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中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倫敦奧運開幕表演中的NHS環節中，護士作實境表演。

朋友在英國工作的女兒「中招」了。在疫情非常嚴峻的英國，這屬於「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父母難免擔心，友儕亦然。最令人難以釋懷的是，朋友的女兒竟被英國醫療系統置於「自生自滅」之境，而她本身是在前線工作的醫務人員。

她是藥劑師，發覺身體不適後做了檢測，四日後才得知結果；打電話給醫生，對方着她「千祈咪嚟搵我(千萬別來找我)」，回家休息，實在撐不住就叫救護車上醫院。

這冷漠也不叫人意外。早在疫情發生時，西方以至日本等地都對這傳染病「無為而治」：既然暫時沒有特效藥，如非重症，特別是年輕病人，就不要到醫院「添亂」了，以防醫療系統受壓而崩潰。想不到，一年後的英國，仍然如斯「無為」。

對此，曾有人譽之為運用有限資源的有效管理方法，反倒是中國人命關天、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大建方艙醫院收治輕症病人的抗疫方針被視為不合理的浪費資源。

「實践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年後，全球染病人數即將破億(JHU最新數字是99,674,951)，死了2,139,183人。只要比較一下各國各地的統計，優劣高下，一目了然。

英國的數字矚目驚心。英國人口約六千六百萬，全球排第21位，但新冠確診數(最新為3,680,101)、病歿數(最新為98,723，快破十萬)都排第5。路透社昨天有報道指出， 英國死亡人數已超過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平民死亡人數，是英國一九四零至四一年慘受納粹德國閃電戰轟炸時死亡人數的兩倍，只是當時的英國總人口不及目前。

說到英國的醫療，不得不提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它覆蓋全英人口，被譽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公立醫療系統」，主要經費源於稅收，是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最大開支項目。它自戰後的一九四八年建立以來，遵行普遍性原則，有收入者都必須參加，繳納統一的保險費，按統一標準提供醫療福利。

這系統自始成為英國的驕傲。二零一二年倫敦奧運開幕式表演，以兩項內容代表英國的現代成就，一是《哈利·波特》，二就是NHS，表演者包括一千二百名護士。

可是自鐵娘子八十年代當政後，這個由國家管理的系統就不斷成為改革大政府政策的犧牲品，服務不斷外判到私營機構和個人，服務不斷萎縮。

網上有大量有關NHS困境的文章，例如英國醫學協會(MDA)網頁上NHS on the cusp of collapse(NHS瀕於崩潰)一文。文章上載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是當年流感季節來臨時擔心醫療系統不堪重荷的警告。孰知重荷比想像的大了N倍。更早之前，有標題相似的報道(The NHS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指出「只有徹底的政治逆轉才能救亡」(only a complete political U-turn can save it)。

英國的悲劇不是醫療悲劇，而是政治悲劇，意識形態悲劇。然而沒有政客、官員被問責下台，只有病人付出代價 ── 包括生命的代價。

白宮東翼三位特殊人員

白宮書寫員的工作

朋友知道我愛好書法，電傳告訴我白宮有個特殊職位：calligrapher。查找資料知道，薪金頗優，二零二一年的白宮員工開支清單顯示，三名書寫員共支出 US$277,000； 首席書寫員的年薪近十萬美元。他們是真正「揸筆搵食」的人，哪怕其他文人都棄筆而敲鍵盤了。

他們做什麼工作? 剛閱讀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前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回憶錄書摘，其中講到他就職後不久獲特朗普單獨邀請到白宮共晉晚餐，這很破格。按過去慣例，為了保持FBI調查工作的獨立性，總統與局長要避嫌，不應有任何私下會面。科米有這樣的描述： 「我的盤子裡擺著一張奶白色的卡片，上面手寫了今天晚餐的四道菜 ……。總統拿起他自己的菜單‥‥嘴角噙着一絲嘲弄，重複道：『他們是手寫的。』」

特朗普「嘲弄」是他心目中華盛頓既得利益集團的鋪張浪費。

白宮東翼有個 Graphics and Calligraphy Office (平面設計與書寫辦公室)，書寫員在那裡負責書寫白宮的請柬、獎狀、任命狀、座位名牌，還有宴會上的菜單。

