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韻秦風，宏光不簡單

宏光國樂團一九六二初組時到香港商業電台
兒童節目錄音後在商台大門外合照，前排中
立者為節目主持人何詠琴姐姐。商台當時設
於茘枝角，即現今美孚新邨百老匯街處。
(照片出處：宏光國樂團網頁)

上星期六(十月二十九日)晚上到香港大會堂劇院欣賞了宏光國樂團的「晉韻秦風」音樂會。就樂曲而言，這是個分量十足的音樂會，好幾首大型的合奏曲、協奏曲，對樂隊、指揮、獨奏者都有頗高的要求。今年四月才聽過宏光國樂團的一場演出，事隔半年，這個業餘音樂團體又向觀眾獻上一場如許分量的節目來，委實不簡單。

宏光國樂團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一個沒有任何背景、只憑成員薪火相傳的樂團，可以為「宏揚中樂」堅持不懈達半個世紀，值得敬佩。據節目場刊之前言介紹，宏光國樂團第一次在這個劇院演出，是一九七零年的十月三十日──真巧，與上星期六相距整整四十一年而少一天。台上演出者，未必有參與過當年演出的；台下觀眾，則相信有踏過當年台板的。

香港大會堂劇院，很多人習慣稱之為小劇院，以相對於大會堂音樂聽之「大」。音樂廳其實也不算很大，只有1434個座位，劇院更只有463個座位。劇院不為音樂演奏而設計，但在舞台上安裝上音響反射板，音響效果也不差。然而，這畢竟是個小型場所，演奏曲目要相配，效果才能理想。星期六晚的演出，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晚八個節目中，除了古箏獨奏《秦桑曲》由十人的小樂隊伴奏，和十餘人的彈樂合奏《送別》外，都是大樂隊的節目。編制盡顯時，約有六十人。這六十人，單是嗩吶就五支，笛子、敲擊也人數相當。對於小劇院來說，這就很「爆棚」了。

全晚節目中，讓人聽得最愜意的，是兩個小節目。除了兩節目都與場地匹配外，還因為獨奏者、伴奏者、合奏者都各有表現。彈撥樂是中樂隊很有特色的聲部，近年來，其中的中阮、大阮都在改良下擴大了表現力和音量，無論在樂隊還是小組奏中都能起到很好的襯托和融和作用。當晚的彈撥樂合奏人數不多，表現就更突出了。這兩首樂曲對於當晚的演奏者，都沒有技術障礙，其實還有很大的提高餘地，可以雕啄得更細緻、精緻，提高到超越一般業餘水平的高度。

當晚三位獨奏者都有很高的造詣，古箏的陳家強、笙的梁仁超、笛子的陳敬臻，與專業演奏家相比，庶幾不遜色。後兩位得益於政府向香港演藝學院的資助，不但可以在香港求學，還可以一再北上受教於國家級的大師，博採眾長，技藝水平非常優異。梁仁超以鍵笙演出的《天山狂想曲》，充分發揮了這種半音齊全、音域寬廣、能強能弱的改良樂器優點，使人對香港培養出來的年輕一輩中樂演奏人才刮目相看。陳敬臻也表現了卓越的技巧和風範。

相對而言，大樂隊的表現有更大的改善空間，既在技巧上，更在味道上。在技巧上，似不應有太高的要求──半年時間排練出這幾樂曲已屬難能可貴；但在樂曲味道上，則似應可以做得好一些。音樂會以「晉(山西)韻秦(陝)風」主題，這兩個地方的音樂都有很強烈的風格，特別是在吹管、拉弦聲部。可惜，這些風格很不到位，例如應當風格濃烈的大合奏《長安社火》就顯得太平淡。只有兩首古箏獨奏表現較好，這可能與陳家強從秦箏派代表之一周展學得這兩首樂曲有關。

對於一個業餘樂團，這或許要求過高了；但對於一個聽眾來說，這樣的要求不算過分吧?宏光明年的五十周年演出，希望有更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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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光國樂團網頁：
www.wkco.org.hk

寫字，毋需「幼功」

你一定見過有人這樣執筆……

 看到一個才四歲的小不點做功課──是寫字的作業──我有點驚訝，怎麼?要寫作業了?小手指的肌肉控制能力分明還未到拿好鉛筆寫字的階段，筆拿得很吃力，只能使勁握緊着，手指姿勢於是很不規範。我真擔心，這姿勢可能陪伴她一生。

主要的毛病是，是食指要加大力度握住筆桿，以致第一個關節凹陷，食指無法呈靈活、有彈性的弧形。這麼一來，手很緊張，難以放鬆。偏偏，作業要寫的字很大，手關節要放鬆，筆才能放開揮寫。這就很矛盾：手那麼小，握筆那麼緊張，卻要寫相對來說很大的字。

越是低年班，作業簿的格子越大，這是為了讓筆劃有較大的空間安排，避免筆劃出格。那小不點作業簿的格子，每個是邊長三厘米的正方形，有小手指兩個指節高。這很不合理。幼兒吃力握着的鉛筆，很難在方格上自如活動。按這個比例，約等於要成年人用邊長六厘米的格子寫字(硬筆字)。握筆姿勢若不正確，這樣寫字一定十分吃力。

真難為了小朋友。那些幼兒教育專家、幼稚園老師為什麼不為小朋友設想一下。

應該說，這小傢伙的握筆姿勢，比起香港很多成年人，已經算不錯了，不算太難看。只要留意看看，可以見到很多二三十歲而看來學歷不低的人，拿起筆來寫字，手如鳥爪抓物，緊張僵硬，舒展不開。有時會看到，他們也能寫字飛快，速度快得令我吃驚，但一看字跡就不敢恭維了。一些年輕才俊衣履光鮮、一表人才，寫起字來卻如剛學執筆，真讓人難過。

我總認為，這是太早強迫小朋友學寫字的後遺症。小孩子大腦的發育比筋肌的發育早而且快，他們認字一點不難，應該讓他們早認字、多認字，不到十歲認二三千字，絕對不是難事，甚至上小學之前就能認到。可是小孩子學寫中文字很難，他們的手指肌肉未發育到有足夠力量，強迫他們執筆，只會培養出醜怪的姿勢來，而這一旦形成了，極難糾正。

……也會見過有人這樣寫字

這道理其實很簡單，外國人拿筷子的姿勢是很好的證明。稍加留意可以看到，老外拿筷子，儘管多不如我們靈活，但姿態都很正確，因為沒有人逼使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要拿筷子吃飯，以致像很多中國人一樣，被逼出各種奇型怪相的拿筷子姿勢來。和拿筆的姿勢一樣，香港人拿筷子的姿態也非常難看。拿筆姿勢難看，要怪香港的教育制育，拿筷子的姿勢難看，該怪誰?

現在市面上有不少專門為幼兒設計的筷子，讓幼兒能自然地把手指放到應放的位置上。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長遠有效，我只是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禾苗自然生長，待水到而渠成，不要揠苗助長。而且，各人手指長短不同，恐怕難以用一個框框規範。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小朋友正確執筆的設計?這在香港應有市場，但關鍵仍是，不必過早執筆。早執筆，不等於可以寫好字。香港的孩子越來越早學寫字，香港人的字卻越來越醜怪了。字寫得好不好，關乎其他問題。

小不點在一家有點名氣的幼稚園上學，兩文三語上課，據說師資很不錯，小傢伙確也可以字正腔圓地「麗音」說話。我以為這是一所要讓小朋友可以快快樂樂學習的幼稚園，想不到，竟然還是有那麼多功課作業。

中國古人愛把讀書與「苦」、「寒」連在一起。如今，「寒窗」少了，而「苦讀」從三四歲就開始。練武術最好有「幼功」，即自很小就開始鍜練，寫字卻不必。練書法，大書法家啟功也認為毋需「幼功 」。

廣州與紐約：兩條高架路的命運

紐約高架鐵路公園

 大陸改革開放後，各地建設高速發展，一個共同的標誌，是高架公路橋。各城市不管城內城外，都有高架行車天橋飛越，有些地方橋上有橋又有橋，景象令人咋舌。但由於早年的規劃有時考慮欠周全，一些高架橋建成不過二十幾年，就要面臨拆卸了。

日前與廣州來的朋友聊天，談到了廣州一個說了多年而至今不見動靜的城區改造項目，就是廣州人民路高架橋的命運問題。問題拖延多年，看來存在拆還是不拆的爭議。這個月十八日，廣州市規劃局終於宣布，待時機成熟即拆除這座高架橋，以恢復人民南路歷史文化保護區的歷史風貌。

但是否有第三個選擇?就是不拆而改造、保育呢?

