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他」還是「望記他」?

有一首可算經典的粵語流行曲：《忘記他》。黃霑作詞作曲。

黃霑是廣府人，對廣府話(即粵語)非常熟悉，又精通音樂。因緣際會地遇上香港粵語歌曲高潮興起，他的才幹大爆發，創作了大量一流作品，其中當以他填詞、顧嘉輝作曲的產品最膾炙人口，堪稱珠聯璧合。

黃霑亦創作了不少一手包辦詞與曲的作品，最為人稱頌的可能是《滄海一聲笑》、《男兒當自強》(音樂取材自《將軍令》)等。其他如《舊夢不須記》、《晚風》(《上海之夜》主題曲)等，只要音樂一響起都能勾沉起港人的往日情懷，以至上海昔日洋場的甜膩風情。

這些歌曲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旋律朗朗上口又各具風味，而歌詞與音樂旋律如天造地設，雅俗共賞，聲聲入耳，不勞字幕闡明。這與黃霑一手包辦詞曲有重要關係，決不會生硬拗合，或因詞害曲，或因曲害詞。

粵語歌曲最忌「倒字」，即因為遷就音樂而要把字音唱偏，讓聽者不辨，甚至誤解。黃霑填詞不會有此弊，他兼作詞曲就更不會這樣。

可是你聽聽《忘記他》，如果你辨聲能力較高而挑剔的話，第一句就覺得不對了，怎麼唱的是：「望」記他?而不是「忘」記他?

「記」字和「見」都讀第三聲(陰去)，兩字在歌詞中可以互換。「忘記他」的旋律音是 la do mi，填上「望見他」去唱，很好。可見，唱的是「望」音而非「忘」音。

「望」與「忘」不一樣，「望」是第六聲(陽去)，「忘」是第四聲(陽平)，不應相混。若要嚴格唱出「忘記」，音樂應改為 so do mi，或la re mi。但這麼一來，原來羽調式的音樂特色就大受擾亂了。

唱「望記他」是否就因音害義了? 我相信諳熟粵語的人不會這麼感覺。一是因為粵詞中沒有「望記」，不會造成誤會。二是「忘」字在粵語不同方言中有不同讀音，可讀作「望」。

粵人受吃雞，但不少人自小即受庭訓： 不要吃雞的「雞忘記」。在口頭語中，它叫「雞『望』記」。大人說吃了會「冇記性」，我自小就不吃這指頭大小的球形雞內臟。它其實是雞的胰臟，與人的記憶力毫無關係。

不讀「忘」而讀「望」，相信與「忘」字的陰平聲有關，這是粵語九聲中的最低音，如果出現在名字上，常會為了叫得響亮而往高音變聲，如老陳改叫老「診」，老黃改叫老「枉」。兩字暱稱如肥肥，第二字必變，讀如肥「匪」；甜甜讀如甜「舔」。

也有因為方言音而讀音變了。順德話作為廣府話的一種方言，除了一些用詞不一樣，一些讀音也不同。把廣府話第四聲(陽平)的字讀作第三聲(陰去)，就庶幾像順德話了；只提高一度、讀第六聲(陽去)，即如「忘」讀作「望」，也差不多。

有朋友說，幼時母親常對他說「執筆望字」，而不說「執筆忘字」。我相信這是鄉音所致，而與母親讀書多少無關。

黃霑讀書夠多了，他也接受且活用「望(忘)記他」呢。

阿爾泰語系源頭的新發現

歐亞大陸與遼河流域

據國際期刊《自然》（Natrue）十一月十日刊登研究報告，包括日語、韓語、突厥語、蒙古語在內等泛歐亞語系都在九千餘年前起源於中國東北遼河流域。那裡當時是種植小米為主的農業聚居地，當地農民自此輾轉向東、向西遷徙，把農耕技術，也把語言傳播到歐亞大陸一個東西長約八千公里的地域去。語言九千年來不斷演變。如今，這裡上百種互相溝通困難而看似獨立的語言，都可歸納到阿爾泰語系這個大語系中去。

注意：其中不包括差不多同時生成的漢語，它屬於漢藏語系。

阿爾泰語系（Altaic）又稱泛歐亞語系（Transeurasian），如今分布在東到朝鮮半島、日本群島，北至西伯利亞平原，西至西亞黑海、裡海一帶。這廣袤地域上眾多的語語言從哪裡來、彼此有什麼關聯，一直是語言學家爭論的議題。

