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在災難面前的責任

近幾天，香港傳媒對日本災事故的亢奮反應終於平靜一點了，不會每天幾大版把所有相關消都堆到報紙上去，不會每天都在頭版傾力「度」出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嚇人標題來。但可以預期，只要日本那邊再發生什麼不測的變化，香港傳媒必須又會亢奮起來。

如果說香港曾經出現核子恐慌的話，傳媒要負很大責任。

今天在報上看到了一位學者就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寫的評論。他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林泉忠。文章的標題是「日核恐慌與媒體責任」。他對比日本與香港兩地傳媒的報道作出的結論，比較有說服力。

日本事件在海外一些地方引起了恐慌，然而作者注意到一個奇特現象：這些「來自日本的恐慌」全都沒有發生在日本人身上。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日本人的國民性使然，但作者認為：「這場發生在外國人身上的『日核恐慌』與海外媒體對輻射問題排山倒海的誇大報道有直接與密切的關係。」

其中，香港自是表表者。作者列舉了香港一些大報的頭條標題作例子，如「末日浩刦」、「50死士末日救未來」、「核輻射大擴散」、「輻射擴散 逃出東京」等，並指出「這些觸目驚心、極盡誇張之能事的醒目標題對許多市民造成恐慌性影響，搶鹽現象正是這種人為恐慌下的一幕插曲。」文章提出：「試想想，如果日本的主流報章也都如此報道，大部分的日本人恐怕也不可能無動於中。」

日本的媒體怎樣報道?「連日來，四大報《朝日》、《讀賣》、《每日》、《產經》分別在社論嚴厲批評東電和菅直人政府的應對能力，不過這些主流報章絕不會使用『大擴散』、『浩刦』、『末日』、『殺到』等誇大乃至煽動性的語言，因為他們清楚在災難期間，媒體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真確的信息，讓社會得以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將市民的不安減至最低。」而且，「在災難期間，媒體有責任避免因報道本身帶來不必要的社會恐慌。」

顯然，香港傳媒都沒有考慮這樣的責任，只是一窩蜂地搶新聞、搶眼球。在香港競爭非常惡化的傳媒生態中，「搶新聞」是慣性動作。日本地震一發生，香港各大電視台記者立即就被派到日本去。能搶到什麼獨家大新聞嗎？完全沒有，只能在災區的外圍抓到個別人作點採訪，見到路裂了、樹倒了作點大驚小怪的報道。有個什麼台的記者穩穩走上一處傾斜了的路面對着鏡頭說：路面震成了45度角。一個傾斜45度的平面能站人嗎?

到核電廠出事了，香港記者又都全部撤回來。相對之下，日本傳媒很自覺，全部根據NHK報道。我的理解是，不是不敢、不能去災區，而是不想給災區添煩添亂，也避免各種不同消息滿天飛。

後來看一名有過這樣採訪經驗的電視記者撰文說，經常被派到出事的地方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覺得記者一定要衝在最前線於是就去了。這就是香港記者的風格：勇字當頭，橫衝直撞。於是經常只能報回來「到此一遊」式的報道，以示「獨家」。

曾經聽到國家領導人稱讚香港記者之「拼搏」精神。我認為，香港傳媒切不可因而沾沾之喜，這只是「得個勇字」的漂亮說法而已；有一日聽到有人稱讚香港記者報道準確、深入、獨具卓見才高興吧。

片言只字的可怕作用

人往往會過分相信自己的理性，以為自己有足夠能力分辨真偽、是非。事實卻是，人的認知總是受到不斷而至的信息影響的，你會在不知不覺間就種下了錯誤的印象，使自己的判斷受到左右。

例如，最近不斷有地震，新西蘭、緬甸、雲南、日本像接力一樣，於是你會相信地球進入地活躍期了。可是專家從統計中得出的結論是，這不過是常年狀態。有關的新聞報道有相當大衝擊力，讓你留下深刻印象，一說地震就想到哪兒又震動了。最容易閃現腦海的信息，讓你產生了這是經常發生的事的錯覺。相反，你很少聽到事情，你就以為少發生了。

假如有人問：每年被鯊魚咬死的人多還是被大象踏死的人多?大部分人的答案相信是鯊魚。事實每年只有幾個人死於鯊魚之口，但約有二百人被大象弄死，兩者相差幾十倍。被飛機上掉下來的零件砸死的人，也比被鯊魚咬死的多幾十倍。

如果有人問：在槍枝數量多過人的美國，死於謀殺的人多還是死於流感的人多?情況也一樣。死於流感的人其實多幾倍。

心理學上對此有個專門名詞，叫「易得性直覺」 (availability heuristic)。就是說，如果腦海中對答案有即時例證，那麼我們就會假定這是經常發生的；這樣進行判斷，就稱為「易得性直覺」。腦海中的例證越多，對這樣的判斷就越自信。

這樣的例證，在如今信息爆炸的年代多不勝數，其中，傳媒扮演着重要角色。傳媒不斷提供的「例證」，在你要作出判斷時自動在腦海中浮現，於是你會據此作出判斷。這樣的例證可能只是一個簡單口號、詞句、片語，反正都是你會第一時間從腦海上彈起的，不知什麼時候在你腦海中種下了根。

這大概就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那句名言的根據：謊言重複一萬次就成為真理。據說希特勒也深諳其中奧妙，他的演講大部分呢呢喃喃，但到了關鍵字眼就咆哮一聲，換來雷鳴掌聲。甘地的演說也聽不清楚，因為當時當地常常沒有擴音器，他的聲音又弱。群眾能掌握的只是他們的片言只字。可就是這些片言只字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到了現代，名人的演講都講究要有 sound –bite，就是特別炮製出來的句子，目的是讓聽眾只記住這一兩句就夠了，傳媒也只要把這一兩句話傳播出去就夠。只可惜傳媒都不合作，只做自己「策劃」、定下角度的新聞，只窺一斑，不見全豹。

有傳媒人認為，傳媒的作用就是監察，就是向政府找岔子。會不會打擊過了頭?回答是不會的，因為官員不是小孩子，不可能那麼容易被打擊得失去信心、亂了方寸。

我認為是會的，不但官員會這樣，整個社會都會這樣，因為市民都會不由自主地受「易得性直覺」左右，對需要仔細思考的事情作出沒有多少根據的直覺判斷。電視台在街頭訪問中從行人得到回應，常常給人這樣的印象。譬如說：「財政預算案完全唔照顧基層市民。」這不僅是路人甲的話，也是尊貴的議員的話，而這樣的話不斷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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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BC的報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OzAxhu6w2s

Common Sense 先生原來死得更堪憐

日前譯出悼念 Common Sense 先生之死的訃文，今天才發覺其中有個地方譯錯了，就是關於 Common Sense 先生的親人的一段。一時大意，誤以為他的父母、妻子、兒女還在生；再一看才發覺誤解了，譯文應該是這樣才對：

「Common Sense的雙親 Truth (真理)與 Trust (信任)，妻子Discretion (謹慎)，女兒Responsibility (責任)，和兒子Reason (理性)，早已在他去世之前辭別人間。.」

這倍令人傷感，原來「真理」、「信任」、「謹慎」、「責任」、「理性」都早已死亡，「常識」覺得痛不欲生時，已是孑然遺世、孤苦零仃了。

怪不得他的喪禮上出席者不多。.

日本國民性受讚譽之餘

日本發生由九級大地震引發的連串災難後，日本人應變之冷靜、沉着、有序，讓全世界嘆為觀止，贏來一片讚譽。在華人社會，不少人拿這同中國人自己對比，傳媒裡不乏表示讚嘆又自感慚愧的文章、評論。

星期天早上，從鳳凰衛視上看到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尚會鵬一個演講，題目是《從人際關係看日本國民性》。就我個人所見，這是在最近關於日本人民族性的議論中，最精彩的論述。

尚會鵬對日本問題素有研究，著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中日文化衝突與理解的事例研究》等對比中日文化異同的著作。他談到日本人在大災難面前的表現，就不至於如我等常人般的情緒化，而是以學者的冷靜，既論述日本人國民性之與眾不同，又與中國人的國民性作對比；既指出日本人國民性中的優點，又指出其中的缺陷。在日本大地震仍有大量疑問困擾心頭之際，聽到這個演講，有如飲醪醇的舒暢。如果你也有疑問、有興趣，可鍵入文後的鏈接，聽聽、讀讀尚教授的演講。

我相信人都是矛盾的綜合體，有兩面性或多面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更是這樣，善與惡、高尚與野蠻同時蘊存其中。日本，由於它的地緣制約和歷史淵源，這方面更加突出。這就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所概括的：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甘受擺佈，既忠貞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稍為接觸過日本文化、歷史或日本人，都多少會同意這論述。

日本人這種性格矛盾，還可以在特定的環境中向對立面轉化，例如從至善變為至惡。梁文道曾經在文章中舉出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作例子，揭露他溫文爾雅的另一面：曾經是侵華日軍毒氣作戰部隊的一員，而在戰場上仍不忘寫回非常富有詩意的家書。

很久以前，就聽一位與日本人做生意的朋友說，日本人一個人的時候很蠢，但一群人的時候很聰明。大前研一的說法則相反。其實都對。因為日本人對群體很依賴，對群體的行為準則不敢稍違。在這樣的行為模式下，如果方向對頭，可以很有威力；而如果方向不對頭，就可以很蠢、很有破壞性。這樣的行為，經常是以服從代替思考進行的。

日本人都服從的最高權威是什麼?是天皇，是以神格化的天皇為中心的整套制度。在以天皇為名義的指揮下，所有那麼善良的日本人都可以朝着它指的方向前進，不管向善還是向惡。而天皇一下子叫放下武器，所有日本人都服從。他們只要服從，不要思考，而且自覺不必承擔責任。

日本人一旦脫離了那個環境，也會反抗社會規範制約的。試看日本男人到海外集體嫖妓旅遊的狂態就知道。

在這樣的國民性下，日本一再出現歷史急拐彎，而這常常發生在人為或天然的大災難之後。例如，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道路；一九四五年日本兩次受到原子彈轟炸之後無條件投降，日本又轉向和平發展，創下經濟奇跡。

日本當前又遇到禍不單行的歷史大災難，之後會不會再出現新的歷史大拐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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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會鵬的演講：
http://v.ifeng.com/history/wenhuashidian/201103/180192bd-a06e-405c-b8a7-6234a5944f90.shtm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detail_2011_03/28/5407020_0.shtml

有伴奏的無伴奏合唱

星期六晚上去聽了一場音樂會，進了場，幾疑走錯了地方，要過了好一段時間，才適應了場內喧鬧的氣氛。這不是我預期的音樂會，但打開了我的音樂視野。

我聽的是「香港2011國際無伴奏合唱節」的開幕音樂會，地點是伊利沙伯體育館。

這個音樂節第二年舉行了，我是第一回去聽。過去聽無伴奏合唱，都在音樂廳，是正式的音樂會。所謂正式，是環境很安靜，觀眾很專心，靜靜地聆聽、欣賞。即使有時台上歌手故意讓聽眾加入，互動一番，觀眾投入了，又都安靜下來，動靜有序。

其實，這主要不關乎聽音樂的場所問題，而是關乎唱的是那一類型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 的問題。無伴奏合唱，顧名思義，沒有器樂伴奏的合唱，都可以稱為無伴奏合唱。不過，這樣的合唱有很多不同流派，或稱風格。有古典的、福音的、學院的、現代的、美聲的、流行的，還有所謂理髮店派、街角派等等，它們都統稱為無伴奏合唱，演唱的歌曲、風格卻大異其趣。A cappella 原指教堂的唱誦，據說《聖經》裡說唱誦時沒有說有樂器伴奏，於有人堅持在教堂裡唱聖詩只能清唱，即無伴奏合唱。現時的 A cappella 則已走出了教堂，發展出很多世俗的風格來了。