人民南路以前叫太平路，上世紀二十年代已拆掉的廣州舊城牆本來從這裡經過，有個城門叫太平門。城牆拆除後建成的太平路一直通到珠江邊的西壕口，陳濟棠主政廣州時曾對這條路刻意經營，使之成為廣州最寬闊的馬路(三十多米)，兩旁屋宇盡蓋講究的騎樓，太平路於是是廣州最有代表性的騎樓街。靠近珠江一帶，是商貿集中地，著名的十三行、以前廣州最高級的酒店新亞酒店等，都在這裡。

這樣的繁華景象近年卻黯然失色了。許多人把這歸咎於一九八六年興建的人民路高架橋，它幾乎把整個馬路覆蓋，兩邊店鋪為之不見天日，路上空氣混濁，噪音喧囂，於是行人裹足，生意難做。

我每次到廣州經過這座橋，都覺得它的規劃粗疏，沒有充分考慮當地民眾的生活便利、生意利益。可是要把它就此拆除，是不是就最妥當?這樣做，只重於「恢復」，卻造成巨大浪費。

不妨考慮改造。最好的參照物，是紐約的「高架鐵路公園」(High Line Park )。

紐約高架鐵路公路

這個公園二零零九年才竣工，前身是一條長1.6公里的高架鐵路。鐵路位於紐約西城區，那裡靠近赫德遜河碼頭區，本來是貨倉集中地。鐵路十九世紀在地面建成，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改建成高架鐵路。隨着高速公路貨運興起，美國鐵路貨運沒落，這段鐵路到一九八零年廢棄了，雜草叢生。對於是否要拆除，同樣爭議不休，且一爭二十幾年。到二零零四年，市政府才回應居民的爭取，撥款改造。高架鐵路經設計師的精心改造，成為只此一家的空中公共休憩空間。

這大大改變了當地社區的面貌。紐約城西是個什麼地區，看過音樂劇《夢斷城西》應當有印象。如今，這裡面貌煥然一新，貨倉紛紛改建成高級住宅和寫字樓，蘇豪區很多畫廊也向那裡轉移。

保育，在一些人不適當的操作下，給人一個只顧部分人的理想、不計整體社會效益的印象。但紐約這個保育項目完全沒有這樣的弊端，所有人都得益。它已成為紐約的新地標。

廣州人民路高架橋也有條件進行這樣的改造，這條高架路比紐約的高架鐵路還長，至少有某些路段適合改造為空中花園。廣州如今的污染常為人詬病，如果能在鬧市半空打造出一條長兩公里的綠色長廊，一定也可以創造出廣州的新地標來，且帶動整個地區的改造。

要花錢去建造這樣的地標，可能說不過去；但有「廢物」可以利用，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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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高架鐵路公園網頁：
http://www.thehighline.org/

加州一所拒絕電腦的名校

Waldforf 的學生在上課

電子化已成為世界潮流，學校是培育未來主人翁的機構，能不電子化?只要力所能及，所有學校都趕這潮流，務求每人一機，一些地方更要求每個學生都有一部iPad或者其他平板電腦。「要在起跑線上決勝，就要盡早電子化！」

真要這樣嗎?

《紐約時報》一篇報道描述了一所小學這樣的場境：

──在三年班室，老師在教乘數。四乘五是多少?學生一同喊出：20。「一室人肉計算機。」

──在二年班課室，同學們圍成一圈，一邊背誦詩句，一邊拋接豆袋。

──老師連續教了三星期分數，過程是「吃」出來──用蛋糕、蘋果、墨西哥炸餅教學生怎樣切出二分一、四分一、六分一等等。

注意，這裡沒有電腦，不但課室不准有電腦，學校還要求學生回到家裡也不要接觸電腦。當其他學校爭相以課室的電子設備先進來炫耀的時候，這裡主張用傳統的方法教學和學習，主要是紙、筆、黑板、各種顏色粉筆，還有織毛衣的織針、各種樂器、各種農具等等，書櫃上放滿百科全書，學生要用鉛筆、用作業簿做功課。他們決沒有沉溺於網上遊戲的問題。

這不是第三世界貧困山區的學校，而是加州硅谷(矽谷)──美國 IT 革命發源地裡的一所學校，四分之三學生的家長與先進科技有關係，可能是 eBay，Google， Apple，Yahoo，HP (惠普)的高層人員。父母若不是高薪一族，也進不了這所私立學校，因為學費不菲，幼稚園到初中一年學費要17,750 美元，高中要24,400美元。

這就是加州頗有名氣的 Waldorf School of the Peninsula(半島沃爾多夫學校)，在加州各地有40家分校，在美國有160所分校。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源自德國，教育理念是要從實踐、從創造中學習，認為電腦窒礙人的思維、活動、溝通和視野。

在資訊科技高速發展之下，Waldorf 這一主張自然很有爭議性，主流意見認為，資訊科技更有利於學生學習。

Waldorf 的支持者不同意。一位家長說：「我完全不同意文法學校要靠科技教學。以為 iPad 上一個 app可以提高我的孩子的閱讀和計算能力是荒謬的。」

它的一位前教師說：「教學是人文體驗。當我們要提高閱讀能力、計算能力和批判性思維的時候，科技起着擾亂作用。」

有家長認為學習最重要的是參與，這是人與人的接觸，包括學生與教師、與同學的接觸。

那麼，其他同齡孩子都在學電腦，你不怕落後嗎?有在英特爾和微軟工作而後來被感召加入 Waldorf 做教師的家長說，何必緊張呢，現在的電腦都務求設計得「超級容易」使用，「像學習使用牙膏一樣」，孩子大了沒有理由學不會。

值得擔心的反而是，較難掌握的傳統技能，如寫字、計算、運用雙手創作的能力、用手用腦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不及早培養，到大了真的學不會，為的是它們不會像使用 iPad 般容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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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報道：

http://www.nytimes.com/2011/10/23/technology/at-waldorf-school-in-silicon-valley-technology-can-wait.html?_r=1&src=me&ref=general

Waldorf 網頁：

http://www.waldorfpeninsula.org/

毛筆也趨工藝品化

紅木桿善璉湖筆

上周末，一位廣州來的朋友送我一份禮物：一套三枝善璉湖筆。這位朋友在廣州有點門路，弄來的這些毛筆，據說是廣東省領導人外訪時用作見面禮的。朋友知我愛寫字，於是弄來送給我，希望得物者真有所用。

這樣的相贈，感激之餘也有些感慨和納悶。湖筆很有名，是淅江湖州善璉鎮的產物，但與廣東毫無關係。怎麼廣東領導人要以它作禮物?這是說明廣東沒有文化、沒有具代表性的文化禮品嗎?

