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招聘「 紅衛兵」

多年前聽一位台灣的報人說，在台灣，他們可以聘請醫學系、法律系等專業學系的大學畢業生當記者。這使他們可以有非常專業的專線記者，例如用醫科畢業的記者跑醫療線 (香港傳媒的用語)。我很驚訝，這在香港是難以想像的，因為記者與醫生的薪酬差別很大，不會有人願意放棄高薪的醫生職位去當相對低薪而工時特別長的記者。在台灣，兩者的收入卻沒有多大差別 (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如何)。

醫生與記者兩種職業之掉換，只能是單向的。假若香港真有對新聞報道充滿誠的年輕人，讀完醫科之後，願意去當記者，相信任何新聞機構都會大開中門歡迎，因為人才難得，他們具有一般記者所不能的本事。讀新聞系出身的，卻決不可能轉職當醫生去，除非能夠再考入醫學院，接受幾年的專業訓練。

難道記者、編輯是只要有一定學歷者都做得了的嗎?不能絕對地這樣說，但據我所知，只要文筆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熱誠，做新聞工作並不難。一些必要的技巧、知識、修養，完全可以「在職訓練」，邊做邊學。

如果這論據可以成立的話，新聞機構招聘新人時，面對來自新聞系和其他不同學系畢業的年輕人，該怎麼選擇?

我一向主張，應優先選擇非新聞系的，因為他們的知識面比較寬廣，不論是念中國文學的、英國文學的、哲學的、歷史的、心理的、藝術的……只要有出色的文筆和充分的新聞熱誠，就可以。他們其他方面的知識，非常有利於新聞報道的採寫、分析、評論，而這是主要學習新聞技巧和理論的新聞系學生較欠缺的。

試看香港已故和健在的新聞界前輩，由新聞學系科班出身的有多少?

香港新聞界一個行內行外人都注意到的現象，就是「新人輩出」，你只要看看電視台新聞報道沒有多少個你記得住的面孔和名字就知道了。不論是紙面傳媒或電子傳媒，都必須不斷招聘新人，以補充流失的人手。多年來，幾家大學的新聞系是主要的招工來源。

日前在一個飯局中，某電子傳媒的新聞部門高層要員卻嚇然說，他們不再招聘新聞系的學生了，一個也不要。原因是，各個新聞系訓練出來的都是「紅衛兵」，都有造反的意識形態，下班之後去反，在工作中也反，於是形成年齡較長的高層與都是「年少有為」的前線員工的長期對立。朋友面對這樣的局面，為免新聞部門被挾持，疲於奔命，以致意與闌珊。

這種挾持與反挾持的對立，不僅存在於朋友所在的電子傳媒。只要留意一下一些報紙的社論立場和新聞報道取向，就可以發現。各個傳媒「內鬨」的新聞就是這樣不斷出現的。

朋友向各大學新聞系示威的做法可以取得什麼成效?我不敢樂觀。新聞系成了「紅衛兵」的溫床，可能不過是冰山的一角，其他院系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希望沒有吧。到了看似桃李滿園，而實在挑不出幾個好果子、挑來挑去都是「蘿底橙」時，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星沉月落享清輝

今天早上接近六時的維港景色

昨晚臨睡前，陽台銀光瀉地，仰望天空，處於近地點的「超級月亮」正上中天。月亮光芒似雪，清冷明麗。萬里無雲，只有薄薄的煙霞，又沒有其他前景襯托，想拍照，不知從何入手。

這才想到，理想的時刻，應是皓月西沉之時。這美景，久矣夫不見了。

月亮容易惹起各種情思，念遠懷人、內省外思都有。即使沒有這樣的懷抱，也可從月亮本身的美得到慰藉。月如團圓白玉懸於黑茫茫的天空，晶光剔透，月光灑落地面，則如鍍銀光。沐浴其間，人易神歛心寧。

這還得配合環境。賞月似宜在靜謐清幽之境。傳統上，元宵、中秋都愛鬧花燈，有歌舞，有煙火，這大概與古人特別是百姓、婦女難得有熱鬧以放懷有關，而中秋在農村主要為了慶豐收、祈豐年，興高彩烈自是難免。

可是，這就與月亮孤清的性格格格不入，流光溢彩的花燈更有喧賓奪主之嫌，把明月的鋒頭都奪走了。「夜放花千樹」，「一夜魚龍舞」，誰還顧得上天上的嫦娥?何況還得忙着在眾裡尋找「燈火闌珊處」的那人呢。

真正要賞月品月，看來還得尋找個安靜的所在和時刻才對。古人詠月多有這方面的描述，如「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如「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等等。

對天上的長河(銀河)，很多香港人可能沒有一點兒印象，因為從來沒有見過。年長一些的，可能在兒時漫不經心地在頭頂發現過，只是因為那時太不稀罕而不特別欣賞。不論有沒有見過，今天的香港人一旦到了不受現代光污染的地方，置身在沒有燈光的黑夜裡，一定會被天上的燦爛景象感動。一位剛退休的朋友從肯尼亞回來對此深有感觸，而有「星河爛熳今重見，喚我孩提赤子心」的賦詩。

維港如今的常態，該是「長河『盡』落曉星沉」，長河根本看不到。在月圓之夜，天色微明之際，僅有的曉星西沉，月亮亦西沉。這時的維港兩岸，繽紛光彩盡斂，只綴以星星點點的窗戶夜燈。從我家往西望去，最耀眼的是天上的一輪明月，地上與它爭輝的，只有路燈下金色的東區走廊，走廊上車輛稀疏，海面更是寧靜。

這樣靜謐平和的景色，以前做通宵工作時常見。有時，快要落盡的圓月呈檸檬黃色，比月蝕時的「血月」更懾人。

今天早上，特意根據天文台提供的天文時刻，在「超級月亮」於七時零六分落下之前的一個多小時起來，在微涼的晨風中送月迎日，拍拍照片。在我家，只有在這時刻，才能把維港和明月綴合起來。畫面上，說是「海上生明月」不大準確，因為月在「落」，不在「生 」。可是此時此刻，必有天涯某處見到月之「生」。

有朋友說，我家的位置真好，四時早晚都有靚景。是不錯，但我常提醒自己得保持閑心閑情，以蘇東坡說的「凡物皆有可觀」態度觀看眼前景物。有詩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有心情，乜都好睇( 什麼都好看)。

從佛蘭明高感受歐洲之文化糅合

佛蘭明高在香港很受歡迎，每有西班牙的佛蘭明高藝術團到來演出，就我之所見，必定賣個滿堂紅。演出中歡呼聲四起，氣氛之熱烈，是其他舞台表演罕見的。上星期五到香港大會堂看「佛蘭明高之聲」(Voces, Suite Flamenca) 演出，又見到這樣的場面。這是西班牙佛蘭明高巨星 Sara Baras 最新編排的一台演出。

佛蘭明高是非常有個性的藝術，既張狂又收斂，一縱一收之間，力量與感情由積累到爆發，扣人心弦。這種感情似乎很難言宣，而只能通過舞與歌渲洩，正如《詩經》說：「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總之是情發於中而形於外。

