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慢一步的大智慧

誰「勇於敢」?誰「勇於不敢」?

「勇敢」兩個字，誰都懂。很小的孩子也明白，因為常常從大人的誇獎或指責中聽到。在一般的認識中，勇敢是一種美德；相對之下，膽小、怯懦都要不得，等同於窩囊。

可是，勇敢和所有美德一樣，不是越多越好的。對於勇敢，似乎要有較深入的認識。

阿里巴巴的馬雲成了中國首富之後，他的故事成了傳奇。這傳奇可不是憑空而來的，有實實在在的內涵。看看他的書，哪怕讀讀在網上流傳的他的「金句」，也可以知道他能成功並非僥倖。譬如網上流傳的一段他的演講片段，就值得沉吟再三。

其中有這樣的「金句」：「勇而敢者死，勇而不敢者勝。」他說，現在越是成功，越是常存感恩之心、敬畏之心，不知道接着下來還會不會那麼幸運。在他的話裡，「勇」和「敢」分列。從這幾句話可見，馬雲很愛讀書。

這話其實化自老子《道德經》第73章，原句是「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據南懷瑾的解釋，其中的「勇」是勇氣，「敢」是決斷。南懷瑾認為，這兩句話非常重要，舉凡政治哲學、軍事哲學、經濟哲學，甚至做人的哲學都涵蓋在內。

有人在旺角街頭被人多看一眼，覺得受到挑釁，就一刀捅過去，這是為「勇於敢」。這是粗暴妄為，不是真勇。缺乏智慧的判斷，缺乏道德的規範，什麼事情都敢做的人，用南懷瑾的話，是糊塗的廢人。

南懷瑾指出：「人們年輕的時候都可能犯下這種錯誤，自己認為很高明，很勇敢，什麼事情都敢做了再說。但是，天下事不能做了再說，最好是說了慢慢做；先把道理搞清楚，再慢慢來做。年輕人固然不怕錯，只要知錯能改，但有時候想改也改不過來了。尤其是歷史上的錯誤，沒有機會改過來，所以『勇於敢』的結果是殺。」

他說，人生最大的勇氣是慢一步，先問一下有沒有把握，才決定怎麼做？多考慮一下其實是勇氣。「勇於不敢」很難做到，有時候會被人罵懦弱；若怕被人罵懦弱而「勇於敢」，那就完了──殺！

老子不是說什麼事情都要「勇於不敢」，他是針對世人多只知「勇於敢」而說的，接着指出「此兩者或利或害」，可能對，也可能錯。哪麼該怎麼辦?老子也不知道，說「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喜歡成全什麼，誰知道?要怎麼做，連聖人也為難，得靠大智慧。

「勇於敢」而犯下的錯誤以至造成的禍害，每日都在報道。巴黎近日的連串災難就是這樣而來的，有人用筆「勇於敢」，有人用槍「勇於敢」，都有巨大殺傷力。

這樣的傻事，在香港也不斷發生。它們有一個特點：以傳媒的鏡頭、話筒為催化劑。當事者只要知道有這些東西存在，就「乜都敢死」(什麼都敢做)，但就是欠缺「勇於不敢」的大智慧。

《學苑》豈只在清議

朋輩傳送或上載的短片中，經常可以看到同類或不同類動物之間的互相關愛，不少讓人心中油然泛起暖意，有些涉乎生死的，觀之甚至愴然。最近看到的一段中，一只狗被車撞得血淌一地；另一只狗，可能是它的同伴，勉力把那看來已沒有生命跡象的狗拖到馬路中間的隔離帶，然後輕輕伏在它的身上，用舌舐着，舐着……。

這樣的憐憫，多施於柔弱者、初生者之上。「人都有憐憫之心」的說法現在看來不全對，但人的確有，也應該有更大的憐憫之心。這也普遍表現在對弱者幼者的身上；擴而大之，對年輕人厚愛有加，若非必要，不忍呵責。

