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30日 星期三

米價波動的背後

人們都說,當今的世界是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但米價突然飆升卻凸顯了全球化的一個死角──造成米價大漲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稻米距離自由貿易還有很遠的距離。

稻米是世界第二大主要穀物,很多地方尤其是亞洲以米為主食,人類吸收的熱能五分之一來自稻米。

世界稻米一旦廣泛欠收,影響就很大。不過最近的米價波動的主因不是欠收,去年的稻米仍有1%的增產,今年估計更有1.8%的增幅。面對需求增加,這樣的增幅不算大,但總不至於對糧價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在香港可以吃到不同地方的大米,給人的印象是,稻米貿易是很自由開放的。這樣重要的農業作物,也理應是國際重要的貿易商品。

實際上,全球生產的稻米只有5~7%在國際貿易市場流通。

最近不少產米大國如印度、中國、印尼、越南、柬埔寨、埃及等,紛紛限制以至禁止稻米出口,國際間的稻米流通量就更小了,全年可能下降3%

米價上升對消費者來說不是好事,但對米農來說,則應是好消息,可以刺激擴大生產,從整體來說,有利平抑米價。

可是在各地紛紛設限,包括貿易限制和價格限制之下,刺激生產的積極因素大大抵銷了,以致米農不會為了多賣米而努力增產。

在理想的狀況下,社會應有分工,以提高生產效率。現代化的社會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國家之間也應當有適當的分工。如果國際間對分工有充分的協調,還可以達到一個重要的目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離,在互相倚賴,互相制衡下達到和平。

但在現實中,我們見到這樣的怪現象:很多本來不適合種稻米的國家偏要種稻米,由國家補貼,以極高昂的成本去種植,並且抵制主要稻米生產國的稻米進口。這就是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情況。不說不知道,原來西班牙、意大利也在種稻米,歐盟的豐厚農產品補貼容許它們這樣做。

另一方面,可以以低成本生產稻米的國家──多是發展中的較貧困國家──卻無法擴大對以上發達國家的出口去改善當地米農的生活。

於是,一些富國的國民要食貴米,一些貧國的便宜靚米卻無法擴大市場。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較貧困的國家也一樣限制稻米貿易,以保護自己的稻米生產,阻止某些發達國家借巨額的農業補貼推銷廉價米。

整個稻米市場就這樣被扭曲了,無法通過「看不見的手」去發揮市場自我調節的機制。

世貿會議時,韓農到香港示威,搏得一些人的同情,我卻不以為然。及後看到那些人的兇悍狂野,更憎厭。最近米價波動,更覺韓國市場的做法不妥。

幸好,香港沒有花大量公帑去補貼新界農民種植稻米,我們不必被迫都吃元朗絲苗。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CIA與西藏事件

by Rob Gowland

(英國《衛報》,2008/04/09)

雪樺按:這是一篇遲來的譯稿,原文早在20天前見報。一些西方傳媒在西藏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其中對西藏問題有研究者仍不乏人,他們能透過縱橫的深廣度去看西藏,而不是簡單的從眼前扁平的人權概念去衡量。本文讓讀者注意到中央情報局多年來與西藏問題的千絲萬縷關係,特別是指出其「特別行動組」的曖眛角色。

今天的電影明星、流行歌星以及澳洲《信使報》(The Mercury)上格里格.巴恩斯文章所指的「政客名人」最愛做的,是支持西藏自由。他們要求給予西藏的「自由」,將把西藏送回封建制度去,也就是西藏一九五一年之前的制度。

西藏將再次由達賴喇嘛統治,那顯然是目前白宮和唐寧街主人最歡迎的發展。有什麼奇怪?只要說是推行民主,美國和英國的領袖從來不惜低三下四去巴結中東、亞洲或任何地方的封建獨裁餘孽。

英國自十九世起就積極干預西藏(還有阿富汗),到中國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行動才停止了,改而與美國一起策動達賴喇嘛逃到印度。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在世界許多地方的鎮壓革命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角色的鋒芒被美國掩蓋了。格里格.巴恩斯三月二十四日在《信使報》上撰文,標題相當直截了當:「美國蹚進渾水」。他在談到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時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都給達賴喇嘛送錢。」

