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錕到中大做校長時，學校給他配備了一個「大管家」，這名「大管家」煞有介事的告誡他們，身份不同了，要注意衣着，要到最高級的地方買東西，這些事情，校園裡都會有人留意着。高錕的妻子要買床單，被「大管家」帶到最高級的百貨公司去，給價錢嚇了一跳。後來，高錕把「大管家」炒掉了，家裡事情自己操持。
因為常常要宴請客人，高錕夫婦曾試圖請個廚師，但後來想想，他們自己食用簡單，廚師除了宴客沒有多大用途。又想到，客人大魚大肉也吃膩了，可能更想吃吃簡單的家常菜。於是，宴客就由高錕夫人指導傭人煮家常菜饗客，「經過幾次災難式的實驗，賓客都很滿意，對家庭飯菜能弄得如此美味大感驚奇」。
高錕退休後，出入是公共交通工具。「一天參加完一個宴會出來，發覺只有我沒有車等着接載，我怡然獨個兒去搭電車。我喜歡自己的這種生活風格，覺得與現實很接近。」
高錕七十年代到中大教書，之後去了美國ITT公司研究光纖的軍事、商業應用，再回到中大出任校長。初到美國，很多事情不習慣，也讓他驚訝。
他對美國鄉鎮居民人家「有點意見」，認為他們「目光短淺，心胸偏狹。他們只看本地的報章，對國內其他地方的情況了無興趣，遑論關心世界」。鄰居聽說他駕三小時汽車去華盛頓看博物館，認為是傻瓜，他們那個小鎮不是也有博物館嗎?鄰居還揚言，他們那兒什麼都有，一輩子就住在那兒，這生都不會去華盛頓。
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原來不只是發生在中國古老年代的寓言呢。
美國不是最講人權嗎?可是高錕在書中說：「如果我們不是在香港住過，面對不公平的事，美芸(高錕太太)連氣也不會吭一下。她不習慣公開發表意見，更拙於跟人爭論。香港喚起了她對個人權利的醒覺。」「在殖民地的香港住了四年，到美國後，美芸就由一個怕事的家庭主婦，變成敢作敢為的正義代言人。」
有一天，「她在一家郵局排隊等候服務，天氣十分翳熱，大家都等得有點不耐煩，有一名英國人卻大模斯樣的一下子跑到櫃台前要求服務，美芸衝口而出的高喊：『喂，這裡要排隊輪候，請你排到後面，輪候服務。』那人聽出這憤怒的聲音帶着倫敦口音，呆了一下，道了一聲歉，灰頭灰臉跑開了。」
又有一次，她在超級市場仗義執言，把一名出言侮辱越南新移民的白種工人訓了一頓。「陪母親一起到超市的女兒說，她把那可憐的漢子盡情踐踏，差點兒沒將他踩成泥巴。」
可是他們也在美國大出洋相。「我們在美國吃第一頓飯便受到教訓。我們去的是家意大利薄餅店，孩子說肚子餓得像打雷，我們點了一個大比薩供他一人享用。其餘各人點了中型或小型的，每人一份。我們點菜的時候，侍應一聲不響，但我們很快便知錯難返。單是一客大比薩，已足夠填飽胃納最大的人，那天晚上我們每人抱著一個大肚皮和一袋子比薩回家去。那些比薩，我們吃了足足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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