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濃度高反有利農業

《科技日報》十二月二十四日報道，德國科學家實驗證實，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提高對農作物生產有利，所謂「溫室效應」不如一些人所說的可怕。報道如下：

據德國約翰—杜能研究所網站報道，該所的科學家研究發現，令人「頭痛不已」的二氧化碳濃度升高問題，對於農作物來說似乎並不是一件壞事，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增多，不僅可以促進農作物生長，還可以減少水的消耗，甚至減弱乾旱的影響。

該研究所的科學家漢斯—約阿希姆·威格爾教授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針對二氧化碳濃度對農作物生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農作物在二氧化碳濃度高的條件下光合作用更強，生長得更好，而且一些植物還可以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水資源。

為了得到具體的數據，威格爾和他的團隊在布倫瑞克的試驗田裡建了一個獨特的開放式空氣二氧化碳濃度增高裝置，可以在戶外模擬未來二氧化碳濃度高的大氣和不同的乾旱條件。研究者通過電腦控制環形噴嘴釋放二氧化碳，使一個直徑20米的圓形農作物區域內的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大約550ppm（百萬分之550），以與預期中2050年時的條件相對應。試驗田其他地方則處於目前二氧化碳濃度385ppm的大氣條件中。

經過多年的大麥、小麥和甜菜的輪換種植試驗，研究人員證實，二氧化碳富集區的植物多生長了10%到15％的生物質，而且根據不同的試驗年份，這些植物通過氣孔排放的水要比周邊普通環境中的植物少5%到20%，即它們減少了蒸騰。二氧化碳濃度高也增加了土壤濕度，這意味著，這些農作物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它們可用的水資源。

研究者還對高溫下可快速生長的玉米進行了試驗，首次在野外條件下對乾旱（用排除雨水的方法產生）和二氧化碳濃度升高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了研究。在模擬乾旱條件下，普通環境中的玉米生長的損失（地上生物質）約為28％，而二氧化碳濃度高的環境中玉米生長的損失僅為約11％，乾旱的影響大大降低了。

威格爾表示，研究結果是在評估氣候變化後果時必須注意的一個反饋效應的例子。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的小組希望在遺傳多樣性的利用方面繼續用高粱、小米的不同品種，甚至是能源植物，進行乾旱和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的組合效應試驗，所得結果將納入一個高粱、小米的優化育種聯合項目。

陸九淵有語云：「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大部分人都深信不疑的全球暖化之說可疑之處甚多，不必人云亦云。

杜鵑花開，白蘭花仍綻放

陽台的白蘭還在開花

前兩天早上走過香港公園一處山坡，驀然看到，一片杜鵑的萬綠叢中竟有紫紅耀眼，三兩朵杜鵑花竟然開了。昨天開始放聖誕假，早上到維園跑步看到，綻放的杜鵑花更多。氣候冷暖的規律的確亂了。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早已注意到杜鵑花的花期提前。他讀大學時，同學們愛把杜鵑花稱作「騰雞花」。廣東話的「騰雞」，是說遑遑然不知所措，皆因杜鵑花三四月開花時，正是考試季節，大學生見到杜鵑花就意味着又要不眠不休的啃書了。

可是現在，杜鵑花聖誕節就開了，是不是要拋卻千百年的哀傷，要與一品紅一起參與「普天同慶」來了?

花期的變化，也表現我家陽台的白蘭花上。白蘭花總在華南的夏日盛放，熏風中傳來白蘭的清香，可使人有溽暑全消之感。兩年前的重陽，見到白蘭再花開一弄，覺得奇怪，還留下了「金風北下飄黃葉，竟爾吹開白玉蘭」之句。可是現在快過新年了，我家的白蘭花還在開花，枝頭上白花朵朵。

新聞報道說，昨天下午市區氣溫達22.4度，新界更錄得25度，是18年以來最溫暖的聖誕節。

如果你擔心人為的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溫化的話，以上現象一定會令你更壓上心頭大石了。

但如果你留意一下全世界，你又會發覺歐美處處地方風雪交加，創下種種降雪、低溫紀錄。這又該怎麼解釋?而今天的氣溫又一下子降了近十度。

有一個解釋是萬全的，怎麼都說得通，就是：這證明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氣候系統紊亂，冷暖都亂了套，忽冷忽熱，各走極端。

對這些「理論」聽得太多之後，我越來越不相信了，倒是更加從地球的長期氣候變化規律中發覺，不能太抬舉人類的作用，人不可以以為自己是「萬物之靈」而對大自然胡作妄為，但更要看到大自然千百萬年來就一直在依着自己的規律冷溫變化着，受着遠比人類強大得多的力量主宰，包括太陽黑子的變化規律，太陽系經過銀河系旋臂的規律。