應當說，廣東出名的文化工藝品還有的，例如佛山的陶瓷、肇慶的端硯、潮州的刺繡都很有名。選用湖筆，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外訪時攜帶較方便，且最具中華文化特色。可是，就別指望有多少人會真的用上了。

內地有這樣一句話：「喝的不買，買的不喝。」這是就名酒而言的，就是說去買的人都是買來送禮的，而愛喝名酒的人通常不用去買，自然會有人送來。這句話用到毛筆上，可能就不對了，情況很可能是「送的不寫，受的也不寫」。毛筆已逐漸變成純粹的文化標誌，甚至趨向工藝品化。

朋友送我的毛筆，也有這種味道，毛據說是熊毛，筆桿是紅木的，用一個仿紅木的盒子裝上，顯得很名貴。我相信，真正寫書法的人不會買這種毛筆。

筆是湖州市著名的王一品齋筆莊的產品。到網上一查看，王一品齋頂頂有名，始創於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是歷史最悠久的湖筆筆莊。它最名貴產品的筆桿，有用玉石、瑪瑙、牦牛角、紫檀等材料造的。以我的粗淺經驗，這樣的筆不會好用，因為筆桿太重，拿得吃力，而且頭重腳輕，不好控制。紅木筆桿已嫌太重了。這樣的筆已脫離實用，近於工藝品。

已故著名書法家沈尹默曾給王一品齋提過幾條意見，其一是「裝飾不要過於浮華」。這看來已難避免了。

文房四寶紙筆墨硯當中，起碼已有兩寶變成了純粹的工藝品，就是硯和墨。硯基本上已沒有實用價值，除了某些很講究的書畫家，不會有人研墨作書畫。啟功就說，現在的瓶裝墨汁很好，不必再研墨。不久前清理家中雜物，我就把好幾個墨硯送走了。不捨得送的幾個，相信也難有用武之地。

我以前也得過朋友轉送的「省長級」禮物湖筆，送出者還是淅江省長呢，湖州屬他管轄。可惜毛筆的質量令我大失所望，及後了解到善璉毛筆生產沒落的現狀，就更悵然了。

有人認為，善璉在歷史上曾創造過毛筆生產的輝煌，一定程度上是某種封閉性造成的，這使善璉筆工們能夠安於單調、辛苦的生活方式。而這一切，已隨著流動和開放而改變。善璉鎮是一九八五年才通汽車的，從那以後，善璉以前唯一對外交通的碼頭逐漸荒廢，毛筆生產也一樣。「鎮上的六七百名筆工裏，40歲以下的不會超過10個。」這還是三年前的情況，如今，相信更沒有年輕人入行了。

得到的這幾管「豪華裝」善璉湖筆是不是好用，我心裡完全沒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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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怪不得，湖筆沒落了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1.html

善璉湖筆走向沒落：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8-06/24/content_15878020.htm

卡扎菲要問自己的問題

卡扎菲與奧巴馬

遊戲都有規則，都是人定的，經常可以改變，從乒乓、足球到麻將都一樣。主導規則變化的人，自然都是有權力之輩。誰的權力大，誰就可以左右大局，讓規則有利於自己。所謂公平，無非就是按規則行事而已，若規則本身不公平，公平就只是空談了。

戰爭不過是人類爭奪利益的「遊戲」，於是也有規則，就是所謂「戰爭法條約」(Treaties on the Law of War)，有關的各個條約規定了交戰行為許可的範圍、交戰者的資格、使用武器種類和戰鬥方法，以及對俘虜、傷病員和一般平民的人道主義待遇等。具體包括不得攻擊有標誌的醫療機構、教育機構、宗教機構、未設防的城鎮、村落等；禁止使用毒氣、細菌武器；禁止暗殺手段，且不能虐待戰俘等。

於是，當有跡象顯示利比亞強人卡扎菲是被人近距離開槍打死之後，就有聯合國人員在記者採訪下說，要進行調查，看是否有人擅自把他處決了。

這就使人詫異了：不經法律程序、在距離卡扎菲多遠之外把他殺死才算是處決?處決的武器有沒有限制?只限於手槍、步槍等槍械嗎?用聰明炸彈、飛彈又如何?

已有反對派民兵承認，是用兩顆子彈要了卡扎菲之命的。按戰爭法的有關條約，這民兵可能要受審了。

可是誰都知道，北約的飛機近幾個月來一直努力要取卡扎菲的命，可以瞄準一個窗口攻擊的聰明炸彈一再落到懷疑卡扎菲會藏身的地方。卡扎菲未被民抓獲前，才剛逃過北約戰機的攻擊。若卡扎菲被北約戰機打死了，即使不屬處決，也該是暗殺吧?

或許不能說是暗殺，因為這分明是「明殺」，這就不要旨望聯合國會進行調查了。

如果要怪這不公平的話，只能怪規則本來就不公平，因為它是由最講文明的西方國家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定出來的。兩次大戰都是從歐洲爆發，然後波及到其他無辜國家。

卡扎菲死前最後一句話據說是質問打他的民兵的：「你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嗎?」

這句話或許更應當問他自己。卡扎菲絕對是個毀譽參半的人，他是支持者眼中的「民族英雄」、「革命領袖」，是反對派眼中的「瘋子」、「暴君」，是西方國家眼中的「自由世界的敵人」、「國際恐怖主義的幕後黑手」。可是到了「九一一」之後，他「從良」了，投向西方，成為美英法意等國的上賓。這樣的顛三倒四，沒有讓他在最後的日子左右逢源，反而令他四面受敵。他在國內受到反對的原因之一，據說是他不夠「革命」了。

有一點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他掌權的四十餘年中，利比亞是非洲第一個擺脫貧困的國家。這拜石油之賜。石油是福，卻也是禍。如果不是豐厚的石油資源，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決不會那麼積極「關心」利比亞人的「民主」，不會動用那麼多個北約成員國的軍事資源去對付他。

利比亞人有多少?只有六百四十萬，比香港還少六十多萬。

馬丁路德金塑像反映的問題

塑像的立意源自《我有一個夢》：「憑着這個信念，
我們就可以從絕望之山鑿出希望之石。」

昨天提到，Thomas Friedman在文章中向美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與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打交道而沒有優勢?告訴我你該怎麼辦。」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中國稱為「超級大國」，這自然是誇大其詞了，是作者有意嚇唬美國人，而對中國人則有「捧殺」之嫌。中國儘管在經濟總量上已排行世界第二，但用13億一除，就要排到一百之後了，何「超級」之有?

可是美國人卻真的得調整一下心態，適應中國在各個方面地位冒升的事實。這絕對不容易，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觀念要清除。這源自美國傳媒長期以來對華人形像的扭曲塑造，對中國負面的意識形態抹黑，還有美國從主宰地位下滑中的慣性抗拒。

近日一個例子，是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一座三十英尺高塑像在華盛頓國家公園落成在美國引起的爭議，焦點是它 Made in China。

馬丁．路德．金紀念公園的籌建歷時已逾15年，是華盛頓唯一紀念一位非總統、唯一紀念一名黑人的紀念公園。全球52個國家、二千餘設計師為此提出了九百個方案，最後中國湖南的雕塑家雷宜鋅獲選為塑像的總設計師。這不是他找上門的，而是公園的籌委會找上他的。

二零零六年，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舉辦了一個國際石刻比賽，邀請世界各地藝術家到那裡用明尼蘇達州的石頭創作，以公開陳列。紀念公園籌委會一直為找不到合適的塑像人選而煩惱。三名負責人在看到《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後，飛到聖保羅市，看能不能踫上運氣。結果認為到那裡參與創作的雷宜鋅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並邀請他到華蘋頓詳談。最後要一位國會議員插手，才解決了簽證逾期問題，讓雷可以成行。

幾年來，這一直有爭議，到塑像在奧巴馬主持下落成，聲音就更響了。主要的批評是：為什麼要把工作交給「共產中國」的中國人做?為什麼不讓美國人而且是黑人做?塑像的面孔太像亞洲人了，衣服皺摺太「革命」化，雙手交疊的姿態太對抗性，目光太銳利有違馬丁．路德．金的溫和路線……。有人還言之鑿鑿，說石像的花崗岩是用奴工開採的。到石像分成159塊從中國運來，又有人提出不能由中國工人裝嵌，要用美國工人。唯是美國沒有人掌握把花崗岩無縫接合的技術。

這樣的爭議、批評顯然太意氣用事了。難怪一名黑人評論員作出批評，題目是「馬丁．路德．金塑像反映了美國的醜惡(MLK Statue Shows America’s Bad Side)」，主要是在商業操作下，什麼事情都庸俗化、簡單化了。

美國真的得改變一下心態。英國《金融時報》日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人應學會喜歡人民幣」，文章也是從美國參議院通過法案，試圖就人民幣匯率打壓中國說起的，指出美國人一些攻擊中國及其他低工資國家的刻薄話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而這只會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文章說，「有一些辦法可以讓美國及其它發達國家提高生產率和解決貧富不均，但隨意改動人民幣匯率不是辦法之一」，而「要求中國加快讓人民幣升值無論如何都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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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宜鋅在美接受中文電視採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3d9b160100wts3.html

