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重大發現往往出人意表，常常發掘出無法解釋並與傳統觀念相違的文物，而一旦有學者通過研究，把遺失的了歷史線索重新連接起來，前人寫下的歷史就重新改寫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就發現，到八十年代才大規模發掘的三星堆文化遺址，就是這樣一個發現；而通過對它的研究改寫歷史的，是香港的饒宗頤教授。
饒宗頤最近出版了一本新著：《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這從開本來說是一本小書，32開，硬皮，約22萬字。但學術界對這薄薄的一本著作評價極高。已故北大教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早在一九九六年就給這計劃出版的書寫下序言，譽之為「巨著」。
這是饒宗頤三十多篇論文的合集，文章多年來不斷根據新發現和心得增添、修訂，可說是心血結晶之作。饒宗頤自己短短的「引言」就前後寫了八年，注有三個日期，先成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正月增補，二零零五年三月終成，「時年八十有九」。書是去年年底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印數不多，才2 300本。
這樣的一本書被譽為「巨著」是有理由的。如俞偉超指出，饒宗頤在書中採用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新方法──三重證據法。上世紀初，由於甲骨文等古文物的發現，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主張以古代文獻與出土文物互證以研究古代史，特別是年代渺遠、撲朔迷離的夏商周三代史。饒宗頤根據此後的大量出土文物，進一步提出，除要考慮文物之器物本身，還要考慮文物上的文字紀錄，它們是直接史料，價值更高、更重要。他據此重新考證古代部族活動區域的地望，鉤沉古史。「地望」是個很專業的名詞，指「地理位置」。
饒宗頤多年來通過對甲骨卜辭的研究，對古代部族活動區域的地望作大量新論斷。又以三星堆的發現為契機，研究整個西南文化的背景，展示出古代西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密切關係，和在商代文明進程中的獨特成就。
古蜀國，在古代文獻中歷來很神秘而獨特。李白的《蜀道難》開篇幾句，就令人神往：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
三星堆的文物更添了神秘與獨特，甚至科幻色彩，特別是那造型詭異的銅人面具，或突眼或斜眼而大耳， 完全不類常人，其至有人猜測說是外星人。可是青銅器、玉器都明顯地反映出中原商文化的影響，如玉璧、玉琮等，與良渚等地出土文物極相似。這說明西蜀文化與中原文化有接觸。據碳14測定，三星堆文物相當於殷墟時期。
可是在古文獻中，找不到包圍在大山裡的古蜀與中原交往的多少線索。
饒宗頤的鉤沉，理出了西南以至中國古代史的新面貌。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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