藝術都關乎情，佛蘭明哥之情獨到之處在於，不論怎麼熾熱狂烈，總帶有揮之不去的悲傷，耐人尋味。一位佛蘭明哥大師說：「佛蘭明高就是佛蘭明高，總是悲傷的……即使是愛，本質也是悲傷的。一切都是悲，都是喜。」藝人在舞台上把這些傷與喜盡情發放，以挑撥觀眾的共鳴為能事。他們都好炫技，這常在編舞、音樂和燈光設計的完美配合下達到極致。最後一剎那的嘎然而止，舞者都傲然擺出姿態：怎麼樣?夠酷吧?來掌聲！於是，滿堂的掌聲歡呼聲，比鞋跟鞋尖一刻前在舞台木板上敲擊出的強烈、密集節奏更火爆。

說到歐洲的藝術，人們容易關想到高貴典雅，如管弦樂、油畫、芭蕾……等等。佛蘭明高和這些藝術格格不入。你只要看過佛蘭明高，即使進場之後不看而只聽，也會感受到，佛蘭明高不是廟堂裡的東西，而只屬於下里巴人。在「佛蘭明高之聲」裡，伴奏的八人樂隊有兩枝結他，兩個音箱鼓，還有四名歌手兼擊掌伴奏員。四名歌手是最具特色的，他們不是唱而是「吼」(像「吼」秦腔的「吼」)。如果用美聲的標準去衡量，這完全不入流。但他們所表達的感情極富感染力，即使完全聽不懂他們用西班牙語唱的是什麼(沒有字幕)，你也感受到當中有愛有怨，甚至有恨。

從音樂和舞蹈風格都可以感受到，佛蘭明高的源頭在歐洲之外，你可以輕易感受到中東、印度的風情。通過流浪各地的吉卜賽人，不同地方的文化元素一點一點地糅合進來了。曾經看過一場標榜「無國度」的佛蘭明高，創作者通過到南美洲採風，又汲取了委內瑞拉等地的文化元素，其中一些可能又是早年從西班牙傳過去的。

這反映出，歐洲文化中有着豐富的東方元素。港大副校長李焯芬曾寫過一篇題為《佛蘭明哥的憂鬰》的短文，裡面提到，在西班牙南部被認為是佛蘭明哥故鄉的的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當地人認為佛蘭明哥有很重的摩爾(Moors)文化元素。這要追溯到伊斯蘭文化自八世紀到十五世紀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入侵和被逐。其間，印度、中東文化大量滲透到南歐。阿拉伯人被逐後，對當地的文化影響卻留了下來，說不盡的感情糾葛也揮之不去。

杜蘭特夫婦 (Durant) 在《歷史的教訓》一書中就歐洲的種族歷史有這樣的概括：「南方人地中海沿岸的人) 創造文明北方人(北歐人)征服它、毀滅它、借鑒它、傳播它：這就是對 (歐洲) 歷史的一個簡要概括。」而埃及、希臘和羅馬的古代文明的絕大部分都有來自東方的淵源。

在「佛蘭明高之聲」的狂熱中，這感受很分明。

雷暴過後 東山月圓

月圓三角，人生幾何。

碧海青天情不盡，嫦娥暗恨寄凭誰。

冷月巡天過，華燈耀地時。

月餅的情味

在以前物質貧乏的年代，都是到過節時才有豐富美食，而中國人源自農村民間的各個傳統節日，幾乎都按時令與特定的食物連繫起來。於是過節都意味着飽吃某種美食。中秋節的主要對應食品是月餅。如今，多數人不會對月餅特別饞嘴了，因為平時的美食已太多，又倍加注重健康。

從營養師的角度去看，月餅應列為「不健康食品」，甚至「垃圾食品」。不過，「不健康食品」、「垃圾食品」都是長期、大量進吃才對身體構成不良影響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月餅只是中秋節的「儀式」之一。一個科學網頁說，月餅「存在的意義，主要是文化傳統上的程序需求，而並非滿足人體需要的『食品』」。月餅因而被列為「文化用品」。

不是誰都有這樣的「文化自覺」，還是有人嗜好某種月餅的，可能基於美味，可能基於情味。一位朋友專門去找某牌子的四黃月餅來吃，為的是想吃那蛋黃。可是不知道什麼原故，讓朋友失望了。

我則對五仁火腿月餅特別喜愛。某老牌餅家的朋友多年來每年到這時候都給我送來月餅，且都有五仁火腿月。他們的這款月餅特別好吃，不太硬而火腿味道濃郁，去年還弄出個加入XO醬的品種，微辣，特別「惹味」。

一位內地朋友近年則會用速遞寄來一種巨型五仁火腿月餅，直徑八到十英寸而較薄，真空包裝。這種月餅的五仁饀更鬆軟，口感更佳。去年與一位朋友分享了，大獲好評。今年距中秋節還有一個多月，這位朋友就問詢有沒有這種月餅分享了。

今年的情況卻有點不同，香港那位朋友沒有送來五仁月，內地那位朋友也遲遲沒有寄來。不過也吃到其他的五仁月餅，如大廈一位愛好炮製美食的鄰居自製了三種月餅送來了；那天經過西營盤一家傳統老餅家，又特地買了一個五仁月試嘗，可惜都失望了。

三十年陳皮製成的陳皮豆沙月餅

後來向那位內地朋友打聽才知道，月餅其實已準備好，只是速遞公司拒絕收寄。朋友的公司在深圳華南城，早兩天，索性北上走一趟。得到月餅，也弄清楚這種巨型月餅的來龍去脈。這是湛江吳川的產品，吳川以月餅著名，特別是「吳川大月餅」。朋友是當地人，因而中秋節愛從家鄉訂來這種月餅送禮。內地今年吹「節儉風」，據說月餅銷量下降了，可是朋友要訂當地最出名的「金九五仁金腿大餅」頗不容易，要動用內線關係才拿到貨。裡面的朋友說，每天生產十幾萬個，有兩斤三斤四斤裝的，都供不應求。

「金九」這個品牌的月餅，第一次吃，它比香港的五仁月餅鬆軟很多。廣式月餅要大量用油，切開了，饀料中嚴嚴實實，看不到氣孔，這有利於長時間保存。吳川大餅顯然不一樣，不能存放太久，這可能是它口感味道都不一樣的原故。

五仁月餅不是誰都愛吃，在內地的網上更有大量劣評。據《南華早報》報道，五仁月「早前被網友『黑』成一片」。可是它的產量逐年上升。北京稻香村負責人說，他們的月餅類別中，廣式五仁月餅產量排第三，一直是消費者喜歡購買的品種。

今年還吃到一種特殊的「私房」月餅：用三十年陳皮製造的陳皮豆沙月。這是那位餅家朋友用朋友特別餽贈的陳皮小量製成以贈送友好的。吃上這樣的月餅，品嘗到的，就更是濃濃的情味了。

從移民、難民到民主

浩浩蕩蕩往歐洲進發的難民

歐洲難民問題近日不斷受到關注，它關乎近年中東地區多國國家的不穩定局勢，和大國對中東的外交政策，事態因而是「新」聞。可是它提醒人們，歐洲存在古老的移民傳統：歐洲其實是一個由民族遷徙發展起來的地區。對於人類文明今天的成就，歐洲這一特點非常重要，當今民主的源頭，可能要追溯到這裡。

關於民主的起源，今天普遍認為，它源自古希臘城邦時代的雅典，連英文中民主 democracy 這個字的字源也來自古希臘語。可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休講座教授許倬雲再往前追溯，有不同的見解。