美國當時的政策,是拉攏台灣、南韓以及泰國境外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游擊隊」軍事力量,向中國尋釁。

文章說:「《洛杉磯時報》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曾揭露,中央情報局在六十年代每年給西藏流亡組織一百七十萬美元對抗中國,包括每年給達賴喇嘛十八萬美元津貼。」

巴恩斯說,這種資助到「七十年代逐漸消失了」,但我以為,更準確的說法是,資助的形式改變了。無論如何,到八十年代,隨著總統里根成立了「國家民主基金」(NED),資助有了新增長。這個中央情報局的得力組織公開承認,從中央情報局的最高層得到資金。

澳洲布里斯班的格里菲夫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的博士生米切爾.巴克專門研究社會與政治運動。巴恩斯引述他的話說:「目前國際間許多爭取自由西藏的運動都是由NED資助的。」

巴恩斯的文章說:「NED資助『國際西藏運動』、『西藏基金』、『西藏情報網』,以及三個反華、要求西藏獨立的主要組織。簡單的說,中央情報局與NED一起直接以金錢資助達賴喇嘛在西藏以非暴力手段推翻中國統治的革命。」

達賴喇嘛支持者在他們的「革命」暴動中以殘酷手段砍殺店員等普通人的行為顯示,他們領袖呼籲的非暴力,不過是對西方媒體的花言巧語。

達賴喇嘛所追求的,並不是民主或者把權力交給人民的任何形式統治。他要重掌權力,而他關愛揚善的高僧形象,根本與歷史事實不符。

巴恩斯還他本來面目說:「達賴喇嘛是一個貴族集團與僧侣集團的首領,他們在西藏所統治的,是世界上最落後、最不人道的社會之一。」

「中國人入藏之前,幾乎九成藏人是奴隸。」巴恩斯接著引述了印度評論員阿尼克特、阿拉姆的文章說:「絕大部分藏民沒有任何民主權利,達賴喇嘛的統治是無休無止的無償勞動、虐待和錢債,而不是精神高尚的香格里拉。……一名坐過達賴喇嘛監獄的犯人把監獄稱為人間地獄。」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達賴喇嘛自己的支持者未必要為某些殺人放火事件負責。我們從過往很多例子中見過精心策劃的「平民騷亂」,而美國特種部隊和情報機關的拿手好戲,就是煽動暴亂。

美國《時代》曾在二零零三年報道,在現任美國總統領導下,中央情報局重建了它的准軍事部隊,部隊的委婉名稱是「特別行動組」,它的一個功用,是在美國有需要時,派到世界某一個地方製造動亂。

巴恩斯在《信使報》上說:「你不可以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或者確切的說相當大的可能性,即這個組織和中央情報特務過去幾星期曾經在西藏的動亂中扮演某些角色。」

《信使報》是一份資產階級的主流報紙,它發表巴恩斯關於西藏和美國的評論,反映了統治階層在攻擊中國這問題上意見分歧。他們的貪婪與要痛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頓的欲望產生了矛盾。

對某些媒體和巴恩斯所稱的「政客名人」來說,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集團是容不得任何批評的。

然而,隨著當初的震盪和媒體對於「西藏爆發革命」的期望消退,對真相的核實開始了。不管澳洲媒體怎麼說,國際奧委會已斷言「不存在任何可信的抵制(奧運)行動」。

一小撮狂暴的西藏流亡分子在中國來的法輪功分子的支持下,也不成氣候。

美國的陰謀再次失敗,請記分。

(蕭雪樺譯)

原文:http://www.cpa.org.au/garchve08/1360cult.html

2008年4月27日 星期日

香港人對藝術的冷漠

我很不同意「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說,但是你有時又不得不為香港人對文化藝術之冷漠慨嘆。

