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文章的「迷失」

朋友傳來《信報》一篇文章，文章標題是「新聞處高手『迷失翻譯』」，還問我「點睇?」(怎麼看?)既是「高手」而又「迷失」，頗引人入勝。忙一看，換來的卻是啞然失笑。

在我印象中，《信報》是一份較重視稿件質量的報紙，卻想不到報上有這樣「信筆亂報」的東西。作者看來應是這份報章的記者、編輯或者更高層人士，寫出這樣不盡不實而又文字拙劣的東西來，實在讓人慨嘆。

文章據說登在28日的報紙上，說的是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天」(27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政府山重建的發言。據說新聞處發表的有關新聞稿的中英文版本不一樣，作者「無意中」發現，英文稿有而中文稿無的內容起碼有六處之多。作者從這「嚴重不對稱」中不但「懷疑新聞處的專業水平」，而且上綱上線地引申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施政理念，痛陳「炎黃統治者就是不能讓龍的傳人知得太多」。作者在這些指控之前雖然用上「會」、「彷彿」這樣模棱兩可的字眼，其取態卻是不用懷疑的。

究竟新聞處的中文新聞稿對看不到英文稿的「龍的傳人」隐瞞了些什麼重要訊息?文章列出的六點是為:「一、政府總部中座及東座的使用者將於2011年尾遷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二、政府總部西座於1959年建成；三、西座拆卸後，新建的商廈佔地將會限於1350平方米；四、那座新商廈的總樓面面積上限約為42000平方米，最多興建32層；五、中庭那棵紫檀樹將予以保留；六、一條新園景天橋將會連接嘉軒廣場（The Galleria）及中環現存天橋網。」

這些資料不是早已公布了的嗎?我怕記憶有誤，一查找，找到政府九月十七日就政府改建展開公眾諮詢的新聞稿一看，果然，以上訊息都清楚列明了(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09/17/P201009170281.htm)。大小報章當時都有詳細報道，《信報》重視財經新聞，想必不例外。新聞處的中文稿沒有重複羅列這些背景資料，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文章所說的新聞稿看來是專向「行家」發出的，因為在政府一站通公開發布的「即日新聞」資料庫中找不到。新聞處如果有錯的話，是對「行家」的專業水平估計太高了。

「不可使知之」耶?「吾不欲知之也」，或「吾實無知也」。

文章的文風讓人想起大陸「文革」時期的大字報風格:用語極端化。你看，第一句就說「塵世間最荒謬的事，莫過於此！」即使錯，也不過是一篇稿的中文英版本不同而已，何至於誇大成「塵世間之最」。

文章說到「三套花拳」，「花拳」這兩字顯然是從「花拳繡腿」這成語生硬地拆出來的，「花拳繡腿」指好看而不設實際的花招，是個完整的用語，單說「花拳」或「繡腿」，就不知所指，不可以這樣說。四字成語很多前後兩字對稱的，一般都只可連用，如：含沙射影，狼心狗肺，國色天香……等等。

「中英文版本演繹手法不同」一句，「演繹手法」是大詞小用，故作高深，說寫作方式不同就夠了。文章又自創「革命折子戲」的新詞，不知是什麼意思。「折子戲」是全本戲中可以獨立上演的一個片段，有革命樣板戲的折子戲，但沒聽過有「革命折子戲」。更不知為什麼後面說到的期望明年立法會十月可在添馬艦新大樓復會是「革命折子戲」。至於說這是為了讓曾蔭權可以在新大樓作下一個《施政報告》以「為從政生涯劃上其中一個完美的句號」，就更加不通了:
──「劃」應為畫，除非句號是用刀劃上的；
──「其」在這裡指「從政生涯」，不必重複；
──「一個」在這裡是是贅詞；
──「完美」應為「圓滿」；
──「圓滿句號」應當只有一個，說「其中一個圓滿句號」，是否暗示存在多個「圓滿句號」?

句子應改為「為從政生涯畫上圓滿句號」。其實，曾蔭權從明年十月宣讀《施政報告》到翌年年中卸任，還有大半年時間，要畫上「句號」，還早着呢。

從「新聞處高手『迷失翻譯』」一文看來，「迷失」的應是香港傳媒人的專業水平和態度。希望《信報》老總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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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傳來的《信報》原文:

都說詩不可以翻譯，殊不知連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稿也如是，塵世間最荒謬的事，莫過於此！

昨天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由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真人表演「市區重建」、「發水樓」及「政府山」三套花拳。依套路看，公眾最關心的，自是前兩項，此乃人之常情，亦是政治問責官員應有的計算（或算計），但筆者卻無意中發現，關於政府山的新聞稿，疑似出現了「迷失翻譯」的問題。

平心而論，基於文化問題，中英文版本演繹手法不同，絕對可以理解，但隨意到好似今次關於「重建政府山」的中英文新聞稿那樣，則甚為少見。

事情是這樣的。任何人只須先看看中文稿，再看看英文稿，即可輕易發現起碼六個不同處。邪門的是，那六處都是英文稿有而中文稿無的。正是：一、政府總部中座及東座的使用者將於2011年尾遷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二、政府總部西座於1959年建成；三、西座拆卸後，新建的商廈佔地將會限於1350平方米；四、那座新商廈的總樓面面積上限約為42000平方米，最多興建32層；五、中庭那棵紫檀樹將予以保留；六、一條新園景天橋將會連接嘉軒廣場（The Galleria）及中環現存天橋網。

兩個版本的資訊如斯嚴重不對稱，不但令人懷疑政府新聞處的專業水平，更會引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陰謀論，彷彿再一次確認，炎黃統治者就是不能讓龍的傳人知得太多。

走筆至此，忽然驚醒，政府山淪為地產山之前，原來會有一齣「革命折子戲」上演。昨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表示，期望明年10月立法會復會時，已可在添馬艦新大樓舉行會議。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到時曾蔭權就可以在新議事廳宣讀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為從政生涯劃上其中一個完美的句號。也難怪有人說，承建商不單先興建新立法會大樓，更在不懈趕工，事關一旦未能在明年9月交到吉，那麼立法會秘書處只好安排在聖誕期間才遷入，到時那個「完美的句號」就恐怕會變成一個「爛尾的感嘆號」了！

聽粵曲學中文

「劍合釵圓」：一朝翅折了，怎生飛動

報上有專欄作者自言以「朝聖之心」到澳門看粵劇《紫釵記》的折子戲，而這竟是她第一次看粵劇。作者從未看過，卻是自小就聽。是緣作者的父親很早就拿《紫釵記》中「劍合釵圓」一曲讓她「聽粵曲學中文」，作者於是早已對這一曲的情節、曲詞、意境熟稔於胸。她多年來無法在香港看到「劍合釵圓」，知道澳門藝術節有這節目，便「過大海」去看了。

作者黃明樂應該只有三四十歲吧，是「番書女」，對粵劇──準確點說應該說是《紫釵記》之「劍合釵圓」──這般癡迷很罕見。這也說明，只要善加引導，粵劇粵曲這樣的傳統藝術，對年輕一輩也是有吸引力的。他的父親就很善於這樣做，他解釋曲中一句：「嗱，『霧月夜抱泣落紅』，才七個字，人、事、情、意、境都出來了！」

這是此曲最膾炙人口的唱段，琵琶古曲《春江花月夜》在這裡第一次被當作「小曲」，譜入粵語歌詞，曲與詞雙得益彰，再經任白的纏綿演繹，就更加被「唱到街知巷聞」了，是為唐滌生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比之於名氣更盛、用另一首琵琶古曲《塞上曲》中「妝台秋思」一段譜成的《帝女花》之「香夭」，有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很多人提倡「聽歌學英文」，這證實有一定功效。「聽歌學中文」就沒有聽過，而相信今天絕對沒有人會這麼提出。不敢說現在的填詞人都不學無術，但就年輕人愛唱的粵流行曲而言，歌詞能夠獨立成篇拿出來、當作詩篇傳誦的，能百中有一嗎?相信千中亦無一呢，能有一兩佳句就不錯了。時光倒流三四十年的話，在盧國沾、鄭國江、黃霑的年代，則會有不少文義俱佳的作品可以成為學子的教材。

我多年來一直奇怪，為什麼香港教育當局不把一些粵曲經典曲詞，選進學校語文教科書去。教科書裡少不了宋詞作品，這其實也就是當時的流行曲歌詞，流行的地方主要是舞榭青樓，曲譜則絕大部分失傳了，只能讀不能唱。當代的粵曲「健康」多了，而且可以唱，還有演出可以看，施教可以比較活潑。本地作者唐滌生等就有大量作品可供選擇。這對推廣已成為聯合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劇也大有好處。

還值得一談的是澳門藝術節。我不知道黃明樂是什麼時候「過大海」看演出的，據網上資料，今年的澳門藝術節在五月舉行，演出都完了。澳門藝術節也引起過我的注意，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票價相對於香港的不同藝術節，「超便宜」。

以今年為例，最高的只有150元。例如由古巴Rakatan芭蕾舞團演出的「夏灣那盛典之夜」，票價由60元到150元。其他來自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澳洲的藝團的演出莫不如是，有些最貴票也不過百。用某些信用咭，可八折購票。當地居民的學生、長者更有六折優惠。這比去賭場「看騷」便宜多了。這大概是因為澳門政府庫房充裕，對藝術演出有豐厚資助之故吧?