人們習慣把歐洲和亞洲分列論述，這有一定道理，因為在歷史長河中，這兩個地方很長時間裡各自發展，似乎各不相干，有很大的文明、文化差異。可是從地理上看，歐洲和亞洲其實都處於根本是一體的歐亞大陸之上。東西兩端之間雖然有山脈、高原、戈壁、草原的隔閡，人員的往是不斷的。

據許倬雲在《現代文明的成壞》一書中的闡釋，歐洲的印歐民族有長期遊牧遷移的背景，他們原來大多居住在裡海、黑海和東北歐，在歐亞大陸上不斷逐水草而居。到公元三、四世紀，可能由於氣候的原因，他們轉徙到氣候較溫和的東歐、中歐、西歐各地，被稱為「蠻族」。當地的原居民其實也是較早前移居而來的。

他們有騎馬奔逐的本領 ，屬於為了生存要不斷戰鬥的不同族群，有強烈的族群歸屬感和認同感。他們定居在歐洲後，受到基督教的同化，但又顛覆了基督教的普世秩序，而讓自己的族人回歸到自己族群的範圍。加上後來基督教公教會力量的衰落並發生了宗教改革，這些族群紛紛成立了當時的民族國家。

這些戰鬥族群幾乎都有過「軍事民主」的制度。在戰場上 ，它們的戰士們必須擁戴最出色的指揮官。一旦開戰 ，一位叱吒風雲，能夠團結將士、指揮作戰的指揮官就可能在「軍事民主」中取代了原來的部族酋長，酋長因而不必然是世襲的。

許倬雲說：「過去我們認為 ，民主制度是在希臘的雅典等城邦出現的，實際上，雅典城邦本身就是希臘民族遷徙後，從戰鬥群族落轉變成為居住部落才出現的。雅典的民主制度，並不是按理想設計而得，其實也是軍事民主的延續和演變。在歐洲中古時期後發展出來的民族國家 ，有些開展了民主制度，其淵源應當是由部落的軍事民主逐漸演變而來的。」

在被視為現代民主濫觴的英國，民主制度的形成也與不同「蠻族」的先後遷移到來有關。

英倫三島上的民族都是先後到來的「蠻族」，他們形成了如今的威爾士、蘇格蘭、英格蘭、愛爾蘭族群。他們都好鬥，但在空間有限的海島上無所窺避、無所分隔，唯一可行的是互相包容、遷就，於是發展出互相協調的民主制度來。後來，連國王也屢屢是外面迎來的「移民」，他們必須接受各族力量平衡的現實，逐漸形成了所謂「開明專制」的政體。

如今遷移到歐洲去的，不管你叫他們是難民還是移民，性質與歐洲各國國民的祖先千百年前遷移到來的性質，其實沒有不同，都是為了求生存，求家族的繁衍。說不定，他們也會帶來重大的政治、文化的衝擊。

玩音樂：悅已與悅人

伯牙鼓琴圖

玩音樂，一直受到一個問題困擾：為乜(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悅己還是悅人。

玩中樂西樂都有這個問題，目前，可能中樂方面的問題大一點。這與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傳統有關。

中國的政治體制上很早熟，早在秦漢時代就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接着又建立科舉制，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文人階層，他們能靠着自己「十年塞窗」的努力出人頭地。從孔子的教化開始，文人所學的不僅是書本上的知識，而且要「游於藝」，有所謂六藝，包括騎射、音樂等。樂與禮相提並論，地位崇高，是文人才能的重要特徵之一，關乎國家政治、社會道德。

秦漢衰亡之後，到了大動盪的魏晉時代，社會價值觀經歷了重大變化，崇尚自由與個性的道家思想受到文人的推崇。音樂的社會功能不一樣了，從廟堂之上走到林下溪邊，但仍然關乎性情與修養，只是更個人化。音樂，特別是古琴音樂，成為修心養性之道。中國的文人都要接受寫詩的訓練，這其實也是音樂訓練，最早的詩歌都是唱的，是歌詞。漢代的樂府既是音樂機構，也是那時的詩體名稱。

中國的宮庭有表演的音樂，由樂工演奏。文人的音樂卻是類另類，古琴不是給樂工演奏的。中國的繪畫也有這樣的劃分，早期的繪畫是畫工的事，由朝庭大批供養。從宋開始，地位受到特別重視的文人紛紛在作詩賦詞之餘，也塗抹起花鳥、蟲魚、風景來了，且結合詩詞寄意，於是出現了獨特的文人畫。

這樣的音樂與繪畫都與西方的傳統大異。在西方的宗教與封建制度下，權力與文化都由貴族與教會壟斷，樂師畫師都為他們服務，音樂是為不同王室表演而創作演出的，繪畫雕刻是為了妝點王宮與教堂。追求典雅和諧、富麗堂皇的管弦樂於茲成為西洋音樂的主體。

在中國，雖然也有用編鐘、編罄等演奏的煌煌之音，但在民間廣泛札根的卻是不同的地方色彩音樂和在小眾文人中細水長流的文人音樂，主要是古琴音樂。它們都與西洋音樂的旨趣大異，不為王室貴族表演而存在，若有聽眾的話，是草根百姓。音樂演奏固然也有節慶和祭祀的社會功能，但遠不及它的自娛怡己的性質重要。古琴就更自我標榜為「琴以治心，不以悅人」之樂了。

北京大學以提倡中國古典文化知名的樓宇烈教授曾經應一個機構的邀請，去作一個題為《中國民族樂器與器樂》的演講，那機構同時邀請一個民族樂團去演奏，以展示各種樂品。可是樓宇烈覺得很古怪，因為民族樂團已是按西洋模式改造了，整體來說，「說它是民族的還可以，說是傳統的則一點都談不上」。

還要指出的一點，是悅己與悅人的區別。悅己是自我享受，沉醉其中，演奏的樂器可能根本是不適合在人多的場合表演的。中樂不少樂器極富個性，亦不宜於在樂隊演奏。如果要合奏和諧的話，這樣的樂器非得徹底改造不可。這麼一來，有所得，也有所失，失的自然是傳統。

兩者之間能不能協調? 基於發展的需要，很值得嘗試。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容許在兩者之間作不同的探索。

越來越畏於為表演而表演的音樂演出了，這樣的演出，自己一點兒不享受，以至難受。最近參與一場表演，排練得辛苦，幸好演出時很享受，非常難得。

降低血壓：除吃藥之外

對於高血壓，美國哈佛大學醫學教授加茲安諾 (J. Michael Gaziano) 的見解有別於美國的一般醫生。差別在於，他對病人的高血壓風險評估，不限於簡單的血壓計指數，而是把病人的體重控制和運動習慣考慮在內，要通過減肥和運動來提高降壓藥的功效。他自己身體力行，吃的是地中海式少肉飲食，經常跑步，還參與越野滑雪。

至少在美國，對於高血壓風險評估，標準很單一，就是血壓計的讀數。相對之下，對膽固醇水平會引致心臟病發作的風險評估，考慮的因素較多元，例如遺傳因素。二零一三年，美國「國家心肺與血液學院」邀請「美國心臟病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與「美國心臟協會 (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聯合制定了新的膽固醇指引，對舊指引作了很大修改，包括不再建議向病人設定膽固醇的目標水平，而是用一條風險算式 (risk calculator) 根據各別病人的心臟病、中風風險等定出建議的水平。相對之下，對高血壓的風險評估就很簡單了，用血壓計量度一下就知道。

