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萬物融通於胸

南饒(右)北季(左)

香港的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年屆九五，敦煌為他祝夀，舉行了他的書畫展覽，和敦煌學國際研討會，香港傳媒也有一些難得的報道。饒宗頤仿如世外高人，研究的題目、書畫的風格都高古雅睿，非一般人懂得欣賞，我是其中之一。但對於饒教授為學的精神，就實在敬佩莫名。

很多人像口頭禪一樣常掛在嘴邊的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的文化底蘊的確很淺，試想「開埠」不滿一百七十年，能有多少文化積累?相對於大陸、國際的文化名城，香港應當有自知之明。可是把香港貶至「文化沙漠」，就多少帶點惡意，而且無知了。

有人說，香港有個饒宗頤，就怎麼都不能說是「文化沙漠」了。過去有「南饒北季」之說，把饒宗頤與季羡林相提並論。已故季羡林的學術成就高山仰止，饒季能並列，不必對饒宗頤的研究有多少認識，也知道他真是香港之光了。

饒宗頤不是地道香港人，一九四九年才移居香港，而在此之前，在潮州、華南已饒有文名。他的學術根基自然不是在香港築下的，但蜚聲國際的學術地位則是此後才以香港為基地建立起來。他極大地利用了香港的學術自由、東西交往，研究的是漢學(他也稱之為華學，而對「國學」這名稱不以為然)，眼界卻不限於華夏之地，不斷借助英國、法國、印度、 日本的他山之石以攻錯。他不斷出研究成果的時候，也正是神州大地萬馬齊瘖的時候。饒宗頤若不是到了香港這個被譏為「文化沙漠」的地方，難以想像可以有如今的成就。

他是一棵矗立在香港學術自由空氣下的大樹，不過大樹的根遠遠不只是扎在這一千餘平方公里之下，而是扎得很深很遠，直到中華文化的遠古，直到敦煌。沒有這樣的滋養，大樹拔高有限。

不過在香港造研究也有困難，就是得到的材料有限，即使可以借助在倫敦、巴黎收藏的、從中國偷運出去的材料，仍有局限。饒宗頤最讓人敬佩的，是可以只凭有限的材料，拿出開創性的成果來。他在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從學術到藝術，很多屬於這一類。

他在《我和敦煌學》一文中嘗言：我喜歡運用文化史方法，把得到的材料作為輔助史料，指出它在歷史某一問題上的關鍵意義，這是我的着眼點與人不同的地方。

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做研究的，必得有深厚的根基，才可以把各個領域的學識融匯貫通，並能隨手拈來，重新整合，做到「落花流水皆文章」，就如武俠小說中的高手，落葉飛花皆可傷人。

這是「萬物皆備於我」的境界。或者更應該說，不僅是「備於我」，而且「融通於胸」後，任何一個吐納，都可以有新的開創。

饒宗頤這樣的高人，對於我，仿如站在雲端上，我只能禮拜，難以理解。讀他的《老子想爾校箋自序》，字字都懂，但就是看不明白。對他的書法、畫作也一樣。或者，這是因為距離「萬物皆備於我」太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