自從辦公室電腦化，其文書編輯功能日益強大之後，以上工作在大部分地方都被電腦取代了。香港酒樓筵席上擺放上手寫菜單，已不知是哪個歲月的事。以前的當票是以一種很特別的字體寫成的，今天還是這樣嗎? 如今，你收的請柬可能連簽名都是打印上去的。

奧巴馬當總統時，白宮每年要花近三十萬美元聘用書寫員，曾招來輿論批評，他被指在削減財赤上講一套做一套。

白宮書寫員職位之設可以追溯到兩個多世紀前的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他特別愛請客。每年十一月開始，是書寫員的旺季。二零一三年，白宮書寫員為節日旺季寫了約一萬個信封。克林頓當政八年，邀請過十萬位嘉賓到白宮。書寫員日常一天要為宴會書寫數以百計的座位姓名卡。

工作量有時根本忙不過來，不得不借助打印機。事實上，真正手書的約只佔四成。但國宴等重要場合馬虎不得，要有一名書寫員隨時侯命，提防有特殊嘉賓臨時被邀出席，得保證有人隨時以典雅的英文草寫書體寫上姓名卡擺置在嘉賓的席位上。

書法藝術中最貨真價實的是中國書法，含金量高且個性鮮明。中國可有官方書寫員? 有，是國務院任命書(國務院管理的幹部的任命證書)的書寫員。眾所周知的一人是田英章，他也是至今唯一為眾所知的一人，以一手秀朗端挺的歐體為人熟知，還是國家人事部中國書畫人才研修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書法博士生導師。

手寫書法是否有特殊價值，因各人的價值觀、文化品味而定。老實說，手寫的不一定靚過印製的；但每年到了歲未，我還是喜歡自己手寫揮春、春聯，也送給喜愛的朋友 ── 今年，主要靠郵寄了。

常見的十大直覺偏誤

直覺判斷很重要，意外發生時，敏銳的直覺反應能救回性命。隨着社會秩序規範化，意外發生的機率日益減少，譬如交通日益繁忙而事故比率反而下降了。可是人們還是有大量思維定勢造成的直覺，愛不假思索地下判斷。判斷未必完全不對，只是可能在時空上錯配了。

羅斯林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在非洲與一位天主教修女共事，修女的辦公室「門常開」，羅斯林到她的辦公室去商議什麼，亦不關門，門上掛着教宗的畫像。有一回，商議的事情有點敏感，羅斯林進門後，修女把門關上了，門後的風光讓羅斯林大開眼界：一塊紙板上掛滿避孕套。

修女依着天主教教義，反對避孕，但在實際操作上，她深深明白小小的避孕套對控制人口無節制膨脹和改善公共衛生有多重要。從大門予人的直覺去認識這位修女的工作就錯了。

羅斯林列舉了十種直覺偏誤(instinct)：

1. 二分化直覺偏誤(The Gap Instinct)，愛二元對立地看問題，只看到黑和白、我們和他們，止於「一生二」，不知「二生三」，更不知「三生萬物」。
2. 負面型直覺偏誤(The Negativity Instinct)，愛從負面下結論，對某些特定領域的事情慣於從負面解釋。
3. 直線型直覺偏誤(The Straight Line Instinct)，以為事情都直線地發展，不知有跌宕起伏，不知變幻才是永恆。
4. 恐懼型直覺偏誤(The Fear Instinct)，在過多負面資訊下，過高評估風險，並在無謂的恐懼下作出結論和部署。
5. 失真型直覺偏誤(The Size Instinct)，常被絕對數字、放大的圖表、眼前的特例嚇壞，不知道作整體比較、了解平均值。例如瑞典有人被熊殺死成為大新聞，因為世紀一遇； 每三十天有一女性被伴侶殺死就不為人關心。
6. 概括型直覺偏誤(The Generalization Instinct)，人通過把事物歸類以認識紛繁的世界，卻常常有簡化、粗疏之弊，例如簡單地把全球二百個國家歸類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歸類於多數的可能佔99%，也可能只是51%。
7. 宿命型直覺偏誤(The Destiny Instinct)，以為好的恆好，壞的恆壞，不知好壞會互相轉化，「石頭他朝成翡翠」。
8. 單一觀點直覺偏誤(The Single Perspective Instinct)，手中只有鎚子，會把所有東西都當釘子；手中若有更多工具如鋸子、板手、鉗子……就不一樣。提防專家變「磚家」。
9. 怪罪型直覺偏誤(The Blame Instinct)，即「甩鍋」，特朗普是典型中的典型。
10. 急迫型直覺偏誤(The Urgency Instinct)，在緊迫情況下失去冷靜而誤判，造成不必要失誤。

