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霧霾何日清?

本圖沒有問題，這是瀋陽霧霾中拍得，能清楚看到的
只有一塊電子廣告屏幕。

這星期以來，香港的空氣狀況一下子好了不少。自從冷空氣五天前南下，形成降雨，時間雖然不長，但已把空氣清洗一新。幾天來，吹着東北風，香港的能見度仍然很好，從辦公室望出去的西灣河海面和西九龍一帶，藍天冬陽下的景色明艷耀目。看看天文台過去24小時的紀錄，西灣河的能見度曾經達到最高的50公里，赤鱲角和中環差點，昨天下午曾經不到20公里。

能見度高，表示空氣乾淨。空氣污染，是灰塵加上硫酸、硝酸、有機碳氫化合物等粒子造成的，技術名稱是霾(haze)或灰霾（dust-haze）。大陸習慣這樣叫，香港天文台則稱之為稱煙霞，美麗得多，可是容易引起美麗的誤會，以為這是大自然的傑作，而不知道這是人為的。

有霾兼有霧，就是霧霾了。相對濕度小於80%時，大氣混濁視野模糊導致的能見度下降主要是霾造成的，相對濕度大於90%時的大氣混濁視野模糊導致的能見度下降主要是霧造成的，相對濕度介於80-90%之間時的大氣混濁視野模糊導致的能見度下降則由霾和霧的混合物造成，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隨着大陸特別是北方各個大城市的空氣污染惡化，霧霾已成為新聞的熱詞。

倫敦一九五二年「大迷霧」即景。

霧霾似乎是一個地方走向走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上難以繞過的障礙。倫敦曾經以此著稱。倫敦一向多霧，但自十八世紀末開始工業革命之後，工廠煙囪噴出的黑煙與霧結合形成的霧霾日趨嚴重，當時稱為 smog。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至九日之間，霧霾濃到幾步之外不辨形蹟，不但海陸空交通癱瘓，有些地方的人連走路回家也不辨方向，甚至站着看不到自己的腳。數以千計的人窒息而死，因而喪生的還有牛。這是為有名的「大迷霧」(The Great Smog)，它的最大好處，是催生了一九五六年的《潔淨空氣法例》(Clean Air Act of 1956)。

美國洛杉磯也曾以煙霧聞名，洛杉磯盆地的空氣品質曾經是美國最糟糕的。洛杉磯霧霾的主要成因，是城市設計向平面鋪開，人們天天駕駛數以百萬計的私家車長距離上下班製造大量廢氣，加上洛杉磯盆地四面環山又不利煙霧擴散。一九七五年，洛杉磯的空氣污染「紅色警報」天數高達200天。

如今，倫敦和洛杉磯已告別了霧霾。二零一零年，洛杉磯的空氣污染「紅色警報」的天數已減少到只有三天，而私家車數量三十多年來增加了近兩倍。

倫敦、洛杉磯等西方城市的噩夢現在發生在中國的大城市身上。按聯合國衛生組織的標準，一立方米空氣的pm2.5懸浮粒子不能超過25微克。哈爾濱的數字竟然超過600。據聯合國估計，中國一年有一千二百萬人因為空氣污染而早死。中國自己則估計，中國人預期夀命縮短的總年數達到25億年，這相當於東京三千五百萬人口的預期夀命總和。

倫敦和洛杉磯都已告別了與霧霾相提並論的污名，證明霧霾是可以治理的。最重要的一條，是嚴格管制車輛尾氣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益、減少耗能。中國已開始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利於雷厲風行地推行政策。北京、哈爾濱等大城市告別霚霾，應該不必花倫敦、洛杉磯那麼長時間吧?

暴飲暴食季節前的及時發現

早上起來，氣溫降至13攝氏度，終於有點秋冬的涼意了。十一月只剩下最後的幾天，到周末，就進入今年最後的一個月。其實不用天氣提示，身邊事物早已讓人知道，香港歲未年初的節慶高峰期到了。維港兩岸邊的燈飾早已預告聖誕節快到；約十天前去飲茶，待應小姐更有超前舉動，開始推銷起酒樓年糕券來。節慶活動不離大吃大喝，在如今的富裕社會，這既是樂事也是苦事，讓人擔心滿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時，吃壞了身子。

剛好，一份新的研究報告帶來了忠告：只有堅持每天運動，即使吃多了，不至於有大害；可是，大吃大喝而不運動，的確會誘發人體內的不良基因。

忠告來自英國巴思大學(Bath University)在《生理學學報》(Journal of Physiology)上發表的研究報告，《紐約時報》昨天作了報道，題目是「每天做運動的威力」。

這基於一項實驗。研究人員請來26名健康的年輕男性做研究對象，他們都經常運動，沒有癡肥，事先要接受脂肪細胞的活組織檢驗，證明新陳代謝正常，血糖控制正常，沒有早期糖尿病徵狀。他們要接受可稱為享受也可稱「殘忍」的實驗，要按要求大吃大喝而四肢不勤。

這造成能量過剩，即吸收的熱量大過消耗的熱量，若不加制止，會造成各種新陳代謝問題，危害健康。後果之一是會導致糖尿病的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這是指本來只要少量胰島素就能把血糖降低，而現在非要大量胰島素不可。

過去已有研究發現，只消幾天的暴食少動就對身體有害。這除了關乎過剩能量無法消耗，還可能關乎其他問題。

巴斯大學的實驗很簡單。他們把受測者隨機分為兩組，一組要每天以中速跑步45分鐘，另一組不用做運動。兩組人此外的日常活動量都要減少，從平常每天走一萬多步減至四千步以下。兩組人都要暴吃，不運動的一組要多吸收50%熱量；運動組要多吸收75%熱量，其中有25%會被跑步所抵消。結果兩組人都吸收等量的過剩熱量。如是者七天，然後再接受活體檢驗。

檢驗結果令人吃驚。暴吃而不動的一組人的血糖控制能力大幅下降。更讓人憂慮的是，脂肪細胞經先進的基因技術檢驗，發現可能與不良新陳代謝有關的基因呈現出「過分表現」(overexpressing) 的變化，而多種良性的基因則「表現不足」。相反，每天運動組的血糖控制能力正常，脂肪細肪呈現的基因變異也少得多。

所謂基因表現(或稱基因表達)，是指細胞在生命過程中把儲存在DNA順序中遺傳信息經過轉錄和翻譯，轉變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質分子，就是開放某些基因，關閉某些基因，導致細胞的分化。生物體有決定哪些基因表達，哪些基因不表達的整套調節機制。

這項研究顯示，吸收的能量過剩會導致遺傳基因的不良變異，至於每天做運動是怎樣扺銷這些變異的，則未可知。研究的對象是體魄健康的年輕男子，但看來一樣適用於不同年齡段的其他人。在暴飲暴食季節來臨之際，這是及時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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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文章: The Power of a Daily Bout of Exercise
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3/11/27/the-power-of-a-daily-bout-of-exercise/

中國「有為政府」會帶來的超越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製作了一個互動的統計圖表，比較中美的GDP走勢，只要分別輸入兩國的經濟預測參數，包括年均實質GDP增長率、通脹率和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年均比率，就會顯示代表中美GDP走勢的兩條曲線在什麼時候相遇，也就是說，顯示中國什麼時候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按這本雜誌的設定，中美的實質GDP年均增長率分別是7.1%和2.4%。通脹率是4%和1.4%，人民幣兌美元年均增值2.9%。結果，中國會在六年後的二零一九年超越美國。

《經濟學家》早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便推出過這樣的互動圖表，當時的參數設定不一樣：中美的實質GDP年均增長率分別是7.75%和2.5%。通脹率是4%和1.5%，人民幣兌美元年均增值3%。顯然，這三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步伐放緩了，人民幣的升值也緩和下來。美國的變化則不大。但推算出來的結果卻是一樣的，同樣預測中國會在二零一九年超越美國。

這當然只是一個相當粗略的推算，世界在不斷變化，難以準確估計。譬如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影響就非常大，稍微加快兌美元升值，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就會飆升。若以PPP(購買力平價)計算，結果又大不相同。

無論如何，中國看來將在不長的時間內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這其實已成為國際共識，只是對發生的時間有不同預測而已。《經濟學家》的圖表的時間軸只設至二零二五年，這或者是要說，最遲不會超過二零二五年吧?