那晚去聽的無伴奏合唱，就全部是流行音樂風格的。表演樂隊，本港的有香港青年協會的「香港旋律」加藝人林一峰，外來的有美國的Vybration 和日本的 Solzick。這些合唱隊的共同特點，就是仿照一般有伴奏的流行音樂樂隊組成，分主音歌手、和唱和「樂器」──以口唱出器樂伴奏音部，主要是敲擊樂，即 vocal percussion。在六到十人不等的合唱組合中，總有一兩人是唱敲擊的，製造出本來由爵士鼓的低音鼓、軍鼓、鈸打出的強烈節奏。這些歌手通過咪高峰(擴音器)，如玩口技一樣，「奏」出很強烈而複雜的節奏來，效果同流行樂隊很接近。

那晚，Vybration 的表現最出色，看來都已年屆中年的三男三女中的「鼓手」(男)，表演了一段獨腳戲爵士鼓獨奏，長六七分鐘，音色、節奏、強弱、氣氛之變化多端，令人嘆為觀止。據說，有些無伴奏合唱樂隊還可「奏」出各種樂器來，如色士風、小提琴，把無伴奏變成有伴奏。

日本的Sozick 樂隊也出色，都是年輕人，活力十足，裝扮夠酷夠型，而且有大量的創作樂曲。他們唱出的多首歌曲中有兩首慢歌，從創作到演唱都很有水準，可見不是只凭又唱又跳夠勁力取勝。

相對之下，香港的水平差了一截。音樂節是香港青年協會辦的，看來主要為了推動香港、特別是青協本身的無伴奏合唱活動而舉辦。那天入場的三千觀眾中，我看起碼一半是青協自己的會員，他們對「香港旋律」唱的歌很熟悉，全場全情投入，在司議的刻意煽動下，揮舞獲派發的閃光裝置，歡呼、掌聲、尖叫不斷。連台上唱慢歌、唱獻給日本地震災民的歌時，也難以平靜下來。

這個音樂會，不夠滿足，卻也算是個很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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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bration 的演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YwM6SNcwI8

常識的迷思

常識不常有
「怎麼走到馬路另一邊去?」
「傻瓜，你不就在另一邊了嗎！」

「常識」兩個字常常掛在人們嘴邊。爭論中，連小學生也會直斥對手「無常識」；家長、老師、老板訓斥時，常會說「用吓腦喇」(用腦想想)，潛台詞也是「無常識」。洋人則愛說Use your common sense 或 Where’s your common sense gone?可是沒有人會說明，常識是什麼，common sense 是什麼。好像它早就是大家有了共識的東西，不言自明。

查找一下，百度有這樣的解釋：「普通的知識；眾所周知的知識，一般的知識。一是指與生俱來、毋須特別學習的判斷能力，或是眾人皆知、無須解釋或加以論證的知識；另一意思是指對一個理性的人來說是合理的知識，即『日常知識』。」網上的 FreeDictionary 的解釋則是：Sound judgment not based on specialized knowledge; native good judgment.。共通點是：非關乎專門知識；與生俱來；眾人皆知；合乎理性。

照這麼說，這不關乎學歷，不管是大學生還是小學生都應該擁有的。

說是與生俱來，似乎有點玄乎，但起碼該是，很小就開始具備的，不必等到成年，等到智慧成熟了才擁有。

這讓人想起了美國著名作家 Robert Fulghum 的一篇文章。Robert Fulghum 多才多藝，美術、音樂都有成就，但他最為人知的是寫作方面，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短得可以用一頁A4紙打印出來，題目是 All I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 (我要知道的，在幼兒園就學到了)。這是它以同名出版的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這本書很受歡迎，已出到第15版，曾經連續兩年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

文章內容很簡單，篇名已說明了一大半。幼兒園裡教的東西，自然不高深，很多是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規矩，例如去完廁所要「沖沖」，垃圾要放在垃圾箱。通過這些，幼兒可以學到每個人都應當畢生秉持的價值觀、道德觀、行為準則，好像：要樂於助人，要為他人着想，處事要公平公正，做事要負責任，待人要誠實有禮，要信守承諾，要堅毅不怕困難，要愛清潔、整齊，要有公德心，要遵守紀律，要努力才有進步，要勞動才有收穫……。它指出：最基本的東西也就是最重要。

在幼兒園，一個個小不點天天都受到這樣的循循善誘，家長也是這樣自小教導子女的。

這些或許不是常識的全部，但應當是常識的重要部分，或者說是常識的基礎。一個社會中如果所有公民都有這樣的常識而且以之指導行為，就是一個理想的、和諧的社會。可以說，日本人災後顯示的，不過是一個有常識的社會。相對之下，我們的社會則太沒常識了。搶鹽！唉。

據說巴菲特愛說一個故事：有人從德克薩斯遠道而來，跟人說發現了個大油田，到處向人招股，很多人急不及待傾囊而出加入了；巴菲特卻說，德克薩斯州到處都有石油投資者，這人怎麼不去找他們?巴菲特告誡那些夢想發達的人們要恪守常識。後來，被譽為「債券之王」的比爾•格羅斯提出：成功要有高智商，還要有高常識商數(common sense quotient)。

常識既然人人都該具備，怎麼又有高低之分?

我想，應該是利或權或其他什麼令人智昏吧。據說有人研究過美國的網站後發現，「只有8%美國人有common sense」。這很難令人置信，實際情況應該是，在實際利害之前，人們把常識封鎖起來了，於是在面對雷曼債券之類的誘惑時，基本常識都已丟失。

香港人的常識商數有多高?看到香港政府的電視宣傳片苦口婆心地教人如何洗手、如何看到綠色人像燈亮了才過馬路，思過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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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舊文：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1/03/common-sense.html 
                                                   

悼念 Common Sense 先生

昨日收到一篇英文訃文，原文據說刊於英國《泰晤士報》。朋友附言說，有趣、傷感而真實。我讀了，輕嘆一聲，頗有同感。訃文是為 Common Sense (常識先生)而寫的，他該是英國人吧，但相信很多地方都有像他一樣的人，起碼香港就有。其他地方的 Common Sense 先生，如果尚健在，也一定痛不欲生而奄奄一息了。造成健康惡化的原因不一定一樣，但相似，就如所染的「沙士」各為變種。

如認識 Common Sense 先生──英國的、他鄉的、本地的──者，請同追悼，並把悼文傳送給認識或不認識他的朋友們，蓋如訃文所言，知道 Common Sense 去世的人不多也。

訃文翻譯如下：

今天，我們一起追悼摯友 Common Sense (常識先生)，我們共同生活過很多年。

沒有人知道他的確實年齡，因為他的出生紀錄早已在官僚繁瑣程序中不知所終。他為人懷念，是因為培育了以下珍貴品德：
──具有得失取捨之明
──明白天道酬勤之理
──知道人生非盡公平
──知道有時錯或在己

Common Sense 的理財方針簡單而健全 (量入為出)，目光遠大而可靠 (要由成年人而不是小孩子管事)。

自從用心良苦而專橫的條例接連出台，他的健康就惡化。一名六歲男孩因為親吻同學而被控性騷擾；有青少年因為午飯後使用了嗽口水而不准上學；一名教師因為申斥一名頑劣學生而被撤職等等報道，他的病情不得不惡化。

教師管束頑劣學生，做了家長該做而不做的事反而受到家長攻擊後，Common Sense 難免洩氣。

當學校要先得到家長同意才可給學生發太陽油或阿斯匹林，而學生若懷孕了要墮胎卻不可通知家長時，他的健康進一步惡化。

到教堂成為一盤生意，到罪犯的待遇比受害者還好，Common Sense 已生趣索然。

直至你在自己家裡面對竊賊而不能自衛，反倒被竊賊控告傷人時，Common Sense 心如刀割。

一名女子竟說不知道冒煙的咖啡是燙的，濺到腿上後，馬上有人授予巨款以求息事寧人。Common Sense 聞之，已覺得生無可戀。

Common Sense 的雙親 Truth (真理)與 Trust (信任)，妻子 Discretion (謹慎)，女兒Responsibility (責任)，和兒子 Reason (理性)，早在他去世之前已撒手塵寰。.

他還有四名異父/母兄弟在世，各人名為：
我知道我的權利
我馬上就要
這是他人的責任
我是受害者

他的喪禮上，出席者不多，因為迄今知道他離世者不多。

謹此泣告

(蕭雪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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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常識的迷思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_25.html

原文：
Today we mourn the passing of a beloved old friend, Common Sense, who has been with us for many years.

No one knows for sure how old he was, since his birth records were long ago lost in bureaucratic red tape. He will be remembered as having cultivated such valuable lessons as:
- Knowing when to come in out of the rain;
- Why 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 Life isn't always fair;
- and maybe it was my fault.

Common Sense lived by simple, sound financial policies (don't spend more than you can earn) and reliable strategies (adults, not children, are in charge).

His health began to deteriorate rapidly when well-intentioned but overbearing regulations were set in place. Reports of a 6-year-old boy charged with sexual harassment for kissing a classmate; teens suspended from school for using mouthwash after lunch; and a teacher fired for reprimanding an unruly student, only worsened his condition.

Common Sense lost ground when parents attacked teachers for doing the job that they themselves had failed to do in disciplining their unruly children.

 It declined even further when schools were required to get parental consent to administer sun lotion or an aspirin to a student; but could not inform parents when a student became pregnant and wanted to have an abortion.

Common Sense lost the will to live as the churches became businesses; and criminals received better treatment than their victims.

 Common Sense took a beating when you couldn't defend yourself from a burglar in your own home and the burglar could sue you for assault.

 Common Sense finally gave up the will to live, after a woman failed to realize that a steaming cup of coffee was hot. She spilled a little in her lap, and was promptly awarded a huge settlement.

Common Sense was preceded in death, by his parents, Truth and Trust, by his wife, Discretion, by his daughter, Responsibility, and by his son, Reason.

He is survived by his 4 stepbrothers;
I Know My Rights
I Want It Now
Someone Else Is To Blame
I'm A Victim

Not many attended his funeral because so few realized he was gone.

Sob Sob Regards

從饅頭到最低工資

今天早餐，吃的是家人從深圳買回來的饅頭。饅頭仍然是從那家經常光顧的小食店買的，但比過去買的小多了，價錢卻是一樣，還是五毛一個。通貨膨脹了，饅頭則縮小了。在市場經濟下，這樣的調整很自然。

我家附近一家麵包店出售的麵包也一樣，個頭大小變化不斷。成本上升了，但不敢加價，麵包就縮小；一旦加價了，為了「撫慰」顧客，麵包就變大。早幾天，發覺家人買回來的麵包大了不少。原來麵店裝修門面後重開，麵包又加價了。幾年間，一個雞尾包從二塊五賣到四塊，個頭忽大忽小不知變了多少遍，個頭的「中位數」卻是一樣的。

你儘管在掏錢時嘀咕，但不得不體量店主的困難。在市場經濟下，他就有這樣的靈活性，不斷隨着市場變化找尋生存空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是市場經濟可貴之處。

在奉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法規比較嚴謹，這是為了讓經營者有法可依，也知道依既定的法行事，什麼是可以預期的。如何在法規的管制下得到最大的靈活性和最大的利潤，是每個經營者都時刻思考的問題。所以法規雖多、雖嚴，仍然可以經濟繁榮。

所有法律，都一定有死角、盲點、灰色地帶，不一定可以達到預期效果。有時，以為是為了勞工利益而立的法，反為會損害勞工利益。美國通過保障殘疾人就業的法例，殘疾人就業反而困難了，因為僱主擔心殘疾人易請難送，不敢僱用了。

這就是「非預期後果法則」(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發生作用。

這個名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才正式提出的，但它的存在早就知道。《聖經》記載有一條猶太法典，規定債權人到了安息年(第七年)就要撇除欠債人的債務，這是為了窮人而立的法。結果，放債人待安息年一過就大舉放債，到第五六年就不放了，形成周期性的信貸危機。法典想幫窮人，結果適得其反。

這樣的事例數之不盡。「後果」通常指不好的結果，可是「非預期後果」也有很好的。沉船在海底形成生態豐富的珊瑚礁，是完全預想不到的，現在連香港也故意在西貢近海面弄沉一些廢船，在海底製造人工珊瑚礁。阿斯匹林的發明本來只為止痛，可是卻成了預防心臟病的靈藥。本來是治療心血管病的「偉哥」，卻又「多此一舉」成為部分男性的恩物。