新發表的研究報告由11國家學者組成的團隊完成，他們來自英國、中國、捷克、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南韓、俄羅斯、荷蘭、美國，研究涵蓋基因學、考古學及語言學。研究在各個學術領域的發現包括：

遼河流域

── 語言學：在98種語言中建立了250多個和農業相關的辭匯概念，涉及耕地、播種、種植、小米，確立起源自農業文化的假說；

── 基因學：分析了23具古代遺骸，比對九千年前北亞、東亞住民的基因數據，證實「韓國與日本人有西遼河血統」； 

── 考古學：考察了中國大陸、日本、朝鮮半島、俄羅斯遠東地區255個考古遺址、269個古農作物殘餘物，評估了陶器、石器、動植物遺骸等的相似性，顯示青銅器時代的遼河西部地區和韓國的無紋陶器遺址、日本彌生遺址有關，顯示稻米及小麥種植文化早在進入朝鮮半島以前，就已經傳入遼東、山東地區，爾後再傳入日本。

過去一直認為，泛歐亞語系是游牧民族從東部草原向西擴散開去的。新研究卻發現，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的小米農民是泛歐亞語系的共同祖先，這個小米耕作聚居地覆蓋如今中國遼寧省、吉林省和內蒙古部分地區。

這一發現，對一些地方的人很可能構成顛覆性的文化衝擊。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比較語言學家羅貝茲（Martine Robbeets）說：「接受某個人的語言、文化、民族起源自國界之外相當於放棄身份，這對人們來說並不容易。」

小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農作物之一，據信起源於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的主要糧食作物。羅具茲並指出，遼河流域九千多年前的先民孕出了泛歐亞語系各種語言，現代漢語差不多同時在黃河流域獨自發展而成，那裡的先民也是種植小米的農業文化人口。

泛歐亞語系同源於遼河小米種植文化，可視為對中國近年提倡之「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說一項有力佐證。

穿越維園的判斷錯覺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颱風「天鴿」襲港，十號風球掛起。
風球落下之後，維園滿目瘡痍。

早上出去辦點事，穿過維園； 然後原路折回。這路經常走，輕車熟路，在路徑交錯縱橫的公園裡該走怎樣的最優路線早已胸中有數，不必多費神思考。以前到灣仔、鰂魚涌上班然後下班，我都愛走路，情況也一樣。

可是，不知道打什麼時候起我就發覺，來回走的路線其實不盡相同。去程時走到某個路口，可能走到對面馬路去，因為覺得那樣走比較便捷； 回程時卻未必會走到這個路口去，因為在前面某個路口便繞了個彎，走去另一條街道，覺得那才更好走。

為什麼來回程的感覺不一樣? 我甚至曾經在地圖上比較，看哪個感覺符合實際些。這或可稱為「來回路線判斷錯覺」。

穿過維園該怎麼走也有這樣的問題，東西兩邊都有不同進出口，你若要往對角方向去，可以選擇的路線不少。怎麼走便捷些，一來一回路上的感覺不盡相同。

這樣的錯覺有時很難避免，因為該怎麼走的決定限於去程或回程上，當時的環境、視角決定了你的觀感，除非你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視角。去旅行去遠足，我走路時經常刻意轉身回望，以對比光線相反之下景物有多大變化。常常發覺，最美的景色往往在自己的背後，不回頭就看不到。

人的所見、所聞、所知必受到限制。我總記得一位新聞業老前輩以自己受到教訓給我的忠告：不要以為你掌握了全部新聞訊息，可以據此作出準確判斷；新聞表面之下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在進行。他一次就各大國際通訊社一致的報道就一個國際問題寫了一篇評論，對判斷滿有把握，誰知報紙一出街，情況已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有關各方在秘密會議中妥協了，之前發出的全都是煙幕。

這其實就是訊息不平衡，既有量的方面，也有質的方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一起都無法接到全部訊息。

北方有句俗語： 「站着說話不腰疼。」這俗語其實有典故，說是商鞅得秦孝公賞識，在朝庭上站起來高談闊論，可憐其他跪着聽話的大臣腰痠背疼，苦不堪言。這話後來用來指一些人只管評頭論足，脫離實際。這與訊息不平衡有關，又與所處位置有關。

有人提倡設身處地、易位思考。這無疑是好的，惟是說易行難，不進熱廚房體會不到其中烤爐般的熱度，而夏蟲更永遠言不了冰。

中國人有句世故的話：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話放在今天當然有爭議：有違言論自由。 

我也認為不在其位也有權月旦其政。譬如即使到米芝蓮餐廳去，我也有權對大廚的手藝評議一番，但我一定不敢因此就以為自己動起手來比大廚更高明。

音樂會該不該有「司儀」?