為什麼中國會發展得這麼快?其中有中國的特殊國情問題，也有「落後優勢」的問題，即是說因為落後而有優勢，也可以說是後發優勢。因為後發，就可以少走前發者犯過的錯誤，可以採用更成熟的技術，可以少走彎路，甚至一步到位，就如如今落後地區的人一使用電話，可能就是最先進的智能電話。「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長3%。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善於利用後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10%。」這是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曾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今天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上說的話。

他就中國定出新的經濟發展藍圖撰寫〈有效市場也需有為政府〉一文，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的作用從過去看作是「基礎性」的，到今天看作是「決定性」的，這轉變含義重大，而「有效的市場」仍要有「有為的政府」配合。原因是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的完善不是市場、企業家可以推動的。

林毅夫到世界銀行工作後，有了在世界範圍推動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回來後提出了關於經濟發展的新理論，認為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後，仍有持續高速前進的後勁。他的文章就說，如果有「有為的政府」：「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穩定、健康而且比較快速的發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幣升值很可能可以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文章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經濟體能這樣做，就是台灣與韓國。兩地都只是幾千萬人口的地方，能創出這樣的奇蹟已讓世界吃驚。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帶來震憾會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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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American GDP forecasts：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3/11/chinese-and-american-gdp-forecasts

林毅夫的文章：有效市場也需有為政府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3617?full=y

粵劇粵曲要「灌注生命力」意味着……

未來的戲曲中心內觀

西九的戲曲中心已在九月動工，工程若順利，可望在三年後落成。從報道中看到，香港粵劇界對這座文化殿堂充滿期待，認為可為粵劇「灌注生命力」云云。

「灌注生命力」一說，頗有可議之處。

我曾聽一位老報人議論過類似的說法：打強心針。這是香港人很愛用的短語，在說到某個陷於艱難境界的人或事突然得到強大支持的時候，就愛借用這醫學用語。強心針主要的作用是興奮心臟、加強心肌收縮力、加快心率等，以求緊急搶救。那位老報人認為，說某人某事像給打了強心針，除了顯示得到鼓舞之外，也等於認為某人某事的已屆瀕危境地。所以不應濫用這說法。

說某人某事獲「灌注生命力」也是類似的暗示，就是說缺乏生命力了。粵劇、粵曲今日的生命力如何?若不想妄下判斷，大可對比一下它們上世紀早期興旺的狀況。那時，粵劇、粵曲像野草一樣蔓生，蔓生到世界各地以廣東人為主的華埠，省港澳的粵劇還常到上海開鑼，不少伶人、樂師到上海「搵食」。那時沒有人懷疑粵劇、粵曲的生命力，而它們除了自力更生之外，別無任何地方的官方支援。與現時的情況相比，這真有天壤之別。

在大陸，自五十年代以來，伶人變成了「人民藝術家」，社會地位空前提高，雖然有過「文革」之劫，政府的支持仍是巨大的。香港政府近年也通過不少渠道提供各式各樣的資助，從場地到人才培訓都參與了。最大手筆的支援，是西九戲曲中心的興建；工程一再被政治爭抝延宕下，政府如今要為之撥款27億港元。

日前在路上遇上一位對香港粵劇頗有認識的朋友，話匣子一打開就扯到戲曲中心去了。讓我意外的是，朋友對之不但毫無興奮之情，反而相當憂心，擔心這會成為大白象。她問道，到時，美輪美奐的兩個(一個有一千座位，一個有四百餘座位)劇場，哪裡來觀眾觀賞?兩個舞台，哪裡來可以「孭飛」(叫座)的老倌、劇團表演?

香港粵劇本來已青黃不接，近一段時間又有幾位正值盛年的老倌接連早逝，接班的問題更形尖銳。朋友認為培養人才比興建高級的表演場地更重要，應當資助藝人，以傳統的師徒制手把手地把技藝薪火相傳，否則時不我予，過幾年想挽救也挽救不來了。

香港的粵劇如今很難有可觀的票房，據聞，職業戲班上演，能不虧本就萬幸；一些老倌是靠有愛好粵劇的老闆、契媽、契爺照應着，才能敲鑼打鼓踏台板的。各曲藝社的票友演唱會雖多，卻都是貼錢的表演。一位搞粵曲創作和教學幾十年的朋友最近舉行作品演唱會，有名氣的唱家不少，果然幾場演唱會一票難求。令人洩氣的是，票也是送出去的，不賣。

由此看來，粵劇、粵曲的生命力儘管頑強，卻已荏弱，若無外來力量扶持，恐怕已奄奄一息了。它們的生命難以長期靠「灌輸生命力」、「打強心針」來維持，而要靠自強，包括各方面的改革。近日接觸到一位廣州來的粵劇資深音樂家，他在言語中也對香港坊間的粵曲演唱會曲曲要唱半小時才過癮的風氣不以為然。這就很值得改變。

粵劇粵曲：把目標降低一點如何?

對於香港粵劇、粵曲的發展，究竟應該樂觀還是不樂觀?這是討論到香港當前的粵劇、粵曲狀況時，必定會涉及的問題。上星期六到中央圖書館聽了一個關於粵劇、粵曲的講座。在隨後的答問環節中，問者答者就一再議論到這個問題，儘管這本來不是講座的主題。這一現象本身，已表明很多有心人為之憂心忡忡，不敢樂觀。

講座是香港中央圖書館藝術資源中心主辦的，邀來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李少恩博士主講，題目是「女腔、芳腔、仙腔：香港粵劇花旦的承傳文化」。我不唱粵曲，但對以上由三位花旦伶人幾十年前創造、並在粵人中廣為流傳的唱腔亦自熟知，因為自小從電影、收音機得到耳濡目染，說得誇張點，我屬於在這三種唱腔熏陶下長大的一代人。究竟學者是怎麼看待這三種唱腔的?於是有興趣去聽聽。

講者介紹了三位老倌從二三十年代起至今的不同際遇與成就，並比較了三種唱腔的特點與影響，展示的場景很廣闊，從中可以看到以珠三角為中心的粵語地區的人文環境發生的變化，場景還廣及海外遠遠近近的華人地區。這也就是粵劇、粵曲從上世紀初至今由興到衰之變的大背景。

與聽眾不斷表現出的憂心相比，李少恩比較樂觀，他指出粵劇、粵曲在經歷了六十到九十年代的衰落之後，如今在香港有重新興旺的跡象，這表現在唱粵曲的人多了、一些年輕人也學唱粵曲(校際音樂節有粵曲項目)、政府提供不少支援等等。

我可不太樂觀。

對於這個問題，或者我們不該作二元對立地去看，即不應以粵劇、粵曲的高峰期為一極，又以它們的消亡為一極，非此即彼地去討論。粵劇、粵曲當年興旺的大環境已消失，無法挽回，要復興等於緣木求魚，實在不必枉費心機。

