然趨勢的認識，我們做出結婚、買房、搬遷等重大決定之前，不妨翻翻這本書，隨機選擇的卦象可以為我們呈現一系列不同的二元選項，由此來衡量利弊、得失、進退等等。它並不給我們具體的建議，卻可以幫助我們在潛意識中搜尋答案。

香港八十年代的電影值得香港人懷念，香港人失去的，豈僅是當時電影的輝煌?

境隨心轉：怎樣讓福字「旺」起來？

春節期間，寫了很多揮春，滿足自己，滿足親友。上陶寶買了半刀（五十張）四尺乘二尺祥雲紋大紅宣紙，找朋友裁成各種尺寸，寫揮春，寫大福，寫對聯，差不多消耗殆盡。寫得最多的是大福，為了配合狗年，中間嵌了一只狗，還在其中的「田」裡嵌上「旺」字。福字的筆劃是黑的，旺字的筆劃則呈紅色，猶好篆刻的陽刻和陰刻。

在我看來，那紅色的「旺」字很醒目，可是後來發覺，一些朋友並非一眼能看到，要把大福貼起來，或仔細端祥才發覺，有點驚喜。還有一位長者，怎麼也看不出來，最後由旁人把旁邊的筆劃蓋上，免除干擾，「旺」字才「出現」。

這其實不奇怪，是一個心理學現象。書本上、網上都不乏這方面的測試圖像，都把陰陽條紋的圖形併合在一個畫面裡，如果不能排除或陰或陽圖形的干擾，較難找出隐藏的圖像來。還有動畫的，例如一個單腿旋轉的女郎剪影，是向左旋轉?還是向右旋轉?都可以，存乎你的一心。若能靜下心來，女郎之向左向右，取決於你之一念。這真是境由心轉。

剛到圖書館借來《〈乘着光影旅行〉的故事》一書，裡面的「天天是好天，順勢與宿命的攝影哲學」一章，在這方面有很好的演繹。這是關於台灣著名電影攝師李屏賓的書，他從事電影拍攝三十幾年，得獎無數，與侯孝賢、張艾嘉、王家衛、姜文等合作，以不平凡的影像征服海內外行內行外的無數眼睛。

經過無數經驗積累之後，對於拍片現場環境，他形成了所謂「宿命」的哲學，以至於「要風有風，要雨有雨」。這不是他能呼風喚雨，而是他能順勢而為，讓天時為我所用，「下什麼都可以拍，只要不下刀子……下雨、下雪、下冰、下雹都可以，這種天地的變換，有錢都買不到」。

短短的一章裡，說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就是到了現場，發覺天氣與計劃完全不同，可能打颱風了，可能下起暴雨，還有去到酒泉的沙漠竟然下起雪來（姜文《太陽照常升起》）等等，結果都順勢而為，把不利變為有利，事後看來有如天造地設。「順着自然去發展，有時反而增加很多真實的味道」，前題是能放下主觀先入之見，

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本來計劃在九份山城拍二三十個空鏡頭作尾聲，以表現時光流逝。誰料打颱風了。提早收工前，李屏賓看到天邊雲光有奇特變化，他不待不在場的導演同意，便拍了四百尺菲林，結果成為影片的尾聲，其他空鏡頭不用拍了。這「是老天爺給我們的，但是在老天爺給我們之前，我們也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而不囿於成見，才能順老天爺之勢而為。否則，就可能對老天爺的恩賜視而不見，反而怨懟有加。

從圖書館出來，沿電車路走過，用手機拍下一幀照片，配上宋無門慧開禪師的那首著名的詩：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祝福「國興家旺，人夀年豐」

戊戌年新春開筆，祝福「國興家旺，人夀年豐」。

繁花爛漫正春風

花艷蜂忙祈福旺

花正艷，蜂正忙。雞去犬又來，花市人如浪。斜陽騰紫氣，祈香江，福運旺。

年味淡化，舒舒服服地

到過年，常聽到「年味淡」的慨歎，說這樣話的，會拿若干年前的年味對比。

若干年前的年味，可能是故鄉的年味，而如今進城上樓了；可能是大家族的年味，而如今各奔前程、各有小家了；……。

肯定的是，那些年的經濟沒如今富裕，日子沒有如今豐足，交通沒今天方便，通讯沒今天發達。可是人們會更懷念那些年的年味。年味都哪去了?