不過「非預期後果法則」較多就負面後果而言，常常言及立法方面。立法經常都有很鮮明的針對性，就是針對某個特定問題，試圖通過立法的約束去解決問題。美國以法治聞名，法律多如牛毛，律師也多如牛毛，議員、總統多是讀法律出身的。這催生出全國二百家法學院，去年頒授四萬四千個法律學位，形成所謂「法學院泡沫」。最近，泡沫破了，學生出路渺茫，今年報讀人數大跌逾一成。立法是不是真的越多越好，真值得反思。

世界越來越複雜，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一個複雜系統。對這樣的系統，簡單直接的干預，未必可以正中要害，反而常常帶來意想不到的不理想後果。

這就是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面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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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ntended_consequences

鯊魚、汽車、核意外

人的注意力以至認知能力，都經常受到外界影響。在這「外界」當中，傳媒扮演着重要角色，傳媒一下子大肆渲染，你不能不受到左右。這樣的事例很多。

年紀稍大的人，如果在《大白鯊》首輪上演時看過這部經典驚恐電影的，都會記得那時到海灘游泳時的忐忑心情，一下水，耳畔就會響起電影中大白鯊出現前的音樂主題。香港早幾年也曾發生鯊魚咬死泳客的事，社會驚惶之下，很多沙灘築起了防鯊網。差不多同時，美國加州二零零一年也發生過同樣的事，在傳媒繪形繪色的大張旗鼓報道下，加州愛好陽光與海灘的人們人心惶惶。

這一年，全球發生過多少次鯊魚咬人事件?據《超爆魔鬼經濟學》的數據，共68宗，死了4人。從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五年間，每年平均只有5.9人被鯊魚襲擊死亡。這與傳媒渲染所暗示的危險性不成比例。相對之下，每年有二百人死於大象的襲擊，卻幾乎沒有人注意。

公眾都會關注人命傷亡事件，死人越多越成為關注與報道焦點。死亡人數數以百計、千計、成千上萬，那一定轟動萬分了。

可是也不一定，要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如果分散發生，沒有戲劇性情節，傳媒和公眾都會視而不見。

譬如，美國每年有三四萬人因為同一個原因死如非命，受傷的更以十萬計。公眾的關注程度卻與禍害之慘烈不成比例。這是什麼?──交通意外。

中國的情況更嚴重。據維基網頁上的「各國交通事故死亡率列表」，中國每十萬人有 16.5人死於交通意外。據此以13億人口推算，中國一年有21.45萬人被撞死。全世界的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是20.8，以全球人口約70億計算，一年有145.6萬人因為交通事故喪生。受傷人數，說不定過千萬。香港一年的交通意外總傷亡人數也近二萬。這只是一年的數字，乘以若干年，數字就更不得了。

殺人的「工具」，是汽車。自汽車上世紀初問世以來，有多少人做了輪下亡魂?想必過千萬。可是從來沒有人說過不要再生產汽車了，也不要火車、飛機了。大型民航機一掉下來，可以奪去二三百條人命。即使很多人對坐飛機仍有陰影，全世界任何時候都有幾萬人在天上飛來飛去。

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個經濟學問題，就是產出的得益大於投入與風險之故。現代化交通工具廣泛應用之下，人命犧牲的確很大，但人類的整體得益更大，於是大家都願然冒着「生命危險」去坐汽車、火車、飛機。這樣說無疑誇大了，事實上，儘管絕對死亡數字可能還在上升，汽車、火車、飛機都越來越安全了，使用人數節節上升，平均每單位里程的死亡人數則在下降。美國每7500萬英里的行車里程才有一個人死於車禍。汽車安全帶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已挽救了25萬條生命。

說到日本福島核電廠洩漏輻射引起的恐慌了，這的確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事故，可是不必過分渲染。相對於其他能源帶來的傷亡和破壞 (早上打開電腦，看到巴基斯坦煤礦爆炸，井下50多名礦工無人生還，香港的中文報章可會報道?)，這說得上是輕微的。核子污染很可怕，卻不是至於如一些人恐嚇的「遺禍萬年」。廣島、長崎被投擲過原子彈，受害之大倍於福島，今天除了刻意留下的紀念物和一些人至今傷殘、染病之外，已找不到多少顯著遺禍，廣島還舉辦過亞運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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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交通意外死亡率：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traffic-related_death_rate

從日本人身上可以學到的

作者：《紐約時報》記者 紀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

當美國受到壓力時，正如當下為財政預算辯論該怎麼分配利益時，我們有時會把最缺乏權勢、最衰弱的人推到一邊去。

或許，我們可以從日本身上學到點什麼。受到地震、海嘯、輻射洩漏打擊的日本沒有被撕裂，反而團結得更緊密了。福島核電站員工為防止反應堆徹底融毀危及同胞，冒着高輻射風險默默奮鬥的事蹟，近日集中反映了日本人的無私、克苦、守紀。

日本最有名而帶點爭議的雕像，是關於一只狗小八的，它所彰顯的是忠心、堅毅、盡責。小八每天都到車火車站迎接主人下班回家，可是主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一天在工作中喪生了，不會再回來。此後的十年裡，小八堅持每天下午都到火車站等候，至死方休，以待主人不期而回。

我希望日本將來會為核電廠工人豎起另一個雕像，作為盡忠職守的標誌。

我曾作為《紐約時報》駐日本辦事處主任在東京住了五年，常批砭日本政府的顢頇無能、表裡不一，有時因此被視為與日本作對。事實卻是，我敬重日本的文明、無私。日本擁有民族性的信譽規範，例如，就算是小小的餐館，也會在下雨時借你一把傘，而相信你一兩日內定會歸還。你在隧道裡丟了錢包，你大可安心能找回來。

這次地震把日本對立的兩面都展示出來了。日本政府一直不走運，而日本人民則一直是出色的，在難以想像的艱難面前保持尊嚴、氣度。

我最近曾在博客裡回憶一九九五年大阪地震(逾六千人死亡)的採訪，我當時到處找尋向震碎了櫥窗的商店被搶刦的事例。我終於找到有人失了兩輛自行車，但我進一步調查才知道，自行車似乎是因為救援而被人拿走的。

最後，我遇到一家小店鋪的店主，他見到三個年輕人從他的商店拿着食物便跑了。我問他，見到有自己的同胞這麼低三下四奇怪嗎?

這店主說：「你搞錯了，搶東西的不是日本人，是外國人。」

日本人逆來順受的道德準則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會接受第三流的領袖。此外，日本緊密的社會結構，會形成對無法融入其中的人的歧視。從中學到大機構，欺凌司空見慣。少數旅裔的韓國人和叫做阿伊努族(蝦夷族)的低下階層都給貼上標籤。在可怕的一九二三年大地震之後，日本人對韓裔人大肆壓制(他們被指縱火，甚至被指引起地震)，估計殺死了六千韓裔人。

日本的集體主體因此有其黑暗的一面。

我和妻子把孩子送到日本學校念書，見識了集體意識對兒童的灌輸。當老師病了，不會有代課老師，小孩自己管自己。我們的兒子 Gregory 參加校運會回來，居然在所有參賽項目都得到冠軍。後來才知道，每個孩子拿的都是冠軍。

Gregory 生日了，我們邀請他的同學回家，並教他們玩「音樂椅」遊戲。簡直是災難！那些孩子，特別是女孩子，要推開別人給自己搶個位置，都嚇怕了。結果是一場恐怕是世界歷史上最有禮貌、最謙讓、最缺乏競爭性的「音樂椅」遊戲。

看看，我們都是爭先恐後的美國人。我們有時把生命，還有財政預算談判，看作是一場競爭，可以在音樂停止時興采烈地把最弱的人(例如兒童)推開。但我希望可以從日本人那兒學到一點東西，他們現時正在為了共同的福祉無私地壓抑自己的利益。我們應當同情日本人，但也應當學習他們。

(蕭雪樺譯自三月十九日《紐約時報」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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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11/03/20/opinion/20kristof.html?_r=1&src=me&ref=homepage

香港傳媒，別再譁眾取寵了

對於香港的傳媒，儘管常有意見，但常常告誡自己要「筆下留情」，不可太多鞭撻，因為既然曾經嘗過箇中苦澀，何必苦苦相逼?但有時真忍不住要譴責。

譬如香港幾份大報，昨日(十九日)都以日本首相菅直人「不排除」「東日本毀滅」甚至「全毀」作頭版的全版報道，就是背離事實、有失專業操守的所為！

到網上外國大型傳媒上找不到這一消息，知道一定是香港傳媒又在危言聳聽、譁眾取寵了。後來在中大日語研究系教授吳偉明十分有人氣的博客「知日部屋」上讀到及時的批評，證實香港傳媒果然又在「作大」了。

「知日部屋」文章劈頭就說：「拜托，傳媒不要再作誇大失實的報道，為了增加銷量，令民眾恐慌，這不單只不專業，而且不道德。今天香港多份報章均以菅直人宣佈（或警告）要有『東日本毀滅』的準備為頭條，明顯是曲解與炒作。竟將日人茶杯裏的風波炒成頭條，令人震驚與反感。」

「知日」的作者說明了事件真相：「3月16日晚上，首相菅直人與內閣顧問笹森清作了15分鐘的私人談話。菅直人對東京電力缺乏危機意識表達強烈不滿，對笹森清生氣的說：『(東電) 危機感非常薄弱，必須連東日本毀滅也作假設。我對此問題(核能)有認識。東電必須要有額外的危機感。』

「很明顯菅直人的言論是數日前對東電發火時的斥責，針對15日東電遲了一個小時才向他報告福島核電廠的最新情況，絕非對現時形勢的判斷。」

「想不到本地傳媒將數天前的小事加工炮製，使人覺得是因為眼前核危機失控，首相對國民提出警告。」

香港報章唯一可以「告慰」的是，這樣的新聞處理手法不是香港獨有的。在印刷傳媒銷量不斷下跌，而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惡化之下，製造新聞以爭奪讀者已成為常態。歐美國家印刷傳媒生態一樣面對這樣的環境惡化。

英國《新政治家》周刊一篇博文談到一個現象：人們儘管少看報了，但每當發生重大事件，都會回歸傳統傳媒，這反映了他們對傳統傳媒的信任。在這些時候，傳媒忙透了，但也最好辦，把東西都放上去就成了，一定有讀者。難辦的是沒有大新聞的時候，於是，為了爭取讀者和廣告，一個趨向是「災難化」(Catastrophisation)，就是嚇唬讀者，把什麼壞消息都誇張放大至災難程度。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食物、衛生、交通……所有社會領域都百病叢生，政府政策更不要說了，沒有一件事是好的。

那篇文章批評的是新聞「淡季」時製造新聞之惡劣，可是在香港，由於傳媒之間的競爭遠比歐美城市惡劣，情況就更不堪了，即使發生重大新聞之時，也非要製造新聞不可。「東日本毀滅論」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於是在讀者因為出於對傳統傳媒信任而多買報紙的時候，報紙偏偏做出自毀聲譽的傻事來了。

在這時候，千萬不要盡信新聞報道，其中有大量虛假、誤導的東西，即使請來專家的報道也不可盡信，因為斷章取義是常態，試想：電視上摘取的、認為中聽的話，十秒二十秒，能把問題說清楚嗎?那些據說是幫助觀眾的「通識」的東西也不可盡信。例如，有線電視十五日報道「今次三號反應堆外偵測到的輻射量達到四百毫希……相當於照了四千次胸肺X光」，真嚇死人，卻是大錯特錯的。

反應堆外測到輻射量是以一小時計算的，而照肺的輻射量是「咔嚓」一下的輻射量。如果要比較的話，應把反應堆外「咔嚓」一下的輻射量與照肺的輻射量作比較。

我也要說一句：「拜托，傳媒不要再作誇大失實的報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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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部屋」文章：
http://www.cuhkacs.org/~benng/Bo-Blog/read.php?1220
《新政治家》文章：
http://www.newstatesman.com/blogs/steven-baxter/2011/03/fear-factor-media-news-explain