昨天,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偶然到了灣仔華潤大廈的香港展覽中心,看到了內地美術家關玉良的《關玉良奧運作品巡迴展》。偌大的會場,畫作、雕塑上百件,包括多幅約高十英尺、長二三十英尺的大幅作品。可是,觀眾就只有我們孤零零兩人。被吸引踏了進去,還以為是誤闖了,心裡狐疑,是不是還在布展?如果不是有工作人員見到有人進場而熱情招呼,真會退了回去。

真難堪。──不是為美術家關玉良,而是為香港人。

關玉良不是泛泛之輩,目前是深圳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創作遍及重彩、水墨、油畫、雕塑、陶藝等,在國際間舉行過個展三十幾次,是北京奧組委唯一授權在全國十個城市進行巡迴展的藝術家。他的作品介乎抽象與半抽象之間,有些不易讓人看得懂,不少顯得冷峻、粗獷、原始;但當你有多點了解之後,一定會為作品展示的強大、旺盛生命力──無論是陶塑的國娃、水墨的肥娃娃和牛、巨大彩墨的藏人或印第安人,還是帶著裝飾味道的鴿子大畫──而感動。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為唯一的北京奧運、殘疾奧運巡迴藝術展,相信就是為了這生命力的潑辣辣、撒野般、陽光式的展現。

關玉良的國娃

奧運自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就不只是運動會,而且是藝術活動,是戲劇演出、詩歌吟頌的盛會。北京奧運舉行這次藝術巡展,是對這個傳統的傳承。(但為什麼只有唯一的一項?)巡展到了香港,得到的卻是這般的冷漠對待。這充分顯示了香港人對真正藝術、對奧運精神和傳統的無知,應該說也充分顯示了香港傳媒在這方面的無知與傲慢。

你或者會說,香港人是識貨的,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國寶展覽的場面萬人空巷呢!

的確,那些場面是熱鬧的,而這正好反映了香港人和香港傳媒那種只知道追求名牌的心態,淺薄、疏狂而自以為是且沾沾自喜。

偌大的香港,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是真正喜歡、懂得藝術的,若能走進關玉良作品展的會場,會大吃一驚,繼而一喜。但他們都沒有得到展出的信息,因為傳媒沒有負起傳播的責任。

香港的傳媒很「清高」,只要覺得你有點兒「宣傳」的味道──哪怕是奧運精神,就不給你服務,也就是不給讀者服務,但他們會武斷的說,讀者不愛看這樣的消息。

於是你會發現,文化藝術的消息都已在香港報紙的新聞版面消失了,電子傳媒的新聞報道更不會理睬──除非是大英博物館藏品展、國寶展覽那樣的十年一遇的活動。有報道的話,多半是有心人在哪個「豆腐塊」專欄中提到,而那時,展覽已成明日黃花了。

關玉良展出中遇到的場面,我一點不陌生。我的工作地點在中環,鄰近大會堂,如果從大會堂的節目單上看到那兒有什麼展出,我多半會在中午時走去看看。水靜鵝飛、門可羅雀的場面是慣見的。有時也會熱鬧一些,例如今天(27/4)大會堂底座有一個中國書畫拍賣會舉行,前幾天一連進行了幾天拍賣前的展出,我去了兩次,都見到不少人參觀。──是為了欣賞、觀摩名家手筆,還是為了尋覓投資目標?

唉!香港人的藝術趣味就是這般功利!──還有勢利。

2008年4月26日 星期六

澳洲土著的無奈

   因為聽到Yunupingu的歌曲,翻出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重溫了關於澳洲土著文化進化的研究。

   如果有人跟你說,澳洲土著曾經比歐洲人先進,你一定嗤之以鼻。據考古研究,這千真萬確,只不過,那是非常非常久遠之前的故事──四萬多年以前。四萬年前的澳洲已有人類存在,四萬年前留下的岩畫是明證,澳洲還發現一些可能是世界最早期的石器,而那時的歐洲西部還沒有人類定居。

   但此後為什麼會這樣發展:歐洲文明今天在世界佔主導地位,而澳洲土著幾乎瀕於滅絕?