試想一下，當年在粵語地區，粵劇、粵曲可以說是為粵人提供娛樂的最主要文藝形式，單是香港的市場也容得下數以十計的戲班、數以十計的戲院(不是電影院)、數以百計的伶人、數以千計的八和子弟，觀眾就更當以十萬、百萬計了。廣東加上廣西，數量更可觀。當時，粵劇、粵曲是普羅娛樂和藝術；而今天，不管怎麼努力，它們頂多只能作為小眾娛樂和藝術而存在了。

這其實不僅是粵劇、粵曲面對的境況，中國所有戲曲劇種都面對同樣的難題。擴大一點看，在全世界，所有古典、傳統藝術門類──廣義來說包括不同的工藝──都或多或少面對這樣的難題以至困境。有一些像熊貓一樣處於瀕危狀態，因為它們也像熊貓一樣無法適應環境的變化而有所進化。

近百年來粵語地區特別是省(廣州)港澳三地的人文環境變化非常巨大，粵劇、粵曲作為一種傳統藝術，儘管有過不少改革、創新，但由於文化的惰性，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對於一種傳統藝術來說，這是很無奈的，因為能夠亦步亦趨的話，就談不上是傳統藝術，而若跟不上時代，又會被邊沿化。

李少恩談到，粵劇、粵曲是「成熟的文化」，是一個人成熟了，會懂得品味並愛上的文化。這有一定道理。如果這成立的話，意味着它的市場會繼續存在，但會是小眾的市場，而不再是大眾的市場。承認這一點，並把目標定得低一些，不追求像以前那樣普及和輝煌，把有限的資源用在該用的地方，或許更有利於粵劇、粵曲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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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中國戲曲受冷落的現實〉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3/01/blog-post_26.html

回顧美國史上兩篇著名演講

林肯像後刻着的，就是葛底斯堡演說詞。

近日，傳媒一再重提到美國歷史上兩個著名的演說，其一是林肯總統的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其二是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說。前者被提起，是因為那篇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發表的演說正屆150周年，剛過去的星期二，林肯當年發表演說的賓夕法尼亞州小鎮葛底斯堡國家公墓萬人雲集，以誌紀念。後者被提起，是因為50年前的今天，肯尼迪被暗殺身亡，他就職演說中的金句於是重新響起。

企鵝《廿一世紀演講集》(The Penguin Book of Twentieth-Century Speeches)

的編者、《泰晤士報》助理總編輯 Brian MacArthur 在該書導語中指出，演講的成功，無疑是遣詞用字、聲音語言與身體語言的綜合成果，但是很多在現場博得熱烈掌聲的演講印成冰冷的文字時，卻是不堪一讀，以致難以被收進本文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卻相反。

這篇演說以短小精煉著名，只有272個字。據說，當時有攝影師還未舞弄好那「古典」照相機，林肯就講完了。不能怪那攝影師。那天的儀式為安葬葛底斯堡戰役死難將士的墓園揭幕，主要演講者是美國當時最知名的演說家 Edward Everett，他在之前講了兩個多小時，誰也沒有料到林肯只講不到三分鐘。不奇怪，林肯在儀式中的角色不過相當於現在的「主禮嘉賓」，講話有點禮儀性質。

他講完後，據記載，有人說「沒有掌聲」；歷史學家 Shelby Foote 的說法則是「掌聲遲疑、零亂、敷衍了事」。

可是，這簡單明暸的演說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演說，最後一句話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至今是美國的政治理想。它告訴人們，真正高超的演講，能夠以簡潔的語言闡明複雜的道理，並給人深刻的啟示。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就職。

肯尼迪那篇演說長得多，可是也以一句話而名留青史：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別問你的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問你可以為你的國家做什麼)。這句話充滿愛國激情，若在今天講出來，可能被人「炮轟」為灌輸國民教育了。可是這句話正好抒發了美國六十年代初滿懷朝氣的豪情，肯尼迪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喊出了美國人心底的呼聲。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中心主任Larry J. Sabato 最近出版了《肯尼迪的半個世紀》(The Kennedy Half-Century)一書，書中記下了一項廣泛調查的結果，就是肯尼迪的三大成就是為：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敢於與蘇聯對着幹；提出《民權法案》的立法；定下登月的目標。

半個世紀過去，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之國情民情亦已非當年。有評論指出，不少人今天已把肯尼迪的名言倒過來說：別問你可以為你的國家做什麼，問你的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

更有甚者這麼說：什麼都別問！別問可以為政府做什麼，也別問政府可以做什麼（Ask not! Ask not what can be done for or by the government）。這是茶黨等極端保守派的態度，凡是與政府沾邊的都抗拒。

這似乎也是香港一些人的取態，只是在政治光譜的兩極上作了左右對換。政治就這麼弔詭。

「摸着石頭過河」的哲理

哪隻是好貓?

現代科學興起於歐洲，它的最大特點，是從紛紛萬象中整理出一條條定律來。定律是恆定的，放諸四海而皆準，有普適性。這方便了進一步認識客觀世界，也為許多行為定出範式，有違定律的，是為不科學。這種萬物皆有定則的觀念，隨着科技不斷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而為人接受，人們的思維方式於是日趨「科學化」。

被譽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物理學家的麥克斯威爾(Maxwell)以三篇論文奠定了電磁波的準確結構，從而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他應用的利器是歸納法，並以實證去加以證明，而形成定律。麥克斯威爾就這樣寫出了電磁學方程式，方程式在二十世紀的應用，發展出了無線電、電視、電腦、網絡通訊等等。

可以說，沒有歸納法就沒有現代科學。可是歸納法本身有致命傷。它是從特殊到普遍的，中間有跳躍，從邏輯上講，是為推理不完全。你不知道你所搜集到的特殊事例是不是已涵蓋所有，只要有一個例外，歸納出的結論就可以完全推翻。譬如你見到的天鵝都是白色的，無一例外，於是歸納出天鵝是白色的結論。可是一旦有一只黑色的天鵝出現，結論就得推翻。這是為證偽(falsify)。

大概只有宗教、形而上學的命題是真正「顛撲不破的真理」，因為它們都既無法證真，也無法證偽。這也恰好證明它們不科學。

科學不斷進步並非得益於證真，而是得益於證偽。不斷證偽推動着科學不斷向前演進。真正的科學精神，因而是不固守成見，隨時準備被人推翻。科學應該是謙虛的。西方醫學的飛快發展，就是在不斷的否定中發展過來的，某種藥、某種醫療方法被否定，已經慣見不怪了。

中國古來科學不發達。這也有好處，就是少了很多來自「定律」的思想限制，並有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方式。北大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樂黛雲在《文化衝突及其未來》的演講中，談到中國獨特的宇宙觀，其中包括不確定性與在混沌中生成的觀點。道家的哲學強調一切事物的意義並非一成不變的，也不一定有預定的答案，真正的答案產生於不確定的無窮可能性中，由種種機緣，在互動中生成；答案成為現實，不過是千千萬萬種可能性之一。這就是《道德經》說的「有生於無」，「萬物之象，是謂惚恍」。

樂黛雲說，從中國的宇宙觀出發處理困難，最重要的，是不要拘泥於固定的、未能預見現實變化的「確定性」，而是去研究當下的、即時的、能有效解決問題的、從現實當中湧現出來的各種可能性。「這也許正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哲理之所在。」

我不知道鄧小平當年是不是讀了《道德經》然後提出「白貓黑貓論」和「摸着石頭過河論」的，但我相信他一定從各種途徑受過道家這種觀點的影響。

西方慣於從紛紛萬象中抽象出定律來，並視之為有普適性、放諸四海而皆準，而忽視事物的特殊性、具體性；也慣於從一神教的宗教中生成的唯我獨尊、餘皆異教徒的作風。這除了表現在科學上，也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是為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文化霸權。

科學有證偽的傳統，其他領域則沒有，也不易為。所以，中國目前的成就仍為不少人嗤之以鼻──誰叫它發生在西方的「普適性」之外?