福島事故對氣候變化的教訓

作者：Mark Lynas
(原載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英國《新政治家》(NewStatesman)周刊電子版)

在危機當中，很難保持冷靜和理性的觀察眼光。然而，在日本大地震、海嘯和所帶來的核事故面前，必須這樣才行。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的爆炸和輻射洩漏，無疑是切爾諾具爾核電廠一九八六年爆炸以來最惡劣的核災難。

可是，這並不表示恐慌是正確的反應。

要對這次核事故的長期影響作出任何有意義的評估，為時尚早。可是，即使反應堆芯完全融毀了，也遠不及切爾諾貝爾致命。在切爾諾貝爾事件中，反應堆炸開時還在運作，燃燒的輻射殘片和塵粒散布到廣泛地區。

日本的危機若大幅改變人們對核電的態度，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將大為惡化。日本的例子正好說明，要制止全球暖化而不增加使用核電，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太陽能、風能都稀少，要嚴重依賴化石燃料進口；煤電和核電各佔日本能源的四分之一。

在短期或中期內，減少一點核電都會增加煤碳和石油的消耗，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加劇全球暖化。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益，只能有幾個百分點的改善，僅此而已。日本已打算退出有關氣候變化的京都條約──沒有核電，目前的指標已夠它掙扎，更不要說任何新指標了。

必須知道，任何能源都有風險。英國石油公司去年在墨西哥灣的漏油災難造成11名工人死亡，污染了廣大面積的海洋和海岸，然而美國繼續出租新區域進行海上石油鑽探。天然氣基建間中會爆炸，有會造成平民死亡(最近發生的，是二零零九年，意大利一列運載液化天然氣火車出軌爆炸)，每年的煤礦災難也殺害數千人。水電站堤壩也受地震威脅，一旦崩潰會引發內陸海嘯。即使風力發電，也要建立封鎖區，以防扇葉上冰塊跌落等意外。

核電至今保持着讓人艷羡的安全紀錄，即使美國一九七九年的三哩島事件造成局部堆芯融毀，並釋放出非常小量的輻射，周圍人口的健康沒有受影響。

這些都不容錯誤演繹，核子工程不可因此自滿。較新的反應堆設計有更多被動式安全元素，日本的事故無疑也是嚴竣的教訓。值得指出的是，福島核電廠已有40年歷史，本該關閉了，只是因為電力需求才延長了夀命。

德國、英國、瑞典都有類似的延長使用例子。政客、反核分子和公眾寧可讓舊的、較不安全的反應堆延長夀命，而反對興建新的核電廠，真是咄咄怪事。

日本的核危機是在很多人由於氣候變化而重新檢討對民用核能的反對立場之時發生的。反核分子可能感到理直氣壯了，可是他們得搞清楚想得到什麼。放棄核能，得準備將來發生災難性的全球暖化，危及人類文明存亡以致地球所有生物的存亡。

(蕭雪樺摘譯)

原文:
http://www.newstatesman.com/asia/2011/03/nuclear-power-lynas-japan

在日本，尚無暇哀痛

按語：三月十五日，讀到住在仙台的日本小說家 Kazumi Saeki 的一篇文章。原文為日文，經翻譯後登在電子版《紐約時報》上，題目是 In Japan, No Time Yet for Grief。我把文章再轉譯了。文章雖經兩度翻譯，相信仍能從中領略到災區日本人的一些感受。譯文如下：




在日本，尚無暇哀痛

作者：KAZUMI SAEKI

地震發生時，我正招呼一對英國夫婦在Sakunami 泡溫泉，那裡距離我在仙台的家約15英里。我和做丈夫的 Ben 泡在露天溫泉裡，發覺周邊卵石上的積雪如粉灑落。接着，碎石也滾下來了。

我說：「是地震，大地震。」馬上催促 Ben 快到隔壁的更衣室去。我顧不上擦身，拉上浴袍就走；一邊努力讓不聽使喚的雙腳邁開步來，一邊擅抖着雙手繫好衣帶，又一邊駭然想到，預言多時的宮城海外大地震，終於發生了。

大地猛烈搖晃，持續時間比我經歷過的地震都長。我後來才知道，這不僅是預言中的地震而已。它是宮城縣海面的大地震，也是北鄰岩手縣、南鄰福島縣海岸的大地震，持續達六分鐘。

女更衣室那邊傳來尖叫聲，Ben 的妻子Liz 終於在我的妻子攙扶下出現了。英國很少地震，Liz 的驚惶，盡都展示在面上。

仙台是最靠近震央的大城市，回家的公共交通中斷了，手提電話也打不通，所有信息流通都停頓下來。溫泉旅舍寬待我們，讓我們度過一宿。第二天，一位東京來的年輕遊客，讓我們坐上他租來的汽車返回仙台去。道路給撕裂了，不斷見到有房舍倒塌在路上。較高建築物的窗子都破碎，屋頂的瓦片布滿地上，混凝土老房子的牆都散落成亂石。

眼前災情滿目，不過老實說，破壞程度相當輕微。回到地勢較高處的家裡，大門的鎖毀了，地板上盡是從架上撒落的書籍、唱片、碗碟。所有東西都是乾的，沒有東西讓我改變對這次災難規模的初步印象。

停電持續，唯一信息來源是手提收音機。隨着一點一點了解到災害的嚴重性，我的印象完全改觀了。日本太平洋的東北部海岸曾多次受到海嘯襲擊，包括一九六零年來自智利9.6級地震的海嘯，防災是這裡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可是這次地震激起的巨浪高達30英尺，遠遠超乎任何人的想像，把一個個城鎮整個捲走。越來越清楚看到，傷亡人數會數以萬計。

我們缺乏食水，也缺乏汽油。那一夜，只能靠蠟蠋和月光照明。城市的燈光都熄滅了，夜空上繁星閃耀。第二天早上向海那邊瞭望，才惶然發覺，我很多朋友居住的鄰近社區，完全不見了。遠遠望去，只見到原來用來防護海堤的樹。

我找到了年邁的母親，她原住在我家附近，已到了一個避難所臨時安頓。她說，那裡的人都訴說嚴寒砭骨，把飯糰彼此分着吃。避難所人滿為患，母親決定與我和妻子到我家去。回家途中，路過一處加油站，見到人們排起長長的隊伍，希望拿點配合的汽油。鄰縣福島的核電站發生災變的消息傳來了，有氫氣爆炸、輻射洩漏。人類一直有個欲望，就是追求超乎人類能夠掌控的科技。為滿足這欲望而支付的帳單發來了，可是代價實在太昂貴。

在我寫作時，還不斷有強烈餘震。Ben 離開時談到「冷靜的混亂」。不錯，仙台的人面對這場災難，不失冷靜。這或許與日本東北農村的人特別善於抑制感情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感情空白了。他們陷進一場難以想像的災難的漩渦當中，還沒來得及感受悲哀、傷痛、憤怒。

我成為作家之前，當過十年電工，直到患上石棉中毒才轉行。那時，我主要的工作是在東京到處修理電燈，包括路燈和住宅大樓走廊、樓梯的電燈。因此，看到城市的燈光有秩序地連接起來、擴展開去，會有莫大欣慰。我還會感受到這樣的祥和嗎?

(原載三月十五日《紐約時報》，蕭雪樺譯)

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11/03/16/opinion/16saeki.html

你的核電「常識」可靠嗎?

發生爆炸後的福島三號(左)四號反應堆

這幾天，正在閱讀剛托家人從深圳買到的《超爆魔鬼經濟學》。很不幸，日本也在「超爆」，超級大地震、海嘯、核電爆炸接踵而來。在經濟全球化而訊息爆炸之下，災難仿如在眼前發生，嚇人的消息、影像不斷衝擊人的神經。在人們都為日本人在災難面前的冷靜、有序而讚嘆的同時，自己卻越來越不冷靜、以致亢奮起來了，為一些似是而非的認知而激動。

《超爆魔鬼經濟學》與之前的《魔鬼經濟學》之所以得到好評如潮，是因為作者不受似是而非的傳統觀念迷惑，以種種統計數字還原事實真相，並找到經濟學上的解釋。它警惕讀者，不要盲聽盲從，不要被表象迷惑，要多思考，多尋找證據。

眼前的核電問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福島的核電站接二連三的爆炸，着實有強烈驚嚇效果，單是簡單的構成文字「核爆炸」就夠震驚、懾人了。不單只一般人害怕，連政府也一樣，不少國家的核電計劃在民眾的竭斯底里反應下凍結了。

福島事件強化了一個印象：核電危險，後患無窮。

可是看看數字。據瑞士Paul Scherrer學院的統計，光是從一九六九年到二零零零年，就有二萬人在石油供應鏈上發生的嚴重事故中死亡。另外有一萬五千多人在煤碳供應鏈的嚴重事故中死亡，單是中國就佔了一萬一千人。

如果你讀過在左欄轉載的《超爆魔鬼經濟學》的第一章，會從中發現以下的統計：「僅以美國而論，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葬身礦井的礦工總數超過十萬，後來死於碳肺(香港稱矽肺病)的工人人數估計在20萬左右。」

這還沒有把煤碳、石油燃燒造成污染的禍害計算在內。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二零零八年環境報告(2008 Environment Outlook)，二零零零年因為戶外空氣微粒污染而死於非命的人接近一百萬，其中三分之一與能源燃燒有關。

與之相比，核電如何?這不能不談到一九八六年令人聞風色變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件。據由國際原子能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舉辦的切爾諾貝爾論壇在二零零五年提交的切爾諾貝爾事件報告，有56人的死亡可歸咎於這次事件，包括47名救災人員，和9名罹患甲狀腺癌的兒童。這是唯一造成死亡的核電事故，死亡人數只稍多於美國目前平均一年死於礦難的人數：36人。

切爾諾貝論壇並估算，事件中有60萬人暴露在高度輻射之下，其中會有近四千人將死於癌症。

不斷被人提及的另一嚴重核電事故，是美國的三哩島事件。事實上，這宗涉及核堆芯融毀的事件中，沒有一個人傷亡。

據Slate 網上雜誌一篇文章說，以每一單位發電量計算，石油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數，是核電的18倍。

不妨計算一下，要發生多少次切爾諾貝爾事件，才會造成像礦物能源的開採和燃燒引致的死亡。

兩本《魔鬼經濟學》內有很多挑戰人們「常識」的例子，例如：在美國，喝醉了酒，是駕車回家安全，還是步行回家安全?根據「常識」，自然是步行安全，統計數字反映的事實卻相反。對核電、煤電、油電安全的比較也一樣，你的「常識」未必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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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www.slate.com/id/2288212/

核輻射答問(BBC)──24/3更新版

日本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接連發生九級地震和海嘯後，福島第一核電站接連爆炸、起火，六座反應堆中有四座出事。香港傳媒報道連篇累牘，然而不乏不盡不實之言。一般人缺乏核電知識，遂引起不必要恐慌。ＢＢＣ上有有關的知識答問，現特翻譯出來，希望有助大家減少無謂擔憂。

(本答問首次於三月十五日譯出，二十四日再根據原文更新。)


有沒有輻射物質逸出?
有。有害水平的輻射，至少一度逼使核電廠員工臨時撤離。220公里以外的東京，曾錄得高於正常水平而無害的輻射。

有多少輻射物質逸出了?
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代表說，沒有證據顯示發生重大的國際性輻射散播。

有什麼輻射物逸出了?
有報道說，核電廠附近監測到銫(caesium)和碘(iodine)的同位素。據專家說，應當也有氮和氬(argon)的同位素逸出。並沒有鈾和鈈逸出的證據。

這些輻射物質對人有什麼傷害?
輻射性碘會傷害核電廠附近的年輕人。一九八六年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發生之後，造成了一些甲狀腺癌個案。然而，受玷染後立即服食碘片可保安全。輻射性銫會積聚在人體的軟組織上，鈈會積聚在骨和肝。輻射性氮逸出後幾秒鐘就衰變，氬則對人體無害。