可是，你見到年輕人過分輕忽了，有誤入歧途之險，甚至可能危害社會，厲聲喝止仍是必須的，這或者是更大的憐愛。對於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港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謬誤，我是這麼理解的。

有學者今天為文說，當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時，香港各大學的學生刊物中百家爭鳴，什麼樣的觀點都有，但「沒有遭到港英政府打壓」，「當年殖民地政府可容忍的，今天特首卻不能容忍」。

他忽視了一個重大的事實：當年的學生都不過在書生清議，而今天提出那些議論的學生在付諸「革命」行動。

我沒有讀過那些文章，但通過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去年在十二月十四日一期《亞洲周刊》的文章中初步見識了，可說矚目驚心 ：「佔領中環 香港革命」，「香港民主獨立」，摒棄「『中國無民主、香港(就)無民主』的大中華意識」，「若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這些文章早就論述了「佔中」的目標和策略，陳莊勤自言「驚訝」地發覺，「佔中就如是按一年半前寫好的劇本演出一樣」。這不是「三子」的劇本，而是那批激進學生的劇本。在這些激進學生眼中，「三子」歸入落伍了的舊民主派，而「香港新的民主運動是將香港獨立訴求與爭取民主連成一線」的。「泛民」豬八戒照鏡的尷尬由此而來。

這些學生顯然走火入魔了，陳莊勤的文章的題目因而是〈請救救香港的年輕學生！〉《施政報告》也因而籲請與這些學生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土勸阻。

香港社會一個重要的共識，是以「一國兩制」為前途的基石。《學苑》言論的危害性正在於對「一國兩制」的公然破壞，要「兩國兩制」。這樣的言論以至行動，危及每個香港人的福祉，可以視而不見嗎？

重溫一下鄧小平大發雷霆的一幕是必要的。當年在中英談判時，耿飚副委員長在香港記者糾纏下含糊其辭地答了句「我們可能不一定(在香港)駐軍吧」，鄧小平知道後斥為「胡說八道」，並在一個場合叫香港記者為他闢謠：「我國在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以後，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主權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接著，鄧小平的語調「提高了八度」說：「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

駐軍不僅是權力的體現，必要時是可以行動的。有人「希望流血」(柴玲語)，可以，流自己的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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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請救救香港的年輕學生！
http://www.yzzk.com/cfm/blogger3.cfm?id=1417665603990&author=%E9%99%B3%E8%8E%8A%E5%8B%A4

「我不是查理」

「我是查理。」

巴黎近日發生的連串恐怖襲擊事件，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強烈反應，多個國家的領袖到巴黎挽臂遊行，以顯示對恐怖主義同仇敵愾，對言論自由堅決捍衛。美國總統奧巴馬缺席這個「歷史時刻」，則受到廣泛抨擊。

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不會有人對這冷血的屠殺無動於衷，並對受害者──包括那位在《查理周刊》門外行人道上被槍手近距離射殺的穆斯林警員──表示同情。

可是，怎樣看待這些事件不可以感情用事，特別是傳媒和政府當局。當示威者都宣示 Je Suis Charlie 的標語時，你也不假思索地說「我是查理」嗎?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David Brooks 就公然以「我不是查理周刊」為題發表文章，因為他和大多數人一樣不會從事那種刻意挑釁和冒犯的諷刺、幽默。他說，人在13歲的時候會無畏無懼，敢於向權威戳指，敢於奚落宗教信仰不同人。可是長大後，就會以複雜的眼光看待現實世界，懂得包容他人的信仰。

作者認為，諷刺、幽默無疑對於揭露事實有獨到之處，但這應該有文明準則和留有餘地。這通常以社會道德而不是法律形式來規範，大多數社會都有這種不成文而共同遵守的行為標準，這較有彈性，較易為人接受。現在有誰想在美國任何校園出版《查理周刊》那樣的東西，30秒內就會被封殺。