《金融時報》文章：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41149

從香港發回美國的忠告

美國一名藝人在街頭求職

「我們為什麼這般脆弱?因為我們缺乏優勢。」

這麼一句話，說的是誰?很多中國人會對號入座，尤其是在若干年前；香港人也會代入其中，特別是在內地高速發展之後。你可能想不到，這個「我們」指的是美國，說這話的，是 Thomas Friedman，《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而這話更是就美國面對人民幣無能為力之下說的。

他就美國國會又在爭論一個要人民幣升值的法案，從香港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三個觀點：第一，希望提出法案的議員努力不懈；第二，希望這些議員功敗垂成；第三，希望美國人不要以為這法案可以降低美國的失業率。

這篇文章照顧了美國人對中國不友善的情緒，卻又指出了美國人不懂世情的盲點。美國順着他的思路，該可以把文章看下去，但未必可以看得明白。

他首先鞭撻中國一番，認為中國以「數以噸計」的金錢來操控人民幣匯價，造成不公平貿易，應當教訓中國，而中國除非受到迎面的壓力，是不會讓步的。

可是他又祈求上帝千萬不要讓這個法案得以通過，因為這會在大蕭條之際掀起貿易戰；美國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就用過這一招，結果得不償失。更糟糕的是，這麼一來，美國會對眼前的現實失焦，看不到徵結所在，這就是：在全球化與資訊革命同步強化──當今世界最重大事情──之下，如何調整勞動力市場?

全球化加強，意味着越來越多產品和服務的工序可以轉移到海外去；資訊革命強化，意味着越來越多產器和服務的工序可以非人手進行。

他指出，無論人民幣怎麼升值，美國已失去的勞動力密集職位，永遠不會再回到美國來，因為工資差距太大了。而中國靠廉價勞動力裝配完成的產品，能賺到的其實很少。以他寫文章所用的戴爾(Dell)電腦為例，說是「中國製造」的，但價值和利潤的絕大部分──所謂「獅子的份額」──落入美國德州的戴爾公司口裝中，因為產品是它創製的，全球化的生產是它統籌的。

他認為美國人現在不應與中國人在組裝工序上爭奪，而是要集中精力搞「美國創製」(Imagined in America)、「美國統籌」(Orchestrated in America)，又或者「由聰明的工人以更聰明的機械人在美國製造」。這樣，美國的總產值即使同中國一樣，但美國用的工人少得多，人均收入自然高得多。

文章是在香港寫的，他筆鋒一轉帶到香港來。他告誡美國人，不要以為要靠到工廠打工才能享受到中產階級的生活。香港幾十年前也是製造業中心，可是經過順 利轉型，現在的生產總值97%來自服務業(按：香港的統計是92.6%)，去年接待內地遊客2300萬。美國去年才接待了80萬中國遊客，很多中國人要去，但美國以簽證卡住，不准人境。文章說，美國如果能像香港一樣做中國遊客的生意，一年就可以吸納1150億美元。

Thomas Friedman 說，「此間官員」(不知道是不是指香港官員)出了個主意:不妨讓中國企業去美國修橋築路兼得經營權，若干年後再把經營權交還美國政府。作者說：「這可能是我們重建基建的唯一方法。」這話一定傷了很多美國人的心。

結話的語氣更重：「不錯，中國操控它的貨幣、限制進入(中國)市場。但是我們為什麼這般脆弱?因為我們缺乏優勢。我們不儲蓄，我們消費過量，我們沒有計劃，我們對基建和教育的投資不足。與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打交道而沒有優勢?告訴我你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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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ytimes.com/2011/10/19/opinion/imagined-in-america.html?_r=1&partner=rssnyt&emc=rss

薈萃東西南北的素食

芝士雜菌撻

由於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素食近年有益受歡迎之勢，而素食的菜式、花樣也越來越多。昨晚去吃了一頓素食，又發覺有了新變化。

那是一家「私房菜」素食館，在灣仔克街一幢大廈的閣樓。所謂「私房菜」，其實有走「法律罅」之嫌。它在街外沒有招牌，門口則標明只招待會員，其實卻是誰來都招待。「只招待會員」，只是為了避免按足公共飲食場所的嚴格要求裝修布置而已，目的是減輕經營成本。在北角電氣道也有一家類似的素菜館，也一樣「不公開」營業，好像還要入了會才能訂檯，而入會卻是免費的。

昨晚光顧這一家，已吃過幾次，地點也變了，而布置的風格依舊，就是彰顯禪佛，而帶東方色彩的混雜與神秘，泰國、西藏、漢傳的佛教都沾上一些。牆上掛滿同一人的毛筆字句，似聯非聯，有點禪意而字形有惡相。

倒是地方比一般的酒家闊敞，座位之間以活動屏封相隔，讓客人坐得舒服。更好的是，食物很不錯。

香港吃到的素食，有很傳統的。主要食材是豆製品、菌類、蔬菜，有新鮮的，有乾製的。各處廟宇齋堂供應的都是這類素菜，花樣很少，常常是菜名不同，而用料、味道沒差別。這些食材都屬於「瘦物」，常有苦澀味，因而要多用油。這使人多吃幾次就不想再吃，除非是出於宗教信仰才會常吃。

人們為了要吃得健康些，要少吃肉少吃油，無形中形成了新的飲食市場，催生了新派素食。早些年，一家源自江南的素食館在港九連開分店，如今不知什麼原故，好像不見了。這館子的食物不錯，較傳統而有別於廣東式齋菜，但價錢較貴。

昨晚去吃的一家，走創新路線，標榜東西南北薈萃，即把北方的、日本的、東南亞的、西方的素食來個大雜燴。

我一直覺得，素食可以搞出很多花式，單是利用水果，應該就可以花樣百出，再加上不同地方的烹調方法，冷的熱的，採用不同的調味料，變化會更多。

與兩三年前光顧相比，這個私房菜的菜式有了很大分別。以前，比較刻意摹仿葷菜。他們的食物摹仿起葷菜來，從形狀、口感到味道，都逼俏得讓你驚奇。我記得吃過假的豬肚、田螺，都幾可亂真。這無疑比那些齋燒鵝、齋鮑魚高明，但還未脫離那個檔次。

昨天吃到的，顯然已拋開那些羈絆了，不再靠葷形葷相招徠，儘管那鍋咖喱裡的還是「牛丸」、「魚彈」。而那西洋菜忌廉湯，則分明是西式的湯，把焯熟的西洋菜絞碎製成。這該是西洋沒有的，很合廣東人口味。新上市的西洋菜於是產生了新菜式。

所謂「私房菜」，都不設菜單，師傅煮什麼你吃什麼，所有客人一樣。菜都很好，我們十多人都滿意。只是有一點一直沒有改善，就是分量太多，菜式有十多款，讓人吃不消。記憶中，第一次來吃時的分量還要多，結果是活受罪，這就很不健康了。

告別樊篱，再迎風月

大廈外牆的竹棚終於開始拆卸了

熬了差不多一年，我所住大廈終於可以煥然一新、破繭而出了。

這座大廈已有接近四十年樓齡，一直沒有進行過大規模修葺。直到一年前，才突破重重困難，展開大型維修工程。整座大廈因此被棚架、膠網包裹起來，翻新外牆、更換管道等等。在政府的推動下，香港自六七十年代建築高峰期起建造的大廈正紛紛展開樓宇更新工程，有成千上萬的大廈會陸續動工。有關行業的勞工因而吃香、短缺，工程常常因為人手安排跟不上而誤工、拖延。於是，我們被困了接近整整一年。

終於可以解困，是因為棚架不得不拆了。準確點說，是有關的保險將近到期，若不趕在保險逾期前拆掉棚架，之後若發生事故就麻煩了。棚架涉及不少風險，稍不小心就出事。星期天那天，我在陽台上一邊做我的雕刻，一邊注意着拆棚工人工作。這些膽色過人的漢子在離地二十幾層樓高的竹棚上活動如履平地，身上都有安全裝置而誰都不用，不會每移動一步就把安全扣扣在某個可以保證安全的地方。十幾人的合作、默契真如流水行雲，不用多說話，就把我所住單位外的竹棚，除除從上到下拆卸，像一支軍隊向下掃蕩推進。不幾分鐘，探頭下望，他們已把工作面推到十餘層樓以下了。

後來才知道，還是出了點意外：一根竹竿傳送到地面時，不知道怎的，擊碎了一輛汽車的擋風玻璃。最大的損失可能是保險公司吧?