以後遇到好節目，也該「過大海」去看看，別辜負了澳門特區政府的「美意」。

退休，兩代人的共同話題

工作與退休之別

最近在報章上不斷看到有關退休年齡的新聞，法國人因為反對立法延遲退休年齡而廣泛示威，香港也有人提出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了。推遲退休年齡，是發達地區的大趨勢。可是越是發達的地方，越是有年輕人在盤算着怎樣才可以提早退休，及早「嘆世界」、享受人生。

前天晚上與朋友夫婦吃晚飯，他們聊到幼女的近況，就很能反映一些年輕人的這種想法。這位年輕人即將在美國的大學畢業，讀的是經濟學科；對於就業和未來，她的最大願望，是在四十歲甚至四十歲之前退休。

朋友夫婦笑着搖頭說，現在的「後生仔女」，還沒做工就想着退休了。這與朋友夫婦的情況對比，反差更強烈。朋友夫婦是開店的，生意做得很不錯，不斷有新的擴展。如今，按香港的標準，也該到退休年齡了，可是做的是自己的生意，而下一代對接班沒有興趣，哪有鐵定的退休標準?

朋友感慨地談到，他13歲就到社會闖蕩了，做過小販等等很多行當；到了當前的行業，他讚營下去，積累了大量專門知識、技能，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兩相對比，兩代之間對工作、人生的態度，竟有雲泥之別。

退休不算是新觀念，以前的人也有「歸園田居」、「解甲歸田」之思、之行，那主要是實在做不下去時的安排。那時人的夀命較短，有些人可能更早就「返鄉下耕田」了。現代年輕人心中的退休，是盡早找到人生的第一桶以至第N桶金，然後及時行樂。在朋友女兒所希望投身的投資銀行界，最多這樣的夢想。即使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後的今天，這個行業仍有不少人在賺取天文數字的薪金、花紅。而能夠這樣做的，很多人盛年就「上岸」退休，優哉悠哉了。這是很多年輕人嚮往的事。

可是提早退休就一定讓人羡慕嗎?《紐約時報》十月十一日有個報道讓人對此有所反思，報道的題目是：提早退休也減退記憶力 (Taking Early Retirment May Retire Memory Too)。它報道了一份發表在《經濟學觀點學報》(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關於退休與記憶力關係的研究報告。

這個「健康與退休研究計劃」由美國年長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進行，為時已近二十年，每兩年對二萬二千多名五十歲以上的美國人進行記憶力調查。它帶動一些歐洲國家也展開相同研究，日本、韓國也一樣，中國明年也會展開。研究採用同樣的提問，於是不同國家的數字可以互相參照作分析。

結果發現，在20分為滿分的測驗中，美國的平均分最高，得11分；接着是丹麥、英國，得10分多一點；然後是，法國約8分，意大利約7分，西班牙稍高於6分。這變化與退休年齡大致成正比，即退休年齡越高，得分越高。

在60到65歲這年齡段，美國有65至70%的人仍在工作；在法國、意大利，比例是10至20%；西班牙是38%。退休年紀較低的國家，都有稅務、退休金、醫療等方面的優惠，鼓勵人們提早退休。

儘管人們一般都認同保持工作會讓人也保持腦筋靈活，這個研究的發現仍然使人興奮。史丹福大學「長夀研究中心」主任Laura Carstensen 認為，研究「難以置信地有趣和令人興奮」。不過，較遲退休是怎麼影響人的記憶的還不知道，是因為多與人接觸?多動腦筋?多運動體力?還是少像退休者一樣追看電視?還有個可能，是提早退休的人很多本來就是因為記憶力消退而退休的。

報道又提到，研究發現，玩填字遊戲、數獨等智力遊戲，只可以提高你在有關遊戲的本領，對人的整體頭腦靈活性沒有幫助。

人必然要退休，看來要考慮的，是怎麼個退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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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文章：
http://www.nytimes.com/2010/10/12/science/12retire.html?_r=1&scp=1&sq=early%20retirement&st=cse

清理藏書話袁枚



「家貧夢買書」

 周未兩天，在家裡做了頗勞累的事──執書，就是整理、清理家的書籍。為的是，住了十四年的家打算在歲末前作一次大裝修。這比搬家還艱辛，因為搬家只把東西搬到新居去，而要裝修，就要在把所有東西搬走之後再搬回來，折騰兩次。現在已開始螞蟻搬家式的操作了，一點一點的把東西打包。其中最費時費力的，是整理書籍。

這等於一次大盤點，重點在於在打包前把每本書都過過目，認為可以不留的，就狠心放棄。進行這「工程」之前，就下了決心要大量捨棄一些圖書，以騰出空間迎接「新貨上市」，也就改善擠迫環境。可這麼一來，進度就慢了。

凡是愛書的人，一定會同意清代才子袁枚的兩句詩：「百物可決捨，惟書最難別。」一本書給收藏到了你的書架上，是因緣，起碼反映了你當日的一點情懷。你讀過也好，壓根兒沒有讀過也好，它的存在就是一個紀錄──你心動了的紀錄。心動了，是因為你對書的主題產生了興趣，希望深入去了解。

對這般的心動，袁枚作為藏書家，最明白不過，並在詩作中有很好的刻畫。孔子把食與色並列，以為是人之大慾。袁枚則把書與色相提並論：「見書如見色，未見心已動。」這種好書如好色的反應，自年少血氣方剛時即開始。

他在《隨園詩話》憶述：「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逢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輒形諸夢寐。」他因而在上私蟄途中害怕經過市內書店，並在詩中寫道：「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

他後來做了官，愛書如故，「一日不讀書，如作負心事。」他不是以書房藏書，而是以「書倉」藏書，有「書倉」詩云：「聚書如聚穀，倉儲苦不足。爲藏萬古人，多造三間屋。書問藏書者，幾時君盡讀？」今之讀書人，讀之應莞爾而又羡慕，能有一間專用書房就好了，況論「三間屋」?

至於「書倉」，香港一些讀書人也擁有了，不過是「迷你倉」，就是把一些書編排好目錄後，放到近年興起的迷你倉去，到要翻讀時，到迷你倉檢出。家裡也有這樣的建議，我則以為不可行，恐怕書一入倉，就如打入冷宮了，再無得見「君王面」之日，倒不如及早處理好了。

人讀書的興趣、範疇，難免與人的事業和業餘動向有關。隨着人生起伏變化，所購書籍得到的待遇便不同。從個人不同時期所購所讀書籍，可以見到人生的跌宕。如果可以預見自己不會重新進入某個領域，有關藏書籍大抵可以忍痛放棄了。這回棄掉的書籍，大部分就是這樣離開書櫥的。好些搬了幾次家都一直跟着，但最後證明屬於袁枚所言「只恐橫陳多，後庭曠者衆」者，終於「義無返顧」地扔掉。

英諺有云：「你的肉糜，他人的毒藥。」這話反過來說也是真的，就是你的「毒藥」可能是他人的「肉糜」。棄掉的書送到管理處，先給竟然也愛讀書的管理員撿去不少，後來又有同大廈住客見獵心喜的。這樣的互通有無其實非常好，有助減少製造廢物。

棄書，數這回最狠心了，也數這次最慚愧，因為好些書是未曾讀過的。一直以來，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閱讀時間和能力，就如去吃自助餐前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胃納。對於美食，自我控制能力強多了，可是對於書，雖然如今每次在購買前都掂量再三，失算仍屢見不鮮。只能這樣自慰：好學之心不減也。

王心心的《羽》，語焉不詳

香港有不少福建人，不少來自泉州。偶爾，可從關於福建人聯誼活動的報道中見到，有南音──一種以泉州為中心的民間說唱藝術──演出。可是這種福建南音在香港好像難登大雅之堂，似乎沒有作為一個藝術品種的正式演出。在閩南人很多、大受閩南文化影響的台灣，稱作南管的福建南音卻有很高的藝術地位。我對之其實所知不多，只是靠看過台灣南管藝人王心心的演出才稍有了解；差不多兩年前看過一次，第二次就是上星期五看到王心心應新視野藝術節邀請前來的一次演出。

兩次演出都力圖創新，上一次在傳統範圍內進行，這一回則突破傳統，雄心大得多了。

「心心南管樂坊」帶來的是《羽》，是一闕南管歌劇。單是這形式就夠突破了，因為南管(或者南音)一貫都是說唱藝術，是靠藝人自彈自唱，或者加上簡單的伴奏，去展示內容的。上一次，王心心演出的大軸是《琵琶行》，一人坐着唱出白居易詩歌的全本，變化跌宕十足，由始至終扣人心弦，讓我大開眼界。這次，南管變成了演繹一闕歌劇的手段，除了歌唱部分，形式幾乎完全變了，連音樂伴奏也很大不同，而導演是德裔法國人漢柏斯 ( Lukas Hemleb)。

這是一個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輕型歌劇，除了由頭帶到尾演出、並且負責音樂創作的王心心，最吃重的是漢柏斯，他除了導演，還包辦燈光設計和舞台設計。他的手法簡約而創新，配合着南管一嘆三唱的極紓緩節奏，一再在觀眾不知不覺間改變了舞台意境，例如在幽暗舞台上悄悄垂下亮起的幾十個象徵星空的燈泡。在第一幕「請神」中，利他用香火的煙和味，在頂燈下營造出的神秘氛圍，加上六位樂師、歌手分兩側盤腿對坐，似六尊菩薩，而主角王心心穿披超長衣裾白袍，長時間背向觀眾紋絲不動坐舞台幽暗深處，舞台像廟宇大殿，氣氛懾人。