輻射性物質是怎樣逸出的?
起碼有兩個途徑。據知，部分從過熱的反應堆中釋放的蒸氣和氣體中逸出。第四號反應堆的爆炸損毀了燃料存放池，並起火，也造成一些輻射逸出。

輻射性物質會通過其他途徑逸出嗎?
日本當局曾把海水灌進三個反應堆內，海水經過反應堆時很可能受到污染，但現仍不知道這些海水有沒有排到周圍環境中去。

污染會持續多久?
輻射性碘很快就衰變，大部分會在一個月內消失。輻射性銫在人體內不會逗留很久，大部分會在一年內消失，不過會繼續逗留在環境中，很多年都有問題。

有沒有發生融毀(meltdown)?
「融毀」這詞有不同用法。包裹鈾燃料的金屬外殼，有些可能熔化(「燃料棒融毀」{fuel-rod meltdown})了。然而，至今沒有顯示鈾燃料本身已熔化。更沒有證據顯示發生所謂「中國綜合症」(China Syndrome)，這是指鈾燃料熔化、積聚在反應堆底部，連鎖反應復蘇，把遇到的東西都熔化，深入鑽進地底。若發生嚴重的融毀，日本的反應理應可以抵禦，防止「中國綜合症」發生。

會發生切爾諾貝爾式的災難嗎?
專家說極不可能。福島反應堆內的連鎖反應都停止了。爆炸大部分發生在包裹反應堆的鋼和混凝土保護殼之外。在切爾諾貝爾事件中，爆炸使反應堆堆芯暴露在空氣中，而且大火燒了多天，把反應堆內的物質送進大氣中去。福島的爆炸破壞了反應堆保護殼外的屋頂和外牆，儘管有人擔心第二號反應堆的鋼與混凝土保護殼己受到損壞。據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說，即使福島有一個反應堆爆炸了，也只會把放射性物質送到500米的空中(而非9000米)，沉降物只會落在20至30公里半徑範圍內。

會發生核子爆炸嗎?
迄今為止，爆炸是由反應堆中釋放的氫氣造成的。在切爾諾貝爾事件中，反應堆內可能發生了核子爆炸，但這一直無法證實。

反應堆釋放的氫氣是哪裡來的?
在高溫下，包裹燃料棒外殼的金屬──鋯(zirconium)會把蒸氣分解為氫和氧。這一混合物有高度爆炸性。

服食碘片有什麼作用?
如果人體有足夠的碘，就不會額外從大氣中吸收碘。碘片為身體補充無輻射的碘，可以防止人從受到污染的牛奶或其他食物中吸收碘。

福島錄得的輻射達到什麼水平?
核電廠外曾錄得每小時高達400毫希（millisievert)的輻射。暴露在這樣的輻射水平下兩小時，會引發輻射病。不過自危機發生以來，輻射水平長時間在每小時10毫希（millisievert)或以下。(照射一次脊柱X光的輻射量約為1毫希（millisievert)，腹部和盤骨做一次CT掃描受到的有效劑量輻射約為15毫希（millisievert)）。星期一(二十一日)早上的水平已低至每小時0.02毫希（millisievert)，僅比坐噴射機在四萬英尺高空飛行受的輻射高幾倍。

哪一個水平的輻射才算是安全的?
在世界一些地方，自然背景的輻射比其他地方大得多，例如英格蘭南部的Cornwall。可是 ，人們照樣在那裡生活，人們照樣到那裡去。同樣，每個國際航班都讓乘客暴露在高於正常的輻射之下，可是人們照樣飛行，機組人員長時間暴露於這樣的輻射之下。醫院的病人要定期照X光。科學家不認為有哪一個水平的輻射是絕對安全的，而認為受到某個水平的輻射，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正常水平還是偏高水平。

（蕭雪樺摘譯自BBC網頁）
原文：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2732015

災後憶八戶市的人情、風味

八戶市清晨的街頭

昨天的博文後面，有上次日本東北遊的「團友」留言說：「我特別想起在八戶遇到的人：食店的老闆娘，小吃攤的年輕小夫妻，能繪圖給我們指路的婆婆，還有工作後到魚市場只喝麵豉湯作早點的婆婆(她讓我感到自己太奢侈了)，我希望他們都能得到平安，逃過此劫!」

留言讓我憶起了在八戶前後大半天活動的一些細節。

那次到八戶的行程，在原來的行程表中屬於靈活處理之類，是否要在八戶過夜，臨時才決定。我們那天一早在大雨中起程，冒雨遊了十和田湖，然後隨着破雲而出的陽光，走進了奧入瀨溪的色彩斑斕世界，伴着歡躍的溪流，在盡是紅葉黃葉的樹林中走了五個小時。之後，就告別山區，也結束歡賞紅葉的主要行程。這天走得較累，而只在奧入瀨溪的旅客服務站隨便填飽了肚，希望晚上能吃好一點。於是決定下一站停留八戶。

酒店是臨時找的，放下行李便去「搵食」。這時已入黑，酒店附近只有兩車道的街道上，行人車輛都不多，商店倒是不少。一切很寧靜、很整潔，比仙台更小巧精緻些。說八戶是市，稍欠點熱鬧；說它是鎮，又過於繁華，特別是在有紅燈區味道的幾條小街裡。直覺感到，這是個宜居的好地方。對住慣了城市的人來說，這裡有城市的便利，而沒有城市的喧囂。

我們走進了一條美食橫丁(橫巷)，裡面都是袖珍的小食店和「大牌檔」。那些「大牌檔」就像個大木箱，檔主的生財工具、食材安排布置，日本式的極度緊湊，並能容納六到八個人坐進去。我們隨便選了一檔光顧，這是個年輕的夫妻檔，店主是個俊俏的小伙子。雖然語言不通，但店主夫婦伴着笑容的服務讓人感到親切。我們從櫥櫃中點了一種樣子古怪的海產試吃，店主用漢字寫出海產的名字來：海鞘。這一頓，屬於餐前小吃。

再逛了幾條街，最後光顧了一家「旬菜料理」店，是店前擺滿的各種食材吸引我們進去的。店子是地道的日式食店，布置傳統、古舊，一邊是U型的卡座，一邊是處理刺身的櫃檯，櫃檯前有單座。

穿着和服的老闆娘，很有江湖風塵味道，徐娘半老，化妝稍濃，與客人不斷談笑風生。這使人想起日本古裝片的某些情景。對我們這些語言不通的客人，老闆娘也不冷落。靠比劃的溝通，不怕引起誤會，只會引起笑聲。吃到最後，老闆娘讓運刀如表演魔術的伙計，給我們送上一碟秋刀魚刺身來，帶來極大驚喜──既是因為老闆娘的慷慨，也是因為秋刀魚的美味。日本人對秋刀角的鍾愛，這時才真正體會到了。

奧陸湊朝市這個魚生市場，可能蕩然無存了

第二天一大早去奧陸湊朝市，在不算大的八戶市裡就是無法找到。最後，在冷冷清清的街頭遇上一位從小巷裡鑽出來的婆婆，才解決了問題。經過漢字溝通，她在紙上給我們繪了指示圖，讓我們找到就在不遠之外的海鮮市場。老婆婆可以畫出個地圖來，真讓人吃驚。

奧陸湊朝市就在海邊，是一條小街，兩旁差不多都是魚檔，有些是容納不同檔位的市場，賣乾貨、濕貨的都有，還有熟食檔，主要供應麵豉湯，買了魚生，可以在這裡就地進食。街道的盡頭，應該就是海邊碼頭。

「團友」注意到，在我們「豪吃」魚生的同時，有當地的婆婆工作後只喝麵豉湯作早點。這我可沒有注意到。不過我知道，這是我吃過最美味的麵豉湯，因為裡面有大量就地取材的各種海鮮下腳料，如蜆、貝之類。

那天還遇到一位當地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到處「惹事生非」地介紹市場當日情況，這個扮作村婦的「她」其實是個「他」，不知「她」說什麼，但知道是在搞笑，連我們也不可悻免地被「惡搞」了一下。

日本本州的東北，相對於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關西一帶，經濟比較落後。我們在山中走了一圈，發覺消費水平與香港差不多，到八戶吃魚生刺身更加覺得「超抵食」。沿途花錢，因而不會像東京等大城市的肉刺。如果不是發生了最近的災難，這裡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旅行好去處。

八戶怎樣了?今天在報上見到一幅反映災情的大地圖，八戶竟然沒有標示出來。這並不表示八戶逃過了大難。我想：奧陸湊朝市恐怕覆沒了，美食橫丁小夫婦的「大牌檔」也有被沖走之虞，老闆娘的傳統「旬食料理」能保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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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
有網友留言說：「我們可能有生之年都不能再重遊日本東北了。」這話真震撼，閱之神傷。

又有網友留言附上日本震災前後對比的鏈接，我把它移出來，方便大家鍵入：
http://www.abc.net.au/news/events/japan-quake-2011/beforeafter.htm

關注仙台、松島、八戶……

從這裡走出去，就是松島碼頭。
這些古木能撐過海嘯的沖擊嗎?

一連三天都關注着日本大地震的情況，從電視上、互聯網上了解最新的災情報道和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到一年半之前，才到受災的日本東北地區走了一轉，有很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那次自由行，到了本州北部的六個縣。在災情報道中，這些縣的名字不斷傳來：宮城縣、福島縣、山形縣、岩手縣……，還有受災最重的仙台市。很希望知道情況怎樣了的松島、八戶，則鮮有消息。這兩個地方都在海邊，都一定受到海嘯撲擊。

仙台是最靠近這次震央的大城市，近海的那邊，有個半月型的大海灣，正對着震央。可以想像，海嘯撲來，這裡首當其衝。仙台市區，從地圖上看，距約海邊近十公里，幸好得以避過海嘯的直接蹂躙。從電視畫面看到，仙台市區並沒有受到多大破壞。街道、便利店，都似曾相識，基本完好。

那次到仙台，只屬路過。從東京坐子彈火車前去，主要是拿已在網上租下的汽車。傍晚去到，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幾天後回去，還了汽車，就離開。對仙台的印象，差不多就限於一個傍晚的幾個小時。

印象是挺好的。仙台只是小城市，相對於香港、東京，很安寧，雖有現代化的大廈，但不高；雖有廣闊的馬路，但車不多。我們安步當車，按圖索驥去找有名的食肆，吃當地著名的牛舌，吃了一家，又吃一家。逛街途中光顧過的便利店，與電視報道中見到的很相似，不同的是貨架，如今都空空如也。

松島這些美景應已陷於泥濘

松島距離仙台不遠，是我們折返仙台前最後一個遊覽點，被推為日本三大美景之一。它是一系列近岸的小島，島上盡是姿態奇崛的松樹和岩石。我們沒有出海，只遊覽了岸邊的寺院。寺前逾百米長的通道兩旁，盡是數百年樹齡的古木，如巨人森然陣列。還有個設在地窖的博物館。觀乎海嘯肆虐之慘烈，這裡一直得到精心護理的人文、自然景物會受到怎樣的破壞，真不敢想像。

八戶之得名，很可能是當初只是個只有八戶人家的小漁村，而如今已是青森縣第二大城市了。八戶仍然以漁港知名，我們到那裡的朝市(天光墟漁市)，以非常鮮美的刺身作早餐，「豪」氣十足，但價錢便宜得讓人不信。從台灣的報道知道，八戶雖然距震央有二百公里，而且面北，仍然受到海嘯無情吞噬。看來，短時間內不能指望重遊了。

到過日本的人都一定知道，日本人很受護和珍惜眼前的一切，不管是自然賜予的，還是人工建立的，也不管是祖先留下的，還是自已建造的。這大概與日本是個資源有限、而且危機四伏的島國有關，環境的限制和威脅讓他們不但惜物，也珍惜空間，不但盡量利用有限的空間，也盡量避免破壞有限的空間。不亂拋垃圾，不僅是教育所致。

千百年來珍重保存、保護的一切，可以瞬間毀滅，如鏡花水月，真令人慨嘆。對於天地自然，能不敬畏?