在音樂會上，鄭小瑛常是指揮，也是「司儀」

音樂會應該不應該設司儀?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個二元對立的陷阱，即讓你糾纏於要麼應該，要麼不應該的爭論中去。一些朋友就因此從討論、辨論到爭論起來了。

雙方都有充分理由。

在香港，「傳統」的音樂會都不設司儀。你到大會堂音樂廳、文化中心音樂廳音樂會出席有規模、有聲譽樂團的音樂會，都不會見到司儀，除非有特殊的儀式要舉行。演出的節目，節目單、場刊有介紹，但繁簡不一。有些有樂曲簡介，有些只有曲目，這多屬於西洋古典音樂的音樂會，曲目除了英文，可能還夾雜着德文、意大利文、法文等，你看不懂是你的水平有問題。

「傳統」音樂會的「傳統」在西洋音樂也含有「古典」、「正統」之意，音樂會是精英、上層的活動。足夠「傳統」的，出席者連着裝都講究，不可馬虎。在歐美文化都會如倫敦等，這些場合頻為隆重。

香港的中樂音樂會也受到這種「傳統」音樂會影響，不過場刊就明顯地較多樂曲介紹，儘管樂曲幾乎都是標題音樂，都已指示了作曲家的音樂創作意圖，比多屬無標題的西方古典音樂易理解得多。

一般的司儀能起串連音樂會、介紹節目的作用，若只是重覆場刊已有的樂曲介紹，實在多此一舉。處理不好，反而影響音樂會的節奏。但舞台換場若太拖沓，一個出色的司儀可以減少冷場。

關鍵是，期望司儀起到什麼作用。這與音樂會的性質、對象、場合有關，不可一概而論。在正規音樂廳以外的場合，環境開放，觀眾非音樂會常客，可能是偶然路過的，司儀就少不了。

即使是在室內、觀眾是好奇而來的，一個出色的司儀也可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這往往不是一般的司儀，而是在音樂上有較高素養的學者、音樂家、指揮家等，他們在台上不會如流行音樂會歌手般插科打諢做氣氛，而是幫助聽眾擴闊音樂視野、從特定角度、高度去欣賞要演奏的樂曲。

據說台灣近年有學者做這樣的音樂會「導聆」(「導聆」讓人聯想起「掩耳」，「導賞」不行嗎?)很受歡迎。這其實並不新鮮。北京中央樂團已故著名指揮李德倫帶隊到基層如院校演出，親自做過大量這樣的導賞。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女指揮鄭小瑛，92歲了，今年五月還在廈門指揮演出了五個樂章的交響曲《土樓迴響》。她為了普及歌劇創立了「鄭小瑛模式」，在演出前用直白樸實的語言向觀眾科普歌劇，拉近歌曲和觀眾的距離，很受歡迎。

音樂家本身也可以擔當這樣的角色。多年前在大會堂劇院聽加拿大籍二胡演奏家高韶青的音樂會，有耳目一新的觀感。其中一點是，高韶青與他合作多年的洋人組合，衣着看似隨意，營造出讓人鬆馳的音樂氣氛。高韶青常在樂曲之間穿插一些輕鬆的談話，一首首樂曲像在他與觀眾、樂手之間的感情交流中自然連接起來，演奏好像在家裡客廳裡進行一樣，像個雅集。高韶青不是司儀、不是導賞，是什麼?

「傳統」音樂會市場萎縮是不爭的事實，願意買票入場聽音樂會的觀眾越來越少了。在高新科技下，在家裡什麼聽不到看不到? 香港以至全世界都一樣。音樂演奏與音樂會的形式都不得不求變，不同音樂品類、藝術形式、影音手段在發生大量不同的混搭，你喜不喜歡是一回事，總之，眼前是沙泥俱下、百花齊放。

司儀不司儀，不過是這大河淘沙中的一朵小浪花。

你張口說的都是方言

常聽說歐洲人的語言能力很強，普遍能掌握幾種語言。當中其實有個秘密：怎麼算是一種語言?

