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些年，還會上街嗎?

巴黎大革命

不止一次遇到這個問題：如果回到那些年，你還會那樣做(上街)嗎?「那些年」，指的是「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激情歲月。

在戰後波瀾壯闊的幾十間，世界各地都有過這樣的激情歲月，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當其時也，不同國家嬰兒潮 (baby-boomer) 的一代人正進入青春好年華。相對於他們的先輩，他們都成長於生活蒸蒸向上的幸福日子中，對未來充滿期望。命運卻也弄人，偏偏在他們步入成年、要實現自己的理想的時候，全世界都進入政治動亂期，美國、歐洲、中國莫不能倖免。那是青春的激情與政治的激情共鳴、迴蕩的年代。

這樣的激情歲月其實不限於那一段日子，世界各地每隔若干年，當新一代青春接班人的到來與社會政經動蕩的循環重疊時，大規模的激情又會爆發。人生幾十年，即使生活在社會比較安定的香港，也有幸若干次「躬逢」上街之盛。

所有這些動蕩的都有個特點：參與者主要是年輕人。於是，前面那個問題其實有兩個不同的假設，第一，如果回到那些年，你還是那個年輕的你，還會那樣做嗎?第二，如果把現在的你放回到那些年去，你還會那樣做嗎?

在第一個情況，你還是那個認知水平，還是對「時代的號召」高度敏感，心中滿載着崇高的正義感，滿載着改變世界的偉大抱負，你一定仍會義無返顧地衝向前去。當時代的巨浪沖來時，你難免會想：我不順勢乘風，若干年後能不後悔嗎?為了青春無悔，你會不顧一切，邁步向前。

那些年，有這樣一個金句激勵過無數人：「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可是在第二個情況，若把今天在人生閱歷上有了足夠的積累的你放回到那些年去，你有了大量的「後見之明」，行事還會一樣嗎?

你應當發覺，情況不一樣了。最大的不同是，當年的你只顧在幕前演戲，陶醉於舞台上的參與；而現在的你不但看到一齣齣舞台上的表演，也清楚看到一齣齣舞台劇的幕後擺布，看到舞台上每個演員其實都受一根根繩索牽扯、控制着。

過去，對這個認識只是模糊的感覺；現在，越發清晰了。這得益於一本小書：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真正信徒：論群眾運動的特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中譯本名為《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

這真是天才之作，使人對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從巴黎大革命，到美國獨立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等等──有洞若觀火的清明。在對香港的混亂有着錐心之痛之際，及時讀到這本書，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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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溫：歲月如歌，青春可有悔?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9/11/blog-post_25.html

當年美國若順應民意

讀歷史常叫人捏一把汗。歷史的發展有其規律，但當中又不乏偶然因素。一個在特定時空因緣際會下的火花迸發，可能觸發連串互相激發的事故，以致不可收拾。混沌學中有所謂「蝴蝶效應」，歷史其實是個複雜系統，是個混沌的綜合體，當中自然有過無數「蝴蝶效應」。回過頭去看，又會發覺歷史的列車曾經一再在衝到懸崖邊沿之際，突然拐個彎來，避免了生靈塗炭的重大災難，讓人慶幸之餘捏一把汗。

近日讀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學教授)的《巨人》(Colossus)一書，就讀到這樣一段歷史。Colossus 也指「龐然大物」，書中說的其實是美圃，一個自己不承認而實際上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

書中講到韓戰，即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後來所稱的「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對手發動的一場錯誤的戰爭」。

開戰之初，美國人不是這樣看待這場戰爭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中戰勝日軍、並率兵佔領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是韓戰中美軍的主帥。它對韓戰的戰略看法與總統杜魯門相左，杜魯門認為韓戰是蘇聯覬覦歐洲的聲東擊西陰謀，因此韓戰只能打「有限度戰爭」；麥克阿瑟則執意要大打，包括提高對華戰爭的作戰級別，進攻中國的東北領空，封鎖中國沿海，動員台灣國民黨政府共同作戰；「最後，在中國各大城市上空扔下50個原子彈」！

我不知道這50個目標包不包括香港，即使不包括，廣州則勢難倖免，如此一來香港也必遭殃。

吃驚的還不止於此。

在兩人勢如水火的權力鬥爭中，杜魯門先下手為強，把麥克阿瑟就地解職，消息是一名副官聽到白宮的特別新聞發布會廣播後通知他的。這麼一來，麥克阿瑟的聲望更加如日中天。據蓋洛普的民意調查，杜魯門的支持率暴跌至26%，而麥克阿瑟得到69%的支持。麥克阿瑟借此聲勢返回美國到國會演說，又昂首闊步走到紐約大街上，據說竟然吸引多達「700萬民眾……這真是可與愷撒(大帝)媲美的榮躍」。他還部署參選總統，要逼宮。