Factfulness 一書是羅斯林與兩個女兒合作完成的，二零一五年作出決定，誰料不到半年之後，羅斯林就診斷出未期胰腺癌，一年後去世。書最後由兩個女兒完成，二零一八年出版，網上可看到電子英文版。

迅速演變的世界日益光怪陸離，虛假訊息鋪天蓋地。要保持頭腦清醒，有必要給自己的思考工具箱增添工具。我推薦這本不長而易讀的書。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五，完)

世界越來越糟糕： 負面型直覺偏誤

這是 Our World in Data 網上的調查統計。「過去二十年，世界赤貧人口比例增加了?減少了?還是持平? 」表中所列國家沒有一個有過半人答對「減少了」，成績最好中國亦只有 49%的人答對。

人為什麼普遍對客觀世界有錯誤認知? 羅斯林在Factfulness 一書中列舉了人們思維方法上的十大「直覺偏誤」，都是由於種種原因而長期形成的直覺，如本能反應。

面對問題、事情，人們往往不假思索便憑感覺作出判斷，作出反應。這種直覺或本能，在英語是同一個字 instinct。台灣的中譯本譯之為「直覺偏誤」。

直覺或本能反應，是人必不可少的，危急關頭，說不定可保你生命安全。但思維上一旦定向了，認知上就必有偏誤。羅斯林以大量事例說明了十大 instincts 導致的錯誤。

譬如「負面型直覺偏誤」(The Negativity Instinct)，例子在傳媒上唾手可得。

中國昨天(一月十八日)公布最新經濟統計，數字如何，大受關注。路透社日前已採訪世界幾大研究機構如野村等作出預測，因為在全球經濟在疫情下哀鴻遍野，中國經濟可能是唯一的亮點。中國數字大致如專家們預期的，繼一季度比上年同期下降6.8%、二季度反彈而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之後，四季度進一步增長6.5%，全年增長2.3%。中國應為各大經濟體中唯一能夠有所增長國家。

在互相依存的世界中，這值得所有人高興。可是西方一些傳媒是這樣報道的： 

China GDP grows after recording lowest economic growth in 40 years (法新社： 中國GDP 2020 年增長2.3%，創40年最低紀錄)

China GDP grows 2.3% in 2020, slowest in more than four decades: Official (《印度時報》：官方報道，中國 2020增長 2.3%，四十多年來最緩 )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est in 4 decades amid pandemic (德國之聲：疫情下中國經濟增長四十年來最緩)

香港一個公益廣告通過小孩的口說：「凡事向好嘅(的)方面諗(想)。」可是好些大人總是習慣性地向負面去想、去解釋，西方傳媒在中國新聞報道上尤其有這種定向思維。這猶如蝙蝠追逐黑暗，畏避光明。

Factfulness 一書說，負面型直覺有三種情況：個人記憶有偏誤，總以為今不如昔；記者與社運人士愛報憂不報喜；不敢指出壞事在好轉，擔心被批評麻木不仁。於是人們接收到的資訊充斥着負能量，一般人會憑感覺就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壞。正面的消息不報道，逐漸好轉的更不報道。傳媒愛辨解說，這都是投讀者之所好。的確，能引發腎上腺素上升的壞消息最受人關注，這是動物本能 ── 把讀者放到動物水平看待了。

於是出現了包括諾貝爾得獎者等有識之士回答世界現狀常識題會輸給黑猩猩的怪現象。

今天讀到一篇關於品酒的文章，其中說：「葡萄酒的味道對我們每個人來講都不一樣，儘管我們酒杯中的每一滴酒都是從同一個酒瓶裡倒出來的。」當前對世界的認識亦一樣，儘管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

但要警惕：對世界的認識畢竟不等同於捧着葡萄酒杯的輕啖淺酌。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四)

認識的世界，現實的世界

羅斯林在TED演講

瑞典醫生羅斯林(Hans Rosling) 在 Factfulness (台灣中譯本名《真確(性)》) 一書中講了不少小故事，多是他以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等身份到世界各地就公共衛生問題演講，或到海外行醫、學習的親身見聞，都關乎這書的主題：要睜開眼睛看清楚真實的世界。

