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眾不從賢」的一人一票

傑佛遜：民主充其量就是暴民之治，即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可以剝奪其餘百分之四十九的人的權利。

在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民主就等同一人一票的選舉。這樣的選舉的合理性是一目了然的，很「科學」。它的預設是，要遵從民意，即大多數人意見；只要是大多數人支持的，那就是對的，就是合理的。

這看來很「科學」，因為有數據支持。科學之理性最體現在數學上，數學只有對或錯，判斷分明。於是，數字證明了的多數，就是有了「科學」的光環。最有說服力的數字，自然是一人一票得出的數字。得到多數支持的就有「認受性」，據一些人的邏輯，這是執政者通行無阻的通行證，有了「認受性」，就可以政策雷厲風行，令行禁止，效率高超。

可是放眼看看這個世界，就發覺這不過是虛妄之想。對於通過民主選舉台的執政者，沒有這樣便宜的事；通行無阻的欣喜，可能待到執政蜜月期一過，就消失了。

頗有一些執政者是被這樣的「認受性」誤導了的，政治亂局難以收拾的埃及、烏克蘭、泰國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政府都一度以很高的「認受性」登台，都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了，政局很快就百病叢生，並迅速向反面逆轉。這是所謂「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是對由多數代表的民意的濫用、誤用。這些執政者就像賭徒，以為勝者全勝(winner takes all)，把一切利益盡歸己有。

以上幾個國家都是新興的「民主國家」，是在揠苗助長下進入「民主國家」行列的，它們的民主發展，有抹黑民主之嫌吧?

但這樣的弊端其實早在民主萌芽之初就在預計之內，在古希臘城邦民主時代，柏拉圖早有名言曰：Democracy is the rule of mob (民主乃暴民之治)。

多數決，其實是在理性辯論、政治協商難以取得共識之下，無可奈何的做法，即以人數而不以道理定勝負。如今，這倒過來被一些視為民主的核心了，把每個人的一票抬舉為「神聖」的一票。

我總對這一票的「神聖」性誠惶誠恐。譬如本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選舉，我就不敢輕易投下那「神聖」的一票，因為實在對候選人毫無深入認識。到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等等選舉，那一票更「神聖」，我也更踟蹰了。真的，我曾因為出於對那一票的「神聖」的尊重，投了棄權票。最後當選者所得多數票的「含金量」有多少?我非常懷疑。

或曰，埃及等諸國的例子不能作準，該看先進民主國家的。在為現代民主樹立榜樣的美國，負責起草了《獨立宣言》的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早就斷言：「A democracy is nothing more than mob rule, where fifty-one percent of the people may take away the rights of the other forty-nine.」(民主充其量就是暴民之治，即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可以剝奪其餘百分之四十九的人的權利。)這不正是埃及等諸國出現的情況麼?美國的政制因而不放心由「暴民」說了算，而設計出兩院的代議政制。

多數人認同的就一定是對的、好的?只是理性地想一想就知道不是。中大教授王卓祺昨天在文章中引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對西方民主的一個論斷非常好：「民主從眾不從賢」。王卓祺說：「這是筆者認為對民主性質最深刻的理解；這個『從賢』應是『從賢從能』之意。再推論下去，民主是平均賢能，平庸的政體。」高見！

西方民主，大可反思

民主：權力歸多數

「暴民政治」終於成為香港傳媒頭條標題的用語了。對於香港傳媒來說，把近年興起的激進民主分子主導的民主運動稱為「暴民政治」，會被視為「政治不正確」，有抹黑民主運動之嫌。如今，連「民主派」的重量級人物湯家驊議員也發出這樣的悲歎，對民主該有所反省了。其實，要反思的不僅是激進民主，而是民主本身。

反思，近來在西方有像成了潮流。戰後以來，歐美如浴火重生，經濟發展興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到了九十年代，更取得冷戰的勝利，「歷史的終結」的歡呼聲響起，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仿佛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制度了。可是，廿一世紀展開的新一頁告訴世人，歷史沒有停頓，從經濟到政治都有新發展。

美國主導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東歐各國步履蹣跚的發展，阿拉伯之春之曇花一現，泰國等國的民主政治亂局，美國行政當局與立法機關的扯皮政治困局，中國奇蹟般的崛起，其餘金磚諸國的展現實力，都帶來衝擊，受衝擊的不只是世界政經格局的平衡，還包括對多年來被視為圭皋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