正在看一本書:Unstoppable Global Warming -- Every 1,500 Years (無法制止的全球大溫化──每1500年一個循環)。只看書名前一截，以為又是隨大流的環保書籍，那大概是為了引人注名之故。書的重點其實在下半截「每1500年一個循環」，就是說地球其實存在着一個大約每1500年一次(誤差正負500年)的無法制止的冷暖循環。

最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現在所說的全球暖化恐慌源自近百年來的「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趨勢，和據此進行的電腦模擬預測；而1500年冷暖循環的規律，則源自幾十年來各國科學家以不同方法(南北極冰芯、海床沉積物岩芯、樹木年輪等實物)的找到的長時間跨度的氣候變化紀錄。一個未能證實，一個已有有力物證，兩者可信程度之不同是不言自明的。

幾十年來，這樣的研究報告不斷發表在和各種科學學術刊物上，與主要在大眾傳媒上出現「全球暖化」恐慌形成對立和爭論。為什麼會這樣?其中一點可以肯定的是：bad news is good news，傳媒都相信壞消息才是好消息，有哪個消息比全球暖化會造成全球大災難更壞?

這本書可以在公共圖書館惜到，書號是383.73874 SIN。

《刺陵》：無厘頭的堆砌

去看電影《刺陵》的首映，放映前，女主角林志玲向觀眾說，請大家觀賞這部工作人員努力「堆砌」出來的作品。我一聽就覺得礙耳，但體諒這不過是藝人表述能力欠佳之下用詞不當而已，實在無意說這是強堆硬砌而成的東西。公眾人物公開說話遣詞用字不準確已慣見不怪了，這位主要憑貌揚名的藝人，有點詞不達意何足道哉?

看完電影卻才知道，林志玲「碓砌」二字一點沒有說錯，反而是切中肯綮，《刺陵》絕對是堆砌出來的「金玉其外」大片。

這部片號稱集中了兩岸三地的一流影藝台前幕後人才，又有大量到大西北拍攝的壯麗外景。我不知就裡應邀去看，以為起碼可以輕鬆娛樂一番，卻是只能「得啖笑」。

自周星馳之後，世人多了個好用的詞彙曰「無厘頭」。這「無厘頭」本來不過是搞笑手法，在周星馳這樣的高手玩弄下，「無厘頭」常常打破常規思維邏輯，有時冷不提防讓人爆笑起來，甚至讓人佩服其破格帶來的衝擊。這樣的「無厘頭」往往看似無招而實在有招。不過故作高深也是有的，有時的「高深」唬得北京的大學生、學者要用後現代理理論去穿鑿附會一番。這真是「無厘頭」對「無厘頭」，周星馳相信一定會掩著嘴捧腹。

但「無厘頭」一旦泛濫到連劇本都顛三倒四、隨心所欲，就過分了。《刺陵》就是這樣，如果你帶着腦袋看戲，就作賤自己了。

影片大概是為了滿足周杰倫和林志玲的「粉絲」而拍的，其他就不管了，只要讓兩人有機會表演就行，尤其是周杰倫，大打出手、荒漠飛車、月夜談情等等，都不脫「粉絲」最受落的一派吊兒郎當、玩世不恭。周杰倫是有才的，前幾天才知道，他剛出道四處探門路而處處踫壁的時候，一家唱片公司故意刁難他，要他一個月內拿出一百首詞曲創作來看看，他果然拿出來，平均一天三首以上，並終於因此有了出頭機會。

《刺陵》屬於魔幻電影，說的是大漠尋寶的故事，在《奪寶奇兵》、《盗墓者羅拉》，還有《龍門客棧》等電影中東抄西襲，天馬行空的把情節、場景任意拼接，完全不管情理，管他什麼「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就是不明白，肯花那麼多錢去請三地大牌明星、幕後精英，拉大隊到沙漠裡拍大場面外景，還要花不少功夫弄特技，為什麼不肯多花點錢把劇本弄得似樣一些?從拍成的電影來看，今天的電影人幾乎可以說是「沒有拍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造夢的能力高強得很。可是有些能力又低能得令人莫名其妙。看完了，我連片名的意思都弄不懂。是我自己的領悟能力有問題嗎?