讀懂中國不容易

北京剛舉行了中共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是習李班子上場拿出行動綱領來的會議，以展示就此後十年如何進一步沿着中國改革開放路線前進。全世界於是密切關注。中國的發展，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三中全會都具歷史義意，而又以每個十年初期舉行的三中全會特別有深遠影響，一九八四年、一九九三年、二零零三年都舉行過這樣的會議。意義最重大的當然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自茲啟航。

奇怪的是，當年都似乎沒有多少人能及時看到會議的歷史意義。這大概與中國執政黨特立獨行的行事方式有關。中國的政治體制完全與外國的不一樣，推行政策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而這些都是外界特別是西方非常陌生的。於是，對中國看不懂。

三中全會之前，「21世紀理事會」在北京舉行了會議，與會的數十人都是世界各地的前政要、著名學者、企業領袖。會議主題是「讀懂中國」，這意味着過去一直難以讀懂中國。

貝格魯恩治理研究會主席貝格魯恩的一番話頗有意思，指出了中國政治體系相對於西方的四項優點：

第一，中國政府壟斷權力，能進行長遠規劃，這也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傳統；

第二，中國歷史上有政府必須做好本分的文化，而西方沒有，西方政客如要上任，就要激烈競爭；

第三，中國的官僚體系以賢能為基礎，而西方政客比拼「民望」；

第四，形成共識的方式不同，在中國，一般要在內部凝聚共識，然後推行政策，受到外部的壓力相對較小，而西方政治是你死我活。

像中國這樣數十年一以貫之的政策規劃，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對於中國文化，西方一直視為異類，每一方面都與西方不一樣，讓他們驚訝之餘，又產生過很多一廂情願的附會。譬如，有人從宗教角度出發，以為中文是巴比塔倒塌之前上帝創造的語言，試圖從中找尋上帝留下的信息。其中果然有不少有趣的發現：女媧即夏娃；「婪」字為記示夏娃從林中偷吃了禁果而造的；「船」字一舟加八口，是諾亞一家八口乘大船逃過洪水一刦的印記；「惡」字以掏空的十字架彰示原罪之惡；……。

再沒有人這麼穿鑿附會了，但中國自啟蒙時代以來，就被歐洲不同學派的人視為歐洲文化的對立面，有人從善的方面、有人從惡的方面按自己的需要去詮釋中國，以加強歐洲的自我意識，為我所用，以自我糾正。即使對中國滿口讚美，如伏爾泰，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目的亦一樣。這樣的讚美並不壞，只是作為中國人，不必為之沾沾自喜。

回到三中全會上去。對這會議的重要性，從早兩天傳媒和市場的反應可以看到，都看不準，經歷了從充滿期望，到失望，到大喜的跌宕。這其實反映了急功近利的短視。

專欄作家 高下懸殊

「專欄作家」，即英語的 columnist，是個「含金量」頗高的銜頭。可是這不是專業職稱，就是說它沒有一個專業資格的評審機制，與醫生、律師、建築師等專業職稱大不相同。這使專欄作家的水平非常參差。

在歐美的大報、著名雜誌中，專欄作家的地位很高，是吸引讀者的重要資源。以

《紐約時報》為例，它的專欄作家是所謂 Op-ed Columnist，專欄放在與社評版相對的版面中，意味着文章的地位可與代表報紙的社評相提並論。它的網頁列出了12人名單，清楚列明各人文章的見報日期安排，好讓讀者跟蹤閱讀。其中不乏享譽世界的大名鼎鼎人物，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克魯格曼)、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紀思道等。

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以專長劃分，各人分別就自己的領域寫作，有經濟、政治、公共政策、美國事務、英國事務、歐洲事務、亞洲事務等，其中還細分，例如有專於金融的、專於中國的等等，有些還帶有「首席」銜頭，以示地位超然。再看《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劃分在新聞、工商、特寫、體育、輿論幾塊。

一些著名雜誌的專欄作家有時只是一個筆名，後面是一個寫作班子。一些大腕專欄作家也有自己的助手，幫助薈集資料。

相對之下，香港的專欄作家寒愴得多了，水平更加比不上。

香港的專欄作家主要是指副刊的雜文作家，其中不少是靠名氣賣文的，活躍在娛樂圈中的為主要。香港報紙熟知香港讀者的「追星」、「八卦」心理，紛紛招徠名人執筆，至於文章的質量，是其次了。這就苦了有關編輯，特別是負責任的編輯，我最近就聽過這樣的編輯大吐苦水。

這些靠名氣賣文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業務，往往又兼職在不同報紙寫幾個專欄，寫作馬虎也就免不了，一個四五百字的專欄往往堆堆砌砌而成。為了填滿「地盤」，分段是常見手法，短短一句兩句就一段，形同騙稿費了。還有更離譜的，寫三百來字就交稿，編輯不得不得當槍手給他補上。

一名在多家報紙有地盤的，同一個題材給東家寫了給西家寫；把給東家寫的傳送到西家去是常有的事。你提醒他內容重複了，他大言不慚地說，編輯得自己把關，他可不看報紙。

由於寫作題材貧乏，身邊瑣事就重重複複地寫，誰誰誰的生日、父親節、母親節……，今年寫一遍，明年寫一遍，循環往復。一旦社會發生了什麼大事，就所有人都爭着發言。罵政府也是唾手可得的題材，而且政治正確，不管罵得有沒有道理，似乎不這樣做就不支持民主了。

儘管現時的香港報紙都處境不怎麼好，報紙老闆對這些專欄作者據說都不薄，一般都有每字一元以上的稿費。算來，一個小小的方塊文章就有好幾百元以至上千元。若佔有幾個地盤，一個月該有不錯的收入。可是，其中很多人連基本的職業道德也沒有。

以前，報紙副刊的文字水平是報紙中最高的，副刊的水平反映出報紙的水平。今天，這成為老黃曆了。至於新聞版面的文章，更是「鹹水草綁豆腐」──不堪提。

吃藝術飯的代價與風光

芭蕾的美妙舞姿由它們撐起。

從朋友口中聽到一個小故事：某老牌聲樂家除了歌唱得好，還有不少高足，其中包括某著名歌星；一次兩人同出席一場音樂會，其弟子歌星有三萬元歌酬，而他老人家只得三千。

在市場經濟的香港，什麼都講市場價值，這並不出奇。紅歌星有名氣、有歌迷、有號召力，市場價值自然高。那位老人家雖然在音樂圈子有地位，但在市場上沒有多少叫座力，能有人給個三千出場費，已稀罕了。這是市場的殘酷，也可以說是藝術的殘酷。它的殘酷表現在：對於藝術，市場不衡質量值，而按需求量值；不管你在質量上如何優勝，只要不合市場需求，價值就低了，甚至沒有了。你只能罵一句：群眾永遠是愚蠢的。