棚架上的膠網，約十天前已先拆除，如今再拆去棚架，眼界豁然開朗了，可以再清楚眺望維港景色。曾說過，清人朱彝尊有副對聯特別適合我家的陽台：

不設樊籬 恐風月被他拘束

大開戶牖 放江山入我襟懷

過去一年，江山、風月都被阻隔、被拘束了，我們如置身樊籬，晚上睡覺連窗子都不敢打開。這種感覺，待另兩邊的棚架過幾天也拆掉，才可以完全消除。

有時候，一個環境儘管不如意，可是你一旦適應了，要回復原狀，也得適應一下。過去看過不少這樣的例子，有人被送到農村生活幾年後，重返城市，難以接受都市的喧囂、緊張而回到鄉下生活去；更有人在監獄裡失去自由幾十年後，無法自主地融入自由世界，要求重返監獄。

拆棚了，我竟然也有這樣的感受。

因為竹棚上會有工人爬上爬下，我們一年來一直用白色的膠片把窗戶的玻璃封上，讓外面看不到裡面情形。於是，在屋內活動可以隨意些。拆棚了，我就想，要不要把膠片也拆除?還是保留下去，即使拉起窗簾也不虞「春光乍洩」?

看來還是要把阻住視線的膠片拆去好些，它保住了隐私，卻也真拘束了風月。前天晚上，偶然從東面打開不大的窗子望出去，看到大半輪檸檬黃的月亮在山上大廈的夾縫中升起，才發覺對這景色久違了，而這初月掛簾櫳的景象其實常到窗前來。

好了，準備重新迎接「風月無拘束、江山入襟懷」的日子吧。

雕刻，塑像，刻字

吳為山：《睡童》

 關於雕刻，大師羅丹說過一句俏皮而又實在的話：「雕刻很簡單，把你不想要的弄走就是了。」不管你是動刀還是動斧，不管你面對的是什麼材質，把不要的剔走，剩下的就是你的作品了。至次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雕刻加塑像，是為雕塑。雕刻是減法的藝術，塑像是加法的藝術，從無到有，一點加一點而成形。用羅丹的邏輯去說：塑像很簡單，把你想要的堆起來就是了。

我很喜歡看雕塑，有時，一個出色的人像雕塑，比真人還耐看，即使看的是照片，也有這樣的感覺。香港街頭、公園也有一些雕塑，早年的，都是英國殖民時代留下來，沒有幾個香港人會注意是誰的塑像。中環皇后像廣場立的卻是一個男人塑像，也沒有誰有興趣質疑。近年多了一些新的雕塑作品，九龍公園最多，很多是香港人的作品，但沒有幾件讓人印象難忘的。最出名的，可能是星光大道的李小龍像了，而這不是出自香港人之手，是廣東藝術家的創作。

廣東省有很多出色的雕塑藝術家，廣州就有多個雕塑藝術公園，擺設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市中心中央公園內的作品，就件件值得欣賞。廣東老一輩雕塑藝術中最出名的是潘鶴，廣州有個以它命名的雕塑公園，陳設有二百多件他的作品，包括深圳的標誌《開荒牛》。

楊學軍：《開路先鋒》

剛才又發現，廣東另一雕塑家楊學軍教授的作品《開路先鋒》，獲美國堪薩斯州藝術委員會選作永久收藏，今年七月已運抵美國堪薩斯州國家雕塑公園。這是紀念十九世紀初為修建美國太平洋鐵路的廣東籍華工們而創作的，也是廣東省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百年風雲」一百件簽約作品之一。作品高三米，以鑄銅、鋼、鐵混合構成。

全中國計，出色的雕塑家多不勝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南京的吳為山。原因之一，是早年在香港藝術中心看過他的個展。展品包括他的著名作品《睡童》，這是作者以朋友四個月大外孫為原型捏製的。作者當時正發高燒，但為眼前「天使般的形象」所感動，捏起一把泥瞬間就完成了創作，作品後來在英國獲了獎。

吳為山把自己的雕塑稱為「寫意雕塑」，認為「寫意，處於寫實與抽象之間，它既不會使人產生一覽無餘的簡單，也不會令人有望而卻步的深奧，它引導人們在一種似曾相識的心理作用之下，去把玩、體味、感覺藝術作品的整體及每個局部、細部的『意味』。」羅丹的雕塑融寫實主義與印象主義於一體，吳為山的雕塑則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寫意融進去了西方的寫實主義。

牌匾刻字

我沒有機會接觸雕塑，頂多刻點印章、牌匾之類而已。上周末就為了給朋友刻個招牌忙了兩天。朋友找來的是一塊松木板，噴上深啡色後，文字陰刻，現出原本的淺杏色，很鮮明。可是松木的纖維很粗糙，用小型電動雕刻機雕過的地方，非常毛糙，要花很多工夫打磨收拾。牌匾陰雕的字常會貼上金箔，筆劃凹下處要打磨得很光滑。我沒有工匠的手藝，做不來，而且也喜歡留下「斧鑿痕」，似帶毛筆筆觸感，看來更自然。字後來漆上透明光漆，帶點金黃，在燈光下，仿佛是金色的。

這樣的雕刻其實很簡單，把不要的弄走而已，不過加上寫字、黏貼、打磨等，着實要花些工夫。

「根與魂」，可欣賞，難樂觀

演唱侗族大歌的小姑娘

假如我是台上的表演者，會覺得難過，為的是隆重其事的遠道而來，見到台下觀眾席填上不到一半。我在台下看也難受，既為表演者，也為香港人。

或許也不能全怪香港人，也要怪這個「展演」的宣傳。宣傳不足嗎?也不是，地鐵站有一定數量的大幅廣告，標誌着「根與魂」。可是你看到了，知道這是什麼回事嗎?

我一個多月前就看到了宣傳單張，32開的，很小。「根與魂」是什麼回事?好奇之下拿來細看，才知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但「展演」又是什麼回事?是「展覽」加「演出」、還是「展示」加「演出」的新合成詞?翻到單張後面，才了解清楚些，知道是十個獲列入聯合國和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的演出。這樣的項目，全國有一千二百多個，其中很多是文藝表演性質的，有器樂、歌唱、舞蹈等，挑選來港演出的項出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古琴、泉州南音、蒙古族長調、侗族大歌等，還有從新疆、西藏來的藝種，都很有欣賞價值。於是便立即買票了。

可是，你光看「根與魂」三個字，又不明白「展演」何所指，就錯過這個難得的欣賞機會了。

這個演出有兩場，我昨晚看的是第二場。演出由國家文化部與特區民政事務局主辦，第一晚的演出，可能有些頭面人物出席，場面一定熱鬧些。可是第二晚的演出，觀眾席上就太冷落了。

舞台上卻很熱鬧、可觀。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都在一個地方有過很長的成長、傳承期，經歷過歲月的磨洗和一代又一代藝人的加工鍜造，一定有它的精彩之處。就算不懂得欣賞，也值得認識一下，長點見識。

例如泉州南音就非常值得看看，我要靠字幕才能聽懂一些，但仍常常不知唱到哪裡去了，因為字音與廣東話、普通話常有很大距離。泉州南音保存着大量唐朝遺韻，以撥子橫彈琵琶就如敦煌壁畫所見的一樣，而與現今豎彈的琵琵大相逕庭。明乎此，台上的一音一字、一舉手一投足就大可尋味。