法國經濟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皮埃爾．塔勒比則為文指責法國政政府偽善，從薩爾科齊到奧朗德都支持敘利亞境內的恐怖主義組識，以達到地緣經濟和政治的目的，奧朗德「自己就是利用暴力和仇恨、通過擴大敘利亞內戰來分化敘利亞內部各人民群體的肇事者之一」。

認識一下《查理週刊》是有必要的。它的前身叫《HARA KIRI》，一九七零年因諷刺去世的戴高樂將軍而被禁，隨後改名，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諷刺名人而被停刊。它一直以調侃伊斯蘭教聞名，也因此自二零零二年起就受到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機構的支持。它也經常惡搞教宗，曾經和一個基督教組織對簿公堂，但最終勝訴。

BBC駐巴黎記者說，法國新聞的諷刺傳統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查理週刊》繼承這一傳統，並與左翼激進主義與挑釁性的謾駡相結合，有時往往接近傷風敗俗的地步。早在18世紀，諷刺的對象往往是王室，比如王室的風流韻事等。而今天諷刺的可以是政客、警員、銀行家等等。

可是時代不同了，最大的不同是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歐洲過去的民族國家越來越發展成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國家──全球化國家。原本發生在國外的「文明衝突」有內化為內部衝突之勢。有人說，法國等西方發達社會因此在贖歷史上由引進黑奴、擴建殖民地等造成的「原罪」。法國人口中的穆斯林已高達一成，他們卻是很難融入主流社會。

面對這樣的現實，西方很多傳媒儘管同情法國，也珍重言論自由，但不會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畫。這包括《紐約時報》、德國的福克斯新聞頻道、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費城詢問報》……等。

CNN說得明白：「從新聞業來講，我們打從骨子裡想要且應該刊登這些漫畫。但對於我們這些管理人員而言，保護和照料我們在世界各地的雇員的安全，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貝聿銘，建築師，醫生

多哈伊斯蘭術博物館

朋友日前傳來一輯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照片，這是貝聿銘二零零八年落成的作品。傳來的朋友是醫生。這使我想起一位建築師朋友關於醫生與建築設計師之不同的一番話。

這是建築師朋友一番訴苦的話，大意是這樣的：醫生做的都是人有求於他的事，醫生有絕對的話事權；建築師做的卻是有求於人的事，最後拿主意的是客人。就是說，不管建築師認為自己的設計多麼高明，是好還是不好，得由客人說了算，因而得受氣。

朋友做過不少大項目，所言自必有據，他的話可能得到很多同行的共鳴。至於貝聿銘那樣的大師，到了另一個境界，已無求於人，而人有求於他，又當別論了。但作為大師，卻是還有所求的，那是「學不可以已」之所求。他就是因為有求於學而答應設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

他大約十年前談到這家博物館時這樣說過:「對我來說，現在只接受我感興趣的工程，可以說是『隨心所欲』。這是一種享受，我現在有能力、有時間這樣做。我熱愛新事物，古人說『學不可以已。』我當時接受設計多哈伊斯蘭博物館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它給我很好的學習機會。」

他說：「在此之前，我對伊斯蘭教不很了解，也未讀過《古蘭經》。過去三年裡，我邊設計、邊學習，閱讀大量相關書籍，並找機會尋訪了包括突尼斯在內的諸多歷史勝地。雖然我年事已高，但很想利用我的餘生學習更多的新東西。」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一角

他的建築設計與幾何很接近，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建也講究幾何，但通過對伊斯蘭文化的學習，他發覺其中的變化不能與伊斯蘭的相比。他認為，沙漠中的伊斯蘭建築是最美、最純粹的。多哈博物館卻建在水中，他希望通過幾何體的運用，以及一些特別的細部處理，使多哈博物館體現伊斯蘭文化的特徵。

這樣，貝聿銘寓學習於工作，希望新的工程是新的學習過程。這或者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人批評他的設計缺乏強烈的風格。他說：「我認為設計特色本身也是一種約束，我並不羡慕那些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建築師……我感到沒有固定的風格給了我更大的設計自由。」他如今可算到了「自由境界」。