我很喜歡大陸的陳道明，讓他拍這樣的戲真委屈了他。

也在昨天，有朋友打電話來，大力推薦《阿凡達》，說是想像力非凡，而又拍得出來，拍得精采，兼且有很好的環保信息。我也看到石淇在影評中大為讚賞，看來真該看一看了。他們一定不會如《刺陵》那般輕視劇本。

紐約人最不快樂，香港人呢?

中國經濟增長之迅速受到推崇，但也為人詬病，不少人批評中國的地方領導人盲目追求GDP增長，視之為政績好壞的指標，至於居民生活是否快樂就不管了。在這背景下，出現了一個新指數：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每年都有不同機構就世界各地人民的幸福感進行調查，然後發表排行榜，比較哪些地方的人快樂些。每次都可以發現，排在前列的，都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地方。這些調查各有各的準則，很多是為了推廣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進行的，例如強調環境因素，以彰顯快樂與愛護環境的密切關係。

不管怎樣，我們從實際接觸中可以感受到，住在離繁囂大城市越遠、受現代化文明洗禮越少的地方的人，人的心靈越純淨、越快樂，儘管那裡居民的生活相對於城市居民貧困得多了。

剛才從《紐約時報》上讀到的消息，再次印證了這個印象。

據報道，美國兩位教授進行的研究認為，紐約人在美國51個地方(主要以州為單位)之中最不快樂。紐約是美國以至世界最繁華的都市，很多人夢想移民到紐約去，而哪裡的居民卻是美國最不快樂的，這不是很矛盾嗎?

研究結果是根據兩項調查作出的，一項是對各地共一百三十萬居民的真接調查，看他們自己對生活幸福感的評價；另一項是對各地各種生活要素，如就業、教育、交通、醫療、空氣等等的評價。專家發覺，把主觀與客觀的評分合併起來，相當吻合──吻合得讓專家驚訝。就是說，人們的種種不快樂都是有根據的。

最快樂的地方是哪裡?──路易斯安那州，就是颶風卡特里那前幾年肆虛的那個州，屬美國最貧困的州之一。事實上，排在最前列的都是較困貧的州。最富的加州，排第46，比紐約好不了多少。

在中國，似乎還沒有這方面的分省調查。在世界調查中，中國人不算很快樂，也不算很差，我的印象是比香港人快樂。據報道，美國密執根大學社會研究所今年九月公布的幸福指數最新調查，第一是丹麥，美國排第16，日本排名第43，而中國排第54。

文首提到的GNH，是一個從不丹引進的概念，是不丹前國王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但國內有不同意見。經過多年的爭論和研究，才在二零零二年推行這個系統。如今，美英日都建立了自己的幸福測量系統。於是，不丹的GNH就引進到中國來了。

據在不丹被尊為國師的研究院院長卡瑪．尤拉說，這個概念是用來衡量人類綜合和持續發展的一種手段，涉及生活中的九大領域72項指標，除收入之外生活中各方面都顧及了。不丹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一千美元，但公認是個快樂王國。

在中國，也有人關注這方面的量度。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就一直致力在中國推行「國民幸福指數」，且曾就此在兩會期間提交提案。

一旦在全國進行這樣的調查統計，若發現最不快樂的城市是香港，我一點不出奇。

從崔世安的普通話說開去

崔世安宣誓就職澳門行政長官的普通話，成了網上惡搞的題材。「最怕廣東人講官話」的惡名，大概又會給人翻出來了，而翻舊帳的，看來主要是港澳人自己。

我到網上聽了一下，發覺崔世安的普通話誓詞的確唸得差勁，程度屬於不及格。但以名人的水平來說，據我自己的印象，不在最差之列，比他更搞笑的大有人在。前不久，曹仁超神態認真自若地以普通話接受記者訪問的錄像，搞笑得多了。不過，崔世安唸的只是個短短的誓詞，之前又有充分時間準備，與曹仁超信口而出又有不同，兩者相提並論並不公平。

講另一種語言或者方言不到家，沒有什麼出奇。這種情況下，有時確是難受，聽得令人如坐針氈，希望快點完結。但我是不會恥笑的，畢竟自己即使現時講得好一些，也曾經在同一水平煎熬過。可以的話，我會嘗試分析講者是在哪些地方拿捏不好。

任何一種方言，相對於其他方言(普通話不過是中國七大方言之一的北方語系之中的一種亞方言)，都有自己的特點，也同樣有自己的發音缺陷，就是缺少某些音的發聲方法。習慣了講某種方言，到年紀大了才去學其他方言或語言，必然較難掌握母語所缺少的聲母、韻母、音調等各方面的發音方法，有些不管你怎麼學都學不來。加上語法、語彙的學習，就更難了。