美國講究民主。可是讓人慶幸的是，美國總統沒有在這個關鍵時刻搞公投，沒有「順從民意」。否則，中國就可能在美國履行「民主」的美名下被50個原子彈炸得體無完膚了。

杜魯門換了主帥，但沒有停戰；後來打得急了，一樣打算「戰術地使用核武器」。他的繼任人艾森豪威爾也企圖「以足夠大規模」的核彈頭來結束韓戰。這得到美國民意的支持。「當被問及『如果停戰談判中止……是否贊同對敵軍使用核彈攻擊』，56%接受民意調查的美國人的答覆是肯定的」。

民主以多數人的意見為依歸。這看似準確、理性、科學，卻恰恰是民主的最大弊端。民主的本質是只問數量而不問質量，假設多數人的意見就是正確的意見，此所謂「從眾不從賢」。

真慶幸當年的美國「不夠民主」！

根本問題是：無休止的揮霍

有朋友就這裡昨天的〈要救地球，別植樹〉一文留言說，地球現時的遭遇，是人類多方面過猶不及的活動所引致，其中包括無節制、不適當的高科技應用。中國人有個概念叫「度」，「度」一旦掌握不好，事情就壞了。這在個人較易掌握，在一個社會、在全地球就難了。.

地球現在面對的問題，是人類對資源──地球的資源──消耗過度了。

這樣的高消耗，是從資本主義興起開始的。資本主義帶來高效率的大量生產，商人都追求利潤最大化，這靠擴大生產、擴大消費來達到。商人在製造產品的同時，也得製造需求，通過各種宣傳、刺激、假象去讓人們相信，這樣的產品是你不可或缺的。

對一個理性的人來說，這有點荒謬：我怎麼會任由想從我口袋裡掏錢的商人擺布?可是，人都有非理性的一面，很容易就會受到外來訊息、環境的左右。你只要看看家裡有多少很少用得着的雜物就知道了，穿的、吃的、用的都有，還有不少近年才買下的高科技產品。數數你換過多少部手機?有幾部是真的壞了而要購買的?

現代經濟學和應用這些理論的政府都在鼓勵我們高消費，為了促進消費，用完即棄的產品越來越多，產品的使用夀命則越來越短。即使產品的實用夀命未完，流行夀命也會很快就結束，各種壓力會讓消費者停止使用這些「過時」產品。不屬「時尚」產品的，也會用「有效日期」這樣的曖昧字眼來促使你把它丟進垃圾箱去。

美國七成經濟活動來自消費，在以崇尚節儉的德國，消費也佔經濟活動的六成。很多新興國家、地區也向這些「先進」國家看齊，消費也在上升，佔經濟活動的比例不斷擴大。看看中國的發達地區，有些「先進」得有過之而無不及。

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要靠消費的持續增長來支撐。消費要持續並擴大，要麼消費者的錢包不斷腫脹，要麼消費品和服務得持續低廉。很「不幸」，在經濟全球化之下，這兩者同時發生了，特別是在最「先進」的美國。美國政府沒錢嗎?中國給它借。美國的消費者賺不到那麼多錢嗎?銀行千方百計提供貨款。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數十年裡，美國一般家庭的儲蓄率在8%至12%之間，到金融海嘯之前的二零零六年，儲蓄率下降到1%，有些家庭完全不儲錢。二零零八年金融海爆發時，情況更嚴重了，儲蓄率近於零。金融海嘯就是這樣發生的。海嘯過後，情況沒有多少改變。可以想像，還會有更多大大小小的問題發生。

隨着人的消費胃口、欲念越來越大，資源供應跟不上的問題陸續出現了。在市場經濟中，只要有需要，自然就有供應。市場上豬油短缺，各種變相的「返用油」就自動來填補真空。香港和世界各地近年發生的食物問題，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各種天然食物都有自然生長周期，它們的供應無法隨着人的需要擴大而加快。商人於是在需求的誘惑下以各種方法揠苗助長。漢堡包沒有牛肉，地溝油變豬油……都不出奇。

地球面對的問題其實很清楚：這不是地球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昨天的文章題目其實不對：要救的不是地球，而是人類本身。地球若沒有了人類，所以問題便都會應刃而解。地球何需人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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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閱：美國人驚人的高消耗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06/blog-post_16.html

「要救地球，別植樹」

日本洗心峽

「傳統智慧」這四個字，有時可以是褒義，有時可以是貶義。在當前變化多端的世界中，對於傳統智慧，真要加倍小心。不斷發覺，本來萬眾信奉的東西，忽然被否定了；而可能過了不久，否定可能被再否定，讓人無所適從。在很多人熱心參與的環保領域，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最新的一樁，是關於植樹的。