造成更大衝擊的是二零零八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它的原爆點是西方政經體制的心臟華爾街，這立即在歐盟各國引發債務危機。連串財經災難暴露了制度的根本弊端。危機延宕多年而無法擺脫，進一步揭露了制度深埋的隱患。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去年借新著《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對發達國家普遍的富者越富現象作出反思和診斷。這引起了國際間的熱烈討論，可見大家對財富日益向極少數人集中的現象早有疑慮，而這正是西方民主制度日益為人詬病和引起廣泛反思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主不如「金」主。

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王卓祺就寫過不少這方面的專論，今天又在《明報》發表了〈民主的本質、表現及依託〉一文。這是他第十篇反思西方民主的文章了，如一貫的旁徵博引，把西方民主的華麗外衣層層剝下，發人深思。

歐美傳媒近幾年間發表的有關論述就更多，都很有分量。例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三月發表了〈民主出了什麼事〉（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的十餘頁長文；美國《華盛頓郵報》今年和去年先後有〈美國民主走向衰亡?〉(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與〈政治無能給民主國家招致麻煩〉(Political dysfunction spells trouble for democracies)；英國《前景》(Prospect)月刊五月刊出了題為〈民主窮途末路了嗎?〉(Has democracy had its day?) 的封面報道，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Mark Mazower，報道的副題是〈選舉政治的十年坎坷〉(Electoral politics has had a bad decade)；上月，智庫「跨大西洋學院」(Transatlantic Academy)發表了一個題為〈民主之離散〉(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從各個標題已可以感受到相關學者對西方民主體制發展的擔憂。

西方的民主孕育於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城邦民主經歷250年而沒落。〈美國民主走向衰亡?〉一文指出，如今的第二次民主實驗也接近250年了，它像第一次民主實驗一樣成功，可是雅典的經驗造訴人們，成功並非成功之母。

香港在民主的發展上顯然是落後的。落後有落後的好處，就是可以汲取民主「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很可惜，香港「民主派」給我們引進的，卻正是西方在唾棄的劣質民主。

女老師攀珠峰失敗應有所得

月前在這裡提到過一個新聞報道，說是香港一位女教師為了激勵準備中學文憑試(DSE)的學生，去攀登珠穆朗瑪峰，要成為第一名登上這世界之巔的香港女性, 好向學生證明「再難的理想，只要堅持都(就)有可能」。昨天看到報道說，這位老師失敗了。她能證明什麼?

很多人做事欠毅力，做什麼都只有三分鐘熱度。對這些人，鼓勵他們要有毅力有一定意義。可是也應教導要學會適當地放棄，要敢於不如人。

不知道打什麼時候開始，勵志書在坊間大量出現。這不是一地的現象，而是中外皆然，中文的這方面創作不足，又大量翻譯外國的，於是興起了「心靈雞湯」熱。這些書都很正面，從積極方面作精神推動。最近有一本較新鮮的，叫《學會選擇 懂得放棄》，從「反面」入手。這樣的提倡，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世界中，很有現實意義。

金字塔的頂尖，能容多少人駐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只能置於頂尖之下，能與這麼多人在一起，其實就表示世界並沒有塌下來。

在網上看到上述一書的介紹說：「人生不只是追求，還有放棄，年輕時，要學會的不只是得到時的謙遜，還有失去時的達觀。選擇與放棄是一個人的立世之本，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做到，成功與否，要看我們能否合理取捨。」

「放棄是生活時時面對的清醒選擇，學會放棄才能卸下人生的種種包袱，輕裝上陣，安然地等待生活的轉機，度過風風雨雨，懂得放棄，才擁有一份成熟，才會活得更加充實，坦然和輕鬆。」

日前在音樂會的間場休息期間與一位很久很久沒有見面的朋友敘舊，曾聽說朋友在學書法，一打聽才知道：放棄了，因為時間分配不來，為要學好另一門本事，得作出取捨，否則可能兩者都耽誤了。

果然，選擇與放棄隨時都會遇上，會考驗你量力而為的睿智。懂得放棄，你才能得到另外的收穫。有捨才能得，這就是「捨得」這構詞包含的大智慧。這樣的智慧，其實已深入人心，甚至說「小捨小得，大捨大得」，有點功利味道了。