要走以藝術維生的道路，這是不能不及早了解的。日前看到朋友在面書上載了英國Classic FM網站的一篇文章：12 things they didn't tell you about learning a musical instrument (學習樂器須知的12項闕遺)。它以諧謔筆調給學習樂器的人潑冷水，這不是要澆息他們的學習熱情，而是希望端正他們的態度，讓他們作好要作出刻苦努力的準備。

學習樂器的人，有些是給某種樂器的美妙音色、音樂或者某個音樂家的個人魅力吸引去學習的，有些更可能由家長、老師安排去學習，很多人不知道會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什麼。那篇簡潔的文章配上逗趣的短片、照片，讓人們及早了解路上的「風光」，例如：入門階段會奏得很難聽，會招來冷言冷語；要進行大量枯躁的音階練習；一山還有一山高，不管你自以為多麼出色，總有樂手比你更出色；你甚至可能要付出肉體代價……。

結他手的磨難

文章有兩張有點駭人的特寫照片，一張是小提琴手頸部的瘢痕，一張是一名結他手的四個手指頭：長滿老繭，並被弦線壓出條條深坑。這讓我想起以前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畫報上見過的一輯更可怖的照片：芭蕾舞演員血肉模糊的腳指頭和血跡斑斑的芭蕾舞鞋。我還想起中國女排的一張照片：掩面痛哭的雙手的十個指全部纏上藥用膠布。

台上風光是有目共睹的，幕後的辛酸則不是誰都了解。但你若要投身其中，就不得不及早知道。相信很多人並沒有準備好要付出這樣的代價，並且在考驗赫然出現時打了退堂鼓，沒有沿著階梯走上去。他們並不是沒有貢獻的，最大的貢獻是擴大了藝術金字塔的基座，讓金字塔可以建得更高。香港在國際藝術領域出類拔萃的人越來越多與此有關。學習藝術的人多了，會形成藝術市場，鼓勵更多出色的人才從事藝術工作，包括教學。

我又聽到朋友說到另一小故事，說是有某機構一名高層人員，因為醉心於音樂，而放棄了年薪過百萬的工作，去推廣音樂教育。這不是一時衝動的決定，而是經過市場調查的。據說，調查發現香港約有三十萬人在學習樂器演奏，顯示存在着一個相當龐大的市場。

如果這是真確的，我要為那些接受了多年正規音樂訓練、矢志要在香港進行藝術開拓的年輕朋友們高興。

無論如何，這條道路不會輕鬆。曾國藩有句話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要走這條路，專心享受這座山獨有的風光好了。「那山」的風光，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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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ings they didn't tell you about learning a musical instrument：

http://www.classicfm.com/discover/music/learning-musical-instrument/

對「檢討」的曲解與誤解

日前，爭議不斷的香港又爆發新風波，起因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公開向記者說的一句話。香港傳媒立即發揮本色，自我詮釋、借題發揮、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事件擾攘了多天，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

我對這樣的紛紛擾擾，本來不感興趣。事件初起時，從電視聽到林煥光的原話，馬上就覺得記者接着的演繹過頭了。事件後來越演越烈，我再搜尋一下，看看相關報道，結果是失笑復搖頭。

據生果報的報道，林煥光的原話是這樣的：「我期望行政長官能夠盡快，就整個發牌事件、過程，做一個好深切嘅檢討」。傳媒的典型反應是：「林煥光公開呼籲特首梁振英要就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深切檢討』，令政界、社會嘩然。」(星島)

新聞的關鍵詞是「檢討」。

對於這個詞，我有一段深刻的記憶：多年前，一位從大陸來的資深傳媒人有一次很認真地提出，說香港報紙使用這字眼要很小心，因為「檢討」在大陸是個分量很重的詞，要某某人作檢討，意味着他犯了錯誤，可能是重大的政治錯誤，要自我批評。

他的意見很好理解。在大陸經歷過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人，都聞「檢討」而色變，不會輕易說「作檢討」。可是在香港，說「檢討」輕鬆平常，毫無政治含義。很顯然，「檢討」的詞義，大陸與港台有別。

到網上的台灣教育部《國語辭典》可以看到，檢討是：「檢驗探討。如：『檢討得失』、『檢討成敗』。」這是傳統的詞義。香港所說的「檢討」，意思相近，而融合了英語 review 的含義。Review 是香港商界、公務員的常用字，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字典》，review 用作動詞的意思是：1 to carefully examine or consider something again, especially so that you can decide if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hange 復查，重新考慮；2 to think about past events, for example to try to understand why they happened 回顧，反思。

林煥光當過幾十年香港公務員，這個字的意思對於他應當刻骨銘心，他說的「檢討」應該就是《牛津字典》的上述意思，而不是在大陸政治環境下衍生出來的另一個意思。據內地的《現代漢語詞典》，檢討有兩義項：一、找出缺點和錯誤，並作自我批評。Make a self-criticism；二、總結分析；研究，sum up and analyse; study。

文字、語言都是不斷演變的。「檢討」其實是古語，據百度百科，《唐六典》有云：「每庫二人，知寫書出納名目次序，以備檢討。」意思是「檢查核對」。

香港不少人抗拒「大陸文化」入侵，可惜，很多人不自覺地已受到內地不良風氣污染，並從概念上不知不覺地接受了某些東西，於是一些傳媒人一聽到「深切檢討」，便興奮地跳起來要「鬥批改」了。

傳媒這種反應可能基於兩個原因，一是蓄意歪曲原意；二是誤解原意。第一種反應很可惡，但第二種反應更可怕，因為已形成「凡事向衰處諗」的慣性思維，連作為文字工作者理解、分辨文意、語意的基本能力也失去了。

林煥光後來再向記者解釋：「前日說的是要檢討決策過程，而非檢討發牌決定。」(《明報》)當然更不是要「梁振英……『深切檢討』」了。

原話其實很清楚，而記者竟然聽不明白。若要怪的話，該怪林煥光對「檢討」兩字欠了足夠的政治敏感，並高估了記者的理解能力。

補記(13/11/20)：據《明報》報道，林煥光十九日說：自己促特首就電視發牌一事「深切檢討」，用字或有不小心，笑言「檢討」二字用在本港無不妥，「但內地『檢討』可能有冒犯」。

廣州說粵語的人多了?

廣州街頭雞公欖小販的嗩吶，有廣府話口音。

 到廣州，很自然注意到粵語的使用，一張嘴，要考慮該說粵語還是普通話。有點奇怪的是，這回遇上說粵語的人似乎較多，這是相對於此前到廣州遇到的情況而言的，未經嚴格統計，只是籠統的印象。這或許只屬偶然情況，但感覺上的確有點異樣。

這其實可悲，廣州本來是粵語重鎮，該通行粵語才對。遇上說粵語的人稍多了而感覺有異，實在不正常。

以搭的士為例，搭了三次，司機都說粵語。在我印象中，廣州的的士司機佔了相當比例是外地人，本地人吃這行飯的不多。有一回在廣州坐的士遇上本地人的司機，有點驚喜。這回連續三番都這樣，自然更驚訝了。原因是什麼，不清楚。去路邊小店飲茶、吃飯共四回，遇上的服務員，都說粵語。到清平路藥材市場，更是粵語的天下了。

可是在酒店，服務員都說普通話。街邊小販，各種店鋪的售貨員，則雙語雜用，你不知道對方會以什麼話回應。

又注意到，廣州說粵語的，不少帶有珠三角不同地方的口音。在香港，這樣的口音可能帶來不大友善的標籤或眼光，可是在廣州這樣的口音很自然。廣州是省城，與珠三角各地鄉鎮關係密切，人口往來頻繁，廣府話的口音很受它們影響。被很多語言學者視為廣府話標準音的西關口音，就有很重的南海口音。西關是舊時廣州富貴人家的集中地，西關口音因而也被視為富貴人家的口音，倍受重視。已故白駒榮等粵劇大老倌就以這樣的口音唱戲。