我們的教育都宣揚要綠化、要多植樹。自從氣候暖化成為全球議題之後，植樹、保護植被、保護熱帶雨林成為公眾與傳媒的一致呼籲，國際間還展開合作，由富裕國家(多在暖帶和寒帶)向貧困國家(多在熱帶)捐資，協助植樹造林。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正在紐約舉行，這樣的合作是重要議題之一。

可是有這方面的科學家提出，這可能是好心做壞事，在對抗氣候暖化的作用上適得其反。耶魯大學的氣候化學助理教授 Nadine Unger 上星期在《紐約時報》撰文，題目是To Save the Planet, Don’t Plant Trees (要救地球，別植樹)。

樹林對保護、改善環境的好處，是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是植物都通過光合作用成長、製造食物，當中的主要元素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被吸收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就滅少，碳也儲存起來了。有統計說，人類消耗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有四分之一被地球的植被「回收」，而大氣中增加的二氧化碳中，有兩成要歸咎於伐木造成的森林萎縮。植物還會釋放氧氣，對人有好處。栽種植物，讓人類既得到糧食，得到材料，保護好水土，還改善空氣質素，長遠而言又有利於對抗氣候暖化。這是大好事。

可是，要關注的不僅是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還有來自太陽的能量有多少被地球吸收了，又有多少被反射到太空中去。植物的顏色較深，會較多吸收陽光，從而提高地球表面的溫度。據氣候科學家的測算，在熱帶，植樹有降溫作用；而在較寒冷地帶，植樹卻會造成升溫。

目前，為了種植糧食作物，地球陸地的原始植被已有一半被破壞，土地開墾為農地。這對氣候變化有什麼影響，是推高了氣溫還是降低了氣溫，還沒有一致的科學意見。《紐約時報》的文章因而說：「由於我們並不知道答案，我們無法有根有據地預言，大規模造林有助控制地球溫度的上升。」

還要知道，植物為了降溫、防蟲等，會釋放揮發性氣體(V.O.C.s)，其中包括甲醛、臭氧，都是重要的溫室氣體，都會加劇空氣污染。據說，美國東岸到了夏天，是世界上林木揮發性氣體的重災區。這些氣體與汽車廢氣、工業廢氣混合，危害性更大。化學反應產生的微粒，會影響雲的形成。耶魯大學的研究發現，林木揮發性氣體的多寡對氣候的影響，不下於地球表面顏色和碳儲存量的影響。植物可以儲存碳，但這不是永久儲存；到植物死亡腐敗或經燃燒，碳又會釋放回空氣中去。

文章還說，植物可以調控大氣的氧氣含量之說也屬於「神話」。即使地球上的光合作用停止了，大氣中的氧氣含量變化也不到1%。亞馬遜森林是地球之肺之說誇大了。植物對二氧化碳、氧氣的製造和釋放，其實是自給自足的。亞馬遜森林的氧氣和二氧化碳，都會原地製造、原地回收。這就是為什麼一個透明玻璃罩內可以形成自我循環的植物系統。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栽種植物有利於生物多樣性。

「這世界變化快！」對已有的傳統譜慧，別太自恃。

香港經濟未玩完之餘

在報上讀到一個頗有搶奪眼球效應的標題：香港經濟玩完?這是經濟學家寫的文章，答案是否定的，可是我沒有因此而放心，因為看到香港的確在周邊地區激烈的競爭中逐步落後──不因為香港沒有發展和進步，而是別人的發展和進步大得多；你寸進，人尺進，你就落後了。

那篇文章是關焯照為了駁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亨關於「香港經濟會玩完」的警告而發的，而馬時亨的警告是就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競爭力排名調查而發。排名中，香港列第七位，落後於第六位的日本。馬時亨擔心，政改若原地踏地，香港經濟會「玩完」。

我相信這「玩完」論不是嚴肅的結論或預測，只是出於擔心的放言。關焯照自言過去幾年主力研究香港經濟，卻是認真地比較了同一排名中幾年來香港與日本之間的消長。很清楚，香港自零七年以來從第十二位逐步上升到第七位，創下「歷史新高」；日本則大部分時間高過香港，從第八位一步高一步低地進展到第六位。所以，文章認為馬時亨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

我常常認為，香港人有時對這樣那樣的排名太認真了，回歸之初的幾年尤其是嚴重，每次香港的國際排位下跌了──經常是從一跌到二或由二跌到三──就有傳媒用斗大的字報憂。其實，排第二或三也很好嘛，為什麼非要第一不可?「四人幫」中的康生為人所不恥，但他有兩句話說得挺好：「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這可能是他在政治鬥爭中得來的深切體會，而我等凡夫俗子用之於處世、觀世，亦很好。