顯然，不同的人，相同的血壓，風險會不一樣，不能一樣對待。

加茲安諾教授認為，只以一個數值來評估血壓的風險，有很多不足。他說，定出血壓要降到 140 以下的指引後， 我若「讓一個病人的血壓從 180 降至 145，不算完成；讓病人從 140 降到 139，我就成功了」。

他有這樣一個病人，65 歲，曾經有一次心臟病發作；他讓病人的血壓從 200 下降到 150。按照140 這指標，這未算成功。要不要進一步以藥物把血壓降下去? 他卻認為，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位體重 225 磅 (103 公斤) 的病人減輕體重。他對病人說：「我們可以不斷讓你吃降壓藥，可是你若不做運動和控制體重，這場仗絕無勝算。」

另一位病人被譽為他的明星病人。這病人的血壓曾經高達 200，那時精神萎靡，心臟常有像被曝曬過一樣的灼熱感覺。在他的指導下，病人吃藥、減肥、做運動，體重下降了 60 磅 (27 公斤)，如今差不每天都做運動。結果，血壓下降到 124。他對病人說：「你的血壓在向好方向轉變，比我預期的還好。這不是單靠藥物可以做到的。我覺得，你做運動和減肥起了重要作用。」病人高興的說：「我拿了個 A。」

可是，若按照 SPRINT 研究計劃定下的新指引，這兩位病人都未達標，還得多吃降壓藥，把血壓降到 120 以下。

這可能反映了西方科學的一個問題。西方科學的一個「使命」，是要給天下萬事萬物的演變都找出準則來，然後以之判斷是非黑白。西醫就是這樣治病的。中醫與之迥異，認為每個病人的內部陰陽平衡都不一樣，調適的方法也就不同，講究「模糊的準確」。中西醫之根本不同，涉及哲學問題了。

血壓：高高低低之間的爭議

美國「國家心肺與血液學院」(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關於 60 歲以上高血壓病人的收縮壓指標應為 120 的指引，得到美國不少醫生的歡呼，但也引起一定的疑慮，《紐約時報》的報道因而說，這項研究駛進了一個未知領域。指引在實際操作上會遇到什麼問題，還有待觀察。從過去的發展看來，美國對收縮壓的指引一直在波動，讓人擔心不知到哪天，又會出現迥異的指引來。

還不到兩年之前，「國家心肺與血液學院」一個委員會提出過方向相反的意見。人們過去以為收縮壓應當以 140 為指標，但這個委員會提出，60 歲或以上的人的指標以 150 為佳，認為沒有數據顯示低一些較好。可是這個委員會二零一三年發表有關報告時，立即就挑起爭議。委員會的 12 名委員中有五人發表另一報告提出異議，認為指標應為 140 以下。可見，專家的意見就不一致。

「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等組織則認為，應降至 140 以下。歐洲的指引則是，除了長者，收縮壓應低於 150，但應該多高多低，也要考慮病人的心臟病風險。

對於人上了年紀之後，血壓是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方認為，隨着人的年紀增長，血管的柔軟度下降，血壓要逐步加強，以便向各個器官特別是置於最高位的大腦泵血。目前所謂人的平均正常血壓，計算上人的年紀，「正常值」逐年上升。另一方則認為，高血壓會損害大腦，甚至造成小中風。「國家心肺與血液學院」最新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弄清楚，血壓低一點是否對腎病病人較佳，又是否對腦退化的人有幫助。這方面的數據還在分析當中，學院暫時沒有宣布有什麼新發現。

西方的降壓藥是五十年代才推出市場的，當時，人們認為人的正常血壓是一百加上年齡數，所以對於是不是要採用降壓藥有疑慮。那時，較受關注的反而是舒張壓，即低壓數字。疑慮到一九六七年才消除了，因為有研究對比了兩組分別服用降壓藥和安慰劑的病人的療效，發現降壓藥可以大幅減少中風和心臟病發作。降壓藥自此廣泛採用。

到一九九一年，關於收縮壓的不同研究報告陸續發表，普遍認為，為防止心臟病發作、心臟衰竭和中風，要把收縮壓降至150 以下。

另一方面，流行病學對大規模人群進行的長時間研究則發現，收縮壓「自然」處於 120 以下的人，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險最低。所謂「自然」就是並非靠藥物人為降低的。

在這的背景下，新研究突然提出要把收縮壓大幅下降到 120 以下，相信一時難以得到普遍認同，儘管美國「國家心肺與血液學院」的目的，是希望以有說服力的數據，統一不同觀點的爭議。

對收縮壓的關注，其實掩蓋了另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要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是不是只按血壓計的數字行事?

高血壓的新發現：好消息?壞消息?

對有高血壓問題的人來說，美國一項新研究成果非常值得注意，但是接着該怎麼辦、是不是要加大降壓藥的分量卻不好輕率決定。這是好消息，也可能是壞消息。

美國「國家心肺與血液學院」(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煞停了一項原定二零一七年才完成的大規模研究，提前在九月十一日宣布，研究已得出結論，就是60歲以上高血壓病人的收縮壓指標(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一般稱作高壓) 應從過往的 140 降到 120。

這項未按計劃完成的研究簡稱作 SPRINT，全稱是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ntervention Trial (收縮壓的干預實驗)，由美國「國家健康學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撥款進行，目的是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血壓較低可以減少心臟病、腎病、中風或老年記憶與思考能力萎退的風險嗎?」詳細報告要幾個月後才能宣布，但這家權威的學院已急不及待地宣布了重要的發現，為美國的醫生作出指引，因為這一改變可能讓挽回不少病人的生命。

這項研究在美國和波多黎各九十多家醫院招募了約九千三百名中老年高血壓病人，其中 28% 在75歲以上，把他們隨機分為兩組，在高血壓專家的監察下接受四到八年的治療。一組以 120 以下為降壓指標，一組是 140 以下。美國方面按傳統的簡單計算方法，收縮壓應為 100 加上年紀數。美國 60 歲以上病人一般以 140 至150 為標準。

研究進行幾年後發現，在血壓降至 120 以下的一組，心臟病與中風的風險低約三分之一，死亡風險低近四分之一。在發覺數據有明顯的說服力之下，學院果斷地提前得出了結論。

高血壓已成為全球流行病，估計 65 歲以上人口六成以上的血壓偏高。隨着人口老化，數字還在不斷上升。美國估計每三個成年人有一個患病，人數近七千九百萬，其中有一半吃藥後的收縮壓仍在 140 以上。

如果你有高血壓問題，知道上述訊息之後，該怎麼做? 是不是要進一步把血壓降下去? 要這樣做，用簡單的方法處理，就是服食更多降血壓藥，這也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藥物副作用。

《紐約時報》有關消息的報道中指出，自然而然的 120 收縮壓可能是好的，但用藥物人為地降到這麼低就是另一回事了，得失可能相抵。很多長者有其他慢性病，要服食其他藥物，更要考慮各種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血壓過低也會造成暈眩，容易跌倒，造成傷害。

有關發現的最大得益者，相信是生產降壓藥的大藥廠。你若不得不服食更多降壓藥，那麼作個「對沖」吧──立即買入這些藥廠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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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http://www.nytimes.com/2015/09/12/health/blood-pressure-study.html?hp&action=click&pgtype=Homepage&module=first-column-region&region=top-news&WT.nav=top-news&_r=0