歐洲各國的語言基本上屬於世界最大的語系印歐語系，其中英語、德語、荷蘭語和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主要語言都屬印歐語系中的日耳曼語族。法語雖屬拉丁語族，但與英語、德語有很高相似度，是大家都知道的。彼此最相似的，可能是瑞典語、挪威語、丹麥語。三個國家的總人口只有二千萬多一點，與香港加深圳差不多。

瑞典、挪威接壤，語言更相近，與丹麥相隔了一個小小的海峽，差別大一點。據說相互看對方的文字，可了解七八成；談話溝通就較難。接觸多了，就不難掌握彼此的語言。

三個語言之間是怎麼的關係? 語言?外語? 方言? 為免爭拗，有人稱之為「相鄰語言」（Neighbour languages）。一旦自立為國，人們會不甘於讓自己的語言視為對方的方言，認為有損國家、民族尊嚴，而要自認為一門獨立的語言。

馬來西亞的馬來語(Bahasa Melayu）與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也是這樣的關係。根據馬來西亞、印尼和文萊共同的默契，大家的語言都是以通行於馬來西亞柔佛州及印尼廖內—林加群島的廖內馬來語作為標準語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

基本上，使用馬來語和印尼語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只是在書寫系統的拼音和語彙上有些差異，可以類比為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造成差別的原因之一，是馬來西亞曾經受英國統治，馬來文拼寫系統由英國人開發。印尼則曾受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從爪哇語和荷蘭語中汲取了不少詞彙。

印尼戰後獨立以後，使用某種形式的馬來語作為官方語言，但稱之為 Bahasa Indonesia （印尼語）。文萊和新加坡使用的馬來語則被簡單稱為 Malay （馬來語）或者是 Bahasa Melayu。Bahasa 是語言之意，南島語慣於把定語如 Melayu、 Indonesia 放在名詞之後。 粵人說雞公、雞乸、鬼佬、鬼婆疑是早年與南島語系語言融合的痕跡。

1972年，印尼政府推出以馬來文拼寫系統為標準的精確拼音（Ejaan Yang Disempurnakan），印尼語與馬來語書面文字接近了不少。

可見，印尼語與馬來語各自成為一種語言，其實是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語言學考慮。

菲律賓的國語是他加祿語，也屬南島語系，與馬來語、印尼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它當然也自稱是一種語言，是菲律賓語。

語言學家因此說：有軍隊做後盾的方言就是語言。

自認為民族構成單純的島國日本，也有由地理阻隔而形成的方言問題。直到上個世紀初，不少東京居民還聽不懂大阪居民說的話，大阪人又聽不懂北海道人說的話，諸如此類。隨着留聲機、電台、電視普及，出現了標準口音日語，方言隔閡才逐步打破。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京的口音的方言成為日本的「普通話」。

一個地方的語言以地方中心城市的口音為標準，是自然而然的事，如倫敦之於英語，巴黎之於法語等。東京日語、倫敦英語、巴黎法語其實不過是方言，但分別代表日語、英語、法語。所以說，語言不過是個抽象的概念，人們張口說的其實都是方言。

清潔能源成本持續下降之下

哈佛大學專門研究環境經濟學的 Martin Weitzman 教授有一個著名觀點 ，就是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成本總要比石油貴兩成，不管油價怎麼升降。人稱之為 Weitzman’s Law (韋茨曼法則) 。這在很長時間裡「顛撲不破」，直到二零零九年，即二零零八年國際金融海嘯帶來重大衝擊之後。

此後，隨着綠色能源技術和生產能力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突飛猛進，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長期持續。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一個團隊二零一九年發現，中國344個城市的工商業太陽能光伏系統能夠以低於電網供電的成本發電；其中22%城市並網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發電成本也低於煤電。

這個趨勢持續不斷。英國牛津大學新經濟思維研究所調查了太陽能、海上風能等50多種技術的發展，今年(二零二一年)九月發表研究報告說，過去對能源成本的預測，一直低估可再生能源成本未來會多麼便宜；報告預測可再生能源成本會繼續下降，儘管某些清潔能源技術方案已經成熟，成本下降的趨勢可能放緩。

在這個大背景下，太陽能、風能在中國能源總量中的增長速度最快，總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十幾年前，中國的清潔能源只佔總能源的1%左右，如今已接近10%。這比例不算高，專家認為比較合理的能源結構是太陽能、風能上升到30%，煤降到30%，油氣佔30%。