拿香港與日本比較其實不大切實際，因為日本畢竟是個人口過億的國家。最可堪比較的是新加坡，關文沒有提到這方面。實際是，新加坡排在瑞士之後列第二位。這才是香港值得警惕的。

類似的競爭力排名還有多個，都可以參考。譬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201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也值得注意，香港跌出了前三甲，名列第四，而新加坡則上升到第三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發表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也指出，香港雖然仍是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城市，但龍頭優勢正逐漸減弱。

競爭力高不代表經濟表現優秀，市場上不是競爭數據高的產品就一定賣得好的。從這個角度去看，香港優越的競爭力就有如虛榮，香港的經濟總量反而相對下滑了。記得回歸之初董建華主政時，每有上海政要訪港或董生訪滬，香港記者都愛拿兩地比較提問，包括什麼時候上海超越香港。現在不會再有人這樣問了，因為上海早超越香港。傳媒也曾愛拿香港和新加坡比較，現在也少這樣做了，因為新加坡也早超越了香港。

大陸《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不久前查閱資料發現，十年前，香港經濟總量相當於北京、上海、廣州三市的總和。如今呢?上海和北京的 GDP 已分別在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一年超越了香港。依走勢，廣州明年也會超過香港，天津也一樣。這樣的城市正陸續湧現，深圳、蘇州可望在一兩年、兩三年內走到香港前頭。

香港經濟玩完了?還沒有，但肯定落後了，看來會繼續落後、落後……下去。

對「誘惑觸覺」的感動與驚訝

唐景森一件真人大小的作品

在香港，雖然在這裡在那裡可以見到公開陳列的城市雕塑作品，但雕塑在香港不是吃香的藝術；香港得到廣泛認同、能夠成為地標的城市雕塑作品屈指可數，知名、有地位的雕塑家亦稀有。上星期六到香港藝術館去，發覺香港曾經有過唐景森這樣的出色木刻雕塑家，很驚訝。唐景森已在二零零八年去世，我這才認識到，實在慚愧。

我是為了去看第二天就結束的「巴黎．丹青」畫展到那裡去的，去到才知道有「誘惑觸覺──唐景森的藝術」展覽。香港藝術館據說即將閉館進行翻新工程，直至二零一七年。與巴黎多家美術館合辦的「巴黎．丹青」畫展可能是藝術館閉館前最後一個大型展覽，展出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常玉、龐薰琹、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等約一百件畫作。這樣的大型展覽，宣傳都特別落力，地鐵車站到處都見到巨型燈箱廣告。

相對之下，唐景森的展覽就「微不足道」了。可是我發覺這個展覽更可觀，也更難得。「巴黎．丹青」匯集了百餘幅名家名作讓人觀賞，確是藝術的盛宴，是不可多得的盛事。這些名家的作品，如果真要觀賞，機會其實不少；到網上搜尋，能見到的就更多了。「誘惑觸覺──唐景森的藝術」展出的作品數量較少，可是更難得見到。

就我所知，香港搞雕塑的，多走抽象一路，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情況很相似。或者因為很多人以為搞抽象的東西較易取巧吧?中國古語有說：「畫鬼容易畫犬難。」畫實在的東西，沒有取巧騙人的捷徑可走。唐景森的功力最能從寫實的作品中表現出來，雕刻的對象還是誰都熟悉不過的人體。

唐景森讓天使從木頭中釋放出來了

「細心欣賞唐景森的木雕，那些細緻的骨骼、肌理總教人看得入迷。他的雕塑創作，均採用真人模特兒做出不同姿勢，好讓他能仔細觀察地心吸力為人體帶來的轉變，精準地描繪人體線條、骨骼和肌肉的起伏，為堅硬的木材注入生命氣息，令木雕彷彿會呼吸。」場刊中這段文字很好地說出了現場看到那些人體作品的感受。他的人體作品集中表現女性軀幹之美，他認為軀幹就很美，四肢變得多餘了。木頭的紋理、色澤、質感都予人溫暖感覺。在他的苦心經營下，這些「殘軀」彷彿真的都有體溫，而且有彈性。

唐景森愛在局部突顯原木的粗糙紋理，以與精雕細琢過的人體肌理對比，更顯從粗獷的木頭中發掘出來的生命之美。米開朗基羅說過：「我看見天使藏在大理石中，我要把他釋放出來。」唐景森則從木頭中把天使釋放出來了。

這個展覽認為唐景森的作品「誘惑了觀眾的視覺與觸覺，往往令人有撫摸的衝動」，展覽因此有「誘惑觸覺」之名。這卻是「欺騙」，誘惑是有的，觸摸則是禁止的，除了展覽最後展出的一段沒有好好加工過的木頭。