醫生既是人要求之的職業，有沒有這樣的「自由境界」?我不知道，但從一位在天水位開診的年輕家庭科醫生的一個小故事聽來，如今做醫生也難。

故事是這樣的：一名女病人希望能生育來求診；這名女子已不知與多少男性有過關係，曾人工墮胎不下六七次(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她終於遇上一名相信可以託負終生的男人，男人很希望有子女，可是這病人卻始終無法再懷孕。醫生耐心聽了病人的故事，給她分析了情況，然後給她寫轉介信，建議她去政府醫院看專科。醫生這一診症時間，比一般病人長得多。末了，病人離開，卻是拒絕交付診金，理由是醫生沒有給她治病，也沒有開藥，「得個講字」。醫生、護士都莫奈之何，看着看「霸王病」的女病人揚長而去。

大概，只要是與人打交道的事情，就很難隨心所欲。人這種動物太奇怪了。

青衣．紅葉

(攝於一月十日)

對「大陸用語」無中生有的質疑

是「首都的士雷鋒車隊」，不是「首都計程車雷鋒車隊

十個粵語詞彙──頭殼、手板、冷衫、的士、巴士、取錄、質素、嘜頭、雪糕 、冷氣──老師要求學生翻譯成英語、日語或韓語等，會惹來傳媒、輿論關注麼?

你一定大惑不解了：這有什麼問題?傳媒、輿論的人吃飽飯沒事幹嗎?

換個情況，把以上詞彙翻譯成標準漢語呢?問題來了，先是有「網民」「質疑學校逼學生使用『大陸用語』」，繼而有報紙（《明報》）把這當作新聞，以「粵語詞改標準漢語 習作惹質疑」做標題作報道，找有關學校的校長解釋，還找來一位大學教授把習題做一次。

這是無事生非，也讓人啼笑皆非。「文革」時候的大陸，任何人都要突出政治，對任何言行事物都繃緊對政治敏感的神經，至其極者，對至親一點兒「行差踏錯」都上綱上線地予以批判。這時，可謂草木皆兵，人人謹言慎行，惟恐動輒得咎。難道香港在滑向這樣的畸型社會嗎？

「一樣米食百樣人」，在多元化的社會，有人偏愛這種極端思維、上綱上線，只要不防礙他人，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如今有高度自由的網上論壇，發表議論近於「冇皇管」，誰都可以大發謬論，有人以紅衛兵姿態在網上恣意跋扈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可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印刷傳媒也助長這樣的歪風就非常不負責。

《明報》大可以辨解說，它的報道是客觀公正的，還以大部分篇幅去報道校長和教授的正面解釋，有助讀者正確理解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它的記者和編輯都沒有「打好呢份工」，因為沒有在稿件寫作和標題撰寫中突出以上新聞重點，去駁斥「網民」的「質疑」。

按照傳統的新聞處理手法，新聞重點會在版面上重覆三次，第一次在標題，第二次在導語，第三次在內文。從以上新聞稿和標題都可以看得出，重點放在「網民」的「質疑」而不是校長與教授的解釋之上，對「質疑」的質疑都擠不上導語和標題，而只能尾隨在後面。

讀者的眼睛不都是雪亮的，在長期接受這樣的傳媒誤導下，會被洗腦。

據教授的建議，上述習題的答案是：1.頭顱、2.手掌、3.毛衣、4.計程車、5.公車、6.錄取、7.素質、8.商標、9.冰淇淋、10.空調。

我則覺得，答案有點過時了。語言有生命，會不斷變化，標準漢語也不斷吸收外來詞彙，包括由港台北上的詞彙。「計程車」如今已少用，大家都叫的士了。手邊二零零二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已收「的士」條目，註解是，屬方言，出租小汽車，注音為 dí shi。《在線新華字典》也收「的士」，註解沒有說屬方言，注音一樣。但二零一二年的《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將「的士」讀音標注為 dī shì，與人們日常的讀音看齊。可見，「的士」的使用已規範化，從口語到書面語都可用。返大陸說計程車，反而有些怪了。人們慣叫「打的」，所打的就是的士。

