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開映不久，我就被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吸引住了，劇本、演員都很好。
潘作良是遼寧省遼中縣信訪局原局長，電影摘取了他在信訪工作中四個事件，加上家庭、同事之間的糾葛，刻畫出一個「一身正氣、爲黨分憂、爲民解難」的優秀幹部形象。
大陸過去很長時間內，不隔多久就根據政策需要，推出一些英雄榜樣，以作為全民的思想、工作模範，團結、統一人民的意向。在那個物質匱乏而亟須人民無私奉獻的年代，國家相信「榜樣的力量是無限的」，而事實也證明，王進喜(王鐵人)、雷鋒、焦裕禄等等，的確起過任何號召都代替不了的作用。中國大量世界無法理解的成就，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時代不同了，那是理想主義的時代，而現在個人利益膨脹到天上去了。
理想主義年代的最大特點，是人的思想很單純。不久前，在電視上看到對陳鋼的訪問，陳鋼是著名中國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合作者之一，另一作者是何占豪。創作時，兩人都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問陳鋼，現在還可以創作出這樣的作品來嗎?陳鋼坦白的說，不能。為什麼那時能夠而現在不能?答是因為只能在個時代才能拿出這樣的作品。那個時代有什麼不同?──那時候，人的思想非常單純。
只有這樣單純的青年的心，才能真正感悟到和表現出梁祝之間那樣單純的愛情。如果你也喜歡《梁祝》的話，再聽時，不妨從這個角度去重新進入音樂裡去，感受它單純的美。
一下子走神，話扯遠了。
潘作良，乍看像是前一個年代的人了，雖比過去的英雄人物有血有肉些，戲中也有他「收賄」的情節，但放在眼前的時代，真像稀有動物。倒是他身邊明目張膽以權謀私的官僚更真實可信。
中國百姓歷來都渴望能遇上清官，而事實則是清官難求；從中國國情來說，更要期求的是制度、法律上的保障。
話雖如此，我不認為法律、制度就是萬靈丹，因為法律、制度也不過是由人控制的，不可以離開對人的道德、品格要求去空談法律制度，否則會出現另外的偏頗。明愛醫院急症室外的失救事件就是刻板的「依法辦事」悲劇。早兩天掃過標題看到一個新聞，說是有小孩因為受母親打罵，報警把母親抓去了，這也是「有法無情」的悲劇。
我們的社會太講法律了！當一切行為都受着各種制度、法律、條例、指引規範，而沒有良知、道德、常識指引的自覺、自律，這樣的社會會失去人性、人情。
從這角度看，多點人格高尚的榜樣人物去發揮制度、法律沒有的作用，有什麼不好?
香港不興說榜樣，但有很多偶像。在我理解中，偶像是塑造的東西，只有漂亮的外表而沒有內涵，木偶就是偶像。香港人就是喜歡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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