展覽到這裡展露了唐景森令人驚訝的另一面，他原來是個要柱着一雙拐棍走路的殘疾人，個子矮小，可能是小兒麻痺症患者。他的木雕作品大多巨大，原木狀態時會更沉重，即使要一個身體健全的人去處理也不容易。而他竟然揮錘弄斧，創作出那許多令人感動的作品來，真不可思議。

當航船上沒有領航員

蘇格蘭獨立公投塵埃落定，反對獨立的一方如所預料的勝出了。這次公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歐洲更發生了共鳴效應，一些一直在爭取獨立的地方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也在醞釀獨立公投了。這一點不奇怪，歐洲的歷史是不斷走向分裂的歷史，甚至可以說，歐洲文化就建基於分裂的基礎上。

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有19個國家，而到今天，歐洲有45個國家。其中不少是近四分之一世紀內，即在冷戰結束後出現或者說重新出現的。這可苦了地圖印刷商，歐洲地圖不幾年就會過時，要更新。從相反角度看，也可以說為他們創造了商機。「商機」可能陸續有來，因為歐洲在鬧分離的地區還約有三十個，意大利的撒丁島，德國的巴筏里亞都有這樣的思潮，烏克蘭更因此弄得兵戎相見了。

蘇格蘭公投頗為一些人樂道，指為民主、理性、文明的典範。蘇格蘭人在獨立這樣的重大議題上，沒有如某些地方的訴諸暴力，而用一人一票的投票決定，和平公正。公投中，只發生過零星的小衝突，勝負雙方都很克制，非常值得稱讚；獨派一方還在未點票之前就揚言，即使輸了也不會要求重新點票，很有君子之風。可是在預備公投以來兩年中造成的社會撕裂能不能迅速撫平就難說了。

這樣的公投，要說能夠絕對的理性、冷靜，是很難相信的，特別是主張獨立的一方，難免要訴諸挑動民族情緒。把獨立公投定在今年，就是個激發民族情緒的精心設計──今年正好是蘇格蘭抵抗英格蘭入侵的最著名戰役The Battle of Bannockburn 的七百周年，這戰役是所有蘇格蘭人都知道的通識題目。

一位蘇格蘭學者觀察了海外對蘇格蘭公投的反應，又特別指出一個外人鮮有注意的事實：公投很大程度上其實是針對英國保守黨即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的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

已故戴卓爾夫人，被視為扭轉英國下滑國勢的偉大首相，可是在英國特別是蘇格蘭，她的聲譽遠不如海外之隆，以致她辭世的消息一傳出，即有人開香檳慶祝，其中相信有很多是蘇格蘭人。繼承戴卓爾主義的保守黨被指破壞了蘇格蘭的工業，並削弱了社會福利保險體系，擴大了不平等。蘇格蘭民族黨的崛起，除了靠主張獨立的綱領，還靠與保守黨對着幹的作風。據說，蘇格蘭人「對保守黨的厭惡已經變成了仇恨」。在二零一零年的選舉中，保守黨在蘇格蘭59個議員席位中僅獲得了一席。蘇格蘭的年輕一代，可以說是在對保守黨的仇恨中成長起來的。

在這樣的情緒下的投票，你說能夠有多冷靜、理性?更不要說，「你是否同意蘇格蘭獨立」這簡單的問題背後牽涉的非常複雜問題了。假若選擇獨立，在政治、經濟、民生上要面對的問題，如貨幣、債務、稅務、保險、石油、軍備……等等，都錯綜糾纏，非一般人可以深入了解。這次公投籌備了兩年，期間舉行過很多面向選民的簡介、研討，但你說選民──包括不少剛滿16歲的新選民──因此能投下深思熟慮的理性一票，我是十分懷疑的。

民主很「科學」，因為它以數據說話，以票數多寡定勝負。但從根本上來說，它只管程序，只求在數量上作出分野，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意義，也不管結果的好讓，對質量不負責任。它的最大好處是責任分攤，共同承擔後果──準確點說是要全體承擔由相對多數人(不一定是絕對多數人)選擇的後果。這是不是政客推卸責任的詭計?

這是很無奈的做法，就如航船上發現沒有人能爬上最高的桅頂去給大家指明航向時，不得不由在甲板上團團轉的乘客去投票決定船該駛到哪裡去。

秋分時節花正好

南去的太陽斜斜地落到這兩座大廈之間去，該到秋分了，翻翻日曆，知是兩天之後。夕照紅艷，而花開正好，金秋佳日，此其時也。

(上：攝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上：攝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這是蘇格蘭的石油！」但能採多久?