「捨得」一詞據說最早出自佛經《了凡四訓》：「實無所捨，亦無所得，是謂捨得。」這是把得失置諸度外了，捨是出於你的覺悟，至於能否捨而後得，是不作考慮的。若捨後必有得，實在就不必去努力提倡「懂得放棄」了。

不過，那位老師的放棄卻真有大得──保住性命。她攻頂之前，山上剛好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嚮導傷亡慘劇，17名為山者服務的當地嚮導喪生。各地遠道而來的登山隊紛紛撤退。那位老師曾跌入冰川的裂縫，靠登山索命懸一線，為了自救，她要扔掉身上一些裝置，才能從冰縫中脫身。這是「捨」與「得」、懂得放棄是極佳事例。

看來，那位老師除了要鼓勵學生勇於堅持外，更應以登山作例子，教導學生勇於面對失敗，懂得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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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對理想，不只是要堅持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9.html

從對比看台港中樂「深層次」之異

朋友一行十人到台灣看上海著名指揮家夏飛雲指揮高雄國樂團的專場音樂會，並在台灣南部旅遊，看來聽得滿意、玩得開心、吃得快意。

台灣的國樂近年發展迅速，有遍地開花之勢，而且水平提升得很快，各地都有相當具規模的樂隊，從青少年的、業餘的到專業的。個人方面也一樣，各方面人才輩出，各種樂器的演奏人才和指揮、作曲都人才濟濟。我沒有到台灣看演出的經驗，只是在網上瀏覽，和間中在香港看到來自台灣的中樂音樂家的表現。昨天晚上，就看到台灣青年指揮家黃光佑與香港竹韻小集的演出，這都足以證明，以上印象不虛。

兩地中樂音樂會的節目，粗略一看是大同小異，但細心一看，就發覺小異是「深層次」之異。

夏飛雲那場音樂會帶去了多首他在上海的「拿手好戲」，還帶去笙、嗩吶的獨奏家，節目以大陸作品為主。比較有本地特色的是以周杰倫的《菊花台》改編曲，由二胡與大提琴領奏。

朋友在臉書上載了宜蘭高商國樂社的音樂會海報，細心一看，音樂會節目在數量上同樣以大陸的民樂作品為多，但我覺得「重頭戲」應該是大合奏《風獅爺傳奇》和雙嗩吶協奏曲《客家音畫》，都是台灣音樂家的作品，從題材到音樂都有本土特色，都是很出色的作品。《風獅爺傳奇》長達二十分鐘，寫金門風獅爺威鎮風沙的民間傳說，音樂寫得很豐富而不落俗套，從旋律到配器都多變而耐聽，是很成熟的作品。《客家音畫》取材自客家山歌，以一高一低嗩吶對唱。台灣的客家文化源流久遠，而且保存完好，這是就地取材之作。這樣源自本地和傳統文化的中樂作品，在台灣不少，不少篇幅宏闊，富有新意，樂思豐富。這都是近年吸收了大陸民樂的素養之後，在台灣生化出來的奇葩。

相對之下，這樣的作品在香港很稀缺。專業的香港中樂團或個別半專業中樂團委約作曲家(其中有香港作曲家)創作過不少作品，但真正受歡迎，在市場上站得住腳的少之又少。大部分在「世界首演」之後就束諸高閣。其中有多方面原因，例如香港有水平的大型樂團、觀眾都不多，一個作品不會有多少演出機會，由專業樂團委約的作品亦不會提供給其他樂團演奏(台灣新作品在本土的演出機會多很多)；新作大多追求標新立異，脫離香港觀眾的接受能力；新作品在音樂上極少本土特色，即使有個天水圍、望夫山之類的本土名字作標籤，也不會換起香港聽眾的共鳴。

香港發展成「國際都會」之後，本土音樂文化付出了巨大代價，譬如新界的客家山歌消失殆盡(客家話都差不多聽不到了)，水上人的蜑家歌更已絕響。城市裡還有的本土民間音樂，例如廣東音樂、潮州音樂、粵曲、粵語流行曲，都已不同程度地衰微。這些其實都可以成為作曲家的音樂素材，可惜，接受現代音樂訓練的作曲家似乎不把這些傳統的、俗的東西放在眼內。

