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有很豐富的國際閱歷，曾在《時代》周刊當記者和編輯，曾在北京獃過好幾年，是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北京辦事處主任，對中國問題有深入了解，以寫作了《北京共識》、《淡色中國》為人熟知。較少人知道的是，他又是特技飛行員，保持着兩項美國飛行紀綠。這樣一個年輕學者對這個世界的感受，顯然不同於上一代。
《不可思議的年代》出版時，他的老闆基辛格出席新書發布會，向記者說，對這本書「一個基本觀點有點不以為然，就是我那一代人近乎落後於時代了」。
雷默認為，基辛格那一代人都相信，資本主義的傳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科技將使這個世界越來越穩定。這觀點可說是戰後成長起來的精英們的共識。
可是面對當今的世界，他們的最大特點卻是充滿了困惑，無法以過去以為是「普世價值」的標尺去衡量。例如：美國明明在反恐戰爭中焦頭爛額，總統卻宣布戰爭勝利了；中國人均日收人僅七美元，十年內卻積累了二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美國二零零八年五月剛宣布金融危機最糟糕的時刻已過去，到九月，如龐然大物的雷曼兄弟就轟然倒下了……。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
這些巨大變化都生於青蘋之末，如流行病，而一旦發生，傳播速度極快，防不勝防。他用沙堆效應作比喻：最後一粒沙落在沙堆頂上，會觸發大崩潰。用舊的思維方式無法發現這些細微的變化，正如二零零四年的印尼海嘯，海邊幾十萬人對大難臨頭懵然不知，而一些小動物早就逃到山頂上去了。
格林斯潘因而在美國國會頹然承認，過去以為是真理的一套不管用了。
雷默在書中反覆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革命年代」。要適應這個時代，必須有創新的思維，而最有趣的創新源自不同範疇觀念如生物學、物理學與經濟學觀點的垮界融合，或叫混搭。
他的眼光從日本社會大眾轉移到政治舞台，認為日本政客中沒有具備「全球化素質」的人，連大學生要具備的「IT、英語、金融」三大神器，政客都付闕如。
他在書的結語中指出：「總之，日本的政治家們非常欠缺現在世界共同的知識和素質。日本戰後的政治至今都是由土生土長的日本領袖控制的……這種領袖明明已經不適用了，可是他們自己和國民都沒有意識到。」「日本政治家的素質和亞洲其他國領袖的素質相比有着天壤之別。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如果他們說這是為了和國民保持同一個水平的話，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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