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了都去打哥爾夫就壞了

美國的 Sunday River 哥爾夫球場，如詩如畫

有朋友自彼邦回來，上周末想約一位老友見面，找不到，只能電話留言。老友看來是北上了。他有在周末到珠三角打哥爾夫的習慣。我有幾個愛打哥爾夫球的朋友，一到周末就打球去，有去西貢，有北上深圳、東莞、廣州等地；有時也隨着球會到較遠的地方去打比賽。我沒有這嗜好，自然也不懂其中樂趣，其至認為這種看來只有一個動作的運動做得太多了，對身體沒好處。後來了解到建設和保養哥爾夫球場對環境的重大破壞，對打哥爾夫更加沒有好感了。

不管怎樣，好此道的人似乎越來越多。我沒有看過統計數字，但很相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項重大「成就」，是哥爾夫球場的數量從零進佔到世界前列，很可能在世界排第一位。這一方面是要滿足外來需求──外商、遊客等等，更主要是本地有錢有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覺得，除了要有大屋、靚車以顯示地位之外，要有「高級」生活嗜好，打哥爾夫於是被視為最「高雅」的體育運動，有「貴族」氣派。

哥爾夫因而養活了不少人，在一個哥爾夫球場，為打球的人提供服務的人可真不少，數量肯定比打球的人多幾倍。我認識一個人，他從深圳到美國，用假結婚留下來，後來到了一個哥爾夫球場當球童，然後拿了一個有關的證書。早些年，他在那邊的日子並不好過，回流到深圳去了，剛好遇上一個個哥爾夫球場建起來，他就挾着證書成為「美國有牌哥爾夫球教練」，跟他上課的先富起來新生「貴族」男女排成了隊。他已樂不思「蜀」，美國的綠咭對他不再那麼吃香了。

儘管香港也建起了供公眾使用的哥爾夫球場，但打哥爾夫球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只限於有錢人的玩意，或者是商界最層人員的聯誼活動。最近就有個新聞，說是投資銀行高盛的三名女僱員員在美國入稟控告這家公司「有系統」地歧視女性，因為公司高層利用打哥爾夫談業務，卻是從來都把女僱員排拒在外。

據西方的說法，哥爾夫十五世紀發源於蘇格蘭。開始時，這種娛樂不分貴賤，皇室人員玩，農伕也玩。農閑時，農伕就在田野裡打球，一根球棒輪流使用，同時飲酒作樂。打哥爾夫那時不算什麼「高雅」玩意。後來，有錢人成立哥爾夫球會，有錢才能去玩，又訂出規則，入會門檻很高，連衣著服飾也吹毛求疵，高爾夫就成為有錢人才玩得起的玩意了。球會都在郊外，好讓有錢人有個躲開「俗世」，自己玩樂、交誼的地方。

促成高爾夫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據說是讓分制，這使不同水平的人可以一起比賽，交朋友。比賽這時已成為次要了。不過在美國，哥爾夫球技好的，據說商場上也掙較多錢；打哥爾夫的，又比不打的掙較多錢。

我做不了「有錢佬」，不知道與不打哥爾夫有沒有關係。不管怎樣，我希望中國少建點哥爾夫球場，這與「仇富」無關，而是中國的耕地太珍貴之故。中國多些人先富起來是好事，富了又要培養點高貴氣質也是好事，但富了都去打哥爾夫那就太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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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9.html

外國人了解中國，尚待百年後

封面的標題是「中國如何看世界」，但也不妨
看作是「世界如何看中國」

 昨天剛寫到，不管中國處事怎麼謹慎，外面人看來仍會有不同觀感。你強調「和平崛起」，他們眼中就只有「崛起」，不管你怎麼強調「和平」。這種認識上反差，看來短期內解決不了。正好，後來就讀到李澤厚的看法， 他認為，外國人「真正要了解中國至少是50年、100年以後的事情」。

這是在英國《金融時報》網上中文版訪問李澤厚的報道中看到的，已經是大半年前的報道了，但一點不覺得過時。李澤厚九十年代初「去國」，到了美國教書，教的只是 college，不求名利而只求清靜。如今退休多年了，卻又嫌日子太清靜了，於是每年回來一趟，雖不張揚，但仍然受到知識階層注意。《金融時報》的文章其實不算訪問報道，因為李澤厚拒絕接受訪問；報道是該報的總編輯張力奮與李澤厚「閑散對談」之後整理的紀綠，長七千餘字。