從全劇來看，漢柏斯貢獻巨大。完場了，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可能就是他的舞台設計手法。可是這麼一來，《羽》要達到的目的，就可能如劇中織女的羽衣一樣失落了。

《羽》為了尋求突破，劇本不受傳統約束，把牛郎織女的故事作超時空加工，讓仙女給牛郎偷走羽衣後，回不了天界，滯留人間，陷入永恆的孤獨。於是有仙女到了廿一世紀台灣一婚紗店，與店長邂逅的情節，進而男女身份對易，論辯愛情。

從演出後演員與觀眾的答問看得出，劇中的信息難以清楚傳出，情節、邏輯、理據不清，觀眾不明白仙女之苦何來。我也一樣。

我以為，劇本為仙女設定的處境原可以大有作為，用以探討愛情「曾經擁有」與「天長地久」的矛盾，或者探討天上的理想國與人間的大千世界之間的抉擇，都應當可以發人深省。 問題是南音的節奏慢得令現代人難耐，演出時間又有限，可以發揮的空間就很小了，落得個語焉不詳，莫名其妙。

音樂似乎也有類似問題，切割得零零碎碎，難以形成完整的大模樣，不如上回聽一個故事、一首詩歌那樣，整個鋪排，起承轉合，井井有條。

看來，南管要從說唱的小巧玲瓏過渡到歌劇的大塊文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比較，我還是喜歡兩年前的那次演出。

日本大通縮驚心動魄

《紐約時報》十月十六日刊登了一篇從日本大阪發出的長文，題目是 Japan Goes from Dynamic to Disheartened ( 日本從充滿動力變得垂頭喪氣)。文章讓人讀來驚心動魄，這既是因為看到日本的衰頹竟一至於此，而更因為由此警惕到歐美以至香港的潛在危機。

曾幾何時，日本被視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楷模。八十年代時，關於日本發展模式、經驗的書充斥世界。到一九九一年，關於日本可在二零一零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言仍流行於世。到了今天，這不但沒有實現，反倒是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的地位也被中國超越了。一消一長之間，日本之衰落明白不過。

說來難以令人置信，日本股市如今的市值，竟然仍只及一九八九年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國債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200%，是世界最大的。

當然，日本的衰落並不表現在日本人現在怎麼窮困了，而在於對未來的信心和消費模式。這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年輕一代的身上。

日本的衰落始於一九八五年日圓被迫大幅貶值之後。一九八七年的世界股災雪上加霜，使日本經濟泡沫在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爆破，日本至今處於通縮的陰影之下。日本的八十後、九十後，即整整一代人，從懂事開始，就只知道物價是不斷下跌的，越遲購物越便宜。要保障自己的未來，一定要靠自己儲備，背負如山債務的政府靠不住。

《紐約時報》的文章把這稱為「日本化現象」(Japanification)，就是在不斷通縮下，人們不願花錢，企業不敢投資，「水浸」的銀行把利率降到零還是沒法把錢貸出去。這就是需求塌陷形成的惡性循環：物價下跌，失業增加，消費者都怯於花錢，企業都不敢擴充發展，進而又使物價進一步下跌。

這造成了悲觀主義文化、宿命論流行、對未來不寄厚望，並且造成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摩擦。

文章認為，日本化現象給世界帶來的最不祥警兆，是一個富裕而充滿活力的國家，可以因為通縮而陷入社會與文化覆轍之中，難以自拔。

以前，日本人有個外號叫「經濟動物」，就是工作狂。如今，這一代人已老化，無以為繼。年輕一輩被譏為「食草動物」，就是荏弱畏縮、吃不得苦、鬥心不足。他們又被稱為「痛恨消費者」，而他們則叫自己做「倖存的一代」，是經濟泡沫爆破之後幸好生還下來的一代。

多年來，一次又一次有人說，日本經濟終於有起色了，出現了真正的復蘇苗頭，可是所有這預言都落空了。日本人去年把一向獨大的自民黨攆下台，希望可以釜底抽薪。可是如《紐約時報》文章所說：「對很多日本人而言，這可能太遲了。日本已創造出整整一代年輕人，他們不相信能像上代一樣得到那些與生俱備的權利，即可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可以提高生活水平。」

這篇文章是為歐美讀者而寫的，希望歐美以日本為殷鑑，不要對當前的經濟悶局掉以輕心。

香港人讀來又該有什麼感受?我們仿佛也出現了對前景徬徨的整整一代人了。

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讀來又有什麼感受?日本軍國主義與德國納粹主義都是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為背景下崛起的。了解日本的經濟狀況，有助我們了解日本當前的政治與外交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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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文章：
http://www.nytimes.com/2010/10/17/world/asia/17japan.html?_r=1&scp=2&sq=martin%20fackler&st=cse

《清明上河圖》vs.《基本法》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來香港展出，掀起熱潮是意料中事，可是竟然惹起那麼大的反響就不是我想像得到的。昨天曾嘗試上網買票，可就是不得其「門」而入。開售僅兩天，已賣出大部分門票，周未的票一早搶購一空。看來，要參觀還得來日再到上海去了。

老實說，我對這個「活靈活現」的《清明上河圖》，興趣不很大，儘管據說看過的人都表示「震撼和嘆服」。張擇端的原裝版本，已看過不止一次；清代仿繪、移植的，也看過。這些都是工筆細繪，畫卷長、人物多、細節豐，要說都看得仔細了是不可能的。但我總以為，放大了並且把人物活化了的《清明上河圖》，與繪畫的原作是兩回事，是另一個創作，其中有多少藝術成分，更是另一回事。

近年來，《清明上河圖》可說大熱，據此在其他藝術領域再創作的，據我所知就有宋飛的胡琴版《清明上河圖》，香港舞蹈團的舞劇版《清明上河圖》(伴奏音樂是宋飛的胡琴版)。它們都很值得欣賞，可是都不如電子動態版的《清明上河圖》那麼在香港引起哄動。最大原因，相信是電子動態版更易為普羅市民接受，而又最受到傳媒談論、追捧之故，就如年前法國印象派名畫、故宮書畫國寶來港展出引起的效應一樣。客觀一點的人都知道，這都並不表示香港人的藝術欣賞品味就那麼高雅。

不管怎樣，藝術活動得傳媒襄助，市民受鼓勵多接觸各種藝術活動，是好事。香港傳媒對藝術活動的報道，實在太吝嗇了，難得有受到青睞的。你看，還有哪個傳媒願意撥出固定的時間、篇幅作這方面報道?

藝術展覽除了讓人得到藝術熏陶，經常也是很好的國民教育，勝在耳濡目染、潤物無聲。《明報》今天的社評就論述到這個問題，認為「辦好《清明上河圖》展覽，就是最好的國民教育」，並進而推導出在學校教導《基本法》，則是「強迫灌輸」、「政治硬銷」。

社評的邏輯很簡單：既然A是最好的，不如A好的B、C、D……等等就是壞的。這等於說：運動對身體「最好」，吃飯、睡覺……都不必做了；學英文「最有用」，中文、數學……都不必學了。誰都知道，這樣把「最好」、「最有用」的與「次好」、「次有用」的對立看待，是把世間複雜的事情過度簡單化了，姑且不論被認為「最好」、「最有用」的是不是真有根據。世間更多事情是相輔相承，而不是相互對立的。

我也反對政治灌輸，可是不認為教授《基本法》就是政治灌輸。通過了解《基本法》保護香港人的基本權利，難道是錯的?任何地方的人其實都應該了解自己的「基本大法」。更值討論是如何取得較佳的教學效果。

香港很多人以美國為圭臬，美國在這方面怎麼做?

美國在二零零四年通過了一項聯邦法律(H.R. 4818)，規定 「任何在某財政年度接受聯邦資助的教育機構，要在該年度的九月十七日，為該教育機構的學生舉辦《美國憲法》教育活動。」大中小學都一樣，連幼兒園也不例外。 據 U.S.Consitution Online 網站推薦，憲法教育甚至可以融入到數學課去，通過總統選舉點票教計數。(http://www.usconstitution.net/constteach.html#math)

這算不算「強迫灌輸」、「政治硬銷」?我看美國沒有人會這麼看，而會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對國家有利，對個人有利。

天經地義的事有時確也會引起大驚小怪。四川多霧，連天陰霾之後，太陽一旦噴薄而出，狗只竟會驚叫起來──這現象就叫「蜀犬吠日」。

生日會上，陰何盛，陽何衰

迪欣湖

星期日那天，去參加了一位三歲小朋友的生日會，長了見識。

以前，只有長輩才做生日，而且大多到「大夀」才做。所謂做生日，就是吃頓好的；條件許可的，可能會排排宴席。隨着社會富裕，年紀小小就開生日會了。我懷疑，在風氣影響下，到小朋友懂事，如果生日不能開生日會，情緒會不會受刺激?早些年我就發現，有還在讀書的少年為同學生日該買什縻作禮物而煩惱。我奇怪，無猜歲月裡的人，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問題來了?