日本人的這些美德和文化，都讓人敬重。只是，受到這樣美好文化熏陶的人，怎麼會一下子都一個個變成嗜血的惡魔?這是不管日本文化怎樣令人讚嘆，都無法拂去的疑問。

中國油價，別比美國，比歐洲

世界各地油價比較

由於中東局勢動盪，石油價格呈現上升趨勢。對駕車人士，這絕對是壞消息。我沒有這煩惱，石油價格上升對我的影響是間接的，感覺緩和得多。經過油站，不會注意今天的油價怎樣了。

駕車的就不一樣了。記得在美國旅遊時，駕車的親友老遠就能看到汽油價格是升了還是降了，與家附近的油站又差了多少。

在大陸一個網站上，看到當了全國政協委員的央視主持人崔永元一個發言的話被醒目地摘登出來。崔永元想來定有自己的汽車，他可能不久前到過美國，於是敏感地發現：「洛杉磯的油價比中國還便宜兩塊錢。」他說話愛搞笑，接着說：「我就想了，中石油、中石化這是怎麼回事啊？能不能換我當老總，試半年，不行我再還給你？」

崔永元應該來過香港，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過香港的油價?又有沒有為之感慨一番?如果有的話，那感慨一定不一樣，因為香港的油價比大陸貴可能不止兩塊錢。

從大陸到美國、看到彼邦的油價比中國低，大為驚訝以致不好受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只及美國人的幾分之一，而駕駛汽車的成本竟然還要高，心裡實在不是味道。

大概除了少數油價超低的國家，各地駕駛人都會抱怨油價太貴，上升太急時更加會這樣。美國人也一樣，我二零零八年到美國旅遊時，油價創每桶140美元高峰，美國人可說怨聲載道。

可是怨歸怨，心裡要知道自己的油價在世界市場上居於什麼位置，是偏高還是偏低，這姑且稱為比較油價。

美國是世界汽車文化的始作俑者，受各大汽車製商左右的美國政府，一向鼓勵使用私人汽車，措施之一就是的低油價。這又進而左右着美國中東政策，使美國千方百計保持對中東的控制權，甚至對某些國家的保守統治集團委曲求存，什麼民主自由，到了中東都可以拋到腦後。

這裡有一個世界各國汽油價格排行榜(http://www.nationmaster.com/graph/ene_gas_pri-energy-gasoline-prices)，不妨細看一下。榜上的油價據說是「最近」的，但看來資料不夠新。有不少各地讀者留言，說資料過時了。本文前的圖表也一樣。但大致的比較圖景，是可以看出來的，可以從中知道本地油價居於世界市場的哪個位置。

可以看到，美國在14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101位，中國115位。考慮到資料不夠準確及時，可以相信兩地油價居於差不多水平，在世界市場上都偏低，只及最高水平的約三分之一。

排行榜沒有收進香港。據知，香港的油價是偏高的，接近歐洲的水平；如果上榜，可能排到第十位左右。歐洲最重視環境保護，長期以來以高油價壓抑小汽車的使用。美國人知道歐洲的油價倍於美國，一定咋舌。崔永元為什麼不把北京的油價同倫敦、巴黎比較呢?

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大得多，環摬受到壓力也比歐洲大得多。中國人到歐洲旅行，一定羡慕歐洲的自然環境，可是他們未必知道歐洲人付出的代價。

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經常強調中國國情不同於美國，這是有道理的。在汽車文化上，中國的國情也極大不同於美國，中國切不可學習美國的汽車文化。這既是為中國，也是為世界。

陽台的畫拆毀了

敬畏天地的人

家裡內內外外的裝修事宜，沒完沒了。裡面的裝修完工，大廈外牆的維修仍如火如荼，屋裡不能不受影響，至今不得安寧。

最壞的情況是，牆壁一再出現「險情」，這裡裂了，那裡穿了，要一再修補。剛髹過的牆壁，「歷盡滄桑」。本來不打算翻新的陽台，最後也不得不重鋪了，原因是工人在拆除大廈外牆瓦片時，把我家陽台一些地方也弄壞了。於是索性把陽台整個重鋪過，也重整地面的防水層。

陽台有二百平方英尺大，是我認為家裡最可貴的地方。一些朋友來到，會詫異為什麼不蓋上上蓋、裝上窗戶，擴大室內面積。我們最喜歡，卻正是陽台「無遮無掩」，走出去，就可頭頂青天、遠眺山海。在鬧市之中，這非常難得。

近日讀到一幅對聯，最切合我家陽台了。這是清初才子朱彝尊在家鄉浙江秀水(現嘉興)的山曉閣題寫的：

不設樊籬 恐風月被他拘束
大開戶牖 放江山入我襟懷

這仿佛專為我家陽台而寫，真想在陽台找個地方寫上。這樣，朋友來到看了，就不會再有不必要的一問。

現在，陽台已拆得面目全非，原來的瓷片都鑿碎搬走了，包括早幾年我在陽台正中地面上砌出的一幅「畫」。

陽台的瓷磚，是上手或再上手業主鋪好的，我們搬進去，見到還相當完好，不捨得花錢裝修，就住下了。早幾年，陽台下面一層的業主投訴天花漏水。這非同小可，我們立即在漏水的位置──正好是陽台中央──做防水工程補救， 陽台於是鑿開了一個一米多見方的坑。要配上同色的瓷磚是不可能的了，即使配上顏色近似的，也一定不好看。

於是，我索性讓這「瘡疤」更突出一些，在上面砌出一幅「畫」來。

我買來一大包指頭大的雜色卵石，挑出黑色的，其餘的分為深淺兩色。深淺色的卵石分上下各一半鋪開，代表天和地；黑色的在中間用篆書體「寫」出一個字：人。

我們現在寫的人字很神氣，頭昂起，腰挺直，頂天立地。篆書的人卻是彎腰的，像恭順地鞠躬而立；有些寫法更把人寫得手着地屈腿跪着。這分明是僕人，或者說是奴僕。

我砌出的「畫」的意思其實很簡單：處身天地間的人，應該態度謙卑，對天地，要有敬畏之心。

經過工人的粗暴拆卸，這畫屍骨無存了，心裡確有點不捨得。幸好曾拍下照片，可以紀念。更加重要的，是對天地、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不可稍減。

人類對大自然仍然無知。剛剛從閱讀中曉得，我們一個自以為聰明的掌控大自然的做法，「最大可持續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 竟然也存在致命缺陷。這是香港人都知道的休漁期的理論根據。我們以為，過量捕漁與竭澤而漁無疑，要讓魚兒休養生息才可以持續生產，卻不知道，我們始終無法計算大自然影響魚兒繁殖的所有變量。MSY正在日益受到質疑呢，這質疑可不是為了要大舉捕漁而提出的。

一幅照片，你怎麼看?

美國學生與亞洲學生，對這照片有不同觀察和描述

美國密執根大學的實驗心理學家奈斯貝特(Richard Nisbett)多年來有一個專注的研究課題，就是東西方文化背景對人的思維方式的影響。他這方面的著作有《思維地理：亞洲人與西方人思維之不同及原因》(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

在進行有關研究之前，奈斯貝特自言是個普世主義者，關心的是所有人的思維性質。這假定，所有人都是按一樣的方式思考和推理的；若有差異，是教育、家庭、個人經歷所致。

可是他從自己的學生中發覺，亞洲人的思維方式不同於美國人。用他一名中國學生的話說：「我們中國人相信事物總是不斷變化的，而西方人生活在一個簡單化，決定論的世界裡。」

在中國，列為群經之首的《易經》，主旨就是一個字：變。

奈斯貝特設計了一系列實驗，去研究東西方學生觀察事物的不同方式。其中一個實驗是這樣的：以美國土生土長學生為一組，中日韓學生為一組，每人都要在電腦前觀看一輯圖片，每張都有主體、有背景，譬如前面是一只老虎，背景是叢林；看照片時，學生的頭顱固定下來，有儀器監察他們的眼球，看他們是怎樣觀看圖片的，對圖片不同部分觀察多久。

結果發現了一個很明顯的對比：美國學生會盯着圖片主體，直到圖片三秒鐘之後消失；中國學生會先觀察整個背景，看主體的時間短得多。

對照片的描述方式也有差異，例如看到上面的照片，美國學生通常會先說「有魚向左游去…… ；日本學生通常會先說「有一個湖……」，他們對背景的陳述比美國學生多七成。

在另一個關於閱讀實驗中，奈斯貝特發現，美國學生陳述矛盾衝突，愛把不同觀點兩極化；而中國學生則傾向把對立調和。

據奈斯貝特的分析：「東亞人生活在一個相對複雜的社會網絡中，需要面對各種社會關係。因此，他們會更關注情境，這樣才能更有效地溝通。相反西方人生活在一個相對來說約束較少的社會中，西方文化強調的是獨立性，因此使他們不太關注情境。」因而，只在圖片上佔四分之一篇幅的老虎，會讓美國學生花八成時間盯着。

《不可思議的年代》一書也通過奈斯貝特的研究來批評西方這種只着一點不及其餘的觀察問題方式，作者 Joshua Ramo 指出：「美國人總是把主要的時間花在盯住焦點上」，而「如果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我們看不到圖景的75%的部分，不難想像，我們可能會做出一些自殺式的判斷。」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中國人視野宏觀的思維很推崇，認為「中國式的思維非常善於戰略規劃」。

香港處於東西文化的夾縫，近年回歸了，本該更靠近中華文化才對，可是現實卻顯示，香港人越來越像西方的固執地盯著焦點不放了。

焦點可以量化嗎?可以：六千大元！希望這不致帶來「自殺式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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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http://ns.umich.edu/Releases/2003/Feb03/r022703a.html

飲茶與「規模不經濟」

著名的「米芝蓮食肆評級」，近年在香港很吃香。它過去只垂青高檔餐廳，與普羅百姓飲食無涉。這做法這幾年有了改變，評級顧及小食肆了，這好像還是在香港開風氣之先的。好些普羅大眾光顧的單鋪位小餐廳，居然也獲評上星級，那怕只是一星的。

這些小店鋪多數是老板兼當廚師，一手掌控食品質量。一旦飛上「芝」頭，是否應當大展拳腳、擴展生意?不止一位這樣的老板給予否定答案。他們熱衷於烹調技藝，都擔心一旦擴大經營、開上分店，就鞭長莫及，食品質量就會失控。

他們擔心的，就是經濟學上的「規模不經濟」問題。

經濟學上有個課題叫「規模效應」，又稱「規模經濟」，是說隨着經濟規模增大，經濟效益就提高。可是要提防物極而反，小心規模過大造成資訊傳遞速度放慢以致失真、管理官僚化等弊端，從而帶來相反效果，形成「規模不經濟」。「規模經濟」是耳熟能詳的，「規模不經濟」就較少人提到。

「規模不經濟」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我家以前很喜歡光顧荃灣一家買熟雞的專門店，有事到荃灣，必順道買起碼一只回來。這家店鋪近年不斷擴充，港島也開了多家分店。雞的質量卻是明顯下降了。雞味之濃淡鮮美，入口可判。

「規模不經濟」這問題，是昨晚與一位朋友吃飯聊到飲茶問題，增廣知識之餘想及的。朋友是泉州人，好飲茶，還經營有機茶葉生意。吃飯時，他打開茶壼看看、嗅嗅，即說不要喝，喝白開水好了。我只以為他挑剔，後來聽他說出有根有據的道理來，才知道這又是個「以前現在，價值顛倒」的問題。

隨着中國人生活水平提升，對茶的需求極大提高，再加上海外需求也不斷增長，茶葉市場不斷擴大。可是茶是種出來的，增產不易。在市場需求推動下，茶商茶農要多生產、多賺錢的欲求自然提高，各種增產的手段於是施展出來了，不惜大量使用化肥、殺蟲劑、激素等等。有些名茶過去一年採四次茶，春茶、夏茶、暑茶、秋茶，現在可以採八次。本來，噴了殺蟲劑如果按規定經過12天降解，再採茶是沒有問題的；但若遇上天氣不穩定，要避免整造茶葉報廢，採茶就不惜提前。