其一。一九七二年，他作為第四年級的醫科學生到印度南部班加爾邦的醫學院學習公共衛生。第一堂課，討論一張X光片。他一看，判斷是腎臟癌，雖胸有成竹，但不搶着發言，以免讓人以為太炫耀了。很多印度同學舉手搶答，從如何診斷、防止擴散到最佳療法，一個接一個講了半小時。他大吃一驚，「他們絕對不是四年級的學生，根本已經是專科醫生」。他們「怎麼會懂得比我多?」他後來發現，他們的確是大四學生，但 「他們的教科書比我的厚三倍，而且還足足讀了三遍」。

其二。他讀書時，有女同學意外懷孕而要墮胎，可是這在瑞典是非法的；同學們於是湊錢給這位女同學出國墮胎去，去波蘭。若干年後，天主教在波蘭成為主導力量，墮胎被禁了；瑞典則成為如今我們所認識的「開放」社會，波蘭人要墮胎，紛紛到瑞典去。

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時，醫護人員發現，昏迷士兵中，仰睡的死亡率比俯睡的高，原因是仰睡容易被自己的嘔吐物窒息。這項觀察挽救大量士兵，還挽救了其他數百萬昏迷病人，被列進全球急救課程。兒科醫生也因而主張父母讓幼兒趴着睡。

羅斯林在醫學院也接受這個教育，以至一九七四年有一次在瑞典一家超市外見有嬰兒車裡有嬰兒仰着睡，而嬰兒的母親在忙着購物。羅斯林忍不住偷偷把嬰兒抱起反過身來俯睡。

可是嬰兒猝死率並沒有下降，反而上升。直至一九八五年，香港一批兒科醫生發覺嬰兒俯睡的危險。失去意識的士兵在仰睡時會被嘔吐物窒息而死，但仰睡的嬰兒會有正常的反射反應，有嘔吐物會側過身來，趴睡的嬰兒則可能還沒有氣力把重重的頭髗偏側以保持呼吸暢順。瑞典當局七年後才改正了錯誤的指引。

其四。羅斯林二零一三年到非洲聯盟大會向五百名婦女領袖演講，把自己數十年來對非洲婦女小農的研究作了鼓舞人心的歸納，指出非洲可在 20 年內消滅赤貧。事後，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 Dlamini-Zuma 對演講肯定一番之後，卻說他「欠願景」。 消滅赤貧竟然不算願景? 她的願景宏大得多： 「我的 50 年願景是，非洲人會成為歐洲受歡迎的觀光客，而不是歐洲所排斥的難民。」

「石頭怎麼會動?」書中一再出現這句話。香港粵語流行曲則有金句： 變幻才是永恆； 石頭他朝成翡翠 。世界的變化遠比人們想像的大。反過來，人們的認知往往落後於世界現實。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三)

視而不見： 從物理到心理…‥

圖中有幾個黑點?  ── 只見一點，不及其餘。

「視而不見」是普遍現象，是物理使然、心理使然，也是學理使然。這造成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普遍偏誤。

世界的發展越來越快。在三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一千年以至一萬年前後的世界沒有什麼分別。進入「有史以來」的世界，在中國三兩百年就有王朝更替，經濟、技術、文化都有很大發展。桃花源裡不知魏晉的人們，重新進入外面的社會，「當知世界殊」。

如今，幾年以至一年的變化就不小，網上用語可能就很不一樣了。

可以說，以前一時以至百年千年對某一事實視而不見無所謂，如今可能「大件事」。

我們都相信眼見為實，都對眼雙眼環迴 180 度之所見有信心。實際上，雙眼清晰可見的範圍約莫只限於把手伸直之下大姆指覆蓋的狹小區間。你盯着電腦屏幕上某個字，能夠辨認焦點周邊多少字？我們閱讀時因而要不斷轉動眼球。

如果不刻意辨識，只憑印象去重組(reconstruct)──不是重現(reproduce)──留下的記憶印象而以為自己見到了什麼，必然有意想不到謬誤。

有過這樣的經驗：台上的演講者忽然有手捂住上衣口袋，問台下聽眾「我口袋有沒有插上筆?」眾皆茫然。

通過各方訊息──主要靠傳媒──去認識世界，就更易墮入視而不見的陷阱。

進入前所未有資訊時代，更可怕的陷阱是「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引導，從而生活在桎梏一樣的「繭房」中，與世隔絕。

得過普立茲獎的哈佛大學研究員 Joseph T. Hallinan 在 Errornomics (錯誤學)一書中，第一章講的就是 We Look but Don’t Always See（我們視而不常見），主要障礙是眼睛的欺騙性。瑞典醫生 Hans Rosling 在 Factfulness (台灣中譯本名《真確(性)》) 講的則是認知上的視而不見，是心理、學理上的欺騙性。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二)

黑猩猩秒殺諾獎得主，為什麼?