參加的生日會，是在郊外湖邊青草地上的野餐。時值清秋，氣爽而微涼，到野外走走，對大人小孩都是嘗心樂事。地方選在迪欣湖，一個很多人可能沒有去過的好地方。

迪欣湖在大嶼山，是隨着迪士尼樂園與建起來的，位於欣澳站與迪士尼站之間，坐車到迪士尼站，再往回坐巴士，不消五分鐘就到，走路只用十五分鐘左右。這是個人工湖，應屬迪士尼樂園範圍吧?裡面的設施都按迪士尼風格設計，也按迪士尼標準管理，可是免費開放。湖面不大，漫步繞湖走一圈也就半小時左右。小路到處，綠草繁花，可隨意坐臥。沿湖小路不走汽車，但可租自行車行走。供租用的一種四輪腳踏車，可容一車大小幾口人，很受歡迎。我見到一輛車，踩車的兩人看似是家傭──踩車也成家務了！

這個生日會，其實也是朋友之間的家庭聚會，邀來的家庭有六個，差不多同一時間組成，又差不多同一時間「增加人口」。到來的小朋友，由零歲到三歲，有十人之多。由於父母、子女的年齡都相近，很多東西就可以分享了，而最值得分享的，可能是讓子女作為彼此的玩伴。

可是有個或許只屬於這個朋友小圈子內的特殊問題：十個小朋友之中，男孩子只有一個！

我早就留意到，女性在當今社會不少圈子裡已在數量上超過男性，有時比例很懸殊。大學裡男女學生的比例，多年來在持續向陰盛陽衰發展。以此作為起點，職場出現相同傾向。公務員隊伍中，這個趨向已很明顯了，所謂「手袋黨」的勢力在不斷擴大。那天到朋友的畫室參觀，我也注意到女的明顯多於男的。

男的都到哪裡去了?都當宅男了?生日會裡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男孩子，看不出有什麼不自在。可是再過幾年，他會在這批同齡玩伴中感到孤獨嗎?畢竟男孩子與女孩子的性格、愛好並不一樣。

不管什麼年代，父母都會盡力讓孩子享用最好的東西。分別在於，以前的孩子要同較多的兄弟姊妹去分享父母的施予；而這施予，在物質的絕對數量上，一代比一代豐富。兩者併合，現在小朋友享用到的，相對於以前，不知豐富了多少倍。

那天，我留意到，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車」，有嬰兒車，有適合不同年齡兒童玩的自行車，還有滑板車，總之人人不落空。

最誇張的，是一名應不到三歲小朋友的「跑車」。那小朋友是路過的，他坐在鮮紅色的「跑車」上不斷扭頭看着同齡小朋友在生日會熱鬧嬉戲，「跑車」卻繼續走。原來這是巨型遙控跑車，有看似是父親的大人在旁邊拿着遙控器控制着汽車。這算是孩子的玩具還是父親的玩具?

工餘習畫興味濃

不管你對香港人的文化修養有什麼評價，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利用閑暇學點文化藝術的人越來越多了。這從各種文藝進修班多如雨後春筍可以看得出，各家大專院校院的校外課程部的有關課程之多，令人眼花繚亂，很多還不易報名。工聯會的業餘進修中心的班，報名也很火爆。我試過去報一個裱畫的班，誰料一早就爆滿了。

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口老化，不過在港人目前平均健康水平下，退休者大都精力充沛，提前退休者更不在話下，他們要求進修某門藝術的大不乏人；二是在職者工作壓力大，希望通過藝術的熏陶減壓；三是不少家長要求子女作課餘進修，自己也隨而陪養出了興趣。這形成了一個頗具氣候的文化藝術業餘進修市場。

上星期六與幾位朋友茶敘，其中一位是近年在香港畫壇卓然有成的書畫家。一番聚舊後，另兩位朋友已揚言，將來手上的工作能放下時，就跟畫家學書習畫去。

畫家朋友的畫室就在附近，茶敘後就到畫室參觀，而竟然頗有得益。

朋友的畫室並不大，約四百英尺光景，兩個小房間之外的空間裡搭出大畫桌。朋友的學生看來可以在畫室自出自入，不管畫室主人在不在，都可以進去布墨敷彩。進門去，七八個學生已圍着畫桌各自揮毫了，有寫書法的，有畫畫的。學生都是成年人，一了解，原來藏龍臥虎，有現任政府高官(副秘書長呢！)，有得過香港小姐銜頭(亞軍呢！)。從筆墨可以看得出，各人都十分認真，不少在畫工筆打基礎，筆筆細緻。一幅畫，到畫室畫，拿回家又畫，花的心思、時間着實不少。他們似乎也沒有上課下課時間限制。

說是認真，卻又隨意得很，不斷有輕鬆談笑，做老師的與學生打成一片，當學生的自然「放肆」。有人帶來的魚子醬、餅乾一打開，畫筆都放下了。

這不像課堂，倒更像友人間的雅集，隨意、寫意、愜意。於是，我在慫恿下，也揮筆寫上幾個字。

朋友組織了學生，下周就到黃山、宏村、南京旅行寫生去。這是學習之旅，而更像人生享受之旅──把個人的興趣與生活融合，確是人生的莫大享受。這些學生看來都是為業餘興趣而學畫的，大概沒有人想當個專業畫家。業餘興趣，一點不可以輕視。

不久前在報上讀到李歐梵一篇文章，說的是他圓了幾十年來的心願：當一次管弦樂隊指揮。李歐梵喜歡古典音樂，寫過不少古典音樂評論，因而也想「下海」，試試指揮管弦樂隊。他談到，人生際遇要靠人、地、時的「偶合」，然而有一樣東西可以長存，這就是個人的興趣。他認為，個人的興趣不一定要變成事業，有時作為業餘愛好者更有意義。對這樣的愛好，他還說：「只有最執着的東西才是最珍貴的，不能輕易放過。」

說「執着」，用佛家的觀點去看，自然不對。如把這理解為努力不懈，那就「執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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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
翌日上班途中，在巴士上讀到袁枚《偶成》詩：

有寄心常靜
無求味最長
兒童擒柳絮
不得也何妨

「有寄」、「無求」，可作不同理解，然放諸個人嗜好之追求，甚適當。用今日用語，是重在追求之「過程」也。

《北京人》，重歸現實主義的演出

香港經常有話劇演出，劇團不少，熱衷此道的人，絕對數量可能不很多(因為很難靠之「搵食」)，但從演出的頻密，可以想像圈中人付出之巨大。其中艱辛，想必不足為外人道。

我也喜歡看話劇，可是不敢貿意買票入場，特別是那些標榜「實驗」的話劇，擔心自己也被當作探試市場反應的白老鼠，被逼看一些不明所以的東西。若是內地的名牌劇團來了，就不願放棄看劇的機會。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來演《北京人》，早去訂了票，以至後來有海外朋友回來邀約聚會，也只能犧牲了。

今年是曹禺出生一百周年，香港為紀念這位「中國話劇的奠基人」，搞了個曹禺戲劇節，活動不少。最吸引我的，是《北京人》。這個劇由曹禺出任首任院長的「北京人藝」演出，該是最理想組合，焉能不看?

曹禺的劇，最出名的是最早創作的三個戲：《雷雨》、《日出》、《原野》，都是他二十多歲時的作品。香港搬演、改編演出曹禺的作品，應以這三個劇最多。《北京人》是他三十歲時(一九四零年)創作的，據說，「是他自認為最滿意的一部作品，更被業內專家認為是他的巔峰之作」。可是相對於最初的三部作品，《北京人》反為不那麼出名，演出較少。這看來與它京味較濃，較難排演有關。

但更重要的因素，相信是戲劇情節不如前面三劇豐富之故，而這又可能因為，這是他在迷戀契訶夫戲劇後創作的第一個劇本。契訶夫是俄羅斯著名的寫實主義作家，寫作特點之一，是不追求跌宕複雜的戲劇情節，常以人物的日常瑣事刻劃深刻的人生意義，以至命運。

《北京人》就是這樣，它寫曾氏三代人，在書香門第家道沒落中的矛盾，其中雖然有衝突，但沒有很激烈的抗爭和掙扎，只有17歲的孫媳不甘心在曾家衰潰中陪葬，而積極逃出活墳墓；其他的人都像旋渦裡的落葉，無奈地被捲到水底，即使走出去了的，也不由自主地被扯回到旋渦裡去。它不需要很複雜的情節，而構成的巨大張力，氣氛遏抑、沉鬱。

這種無可抗拒的必然命運悲劇，比個人偶發情節而成的悲劇，更有令人窒息的壓力。

舞台美術設計在這裡發揮了重要作用。按原劇本，三幕的場景都是四合院的小花廳，有幾道門通往不同廳室。這次演出中，前台仍作小花廳，後面卻傾斜成為院子，三邊迴廊的柱子，按透視原理傾斜，從觀眾席望去，如在半空鳥瞰，院子像個向下縮窄的漏斗。

第二幕結束和全劇終結時，曾家眾人──一群「活死人」──分布院子和迴廊邊上，仰望上空，一直只局部照明舞的舞台，遽然全台放亮，一片刷白，把大院裡所有破落細節都呈現出來，舞台上所有人好像往漏斗裡掉下去，被無可抗拒的命運吸進旋渦裡去。一直營造着的鬱悶，在那一剎那釋放，形成衝擊力，令人摒息良久。