侗族大歌，過去也在電視和一些歌舞演出上看過。這次作為獨立節目演出仍然讓人大開眼界，它更加突出侗族大歌無伴奏、無指揮只靠互相感應作多聲部合唱的特點。唱的是一班平均只有十歲的小姑娘，自然的嗓音天然去雕飾，即使歌曲裡有大量散板、節奏自由，也難不到她們的合作。

由於主要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的衝擊越來越大，人們對祖宗留存下來的文化遺產增加了保護意識。香港日前舉行了「亞洲文化交流論壇」，就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題。

可是我總覺得，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傳承下去，是不能靠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關鍵是社會是否需要它的存在，和它本身是不是有獨立的生存能力。這就如一個人，如果病入膏肓了，你即使能用最先進的藥物、儀器維持他的「生命」，他也只不過是植物人，生存已失去意義。譬如侗族大歌，它是與侗族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人倫禮俗等密切相關而存在的，當這些都變了，年輕人都到了山下城市討生活，侗族大歌能存在多久就令人擔心。當侗族大歌進入了音樂學院的課程，它已不是真正意義的侗族大歌了。

有些人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終只能送進博物館去。這很無奈，但博物館就是為此而存在的。

楊憲益：是真名士自風流

楊憲益家中客廳的對聯

同事買了《楊憲益傳》，記得我在閒聊中談過楊憲益的打油詩，便拿了書來讓我看看其中的一些詩作，所輯果然不乏炒趣環生之作，不過也多悲情與怨憤。楊憲益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中華之精英，中西學養皆出類拔萃。他們又都經歷了大時代的波瀾跌宕，合應有「文章憎命達」之傳世作品。

提起楊憲益，很自然想到「是真名士自風流」之句。這是掛在他舊居一幅楹聯的下聯，楹聯是已故北京奇人王世襄手書的，上聯是「從古聖賢皆寂寞」。更叫人絕倒的是楊憲益自此改寫的對聯：

難比聖賢，不甘寂寞；

冒充名士，自作風流。

這是他的自我寫照與調侃。

楊憲益自小才氣橫溢，留學英國而學貫中西，成為中國最出名的翻譯家，譯成英文的中國名著有《紅樓夢》、《老殘遊記》、《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離騷》、《長生殿》、《牡丹亭》、《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十五貫》、《魯迅選集》等等。

他喜歡簡潔的文言文和舊體詩。初中時，中文老師出題要寫郊遊記，他「懶得寫」，寫了一首詩交差，老師覺得比他寫得還好，給了一百分。他又在初一作文《論駁〈文字改良芻議〉》，大罵胡適，認為白話文絕對替代不了文言文。語文老師又給他一百分。

楊憲益從來不寫新詩，只寫舊體詩。他自嘲說「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人們也說他的詩是打油詩。他的詩其實不屬打油詩，因為格律嚴謹，只是「不嚴肅」而已，內容風格屬似打油詩。

他好煙好酒，這方面的「打油」就很多。如有《祝酒辭》曰：

常言捨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不丈夫。

值此良宵須盡醉，世間難得是糊塗。

另一首《謝酒辭》改了幾個字，而意義迥然有別：

休言捨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亦丈夫。

值此良宵雖盡興，從來大事不糊塗。

他的詩被親朋好友收集去，出版了《銀翹集》。名字源自與黃苗子一次和詩中的聯句：

久無金屋藏嬌念，

幸有銀翹解毒丸。

啟功誇讚這句子。黃苗子說這樣精彩的名句，除了學識天分，還得加上酒精，才能泡得出來。楊憲益則自言，銀翹清熱降火，他的詩多是火氣發作時寫的，用銀翹來下下火「似乎還合適」。

他一九八九年曾寫過：「有煙有酒吾願足，無官無黨一身輕」。錢鐘書見了，寫信表示欣賞，但覺得「吾願足」和「一身輕」對得不夠工整，建議改為「萬事足」對「一身輕」。如今，兩位巨匠皆故去了。

楊憲益為落拓不羈，興來打油，常有驚人語，例如題為《戲答謝嚴文井兄送蛤蚧酒》的一首：

早知蛤蚧壯元陽，妻老敦倫事久忘。

偶見紅顏猶崛起，自慚白髮尚能狂。

久經考驗金剛體，何用催情玉女方。

聖世而今斥異化，莫談污染守綱常。

詩後有注云：「少時讀清人筆記謂某理學家每作日記必書某夜與夫人敦倫幾次。某新詩人常言新詩界的第幾次崛起，故戲用此詞，並非如此色迷心竅也。久經考驗者，酒精考驗也。」從「異化」兩字看來，這詩應是八十年代中之作。

楊憲益之「離經叛道」，似有家學淵源。他的四爺爺楊士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生前寫有自輓聯：

平生愛讀遊俠傳，

到死不聞綺羅香。

「不聞綺羅香」指沒娶姨太太也。家屬曾以輓聯「不合官體」而拒絕懸掛，後來它的弟弟楊士琦堅持按兄其遺願辦了。

美國向前列腺癌篩查叫停

美國近日有個有點熱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男性之間，就是該不該做前列腺異常抗體篩查，簡稱PSA 篩查(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screening)。事緣美國權威的「美國預防治療專家小組」(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發表了報告，建議很多年來一直在中老年男性間推行的這項篩查不要再推行了。消息上星期已見諸報章，這個星期會正常公布。

這馬上引起關注，受到影響的各方，例如保險公司、醫院、醫生、藥廠等馬上眾議紛紜，當然還有最切身者──有病或未病的中老年男性的意見，連《紐約時報》也發表了社論。

這個專家小組由16名獨立的專家組成，專門為各種各樣的篩查項目的必要性作出評核，看哪些應定時進行，哪些不必。PSA檢測被評為最低的D級，原因是弊多於利。

這個篩查若顯示抗體指數越高，癌變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是，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也可能使指數上升。美國的研究顯示，癌變的風險在不同 PSA 指數下都存在。指數在4.0以下，風險是15%；指數在4.0至10.0，風險上升至25%；指數達10.0以上，風險達67%。

安全線該劃在哪裡?美國定為4.0，這很有爭議，有人主張高些，有人主張低些。

問題在於，靠這個指數來測定前列腺癌的假陽性機率很高，而且前列腺癌的成長特別慢，很多病人到因為其他原因死亡了，前列腺癌還未惡化。據《紐約時報》報道，就算病人的前列腺癌屬急性，也沒有證據證明及早治療對這病有好處。

據專家小組的數據，從一九八六年至二零零五年，美國有一百萬男性因為接受PSA檢驗進而接受了手術或電療，又或雙管齊下。結果，五千人術後死亡，一萬至七萬人產生嚴重併發症，半數人的精液長期帶血；另導致二十萬到三十萬人性無能、大小便失禁，有些人兩者兼而有之。

要指出的是，專家小組的建議只針對健康正常、並無有關病徽的男性，而不適用於已出現病徽或正接受治療的病人。

美國達茨茅思衛生政策與醫務學院教授Gilbert Welch認為，進行前列腺癌號乳癌這樣的預防篩查，就好像賭博，有贏有輸，而且總是輸的遠多於贏的，因為醫生和病人對些微不正常病況都會反應過激，「有殺錯無放過」，而實際上，檢驗結果屬於假陽性的很普遍。

他認為這樣的篩查常帶來過當治療(overdiagnose)。他指出，篩查得到的數據應當只看作是估值，因為不同的人群的數值不一樣，不可一概而論。他著有《過當治療：治病反得病》(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 )一書。

這樣篩查的贏家有多少?據他說，每一千人篩查十年(乳癌或前列腺癌)，可以減少一例死亡，即少於0.1%。相對之下受過當治療之苦的輸家，乳癌有5到10人，前列腺癌30至100人。

難怪發明 PSA 檢驗方法的 Richard J. Ablin 醫生面對這樣的後果，大為慨嘆，稱之為「公共衛生災難」(public health disaster)。

對於乳癌和前列腺癌是否要進行篩查，爭議很大。就在專家小組提出停止前列腺癌篩查前不久的十月初，美國展開了Breast Cancer Awareness Month (防止乳癌月)，大力推行預防篩查。這真是男女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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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社論：
http://www.nytimes.com/2011/10/11/opinion/questioning-prostate-cancer-tests.html?_r=1&ref=editorials