李澤厚就有人說他在美國宣傳儒學，在否認之餘指出，外國人要待50年、100年之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言下之意似乎是：現在去宣傳儒學是「對牛彈琴」。這出自一位在外國多年的中國學者之口，大概比較可信。

他認為，外國人了解中國，就如同看電影《孫悟空大鬧天宮》，圖個熱鬧。這是他一九九三年在德國講過的觀點，他認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跟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不成比例。「我們找一個中國知識份子，不管是基層幹部或者是其他什麽背景，讓他從古到今舉出20個外國人的名字， 都能說得出。我想在德國，除了搞漢學的教授，有多少人能舉出20個中國人的名字？」

李澤厚認為，這是因為西方人在利益上不需要了解中國，「就好像我們不需要瞭解肯尼亞、厄瓜多爾一樣。」因爲中國的存在與他們沒關係。而中國百多年來卻一直非常努力地了解西方，甚至曾經不惜連方塊字也毀掉去學習西方。

「世界如何看中國」例二

西方不是歷來都覺得不需要了解中國的。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二三百年間，中國是歐洲上層最希望了解的國家。那時的中國是個傳聞中的神秘地方，源源而來的新奇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還有傳教士的遊記和翻譯的書籍，使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嚮往不已，這包括像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伏爾泰這樣的大人物。伏爾泰差不多把以儒家思想治國的中國視為理想國，還把《趙氏孤兒》改寫成《中國孤兒》。

不過，這些嚮往隨着更多歐洲人到過中國，幻滅了，中國反被視為缺少文明的賤民之地，誰都可以宰割，自然更無必要了解了。這樣的心態，幾百年來沒有多大改變，至今殘留在大部分西方人的腦海中。關鍵是如李澤厚所說的，中國的存在與他們沒關係，沒有必要了解中國。

這也就是說，要了解中國，要待中國與他們「有關係」之後。這樣的「關係」，現在才有了，就是中國的崛起使世界不能否認它的存在了，就像不能否認互聯網的存在一樣。

李澤厚對中國經濟是樂觀的，現在「中國製造」越來越多，中國的存在對世界開始有影響，這次金融危機中也特別看得明顯。因此西方慢慢開始感覺需要了解中國了。但要到一般外國老百姓的層面，還早的很，他們頂多了解些經濟情況，文化上還早的很。

他因而說：「我的書，你翻譯不翻譯（成外國文字）沒關係，或者說，我的書是爲未來（的外國人）寫的，未來會有外國人讀。現在不會，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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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中文版之文章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572?page=1

中國怎麼謹慎也不行

釣魚島

中國與日本就釣魚島糾紛的新一輪紛爭，終於告一段落。不過誰都可以預期，這不過是暫時的緩和，摩擦不會就此平息。這是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之後，國際關係要取得新平衡、新適應之下不可避免的陣痛。
昨天提到過，中國人主觀上 認為中國崛起會不會對國際秩序構成「威脅」，可是中國的崛起客觀上大大影響到原來的國際秩序，不管你說這是不是「威脅」。「威脅」有負面的意義，使人有不懷好意的感覺。對於一些既得利益者來說，中國崛起讓他們感到不快，以至感到原來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脅是自然，中國說沒有「威脅」也沒有用。

日本就老是覺得受到「威脅」。這也是好理解的，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缺乏安全感的島民心態揮之不去。過去，他們要模仿歐洲大國，用對外擴張去平衡不安全感。失敗之後，又投靠在美國的保護傘下。這樣相安無事了幾十年，而且得以心不旁騖地去發展經濟，日子過得很好。可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一是美國不像以前的可靠，世界地位江河日下；二是中國以至整個亞洲在崛起，強鄰當前。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適應新形勢。最大的問題，是要繼續脫亞入歐下去，還是重新脫歐返亞，把自己視作亞洲的一員?

美國也有個適應問題，要重新審視自己在亞洲的地位。奧巴馬靠「改變 」作口號上台，的確帶來了點新氣象，小布殊到處不受歡迎的單邊主義行徑有所收斂，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軍事策略不得不扭轉了。可是有一點不肯放手，就是在可能成為新的世界經濟重心的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的主宰地位。這就是為什麼要連番在中國周邊搞起軍事演習來了，目的是要連嚇帶哄，拉攏處於中美之間的中小型國家。

對於中國崛起引起的震盪，中國早有估計。鄧小平提出要「韜光養晦」，減少鋒芒，就有這個考慮。可是中國崛起的速度，比任何人的估計都快，亞洲金融風暴、沙士、全球金融海嘯一役接一役的衝擊，不但沒有阻擋住中國在全球比重上的冒升，反而起了加力作用。這是誰都想不到的。