我昨天第一次去聽竹韻小集。這是一個標榜「重視本土」的專業團體，單就這場「絲路．竹韻」音樂會而言，本土的特色只表現在團員的身上，他們絕大部分是本土培養的專業中樂好手(有別於香港中樂團徒具「香港」之名)，但在演出作品上，本土就隱而不見了。

指揮黃光佑的提示清晰準確，予人極深刻印象。樂隊有一定水準，對指揮的要求反應敏感，音樂表現細膩。指揮因而不必忙於打拍子，有時甚至不打拍子，專心作出音樂處理的提示就很好，動作很簡約。可是另一方面，指揮卻常常有誇張的全身大動作，包括跳躍。對於一個較小型而反應敏銳的樂隊來說，這有點不協調，對觀眾來說，這有時還變成干擾。「安歌」時，黃光佑在完全沒有預先張揚下，即興指揮觀眾拍掌拍和，觀眾反應很合作。這與其說是觀眾的水平高，不如說是指揮的控制能力強。既然這樣，他在指揮有水平的竹韻小集小樂隊時，何妨省力一點?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二十四(2014/05)

寫一手好字，比想像的重要

日前在深水埗北河街一個街邊文具檔有個驚訝的發現：Copy Book。這是年長一輩孩童時代學習英文都會買來練習的習字本，分大小楷、大小草；還有封底有「九因歌」乘數表的練習本。模樣都與以前一模一樣。我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還要不要寫 Copy Book，但日前讀到一篇文章，發覺他們很應該寫一寫，讓書寫純熟些，也漂亮些，特別要學寫草書體。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經驗：學習時抄寫有關材料有助記憶。這得到新研究的證實。美歐的研究還發現，兒童學習書寫，有助大腦神經發育；這還關乎學寫的是什麼字體，是英文的印刷體(printing style)還是草寫體(cursive style)。在大家都越來越少拿筆寫字、對學生的寫字要求也越來越低之下，這很值得注意。

《紐約時報》日前刊登了What’s Lost as Handwriting Fades (寫字沒落造成的損失)一文，呼籲美國社會重新重視對小學生的寫字訓練。美國各州之間有個從幼兒園到中學的教育水平共同標準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這不但是對各州的共同教育標準，也為了讓學生畢業後可以面對國際競爭。其中對書寫的要求只限於幼兒園到小學一年級，之後，書寫就讓路給被認為更有效率的鍵盤操作了。

注意一下老外的書寫會發現，幾乎所有人都寫「楷體」，即用小楷一個一個字母的書寫。在外國長大的華裔年輕人也一樣。年前，聽到兩位美國華裔青年竊竊私議，原來對香港人流麗的草寫英文大為羡慕──因為他們也只懂逐個字母的寫英文。

不管怎樣，每當你指揮手指書寫出要寫的文字時，就會自動啟動大腦中一個特別的神經回路。小朋友通過寫字練習，不但學會寫，學會閱讀，加強記憶，還培養出催生新意念的能力。

研究人員分別讓小朋友依虛線寫字母、在白紙上自己寫字母和在鍵盤上打字，同時檢驗他們的大腦神經反應，發覺自由寫字時大腦最活躍，包括左梭狀腦回(the left fusiform gyrus，腦回是大腦凹凸不平表面上凸起的部分)、雙側額下回(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後頂葉皮層( the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每當成年人閱讀和書寫時，大腦活躍的也正是這幾個區。白手寫字時，你先要知道要寫什麼、要怎麼寫，然後執行任務，過程中可能發生各種變化，要隨機應變，「任務」難得多，對小朋友來說是個很好的學習和練習過程。小朋友只依虛線摹寫和用鍵盤打字，大腦的這些反應微弱很多。

書寫楷體和草體，對大腦的要求不一樣。在香港，人們近年對「讀寫困難症」的了解增加了，這其實是失讀症(alexia)與失寫症(agraphia)的合稱。書寫困難 (dysgraphia)常常是因為大腦某些部位受損所致。在英語世界，很奇怪，有些病者較難讀寫草體字，有人較難讀寫楷體字，顯示讀寫這兩種字體要刺激不同的腦區。《紐約時報》的文章認為，在已不再教導學童習寫草體字之下，以上發現特別重要。