中國近年陸續就減碳等向國人和國際作出了承諾，也提出了具體規劃，環境迅速向綠色生活轉化的成效有目共睹。香港目前無法與內地通關，但港人抬頭望遠，也可以從能見度的改善中發現變化。

聯合國氣候峰會正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這讓我想起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一次相同峰會上，溫家寶總理向世界承諾：「中國政府確定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是中國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是對中國人民和全人類負責的，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我們言必信、行必果，無論本次會議達成什麼成果，都將堅定不移地為實現、甚至超過這個目標而努力。」

簡單來說，中國一切改善環境的努力，完全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人類的長遠福祉，沒有其他政治操弄的目的； 不管其他國家怎麼做，中國都會做好自己的本分，讓中國人民過上好山好水的好日子。

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心思、計算就多了。以美國為例，幾十年來，美國擔心全球的油氣用完耗盡，所以視美國境內的油氣為戰略儲備，不允許隨意開發。現在時移勢易，根據美國的減碳承諾時間表，這些巨大的資本利益可能永久封存在地下。代表石油資本的團體、政客、政黨自然反對，兩黨對立，爭吵激烈。即使普通民眾，大手大腳慣了，面對綠色生活也有不少牴觸。

美國為什麼對新疆指手劃腳起來了?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相信與新疆是中國重要的太陽能產器基地有關。

香港疫情：有多放緩? 有多嚴竣?

香港已多少天沒有本地新冠個案了? 我花了一些時間上網搜尋，竟然不得要領。總之，大家的印象是，香港的疫情快要過去，情況接近正常了。身邊很多朋友關心的是，幾時可以通關?

我一直對於此不敢樂觀。一年多以來，一直就此潑冷水。有本港專家最近說二月有希望；《華爾街日報》日前則引述內地消息靈通人士的看法說，可能還要等一年。

明年二月，內地會很忙碌。二月一日是農曆新年大年初一；四日(年初四)，北京冬奧開幕，直至二十日。冬奧將是當時中國的頭等大事，由於疫情嚴竣，將採取閉環式管理措施，不對境外售票。但一定的國際人流流量少不了。這時正好是春運高峰期，當局對疫情防控勢必更緊。會在這時候給香港「網開一面」嗎? 

在香港，我們覺得疫情大為援和了。限制措制放鬆了一些，限制還是存在的，但一起飲茶吃飲的人數幾乎有如完全開放了。食肆經營者與顧客對仍存的管制似乎已孰視無睹。唯一還得到公眾自覺遵守的，可能是佩戴口罩。

但從內地看來，香港應屬高危之地。香港本地個案看似「清零」，但輸入個案無日無之，又有不少進出本港可獲轄免的群組，對外的防疫網存在不少明顯漏洞。

從確診數字看，香港實難令人安心。

騰訊新聞的中國「疫情實時追蹤」統計有個包括港澳台的「中國疫情表」，其中累計數字一闌，達五位數的只有湖北、台灣、香港，以香港12 346 例最低。誰都知道三者也以香港的人口最少。湖北有人口 5850 萬(二零一五年)，差不多是香港的八倍。湖北在去年新冠疫情中受重創之慘烈，中國人都印象深刻，一年多下來 68 309人染病。可是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的疫情相當如湖北有近十萬人染病，嚴重過湖北不少。

在上述表列中，若按染病人口比例排序，香港應高居全國第一位。

當然，若把湖北的省會武漢單列又不一樣了。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武漢二零二零年常住人口有一千二百多萬； 最新的新冠病例統計為 50 380，這就相當於香港有三萬一千多人染病了，比香港的實際情況嚴重得多。

各國、各地的人口基數不同，難以絕對數字作比較。牛津大學的Our World in Data 有個各國每百萬人口確診病例的地圖，各國疫情嚴重程度用顏色深淺表明。英國很刺眼，高達598.4；這不算驚人，立陶宛高到 1090,34。相對之下，正在舉行 G20首腦會的意大利的72.84 就很不錯了。中國則是其中最大的一片淨土，每百萬人口只有 0.02 個確診病例。

全國現已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2.7億劑次，每一百人接種 157.6劑，接種率到年底可望達到80%以上。但「外面風大雨大」，14 億人口的中國容不得半點檞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