相對於普通話，廣東話更難學。普通話連平上去入都不齊，入聲字整個消失了，只有三聲，其中平聲分兩聲。廣東話卻有九聲之多，平上去入都分陰陽，入聲更分三聲。北方人單學講入聲就受不了。所以如果嘲笑廣東人的普通「爛」的話，千萬不要學講廣東話，否則恐怕「爛」得開不了口。事實上很多北方人來了廣東多年都不能講廣東話，只能與廣東人的「爛」普通話對話。

不過平心而論，香港人的普通話越來越進步了。日前一個夜晚，在灣仔碼頭等巴士時遇到幾位內地遊客，要到很近的銅鑼灣去，想坐的士，的士司機不知是不是嫌路程太短拒載了。我見幾位遊客都是年輕力壯者，就指點他走路過去。接着又有幾位要去怡東酒店，距離更近，但在複雜的路面情況下，可望而難即。於是又設法給他們指路，旁邊其他人也七嘴八舌的出主意該怎麼去，普通話都說得不錯。

我的印象是，香港人的普通話水平與年齡成反比，年長的差些或者很差，年輕的較好。我聽過一些在學的年輕人用普通話做活動的主持人，都很像樣，聽得出都受過正規訓練，只是實用的機會不多，按着拼音讀出來，調值常會弄錯。他們的普通話一點不「爛」。一聽崔世安的普通話，就知道他年輕時完全沒有學過這種語言，跟現在的年輕人大不一樣。

在網嘲弄崔世安的人應該也是年輕人，而且是港澳的年輕人，他們應該有機會接受普通話的正規訓練，所以能夠聽得出崔世安講得有多差勁。我看到一段配上惡搞擬音字網的錄像最後有一句寫着：「都唔知佢UP乜(根本不知道他說什麼)。」從UP字看來，惡搞者卻連廣東話也沒有講好，不知道應配ngap (噏)，要加上鼻音的ng 聲母才對；沒有ng 的 up，就是一些人所說的「懶音」。他們很可能會把「恆生銀行」說成「痕身un 寒」。

星級街邊檔炒粉炒麵

飲食，每人每天不可或缺，你可以簡簡單單的但求填飽肚皮就算，也可以深究其中學問，於是有所謂飲食文化。香港人近年越來越講飲講食，以至誰都可以在網上以食家口吻對光顧過的食肆月旦一番。

我認識一位真正的食家──球哥，不光是識食，更重要是識煮。昨天跟他飲茶，大有收穫。

一見到球哥，便會懷念起他以前在洛克道擺街邊檔提供的美味，他賣的是生滾粥和炒粉炒麵，每晚十時後，待小販管理隊收工之後推出車仔開檔。他現滾現炒的粥粉麵每晚吸引大量宵夜客，檔口的檯凳可以在店鋪都關了門的洛克道一列長蛇陣擺他十多個鋪位。至今講起，家裡人仍然認為他的炒米粉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飲茶也叫了炒米粉，於是便談到他的炒米粉有什麼秘訣。原來，其中真有他人未諳的竅門。

炒米粉最重要的是米粉好吃，一般人只求爽口、不粘糊，但球哥認為更必須有米味。為求爽口，人們會把米粉用水煮軟，然後用冷水「過冷河」，再炒。哥球指出，這麼一來，米粉便不好吃了，因為米味都被水沖走。

他的方法是，把水煮到約攝氏80度(如果水煮開了，加進冷水讓溫度下降)，放進米粉，熄火，浸幾分鐘，以米粉軟身但仍未可折斷為度。瀝乾水，用濕毛巾鋪蓋，讓米粉保溫下經續吸水至完全軟化。炒意大利粉也同樣炮製，但浸熱水時間要長些。

這說來簡單，但操作起來一定還有不易為的細節，那「幾分鐘」如何掌握就是學間了。

球哥說，炒米粉的配料當然要配合得好，但最重要的還是米粉要預備得好。從炒米粉可見，球哥對烹飪之講究。

他生意很好，但後來轉業了，只是對烹飪仍然難以忘懷，早幾年曾經在新界一個熟食市場投得一個檔口，經營他拿手的咖喱食品。他的咖喱有自己的獨門配方。坊間上好的咖喱粉三十幾元一磅，他卻要自己配，十幾樣配料，分量按嚴格比例，算來一磅要七十幾元成本。咖喱雞的雞一定用新鮮雞，香港的雞價太貴，就到深圳買過來。這樣的咖喱雞是其他地方絕對吃不到的。他連洗碗也有高要求，要洗碗的阿嬸過水一定過到清，否則「過唔到自己」。