其實，在此之前，美國的教育研究人員已有「重要的新發現」：學生的字寫得好，作文也較好。華盛頓大學與馬里蘭洲大學的研究人員對西雅圖學生的研究認為，原因在於字寫得好的學生，作文時能較集中注意文字運用與意念發展。

英文的所謂字寫得好，不過是寫得容易辨認而己，即 legibility。這比寫好中文字的要求低很多。我真不明白寫好26個字母有多困難，但很明白寫好中文字真不容易。現在，更有理由習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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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文章：http://www.nytimes.com/2014/06/03/science/whats-lost-as-handwriting-fades.html?_r=0

參閱舊文：寫好英文字竟然那麼難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9/09/blog-post_09.html

「光環效應」之誤己誤人

「光環效應」(Halo Effect) 是人們熟知的，它也叫「日暈效應」、「月暈效應」、「成見效應」、「以偏概全效應」等，說的是人們會在「光環」的作用下，不自覺地把一個人或一個事物的某些優點或缺點誇大了，其他方面的優點或缺則隱沒在「光環」後面，視而不見。這現象很普遍。我還發覺，這不僅影響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也反過來影響對自己的認識，不利於知彼，也不利於知己。

在「光環效應」的作用下，人的表現有時會讓旁觀者覺得很滑稽。據說有這樣的事情：瑪莉蓮夢露自殺身亡後，有收藏家得到夢露的一隻鞋子，進而想利用它發點小財，於是發出告示：任何人用一百美元代價，可以嗅一嗅夢露的鞋子。想聞一下夢露鞋子以滿足遐想綺念的人居然排起了長龍。──夢露的「光環」連異味都能闢除。

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家丹．艾瑞里曾與哈佛商學院教授埃利．奧利克及倫敦商學院教授馬爾科．具爾蒂尼一起在大學校做過這樣的實驗：他們開設了一個臨時咖啡檔，提供免費咖啡，你只要在喝咖啡後回答幾條簡單問題就可以了。咖啡檔擺放了各種添加物，如奶、糖、奶油等，還有一系列不常見的香料，如丁香、豆蔻、茴香等，品種不少。有時，這些有點古怪的香料擺放得很隨便，拿用完即棄的泡沫塑料杯子盛載，杯子修剪過，參差不齊，香料名字用箱頭筆寫上；但有時，盛器很講究，用上鋥亮的金屬碟子，配上小銀匙，各種香料還有印刷精美的名牌。

這會吸引「顧客」享用各種香料嗎?不會。可是人們對咖啡味道的評價就受影響了。凡是採用漂亮盛器時，免費供應的咖啡都會得到較高的評分。注意：這些漂亮的盛器不是用來盛放咖啡，而不過用來盛放大家都不享用的香料而已。──漂亮盛器的「光環」，連咖啡的味道也提升了。

明白人們這種非理性心理，就會明白為什麼商人要出高價請來名人賣廣告，明白名牌商品之欺人。像月暈一樣的「光環」，會向周圍瀰漫、擴散，掩蓋其餘。事實上，在「光環」的強光照耀下，你的視力會大打折扣，甚至失明。

與「光環效應」相反的一種效應叫「惡魔效應」，這其實也就是「光環效應」，只不過加諸於「負面事物」而已。相同的是，也會使人失明，要麼只看到一團白，要麼只看到一團黑，二元分天下。

「惡魔效應」有一個「很好」的作用，就是可以讓努力製造「惡魔效應」的人一下子裝扮成「天使」。或許，他們正是為了要把自已裝扮成「天使」而千方百計把別人妖魔化的。這樣，他們就搶佔了「道德高地」，把他們應當負上的責任，他們盲目冒進的錯誤，與消逝的歲月一起掩埋起來。

在十八二十時的青葱歲月裡，誰沒有燃起過「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激情？但今天回顧當日，誰又沒有熱血有餘而理智不足的遺憾？

一個人如果到了可以向下一代回憶往日青春激情的時候， 若不肯坦白承認當年的幼稚、錯誤，而只對當年的奮勇、熱情津津樂道，要麼是無知、冇腦*，要麼是惡意的誤導。他們製造「光環效應」或「惡魔效應」，既誤己，更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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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吉爾：Any man who is under 30 and is not a liberal, has no heart. Any man who is over 30 and is not a conservative, has no brain (人未過30而不為自由主義者者，無心也；人逾30而不為保守主義者者，無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