感謝導演李六乙，他放棄了一向的前衛風格，讓我們看到了一部「真正回歸曹禺精神的現實主義的作品」。

從甘地五度被拒和平獎說開去

人的記憶有時很易混淆，例如我對諾貝爾和平獎與文學獎的記憶，就攪亂了，以為和平獎是後來才設的，其實文學獎才是這樣，和平獎從一開始就有了，於是才有印度「聖雄」甘地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五度被拒評為和平獎得獎人的歷史。

諾貝爾獎主要是科學獎項，純屬人文的只有和平獎和文學獎。這些獎項都是由評委評出的，雖有嚴格的規則依循，爭議仍然難免，即使是比較客觀的科學類獎項也一樣。高錕發明光纖一手改變了世界，貢獻舉世稱頌，卻直到得了老人癡呆病才獲評選得獎，是香港人都熟知的事。至於和平獎與、文學獎，評選比較主觀，爭議就更多了，這往往取決於評委的價值取向。

甘地始終沒有得獎就是很好的例子。

據解密後公開的資料，甘地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五次獲得提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兩次，戰後的三次是三年連續入選；五次中更有三次進入到決選名單，但都落選了。

挪威諾貝爾學院院長蓋爾．隆德斯塔德今年年初曾就此撰文披露了一些內情，承認諾貝爾獎歷史上最大的疏忽，就是沒有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甘地，而原因是受到「歷史因素」左右。

了解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就知道，挪威正處於重要的軍事戰略位置上，緊握納粹德國戰艦進入大西洋的咽喉；英國因而出兵保衛挪威。這最後失敗了，可是挪威仍然視英國為盟友，每年聖誕都給英國送一株聖誕樹。

甘地在英國殖民地印度發起獨立鬥爭，挪威自然不欣賞。戰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是這樣看甘地的：「見到甘地先生……令人作嘔，他妨害治安，是Middle Temple出來的律師。現在在東方作苦行僧模樣，在總督府前半裸遊行，卻出名了。」挪威人對甘地的印象大概差不多吧？

倫德斯泰德說：「當評選委員會一九四八年打算頒授給甘地時，他卻不幸遭人暗殺了。」這看來不盡不實，因為當時沒有條例規定不能頒獎給已去世的人，聯合國秘書長韓馬紹（哈馬舍爾德）就是一九六一年在墮機身亡後才獲追贈諾貝爾和平獎的。他是挪威鄰國瑞典的公民，與特殊處理有關嗎?此後，才修了例，不給去世的人頒獎。

倫德斯泰德又認為，歐盟為歐洲的統一做出巨大貢獻，它的創始人也應得獎。那麼為什麼又不給頒獎?看看挪威人對歐盟的態度就清楚了，挪威人對歐盟有疑慮，一九七二年、九四年兩次通過全民公決反對加入歐盟。

由此可見，說諾貝爾獎沒有政治考慮是騙人的。

給美國總統奧巴馬頒獎也顯然是政治表態，如果今天再對奧巴馬作出評價，結果相信會大不一樣。美國前總統戈爾的得獎亦然，我認為現在對他的反溫室氣體和全球暖化行動作定論，也為時過早了。

給前蘇聯時代作家索爾仁尼琴頒發文學獎，現在回頭去看，更完全是出於冷戰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西方當時對這位作家的真正思想取向其實一知半解，只憑他揭露蘇聯集中營內幕的《古拉格群島》一書頒獎。到這位先生去了美國，在公開演說中大肆抨繫資本主義的腐敗，才知道他其實是個主張重振沙俄時代價值觀、並據此重建大俄羅斯的極右知識分子。

這看似滑稽，卻都是事實。

今年的諾貝爾獎頒了給劉曉波，也引發了一些滑稽事情，反對這決定最強烈的竟然是「海外中國民運人士」。據蔡子明的文章，「老牌民運人士」魏京生聲言其他人都比劉更有資格得獎；並有多名「民運人士」聯署公開信，反對劉得獎。

顯然，這個獎已在客觀上起着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的作用。我以為這都屬於三十六計，一查找，原來不是。洋人的計算，可能比我們的三十六計更高一籌呢。

與美元掛鉤，香港大敵當前被繳械

貨幣戰展開

特首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如眾所料，以房屋政策為重點。為遏抑樓價，連投資移民也不可以靠買香港樓移居香港了。可是報告提到，近年根據這個計劃投資到房地產的資金，其實只佔市場成交額的1%。

這個數字應當有根據，可是與我從一位地產經紀朋友了解到的情況，有極大出入。

我大概兩個月前遇到這位朋友，聊到朋友最近的生意時，我問到內地同胞來港買樓的情況，朋友的回答嚇了我一跳。

朋友是在何文田區開設地產代理店的。我問，與內地同胞的成交佔到生意的一半嗎?朋友說不止，應佔六成！

我再問，可能因為何文田是豪宅區之故吧?其他區如何?朋友說，通過行家，知道其他區的情況差不多，例如北角就一樣。

朋友還說，以前要移民香港，可能要買兩層樓才湊夠650萬元投資額，現在「閑閑地」一層樓就夠數了。

1% 與60%，出入太大了。朋友所說的六成，一定不是準確統計數字，但也不該太離譜。唯一的解釋，可能是內地同胞來香港買樓不一定為了移民，而是「炒樓」，而且不一定以內地人的身份購買，可以用親屬或者公司名義購買。這遠遠大於投資移民的登記數字。

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正在形成巨大的資產泡沫，大量資金湧進，要在這裡找投資出路。

從數字看，全球當前的經濟增長很可觀，據國際貨基金組織(IMF)的估計，今年會有4.8%增長。這即使在正常年頭也非常可喜，在剛剛度過金融危機之後，更加值得高興。

可是仔細看看各國情況，就知道這平均數很誤導，因為各國之間的增長有很大差距。主要是發達國家仍然陷於危機後的衰弱復蘇期，歐美都奄奄一息；可是經濟冒起諸國，如金磚四國等，卻急速上升。這使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情況很不平衡，歐美在一再「量化寬鬆」下，不斷印鈔票，而利息近於零，市場資金亂竄，形成「一江春水向東流」，到增長蓬勃的地區找出路，累得各國要不斷吸納過剩的美元，以保持匯率平穩，形成匯率戰。各地都發出資產泡沫膨脹的警號，香港亦然。

於是，香港又有人提出要取消與美元縛在一起的聯繫匯率了。這個問題很敏感，可是香港遲早要面對。

香港是在八十年代初設立聯繫匯率制度的，當時，中英談判引發經濟、社會動盪，香港風雨飄搖，人心不穩。與美元掛鉤後，香港與第一貿易伙伴美國的經貿活動，得以穩定下來。

如今，香港的最大貿易伙伴已變為中國大陸，周邊不少經濟體系都經歷了同樣變化。不斷壯大的中國經濟，就像巨大的星體，周圍的其他小星體不得不在它的引力帶動下跟着運行。從長遠來看，港元與美元脫鉤，而與人民幣掛鉤，是遲早的事。

香港目前面對的是，美元不斷積弱，港元不得不徐徐下滑，而人民幣卻節節上升。還要知道的是，港息不得不跟着美國向下趨零，失去以利率調節資金波動這金融武器，就如大敵當前，卻無端繳械了。樓價失控，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屁股，軌距，路徑依賴

高速鐵路的軌距，這時就決定了

朋友傳來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題目是「另一種形式的屁股決定腦袋」。

「屁股決定腦袋」是一句語帶諷刺而又富生活哲理的俏皮話。在傳來的文字中，「屁股」確實起着不可思議的巨大作用，看來還會影響到世界未來的先進交通模式──高速鐵路。

它是從鐵路的國際準標軌距說起的，這是國際鐵路協會一九三七年定下的標準：1435mm (4英呎8.5英寸)。這個零碎的數字，是怎樣定下來的？

原來這是最初發明鐵路的英國的軌距標準。再往前追溯，發覺這個數字是從交通工具的不斷發展下一路承襲下來的，倒敘是電車的軌距，馬車的輪距，馬車在馬路上留下的轍跡(使你不得不循規蹈矩)，古羅馬戰車的寬度，而這個寬度竟然是取決於拉戰車的兩匹馬的屁股寬度。

故事沒有就此結束。美國太空梭燃料箱兩旁有兩個火箭推進器，推進器造好之後要用火車運送，要通過一些隧道。隧道的寬度只比火車軌道寬一點，火箭助推器的寬度因此取決於鐵軌的寬度，也就是取決於羅馬時代兩匹戰馬的屁股大小。

目前，大部分地區都採用這一國際標準軌距，但還有部分地方採用闊一點的闊軌，或窄一點的窄軌，如東歐、東南亞等地。香港埰用的自然是標準軌距，內地、台灣也一樣。目前所有高速鐵路，也採用這個按羅馬帝國戰馬定下來的標準。

這是個有點匪夷所思的趣談，但可以作為經濟學上著名理論「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很好例證。鐵路也是一種路徑，它竟然依賴着兩千多年前定下來的標準，不敢稍移，這依賴還將繼往開來下去。

「路徑依賴」可以用物理學上的「慣性」來理解，就是物體一經被推動，就會沿着作用的方向運動下去，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在經濟學領域，這個慣性就是「路徑依賴」。