該對蕃薯感恩

夏威夷蕃薯，35元一磅，約兩個。

 不久前在一個飯局上，聽到朋友介紹一種美味食品：夏威夷蕃薯。

朋友說，曾在夏威夷吃過這種蕃薯，是烤製的，一切開，白皮紫心，香氣四溢，品嘗之下更覺美味無窮，不太甜，肉質細膩。朋友一直對之念念不忘，但回港後一直買不到；後來在尖沙咀一家生果店偶然見到了，立即買了幾個回家蒸來吃，味道雖不及在原產地吃到的，但依然十分好吃，於是又過海去「掃貨」。

近年興起了吃健康食品的潮流，過去被人看不起的蕃薯也如其他一些粗糧一樣受到吹捧，產地特別可靠的，更是矝貴。日前見到一位很久不見的朋友，他說與妻子現在每天有一頓以蕃薯作主食，用各種不同的蕃薯以不同的方法煮來吃。

夏威夷蕃薯的信息引起在座者很大興趣，有人第二天就到所述的街道去採購，可是不知什麼原故，遍尋不獲。

下面肉質細膩的是夏威夷蕃薯

過了一些天，我卻在灣仔街市見到了，出售的不是一般售賣蕃薯的菜檔而是生果檔，標價：35元/磅。這是平是貴，我欠缺概念。後來在街市走了一下，看到不到品種和產地的蕃薯，發覺價格高低之間竟有數倍之差。那位偏好夏威夷蕃署的朋友後來在美孚也發現了夏威夷蕃薯，價格更高，每磅45元。

我對蕃薯沒有特殊愛好，對蕃薯食品較喜歡的是蕃薯乾和蕃薯糖水。蕃薯乾很難買到軟硬適中的，加上對加工程序不放心，已很少吃。蕃薯會「生氣」也惹人討厭。蕃薯會惹起一些人的不愉快記憶，因為在過去吃不飽的日子裡，蕃薯是不夠飯吃時的佐食。說起蕃薯飯、蕃薯粥，經歷過飢荒的人，有說不完的辛酸話。我沒有捱過蕃薯，但捱過南瓜，所以至今對南瓜沒有興趣。

對於蕃薯，中國人──尤其是華南、西南地區的漢人──卻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同時要感恩的，還有蕃茄、南瓜、玉米、辣椒……等。

華南、西南本來以越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主。漢人自北方南移，自秦漢之前就開始。每次中原動亂受到四夷的威脅，漢人就會大規模南移。但華南、西南都多山，中原平原地帶的農耕技術難以施展，無形中阻止了漢人的移民步伐。

到明代，朝廷為防止地區人口共同體作亂，策動多次內部的人口遷徙，所謂「大槐樹」下集合流徙他方的集體痛苦記憶，至今在不少地方留存着。到明代晚期，蕃薯等適宜在貧脊山地種植的作物從新大陸傳入中國，有助漢人在山區站穩腳跟。這卻造成了持續的衝突，也改變了個地區的民族成分。本來實施土司制度的少數民族地區，也在「改土歸流」中變為一般的行政區。隨著可耕地面積擴大，糧食增加，人口也大增。

野生蕃薯起源於美洲熱帶地區，由印第安人人工首先種植成功。它栽培容易，有強大的抗病蟲害能力。據說，哥倫布一四九三年自新大陸回來，覲見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時，送給女王的禮物就是蕃薯。到明朝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東莞人陳益從安南首先把蕃薯引入廣東。

據百度百科的資料說，蕃薯皮含豐富的黏液蛋白等多醣類物質，能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保持血管彈性，預防血管硬化及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吃貴價的夏威夷蕃薯，就更應連蕃薯皮都不要浪費了。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耶?

翻新後的樹桩

家裡有一截從維園撿回來的樹桩。一九九九年，颱風約克正面吹襲香港，香港十六年來第一次掛起十號風球，不少樹木刮倒了，維園成了災區。倒下的樹木在截斷後，會當垃圾送到推填區去。我偷偷揀了一截大小恰可、切面較完整的，用行李車拖回家去，再刻上字，當作小几。

又十六年了。九月是香港最易受颱風吹襲的月份，這個月看來會平靜吧?那截樹桩的字跡已模糊，日前把它翻新了一下，一看上面的紀綠，颱風吹襲的日子是九月十六日，只差幾天就滿滿十六年了。

字是在橫切面上用焊槍燒上去的，如今再「燒焊」一次。燒上的大字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耶(?)。

這句話出自三國時代魏國人李康的《運命論》，原句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意思是說，才出於眾則易招人嫉妒。

這是很多人都有過的生活經驗。要麼你甘於庸庸碌碌，籍籍無聞，否則一點兒過人之處也可能招來躲在某個陰暗角落裡的人嫉妒，甚至陷害。你雖無害人之心，但不等於沒有人會覺得受到威脋。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流言蜚語，以至無中生有的加害。很多人愛以蘇東坡一生一再被流放的坎坷作例子，說明這句話中的哲理。

如果對這句話的理解只止於此，只可以為自己解解氣，或者還可以惜「人不招妒是庸才」為自己打打氣。接着怎麼辦?你可能仍覺茫然。

讀讀《運命論》原文，認識會更深一層。上句後面接着的一句較少為人提及：「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就是說，志士仁人卻是該秀於林者秀之，該出於岸者出之，該高於人者高之，不會因為有人嫉妒了而有所不為。這也正是蘇東坡一再被流放下的作為，而正是這樣的作為成就了蘇東坡的千古地位。

西方有個蘑菇定律，說你要出人頭地的話，即使被放置到陰暗角落裡，也要能像蘑菇一樣成長；如馬丁．路德．金說的：「如一個人是清潔工，就應該像米開朗基羅繪畫、貝多芬作曲、莎士比亞寫詩那樣，以同樣的心情來清掃街道。」

樓宇烈教授在說到「盡人事，聽天命」時有這樣的解釋：所謂天命，是說要知道人生來有些事情是做不成的，而有些事情現在做不到，但到條件成熟後就可以做到；這是因為因緣還未具足，要等待因緣的具足，條件的成熟。等待的過程並不是消極的，而是把當下的路一步一步走好，當下的事一點一點做好，創造條件，既不消極等待，也不操之過急。

刻上「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句話時，加了個表示疑問的「耶」字。這是當時心情的寫照。現在看來，對這疑問的最好回答是：「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

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

給朋友寫了三句話：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

這位朋友做股票買賣工作，又涉足房地產，近年頗有小成，儼然小富了。然而，工作上仍然不得不有看人面色的時候，時常因而不快。他擬了兩個字，要我寫來補壁，舒舒氣。我以為欠了點文采和氣度，於是送上了以上三句話。

這其實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樓宇烈經常勸勉學生和公眾的三句話。樓宇烈不但專於哲學和宗教，特別是佛學，而且對古琴、崑曲、中醫都有高深造詣。他主張中國文化的學者要「四通」，即中西東、古今現、儒釋道、文史哲都要通，然後才能「八達」。能夠懂點中國藝術就更好了，所以他在北大組織古琴社、崑曲社，鼓勵學生參加。