很多名茶是以縣聞名的，一個縣的產品可以賣到全國、全世界都有，產量大得難以想像。不過這話也許說過頭了，因為一些中國最有名的茶，就是賣不到歐洲去，因為質檢過不了關，某些人工添加化學成分總是超標。

朋友建議，飲茶要飲高山茶，就是海拔八百米以上山區種出來的茶；若不能就飲夀眉茶，它雖不屬高山茶，種植地勢也較高。據說到了八百米以上，茶樹上的害蟲就生長不了，不必用殺蟲劑。至於普洱，他說得飲二零零三年以前的，即普洱價格升溫以前的。普洱茶早幾年被人熱炒，價格飛漲，產量自然也大躍進。台灣有人化驗質量，發現二零零三年以後的普洱，已不是那麼回事了。

中國市場為人覬觎的最大原因，是規模傲視全球，規模效應特別大。可是也因此特別容意造成「規模不經濟」，三聚氰氨奶粉等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朋友也接觸過奶牛畜牧業。他說，早些年，有外商到山東經營乳牛場，可是無論怎麼都在價格成本上敵不過中國在內蒙古的對手。本來，一塊地可以長多少草、養多少牛、產多少奶是有公式可以算的，可是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對手可以那麼「神奇」，能突破公式的限制。這個外商最後撤走了。這是三聚氰氨奶粉事件之前的事。

香港的一星米芝蓮食肆老板可能不知道「規模不經濟」是什麼，但他們有良知。大陸的國企總裁、地方幹部可能懂得「規模不經濟」，但良知泯滅了。

暴力與非暴力，界限模糊

隨着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很多本來明明白白的事物，如今變得模糊起來了，甚至顛倒了。有不少人寫過前後對比的文字，例如：以前天是藍的，水是乾淨的，學校是安全的，朋友是值得信任的，前景是美好的……，而現在……。很多基本價值，從自然世界到人文社會，不能再以舊眼光去判斷了。

對於什麼是暴力，仿佛也模糊起來了。

在一般人一直以來的理解中，個人或國家以強制手段，通常是武力，侵害他人的身體、財產就是暴力行為。人類最初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暴力。社會的進展也離不開暴力，改朝換代差不多都是暴力進行的。列寧更說，暴力是革命的火車頭。《資本論》裡據說有這樣的話：暴力是孕育新社會的助產婆。

最野蠻的暴力是戰爭。以前戰爭殺人只用刀斧，到工業革命之後，武器威力大增。十九世紀末，歐洲有人預言，和平時代將來臨，因為現代化武器太可怕，沒有人敢再發動戰爭了。回過頭去看，這多麼幼稚。二十世紀是現代化殺人武器大躍進、大普及的世紀，也是最殺人如麻的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又兩次使用了可以摧毀整座城市的原子彈。

暴力不但沒有停止，而且以新形式出現，有廣泛蔓延的趨勢。新形式的暴力，不用刀槍，但同樣以強制力量傷人，以至殺人。

與暴力兩字相連的新詞彙不斷出現，如校園暴力、語言暴力、家庭暴力、媒體暴力、網絡暴力、議會暴力等。用過去的標準、定義來看，這些都不算暴力，因為大多數不涉及武器，有些甚至不動用武力，只動口不動手，頂多被稱為「肢體接觸」。

我看到大陸的網上有人把家長、老師、朋輩的語言暴力歸納出不同方式：
挖苦式：「你父母給你吃什麼長大的。」
呵斥式：「你有病啊？」
孤立式：「這堂課被他搞得上不成了，大家看怎麼辦？」
比較式：「你和某某簡直不能比，一個天，一個地。」
預言式：「我看你早晚進監獄。」
結論式：「換我，樓上跳下去死了算。」
記帳式：「早晚跟你算帳。」

至於媒體暴力，有兩種。一是針對媒體渲染暴力而言，美國有人統計說，美國電視三分之二涉及暴力。青少年的電子遊戲機的暴力成分可能更多。這使人對殺人麻木了。另一種是指媒體的語言暴力，為了銷路，對問題不是說理而是謾罵，蠻不講理，沒有討論可言，甚至煽動，煽動民粹主義、民族沙文主義。

隨着人對網上生活的依賴日增，網上暴力越來越可怕。施用暴力的人可以躲在陰暗角落裡行事，像蝗蟲一樣蜂擁行動，可以更加肆無忌憚。人肉搜索可以殺人不見血。

在新世代文化之下，這些都不算暴力，因為不少人覺得暴力永遠只來使得到「授權」的當局，而站在對立面的人都不涉暴力。於是示威者永遠都屬「和平」，那怕使用鐵棍、推倒鐵欄、霸佔道路、肆意侮辱維持秩序人員都是非暴力的。

當暴力與和平被攪和至是非不分，而讓你覺得種種暴力無處不在的時候，你不能不擔心社會的未來，擔心我們的下一代會有怎樣的價值觀。暴力，不管是什麼形式的暴力，只會換來更多暴力。

運動抗衰老：科學家大為驚訝

誰都知道運動可以促進健康，但相信沒有什麼比加拿大剛發表的一個實驗報告更有說服力了。

安大略省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以一些本該早衰的老鼠做實驗，發覺運動抗衡早衰效果之顯著，令人驚訝。這不但對衰老期的老鼠有作用，對年輕的老鼠同樣有益。這意味著，不但年長了要多做運動，年輕時也要鍛練。

這是《紐約時報》三月二日發表的報道，今天才抽空看到，覺得應該及早讓朋友們知道。

實驗報告發表在對上一周的《國家科學院進程紀錄》學報（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它指出：「運動減少或消除了老鼠身上幾乎所有因老化而產生的不良影響。」老鼠身上這些不良影響是通過基因移植造成的，目的是加快老鼠衰老，然後研究運動對衰老的抗衡作用。

細胞內有個「發電廠」，就是線粒體（Mitochrondria），它有自己的基因和遺傳體系，但基因數量有限；主要功能是通過氧化作用，為細胞提供能量。

科學家很早就知道線粒體與衰老有密切關係。它直接利用氧氣製造能量，吸入體內的氧氣九成被線粒體消耗掉。但是，氧是把「雙刃劍」，一方面能製造能量，另一方面又通過氧自由基傷害生物體，造成氧毒性，這是生物體衰老的最原初原因。這過程中，線粒體會產生異變。在正常情況下，這些異變可以修補；到修補功能衰退至某個程度，異變就難以抗拒，細胞隨之死亡。生物體因而衰老，肌肉萎縮，大腦萎縮，毛髮褪色脫落等等，從內到外衰老。

有關實驗中使用的老鼠的線粒體都缺乏基本的自我修補功能，老鼠三個月大（相當於人的20歲），線粒體就開始無法正常運作；到八個大（相當於人的60歲出頭)，老鼠就極度衰老，在籠裡不願動了，不到一年就死亡。

可是另一半要運動的老鼠就不一樣。這些老鼠從三個月大開始，每星期運動三次，每次在轉環內跑45分鐘，要保持相當的速度，這相當於人要用50至55分鐘跑畢十公里。如是者維持五個月，到八個月大。

這時，那些不動的老鼠已毛髮盡落，奄奄一息，而運動的老鼠仍然活潑，毛色黝黑，肌肉、大腦都幾乎保持原來狀態，性腺正常，心臟正常，仍然可以在幼小的鋼枝上來回走動，像年輕老鼠一樣。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老鼠的線粒體異變仍然受到約束，線粒體數量較多，而發生異變的較少。一年後，這些老鼠除了要被解剖而犧牲的，沒有一只自然死亡。

運動抗衰老功能之大，使研究人員大為驚訝。根據過去的研究，他們以為運動只會對肌肉、心臟的線粒體系統有好處，而想不到運動幾乎對整個身體的組織都有積極作用。

目前，仍不知道運動抗衰老的機制是怎樣發生的，相關的研究還在進行，但主持研究的 Mark Tarnopolsky教授說，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運動改變衰老。」

在實驗中，老鼠進行的運動相當艱巨，屬需氧運動。但Tarnopolsky教授認為不一定要這樣，對老年人進行的實驗證明較輕的運動量也可以改善線粒體健康，不過可能要有起碼的運動量才行。你希望像那些老鼠一樣，從三個月大做到八個月大，即從二十歲做到六十歲，或許已不可能了。不過Tarnopolsky忠告說：「做什麼運動都總比不做好（doing any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

他說，他的學生都對實驗結果大為雀躍，「我看他們現在都做運動了」，因為他們都看到運動的老鼠毛色漂亮，性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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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原文：
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1/03/02/can-exercise-keep-you-young/?src=me&ref=homepage

相關文章：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13.html

不可思議中的民主

Joshua C. Ramo 的《不可思議的年代》(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一書，提倡在面對當前迅速變化的年代時，要有新觀念、新思維。結合遠近內外的變化來讀，可以得到不少啟發。

他在介紹了美國六十年代出現的「民主和平論」(民主國家之間不會開戰，推廣民主，世界就和平)後指出，這個理論看來很完美，但在現實裡到處踫壁，以至破產了。民主意味着透明，於是就有了「積極透明」與「消極透明」之說，例如你看到鄰居公然地磨刀霍霍，你的心就慌了。

以下抄錄部分供參閱：

「仔細想想，這種『消極的透明度』並不難理解。民主經常是混亂而無序的。這不是說民主制度不好，而是說，事實上，民主制度是我們能想象到的最無法預知的政體。而且，正如我們在世界各地，如俄羅斯、東亞和伊拉克所看到的，一個社會轉變為民主政體，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如果沒有經濟發展，如果沒有一個與民主進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那麼民主化幾乎就等於走向不穩定。比如，讓阿拉伯國家變得更民主化，可能會讓他們更加好鬥，那裡的政治文化強調的就是通過暴力衝突而得到繁榮。

「即使一個國家能夠妥善解決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當一個政府通過選舉產生之後，其國家政策可能會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公開政治帶來的起伏波動會帶來如此之多的不確定性，任何一個明智的敵人都可能會選擇對其最不利的解讀。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在過去40多年的歷史裡，美國出於對自身利益受損的擔憂，拼命地要干涉伊朗、危地馬拉、印度尼西亞、英屬圭亞那、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的民主化進程。或許，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會覺得這樣的干涉是有道理的，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歷史記錄證明，民主自身無法創造互信和合作的基礎。這不僅僅是歷史的教訓，最近在加沙、俄羅斯和伊朗發生的選舉也都說明，民主的很多『好』的特徵，同樣會導致衝突的加劇，而非緩解衝突。

「媒體自由?這是開放體系的重要特徵，但是在很多時候，媒體充當的角色是鼓吹好戰的沙文主義。

「民主體制的透明性?這是民主之所以令人嚮往的重要方面，但是，這一特徵也使得那些可以控制或縮短的衝突的秘密會談無法進行。

「當我們關注衝突和那些整個社會熱烈討論的問題時，代議制民主會有很多隨着投票而來的副作用，使得全球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中東波」是否有利於美歐？受到倒台威脅的有西方討厭的卡扎菲，但亦有美歐的大小盟友。示威者可能愛聽麥當娜、愛吃麥當奴，但同時反美。

對簡化字、簡體字的無知

漢代史游書寫的《急就章》，書體從隷書筆法演化而成，
後人稱之為章草

朋友打來電話，說日前讓我題寫的字出問題了。細聽原委，真讓人哭笑不得，只能怪如今的大學生、官員「有學歷，無學識」，或曰「有知識，無常識」了。

朋友不久前讓我為一張音樂會海報寫了音樂會的主題名稱：旭日東昇。我用行書寫了。演出是在康文署場地舉行，海報因而要經有關官員審批。這官員以法眼一審閱，就審出問題來了。按照有關政策，海報不能用「簡體字」，於是，我把「東」寫成「东」就「犯規」，得「更正」。所謂簡體字，是大陸用的、由國務院頒布通用的簡化字。