為了減輕震盪對一些人造成的不安，中國二零零四年嘗試提出「和平崛起」理論，以回應「中國威脅論」，試圖安撫西方。這看來並不成功，不管是不是「和平」，單是「崛起」就引起爭議。有人說，「崛」從形到義都顯示着造山運動，「三座山」衝破一「尸」的阻撓而拔起，意味着地震，「和平崛起」也就是「和平地震」，而「地震」怎麼說也不會是平安無事的。

再者，怎麼翻譯才準確？Peaceful rising 準確嗎?還是要譯作 Peaceful emergence ，或peaceful surge？

這些爭議反映了中國的謹慎和西方的敏感。如今，很少聽到「和平崛起」了，官方改用「和平發展」。

中國崛起的衝擊，比我們想像的大得多。自從西方文化自十五、十六世紀興起，雄霸全球以來，世人習慣了依西方文化的標準──所謂「普世價值」──來衡量得失、對錯，而中國的崛起顛覆這個價值體系。中國怎麼小心謹慎，也難免受到質疑。就如這次釣魚島事件，英國《經濟學家》就指中國並非「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非對稱」大國

一位美國學者把中國稱為「非對稱」的超級大國。歷來，據西方的眼光，稱雄世界的大國都是 「對稱」的，即經濟、政治、軍事地位對稱。中央電視台的歷史紀錄電視片《大國崛起》中提過的西方大國，都是這樣；連在東方的日本要脫亞入歐，學習西方大國，也要擴張軍事、對外侵略、佔領他國為殖民地，大舉發動侵略戰爭。

如今，中國無可爭疑地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國了，世人習慣了以西方模式為標準看世界，很自然地認為中國也會走以前大國的老路，不少論者甚至把現在的中國同近一個世紀前崛起的魏瑪德國相提並論，煽動「中國威脅論」。

可是也有人指出，不可以用舊眼光來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強大，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是其中之一。雷默是高盛的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又是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執行董事。他深入中國觀察研究後，幾年前寫作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報告《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試圖用清楚明了的語言描述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情況，並且為如何思考中國這樣一個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變化的國家提供一個框架。」

這個報告第一是要駁斥西方思考中國問題的模式，就是要與中國「接觸」還是「孤立」中國；第二是要駁斥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是中國崛起會不會對國際秩序構成「威脅」。

他認為這都是可笑的，崛起的中國已客觀存在，你孤立不了，就如你孤立不了互聯網；而中國的崛起大大影響到原來的國際秩序，不管你說這是不是「威脅」。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根據自已的文化來設定自己的路向，走的是一條絕不同於以前稱雄世界大國的道路。以前的大國都靠軍力來稱雄，地位是打出來的。中共在國內靠「槍桿子裡出政權」，但走向世界，卻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德服人，強調要睦鄰。從內到外，都強調和平、穩定、和諧，不但「和諧中國」，還「和諧世界」。

這使人很不習慣，外國人不習慣，連中國人自己也不習慣。

對北京領導人這種「情結」，《北京共識》提到兩個根據。第一，中國二百年來，每五年就有一次社會大動蕩；一批中國經濟學家廣泛調研後為此進言:穩定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穩定也有社會基礎，根據調查，在中國人的社會價值觀中，穩定排第二位，在其他國家排23位。第二，二零零四年秋，「某機構」受中國共產黨委托研究五百年來大國的興衰，得到的結論是：確保繁榮的最佳途徑是和平的國際環境。

靠什麼來維持這樣的穩定?顯然，中國領導人有足夠智慧去否定走其他已沒落或正逐步沒落大國的軍事力量老路。據美國保羅．肯尼迪教授的理論，過往所有大國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沒落，都是因為不可控制地擴展軍力，以致超越所能負荷而崩潰之故。最新的例子是蘇聯，美國也在這樣滑落而無法自拔。

中國並非唯一的「非對稱」大國，另一個是日本，但它的「非對稱」是非自願的，它更希望走「對稱」之路。

茫茫網海裡的偶遇

早幾天，郵箱裡忽然收到有網友在這個博客的留言，是針對大半年前一篇文字寫下的。留言很精簡：「曾就讀，今天有幸係網海再遇老師。」有點茫然，抓不住意思，連忙翻看當日寫下了什麼。

當日的文章題為《沒有「瓦解」，何來香港?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9/12/blog-ost.html)，是針對當時反對興建高鐵者一種指責香港的基建「瓦解」了香港的言論而寫的。由此回憶了荃灣的「瓦解」：經常水浸的海壩村如今變成了公園，被漂染廠廢水污染的山溪不再發黑發臭，而我以前教過書的蔭園學校一帶的田野村舍消失了，荃灣已成為住上幾十萬人的城鎮。

留言的 Hana (?)是不是說，以前曾在蔭園學校就讀過，曾與我結過緣?

