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1872—1970），是英國著名學者，多才多藝，是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一九五零年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六十年代，他曾把《西方哲學史》一書送給毛澤東，之後從這本書脫胎寫了《西方的智慧》。書還有一個副題：「一部獻給毛澤東的著作」。他可能有感於，毛澤東那時作為「世界革命領袖」，有必要更好了解西方智慧。正在全心全意以中國帝王權謀之術搞「文革」的毛澤東，卻是難有興趣細讀這書了。
羅素一九七零年就去世，沒有經歷此後由電腦科技引發的全球科技產品大普及熱潮。如能活到今天，他對以上那句話的判斷，當會有更深入的闡釋。
可以看到，人類科學智慧與政治智慧之間此後的剪刀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擴大，每個地方都可以見到這落差造成的亂像，從中國、歐洲到美國都一樣，小小的香港自然不能倖免了。落差的另一個展示形態是貧富懸殊和消費主義。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十分典型。
曾在香港回歸時寫了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香港的優勢)一書的杜大偉(David Dodwell)日前在報章撰文，題目是「瘋狂的世代」。他從二手手袋店在香港上市看到了香港經濟與歐洲經濟脫節的現象種種現像，例如有那麼多朋友要擁有兩三個智能手機。他的結論是：「人類的『過度消費』已深入到我們的DNA了。我們似乎注定永遠無法滿足我們的慾望。實現一個慾望，就有一個更新更大的慾望出現。」
除了人之外，所有動物的慾望都只會限於食的衝動和繁殖的衝動。人遠超於此，即使繁殖的衝動也分離出色的衝動來。物慾的衝動就更大了。這本來是人類最可貴的地方，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原動力。
關鍵就是羅素所說的平衡了，科技能力、物慾衝動必須得到政治、道德的平衡和制約才行，也就是內心世界要與物質世界平衡。
羅素注意到，現代社會的不平衡，在十九世紀已見端倪了。那時，工業化之前的陳舊生活方式崩潰了，技術力量的巨大發展使得生活比以前更加複雜。在知識領域，這表現為知識探索的範圍分割得空前狹窄，這使人們失去共同的理解基礎，致力於不同探索分支的人們，要交流極為困難。
他還注意到，藝術與科學分離了，這種退步違背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傾向，即按照和諧比例的原則追求科學與藝術。科學與哲學之間也出現了分離，不如十七、十八世紀，哲學家往往也是科學家。
這樣的分離如今更明顯了，在香港，從政治人物到普羅市民各有表現，都是視野狹窄、趣味低下，以至面目可憎。
羅素所說的失衡，有重新平衡的一天麼?看來不容樂觀，因為科技一日千里，而政治智慧卻如老牛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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