有朋友認識一些蘇格蘭人，說是他們說起英格蘭來總有點酸澀味；到蘇格蘭旅行，感覺到一種悲情，民族情緒可能很難為外人道云。我想，其中必涉及北海的油氣資源。早在七十年代英國開始在北海油田產油時，蘇格蘭民族黨──就是這次領導獨立公投的政黨──在為自己造勢的集會上叫得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It’s Scotland’s oil! (這是蘇格蘭的石油！)

蘇格蘭族黨目前鼓動獨立、讓人相信蘇格蘭獨立後經濟會更好的一個「有力」的理據，就是蘇格蘭將可以享有北海油田的豐富資源。這會讓一些人以為，一旦少了英格蘭人的插手和分享，蘇格蘭就可以像中東的油國一樣富甲全球了。這前景的確可以讓人眼前一亮！支票已開出來：蘇格蘭的年輕人將來可以免費上大學。

北海油田可以說是戰後改變世界政經格局的一個重大發現。在此之前，石油資源主要掌握在中東阿拉伯國家手上，在中東戰爭中，石油被當作戰略武器，油價暴漲，危及全世界經濟。可是禍福相生，油價貴了促使英國等北海沿岸國家向沉寂多年的北海油田鑽探，並得到重大收穫。本來疲不能興的英國不但在經濟上振興起來，也在政治扭轉了局面，戴卓爾夫人在石油幫助下，挫敗了以煤礦工會為主力的工黨，改變了英國的政壇局面。挪威等國也靠石油收入完成工業化，晉身世界富國行列。

問題是，北海油田還有多長的開採夀命?

英國的北海油田先後在八十和九年代達到過生產高峰，油氣產量之後逐步下滑，已從九十年代末的日產4.6百萬桶下跌了三分之二。來自石油的稅收自然下降。油田發現後，英國成為石油出口國，可是到最近，又重新成為剰石油進口國了。

油田自七十年代中期投產以來，油氣總產量達到450億桶。按已知儲存量估算，開採量已逾三分之二，餘下大概還有120億至240億桶。這仍然相當可觀，可是終究不可以久恃，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就得枯竭。

已退休的蘇格蘭石油巨子 Ian Wood 關於石油開發的研究很受英國政府尊重，他接受石油網頁 Energy Voice (能源之聲) 訪問指出：「這個星期投票的年輕人必須明白，他們到了中年時，蘇格蘭的海上油氣將所剩無幾，這將嚴重打擊我們的經濟、就業和公共服務。當前虛言妄說之多，令人震驚。」

對於地下油氣的儲量，歷來都有低估的傾向。隨着勘探技術提高，不斷會有新的油氣田發現；開採技術提高，又會提高產量；若油價上升，本來沒有開採價值的油氣又會變得有利可圖而值得開採。北海油田的情況相信也一樣。北海油田的氣候條件惡劣，生產成本很高。假若世界經濟繁榮，對石油的需求上升，油價上漲，北海油田的前景就會好些。但那裡的設備已漸殘舊，給政府的稅收貢獻減少的同時，正需要政府以稅務提供補助。以為可以依靠它們提供豐富的油元，這算盤顯然打錯了。一些專家認為，單靠蘇格蘭能不能維持北海油田繼續生產都成問題呢。當然，也別旨望聯合王國會把油田都給了蘇格蘭。

蘇格蘭人很聰明，相信不會把前途都押到北海油田之上。但民族情緒一旦煽動起來，人會變得盲目──普羅性的盲目，認知就會失準。

蘇格蘭獨立派政客必勝

提到蘇格蘭，你會聯想到什麼?──威士忌、格子裙、風笛……?我立即想到的是從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所著的《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100人》(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得來的一個統計。在這一百人中的蘇格蘭人，相對於蘇格蘭人口的比例，是各個民族中最高的。

我不能準確記得當中有多少名蘇格蘭人，記得是近十人，而手上沒有這本書，沒法再計算。到網上找來那名單粗略統計一下，發覺其中起碼有五名蘇格蘭人：發明蒸氣機的瓦特，電磁物理學家麥克斯韋爾，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明電話的貝爾，發明青霉素的弗萊明。

對於一個小民族來說，這樣的成就非常巨大，始勿論那一百人的選取有多大爭議性。蘇格蘭目前有540萬人口，只相當於香港的四分之三，面積則有七十幾個香港那麼大。那裡的自然生存條件並不好，所以移居到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的蘇格蘭人很多，其中產生過大量名人。這樣一個陰冷、崎嶇的地方在世界近代史上能產生那麼多影響人類命運的出色人才，着實使人驚訝。

可能出於民族的自豪，與英格蘭人共同組成聯合王國三百餘年的蘇格蘭馬上就要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要另起爐灶，獨立成國。這幾天裡，全世界目光的焦點會集中到那裡去。這不僅是因為對蘇格蘭的格外關心，也是因為那裡只佔英國 7% 的人口也將決定英國──大不列顛──的命運。