我只能嘆一句：無常識！

「東」可以寫成「东」，真的應當是常識範圍內的事，這與大陸以行政命令推行的簡化字無關。類似的字很多。漢字的書寫比較麻煩(認字相對容易得多)，所以漢字歷來有個不變的趨向，就是在書寫上簡化。從甲骨文開始，到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是個簡化過程。每種書體內，又都有簡化字。主要作日常應用的行書、草書，簡化就更多了。只要翻看一下任何書法字典的行書草書部分，都可以看到歷代書法家對每一個字的簡化作了多少努力。

這些努力沒有白費，努力的結晶，就是大陸的簡化字。對於這一點，不熟習書法的人很多不知道。只要看看以下幾項資料，就不說自明了：

漢代史游《急就章》中有：时、东、陈、孙、检、帐、项、楼、来、夹、颊、侠、箧、贝、学、见、为、伪、长、张、随、状、问、觉、乐、犊、读、断、变、郸等字。

晉代王羲之不同字帖中有：

东、岂、试、为、缅、临、终、张、时、将、见、当、孙、扬、实、尔、鲤、鱼、与、诏、长、乐、陈、来、诚、绝、顾、灾、宽、饮、谢、杨、学、万、发、问、怅、颐、视等字。

唐代虞世南書《孔子廟堂碑》字帖中有：状、弥、将、于、来、随、尔、涌、麦、继等字。

唐代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字帖中有：盖、弥、净、箧、纲、随等字。

以上列出的字，都與大陸推行的簡化字一樣，但都早了千幾年出現，其中包括「东」字。

大陸一九六四年公布《簡化字總表》第一表，共352個不作偏旁使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有人考察其中388個字的來源，發現：

漢代和以前出現的有111個字（佔28.61%）
三國到唐代出現的有55個字（佔14.17%）
唐代和以前的合計有166個字（佔42.78%）
宋代到清代出現的有175個字（佔45.1%）
清代和以前的合計有341個字（佔87.88%）
民國時期出現的有46個字（佔11.86%）
民國和以前的合計有387個字（占99.74%）
1949年以後出現的僅有一個字（佔0.26%）

大陸的簡化字不是創作出來的，而是秉持述而不作原則從故紙堆裡整理出來的。

台灣亦有人根據大陸學者李樂毅的研究指出，大陸在一九五六年前使用的簡化字有521字，有近70%源自歷代，包含先秦68字，秦漢97字，三國、晉、南北朝32字，隋唐五代31字，宋遼金元82字，明清53字。

早已流傳民間的簡化字，讀書時不一定接觸得到。如果老師不使用，自己平時又鮮與人作書面交流，不去學習書法，就不認識這些字。我敢說，香港現在當老師的，很多都不認識這些老祖宗的創造了，也少寫板書，教出來的學生自然不熟悉手寫體漢字。

康文署那位負責審批的官員，一定有相當學歷。她也對「東」字歷來可寫作「东」無所知，你能不慨嘆嗎?

很多人反對簡化字、簡體字，其中應該不少像那位審批官員一樣無知。

麥嘉版《梁祝》裡的踫撞

昨晚下班後，匆匆趕到沙田大會堂看演出。如果你只推崇「嚴肅」藝術，一定會竊笑我怎麼會去看這麼一台戲了，我看的是麥嘉的稿笑版粵劇《梁祝》──《癡情英台戇山伯》。

我很少看粵劇，這次去看，主要想知道，過去在新藝城時代策劃、演出過一系列經典港產笑片的麥嘉，放棄電影到廣州搞粵劇，會與廣州的粵劇伶人擦出什麼火花來。

麥嘉並非粵劇科班出身，這次「擔正」飾演有鬚的梁山伯，擺明是要同粵劇、同大眾耳熟能詳的梁祝傳說開個玩笑，不惜冒上「篡改經典」的罵名。據說，他是陪妻子看傳統粵劇《梁祝》錄像時，覺得梁山伯蠢得不合理，而興起要來個顛覆的念頭的。他找來香港一批志同道合者、包括填詞人鄭國江，到廣州與紅伶曾慧、紅豆粵劇團等合作，搞出這一台戲來。

這可以說是港粵兩種創作文化的大踫撞，一方是天馬行空、肆無忌憚而粵劇技術火候不足，一方是水準高超、有板有眼可是規行矩步欠了創意。雙方願意合作，相信都是看準了對方的長處，希望優勢互補，開拓新市場。

粵劇市場，無論在香港或廣東，都在萎縮。兩地努力之下，粵劇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了，這對行內人士是個興奮劑，可是實際上對振興粵劇有多大作用是令人懷疑的。我看不出人們對粵劇的興趣會因此有多少提高，這最終要靠粵劇藝人的功夫、魅力，看能不能排出可以吸引觀眾進場的好戲來。這不是政府的支持可以解決的。省港粵劇最輝煌的戰前時期，廣東的國民政府、香港的殖民地府何來支持過粵劇?戰後，香港產生過大批著名伶人、戲班，靠的也是梨子弟自己的努力。廣東的粵劇即使得到政府支持，走出另一條路線來，風貌一新，如今同樣要面對粵劇式微的威脅。

粵劇要避過淘汰的厄運，必須有所開拓、改進、提高才行。從這個角度看，麥嘉與曾慧等的努力，值得支持。

中國各地戲曲都源自民間，面對的是主要是草根百姓，是通俗的藝術。這些戲曲後來進入都市、登上大戲台，逐漸高雅化了，甚至學院化了，藝術水平無疑有所提升，但難免困入了象牙塔，有些孤芳自賞了。譬如崑曲，現在已變成少數文化人雅緻的嗜好。

麥嘉版《梁祝》走的是另一條路，很市井、通俗，有時蹟近胡鬧。看慣港式喜劇的，對這一套很接受，很多手法就是直接移植過去的。於是，可以看到士九拉着現代「行李喼」跟着梁山伯上路，聽到AA制、好feel 等口語或歌詞，又有國語歌曲、京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月亮代表我的心》、《老鼠大米》……都唱起來了。麥嘉還經常常插科打諢、與觀眾玩 interactive (互動)。這的確很不「嚴肅」，但場內氣氛十分活躍，掌聲笑聲不斷。

以前的粵劇是不是這樣的?我相信這在粵劇並不陌生，香港伶人對粵劇的創新作過大量嘗試，以「芃鈴」(小提琴)、「色士風」(薩克斯管)伴奏粵曲就是從香港開始的，用西洋小調填詞作粵曲演唱為數不少，引入北方曲調的例子就更多了，唐滌生選琵琶曲《塞上曲》中的「妝台秋思」一段譜成《帝女花．香夭》，是最成功的例子。事實上，粵劇中最有味道的梆簧都不是土生的，而是從北方的梆子戲移植過來的。至於插科打諢，已故丑生王梁醒波最拿手了，早就懂得與觀眾互動之道。如今不同的是，丑生演的是梁山伯而已。

我以為，在粵劇玩混搭 (cross-over) 不是不可以，而是玩得夠不夠高明。搞笑版《梁祝》很創新，劇場效果很好，但沒有多少東西令人回味。

最讓我失望的是曲詞。戲曲的詞有源遠流長的傳統，頗多講究。現代的戲曲曲詞，特別是古裝戲的，仍應當適當典雅。起碼有一點該做到的，是要押韻。這應是曲詞，無論古今中外的起碼要求。奇怪的是，搞笑版《梁祝》很多曲詞──據我的印象是大部分──完全不押韻。我聽着總覺不順耳，後來才發覺這問題。一些看來是先寫詞後譜曲的，不受曲調限制，竟然也不押韻，粵曲味亦淡薄，像粵語流行曲多一些。伴奏也有這樣的問題，常常民樂化或電聲化，而不是粵樂化。

對於麥嘉的唱功，不能要求太高。難得的是，他在舞台功架如耍扇、台步、踢褂上下了不少苦功，會在露一手之餘向觀眾捉搯地說「想不到吧」，惹來滿堂哄笑。

無論如何，這戲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粵劇何妨百花齊放。這戲已在廣東各地一再上演，希望它能在商業上成功，從而催生出更多新創作來。

清醒看待「全球暖化」

上周末，做了一件很愜意的事：在網上閱讀了《超爆魔鬼經濟學》的第一章。讓我對一直抱着很大懷疑的所謂「全球暖化危機」有了更多認識，我的懷疑獲得更多支持。

《超爆魔鬼經濟學》(Super Freakonomics)是《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 的續篇。這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Steven Levitt 與《紐約時報雜誌》前編輯 Stephen Dubner 再度合作之作。他們五年前合著的 Freakonomics 全球熱賣四百多萬本，讓人們從經濟學研究的角度，重新認識了一些似乎無可懷疑而事實上似是而非的社會觀念。所謂「魔鬼經濟學」的譯名有點譁眾取寵，它的意思其實是「另類經濟學」。

我後知後覺，近日才知道 Super Freakonomics 的出版。到網上搜尋，發現中信出版社已出版了上述中文版，還找到上載的序言和第一章(可能不完整)先睹為快。第一章談的竟然就是我一直有所追蹤的、對全球暖化的質疑。裡面提出的觀點，不是兩位作者自己的看法，而是採訪了一批頂尖科學家的報道。

它首先指出：「氣候科學家沒法做實驗。從這點上看，他們更像經濟學家，而不像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提出的理論都是有根有據的，有實驗數據支持，而氣候學家、經濟學家雖然也根據歷史紀錄進行研究，但對未來的推測就缺乏足夠的支持了。譬如根據電腦模型對全球暖化的預測，就很「粗糙」。

畫中提到，人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僅佔全球總排放量的 2%，其餘 98% 都源於自然現象，例如植物腐爛。

書中提到，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斷言，二氧化碳與近年來的氣候變暖幾乎沒有關係。相反，過去幾十年我們製造的大量污染顆粒物，遮擋了陽光，結果似乎還導致了氣溫的下降。這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引起科學家關注的全球變冷現象如出一轍。我們一開始清潔大氣，全球變冷趨勢就逆轉，變為暖化了。

書中引述一位科學家的話說，我們過去幾十年中所見證的全球變暖趨勢，或許正好是環保運動大行其道的結果！

在傳媒的大肆渲染下，二氧化碳好像變成毒氣了。事實上，二氧化碳不僅無毒，而且其濃度的變化也不一定就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也不一定就能導致地球升溫：研究冰帽的證據表明，過去幾十萬年來，是地球溫度升高之後，二氧化碳濃度才上升的。地球暖化不是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結果。

書中並指出，與一般的溫室氣體相比，二氧化碳的負面效應並不特別顯著，即使濃度翻倍，它吸收地球反射的太陽輻射量也還不到2%。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輻射效應也存在邊際遞減效應，隨着空氣中的的二氧化碳增多，它吸收輻射的效應會減少。

研究又表明，如果將二氧化碳的濃度翻倍，同時保持其他攝入量（水分、養分等）不變，植物生產效率會提高 70%。這無疑是農業生產的福音。因此採用水栽法的溫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通常達到1 400 ppm (百萬分比)，而目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約為 380 ppm。

書中提到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阻止「全球變暖」運動的熱情已儼然上升到宗教高度。「全球變暖」所描繪的恐怖情境，與《聖經》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無異：海平面上升，高溫煉獄，災難頻發，地球混沌無序。

「對氣候的恐懼滿足了我們懺悔、贖罪的需求，並符合『技術進步定要遭到眾神懲罰』的這種亙古不變的潛意識。」對氣候變化的恐懼與宗教信仰還有一點十分相似的是：「這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你的懺悔或贖罪行為到底是否有效，你根本就無從知道。」

環保意識非常值得提倡，可是一旦變成宗教式的虔誠，就壞事了。到了這個地步，人就容易放棄思考，不敢質疑，人云亦云了。

我把《超爆魔鬼經濟學》的第一章內容，稍加編輯，放在左欄的「網頁」分類中，名為「清醒看待『全球暖化』──超爆魔鬼經濟學 」，供各位關心地球村環境變化的朋友們參閱。全文近二萬字，稍長，但內容很有趣，很吸引人，絕對值得一讀，只可惜譯文不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