  澳洲土著今天幾乎已等同落後民族的同義語。當歐洲人十八世紀「發現」澳洲時,那裡的土著仍然沒有任何所謂文明的特徵:沒有農業,沒有畜牧業,沒有金屬器具,没有弓箭,沒有固定的房屋,沒有定居的村落,沒有文字,沒有酋長管轄地,沒有國家。

   澳洲土著大概是約四萬年前從亞洲遷移到當地的。當時是冰河期,人可以從陸路,或只要越過並不遼闊的海面,便可以抵達澳洲。大約一萬年前,冰河期結束,海平面上升,澳洲從此與北面,那怕是不遠之外的新幾內亞的人類活動隔絕了。澳洲土著文化因此成為研究一個種族在與世隔絕、幾乎毫無外來文化影響下獨立發展的活標本。

   地理因素差不多是唯一的影響因素。澳洲沒有可以馴化的哺乳類動物(澳洲野狗是大概一千六百年前才從亞洲引進來的),沒有可以馴化的糧食作物,沒有有規律的穩定天氣。這使土著只能靠有限的手段狩獵維生。到歐洲人十八世紀抵達澳洲時,土著人口大約只有三十萬。

  一個地方的人口太少了,不能達到一定的臨界點,就無法有大的發明。更極端的例子,是澳洲南端的塔斯曼尼亞島,它自從約一萬年前起與澳洲隔絕。一個只有幾百人的群體在與外界隔絕之下,是不可能無限期繁衍下去的。塔斯曼尼島上的四千土著,則證明了他們至少可以存在一萬年,但在文化上失去了很多東西,也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剩下的是一種無比簡單的文化。

   澳洲土著的悲慘命運並沒有到此為止。他們為現代文明的到來幾乎付出了滅絕的代價。
無奈的Yunupingu


   在白人的屠殺下,他們被驅趕到澳洲最荒涼的地方,以至人們以為他們是沙漠人。更可怕的殺手是文明人帶來的病菌。第一批歐洲人一七七八年帶來了文明,也帶來了文明世界的疾病,如天花、流感、麻疹、傷寒、斑疹傷寒、水痘、百日咳、肺結核、梅毒。大批土著還沒有來得及培養出免疫力就染病死亡。不到一年,土著屍體隨處可見,八成人喪生。在一九二一年的最低點時,土著只剩下六萬人。

   就這樣,有四萬多年歷史的澳洲土著傳統基本上被消滅殆盡。

   因此,聽到Yunupingu的歌唱令人很傷感,他的歌聲裡有著難以言說的無奈。但是,你能聽到多少土著的文化傳統?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可說是我近年讀到的最精采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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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04/blog-post_23.html

2008年4月24日 星期四

漢字怪詞的命運

「狗製陳皮」就《「華秀只狗」肯定失傳》留言說:「現在的傳媒流行將日語漢字加諸標題,新一代可能更熟識這些詞彙,如:激瘦、放題、達人,無料、番外篇等等。」又考我:「知否上述詞語的意思?」

老實說,除了激瘦,都不知道。

漢語在提倡、推廣白話文的年代,從日本引入過大量新詞,如經濟、哲學等,這大大豐富了漢語的表達能力,以補當時沒有足夠詞彙引進西方新思想之不足。

引入的詞其實有不少是「出口轉內銷」的,如經濟、幽默等詞早存在於中國古籍之中;不過用於現代,又添了新一層意思。

如今仍有必要作這樣的引入,《現代漢語詞典》每隔若干年就出一個增補版,增加社會上創造或從外接收的新詞,其中不少是來自外國的,也包括日語詞。

日語的漢字詞,與漢語有親緣優勢,利於借用。不少香港青少年愛慕日本文化,借用日本漢字詞就很自然。但其中有借用得高明不高明的問題。這關乎漢字詞的結構規律。

漢語的最基本語法單位是語素,通常是單字,主要任務是構詞。有些語素是可以單獨成詞的,如書、字、人、前、後等等;有些則雖然有音有義,但不會單獨成詞,而只能其他語素結合才構成有意義的詞,如健、康、基、礎、節、約等等。這些詞的語素有音有義,如「健」字是強健的意思,構詞都與這一意思相關,除了健康之外,還可以構成健體、健全、健壯、健美等詞。通過由語素引起的聯想,不必多作解釋就可以知道構詞的意思,很容易學,甚至不用特別去記、去學。