它是說，一種制度、一種技術，在偶然發生之後，可以形成規模，在市場佔領絕對優勢，使後來的新制度、新技術難以取代，那怕新制度、新技術更優勝。

這不能只用人的習慣性、惰性來解釋，而是因為先發展起來的制度、技術可以憑着先佔領市場的優勢，利用規模效應，降低單位成本，形成潮流，並産生協同效應，實現自我增強的良性循環，使競爭對手難以相爭。

這樣的例子很多。電腦鍵盤的字鍵排列，即所謂QWERT式排列，本來是為了減慢打字速度而設計的，因為在機械式打字機的年代，打字速度受制於連接字鍵的金屬臂的來回速度。到了電子時代，這限制不存在了，本來可以把最常用的字鍵(如A、S、L、O、P等)重新挪到中間去，可是新式鍵盤一直敵不過「路徑依賴」。

「倉頡」中文輸入法也是靠「路徑依賴」一直佔領大陸以外華文社會市場的，它的拆字方法極不合理，很多字碼要死記，可是人們仍然莫名其妙的用它打中文，不知道他們眼前鍵盤每個字鍵右下角那個字碼所代表的「大易輸入法」合理而易學、易記得多。

「路徑依賴」也可應用於個人身上，就是你一旦進入了人生某一領域，學業、事業、婚姻等等，很可能就會受到各種巨大力量牽扯，無法自拔。人生的際遇，可能在你踏進社會的第一步就決定了。

注意：前面有屁股左右着你。但你擺脫得了嗎?

雞鴨鵝，上品皆難求

快樂的禽鳥，快樂的童年

有個幼童，不到三歲，大概因為家族遺傳吧，很喜歡吃雞。可是有一次被大人帶着走過食店的窗櫥，看着裡面掛着的一列油光閃閃的「光雞」，一臉茫然，不知道那就是她愛吃的「雞雞」。

這初聽有點奇怪，但一想就不算什麼。小孩對雞的印象主要來自飯桌，雞已成了雞塊，是她一見就認得的。有一回，切好的白切雞已放到桌上，小孩就坐了，但由於大人還未齊集，不讓吃。她對着美食垂涎，流着淚嘟囔：「我要吃雞雞。」那可憐的饞相，讓大人都笑了。

她也知道雞是什麼樣子的，但這是在圖畫書上。通過圖畫書，她認得很多動物，恐龍、河馬……。和爸媽一起翻看認識動物的圖畫書，她能一種一種動物說出名字來，中文的，英文的。翻到雞的一頁，她不說名字，卻會側着頭問：「能不能吃的?」比起其他動物，雞怪可憐的。

雞的飼養環境，相對於其他動物，例如最相近的鴨、鵝，的確也最可憐。鴨鵝因為要親水，活動空間都較大，很多還是自由放養的；即使圈養，也有相當大的池塘、河溪活動。農場飼養的雞，卻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很多被關在狹小的多層式籠子裡，被當作是製肉「機器」。

這樣的雞一定不好吃，而香港食肆吃到的雞，都是這等貨式。現時外出應酬吃飯，我基本上都不會給什麼雞的菜式下箸了，不管多高級的食肆也一樣。

如今，越是喜歡吃雞，越是要小心。這不光是好不好吃的問題，而是要提防通過吃雞吃到太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化學物質的問題。

人們現在普遍擔心膽固醇過高，很多人都不吃雞皮了。其實，這樣做很可能還有更大的好處，就是避免了吸收過多雌性荷爾蒙。香港人都知道打針雞，打針注射到雞體內的，主要就是雌性荷爾蒙，它能使雞只皮光肉滑，賣相漂亮。這些激素是油性的，最後會集中到雞皮上。香港浸會大學曾經就此進行過研究，發現雞皮的雌激素是雞肉的若干倍。至於具體數字，據香港傳媒的報道很不相同，說四倍、五倍、六倍的都有，令人奇怪。

內地有女性幼兒出現性早熟現象，部分就是因為愛吃雞翼所致。

在香港，雞不好吃，鴨鵝又如何?也不必寄厚望，因為鴨鵝都已中央屠宰，不能吃到新鮮的鴨鵝了。最近曾到順德聯誼會吃晚飯。這地方布置簡陋，在一座該是五十年代興建的樓宇內，出入通道狹窄。可是你要訂座的話，起碼得提早一個月，而且要提前幾天點菜。可就是這麼個地方，據那裡的侍應說，不乏名人光顧。侍應接着說出一連串名字來，從政府高官到商界．演藝界名人都有。

我去吃過多次，很多菜式都很滿意，可是最近吃了梅子蒸鵝就大失所望。接着一想就明白了，香港何來新鮮的鵝?這就使人太懷念早幾年在家鄉台山吃過蒸鵝了，那是一戶養鵝人家自家炮製的。可惜的是，經過多年來的禽流感折騰，村裡這戶人家已放棄故業。

社會富裕了，但好東西更難吃得到。

人總喜歡得到讚揚

人總是喜歡聽到稱讚的，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凡夫還是名人。

昨晚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訪問某著名作曲家的節目。作曲家一首歌近十幾年在內地很火爆，給其他歌手唱遍大江南北；他也是歌手，不屬第一線，但也會在電子媒體上露面，有人會認得。他說了一件難忘而得意的事。

有一次，他駕車停在紅綠燈前，正打開窗抽煙，旁邊駛來一輛的士停下。的士司機看到他，一會，唱起了他那首金曲，他再轉過頭去，的士司機衝他一笑，給他豎起了大姆指。

作曲家該是大腕級人馬了，單是憑那金曲已贏得過幾許掌聲和榮譽，可他談到他這得意之作時，卻拿的士司機給他豎起姆指這件小事來顯示自已的喜悅。的士司機的大姆指，看來比國家級的什麼獎還有分量。

如果一個經常站到舞台上、聽慣歡呼和掌聲的人都珍惜別人的讚揚的話，其他人應該也一樣、甚至更渴望所做的事得到肯定、認同吧?

到醫院探病，如果有時間，我會瀏覽一下病房壁報板，那裡通常會釘上不少病人出院後寄來的感謝卡。感謝卡上的語言或許不通順，也會很誇張，但我還是願意看，因為我知道都是真誠的。這裡見到的，與傳媒上經常對醫護人員的鞭撻，有很大反差。如果你住過醫院，你會對感謝卡的留言有更多共鳴。

我也寄過這樣的感謝卡，對照料過自己的醫護人員表示謝意。在一個社會裡，人總得接受別人的服務，也總在給別人提供服務。你脫不了這個循環，可是不要把別人的服務當作是應分的，或者是付出金錢後必然會得到的回報，take it for granted。

也試過在這方面做得不夠的。幾年前，與父親在一個大商場裡的酒樓飲茶時，父親突然不適，我們馬上摻扶他離開，並召喚了救護車。商場很大，我們摻扶着交親很吃力，又方向不明。於是向商場工作人員求助，並問有沒有輪椅。那商場管理很到家，輪椅立即送來了，又指示我們應該怎麼走到救護車會停泊的出口。工作人員用對講機互相聯繫，讓我們一路上得到接力般的照應。

當時，就想到事後該寫信到商場，向管理層表揚他們員工的細心服務。這事卻是給撂下了，可是至今記得這遺憾，心裡有欠債未還的不安。

曾經看到某著名評論家說，作為傳媒、作為評論家，主要職責是監察政府、批評政府，不必擔心只顧說壞話，因為政府不是小孩子，不會受不了過多的批評，不會要輿論去讚揚才能振作起來。大意如此。

我卻不以為然。要知道，政府只是個空泛的概念，政府的具體體現在人，在各級公務員。經常，最前線員工會被人視為「政府」的化身。對政府的各種批評，往往衝着他們發出。他們作為個人無法承受得了對「政府」批評的壓力，但應當得到為政府站在最前線而得到的讚揚和肯定。

可惜，我們的傳媒，還有很多一般市民，都太吝嗇這樣的讚揚了，倒是越來越懂得投訴。香港電台日前還專門為香港人之好投訴拍了一個專輯呢。

比較香港區議員與美國眾議員

美國國會眾議院

香港的區議員，和美國的國會眾議員，可以比較嗎?