旺角，大俗大雅同在

剛光顧了旺角一家樓上書店，就在翌日的報紙上讀到一段有關那裡樓上書店經營艱難的報道。有書店店主預言，九成樓上書店會在十年內倒閉。到附近的街道走一走，不能不有這樣的擔心，或許還覺得，十年的時限太樂觀了。

說來慚愧，我並不熟悉旺角的樓上書店。我住在港島，主要活動範圍也在港島，對旺角越來越不認識了，雖然那曾經是我很熟悉的地方。近年每次到旺角去，都有被轟炸的感覺，被那裡節奏緊湊的繁華與雜亂轟得暈頭轉向。

可是若要說香港特色，這是最典型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港產電影特別多旺角的影像和故事，電影難免誇張，但以旺角作為講述香港故事的背景，卻十分恰當。這裡是香港最齷齪的地方，但也是香港最有生氣的地方。什麼叫香港式的「搵食」、打拼，到這裡轉悠一下就有真切感受。

我曾在旺角生活過幾年，狡兔三窟，住過三個地方。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是遙遠的港島燈光。這在現在已近乎不可能見到了，因為旺角已成了一個「內陸盆地」，盆地和周邊的高樓大廈形成又高又密的屏障，決無法遠眺。而從前我住在花園街，在大概五六層高的樓上，往南望去，可以一直望到港島。夜裡，港島燈光華美，半山上的路燈如項鍊凌空懸掛，晶瑩明亮。如今，即使跑上這裡最高的朗豪坊的頂層，看到的那條項鍊也一定不如從前耀眼，因為周圍的燈光太璀璨，因為空氣已失去昔日的透明。

朗豪坊有豪華酒店，格調與旺角的喧囂繁雜格格不入，可是作為遊客而要真正感受香港的獨特風味，住在這裡不失為上佳選擇，一走出酒店大門，就會迷失在大都會繁華當中。這繁華是香港式的，更準確點說，是旺角式的，因為旺角式的繁華，與香港其他地區的不一樣。

最近一再聽朋友說，港島與九龍不同。一個誇張的說法是，港島的人斯文些。我對此沒有考究，但若說旺角，那就非常別具個性。它很有生命力，草根式的，張揚、潑辣、野性，個性鮮明，不講究章法。這樣的草根與鄰近的深水埗、油麻地、九龍城、荃灣有時太寒傖的草根性大不相同。它又十分時尚，也是極富生命色彩的時尚，誰都可以親近，從青春少艾到花甲古稀都可以得到滿足。這與中環距人於千里的時尚，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你會說，旺角是香港俗艷的品牌，是紅黃藍白黑、各種色彩鋪染雜陳之地，與高雅沾不上邊。可這就錯了，愛好書香的文化人很多偏愛這裡最集中的樓上書店。一位家住港島的同事就愛到這裡找書。蒙他介紹，我上星期六到這裡，想趁一家樓上書店搬遷大減價，買北京三聯版的饒宗頤的《文學與神明》，可惜遲來一步了。

我不熟悉那裡的樓上書店。看翌日的報紙報道，才知道樓上書店在那裡的盛況，短短距離內有十多家。樓上書店不是從一開始就在樓上誕生的，而是商業生態演變的結果，因為樓下租金太貴而紛紛搬到樓上去，目前又出現被迫再上層樓之勢。港島也有不少樓上書店，灣仔、銅鑼灣都有，但規模遠不如旺角。

大俗與大雅同在，這就是旺角。希望大俗不要擠掉大雅，大雅不存，「大俗」就變成「太俗」了。

唐式離婚之開明豁達

敦煌遺經的文書數量據說達五萬之多，這些文書籠統地說是「經」，似乎都只關乎佛教學說，但實際上包羅萬有，涉及社會民生各個方面，說得上隨唐前後上千年之間敦煌地區社會的百科全書。那天去聽「敦煌情懷」講座，講者之一李美賢簡單介紹了一紙《放妻書》，令人大開眼界。

所謂《放妻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離婚書。這樣的文書，在敦煌發現了12件，都屬唐宋時期遺物，都已被掠奪到歐洲去了，計英國、法國藏有十件，俄羅斯藏有兩件。這些是目前僅可以見到唐宋離婚文書，對了解那時的婚姻關係非常珍貴。

說到中國古代的婚姻關係，都會想到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等等定語，甚至會想到「七出之條」等歧視女性的律例。可是《放妻書》給人不同的印象。

「放妻」之「放」字，有論者與「放奴」、「放良」相提並論，認為顯示女子地位低下；但亦有論者認為這是「放歸本宗」之意，即讓女子離婚後回歸本家，不過表示解脫約束，並無貶意。有些文書更不叫《放妻書》，而叫《夫妻相別書》，這就更中性了。

《放妻書》有具體由某某簽寫的，但主要是樣書，以下是為唐代《放妻書》一例：

「某李甲謹立放妻書。蓋說夫婦之緣，恩深義重，論談共被之因，結誓幽遠。凡為夫婦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夫婦，若結緣不合，比是怨家，故來相對。妻則一言數口，夫則反目生嫌，似稻鼠相憎，如狼羊一處。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各還本道。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於時某年某月某日謹立除書。」

由此書可以看到，唐人頗受佛教思想影響，認為得結夫婦而共被，是前世三生之因緣，恩深義重。但唐人並不囿於教條而重實際，思想開明、開放，重視一旦結緣不合之惡果，如「妻則一言數口」(你說一句她駁多句)，結果夫妻如「稻鼠相憎，如狼羊一處」。《放妻書》雖然為求各走各路，但兩不生怨，務求「再見亦是朋友」，更有對下堂之婦的祝禱，願之「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更可再嫁「高官之主」。這樣豁達的婚書，今天亦不可見，讀來令人莞爾。

美好祝願不是偶然出現的，亦見緒其他文書，如云「相隔之後，更選重官雙職之夫，弄影庭前， 美逞琴瑟合韻之態。……伏願娘子千秋萬歲」；如云「夫覓上對，千世同歡；婦聘亳宋，鴛鴦為伴」；如云「夫則任巹賢失，同牢延不死之龍；妻則再嫁，良媒合巹契長生」；最簡單的則云：「願妻再嫁富貴……一似如魚德（得）水壬（任）自波游，馬如捋綱（崗）壬（任）山丘」。

這樣的樣書，可能有點官樣文章，但起碼得到百姓認同。認同婚姻中的兩姓地位大致平等；認同婚姻中的感情應得到重視；認同離婚後各有爭取新的幸福婚姻的自由。

敦煌遺經中反映的中國古代，不如我們想像的「封建」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喬布斯(1955-2011)

早上得知喬布斯去世，腦海中立即閃出的，是他引用過的金句：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二零零五年，他應邀出席史丹福大學的畢業禮發表演講，在演講結束時留下了這個金句。他年輕時在雜誌上讀到這句話，一直記着，作為座右銘。在這個他年輕時無緣出席的典禮上──他沒有讀完大學就自我尋夢去了──他把這句受用不淺的金句，送給了後輩。

我幾年前看過他演講的錄像，對這句話印象深刻。上過月，又有朋友傳送來這篇在網上不斷流傳的演講詞。我曾有個衝動，想到把它譯成中文，但後來一想，估計早已有人這麼做了，不必再費力。果然，一搜尋發覺，連配上中文字幕的錄像都有了。

不過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 這金句，還得花點心思想想該怎麼譯較好，因為原句有點費解。

按原話，是說「保持飢餓，保持愚蠢」，這真不易明白。飢餓、愚蠢是誰都不喜歡的，怎麼還要「保持」?