我只在那裡教過一年書，老實說，除了還記得那位皮膚黝黑得像老農的校長的模樣外，已搜尋不出對其他同事、學生的任何記憶了。我對那段日子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學校周圍的環境，特別是由青山道路邊一段階梯後一直通往學校的小路。小路主要是水泥鋪成，部分是泥路；兩旁有村舍，更多是田疇。我每天從港島那邊一大早坐船坐車到了荃灣，走到田野小路上，睡眠不足的眼睛似乎忽然有了精神。寫到這裡，不期然在心裡響起了差不多同一個年代流行起來的台灣校園歌曲──《走在鄉間的小路上》。

蔭園周圍好像沒有多少房舍，更多的是綠野田疇，那用鐵絲網圍起來的藍球場，是在田裡平整出來的，周圍都是田。校舍裡好像只有一間石屎屋，是單層的小洋房。其餘校舍都是磚木加鋅鐵搭建的。校長坐鎮的地方，是個無牆辦公室，在一處簷蓬下，我去見工、遭解約都在那裡。我不知道自已是為什麼遭解約的，也懶得問。那時，我是顆不斷滾動的石頭 (rolling stone)，不知道自己要滾到哪裡去。「石頭」在蔭園只獃了一年，自然不能積下什麼苔蘚，記不清楚任何學生的模樣、姓名。

Hana 未必與我同時在蔭園留下足印，但都能在那所簡陋的鄉村學校度過生命的一段時光，亦屬緣分。能夠再在茫茫網海中遇上，那更屬緣分了。互聯網就是有這樣的神奇威力，怪不得這麼多人對這個無所不包的大網入了迷。這是個很有張力的網，就是說網上有各種的力在互相抗衡着、牽扯着，把網撐成虛擬空間，你沒有把持能力，隨時被當中的暗湧不知沖到哪裡去。

這使人想起徐志摩一首被評為「很有張力」的著名小詩《偶然》：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茫茫人海中的兩個點，總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絕不會完全一致。能夠相遇了，不管是什麼形式的相遇，都是一種緣分。這時，能遙遙地互相放出一點光亮，說聲Hi，道個好，就很滿足了。

Hi, Hana! 你好！

父母付出與子女回報，孰大?

暑假剛過去，大中小學陸續開學。接連有親友在送子女到外國升學去，有去美國的，有去英國的，一些已成行，一些還在收拾行裝。做子女的，要面對人生一個重大轉變，當然緊張、興奮；而最受折磨的，是他們的父母。

一位朋友，早在半年前就為女兒要到美國讀書操心了，一再「事先張揚」。他顯然不是要炫耀什麼，而的確是為獨生女兒要只身遠赴重洋而忐忑，因而一再向友儕流露不安，並討教經驗。朋友經常帶女兒出席一個國際演講會的活動，讓女兒練習面對眾人說話。我看到，這個在名校就讀的漂亮女孩子用兩文三語主持活動，表現得很有自信，雖然是父親的嬌嬌女，但沒有因此失去獨立處事能力。她可以在香港升學，卻堅持要到外國讀書，看來有着擺脫父母百般照顧之意。父親雖然同意，卻是擔心死了，要親自送女兒過去，還安排好假期，打算「陪讀」幾個月。

另一位朋友最近也送別了升學的兒子。他本來說，兒子若在香港升不了學，去打工好了。只是過了不久就聽他說，還是咬緊牙關，讓兒子去了英國升學。事情變化很快，朋友不幾天之內就感受到了「空巢」之痛，很不習慣。

還有一位年輕朋友馬上也要到英國去了，去的是英國比較偏遠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要到一個「山旮旯」的地方，好修心養性唸書。難得他忽然「轉性」，家裡作了很大犧牲，把還在供款的樓宇變相加大按揭，等於向銀行借錢讓兒子讀書去，好堵住說「我現在要讀書了你又不讓我讀」的嘴巴。

中國人的孩子與洋人的孩子相比，自立性較差。這不能只怪這些孩子，因為這是整個中華文化氛圍造成的，父母也要負很大責任。例如子女讀大學，很多洋人不認為做父母的要負責任，孩子也這樣看，於是自己去掙錢。中國人的父母和子女卻都認為這是父母的責任，父母願意為此作出百般犧牲。