古今中外都有節慶，「節」與「慶」相連，可見節日都離不開鋪張熱鬧。即使是念祖追遠、祭祀 亡靈的節日，到致祭祈禱後，也有一番熱鬧，以至嬉鬧狂歡。洋人的萬聖節，中國人的端午節等，都更多在慶祝，而不是致哀。清明節踏青，重陽節登高，都不乏旅行野餐氣氛。

可以想像，不夠熱鬧，節日氣氛就少了。年味淡了，淡的可能正是當年的熱鬧。

熱鬧要看你怎麼衡量，如今過年其實更熱鬧，更紅火，周圍不惜工本的華麗布置，視的聽的，日日夜夜都在營造過年氛圍。到街市鑽鑽，到花市走走，即使到商場逛逛，也可能受到感染。這幾天，花市已開鑼的維園附近，街道有特別交通安排，一天到晚都塞車，都聽到響號聲。離維園還有一段路，就不斷有人擎着鮮花迎面而來。足不出戶，打開電視機，電視賀年廣告把你連番轟炸，想過個避靜的年，不容易。

只是，你可能覺得這些是外加於你的，熱鬧歸熱鬧，商業味道太濃，你總難以投入。

投入感，參與感，身邊的人是不是共同投入和參與，可能正是最大的差別。

過去過年，是所有人都投入、參與的頭等大事，是總動員，家族的總動員，一鄉一村的總動員，鄰里的總動員，男女老少都脫離不了。大掃除中，各有各的分工，都有力所能及的一份。在一些鄰里間，很多工夫是在街道上進行的，街坊之間在談笑中互相幫助。中學時，我還到過同學家裡參與大掃除，動手粉飾房子。

準備過年食物的工夫更大，也少不了全家大小以至鄰里參與。小孩不甘被冷落，在搓麵粉做糕點什麼時，會拿粉團做玩具。打打鬧鬧免不了，我家至今留下當年小孩互相胡鬧被罰的笑談。

這樣的熱鬧，每個人都分霑、分享得到，而每個人都有貢獻、有付出，過程中充滿節日情味。這些都是經濟匱乏之下的產物。如今，家庭越來越小，過年自己動手的事情也越來越少，打掃房子是這樣，做過節食品也是這樣，春聯揮春買印刷品，團年飯到酒樓吃，都花錢圖舒服。

年味就這樣淡化，舒舒服服地。

從貼春聯到平昌冬奧

我家今年的春聯

又到了寫揮春、貼春聯的時候。北方都愛貼春聯，而南方特別是香港，貼揮春的多，對春聯不重視也不講究。這與居住環境有一定關係，當然還有「深層次問題」。

只在住宅大廈裡住個小單位，地方逼仄，要把春聯一左一右堂堂皇皇的張貼起來，並不容易。吉利四字語的揮春簡單得多，不妨在屋子裡多貼。我到過年愛寫寫揮春，多年前曾問一位朋友，要貼揮春嗎?朋友不好氣的反詰：哪有地方貼?