樓宇烈在一次叫《禪學三要》的演講中，把這三句話講得很詳盡。

他說，很多人把禪看成是和我們現實世界不一樣的、很神秘的、彼岸的境界；然而，禪並非高不可攀，而就在我們中間，非常注重現實，用禪宗的話來講叫做「當下」。我們的生命要有意義，只能夠在當下體現出來，因此要活在當下。既然要活在當下；修也要修在當下，悟也要悟在當下。學禪就是你該做甚麼做甚麼。這種當下的修煉，修而無修，悟而無悟。

他說學禪有次第、道路可循，就是以上三句話，或叫做「禪學三要」，「修禪三次第」。

第一句：「做本分事」。有人不解：現在幹什麼就繼續幹什麼，那還修什麼呢？這「無修之修」其實比學一個什麼方法去修更難。因為一般人都不太安於現狀，總是手裡做着一件事，心裡想着另一件事。禪卻不是空想，它很具體，就在你的面前。要是能真正做到這第一步，也就有個很好的開始，開始認識禪的真諦，在現實生活中體認到自我。有句話叫「自尋煩惱」。你討厭現實，想跳出現實生活去找一個清淨的地方躲起來，可是有這樣一個清淨的地方嗎？沒有！這尋找本身就是一個煩惱，因為你找不到。所以我們要從當下的本分事做起。

第二句話：「持平常心」，和前一句話相通，但是要求又提高了一步。因為雖然你做好了本分事，但你是否能對你所做的事沒有計較呢？你是否在意別人對你的讚揚或批評，是否會因為別人說風涼話心裡不高興，別人說了好話有必要心裡很舒服嗎？做好本分事不等於就保持了平常心。平常心就是該做什麼做什麼，不動心，不起念，用佛教的話講就是「八風吹不動」，八風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他常常講一個故事：蘇東坡對禪學有很深的造詣，跟佛印禪師經常來往，兩人一個住在江南，一個住在江北。有一次蘇東坡過江去看望佛印，恰好佛印不在，他就留下了一首詩：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佛印回來一看，寫上「放屁」兩字讓小和尚給蘇東坡送回去。蘇東坡一看不以為然，馬上坐船去找佛印辯辯理。佛印一見面卻道，你不是「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屁就把你打的過江來了？可見，修煉平常心相當困難。

第三句話：「成自在人」。所謂「自在」，就是自由自在。做「自在人」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佛、菩薩所追求的就是大自在境界。《心經》的第一句就是：觀自在菩薩。禪宗裡有道：「終日吃飯未曾嚼着一粒米，整日行走未曾踏着一片地。」這是說不要被外在的相狀所牽動，不離外境而不被外境干擾。修禪並不要躲到深山老林裡去，就算到了深山老林裡，要是心不淨的話，種種妄想念頭可能比你在這熱鬧的地方更多。能做到對境不起心、不起念、不着相，你就自在了。

這三句話其實也可以這樣理解：「做本分事」是儒家的處世態度，以誠以敬做好本分；「持平常心」是佛家的本色，對無常世事不動心念；「做自在人」是道家的逍遙，脫離世俗，自由自在。

中國文化的宗教特色之一，是包涵、包容，千百年來儒釋道三家共處，互相啟發、泌透。這三句話，從三家的角度都可以言之成理，指導言行。做到自然不易，只能記住，時常警惕了。

資本積累：美國蓄奴與中國起飛

美國網上雜誌 Slate 設有網上學院，開設不同專題的課程。日前看到這樣一個課程：美國資本主義在蓄奴中得到什麼?──當棉花為王的時候。

你有什麼答案?我立即想到的是資本，是資本積累，所謂第一桶金。

資本主義這名詞如今誰都瑯瑯上口，全世界似乎都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方式。自從東西方冷戰在二十多年前結束後，資本主義已成為世界各國的一致方向，認為它意味着光明。

曾幾何時，資本主義的名聲很醜惡，它幾乎與世界所的罪惡都沾上關係。黃仁宇在演講中曾這麼說：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猶為「壞」名詞，一般人認為全世界經濟不景氣，大量人口失業，應由資本主義負責；直到冷戰之後，資本主義才成為「好」字眼。

很多人會從直覺認為，資本主義這名詞來自馬克思。可是據黃仁宇的研究，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都找不到「資本主義」這字眼，有的只是「資本家時代」和「資本體制憑藉的根本」。連揭橥市場經濟的亞當．斯密也沒有用過這字眼。後來的經濟家、哲學家談到資本主義，都是語多貶斥，並無好感。它總是和西方列強在擴展勢力過程中的劣行連繫在一起，如剝削勞工、殖民侵略、掠奪資源、販賣奴隸、販賣鴉片等。

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積累資本。西方為了要買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但沒有多少貨物和金銀作交換，到侵佔南美洲發現了大量銀礦，才扭轉了局面，那裡的白銀三分之二流入了明朝的中國。到了清朝，英國人更不擇手段到用鴉片來與中國交易了。當資本積累到某個程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啟動，資本家不獨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掌控了社會之後，才「發財立品」了。不同國家不同程度地採納了社會主義的福利理念和措施，讓弱勢民眾也能分享到社會財富，資本主義不再僅僅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到這時，資本主義的壞名聲才逐步洗脫，甚至美化起來。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視野去看中國，指出中國在地理等因素的左右下，政治早熟，兩千多年前就建立起中央集權和文官體制，經濟以農業為主，而且是有均富色彩的小農經濟，這使財富無法集中運用，以致到清朝都沒有中央銀庫；社會運作主要靠「尊卑、男女、長幼」為規範；法律竟然也自漢朝由蕭何制定《九章律》起，二千年一貫，修修補補直至成為《大清律例》，到民國才廢除。這些都導至中國一直無法建立起可以通過清晰的數字指引行事的商業經濟。

但黃仁宇表示「我相信中國的前途」，因為上述頑固的體制在近百餘年來的「不斷革命」下終於崩潰了。這包括推翻了帝制，由民國在大城市建立起國家的上層領導架構，由中共在農村改革了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下層組織，再逐步在上下之間建立起現代社會必需的各種法規制度。他愛用一個「立」來代表這艱難的過程。國民黨寫了上面的一點一橫，共產黨寫了下面一橫，中間方兩劃各有建樹。

還必須有的是資本積累。黃仁宇二零零零年去世，他從晚年建構起的「大歷史」觀出發，看到了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就。新中國自建國起「文革」結束這三十年常為人詬病，但黃仁宇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史中一個重要的時期，其間，中國政府通過中國人民 (主要是農民) 的低薪勞動，為中國積累了六千億元人民幣的資本。其後改革開放的強勁發展，是在這基礎上起飛的。

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資本積累是不可迴避的過程。這等於香港人要買樓必須先積累到首期付款。

多年前讀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和《中國大歷史》，對「大歷史」觀沒有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近日讀他的晚年演講集《我相信中國的前途》，卻是感悟殊深。

行人與單車優先的道路使用新潮流

巴黎新風尚：騎車出行

不久前在一個書法展上看到一位九十多歲的前輩以條幅寫出自己的養身之道，其中有這樣的話：基本吃素，堅持走路。

在香港堅持走路，既易亦難。易的是香港是一個高度密集的城市，市區內很多設施都在走路可達的範圍內，而且治安較好，即使夜晚走路，也不必太擔心安全。難的是香港路窄車多人也多，馬路上空氣欠佳，有時令人望而卻步。

外國很多地方雖有舒適環境，可是要到超市買點什麼非駕車不可，而且不敢獨自走路，入夜後更是切切不可。相對之下，對喜歡步行的人來，香港是較宜居的，何況，香港還有近在咫尺的郊野行山徑?