人的智慧遠勝黑猩猩。黑猩猩答對一個問題的機率優勝於人，似乎很謊謬。但這是真的，非常真確，黑猩猩的得分不但高過一般人，而且比智者 ── 一批諾貝爾獎得獎者 ── 出色。

例如： 目前全球人均夀命是幾歲?三個選項：

A 50 歲 

B 60 歲

C 70 歲

當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保護兒童基金會顧問的瑞典醫生 Hans Rosling 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向數以萬計的人提問過幾百個類似的問題作測試，包括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演講時，向觀眾席上的各地政要、企業家、經濟學家測試，發現人們很「堅離地」，不知世界發生了多大變化，知識不是過時了，就是被傳媒誤導了，或者被自己的思維邏輯引導到一個錯誤方向去。

他之後著書立說，到處演講，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其中一本書叫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書的副題好懂：我們錯觀世界的十個原因，和世界為什麼比你想像的好。書的主題則不好譯作中文。台灣的中文譯本譯作《真確》，這是相對於「誤解」而言的。Fact 是「事實」，factful 是 「事實的」或「合乎事實的」，而變作名詞的 factfulness 就難有對應的中文用語，硬譯為「事實性」讓人摸不着頭腦。近似的，可說「實事求是」，或簡化為「求是」。

這書說的其實就是「如何能夠對世界實事求是」，而不會自以為是而自欺欺人，以致誤己誤人。

書一開始就列出13 個簡單的問題考考讀者，都有ABC三個作答選項，涉及當前全球的基本事實和趨勢，例如低收人國家能讀完小學的女孩子佔多少?過去一百年死於天災的人口有什麼變化? 全球一歲幼兒種上疫苗的有幾巴仙? 全球有多少人口能享用電力? 全球赤貧人口佔多少?                 

Rosling 發覺人們對世界趨勢的變化近乎無知。例如，80%一歲兒童接種了疫苗，只有 13% 的人答對了。這還不是最差的。

據聯合國二零一九年公布的數字，全球人均預期夀命達到 72.4歲。諾貝爾獎得主有 29% 選對了「70 歲」；到包括康奈爾大學等多家大學測試的答中率是 17 至 18%；挪威教師答對的只有 7%。

這些問題如果交給黑猩猩作答，在三個答案中亂撞，答對的或然率應為33.3%。

是人們的常識欠佳嗎? 不這麼簡單。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一)

美國民主解決不了問題，而是問題所在

特朗普曾宣稱自己是「戰時總統」(wartime president)，那是美國疫情去年年初急劇擴散之時，可是他沒有因此有所作為。如今，首都華盛頓兵荒馬亂、國會被暴徒攻陷、催淚彈煙霧彌漫、槍聲響起、四人死亡、國民警衛隊出動、宣布宵禁，真有戰時狀態。

西方不少報章以 under siege 形容這景象，即「被圍攻」。主詞要麼是「華盛頓」，要麼是「美國民主」。谷歌把 under siege 形象地翻譯為「兵臨城下」。據此，可說「華盛頓兵臨城下」，「美國民主兵臨城下」。中英日常語文都有不少軍事用語，如道德「高地」、「前線」工作人員之類，證明儘管世界大致和平，人們的戰爭記憶猶新。

華盛頓的戰時景象震驚了全世界，美國的盟國如英國、加拿大、荷蘭、挪威、愛爾蘭等的領袖紛紛以disgraceful(可恥)、disturbed and saddened (不安且悲痛)、難以置信(unbelievable)、horrible (可怖)、shocking(震驚)作出反應。各國儘管都說對美國的民主有信心，但能相信美式民主可以彌合美國從精英上層到草根下層如斯嚴重的分裂麼? 