我愕然，貼一張揮春佔多大空間?可是細心一想，在香港越來越微型化的居住單位中，靠邊站的家私雜物常把牆壁都堵得嚴嚴密密，要找個不被佔用的牆壁談何容易。「家徒四壁」，在香港其實很奢侈，非豪宅不可為。

貼門聯更難。住宅大門要麼緊挨左鄰右里，要麼與左壁或右壁成直角，門聯根本無用武之地。張貼對聯與「家徒四壁」同樣奢侈。我家也奢侈不起，只能利用與鄰舍之間一堵白牆貼一貼。

能喜氣洋洋地貼上大春聯的，就只有大廈、商場的大門，春聯十居其九是現成印刷品。大家都只圖增添點節日氣氛，而字句必應景應時，怎麼貼都不會犯忌，於是都隨便張貼，哪個是上聯，哪個是下聯，沒幾個人說得清。以前，貼上春聯之外還會貼上驅邪避鬼的門神，神荼和鬱壘面面相對，不能貼錯。粵語有「貼錯門神」之語，說的是兩人鬧彆扭，見面都擰過頭去。這當然不吉利，但貼錯春聯而「有辱斯文」就沒有人以為忤，可能因為沒有幾人會說你貼錯了。

這樣的敗興事目前正如火如荼。在我的印像中，貼錯春聯的，對錯各半，正好說明上聯下聯、貼左貼右是隨機選擇的，對錯結果與擲骰子結果一樣。香港是這樣，大陸亦然，而且很多並不規範，即不合傳統對聯的格律要求，不知平仄對仗。很多人隨便寫兩個字數相當的句子，就說是對聯。「段子手」們常有這樣令人啼笑皆非之作，而好事者常常轉貼，越發讓這方面缺乏知識的人糊塗。

吟詩作對，本是讀書人的最基本功，現代讀書人包括高級知識分子有多少人具備？

韓國平昌冬奧日前舉行了開幕式，頗有看頭，以創新形式展示了大量華夏傳統文化元素。全真道士梁興揚日前寫了一篇文章分析，列出其中涉及我們熟悉的文化元素：以道法自然概念設計的體育場，華夏貴冑之鐘，陰陽五行之子，探尋天機之渾天儀，星斗璇璣之星宿和四象，以中國古代星圖為模本的周天星宿圖，由星宿圖引出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陰陽混元之太極八卦，戴面具表演的儺舞等等，它們貫穿着整個開幕式。

一定有很多國人看得不是味道。韓國人近年不斷搶先向聯合國申遺，與中國搶歷史名人、搶文化、搶端午節、搶孔子……惹中國人反感。事實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是從韓、日本文藝作品中了解到中華文化元素的，然後心中唏噓──或者自高自大：他們抄襲我們，他們剽竊我們！

這不僅是年輕人的問題。年輕的、年長的中國人都有點像小孩子：自己的東西不珍惜，有人跟我們搶就着急了。

韓國人有一樣東西不會與中國人搶：中文，漢字。他們改用韓文（諺文），對漢字棄如敝屣，對自己的歷史書，對廟堂上的漢字匾額對聯，都看不懂了。

他們不搶，中國人就不急了。所以，中國今天的讀書人不懂字的平仄，不懂吟詩作對，過年會亂貼春聯。

饒宗頤：鬥長命與游於藝

對於饒宗頤教授做學問要「鬥長命」之說，想不到頗引起一些朋友議論。

饒教授此說有「戲說」成分，是告誡「搏命」的後輩而說的。可是從他個人成就來說，這不啻是事實。他的著述大部分是 60 歲退休之後才面世的，既彰顯他勤勉過人，也說明他長夀的優勢。他退休後還有約四十年的時光做學問，比很多人畢生致力學問的時間還長。

他對很多議題的讚研，有很長的醞釀期。

饒宗頤二零一零年出版了一本「小書」：《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薄薄的32開本，約 22 萬字。早在一九九六年，已故北大教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就給這出版計劃寫下序言，就譽之為「巨著」。書中的三十多篇論文都不長，卻都是多年來不斷根據新發現和心得增添、修訂而成。饒宗頤自己短短的「引言」就前後寫了八年，注有三個日期。三星堆等文化遺址的發現，讓他長時間對西南神秘文化的研究得到激發，巴蜀地區得以置於中原與南亞印度、中東巴比倫之間一個重要的文化樞紐位置，賦予中國遠古史新面貌。

這也讓李白《蜀道難》中的異想天開 ──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 ── 有了依據。