鹹酸，很有羊城風味的街頭小食。

那天在成為成衣大市場的十三行走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聽到有人說了句「我na(1)佢」(我和他)，我有種熟悉而又新鮮的感覺，這該是典型的南海口音廣府話用語，「粵語殘片」中有時會聽到，現時的粵語只會說「我同佢」。

語言都有這樣的規律，就是在城市形成的過程中，四方鄉村的人口逐步向城市聚集，本來有異的方言在密集的人口中互相影響、吸收，最終形成城裡的共同語音、語言──新的方言。它有異於不同的母體方言，一般會有所簡化。廣府話可能不算這方面的典型，因為粵語的形成應早在廣州(番禺)成為廣東首府之前。要數典型的話，可能是上海話。

上海話是集吳地多種方言之大成而成的，是這些方言的「最大公約數」。廣義的上海方言共有七種主要方言：上海市區方言（狹義的上海話）、浦東方言、青浦方言、松江方言、嘉定方言、崇明方言、金山方言、吳江方言。其他吳語方言使用者都很易明白上海市區方言的語音、辭彙、語法。由於上海是大城市，市區方言雖然是廣義上海方言的七種方言之一，地位卻是高人一等，說上海市區方言的人視說其他方言的為鄉下人。

這種情況現在也在香港出現，你的粵語帶有地方口音，興許會被視為新移民。廣州沒有這種情況。廣州正成為語言大熔爐，不知道會煉出怎麼樣的語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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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閱：粵語在廣州，撐成點?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1/11/blog-post_25.html

廣州路邊小店的美味

廣藉迎賓館的白雲樓，六榕塔就在旁邊。

吃東西，不一定價錢昂貴、食材矜貴的才好吃。同樣道理，奉客的食品，不一定高級食肆的才美味。上周末到廣州匆匆一行，到一家五星級酒店赴宴，又隨街逛、吃路邊小店，最和味的，是地道的街坊食肆，其中有以「路邊」為名的「路邊雞」。

五星級酒店儘管夠排場，食物卻不保證夠水準，特別是飲宴的供應。這很容易理解，要同一時間提供幾百人的飲食，菜餚不得不提前炮製好，留下最後的加工步驟在上菜之前完成，可能是再加熱然後奉上。那裡的廚房必然在相當距離之外，上菜需時。這對於講求色香味、講求新鮮、講求鑊氣的粵人來說，很難不感到遺憾。那晚的飲宴，說得上乏善可陳。主人一定花了不少錢，可惜都花到排場上去了。

即叫即打的牛丸

那天到了廣州，入住在王府舊苑中改建的廣東迎賓館。這是廣州的老字號，以前是國賓級酒店，如今相對於眾多豪華新式酒店，單是名字就寒磣了。可是，其實很好住。最近重新裝修後，房間寬敞，設備新穎，更舒服。它最好是位於舊城區中心，廣袤的庭院中古木參天。蘇東坡題字的六榕寺就在旁邊。住在這裡，不必追求高層，我們住在四樓，窗外滿目蒼翠，令人陶醉。

為探望一位住在醫院的長者，得先到長堤去。然後沿着長堤走向人民路，穿過廣州開埠初期以經營外貿聞名的十三行，繞了一個大圈再回到酒店。在長堤一家叫華笙的小店午膳，吃了一碟白切雞、一盅燉湯，都沒有驚喜。還有白焯牛丸久久不至，「催單」，據說因為要「現打」，所以要稍候。「現打」?吹牛吧，能夠真箇用鐵棍打製的牛丸已屬難能可貴，即叫即打那就更不可能了。

待牛丸送來，一碗四粒，以16元人民幣計算，約五元港幣一粒。在香港，很多人大概不敢吃牛丸了，因為最近一再鬧出無牛肉牛丸、雜肉牛丸風波。我對送上來的牛丸也沒有什麼信心，可是一咬，卻嚐到了久已乎沒有享受過的滋味和口感。一嚐鮮牛肉的嗞味不難，一嚐牛丸那種「彈牙」口感也不難，而兩者共冶一丸則極難，更別說真正手打的那種質感了。素知廣州有好「正」的牛雜，而也有好「正」的牛丸，卻未有之聞也。──是以為驚喜。

講究歎茶的街坊式茶居

第二天出外吃早餐，去以前光顧過、以「惠愛雞」知名的一家茶居式小店。「惠愛雞」據說是廣州十大名雞之一，但飲早茶沒有理由吃雞，只好吃地道的東西。這是街坊式的茶居，不過對飲茶很講究，都供應專門歎茶用的小茶壼、小茶杯、茶盤、公道壼，還有水壼、火爐，讓你自酙自飲。這儼然是生活悠閑者「歎世界」的格局，不以匆匆填滿肚子趕上班的人做對象。本打算吃飽了去行街的，茶一沖開，行動節奏馬上就慢下來了。及第粥上來，粥底、豬雜都極對板，還有那久違了的淡淡「異味」。不明白，怎麼在香港吃不到這本來很普通的粥品?

下午到清平路藥材市場買東西，然後順路穿過行人多如過江之鰂的上下九。到了陶陶居門口，忽然想到可以吃吃「路邊雞」。回頭一找，縮進一條橫巷去的「九記路邊雞」仍在。上回光顧，人太多，是在小巷的露天座位上吃的。這回剛過了午市高峰期，可以坐到店內去。「路邊雞」保持水準，吃到的是皮薄、無膏、味濃的走地瘦雞。當天的特價小菜「欖菜肉鬆炒玉豆」也非常惹味。

對於吃，我不講究，但能吃到合口味的東西總覺愜意，而這與價錢、食肆裝潢無關。

見識了專業操持的婚宴

十六世紀油畫：The Wedding at Cana by Paolo Veronese 

我不喜歡飲宴，但總難免要出席這樣的場合，不好拒人於千里之外，上星期六甚至要到廣州赴宴去。要赴的通常是婚宴，這也有好處，能從中看到社會的一些變化。廣州的婚宴，就讓我開了眼界。

婚宴的一個趨勢，是走向大型化。所謂大型化，就是把整個婚禮當作一場大型慶典活動來籌辦，有豐富的內容、程序，要經年籌備，而不僅僅是一個吃一頓的宴會。過去，婚禮和宴會是分開的；如今，一些婚禮的儀式放到了宴會上舉行，晚宴上還可能有新郎新娘花了不少時間排練的表演。

香港近年對證婚法律程序作了一些改革，讓有特定資格的律師可以像醫生出診一樣，應邀到不同場合去進行有法律效力的證婚。很多婚宴於是增添了這項程序，我見過一些這方面律師拿起「麥克風」，既主持法律程序，又很有司儀風範地面對全場賓客製造娛樂氣氛，他的專業不僅是法律而已。

香港近年的婚宴差不多已形成既定程序：播映新郎新娘的「歷史照片」集，播映當天迎娶過程的錄影，由新郎新娘致詞，等等。這些可以是例行公事，也可以妙趣橫生，以至感人欲淚。

這很不容易，既要男女新人敢於深情流露，又要司儀的適當配合。司儀的角色很重要，出色的司儀能令整晚的宴會平添喜氣，可惜擔任婚宴司儀通常由新婚夫婦的朋友客串擔當，屬於業餘性質，水準參差。我認識一位年輕人，口才不錯而同齡朋友眾多，竟然成為婚宴的「搶手貨」，當婚宴司儀十數次，以至有酒樓人員以為他是靠此「搵食」的。

