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拒收的孩子

Young, Gifted, and Not Getting Into Harvard

（美）米高．韋納里普(Michael Winerip)

幾個月前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我接見了另一名報讀哈佛大學的年輕人，今年最後的一個。在家門前道別了這名女孩子，看着她與母親駕車離開了，我走到街道盡頭的海灘跑步去。

這是個很特別的冬日，清冷，潮退，浪高，而陽光燦爛；沙灘，我獨佔了。我邊跑邊想：又一個出色的孩子進不了哈佛。每次接見後，我都這麼想。

我過去總為此難過，但我改變了。

過去十年來，我大概接見了四十個這樣的孩子，全國的哈佛校友都這樣做。但無論我的推荐信寫得多麼熱情，這麼多年來，只有幾年前一名女孩子進去了。我可沒有向那些滿懷期望、得到很多人誠意推荐的高中生們說明這事實。

我接見他們時，他們其實都已經摸透了有關制度的門路。個別人通過Google找到我，以為交結上我可以提高勝算。有些人事後會寄來手寫的感謝信，說能見到我多麼榮幸。

這可能是真的。

過去，我對這些討好、巴結的言行很不以為然。但自從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同樣的折磨之後，這些言行就變得感人了。他們每個人都那麼懇切。

我接見他們的原因，也隨着時間的過去而改變了。當初，我的孩子還小，以為這麼做，將來對孩子申請進入哈佛會有點兒好處。事實不是這麼回事。大兒剛進大學，沒有申請哈佛。兩名孿生子剛唸高中，也不會申請。

我們可不是故意怠慢哈佛。大兒是四個孩子中最能讀書的，他的學校成績和聯招(SAT)成績都差了一截。他的聯招分數與我三十五年前的一樣，卻是大約差了一百分上不了線。

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接見這些孩子呢?和這些聰慧而進不了哈佛的年輕人會面是很觸動心靈的事。最近的新聞報道讓事情變得更令人難免傷感了：今年，遭多家常青藤系大學──包括哈佛──拒諸門外的學生人數破了紀錄。

實際上，和這些即將被拒收者會面，使我對年輕人充滿了希望。比起我同樣年紀的時候，他們的成就大多了；毫無疑問，他們到哪兒都可以幹得非常出色。

對照之下，我好像見證了人在這三十五年間某些重大的進化，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舊石器時代的哈佛申請人，進化到今天新人類的申請人。

有個女孩子，暑假時每天早上七時就出門坐兩個小時的火車，到一家著名大學整天工作，為太空總署進行一個最尖端的老鼠無重狀態實驗。

唸高中時，我十年級的科學實驗不過是植物的向光性實驗，用鞋盒子承上泥土種豆芽，看豆芽向光屈生。

暑假裡，這些進不了哈佛的孩子，乘着帆船去研究海洋生物學，到中美洲為窮人建房子，隨着精英交響樂團到歐洲巡演。

而我在那段日子，白天只會為本市的渠務部挖溝渠，晚上則到公園賣熱狗。

聽着他們說，我眼前出現了他們父母為子女成才努力不懈的不同畫面。一個女孩子告訴我，他的父親如何讓她看總統布什和參議員克里在二零零四年總統競選大會上的演說，然後說哪一個演說得好些，原因是什麼。

另一個可愛的男孩子，聯招拿到1560分。他在暑假做癌症實驗，會演奏兩種樂器，參加了三個交響樂隊，自己作曲。他的一篇論文是重新設計一個電腦操作系統。他喜歡烹飪，着手寫一本烹飪書；一個拿手菜式是茶煮紅鮪配麵餅。

在同樣的年紀，我餓了只會啃白麵包塗花生醬、果醬，就這樣啃進了哈佛。

有些孩子報讀了十個大學預讀(AP)課程，全部拿了最高的五分。

我只讀了一門課，只拿到三分。

我看着這些孩子，又看看我自己當年是怎樣考大學的，發覺他們進化了許多，可是我決不願意和他們換一個位置，他們受到的壓力太大了。

我過去都在家門前與這些孩子道別，但自從我的孩子也長到同樣的年紀，我會送這些孩子到汽車旁去，他們的父母在那兒等着。我總是跟他們的父母說：「你們做得很出色，應當為自己自豪。」

可是我不會再為這些孩子被拒收難過了。當我四個孩子還小的時候，我期望會有兩個能進入哈佛。我鞭策他們，但當兩個孿生子讀完初中，起碼可以清楚看到，兩人不是那塊料子。他們反叛，我得認識他們是怎樣的人。

我開始明白，我盯着哈佛，並不是目光遠大，而是目光狹窄。我是在一個自成一角的藍領環境中長大的。我看不到多少可以突圍而出的途徑，有限的途徑之一，是拿好成績、進名牌大學。

我的四個孩子則成長於中上階級的世界，他們環視四周，有很多上進之路。我妻子的兩個兄弟讀的是主流大學，都幹得不錯，一個做推銷員，一個做建築工人，都找到自己的最好出路，都卓然有成。

那天，我在沙灘上邊跑步邊思索的當兒，一個聲音把我怔住了。「老爸！嘿！老爸！」是我兩個孿生子之一，森米，他可能會進入不錯的州立大學。他正在冰點的氣溫中滑浪，渾身都濕了。除了我之外，沙灘上就只有他。他高聲呼喊：「多好的日子！」他的快樂泌透了我的心。

米高．韋納里普（Michael Winerip）當了三十記者，目前是《紐約時報》的教育問題專欄作家。

（蕭雪樺摘譯自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