「公車」也差不多，這其實多用於台灣，大陸過去慣叫公共汽車，而現在普遍跟香港叫巴士了。對「巴士」，《在線新華字典》與《現代漢語詞典》的註解都是：[方言]∶英語「公共汽車」的音譯。

《現代漢語詞典》收入「雪糕」條，而「冰淇淋」或「冰激凌」只屬[方言]，應該是上海的方言。

「冷氣」與「空調」，都收錄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表示兩者都視為規範用語。

如果大陸也有那樣偏激的「網民」，似乎更有理由就「港台用語」北上提出指控。

一餐四碗與「白飯任裝」

中國人特別是南方人以米作主糧，「吃飯」是吃正餐的代稱，那一頓吃的即使不是米飯而是麵條、麵包、西餐，也叫「吃飯」。北方人以麵食為主，一樣叫吃飯。翻翻《現代漢語詞典》，「吃飯」條目的解釋是：「泛指生活或生存。」其中英語的解釋更清晰一些：eat a meal; live on or make a living。例句是：靠打獵吃飯(以打獵為生)。儼然，維生就得吃飯。

可是在香港等地，當地人日常吃飯越來越少了。這就讓我一位從美國回來度假的親戚出了回「洋相」。

這位親戚到美國很長時間了，很多方面已洋化，可是有一個兒時養成的習慣總改不了，就是吃飯。每餐都得吃飯，尤其是正餐。光吃菜、吃餸不成，餸菜非得伴着米飯吃不可，餸菜越好越多，吃飯就越多。

一回，他夫妻兩人到一家小館子吃晚餐，點了鹹魚蒸肉餅等菜式，很對胃口，是最好下飯而不宜只「空口吃」的。如此一來，他一連吃了四碗米飯。那待應大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客人，大為驚訝：「你一人吃四碗?」

我那親戚也驚訝──是在「埋單」的時候，四碗米飯得付48元。「怎麼香港餐館吃飯這麼貴?」

一般到茶餐廳吃一碟飯，連飯帶菜大概也就是這個價錢，而我那親戚這個價錢只吃到米飯。連吃四碗，在現時的香港確實有點誇張。可是在只一河之隔的深圳，這似乎很平常。我不久前在深圳就見識過。

那天傍晚，在走了好幾個地方之後，我們在華強路附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標榜珠江風味的餐館，有煲仔飯、燒味飯、湯飯等，價錢由13元到18元，近似快餐店。我們要了滑雞臘腸煲仔飯和西洋菜肉片湯飯(本來打算只要湯，但店員說要湯飯較划算)，結果大概一半的飯要打包拿走，因為分量比香港的大。

這家店的一個特色是「白飯任裝」（吃多少盛多少），例湯也一樣。那時已接近收市，顧客不多。旁邊好幾個看來是熟客的年輕客人，把碟頭飯或湯飯（湯與飯分開上桌）的飯吃完了，都拿着碗碟去盛飯，都盛得滿滿的。菜不夠了，可以澆點醬油，加點鹹菜。看他們吃飯的分量，一定不少於四碗。那吃飯的胃口，讓我們咋舌。

香港是另一情況，平均個人吃米量不斷下降。以近年計算，香港人二零零二年每人一年平均耗米49公斤；到二零一二年，降到43公斤。相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下降幅度更大。一九六七年，香港的人均耗米量是110公斤，也就是說，如今不及當年四成。

這是生活逐步富裕、可供選擇的食物越來越來之後帶來的變化。據新加坡二零一零的年的報道，新加坡人一年平均吃米約48公斤，也在逐年漸少。大馬人則一年吃82公斤，相對多得多。

飯吃少了，肥人卻在增加，這與多吃碳水化合物令人癡肥的西方觀點不符。飯，該吃的還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