到廣州赴宴，卻真的見識到專業司儀的風範，他一出台便自我介紹：我是廣東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某某。

婚宴在一家新開張不久的外資五星級酒店舉行，場面豪華，筵開數十席，所有程序、布置都井井有條，很講究。為了紀錄盛況，場內有十幾米長的懸臂式攝像機，在場內旋動取鏡。這顯示，婚宴是交由專業公司操持的。婚宴也與婚禮結合，融合了西式婚禮的一些程序。

新娘子由父親引領進場，新郎迎上，單腿跪下，發表一番愛情宣言，然後接過新娘子，穿過由多對婚禮兄弟姊妹守護的過道，走上「天橋」到達舞台中央。雙方再宣讀愛的宣言，交換戒子，致辭。之後又有倒香檳、拋花球等等。這一切，都在司儀和伺候一旁的一位女「導演」的貼身指導下，有規有矩地按着「劇本」進行。

你可以說，一切都很「專業」、流暢，譬如司儀的說話都詞藻華麗、富有詩意，愛的宣言亦然。只是，它給你的感覺是照本宣科，欠了應有的溫情、熱情。說不定，你會在另一場婚宴中聽到同樣的演辭。

這樣的婚宴，把母女雙方所有的男女老少親戚朋友統統喚來，場面盛大，但要照顧得面面俱到委實困難。我有朋友不來這一套，沒有大排筵席，只安排了幾桌酒席讓男女雙方的至親聚聚面。兩位新人的同輩朋友，另外開自助餐「派對」，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唱家班」人馬，自己組織樂隊，大展歌喉，玩得盡興。男女雙方的父母都有出席，但知道自己的角色只是湊湊熱鬧的，不礙年輕人「放肆」。倒是新郎的父親被邀上台講話時，拿自己的兒子「開蒜」，說說兒子無傷大雅的「糗事」，給「派對」製造了一個小高潮。

我倒是喜歡這樣並不盛大而親切的婚宴。

在穗近觀恆大「稱霸亞洲」

廣州恆大足球隊在自己的地頭奪得亞洲冠軍杯的那一天，我剛好因為要赴宴到了廣州。我知道恆大在擁有兩個作客入球的優勢下，很有可能拿到冠軍，因而預期廣州會有一番熱鬧。果然如此，但又比我想像中遜色。

對於中國足球，我和很多球迷一樣，接受多年來的教訓，已心如止水，不再有特別期待了，即使是國家隊的比賽也不再關心，不再觀看電視轉播。對於恆大這支近三年才從「中甲」升班到「中超」的廣州球隊，自然認識不多。

自從有了冠名權這玩意後，內地的球隊常會換名。買來冠名權、甚至球隊控制權的企業或老闆，考慮的主要是商業利益，對搞體育、「搞波」未必真正認真，可能過幾年就會因為各種原因意興闌珊了。球隊於是又換上新名字。球隊要有球迷支持必須鑄造球迷的歸屬感，而不斷換招牌的球隊何來忠心耿耿的球迷?這麼一來，整個球壇的氣氛就營造不起來。相比之下，歐洲各大足球聯賽的球會都有長遠的歷史，時間動輒過百年，英國的球迷視自己的球會為本地象徵，對它的忠誠常常在家庭中代代相傳，甚至在主場訂下代代相傳的專用座位。

恆大的前身據說是廣州隊。兩支球隊之間實際上還有多少血脈關連?相信連名存實亡都談不上了吧?但不管怎樣，恆大在短短時間內用種種方法培育了不少本土支持者，為此花了大量金錢和心思。早在奪得亞冠杯冠軍之前，它就先奪得了一個亞洲第一：它在本屆中超的比賽，平均每場吸引三萬七千多人進場，居於亞洲第一位。

決賽那天，在廣州的地鐵、街頭、酒店都見到穿上恆大球衣的球迷，男的女的都有。傍晚時坐的士去設宴的酒店，經過近年蓋了不少住宅樓的三元里，道路雖然沒有堵死，但車輛都只能慢駛。的士司機估計，是大家都趕回家看電視直播之故。

宴會的時間正好與比賽重疊，我以為一直受影響了。觀看四周，卻沒有發覺異樣，沒有人心神不定地關心比賽進行得怎樣了。廣州的晚宴較早開始，到宴會接近尾聲，偌大宴會廳的兩個投射屏幕出現比賽的直播畫面，正好是下半場開始。全場比賽的兩個入球都及時讓赴宴者看到了，激發掌聲與感喟。

回酒店的路上，看到一家酒吧門外架設了大屏幕，聚集了數十人觀戰。又有人用手提電腦看直播，後面圍上十餘人。沒把比賽當為事的人卻更多。地鐵上，也不見有人在議論比賽。從地鐵出來，比賽該結束了，恆大拿了冠軍，我滿以為這會讓廣州人興高采烈，可是沒有發覺半點跡象。比賽似乎遠遠稱不上是廣州的全城盛事。回到酒店，在電視上看到，才知道天河體育場還在舉行事先準備好了的盛大慶祝晚會。

看來，要讓廣州人把廣州恆大當作自己的球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恆大畢竟是個企業，而且是地產企業，網上把它的老闆許家印直呼為「土豪」。這大大有別於純粹搞體育的球會。人們容易把對一個地方的感情移植到一個地方的球會上，而要把這感情移植到一個企業的球會上就難得多了。在經濟變幻的市場上，又有誰知道一個企業能生存多久?

球會要靠企業的金錢來發展，正好證明球會生存能力荏弱。恆大「稱霸亞洲」了，恆大作為球會有多強大的力量卻是令人懷疑的，因此而說中國足球有希望了，完全不足信。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美國

對於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單邊主義，全世界都有微言，甚至有惡言。到最近的竊聽風波爆發，美國不顧國際行為準則、為所欲為的劣行，更加昭昭然於光天化日之下。可是，你儘管咬牙切齒，卻難以明白，為什麼這麼一個各方面實力都已大大凌架於其他國家之上的國家，還非得耍那麼多卑劣手段不可。這就如同不明白一些超級富豪的錢已經夠多了，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大力氣去巧取豪奪?

兩者其實大不相同，富豪求財停不了手，可能受制於本身和身邊環境形成的慣性。你要停，恐怕身邊的人不會讓你停下來。美國行動的背後，卻有理論指導。我讀了北大教授樂黛雲一次演講的長文，對此多明白了一點。樂黛雲研究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是北大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演講的題目是《文明衝突及其未來》。

這自然由亨廷頓一九九三年提出的「文明衝突論」講起。這論點在全世界廣受注意的同時，也廣受抨擊。要注意他的一個結論：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美國；多元化的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到了新世紀，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興起，追求的卻正是美國的全球帝國。

首先出現了「帝國一元論」，之後又有「新帝國論」，代表人物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尋求權力的最大化，不可能有利益均衡的機制。這構成了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它的代表人物是小布什手下的幾名大將：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他們提出三項核心內容：一、極度崇尚軍力；二、主張建立美國的「全球性仁慈霸權」；三、強調輸出美國式民主價值觀。這些都已表現在借「九一一」之後掀起的反恐戰爭之中，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並控制了政權。

