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三，憂樂圓融

日前在這裡介紹過龐朴的「一分為三」觀點。今天再補寫一下，介紹龐朴「 一分為三」分析中國的人文精神，得出「憂樂圓融」的結論。


他是從兩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分析談起的。兩位學者的觀點迥異，一曰憂，一日樂。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是「憂患文化」，而李澤厚認為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

徐復觀認為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始於周易時代，是欲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是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所謂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得而不忘喪。所不忘的危、忘、亂、喪，便是憂患。到陷入了困難境地時，儒者反倒可以樂天起來。

李澤厚則認為，中國文化由於氏族宗法、農業家庭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形成了「實踐理性」特徵，使中國人對人生與世界持肯定、執着態度，為生命和生活而積極活動，並從中達至人際和諧、人天和諧；在哲學上，表現為以身心與宇宙自然合一為最大快樂的追求。

龐朴認為這兩個分析都可以說是西方二元觀點的運用。

他指出二分法錯在對世界做了靜化處理，把一切都固化為對立的兩極，看不到彼此間雙向的互動作用。

他提出的三分，是在承認兩極是真實的同時，指出由於兩極的互動，在兩極之間，必有一種或多種兼具兩極性質和色調(也可說不具兩極性質和色調)的中間存在。以靜態的二分觀點來看，它們常被看作是不穩定的乃至不真實的，有時叫做動搖的、暫存的、折衷的、妥協的，但不管怎樣貶低它，它仍然存在，甚至最具生命力。它兼具兩極的長處，避免或者補正了兩極的短處，而且往往為數最多，可以成為整個事物的統一代表，是兩極的黏合劑、緩衝劑。

在中國學術中，從思辨上對這一切分析得最精深的，是佛學種種中觀說和三觀說；從實踐上對這強調得最多的，是儒學的中庸之道。

回到憂樂這個問題上，龐朴認為憂樂實共存共榮於人身和人生之中。人有種種情，有一情必有另一情相對，如喜怒、愛憎，只是佛典定了喜怒哀樂愛惡欲這七情之後，樂與憂這一對就鮮為人知了。可是儒家素來憂樂並列，如孔子說「樂以忘憂」，孟子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而與之相對，道家「識盡愁滋味」，追求的是「心不憂樂」的「至樂」。

龐朴認為，經過歷朝歷代儒道混合，再加上外來的佛家，三家在中國文化的大溶爐中已共冶一爐，而其精神，正可以用憂樂二字概括。憂樂兩種精神結合，便構成了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所謂「窮則獨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所謂以「入世精神，幹出世事業」。說得最深入淺出的，是孔夫子之自況：「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矣。」「發憤忘食」是憂，「樂以忘憂」是樂；不知老之將至，可以說是「忘食」之憤發，也可以說是「忘憂」之自得。

這樣的憂樂，是為圓融；這樣的人文精神，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