長命而用功，優勢是明擺着的。一位為文徵明着迷的朋友說，文徵明的書畫也是因為長壽而有卓越成就的。相對之下，唐寅早慧早成名，也較早辭世，存世佳作就少了。兩人其實同在一四七零年出生，不過文徵明活到 89 歲，以風流名世的唐伯虎就只活到 54 歲。在當時，年過半百已屬難得。文徵明就真的長夀，而且勤力過人。他的小楷很出色，據說一天寫三小時，不少佳作完成於晚年。

有愛好中樂的朋友說第一次聽到「鬥長命」之說，於是慨歎：如果劉天華、冼星海、黃海懐、華彥鈞等音樂家稍微長命些，中國民族音樂成就會更豐富碩大。

音樂家有不少享得高夀，但英年早逝的亦復不少。莫扎特 36 歲，蕭邦 39 歲，貝多芬 54 歲。近年有多位中樂大師過早故去，俞遜發、閔惠芬、劉文金、湯良德等都特別讓人懷念。

饒宗頤之長夀則可能與他遵從古人志於道藝的路向有關，既致力於文，亦致力於藝，如孔子說的「游於藝」。在古人心目中，藝的範疇廣博，六藝包括各種藝術和技能。饒教授不僅廣泛涉獵學問，而且浸滛於書畫、音樂，自小撫弦，是古琴家。到晚年得病後，右手恢復較好 ，左手差一些，寫字畫畫沒問題，就是不能彈琴，「不過，我現在所彈的是無弦琴」。就是陶潛「蓄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之琴。

不知道「游於藝」是不是有助饒教授的高夀，但培養起對書畫、音樂等藝術的興趣，總是好的，有百利而無一害。隨便拿起鉛筆，專心抄寫幾行詩就很好，有助靜心息慮。

不必羡慕饒教授的高夀，學他為學修心之道更好。如樓宇烈教授勸勉的：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

饒宗頤自言之「拖泥帶水，見異思遷」

對於昨天以 101 高齡仙逝的饒宗頤教授，媒體上有連篇累牘的報道，有各種不同的尊稱，如學問泰斗之類。在我看來，最恰當的是簡單的兩個字：通人。

任何人讀到饒教授生前涉獵過而都有建樹的學術領域，都會瞠目而驚。一般人，只要在這百花之一瓣上取得成就就了不起，豈能「瓣瓣都掂」(粵語：每個範疇都出色)?

這與他的家學淵源、個人秉賦、勤奮好學都有關係。還有一點：夠長命。

幾年前，在一個講座上聽了三位學者介紹饒教授的為學之道，三人都提到，饒教授的一個優勢是長命。慣於通宵工作的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鄭煒明曾得到饒教授的告誡：「做學問不是鬥搏命，而是鬥長命。」饒教授從事學術研究長達八十幾年，比很多人一生夀命還長，很多成就是退休後取得的，三分之二著述出版於六十歲之後。

有人把他與龔自珍、王國維相比，他說不敢當，亦不公平，因為龔只活到 49 歲，王亦只活到 50 歲，「以他們五十歲的成績，和我八九十歲的成績比較是不夠公平的」。他當年97歲。

在漫長的學問求索歲月中，饒教授建立了「六合觀」。他嘗說：「空間是什麼?是東西南北四方，還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許多人知道前面，不知道後面；看到四方，忘記天地。我的認識論是，站在高山上，從高處往下看。」他認為，從高處往下看，視野就擴大了；否則只能微觀，看不到大問題。「如果只有四方，沒有上下，落想就不高」。落想，即構思。所說的「上下」，既是空間概念，也是時間概念。

他批評分割時間與空間的研究方法：「一般來講政治文化史只注重時間的演變，忽略空間，這是個缺陷。」而他融匯空間與時間，「貫通上下古今，貫通萬界萬物」。

他的「四重證據法」就是這樣形成的。王國維提出古史研究要結合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的「兩重證據法」，饒教授提出要加上甲骨，之後又提出要加上域外記載，是為「四重證據法」。