兩者雖說都是議員，相提並論可能有點滑稽，為的是兩者的地位、權力、名譽都很懸殊。美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作為其中三權分立之中一「權」的成員，進出於華盛頓的國會大廈，何等顯貴?香港的區議員不過是全港18個區之中一個區內的議員，代表性有限，權力更小。兩者似乎很難比較。

可是兩者又很相似，因為彼此都是相對較小的選區選出來的，為了保住席位，思考、行為模式都很相似，就是凡事以地區利益為依歸，盡量取悅本區選民。大局利益、全局觀念，對於他們很陌生，也不熟悉，甚至不懂，就像他們的選民一樣。有什麼樣的選民就選出什麼樣的領袖，這話對於他們完全是對的。你若不像自己的選民，也要改造到像選民一樣思考才行，否則他們下一回不會把你選上去。

所以，美國眾議院可以針對人民幣，以壓性多數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我很相信，這些兩年就一任的眾議員沒有幾個深入了解國際貿易中複雜的貨幣問題，他們的選民就更不懂了(美國人對國際問題認識之貧乏是世界出名的)。如一篇評論說的，美國人受金融海嘯衝擊而來的挫折感、失落感，正在逐步轉化爲自我保護、自我發展、重新崛起的強烈欲望。一聽說只要人民幣升值，美國經濟就可以重新振作，就業機會就可以上升，都信以為真，以為在下沉中抓到救命的稻草。

也所以，將軍澳的區議員一定會大力反對擴大垃圾堆填區的計劃，管你從全港的角度衡量這個問題有多迫切。對不利本區而即使有利全港的問題，他們的思考方法很簡單，就是「別在我的後院」，所謂的 Nimby (Not-In-My-Back-Yard) 對策。

這是民主最為人詬病的問題之一。

民主假設，代表多數──可能只是局部的多數──的意見就是真理。於是以很「科學」的方式，把「真理」量化為選票，用絕對分明的數字，明確定出政策取向。可是你可以看得出，這僅注意到數量的多寡，卻是完全不理會質量的高下。用投票來定奪真理，其實是懶漢的做法。或者你也可以說，這是現實中的無奈吧?

都說每張選票都是神聖的，但你能說讓某參選人用旅遊巴士送去投票的公公婆婆手裡的一票，與你手上的一票──假設你有學養、有理性──有同樣的神聖度嗎?

要選票是神聖的，首先要選民神聖起來，而不是「柴娃娃」的人云亦云。例如關於人民幣問題，是不是要知道：「很多人以程式化的事例爭辯說，中國應當把貨幣大幅眨值。可是我認為，這是危險的錯誤，因為中國蓬勃的增長是當前世界經濟中不多的亮點之一。事實上，當前狀況較好的經濟體系，要麼靠向中國出口原材料(澳洲、拉丁美洲)，要麼靠向中國出口資本商品(德國)。一個小風險是，人民幣大幅眨值會再把中國推向衰退，危害到全球復蘇。」這是美國經濟學家 Scott Sumner 在英國《經濟學家》周刊上撰文的一段話。

iPad 開拓出一個大市場

兩位日本老人在使 iPad

昨天提到 iPad 在美國大受歡迎，成為四大消費電子產品之一。這情況很可能也是環球趨勢。隨着 iPad 在世界各地正式推出，再加上其他品牌競相推出同類產品，幾年之後，不難見到家家戶戶都有平板電腦，把它看作是必備的家居資訊用品。

一件產品能夠成為家居用品，必須簡單易用。它的用家對象應該包括長者、主婦，而不僅是時刻追逐時髦產品的年輕人。我不知 iPad 的設計對象是什麼人，但從它推出後引起的反應來看，它不像其他時尚電子產品的只瞄準年輕人，而是以更大的人群為對象。

很多人說 iPad 不過是 iPhone 的放大版，這其實不確。iPhone 只合年輕人使用，體積小，方便插在褲裡兜裡，隨處使用。iPad 完全不是那回事就因為大了。有對它不滿的年輕人在網上說：這算什麼?又不是智能電話，又不是 iPod?怎麼攜帶，夾在腋下麼?

它雖然不算重，可拿着它到處跑的確不大方便；最方便是在室內使用，拿着它隨便找到地方閱覽，沙發也好，廚房也好。

有些評論說了：朋友中男的都不喜歡，喜歡的都是女的，甚至不屑地稱它為 chick magnet (小女人磁鐵)。也有不少評論很早就指出，這最適合嬰兒潮一代人或者更老的人使用，這是假設他們一直被排斥在數碼產品之外。

不斷追求更強大功能的年輕人，很多就失望了，覺得它連一些基本功能都不具備，例如不能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不支援 Adobe Flash 等。有人於是把它貶為「複雜電腦的簡化版」(a complex computer simplified)，有人說它是「上網應用品」(internet appliance)，這就等於雜牌軍之於正規軍，業餘票友之於專業唱家。

這樣說也有道理，問題是以誰為對象、哪個市場更大了。

我一直相信，電子消費市場最新產品的設計師都是年輕人，男性佔絕大多數，他們熟悉年輕男性的趣味、思維方式，產品都傾向於取悅他們的愛好。遊戲機是最好的例子，絕大部分電子遊戲都迎合男性青少年的暴力潛意識傾向。影音設備、手提電話等等也一樣，都沒有考慮到年長者和女性的能力和喜好。很多產品配備的說明書厚厚的就說明了問題。

設計者都會有個盲點，就是不會從用家的角度考慮問題，以為自己看來很簡單的問題對別人一定也不成問題。或者過度重視外觀，而少考慮實用。我家裡的高清電視就有個問題，按鍵收藏在很流線型的外殼側，顏色、外觀都極度簡約，但使用不便。又譬如，老人家使用的手機，功能很簡單就足夠，但按鍵要大，屏幕字體要清晰，鈴聲要響。可是市場上難以找到這樣的手機，是不是商業的考慮?可是隨着人口老化，長者市場很大而且會越來越大呢。更不要說女性市場了，它起碼佔了市場一半。

iPad 最大的貢獻，可能是開拓了一個人們以前忽略了的大市場，讓人群中可能佔一半以上的人也參與網上生活。當所有人都可以隨意上網時──就像所有人都可以打電話看電視一樣──互聯網的真正威力才開始真正發揮出來呢。

iPad，長者，新世界



iPad 成為美國這位百歲老人的思物

 一位同事從美國探親回來，一談起那邊的情況，就皺眉了，為的是見到的各位長輩的健康狀況都在走下坡，有的剛從醫院出來，有一位竟然中風六次了。然而，這些長者見到我的同事，都一下子活躍起來，雖然不住在一起，有的僅可以納入「一小時生活圈」內，但老是打電話來問：今天有什麼節目？要看這位晚輩可以安排什麼活動，讓他們熱鬧熱鬧。

這是那邊長者生活的常態，兒女長大後，都離巢了，很可能到了另一個州生活。最近的親戚也在約一小時車程之外，而年紀大了，駕車不方便，兒女也不讓他們駕車。於是日子雖然富裕，卻是難過得很。

同事一位同輩親戚有個很忙碌的日常任務──燒碟，就是得到一個新劇集後，要「拷貝」出五份來，供五個長輩家庭享用。每次聚會的重要內容，是派發燒錄的新劇集影碟。「精神糧食」，對於這些長者有着新的重要意義。一旦斷「糧」了，日子真不知怎麼過。

同事回去探親，一個重要的手信，是捎去知道長輩會愛看的十幾本中文書。

聽着同事的訴說，我忽然靈機一動，提出一個建議：給長輩買個 iPad，讓他們上網，看書、看劇集。

我越來越覺得，iPad 這發明太偉大了，它把本來看似無法彌合的數碼鴻溝一下子填平了。幾乎任何人，一拿到 iPad 都能立即上手，到互聯網上滑浪，看書、看新聞、看劇集、搜尋資料，甚至收發電子郵件。

以前因為要學習一大堆難以掌握的東西而視電腦為畏途的人，都可以使用 iPad，就像很多長者可以使用手提電話一樣。你不用記開機關機程序，不用練習使用老鼠、鍵盤，不用學習中文輸入法……總之，要學習的東西已減到最少、最簡單。可以說，這是傻瓜電腦，簡單得有如傻瓜照相機，用兩根指頭就可以操縱。它的畫面可以隨意放大，特別適合長者使用

難怪日本一些地方用公費購買 iPad 供長者使用，以打破數碼隔閡；也難怪，一位 IT 人朋友拒絕擁有 iPad ── 我相信他有個心理糾結：使用連師奶都能用的玩意，是不是有失專業人士身份了?

可是，這樣方便用家的產品在全球大受歡迎。今天的報道說，出售不到一年的 iPad ，將在美國成為繼電視、手機、手提電腦之後的第四大消費電子產品，成為不少人新的家居電器。

據我的經驗，iPad 真的非常方便用家，吃着早餐，按一下開關鍵，再選個 icon，幾秒鐘就進入要找的網站了。不過，這只能是閱讀、瀏覽的工具，而不是工作、寫作的工具。一位年輕朋友說，他的朋友買來 iPad 的最大用途，是看漫畫，把一套幾十冊、上百冊的漫畫隨時帶在身邊。看劇集也很方便，上到專門的網站，可供選看的多的是。

當老的、少的都人手一部 iPad 時，這個世界一定不一樣了。iPad 開了個頭，其他平板電腦不久將蜂擁出現。日本已有十所小學從這個月開始給所有學生配備平板電腦。電子教科書不久將普及，學生都用平板電腦或電子閱讀器看書、做功課。

印刷媒體要怎麼應對這個新趨勢?一位做電子印刷的朋友已看到印刷業未來幾年沒落的前景，正在密謀再一次轉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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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Old people love and enjoy the iPad::
http://codenamemax.com/2010/04/7971/

《不可思議的年代》與《低智商社會》

這個世界發展之快，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年紀越大，越是能夠作今昔對比的人，越是有這樣的感受，也因此可能越是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疑惑，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年代》與《低智商社會》都是因此寫成的，前者是美國年輕學者雷默(Joshuo Cooper Ramo)的作品，視野廣闊，涵蓋全球；後者是日本資深思想家大前研一的新作，主要針對日本社會而言。