通過有意義的語素的排列組合去構詞,是漢語一個強大的優勢,除了可以不斷構生新詞外,也非常方便學習。外國人不了解漢語的規律,以為學漢語要學會無窮數量的漢字、漢詞,甚至說中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其實,單從認字認詞來說,學漢語比英語等容易得多。常用漢字有三千餘個,即使只懂二千個,已完全可以應付日常的讀書寫作。很專門的詞也是這樣構成的。到醫院去,很專門的中文醫學名詞也大概可以猜想出是什麼意思;英文可以嗎?試想想,二千個漢字可以排列組合出多少個雙字詞、多字詞?一個小學生已不止懂得二千個漢字,完全可以閱讀報紙,如《人民日報》,但美國一個小學生看不懂《紐約時報》。

語素也有多字的,即若干字一起才能構成最小的語法單位,其中的字雖然有音,但沒有義。如伶俐、幽默、蜘蛛、蝴蝶、琵琶、咖啡、艾茲、沙發、克隆、朱古力、烏魯木齊等,是詞,也是語素。

一看可以知道,這樣的詞不少是外來詞,來自譯音,你不能從其中單字語素的字義猜出、聯想出詞的意思。這樣的新詞、外來詞,由於不具備漢語詞靠有意義語素構詞而易學易記優勢,很多不久就失去生命力,由新的、更易接受的詞取代,如電話取代了德律風根,民主取代了德謨克利斯,互聯網取代了因特網。不過也有些很頑固,激光仍然打不敗鐳射,抵制未可取代杯葛。

來自英語的新詞基本上都一起構成語素,較少因為語素的意義而造成誤會(也有例外,如「鐳射」就可以造成很大誤會)。但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如果不明就裡,就常常誤解。例如大出血、無印良品、物語等,既是詞,其實又是語素;可是構成詞的字有音有義,有意思指向,會被人誤會是語素。放題、達人、無料、番外篇,更是如此。

據「狗製陳皮」「開古」(揭開謎底),「放題」的意思是「任食、任吃」;「達人」的意思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高手、高人」;「無料」原來是「免費」,「番外篇」則是「外傳」。初接觸之下,又怎會想到?

這些詞,沒有起到豐富漢語的作用,只是帶來一些新奇、新鮮感,以至混亂。青少年在使用時可能有種「出位」的滿足感,但傳媒何必跟風?讓青少年自己「貪得意」算了。

這些新詞的命運,相信會同「華秀只狗」一樣,只有失傳。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一個澳洲土著的美妙歌聲


一個澳洲土著男子,自從來到這世界就沒有看到過這個世界的模樣,自幼在一個偏辟的島嶼上生活,至今37歲了。

你大概已在腦海裡勾畫出他的形像了吧?

是的,樣子是個很典型的澳洲土著:黑黑的皮膚,卷曲的頭髮,即使只看五官輪廓,也可以認定是個澳洲的土著。加上木納,不善對話,英語更不行,你更加認定他是個在澳洲長期白澳政策下,難以融入現代社會的不幸者。

那麼,聽聽他的歌聲吧。

可能會像我一樣吧?──是不是弄錯了,播錯了歐美哪位專業歌星的選曲?