特朗普的支持者闖進佩洛茜的辦公室

美國前總統里根一九八一年在就職演說中留下一句名言：「政府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政府是問題之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新自由主義自此在英美大行其道，自由市場經濟得到無限追捧，政府功能不斷萎縮。到新冠疫情無情襲來，西方國家嘗到了政府無能苦果的苦澀，如英國曾引以為傲的國家醫療系統(NHS)在不斷外判下竟然不堪一擊，如今每50個國民有一個染病。

華盛頓眼前的「兵臨城下」是一場總統選舉民主大騷的果，這民主造成的困局可以沿用民主解除嗎? 套用里根的名言，是否可以說「民主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民主是問題之所在」?

參議院議事廳內，特工擎槍戒備。

物極必反，亂極則治。如果美國兩黨嘗到苦果而重歸理性，從國民利益出發而互相妥恊，未嘗不可以以白宮易手為新起點，可是彼此都以最高權力的爭奪為終極目標，眼前看不到和解跡象。

倒是在共和黨一方，特朗普「不撞南牆誓不回」、甚至「撞了南牆亦不回」的蠻幹已受到一些抵制，也意味着內部分化。一方面，特朗普仍有朱利亞尼那樣的鐵粉，提出訴訟打不贏就訴諸「戰鬥裁決」； 另方面黨內有聲音指特朗普煽動的衝擊國會可恥、非愛國、非法、是叛亂(insurrection)、非美國等，白宮幕僚還出現樹倒猢猻式散的請辭潮。

在香港，值得注意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的表態，他認為「暴力任何時候都不可接受」，參與者「應徹底受檢控」。他前年在香港街頭暴力高峰時到香港給暴動者打氣，卻說在香港看不到、聽不到任何暴力的證據。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在國會的辦公室被攻佔了。她曾形容香港的暴動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這道「風景線」變成回力鏢打到自己頭上了。

2020，打叉? 不打叉?

對剛過去的二零二零年，全世界大部分人不留戀。

美國《時代》周刊以簡單的封面設計發洩了對過去一年的失落、不滿，以致厭惡：在粗體黑字的 2020 上打上一個大大的紅色交叉；下面寫着 THE WORST YEAR EVER (歷來最壞的一年)。

這話不夠嚴謹，是氣不過來的一句狠話。封面報道的作者解釋，美國歷史上有過更壞的年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西班牙流感」(準確地說該是「美國流感」)時期、大蕭條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人民都過得很艱難痛苦。但即使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人都八九十歲了，其餘年頭的痛苦經驗可能不會有在世美國人有切身體會。

過去一年應當說是所有在世美國最糟糕的一年，「這年頭讓我們最沮喪的威脅是一種無法節制的無助感」。而過去，美國人在危機面前都有無往而不利的自信。

這種無助感、挫敗感，全世界的人過去一年或多或少都感受到，而歐美國家人民的感受應當最大。

疫情年初在中國爆發時，他們的輿論、政客隔岸觀火，都掉以輕心，其至幸災落禍，說這是「黃種人的病」，自由、民主、先進的西方可以倖免。事情的發展卻是顛覆性的。中國兩三個月就把疫情基本控制住，而歐美至今處於不知伊於胡底的噩夢之中，美國一天的確診人數就是中國近一年總和的兩倍以上。

這樣歷時經年、規範覆蓋全球的災難是很好的政治實驗。被福山視為可以終結歷史的西方民主制度，在這次大考中明顯交不出好成績來。福山最近仍說，西方在競賽中未必會輸，口氣已是硬不起來了。

中西抗疫表現不同，很容易讓人拿兩種制度比較。一位朋友介紹我看了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關於其新著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的中文版《大國領導力》的視頻介紹。他對世界數千來大國、帝國的研究更關注的不是制度的優劣，而是領導能力(leadership )的高下。畢竟，相同制度的國家有成有敗，不是你行什麼制度就能保證成功。他認為，國家領導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政治原則、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關鍵因素，而不同類型的領導人對改革和戰略取向有着各自的態度。

中西抗疫成效之不同固然與國家制度、體制，與民眾的文化價值觀等有關，但國家和領導人領導能力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對比中美就高下判然。特朗普無疑是非常強勢的領導人，但只懂破壞，無力建設，能成大事麼?

從這角度去看，對中國的二零二一和以後的發展，應有更大憧憬。

二零二零年，中國有數不盡的磨難、挫折和犧性，但中國人不會給二零二零打叉，因為中國正是在這一年裡前所未有地增強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