雷默有很豐富的國際閱歷，曾在《時代》周刊當記者和編輯，曾在北京獃過好幾年，是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北京辦事處主任，對中國問題有深入了解，以寫作了《北京共識》、《淡色中國》為人熟知。較少人知道的是，他又是特技飛行員，保持着兩項美國飛行紀綠。這樣一個年輕學者對這個世界的感受，顯然不同於上一代。

《不可思議的年代》出版時，他的老闆基辛格出席新書發布會，向記者說，對這本書「一個基本觀點有點不以為然，就是我那一代人近乎落後於時代了」。

雷默認為，基辛格那一代人都相信，資本主義的傳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科技將使這個世界越來越穩定。這觀點可說是戰後成長起來的精英們的共識。

可是面對當今的世界，他們的最大特點卻是充滿了困惑，無法以過去以為是「普世價值」的標尺去衡量。例如：美國明明在反恐戰爭中焦頭爛額，總統卻宣布戰爭勝利了；中國人均日收人僅七美元，十年內卻積累了二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美國二零零八年五月剛宣布金融危機最糟糕的時刻已過去，到九月，如龐然大物的雷曼兄弟就轟然倒下了……。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

這些巨大變化都生於青蘋之末，如流行病，而一旦發生，傳播速度極快，防不勝防。他用沙堆效應作比喻：最後一粒沙落在沙堆頂上，會觸發大崩潰。用舊的思維方式無法發現這些細微的變化，正如二零零四年的印尼海嘯，海邊幾十萬人對大難臨頭懵然不知，而一些小動物早就逃到山頂上去了。

格林斯潘因而在美國國會頹然承認，過去以為是真理的一套不管用了。

雷默在書中反覆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革命年代」。要適應這個時代，必須有創新的思維，而最有趣的創新源自不同範疇觀念如生物學、物理學與經濟學觀點的垮界融合，或叫混搭。

大前研一主要是從日本社會觀察到集體智商衰退的，他列舉了很多例子，包括中國「毒餃子」事件後，日本人餐桌上再看不到中國生產的食品了。他認為這基本上是媒體惡意炒作造成的，媒體誤導了民眾，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人們對事情缺乏主見，視野狹隘。

他的眼光從日本社會大眾轉移到政治舞台，認為日本政客中沒有具備「全球化素質」的人，連大學生要具備的「IT、英語、金融」三大神器，政客都付闕如。

他在書的結語中指出：「總之，日本的政治家們非常欠缺現在世界共同的知識和素質。日本戰後的政治至今都是由土生土長的日本領袖控制的……這種領袖明明已經不適用了，可是他們自己和國民都沒有意識到。」「日本政治家的素質和亞洲其他國領袖的素質相比有着天壤之別。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如果他們說這是為了和國民保持同一個水平的話，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不可思議：淡色的中國

深圳崗廈村的破與立

這個世界充滿矛盾，沒有矛盾，這個世界就不存在了。可是我們對一個地方太熟悉了，感覺就會麻木，對很多矛盾現象視而不見。一旦換了個地方，感覺就敏感得多。近如深圳，去到也有這個感受。

也可能是，中國的發展太快，有太多新舊事物並存、並列，讓人更容易感受到強烈對比。那天到那家堂皇富麗如歐洲宮庭的酒樓飲茶，就有很深刻的感受。

那裡不同層次的侍應看來都受過一定陪訓，那些一身黑色套裝的，原來都屬經理級人員。一位女的遞來一張名片，還是高級經理呢。有一兩位看來職級更高。這顯示，管理層對這裡業務的重視。

客人，就很參差。有穿戴很光鮮的內地人，有衣着很隨便的「港燦」，也有更加隨便的、看來是住在附近的「村民」。這些「村民」在客人中最矚目，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衣着，而是舉止，幾位大叔大嬸帶着學步不久的小孩，在大廳的小舞台上遊戲喧鬧。這放在歐洲宮庭式的背景下，給人荒誕的感覺，讓人想起平民起義的法國大革命。你會覺得，今天的中國人真夠信心滿滿的，兜裡有錢，多豪華的地方都嚇不倒我。

我估計他們是「村民」，是因為旁邊就是深圳一條城中村──崗廈村。這本來是自然村，城市包圍農村後，變成為民工密集居住的城中村。如今，這就在市中心廣場旁邊，成為地王了，也成為與城市新發展很不協調的地方，比香港以前的九龍城寨更扎眼。其中有大量貧民，也有超級富戶。

再從廢墟中崛起的，將是什麼?

那天飲完茶，繞着崗廈村一走，才發覺村內的樓房差不多變作廢墟了，還立着的已成牆倒柱歪的危樓，其餘的已化為破磚殘土，與圍繞着的新型大廈形成巨大新舊反差。

走到華強路的商場，則是另一種反差。一個商場出售最先進的通訊科技商品、器材，燈光明亮；轉到另一個商場，同樣是經營電子器材的，卻是雜亂的山寨攤檔，一個個民工模樣的男女在昏暗環境中舞弄着我不懂的先進元件。這究竟反映了中國的先進，還是反映了中國的落後?

中國有太多解不開的、矛盾並存之謎。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把這現象稱為「淡色中國」，以突顯現代中國充滿著相互對立的東西，就如「水」與「火」並存而成為「淡」字。他認為，這也正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在──和而不同。「淡色中國」不是一般的商品、品牌、形象，而是知識、文化和政治的産品。

雷默以推出《北京共識》而知名，後再以《淡色中國》廣受注意。到深圳，才又發現他的新著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不可思議的時代》)也翻譯出版了。同時還買了日本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會》，這兩本書都是針對難以捉摸的當今世界而寫作的，正好合併來看。

「搵食」到深圳

書城旁邊一家咖啡店，每張桌子都放置一盆
茉莉花。在這裡一坐，花香、書香、咖啡香，
都享受到了。

好一段時間沒有到深圳施施然地逛逛、看看、吃吃了。現在到深圳方便得很，每天過關往來的人數以十萬計，過來的人多，過去的人也多。自從落馬洲與福田之間接通之後，我愛經那兒過境，因為人較少，也便捷。如果要去深圳的中心書城，就更該走這路線了；福田那邊，因為開發較晚，一切都較有規劃。相對之下，羅湖人多而髒亂。不過大部分港人仍然習慣到羅湖消費，而不知道福田那邊也有很多可能更好的選擇，譬如吃方面。

約一個星期之前，有朋友介紹了一個價錢很優惠，而又環境舒適的吃的好去處。這次過去就專門去一趟。

深圳幾年來一直努力在福田建造另一個規劃得較好的市中心，結果在福田劃出了一個廣場，背靠着山丘上的鄧小平雕像，南北縱軸線上，有中心書城、市民中心、大廣場、會展中心。廣場四周，是一系列點輟疏朗的現代化大廈，還有圖書館、音樂廳、少年宮等。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這裡落成不久的「大中華」綜合性建築物內，在喜來登酒店的五樓。這座建築物外形很誇張，遠遠一看就讓人想到《星球大戰》中代表邪惡黑勢力的 Darth Vader。

我是先到書城逛了三個小時才徒步穿過廣場，走到「大中華」去的，坐下已經兩點半，而三時就收市了。服務很熱情，不會因為趕收工冷落了你，後來過了三點，再落單，服務員也安排到熱騰騰的點心到來。酒樓是歐洲宮廷式豪華裝修，俗氣點，但坐得舒服。難得的是食品很好，最後落單的叉燒包讓人有意外驚喜，饀汁如「淚盈於睫」，掰開即淌出，像是即製即蒸的。生煎包也有點出乎意料，包煎得脆而鬆軟，饀帶肉汁，有京葱。椒剁魚頭也作了點心，辣得適中而魚頭非常新鮮甜美。

可能更意外的收費，一般信用卡付款，八折(十月一日起的優惠，此前曾優惠至四折、六折)；用中銀卡更低到六八折。這樣，兩個人消費，難以達到滿一百元加送二十元晚飲代用券的優惠。第二天再去飲早茶，食品質素稍覺有差異，不如早一天的精美，不知道是否受到客人較多的影響。大抵，質量保證困難，是食肆的通病。

那天約了朋友到車公廟的有色金屬大廈的金悅軒吃晚飯。這是五星級食府，很久沒有光顧了，食物是否仍然優良，心裡沒有底。結果是，都吃得很滿意，直到最後的一道鹹、甜薄罅，都吃個精光。

第二天的晚飯是在老字號「老大昌」吃的，那是深圳吃上海菜的名店。好久沒去，不知道是不是還在，幸好在周圍不大明亮的環境下還是找到了。這是很有懷舊風味的食店，食物保持水準。從四周食客的衣着言談判斷，不乏香港來的。

深圳發展得快，食肆也像香港一樣，過一段時間去，可能就不存在了。之前去找印象很好的「西湖之春」，就找不到。原址開了家溫州什麼的，周圍雜亂喧囂且骯髒，幾乎要落荒而逃。

還很懷念的，是華僑城波托菲諾會所的丹桂軒，它有部分設在露天的湖邊，環境絕佳。丹桂軒的食品質量不用懷疑，羅湖總店什麼時候都人頭攢動，然而座位狹迫，吃得不舒服。人們似乎大都不知道到華僑城的分店的環境有天壤之別，不懂往那邊「搵食」。

漸有秋意了，該是到那兒在陽傘下好好享受一下美食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