他們認為：當前的國際體系並非建立在均勢，而是建立在美國霸權的基礎之上，對美國霸權的任何削弱，都會導致其他國家按照自身的需要來塑造他們的世界，這有違美國的利益。他們認為中國、俄羅斯等國如果獲得機會，就會塑造一個與目前大相徑庭的國際體系。因此，必須防止在歐洲、東亞和中東出現威脅其地位的地區性強國。

有關的理論提出要建立「單極的廿一世紀」，認為必須「阻止新的大國競爭者出現」，「控制關鍵地區(歐洲、東亞、中東)」，「 積極推動美國軍隊和戰爭的轉型」，「控制網絡空間和太空的主導權」，「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原則」。總之，「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美國軍事力量無可匹敵這超強地位的基礎上。」他們的新帝國大戰略就是先發制人，以假想敵為攻擊對象，重新確定「主權」的含義，主張主權有限論，輕視和改寫國際准則，提倡所謂的「後民族時代」的到來。

這樣，美國不但竊聽非盟友的領袖、還竊聽盟友的領袖就好理解了；美國不顧別國主權、用無人機如入無人之境殺人就好理解了。奧巴馬貌似開明，但作為美國總統，他一樣追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

美國不是沒有更開明的人。美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幾年前曾撰文指出：「美國追求霸權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顧所作所為對於人類自由的影響。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他期望：「已經醒悟過來的美國人有必要應用他們能夠得到的一切幫助，以便讓他們的同胞也認識到，布什把他們引上了一條歧途。」最近的揭露表明，奧巴馬繼續在歧路上走下去。

海洋公園：熟悉而陌生

幾天前在海洋公園拍到的這條錘頭鯊還存活嗎?

對事物的判斷，很難避免自己所在處境構成的限制。經常的情況是「司空慣見亦平常」，因為見得多，也就不稀罕了。這現象的一個「變奏」，是雖然不常見，也因為那事物近在咫尺，也就不稀罕。譬如香港海洋公園對於我，就是這樣的事物。

成年的香港人，沒有幾個沒去過海洋公園的。我當然去過，但那已是牛年馬月的事了，努力思索一下，竟然找不到多少殘留印象。可是我總感覺這是我熟悉的地方。這可能因為不時聽到有人提起它來，又經常看到與它有關的新聞，偶爾也會打它附近經過，遠遠看到它在山坡上用植物砌成的巨大標誌。於是，一直知道它的發展情況。這就如某位朋友多時不見了，而因為熟悉他，又知道他的近況，而總覺得他就在身邊。

不去，也因為知道那裡已發展成為以機動遊戲為主的主題公園，讓自己成為別人的驚嚇對象，如送羊入虎口，卻不是我的那杯茶。

香港海洋公園不久奪了個全球最佳主題公園獎項，作為香港人竟然對之缺乏親身體驗，有點說不過去。前幾天，終於再去遊覽了。

相對於其他地方的主題公園，香港海洋公園的佔地面積不算大，但以作一日遊計算，它其實大小恰可，足夠忙忙碌碌地玩一整天了。若每種機動遊戲的輪候時間都不短，一天時間就玩不完，何況還有展覽館要看?

香港海洋公園一角(網上照片)

對於機動遊戲，我們只作壁上觀，「殘忍地」以別人的驚嚇、狼狽為樂。進場了，隨處逛逛，看看表演和展館。看了的展館有水母館、企鵝館、熱帶雨林館和海洋水族館，內容都難得一見。後來才知道，據說最值得一看的是金魚館，我們沒有看，有點可惜。水母館展示的水母都是深海品種，為配合水母的生活環境，展館很幽暗。在燈光和鏡面的映襯下，纖巧的小型水母姿態妙曼、變化萬端。寒冷的企鵝館，若無足夠衣物，難以久待，但捱捱冷很值得，企鵝在岸上的戇態和習性讓人發笑，在水中和出水入水時的矯健卻讓人驚歎。規模最大的要數海洋水族館，意想不到的是，剛欣賞過錘頭鯊的美妙泳姿，隔兩天就從新聞中知道有七尾錘頭鯊患上未知名的急性病死亡了。我們或許正趕及見了它們的最後一面。

去的那天是周末，遊人卻沒有想像中的擁擠，只是到了下午兩三點時去看水族館時才覺得人特別多，不過排隊也不必駐足輪候，慢慢前進約二十分鐘就進館了。園裡對遊人的服務設施相當充分，廁所多，小吃攤也多，都不必排長龍，還有桌椅供安坐享用，自己帶食物作野餐也無妨，這比一些主題公園非要你光顧裡面的獨市餐廳友善得多了。購買了入場票，還可以當天離館再進場。儘管人多，公園仍然整潔、有序。海洋公園獲得「世界第一」榮譽，這些因素大概也考慮到了吧?面對各地來的眾多遊客，我作為香港人在海洋公園裡有着「有體面」的感覺。

回來才發覺，交通其實很方便，從我家前往，車程只要二十分鐘左右。何妨擇日去看看金魚館?

不讀書的中國 堪憂的中國

黃庭堅有一句讀書人常愛引用的話：「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這句話見於《黃庭堅文集》，蘇東坡在《記黃魯直語》一文中也有記錄。這話後來有不同的版本，但都有「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之語。

在科舉取仕的古代，文人讀書容或有功利之心，但亦必深諳讀書之樂趣。對於子孫，即使不是讀書人，也期望能讀好書。曾國藩對後代的期望，更把讀書置於第一位。他在家書中說：「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有秀才就可播下讀書的種子，收成可待。

一個家族如是，一個國家何嘗不是?一個國家的國民若不愛讀書，這個國家的前途難免令人擔憂。不同人的對中國作過這方面的觀察。

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會》一書中說：在中國旅行時發現，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書店卻寥寥無幾；中國人均每天讀書不足15分鐘，人均閱讀量只有日本的幾十分之一。

昨天收到朋友傳來一篇據說在網上很紅的文章，作者據說是一位印度工程師，題目是《令人憂慮，不閱讀的中國人》。他描述了一些大家可能都熟悉的現象：他從法蘭克福飛往上海，在候機時注意到，德國乘客大部分是一杯咖啡、一份報紙、一本書，或者一部 Kindle、一台筆記本，安靜地閱讀或工作。中國乘客中也有閱讀和工作的，但不太多。大部分人要麼在穿梭購物，要麼在大聲談笑和比較價格。在飛機上看到，不睡覺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國人，都在打遊戲、看電影，沒見有人讀書。

他記得，一次與一位第一次來中國的法國朋友一起在虹橋火車站候車，這位朋友突然問道：「為什麼中國人都在打電話或玩手機，沒有人看書？」

他慨嘆：中國是世界上閱讀傳統最悠久的國家，但現在的中國人似乎有些不耐煩坐下來安靜地讀一本書了。

他們的觀察都很準確。今年年初，中國公布了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二零一二年，18—70歲中國人人均閱讀傳統紙質圖書4.39本。這調查應該可信，相對之下，二零一二年是4.35本，二零一零年是4.25本，二零零九年是3.88本，二零零八年是4.75本，變化不大。

相對之下，韓國是11本、法國是20本、日本是40本、猶太人是64本，以色列的猶太人更甚，達68本。據說猶太人有個習俗，孩子出生時，母親會翻開《聖經》，滴上一點蜂蜜，讓小孩去舔，讓孩子對書有個美好的第一印象：書是甜的。

上述文章有句話很好：「我其實更想說的是，當下的中國，缺少那種讓人獨處而不寂寞、與另一個自己——自己的靈魂——對話的空間。生活總是讓人疲倦，我們都需要有短暫的『關機』時間，讓自己只與自己相處、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