你可以想像，這樣講良心講、認真的經營方法，在香港的飲食市場中太曲高和寡了。與經營者要求快回本、高回報，飲食者要求平快靚正、「抵食夾大件」的現實脫節。他無法一展抱負，非常可惜，但也是意料中事。

日前看到有平民食肆獲米芝蓮垂青，我便想到球哥。如果讓我評星，他的洛克道街邊檔早就屬星級了，黑白二道都「俾面」這星級檔口。入夜後的灣仔是什麼地方?擺個街邊檔不容易。而球哥的檔口，晚晚吸引巡邏的衝鋒車到來，不是拉人封爐，而是叫「外賣」；黑社會大佬也賞識，下面的小僂儸從來不敢找麻煩。他後來轉業，說得大點，是飲食界的損失。聽他說，當年在洛克道一帶擺街邊的同業，很多已成飲食業「巨子」了。他們是否也有球哥一樣的品與技，我就很懷疑了。

從梅蘭芳到玉三郎

坂東玉三郎扮演的杜麗娘

很多人有童年陰影，我也有，是看《梅蘭芳舞台藝術》電影留下的──梅蘭芳的扮相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時年紀很小，從來沒有接觸過京劇。跟着大人去看《梅蘭芳舞台藝術》(大人也應該不喜歡京劇)，一聽那種尖着嗓子的唱就不舒服，再看到銀幕上梅蘭芳的的近鏡、大特寫，真的很受驚嚇，一點不覺得美，只覺得醜怪。

梅迷一定很反感了，但那的確是我童心的直接感受。

梅蘭芳在京劇的地位是沒法質疑的，居四大名旦之首，當時連西方、日本的蓺術家都對他的表演藝術推崇備至。即使在舞台之下，也受到廣泛崇敬，被推為中國四大美男子之一(其餘三人為汪靖衛、周恩來、張學良)。可是對我沒有受過京劇藝術熏陶的心靈而言，一直未能接受他的「美」和「魅」。

在女子被拒於舞台的年代，女角都只能由男子反串，南北皆然，甚至連外國也一樣。歐洲以前上演歌劇，女子也由閹人串演，唱女高音、女中音等等。閹人漸少之後，有男假聲女高音，這就等於中國的男旦了。只是由於男女子的聲帶總有粗細之分，唱得好的男假聲女高音並不多。當女子也可以登上舞台之後，這樣的假女高音就更加少見了。最近，好像哪個國家有男子在才藝比賽中唱女高音大比風頭，是否可以像「村姑女高音」Susan Boyle 那樣飛上枝頭，且拭目以待。

在中國，近年也有人劍走偏鋒來了，最走紅的相信是李玉剛(http://www.liyugang.net/cn_main.asp)，既唱戲曲又唱流行曲。還有一個吳汝俊，由主攻京胡到唱起旦角來。

不知道是不是男旦又成氣候了，翻開十一月號的《氧氣生活》，看到上海把在日本被尊為歌舞伎國寶級大師的坂東玉三郎請去演出了。這位玉三郞有「日本梅蘭芳」之稱，扮日本女子不足之餘，還扮起中國女子來，曾跟梅葆玖學梅派技藝，再上溯而學昆劇，會與中國的昆劇男角合演《牡丹亭》。於是，內地「圈內一眾(自嘆余生也晚的)票友都驚呼：錯過了梅蘭芳，可不能再錯過坂東玉三郞！」《氧氣生活》上文章的標題是──「那一轉身的驚艷」。嗨！

愛看男旦者一定都會有驚艷感覺的，一種從女旦身上看不到的艷，「比女人更女人」。據說，由女性來扮演自己，那最多只是一種本色的演出，而當一個男性扮演女性時，真正的表演就開始了；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表演，讓歡眾看到的是演出，而不是性別和長相。

我沒有欣賞這種表演的經驗。只是有個疑問：是否由女人來演男人也是更高層次的表演?若說是，那就只能是有活鍾馗之稱的斐艷玲女士的絕活了。(請看她的《石三郎》http://you.video.sina.com.cn/b/9039308-1220985752.html──湊巧，這三郎是「石」的不是「玉」的。)

即使要看表演吧，相信也以限於舞台表演的遠觀為好，保持距離，只看那體態、神情、做手，不要細看面容扮相。從雜誌上的照片看，舞台下的玉三郞果然是一派「溫文爾雅、神情俊朗」，但那後台對鏡梳裝的大特寫照片就勾起我的裡年陰影來了──他畢竟已59歲。

