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事實是明擺着的，在港英時代，高級公務員都由英國派來，決策權當然由這些官員掌握，不容華人官員過問。華人公務員一直只扮演執行者角色，所接受的來自英國人的文官訓練，要求的是忠實而高效地落實政策。這不僅是辦事方法的訓練，也是思維方法的訓練。西方現代的文官制度以英國為濫觴，有其過人之處。香港人「聽話聽教」，香港的公務員系統的辦事效率因而歷來有口碑，屢次在國際評比中名列前茅。
英國人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才開始讓華人逐步晉身決策階層，逐步接掌「話事權」。算來，這樣的歷練不過二十年左右。就一個人來說，這相當於半生(工作生涯)的歷練了，但就一個階層的訓練而言，日子尚淺，思維方法的改變尤其如是。
還應當指出的是，這樣的轉變沒有得到社會的愛護和配合。當香港人可以自己話事，如王光亞所言當boss、當master時，香港主流輿論、議員以比當年對港英政府挑剔百倍的態度對待這些初嘗手執令箭的主政官員，動輒鞭撻，每每要人頭落地而後快。如果用這樣的態度對待青少年，一定無法為社會培養出滿懷自信、勇於承擔的下一代。若說香港缺乏決策精明的公務員，責任決不只在公務員身上。
王光亞所說的弱於規劃，就是缺乏長遠眼光，或者說缺乏戰略眼光。如果有留意政府的文件用語會發覺，「戰略」這個詞是失位的，看不到。當英語文本出現strategy 這個字時，中文文本的對應詞是「策略」。據雙語的《現代漢語詞典》，「策略」是指因為形勢發展而制定的行動方針，英語解釋是tactic；台灣教育部網上《國語辭典》的解釋很簡單，是「計劃」。顯然，「策略」並無strategy 必需的時空上廣遠的語意。
在《維基》中文版，「戰略」的解釋較簡單，是指為實現某種目標（如政治、軍事、經濟或國家利益方面的目標）而制定的大規模、全方位的長期行動計劃。英文版的解釋就很詳盡，特別指明這源自戰爭用語，有別於tactic(戰術)；一場仗怎麼打是戰術問題，一場仗在什麼條件、環境下才能打，該不該打是戰略問題。現在，商場如戰場，讀企業管理都要認識什麼是strategy 了。戰略意識模糊，未知是不是導致「弱於規劃」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的英國人是否就強於規劃呢?不見得。英國人一直以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辦事的心態管治香港，對香港沒有多少長遠規劃。幾乎所有看來有長遠規劃的東西，都是被逼制定的。因為石硤尾大火興建了徒置區，因為六十年代水荒興了萬宜水塘等，因為六十年代的連串暴動，七十年代起制定了教育、房屋、勞工等一系列政策，八十年代的經濟轉型是大陸改革開放的結果，新機場玫瑰園計劃是因為八九年後人心浮動而制定，民主化更加是因為回歸在即才推行的。這些都是因應情況改變而作出對應的戰術行為。
若說英國人有遠見的規劃，最值得提出的，是早在七十年代就把大幅大幅士地劃為郊野公園，予以法律保護。至今，這佔了香港陸地面積約四成之多，使香港既是亞洲最繁華的都市，而又擁有一流的郊野環境。
香港人以應變靈活見稱，這其實也是戰術上的技能，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不必長遠打算。此所以，政府一旦有長遠規劃推出，也必招慣於「短炒獲利」的香港人抵抗，例子有一大串：港珠澳大橋、西九、高鐵、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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