有朋友說，曾一家人議論過這句話，一議就議到為什麼北方人較聰明、南方人較愚蠢上去。這看來是從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情況得出的結論，就是發達國家都在地球偏北地區，而赤道一帶的國家都屬「發展中」。

我不知道朋友一家議出什麼結論來，我自己則認為，一個地方的地理氣候環境，確實對當地的人文性格有重大影響。偏北地區，生存條件較惡劣，那裡的人必得掙扎求存、勤奮謀生，否則難以度過萬物蕭瑟的寒冬。偏南地區，生存條件好多了，誇張點說，衣食無憂，你不耕不種也有大量果實充飢，不織不縫也不憂凍餒。這易使人慵懶，不求上進。北方人因此常有飢餓感，不得不為本身、為妻兒努力不懈。甚至喜歡「自砍柴火，以暖和身體兩次(Chop your own wood, it can warm you up twice)」。

「保持飢餓」，其實不是為了要飢餓──如現代人要 keep fit，而是要不斷讓飢餓作為驅動自己努力奮鬥的動力。依此理解，「常帶三分飢和寒」，不僅利於養生而己。

「保持愚蠢」也是這個用意。如果老是覺得自己聰穎過人，就不會努力學習了。要經常覺得自己不夠聰明，才會不斷學習，也不斷借助比自己更聰明的人，「一個好漢三個幫」。

松下幸之助深懂「保持愚蠢」之理，他說過這樣的話：「我有三個缺點，都被我變成三個優點。第一，因為我家窮，知道奮鬥才能成功；第二，沒文化，懂得要自學；第三，身體不好，懂得要依靠別人。」

依松下幸之助之說，還要多加一個「保持」：「保持貧窮(stay poor)。」咬着銀匙出生，奮鬥動力自然不足。中國傳統智慧說，「富不過三代」自有其道理。中國大陸「富二代」、「官二代」劣行不絕，正是「富」在發揮負面作用。

中國有成語叫求知若渴，意思與「保持飢餓」如出一轍。因此，Stay Hungry , Stay Foolish 不妨譯為「求知似飢，補拙若愚」。或曰：「恆覺飢，常知愚。」又或：「恆思有為，常知不足。」

13/10/10補充：又或「恆飢則勤，知愚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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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文參考：喬布斯為什麼要「愚蠢」下去?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3/09/blog-post_18.html

喬布斯在史丹福的演講(配中文字幕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pf19cvM0Eg

喬布斯在史丹福畢業禮的演講詞：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敦煌遺經散失之前傳

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敦煌藏經洞
內，點起蠟燭，檢閱堆積如山的藏經。

敦煌莫高窟，我沒有去過，但多年來通過各種渠道，對它有一些了解。聽了星期天的講座，再閱讀一些資料，又知道多一些，其一是關於王圓籙的。

王圓籙就是那個把藏經洞裡發現的數以萬計文物賣了給洋人的道士。這些洋人都只以少量銀元，就從王圓籙那裡帶走了大量無價的中華文化瑰寶。有這樣的統計：

• 一九零七、一九一四年，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兩次掠走遺書、文物一萬多件；
• 一九零八年，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從藏經洞中選取文書中的精品，掠走約五千件(伯希和懂漢語，識貨)；
• 一九一零年，藏經洞中的劫餘寫經，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
• 一九一一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掠走約六百件經卷；
• 一九一四年，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 一九二四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這統計真驚心動魄。那天港大建築學院院長何培斌在演講中介紹斯坦因到敦煌的歷史時，放映了一幀斯坦因在藏經洞裡點着蠟燭檢閱藏經的照片，照片也驚心動魄。一是由於背景中堆積如山的卷帙數量驚人；二是那燭光讓人擔心，只要一個不小心，這些千百年瑰寶就灰煙滅了。據斯坦因說，那些經文疊起來高十英尺，體積估計有五百立方英尺。這張照片，在網上也找得到，轉載如上。

藏經洞是一九零零年發現的，於是也有必要搞清楚，斯坦因第一次掠走文物之前的七年裡，發生過什麼事情?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之後，其實也知道發現了寶藏。他曾徒步50里，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藏經洞裡的兩卷經文，希望引起重視。可惜這官老爺不學無術，把經文視作兩卷發黃的廢紙。一九零二年，敦煌來了新知縣汪宗翰，一名進士，對金石學有研究。王圓籙再向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領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但只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王圓籙仍不甘心，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着毛驢奔赴肅州（酒泉），跋涉800多里，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道台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竟是：經卷上的書法不如他的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缺乏實際措施。

王圓籙無法可想，最後竟然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這時正風雨飄搖，京城裡的官員哪裡顧得上邊關這等「小事」。王圓籙的秘報信如泥牛入海之後，一個又一個不乏熱誠的西方探險家卻接踵而至了。

有關莫高窟藏經洞滄桑史的文字，都會提到王圓籙，他經常被描述成無知、貪婪的道士。但如果知道他在賣走文物前七年裡奔走經過，就不好輕易下結論了。起碼，可以扭轉藏經洞五萬件文物命運卻比他更無知的人，有的是。藏經洞文物大量散失海外的責任，不應由王圓籙一個人承擔。

敦煌對香港有何啟示?

莫高窟壁畫

敦煌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這個問題似乎有點「無厘頭」，因為兩個地方太風馬牛不相及了。敦煌位於內陸，處於西北大漠邊沿，它的輝煌出現在一千多年的盛唐；香港瀕臨南中國海，面向世界，如今是亞洲的國際城市。

絲綢之路可能是彼此的最大「公約數」，不過敦煌作為陸上絲路重鎮盛於前，而香港作為海上絲路的一點出現於後，卻是稱不上重鎮。

在昨日的「敦煌情懷」講座上，香港商務印書館前總編輯張倩儀在演講的最後部分提到了「敦煌對香港的啟示」問題，問題沒有深入展開，但很值得深思。

這是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敦煌文化及保育研習系列」三個講座的第一講，接着的兩講是「歲月流沙」和「莫高精神」。昨天的另兩位講者是港大建築學院院長何培斌和從事中國文化教育推廣的學者李美賢。

簡單來說，昨天的講座也算是敦煌與香港關係的展現之一。千里之外的敦煌，長期以來處於香港人的視野之內，可以僅屬旅遊，也可以是學術研究之焦點。當今提到敦煌學，不能不提到香港的饒宗頤。

敦煌與香港距離遙遠，直到近年，往來交通才較方便，但慕敦煌、莫高窟、絲路的大名而前往敦煌的人，一直不少。何培斌說到，他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去敦煌，從北京坐了72小時火車到市內，因為錯過了早上每天一班的巴士又不想白等一天，於是踩單車25公里到莫高窟去。

張倩儀和李美賢都老實講到，初到敦煌，並沒有留下深刻印象，都是以後有機緣再深入接觸，才被那裡從壁畫、雕塑、文字紀錄以至當地研究人員的精神感動了的。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去敦煌之前要作什麼準備?

莫高窟

三位講者是意見是一致的，就是必須要作一般的知識準備，對敦煌要有基本的認識，但能看到什麼、有什麼收穫，就要視各人的興趣、關注的方向而定了。

這是由於敦煌內涵太豐富。在時間跨度上，它現存洞窟735個，從北魏至元，歷時一千多年；在空間垮度上，它薈萃四大文明(中華、印度、兩河、希臘)，主要涉及佛教在中土的嬗變，以歷朝民間工匠的繪畫、書法、雕塑、文字表現出來。只要有興趣，從任何角度去鑽研，都可以有重大收穫。它的綜合就是敦煌學，饒宗頤是為敦煌學的大師，他以淵博的學識作基礎，似乎從任何一點切入去，鴻文巨構即手到拿來。

我等去到，最大的收穫可能限於到此一遊的照片。不過前面提到的「敦煌對香港的啟示」可以繼續思考。

如今的絲路，主要供愛好撫今追昔的遊遊者憑弔。絲路上，盡是古城廢墟，一座座曾經商賈雲集、繁華喧囂的都市，都已坍頹毀棄，高昌、樓蘭、交河……，敦煌亦如是。這樣的毀棄，都是大格局變化的結果，非人力可以挽回。氣候、政局 、技術(海運發展)等等的變化，使絲路的重要性下降，絲路上一座座繁華城鎮，最後盡埋沒在黃沙之中。

香港之崛起，因為地緣政治之因緣。全球地緣政治正發生巨變，香港周邊變化尤甚。張倩儀的演講借兩句詩作結：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香港人，想過蹉跎的代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