久別重逢喜亦哀

Facebook主要是年輕人的玩意，但他們或許不知道，它給年長一輩帶來的衝擊更大。年輕人會通過它與不見幾年的同學、同事重新聯絡上了，但年長一輩會通過它把一批在人海中散落了幾十年的故友串連起來，舊友重逢的歡樂更熱烈。

這樣的事，耳聞目睹不少，報章上也常見到有人為文讚嘆這類社交網的神奇，記敘老友在Facebook 撮合下重聚的興高彩烈。

我沒有玩Facebook之類社交網，主要是對它的神奇效能有戒心，擔心它會在神不知鬼不覺下，把電腦中自己以至朋友、公司的資料都散播出去。所以對來自友儕的邀請，都一一謝絕了。

可是對大批舊友重聚的喜悅卻不陌生，當大家仿如隔世地再見時，是一片忘年的嬉鬧，大家都一下子年輕了。但也一下子感到日子真的過得飛快，看着舊友的蒼老容顏，你不能不認老。人慣見自己的模樣，對歲月留痕會渾然不覺，只在遇上久別重逢者的容顏時，才會心頭一懍。

網上有這樣的笑話：病人去看牙醫，看到醫生的名字很稔熟，一想：該不是幾十年前中學同名同姓的同班同學?躺在手術椅上對禿了頭、皺了臉的牙醫端祥了半天，病人心裡想：不對吧，怎會這麼蒼老?起來時還是忍不住問了牙醫：你在某某中學上過學嗎?是某某年畢業的嗎?牙醫詫然說，都對啊。病人高興地說：你是我那個班的。牙醫驚訝地打量了病人好一陣，然後問道：你是教哪一科的?

牙醫沒有意識眼前這老頭是自己的同齡同學，而以為是當年的老師呢。

我對這樣的重逢也雀躍過，但往後，常常是多見幾次面之後，對有些會面就不太熱衷了。

一位老友也有這樣的感受。他在美國生活了好長時間，半退休了，多了時間回來走走，也回內地去與中學小學的老友聚聚。最初，每次回去都找來一批舊同學見面，最近聽他說，有點意興闌珊了。

他帶着無奈地說，發覺以前很親密以至很知心的朋友，經過幾十年在不同社會的成長後，彼此之間已築起了高高的隔膜之牆，彼此的識見、認知、價值觀、人生觀都很不相同了。這都與彼此生活的社會環境、人生閱歷、眼界視野有關，當然也關乎經濟條件。多見幾次，除了講飲講食，難以找到共同話題、共鳴觀點。而聽到的，總是重重複複的牢騷話。最近他回內地去，變得閃閃縮縮的，害怕見到老同學。

這樣的感受，我完全理解，也同樣不太願意出席某些重聚的場合了，特別是會聽到很多怨氣話的場合。你無力排解，也無力說服，最多只能做個耐心的聽眾，讓對方有個宣洩、傾訴的對象。最怕聽到的是對已成過去的糾葛的訴說、抱怨，思想、感情仿佛還在以前的世界中完全沒有演變、進步過。完了，自己也沾了一身沉重的鬱悶。

當然，也有些老友每次見面都讓你得益，讓你平添一些向好、向善、向學的積極動力，給你一點心裡一亮的啟發，有如沐春風的快意。這樣的會面，我很期待。

綠色經濟：本世紀的新制高點

關心哥本哈根會議的人會發現，中國在這次會議中採取了與以往很不相同的態度，顯得積極主動，不但在會場上主動，而且在會場外主動，面對傳媒的吹風會天天都有，讓傳媒明白中國在會議上的取態和環境政策。

這不僅是中國在環保外交態度上的變化，而是對綠色經濟態度的轉變。

內地新聞最近有一個熱門短語：搶佔新制高點。如果不熟悉內地新聞術語，可能不知所云。

「制高點」本來是軍事術語，是指戰場上如山包等地勢較高的地方，是作戰雙方都務必要搶佔的地點，目的是居高臨下，控制局面。

現時所說的制高點卻是經濟用語，是指搶先發展能夠主導經濟動向的產業，以便在國際經濟領域掌握主動權。這個短語熱起來，主要在金融海嘯之後，是針對「後金融海嘯時代」的經濟動向而提出的。

在克林頓主政的黃金歲月中，美國曾有經濟學家說，經濟衰退已成為過去，因為經濟官員已掌握了經濟微調的竅門，可以通過微調避免經濟失去動力。事實證明這只是妄想。

但有一個規律是確實存在的，就是危機過後，必會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推動經濟重新成長的引擎，如九十年代的IT經濟，和IT泡沫爆破後的美國房地產業。美國房地產業的泡沫也爆破了，會出現什麼新動力?