若要進一步改善的話，是闢出更多專用路段供人行走，和供人踩車。汽車過多正日益成為都市難題，同時，道路政策向行人和自行車傾斜已悄然形成世界潮流。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城市通過這樣做改善都市環境和市民健康，發展中國家的都市則從發達國家過度提倡汽車文化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及早在城市規劃中重視行人和自行車的利益。

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刊登了一篇題為 Streetwise (善用道路) 的報道，這題目語焉不詳，但副題就說清楚了：「各地城市開始把行人和自行車置於機動車之上，這將讓城市更宜居，也更健康。」

報道說，從廣州到布魯塞爾到芝加哥，各地城市都從過去專注於讓車暢其流，轉移到便利行人、自行車，和讓人可以在道路上玩耍。有些市中心道路闢作行人專用道路，有些加設了單車徑。汽車的速度限制的上限在下降。

據說，有一百多個城市，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在周未禁止車輛使用一些道路。在歐洲，走在最前頭的是巴黎，周末禁車的道路達 30 公里；都柏林和米蘭都打算禁止車輛進入市中心區；連以車多聞名的洛杉磯最近也宣布要設置數百英里的巴士專線道路和單車徑。

在巴黎，有車階級似乎不吃香了。二零零一年，巴黎市民五分之三有車，比例現降至五分之二( 絕對數字不詳)。自二零零二年以來，倫敦進入市中心區的車輛減了三分之一，市內的出行次數有五分之一使用自行車，比率比 15 年前提高一倍。這使城市較安全和宜居，而這又是道路在對汽車加強限速下較安全所致。

對行人和騎車者來說，汽車車速是重大威脅。加拿大有調查說，行人被時速 65 公里的汽車撞倒，死亡率達八成；車速減慢一半，死亡率只有半成。紐約去年已把市區的行車時速限制降至 25 英里(40公里)；倫敦最近把限速 20 英里的範圍擴大到 280 公里道路，並且正着手取消非常不便行人的道路巨大迴旋處。多倫多也從九月起對三百多公里的道路加強限速。

這有利於推廣騎車上路。很多城市已建立起完善的自行車租借系統，它們在市內建立很多租車交車點，使用電子管理，可以甲地租乙地還，而且通過電腦和手機應用程式讓租用者知道哪個站有車和有泊車位。阿娒斯特丹與哥本哈根最領風氣之先，市內出行約三分之一使用自行車。阿姆斯特丹的居民有半數以上每天都騎車。倫敦、紐約、巴黎都在致力迎頭趕上。台灣二零零九年在台北開始的「微笑單車」(YouBike) 租賃計劃已擴展到四個城市，使用人次突破四千萬。開始時很少女性使用，如今已達男女各一半。

香港也可以因地制宜地朝這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新界地區。

話語權與歷史之被遺忘

吳為山為南京大屠殺博物館創作的雕塑之一

近年有一個新名詞叫「話語權」，這其實不是全新的東西，只不過過去稱作「發言權」而已。細辨之下，兩者卻有不同。發言權多用於個人層次，例如在會議上發言的權力。話語權則多應用在媒體等上層建築的層次，關乎公眾、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國家/集團的利益。它反映了社會上某部分人的政治影響力。

說話是人人都擁有的能力，但話語作為權力則不是誰都擁有的。在現代社會，說話若不能通過適當的渠道、工具發表，不足以發揮話語權的影響力。法國哲學家福柯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發表過《話語的秩序》一文，指出：話語就是人們鬥爭的手段和目的。就是說，話語不僅是思維符號，是交際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並能直接體現為「權力」。

這樣的權力往往同人們爭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行動有關。例如，對已發生事態的解釋權、對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訴權、對違法違規的舉報權、對欺騙壓迫的抗議權、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對虛假事件的揭露權、對罪惡事實的控訴權、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權等等，都屬於話語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方就話語權之爭奪有激烈的鬥爭，而西方佔盡上風。一度，國際間大多數報刊的國際新聞有九成來自西方四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的報道 71% 是關於美國的，9.6% 關於歐洲，關於非洲的不到 1.8%。這情況在網上世界中沒有多大改變。這擴大了西方的影響力，但也造成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無知。美國兩大政黨正在競選總統候選人，辯論中一論及外交問題例如中國問題，就淪為媒體的笑柄，但大部分美國人不會發覺有什麼問題，那些道貌岸然的候選人仍可以繼續胡說八道下去。

話語權不僅涉及當下問題，也涉及歷史問題。歷史是怎樣走過來的，由掌握最大話語權的人說了算。中國為紀念日本投降70周年舉行了大閱兵，在國際間引發了大大小小的風波。這也是對歷史話語權之爭的反映。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網站 (CNN) 日前刊登了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政治與歷史學教授拉納·米特 (Rana Mitter) 一篇文章，題為 Forgotten ally? China's unsung role in World War II (被遺忘的盟友？中國在二戰中未獲讚頌的作用)。中國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極為沉痛的代價，亦作出了重大貢獻，但至今不獲得西方「讚頌」，就是有關的話語權由西方控制之故。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北京閱兵所紀念的歷史事實：中國是最早參加二戰的國家，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就成為美國和英國的盟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中日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全面開戰後，華北華東迅速淪陷，許多外國觀察人士斷定中國無法堅持下去，日本極可能勝利。然而，中國國民黨政府與它的內戰死對頭中共一道，拒絕向日本投降，並撤退至內陸地區繼續抵抗。這個決定改變了亞洲的命運。中國亦為其他非西方國家樹立了一個榜樣，證明它們能夠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與西方並肩作戰。

對於中國抗日戰爭之貢獻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Mitter 作了這樣的假設：假如中國一九三八年就投降，日本將在一代人或更長的時間裡控制中國。若不是中國牽制住了60萬甚至更多的日軍，日軍可能在戰爭初期就輕易轉戰蘇聯、東南亞甚至英屬印度。歐洲和亞洲的戰爭可能永遠不會像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那樣合為一體。

可是中國擁有的資源要比其他同盟國少得多，西方也以「歐洲優先」為戰略。這導致在中國對二戰所作貢獻的問題上，西方和中國的觀點出現了巨大分歧。

的確，中國軍隊當時缺乏戰鬥力，很多精銳部隊也一早在上海、徐州等地的重大戰役中犧牲了。中國被要求承擔一個主要同盟國的重擔，卻缺少美國、英國甚至蘇聯能夠徵用的財力或資源。Mitter 認為：「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祇靠自己無法贏得戰爭的勝利。但承認這一現實並不意味着否認中國對於戰爭勝利的貢獻。」「這段故事的大部分在冷戰期間被西方和中國遺忘了。」

必須承認，歷史絕大部分會被人遺忘，不獨在中國抗日這一戰，也不獨在西方，在東方在中國亦然。其中很多是在意識形態之爭下被「被遺忘」的，哪些「被遺忘」哪些不「被遺忘」，由操縱話語權的人說了算。

在微觀的層面，這不可避免。可是從宏觀的層面，即從較大的時間尺度、三五百年的時間尺度去看歷史，就可能避免由個別事件、個別人物的褒貶謬誤或被遺忘帶來的錯誤影響，而能較清晰地看到歷史的發展脈絡。這就是黃仁宇倡的「大歷史」觀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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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的文章：
http://edition.cnn.com/2015/08/31/opinions/china-wwii-forgotten-ally-rana-mitter/index.html