於是，他看似信手拈來，通過一片甲骨、一個陶符、一句敦煌抄經……就聯通古今，引證中外，有所創見。這樣的融通，是學問長久積累的綻放，是蘇東坡所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最佳寫照。

北大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樓宇烈也提倡做學問要「通」，所謂「四通八達」，「四通」就是打通中西東、古近現、儒釋道、文史哲。有這四通，才能八達。他愛說，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那一代思想家都是通才。「南饒北季(羡林)」當然也是，都故去了。

饒教授對於自己的「通」則有「拖泥帶水」之戲說，皆因好奇心使然而「百足咁多爪之故」(像蜈蚣般多足爪)。他自言：「讀書須貫通，做學問也須貫通，長期以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拖泥帶水。這一習慣，說得文雅一點，就是一種聯繫，將十萬八千里以外，看似毫無牽連的問題集中一起，進行探究。所以，面鋪得較寬。」

饒教授又言，「我平生治學，所好迭異」；自號「選堂」，「以選名吾堂，正好可表示自己學有三變」。在做學問上經常「見異思遷」，是因為「我的求知欲征服了我整個人，吞沒了我自己。我覺得做學問是一種樂趣。我研究很多很多問題，我學會了一種又一種文字。為了尋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來說的那句話。這一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慢慢研究，竟花費了十幾年。」

他說得好：「學問其實是積微之功，在於點滴之積累。人的生命如同蠟燭，燒得紅紅旺旺的，卻很快就熄滅。……這也就是說，身體才是做學問的本錢。」

對於教授的學問，每次接觸，都有高山仰止之歎。搜尋這裡的文字，多有感歎的紀錄，重新整理一下，溫故知新，仍頗覺有所得。饒教授的遺教是香港文化傳承中一座寶庫，有助打破此間不少人偏狹的眼界，擴大胸懷。一個字：要「通」。

上海舞台：上海話與粵語爭鳴

《繁花》的海報

上海上演了改編自金宇澄同名小說的舞台劇《繁花》，創作團隊以年輕人為主。報道最讓我注意是，「上海話貫穿全劇」。

在我的印象中，大陸舞台演出的標準用語是普通話，戲曲是例外。這是「推普」的結果，電台電視台幾乎都統一說普通話，新聞報道員還必須持有廣播大學的證書才能上崗，以保證語音準確，字正腔圓。廣州有粵語廣播，是因為港澳這特殊因素使然，其他地方則嚴格得多。可能我見識不廣，對上海有《繁花》這樣的方言舞台劇上演就覺得驚訝了。

這個劇頗有懷舊色彩，以六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兩線展述上海城市變遷下小市民的成長經歷，有濃郁的上海情調。據說上海話增強了現實感，使創作風格化。上海人過去頗以上海話自豪，對訪滬的外地人都講上海話。近年到上海，會發覺店員都能講和願講普通話。上海人倒是擔心，年輕人不愛講以至不懂上海話，上海話要救亡了。

上海的舞台曾經時興上海話，上海滑稽戲一度全國知名，創作過著名的《七十二家房客》，連香港也有過不同的改編演出，有舞台的，有電影的。電影中一段粵語順口溜至今流傳：「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放水，冇水散水。」這是對當年救火隊貪污盛行之辛辣諷刺。早幾年，上海冒出了周立波，以上海話說單口相聲「海派清口」紅極一時，從上海紅到北京，可稱奇葩。

上海滑稽戲、海派清口都可歸為戲曲，用上方言並不奇怪。中國的戲曲都是地方戲，以方言為依托，沒有方言就沒有戲曲，即使京劇也以中州韻為依據，到了樣板戲才用大量以普通話唱唸。《繁花》則是舞台劇，形式上就是話劇，用方言演出就有點特別。