很可能是綠色經濟、綠色產業。

被視為中國高層智囊的胡鞍鋼提出這樣的觀點：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出現過三次產業革命，第一次由蒸氣機帶動，第二次由電力帶動，第三次由信息技術帶動。前兩次，中國正多災多難，被排擠在外，無緣參與。第三次，趁着改革開放，興幸及時趕上了，但未能扮演重要角色。

世界目前正面對第四次革命，它將是綠色革命，一場很可能主導本世紀發展方向的革命。世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都可以為此發生重大變化。這將是中國可以全力參與的一場革命，也是中國本世紀的最大機遇。

從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的表現看來，中國會積極參與這場革命。這既是為爭奪世界權力角逐的制高點，也是為了中國13億人口和子孫後代的命運。中國人均資源水平極低的底子，決定了中國最經受不起環境變化帶來的災難。

以前的三場革命的主導力量都是市場，綠色革命卻不是只靠市場可以完成的，市場甚至會形成巨大阻力。政府必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事情要以行政手段去推動，以至執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而備受世界矚目，Thomas Friedman 不是巴不得美國可以「做一天中國」嗎?

事實上，在環境壓力和競爭壓力之下，歐美都已開始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以及智慧地球等。全世界都在為經濟發展尋找新的科技基礎，並且把這樣的科技產業化。中國在這方面並未有多大優勢，中國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等還處在探索之中，但制度優勢很大。

日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內地經濟學家李揚認為：「這意味着，建設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社會發展的有利支撐，將成為中國面向未來的國家戰略。」

被視為中國政壇明日之星的李克強日前在視察一個環境企業時說：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迴圈經濟已成為世界上一大趨勢。中國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在加大節能減排力度的同時，着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科研成果推廣應用，促進環保產業加快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搶佔未來發展制高點。

中國的事情有個特點，就是中國政府一旦把一樣事情定為政治目標，以政治意志去推行，會無堅不摧。發展綠色經濟，會是中國本世紀的重大政治目標。

(地球冷暖七之七，完)

氣候暖化與漢唐盛世

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圖表

昨天讀到一篇短短的專欄文章，題為「暖化贏家」，一看就知道寫的是近日的最熱門話題──全球暖化。文章劈頭就寫道：「近日一幅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圖，又引起友儕間的議論。中國學者研究所得，中國過去三千年，黃河流域氣溫最高與最低之時代，相差約兩至三度。溫度最高的時代，碰巧是漢唐盛世；溫度稍低的年代，則是分裂之亂世。」

一看就知道，說的就是竺可楨的研究。那圖嘛，很可能就是上面的圖表。圖中劃分的四個時期，就是竺可楨所說的四個氣候變化時期：考古時期、物候時期、方志時期、儀器觀測時期，這不是根據氣候的特徵而得出的名字，而是根據研究手段而取的名字。

其中最矚目的，是II、III兩個溫暖期，II由春秋戰國至秦漢，III主要就是隋唐年間。兩者之間，是一個短暫而氣溫下降不太多的寒冷期，約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在II溫暖期中，中原雖然處於分裂的亂局當中，但也正是文化最活躍的時期，中華文化至今從這個源頭中汲取養分，可說是文化盛世。III溫暖期的成就也至今令中國人驕傲，唐朝盛世留下的文治武功業績是公認的歷史豐碑。

稍高一兩度的平均氣溫，並沒有帶來大災難，反倒是形成了較有利的環境，讓人民可以休養生息。中原以北的少數民族，大概也得天時之利，水草豐足，馬羊溫飽，不必往南向定居的農耕漢族侵擾掠奪。

有人研究指出，當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詩句，正好反映了當時的氣候溫暖。我們一看荔枝，就以為它來自嶺南，但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荔枝如何能夠越五六千里之遙從嶺南送到長安而不壞，且能博得楊貴妃一笑?真相是，當時的荔枝產自長江上游的的涪陵一帶，種植地域的北限緯度比現時高多了。

相反，當氣溫在公元一千年前後突然急劇下降時，政局也大變。北方一再出現由少數民族南下形成的政權，形成所謂五胡十國。接着的北宋政權也不斷受到北方少數民族逼迫。蒙古人最後更把勢力向南推展到長江以南，形成元朝。這與Brian Fagen 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是溫暖期造成的草原乾旱，逼使蒙古騎兵東征西討的。