其中一種近年常見的犧牲，是犧牲自己下半生的事業前途、社會地位，為了子女可以順利讀大學，移民他鄉，在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的國家做個二等居民、打一等居民不願打的工。這是以自己在社會的向下流動，來換取子女的取上流動。

這樣的犧牲無疑彰顯了中國為人父母者的無私和偉大，但我總為這樣的父母擔心，擔心他們無法得到應得的、相應的回報。

或者可以這麼說，整體而言，父母對子女的付出，是必定大於子女的回報的。社會的進步就是不斷的父母付出大於子女回報的反積累構成。看看身邊不同年齡層的父母們為女子的付出，再看看不同年齡的子女給予父母的回報，對比很強烈。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身上看出對比來。只是，你不經過一定的閱歷，不是到了一定的年紀，會對這些視而不見，那怕有人點明了，你也視而不見。

視而不見，可說是人的常態。

中秋月朦朧，火龍大坑舞

本來以為，昨晚是個看不到月光的中秋；想不到，月亮還是羞人答答地出來了，看不分明，如籠輕紗，但仍然見到滿圓的輪廓。昨天日間有雨，下班時還有些兒小雨點。到吃過晚飯，不但雨歇了，到陽台看看，居然連地也乾了。我頗覺失望。

為的是，一連兩天下班經過維園，都在一瞥間見到，滿地水光似鏡，反映着幾個足球場上的大型花燈，倒影如幻如真，很美。照天氣預報，昨天仍有雨，維園的遊人應該不多，於是想好晚飯後拍照去。

昨晚卻是個遊園的好天氣，微涼雨後，薄薄秋意，周圍在幾天的雨水沖擦後特別乾淨。遊人於是就很多了，大人小孩、唐人鬼佬都擎着燈籠，很有節日氣氛。在眾多華人節日中，氣氛最濃烈的當然要數春節，但總嫌過分繁鬧喧囂，有時還很累人，有屋裡的忙，有屋外的忙。倒是中秋宜人，氣氛興許比春節更好，特別是傍晚到公園走走，看着一家老少在溶溶月色、 灼灼燭光下各適其適，總受到感染。中秋也不累人，頂多給長輩送送月餅而己。不過，那天下班經過一家專攻冰皮月餅的餅店，見到三四十人排隊，提醒我有些人還是為了這節慶頂忙碌的。

真正為中秋勞累的，可能是大坑的居民了。昨晚在維園逛了一下，不打算多拍照，便漫步到不遠的大坑去，看還能不能看到舞火龍。幾年前，大坑的火龍舞到維園來時，看過一次。火龍在土生土長的大坑是怎麼舞的，卻沒有見過。大約九時半左右，一路走去，見到有遊人已拿着應是從龍身上拔下的線香──據說能帶來吉祥──從大坑走出來了。節目完了嗎?無所謂，隨緣吧，看與火龍有沒有打個照面的緣分。

大坑這地方很特別，它距離港最繁華的銅鑼灣只有呎尺之遙，但卻是另一個世界。裡面不多的幾條縱橫交錯的街道裡，有成片幾層高的唐樓、洋樓。街道雖然狹窄，但毫無逼仄感覺，抬頭就見到天空，你還可以大搖大擺的走在馬路上。昨晚更特別，整個大坑都封路了，居民一堆一堆圍坐在馬路上，原來在燒烤，小孩拿着燈籠在奔跑。你幾疑時光倒流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小孩就可以這麼快活。只是，那時沒有BBQ、大酒大肉的豪奢。

走近大坑主要的馬路浣紗街(這算不算香港最美麗的街名?)，遠遠就見到人頭攢動，舞火龍熱鬧的高潮還未過去呢！

大坑本來是一條在山谷裡的客家村落，四周是稻田，因為曾發生瘟疫，居民以稻草紥成龍形，插香繞村遊行。瘟疫驅除了，舞火龍的做法卻留傳下來，成為大坑130年來的習俗。大坑城市化了，居民仍然每年在中秋期間舞火龍。在香港這樣一個洋化的國際都會，這非常難得。

你可能不知道，據一種考據，「香港」這名稱起源在這裡呢。大坑海邊的天后廟，過去叫紅香爐天后廟，因為這是供俸一個海水沖來的紅香爐而建起來的。紅香爐山後來成為島上多條村落的統稱。這名稱至小在乾嘉年間就有了，現存的古地圖上也可以找到。據說，紅香爐山後來便簡化，便成為「香港」。

大坑舞火龍正申報成為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聞說結果即將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