英格蘭與蘇格蘭在人口上很懸殊，容易讓人產生英格蘭以大欺小的錯覺，以為兩者的聯合是英格蘭征服蘇格蘭的結果。其實，兩者是「自由戀愛」結合的。連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這表示聯合的國名，也是蘇格蘭人提出的。十七世紀時，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 (James VI) 通過繼承權，從去世的英格蘭王后伊莉莎白一世繼承了王位後，為免英格蘭人有受蘇格蘭人統治的芥蒂，把聯合了的王國稱為 Great Britain。

在這個聯合王國之下，英格蘭與蘇格蘭，還有威爾士和愛爾蘭，其實都保持自己的王國身份和地位，有自己的旗幟。這在足球場上表現得最鮮明了，它們各有自己的隊伍參加國際比實，例如世界杯、歐聯。所以，英格蘭的公投其實不是你要不要做蘇格蘭人的問題，而是你要不要做 British 即不列顛人、英國人的問題。

這更是個經濟問題，英格蘭主張獨立的政客把目前的所有經濟難題，都歸咎於倫敦的英國政府。但正如《經濟學家》周刊指出，問題其實是經濟全球化所致，無法通過獨立去解決。

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rson，哈佛大學教授) 是蘇格蘭人，他反對獨立，認為蘇格蘭現在有自己的議會、自己的政府，中央那麼多權力已下放到愛丁堡去，實在看不出有獨立的必要。他倒是拿出另一位蘇格蘭名人亞當．斯密的話奉勸蘇格蘭人：政客就改革花言巧語，主要出於擴大權力的私欲。

狡猾的政客可真有本領，不管公投的結果如何，他們都會是最大的贏家。獨派勝出，他們固然掃走全部籌碼；反獨派勝出，他們一樣更上層樓，因為倫敦已為挽留他們而許諾下放更多權力。

這樣的賭客──該是政客──你鬥不過。

風起雲飛疾 霞光乍現驚

風起雲飛疾

霞光乍現驚

碧蒼瞪天眼

未解亂囂聲

──颱風海鷗掠港後即景

利用標籤和成見來洗腦

以前，小孩子看電影常常問：「這個是好人還是壞人?」那時，好人、壞人是分明的，就像童話故事一樣。有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概念，電影故事情節就好理解了。人要認識複雜的世界，要建立大量概念。小孩子在對世界的探索中，慢慢就就能自己建立起很多概念來。概念可以說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之間的橋梁，用學術的語言來說，它是「通過使用抽象化的方式從一群事物中提取出來的反映其共同特性的思維單位」。建立這樣的概念，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客觀世界。

概念，因此看來是很理性的東西。人越理性，越多不同的概念，有來自書本的，有來自實踐、體悟的，也有很多來源不明，常常很朦朧，總之都會左右人的思維和判斷。它們會在人自覺或不自覺下發生作用。如果有人別有用心地利用這樣的概念，你就在不自覺受到擺弄了。

有時，這樣的不自覺無傷大雅。譬如在英國，有人在超級市場賣紅酒的貨架前做過這樣的實驗：那裡賣的紅酒來自德國和法國，酒的品質、價錢都不相上下；實驗人員在那裡安裝了一台播音機，一天播德國音樂，一天播法國音樂，顧客的選擇竟然不自覺地被音樂左右了；播放法國音樂的一天，會賣出40瓶法國紅酒，而德國紅酒只賣出12瓶；到播放德國音樂的一天，情況倒過來。大部分顧客不知道自己受到音樂的影響，在44名接受了問卷調查的顧客中，只有6人(14%)說音樂起了作用。

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用啤酒做過類似的試驗。接受測試者要試飲兩種啤酒，一種是普通啤酒，一種加了兩滴意大利香醋。一組人事前獲告知兩種啤酒有什麼不同，另一組人完全不知道，只知道一種是普通啤酒，一種是麻省理工的「特醞」。兩組人都在測試後給送上一大杯啤酒，面前還有香醋，由他們自己決定是不是要加點兒作調味。結果是，事後才知道所謂「特醞」是什麼回事的，自願加點醋的人多一倍。

兩個實驗都顯示，事前形成的概念，或由此產生的預期，使人的決定或感受不自覺地受到影響。

事前形成的概念和產生的預期，都會形成成見──既成之見。成見不都是壞的，而是人們希望用來預測體驗，對信息進行分類的一種方式。人的大腦不能在每一個新環境下都能迅速「開機」、由零啟動，它建立在從前所接收過的信息的基礎上，然後在這基礎上對照、連繫新舊訊息，作出思考，作出判斷。