參照黃仁宇的經歷看閱兵

歷史學家黃仁宇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判斷一件東西的長短，如果沒有參照物的存在，缺乏標準，往往難辦。一旦有所參照，比較一下，就好判斷了。

比如今天在北京舉行的大閱兵，你不找個參照物比較一下，真不知道怎麼判斷。那些武器的型號、性能、威力怎麼樣，與世界最強大的比較屬於什麼水平，只有專家才說得清楚。我看了現場直播，老實說，不過看看熱鬧，不懂得看門道。

幸好還能參照着看，參照的是七十多年前「國軍」即國民黨部隊和當時國民政府的一些實況。近日正好在讀以大歷史觀知名的美國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書，他一再講述了抗日時當下級軍官的境況和見聞。他從軍官學校畢業後當兵，在國軍中當了個少尉排長，帶36個兵輾轉於不同戰場，親身經歷、見識了戰火和是時中國社會最下層的實況。這對他後來到美國研讀歷史大有裨益，使他拒絕紙上談兵的看歷史，拒絕以道德觀褒貶一切，而是根據社會現實「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關心的不是歷史應該怎樣發展，而是歷史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他一再在演講中提到，他在軍官學校中學的是新式戰術，鋼盔塗油，閱兵戴白手套。一九四一年當排長帶上兵，才發覺自己的兵「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只有四五個識字。他不但不能給他們新式教育，還不得不跟着他們吃狗肉、說粗話、對老百姓心狠，以逞「英雄好漢」本色。他不這樣做不行，因為維持隊伍完整的不是紀律和責任感，而是義氣，是有面子沒面子的傳統觀念和價值觀。

但這仍然無法令他對手下的兵安心。他當個排長領薪42元，不久，通脹十倍以上，無異於無償當兵。山上的土匪卻看準了他的兵的武器，一挺輕機槍可換七千元，相當於一個兵四十年的薪餉。你叫他怎能夜裡安寢？

他的隊伍每人只有一套軍服，天晴時到河裡洗澡，軍服得晾乾才能再穿。後來軍部發來一筆錢作軍服的代金，但部隊在滇南深山中，有錢也沒有用，況且錢也不夠。結果，他們的師長派人化妝為商人到越南買來一批白布，再用土法染成黃綠色，製成短衣短褲以節省材料。

這樣的兵要麼是抽壯丁來的，要麼是為了找條活路而來，否則就落草為寇。可是這未必是條活路，新兵通常要行軍千里到達部隊，路上無休息無醫藥，經常只有十分之一人到達駐地。

這些落後與困苦都可以輕易地歸咎於當時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但黃仁宇擺出這樣的數字來：
──抗戰後期，中國軍隊號稱有三百萬，實際只得一百萬枝步槍，平均每名士兵每月分得四發子彈，機槍在內；
──即使在抗戰前夕，全國的財政預算只有１２億元，相當於四億美元；
──一九三九年，全國的鋼產量為１２００噸，只夠建一條小橋（據維基：中國二零一三年粗鋼產量為７．７９億噸）；
──國軍退守西南之後，工廠數只有全國的６％，發電量只有全國的4％。

黃仁宇認為，國軍凭這樣的力量敢於與日本對抗，以全國作戰場，生死拼搏八年（以九．一八起為１４年），是亘古未有的；中國沒有直接打敗日本，而是把它拖死了。

擺脫意識形態的左右，以七十多年前這樣的爛攤子作參照系，對今天早上閱兵應有不同的觀感。

「一天要喝八杯水」的神話

天水凝玉露

在暑天的香港，大街上手持、肩揹瓶裝水的人佔了不少，售賣瓶裝水的店鋪觸目皆是。這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潮流。造成這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家都相信「每天要飲八杯水」的保健之道，女士們更相信這是美麗之道，可以給皮膚「補水」。

這一「現代健康守則」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流行起來的，經常通過報章、電視、電台傳播，常常掛提倡健康生活的專家、名人的嘴邊，連醫生也這樣說。這是現代生活的「常識」了：每天要飲八杯水──清水。為了喝足這分量，瓶裝水就得須臾帶在身邊。

我多年前就對這一說有懷疑，想了解多一點，例如：一杯水是什麼概念？是多少分量？八杯合計是多少？一定要飲清水嗎？飲湯、咖啡、汽水、吃西瓜算不算？大人小孩都要八杯嗎？這一說有什麼醫學根據？是誰先提出的？……等等。

經過一番網上搜尋，發覺不少人有同樣的疑惑，並有學者就此發表了長長的論文，論文尋根溯源之下，竟然發覺此說查無實據。一篇論文認為最有可能的源頭，是美國著名營養學家弗雷德里克．斯特爾 (Frederick Stare) 一九七四年與人合著的一本書：《良好健康之營養》(Nutrition for Good Health)。書裡提到：「一天要喝多少水?要喝多少水通常得到各種生理機制的妥善調節，對一般成年人來說，大約是每天六至八杯，可以是咖啡、茶、牛奶、汽水、啤酒等等。生果蔬菜也是良好的水源。」

這一「神話」繼續流傳全世界，但對它的疑問也至今沒有停息。日前，《紐約時報》一位健康專家索性直斥其非了，刊出 No, You Do Not Have to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不，你不必一天喝八杯水）一文。文章劈頭就說：「假若有不死的保健神話的話，那就是：你一天要飲八杯水。這絕不真確，背後沒有科學根據。」作者 Aaron E. Carroll 是美國印弟安納大學醫學院的兒科教授。

據他的追尋，此說可能源自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屬下全國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一九四五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成年人一天飲水的「適當允許量」(suitable allowance) 是2.5公升。文章緊接着說：「這分量大部分已存在於製作好的食物當中。」可是人們都斷章取義了，以訛傳訛，不知道這後面一句的存在。

 Aaron E. Carroll 的文章進一步指出，沒有真正的科學實驗證明，健康正常的人額外多飲水會更健康。研究沒有發現飲水多些可以減少皮膚皺紋，可以讓皮膚更滋潤，看來更健康。即使身體有問題而要多飲水，「多」的意思也遠遠不到八杯水。

 Aaron E. Carroll 早在二零零七年曾與另一作者一起寫了〈醫學神話〉(Medical Myth) 一文，發表在著名的《英國醫學學報》(BMJ)上，列出的神話共七項，很多是連醫生也深信不疑的，第一項就是「一天要飲八杯水」。其餘還有：我們的大腦只有一成在發揮作用，頭髮和指甲在人死後還繼續生長，頭髮剃掉後會生長得更快更黑更粗，在光線不足之下閱讀有損視力。

若沒有特別需要，卸下整天掛着的水瓶吧，輕鬆一點上路。脫水之前，你的身體會早早向你發出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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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參閱：
飲水的疑惑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03/blog-post_1981.html

No, You Do Not Have to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http://www.nytimes.com/2015/08/25/upshot/no-you-do-not-have-to-drink-8-glasses-of-water-a-day.html?mabReward=A2&action=click&pgtype=Homepage&region=CColumn&module=Recommendation&src=rechp&WT.nav=RecEngine&_r=1&abt=0002&ab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