但有哪一位歐美專業歌手唱得出這樣美妙的歌曲嗎?更不要說那些澳洲土著Yolngu族人的故事了。

這位名叫的Geoffrey Gurrumul Yunupingu的土著歌手兩個月前才出了第一張個人唱片《Gurrumul》,並迅速打上了流行榜第一位。

這是很純淨的音樂,沒有複雜、刺激的伴奏,只有一個結他,一個倍大提琴,和唱也是輕輕的、簡單的。

Yunupingu是左撇子,最初自學彈結他,拿著普通的結就用左手彈,高低音弦線上下顛倒。給他彈倍大提琴伴奏的Hohnen倒是受過古典音樂的訓練,年輕時玩過樂隊。

接受記者採訪時,Yunupingu怯怯的很少說話,主要是Hohnen代他說:「我們只想做一張真正美麗的唱片,不是時髦的唱片,不是要追逐世界市場的那種唱片,只是誠意的、美麗的唱片。」

同時下其他樂隊或歌手的歌曲相比,你可以批評Yunupingu的歌曲少了什麼「訊息」或激情,他只是淡淡的、幽幽的唱,唱家鄉的事、家鄉的情,似乎不吃現代社會的人間煙火,沒有怨懟、沒有批評,更沒有抗議。

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回看羅馬俱樂部的警告


麥田裡無聲的海嘯
對於地球資源的消耗,不斷會有科學家出來警告。警告不一定準確,有時似乎落空了,但過一段時間之後,新的警兆又出現,告誡人們不能掉以輕心。

馬爾薩斯曾經預測,人口的增長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不可以趕得上人口的急升,糧食危機因而不可避免。

二百年過去,糧食生產與人口增長的關係並沒有簡單的按照算術級數和幾何級數的發展,尤其是糧食產量的提高遠比人們預期的快。雖然世界上仍不斷有人在飢餓邊沿掙扎,但整體而言,糧食是充裕的,而且過剩。糧價也偏低,很多糧食成為廉價飼料。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戰後的黃金時期,但不少科學家預見到「人類困境」,關心到世界資源、環境、人口、能源、糧食等問題。歐美約三十名科學家組成了「羅馬俱樂部」,從未來學的角度研究世界將面對的困境,發表了連串較為悲觀的報告。報告的權威性,對很多國家的政策制訂產生過不少影響。

當時,還沒有「全球化」這名稱。羅馬俱樂部把研究的問題稱為「世界性的問題」,相信不同國家、社會都要面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報告,是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預言世界不知休止的經濟增長模式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一九七三年,就出現了威脅全球的石油危機,羅馬俱樂部的警告似乎是不幸而言中了。世界震驚,羅馬俱樂部則聲名大噪。

但世界此後的發展卻並沒有循著下滑的軌跡演變。石油危機度過了,各國汲取了教訓,在能源消耗上有所改進,節能提上了議程。糧食產量上升。歐洲和日本此後先後增長乏力,也緩和了對地球資源的壓力。九十年代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突飛猛進,更推動了廣泛的科技革新。資訊科技的一個特點,是資源消耗很小,是所謂知識密集產業。世界看來找到了一條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新路徑。

羅馬俱樂部的警告,看似落空了。人們漸漸淡忘了當年的警告。

可是另一方面,環境問題惡化卻引起越來越大的擔憂。

最近,新問題出現了,在石油價格急升突破一百美元的同時,爆發了全球性的糧食「危機」。

與三四十年前的世界相比,最大變化可能是:中國與周邊亞太地區的崛起。這意味著,對世界資源的需求極大地提高。當年的「極限」,主要是在歐美為主的巨大需求下形成的;如今,更廣大地區富裕起來,加劇了對地球資源的索求。要知道,後富起來地區的人口,倍倍於歐美;若都倣效歐美不合理的高消耗生活模式,羅馬俱樂部警告的災難會加速形成。

可以說,歐美以前的不合理高消耗,是以其他地區的落後為代價之下出現的。世界沒有再為其他地區的不合理高消耗留下多少空間。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Paul Krugman昨天(2008/04/21)在文章中這樣說:「但這次有點不同了:不斷增長的世界經濟把資源有限的地球推向極限,這憂慮帶來的警號,比七十年代來得更迫切。」(http://www.nytimes.com/2008/04/21/opinion/21krugman.html?em&ex=1209009600&en=9e5d51c860f165f2&ei=5087%0A)

新一期《經濟學家》(Economist)也以糧食危機為封面報道主題,題目是「無聲的海嘯」,配上的繪圖是氣氛詭異肅殺的麥田,見之令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