《晚安，媽媽》的劇照

說特別，也不是沒有先例。香港近年有幾個話劇打出香港，到內地巡迴演出，就是用粵語原汁原味演出的，要配上字幕方便觀眾。較早的有《傾城之戀》，後來有《南海十三郎》。最新的《晚安，媽媽》去年十一月起到內地巡演，主演的是米雪與焦蛟，最近才完成了在上海的登台，還會巡演至北京、廈門、珠海、廣州、深圳。

中國「推普」成功很值得稱道，可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各地方言受到打擊以至摧殘也是有目共睹的。這明顯地有違中央「推普」政策的「初心」。早在一九五八年「推普」展開時，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就明確指出：「我們推廣普通話，為的是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滅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會長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 相反地，只會說普通話的人，也要學點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個方言區的勞動群眾。」

可是後來，方言一般嚴禁在電子媒體使用，不少地方的學校禁止學生講方言，以致小孩無法流暢地使用方言，使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傳承出現斷層。各地當局近年對方言的傳承有所改觀，各地電視台方言類節目層出不窮，不少城市有方言類新聞節目和電視劇，一些學校還舉辦活動及課程推廣方言。

希望上海話的《繁花》真的意味着各地方言創作的百花齊放局面到來。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六十五(2018/01)

花似笑  月半圓

人間天上  望西山依戀

誰知明日  仍可慰繾綣

(題深圳梅園梅花)

日影如幻 
波光裡的船棹  是去是還  

濤聲唱晚 
水波裡的銀沙  是忙是閑

(西貢無名海灣)

此去越關山  歸程遠路艱

長懷千里外  羞花閉月顏

(題崀山駱駝峰棧道照)

塊壘盈胸難盡訴  紙船空載萬千言

紅男綠女奔前路  剩有鴨兒讀殘篇

(西貢海邊公園)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六十四(2017/12)

地綻丹霞山疊浪

群鯨鬧海立潮頭

洪流北去連天湧

壯闊河山好箇秋

(崀山看「鯨魚鬧海」抒懷)

臍橙滿園紅  火熱氣騰空
薰得閑花開遍地  秋光爛漫與春同
(崀山臍橙園秋色)

銀杏醉金秋  丹楓灼眼球
爭相燃本色  笑我為冬愁
(桂林木龍湖秋色)

攀嶺不知疲  登高路多崎
浮雲皆腳下  何處是須彌    (崀山觀景)

迎惡浪，過險灘
仗劍披風萬里還
風裡琵琶聲幾弄
隔船遙相問
儂家住在第幾灣
(西貢景色)

語言皆抽象，所說皆方言

關於語言與方言的關係，有一個觀點很值得明白： 「在有方言差別的社會裡，人們開口說話總是用某一種方言。相對於方言而言，『語言』是一個抽象概念。」

《方言與中國文化》(周振鶴、游汝杰) 一書在緒論就開宗明義地提出這個觀點。話語不僅是語言問題，也經常涉及國家、民族、政治，常常牽動不同母語人群的感情。弄清楚語言與方言的關係，可以避免受到別有用心者的誤導。

譬如，英語是一種語言，但英語是怎麼樣的語言，很抽象、模糊，說不清楚，沒有一個客觀清晰的存在。英國人說的英語和美國人說的英語不相同。英國地方不大，地方口音差別卻甚大。有論述英國方言的文章說，「聯合王國可能是最離不開方言的國家 (the most dialect-obsessed country )」，方言之多幾乎難以勝數 ( near-countless )。據維基百科的「英語方言表列」( List of dialec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單是五千五百萬人的英格蘭──不算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的方言粗略劃分就約有三十種。

這個表列的前言指出，說英語的國家/地區都有自己的標準英語，只是這些標準英語不盡相同，都可以說是一種方言。

在面積和人口都遠大於英國的美國，東西南北的英語各有口音，也因族群不同而有別，白人與黑人各說各的。美國英語因而沒有一個主流口音 (single "mainstream" American accent)。對比一下美國近代幾位來自美國不同州分的總統，從列根、大小布什、克林頓、奧巴馬到特朗普，可知道美國英語之不同。