成見因此不是本質上有害的。它反而為我們不斷地理解周圍複雜的環境提供了捷徑。事實上，不可能完全消除固有觀念和固有認識，我們要靠它們來思考和認識事物，但我們得承認，人都存有偏見，要警惕自己不要被偏見左右，更要警惕不要被人加以利用來控制自己的行為。

我越來越發覺，這個社會越來越喜愛以簡單的標籤方法來給人們洗腦了，做生意、搞社運、搞政治的都是這樣，黑的、白的、紅的標籤，好人壞人的標籤到處飛，都把我們當作無知小兒了。

八號風球下 維港靜悄悄

 

「地溝油」與 iPad

高科技資訊產品已成為年輕父母的恩物；一旦忙得分身不暇而子女在旁邊吵嚷不停，塞一部平板電腦、智能手機之類到子女手中，把他們推進虛擬世界，自己就立即可以解放出來，安心忙碌了。

這樣的情境屢見不鮮。有一回在地鐵上，見到一女子推着嬰兒車進入車廂，還帶着兩名大概六七歲的子女，一個母親帶着三個這麼小的孩子出門真不容易。那兩名子女埋首在一部智能手機上，那女子也悠閑地撥弄着手機。她把嬰兒車轉換個方向，我才看到，裡面一個看來兩歲多的小不丁也捧着一部遊戲機似的東西不住地按。那年輕母親可稱是高科技母親。iPad、iPhone 之類智能玩具能立即讓年幼子女安靜下來，效果立竿見影，已被稱為「電子奶嘴」。

蘋果又推出新版 iPhone 了，以產品的尺寸計，是為迷你版的迷你 iPad，對要哄兒女的父母來說，是新恩物。這些父母若知道蘋果的已故老闆喬布斯 (Steve Jobs) 是一位低科技父親，一定會大吃一驚。他與美國很多資訊科技產品的父母一樣，嚴格限制子女使用 iPad 之類產品。

粵語有句熟語叫「賣花姑娘插竹葉」，以言家貧的賣花姑娘消費不起自己的產品。在貧富懸殊、光怪陸離的社會中，這樣矛盾的社會現象並不罕見。最新的怪現象是「豬油」(地溝油)製造商不會讓子女食用所有含豬油的加工食品。喬布斯不讓子女使用iPad，原因沒有什麼不同──因為知道 iPad 對年幼子女弊多於利。

《紐約時報》資訊科技記者 Nick Bilton 日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 Steve Jobs Was a Low-Tech Parent (喬布斯是個低科技父親)。他說到，喬布斯掌控蘋果時，常會給相熟的記者打電話，指正他們的錯誤。二零一零年，這位記者就iPad 的缺點寫了一篇報道，就接到喬布斯的電話。經過一輪唇槍舌劍，記者想岔開話題，隨便問道：「那麼，你的子女一定很愛用iPad 了?」當時，剛面世的iPad正在全世界掀起熱潮。喬布斯卻說：「他們還沒有用過，在家裡，子女可以用多少科技(產品)，我們有限制(We limit how much technology our kids use at home)。」

那麼，他的子女幹什麼?記者沒有問喬布斯，而向為寫《喬布斯傳》經常出入喬家的 Walter Isaacson 打聽，得到的回答是：「每天傍晚在廚房的長桌吃晚餐時，史提夫(喬布斯)會提出話題來，討論書籍、歷史和不同的事情。從來沒有人掏出 iPad 或電腦來。孩子們看來完全沒有沉迷於這些玩意兒。」

很多高科技產業的老闆與喬布斯一樣。3D Robotics (生產無人機) 的行政總裁Chris Anderson 和妻子對家裡資訊科技產品的使用都有管制，以致被子女(六到十七歲)稱為「法西斯主義者」，「嚴管是因為我們親自見到高科技的危害性，而不想這發生在子女身上」，危害包括色情資訊、網上欺凌，而最可怕的是上癮。

這些家長知道，子女十歲之前最易上癮，因此平日不准他們使用資訊科技產品，到周末才准使用 iPad 半小時到兩小時；十歲到十四歲的，平日可以用電腦，但只限於做功課。有些家長不准子女使用社交網站，要用就只能用Snapchat，它的特點是訊息一經傳出就刪除，以避免兒時無知之言不知到哪一年會讓人翻出來惡搞。一些家長要子女到十四歲才擁有智能手機，到十六歲才有自己的流動數據計劃。

有一條規則是共同的：子女睡房裡不得有電子屏幕。

如果你能理解「豬油」生產商對子女食用加工食物的限制，應該也能理解喬布斯等的科技限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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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Steve Jobs Was a Low-Tech Parent

http://www.nytimes.com/2014/09/11/fashion/steve-jobs-apple-was-a-low-tech-parent.html
舊文參閱：一種不讓孩子接電腦的教育理念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