這樣，一個美國人未必可以和一個英國人溝通。以《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知名的美國人類學家 Jared Diamond 說過自己的經驗，他小時候隨父母到英格蘭東部一個小鎮探訪，與姐姐在街道遊玩時迷了路；他向當地人問路，他說美國英語，對方說當地的鄉下英語，就是難以溝通，他甚至不相信對方說的是英語。

英語越是向全球擴展，就越是分化為不同的口音各異的英語方言。在維基的英語方言表列中，方言之多真箇數不勝數。在亞洲，就有香港、印度、新加坡、菲律賓等等不同的英語。被視為英國標準英語的「女皇英語」，放到全世界的英語中，不過是非常小眾的一種方言。

這很好說明，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是個抽象概念；人們開口說的英語，無論是什麼標準的英語，都不過是一種方言。「女皇英語」當然不能與英語劃上等號。

在一個有方言差別的地方，會形成一種共同語；這種共同語必然也是以某種方言為基礎的。例如在中國，古往今來從雅言至今各種共同語都以某種方言為基礎，明初曾經以南京口音作官話，普通話則「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但「我們並不能在普通話和現代漢語之間劃上等號」(《方言與中國文化》)。

普通話，亦是方言

普通話近年在香港普及了很多。多年前我就發覺，在香港與內地朋友聚會時，在座的香港朋友都能以普通話應對，年輕人也一樣，儘管各人的流利程度不同。香港一些藝人可以在內地的電視
台操普通話接受訪問、擔網演出，一些人的普通話更讓我刮目相看。

普通話有「普及通用之話語」之意，這在全中國的應用上已在一定程度達到。據說，到二零一五年，中國的普通話普及率己達七成，即有七成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尚有約三成人只能聽不能說。「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計劃到二零二零年，把普及率提高至八成以上。

在一般人印象中，普通話是中國大陸上世紀五十年代才出現的，用以統一語言。這其實不知普通話之「初心」。

這要說到清末的教育家吳汝綸。吳汝綸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考得第八名進士，曾國藩慕其才，留佐幕府，是為「曾門四大弟」之一。他又與李鴻章關係密切，先後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議，多出自他手筆。他是科舉受益者，但提倡西學，認為國家必須興辦新式學堂以造就可用人才，曾為嚴復的《天演論》作序。光緒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清廷下詔開辦新學，吳汝綸獲委任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後迅速強盛，是基於教育成功，要辦好中國的京師大學堂，必須借鑒於日本，於是奏請赴日本考察教育，後來寫成十多萬字的《東遊叢錄》。

其中有這樣的紀錄：有建議稱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談話中提到「普通話」這名稱。 一九零四年，秋瑾留學日本時，與留日學生組成「演說聯繫會」，擬定的簡章也出現「普通話」一詞。此後，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國語運動等在中國風起雲湧，普通話用來泛指為「各省通行的話」(切音字學者朱文熊語)。

可見普通話這稱謂從開始是為了普及教育，着眼於民；語文改革、強盛國家亦為了民，從立意上與明清的共同語「官」話大異其趣。

一九三二年，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漢語標準的第一個系統，即國語系統。到一九四九年，國語改稱為普通話，定義是：「普通話是以北京話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在國際上，普通話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也是外國人學習中文的首選語言。這讓人以為普通話作為現代標準漢語，等同於中文，是高於中國其他方言的「語言」。

可是從語言學而言，無論是國語、普通話還是華語，內部都存在「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的區別。從這個角度上說，漢語標準語其實是漢語的一種大類「方言」── 「普通話以北京話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當然是方言，更不要說帶各種口音的普通話了。

在英語世界，高貴的倫敦口音「女皇英語」，亦不過是方言。

一些粵人拒不承認粵語是方言，還挾洋自重，弄出一個「聯合國承認粵語為語言」的假消息來。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