可是據竺可楨的研究，寒冷時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向西傳播到歐洲。他發現歐亞溫度波瀾起伏是有聯繫的，歐洲的波動往往落在中國之後。由於一地的雪線升降與溫度有一定關係，竺可楨的研究結果與挪威的雪線高低相比較，大體是一致的，但有先後參差之別。只是西元前400年（戰國時代），挪威出現過一個中國所沒有的寒冷時期。

實線：挪威的雪線變化。  虛線：中國歷史氣溫變化。

從各方面可以見到，地球溫度起伏升降是常態，只要不是大幅度的起伏，形成的天災是可以應付的。中國北方氣溫高一些，過去早已出現過。河南，就是中原之地，簡稱「豫」。葛劍雄指出，這是「矛」與「象」結合而成的字，很形象地說明中原過去是有大象的，氣候偏暖。

漢唐盛世都出現在溫暖期。人人都說中國在重新走向盛世，人人又都說全球在暖化。盛世與暖化是不是有必然關係?大概不是吧，康乾盛世出現在寒冷期。

(地球冷暖七之六)

對全球暖化的懷疑

葛劍雄是我尊敬的一位歷史地理學家，每次讀到他從深厚的歷史地理學知識出發寫成的文章，都會得到啟發。關於全球暖化問題，我最近特別翻看過手頭上他的文章，看他從中國歷史地理的角度，會有什麼見解。可惜未看到專門的論述。

剛才讀到一篇報道，很高興地看到葛劍雄這方面的看法。文章提到：「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就是全球暖化的懷疑論者，他根據中國的史料和地理學家長期研究的結果指出，以往七千年間中國的氣候已經出現過多次寒暖交替。他的結論因而是，地球氣候變化主要取決於自然力量，人類對它所能造成的影響相當有限。『在地球上還沒有人時，在人類活動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的年代，在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熱量和二氧化碳比現在低的年代，地球上卻出現過比今天更暖的氣候。』」

這是「21世紀經濟網」上一篇題為《披在哥本哈根會議身上的科學外衣》的評論的引文(http://www.21cbh.com/HTML/2009-12-14/157673.html)http://www.21cbh.com/HTML/2009-12-14/157673.html，評論針對的，是在全球氣候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的由英國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氣候研究所的文件失竊事件。失竊的1000封郵件和3000份文件顯示，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所主任菲爾·瓊斯與其同事在研究中選擇性地使用了支援氣候升高的資料，而刻意隱瞞了一些支援反面結論的資料。

事件的最後真相如何，仍不可知。我的感覺是，這再次證明氣候暖化還有很多不解的疑問，不可以簡單地作出道德的判斷，以懷疑論者的觀點得到石油生產商支持，就一棍子把它打死。

後來在網上搜尋了一下，看到葛劍雄關於氣象變化的一些意見。譬如，去年春節前後的大雪災發生後，輿論很簡單地把原因歸於「全球暖化」，葛劍雄就寫了文章駁斥。(http://www.careeri.cas.cn/xwzx/zhxw/xwhc/200802/t20080218_2484374.html)

他又曾在一個演講中指出，全球變暖確實是近一二百年來的事實，但由此推論全球氣候將繼續變暖，則「不是鐵板釘釘的事」。因爲有些氣候變化周期很長，如果人類正處在進入下一個冰期的大周期中，那麽短時期的變暖只能延緩這一進程，但不能扭轉。


他認為：「我們不能忽視自然本身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如太陽輻射、火山噴發，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可能比人的活動更大。」

葛劍雄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責，說他跟減排唱反調。

他認為，變冷變暖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在科學家還不能確定氣候變化大趨勢，但又發現人的活動與近階段氣候變暖有關時，我認爲我們要做的，應該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我同意這樣的態度，減排是當前的急務，既因為風險太大了，也因為溫室氣體無論是不是會造成暖化，先已造成污染。

葛劍雄說，他的觀點受到一些讀者的質疑，但沒有接到過氣候專家的反對意見。

(地球冷暖七之五)

《聽海之心》帶來心靈衝擊

中國藝術的一個特點，是靜和慢。中國的繪書、畫法、詩詞、音樂(特別是古琴音樂)都有這樣的特點，當樿與藝術結合，這特點就更加鮮明了。很多東西，靜下來了，慢下來了，會予人新的、不同的體會。

而靜與慢之後出現的澎湃與激越，會產生有更大的衝擊──聽覺上的衝擊，心靈上的衝擊。

這就是台灣「優人神鼓」要達到的效果。

上星期五(十二月十一日)到香港文化中心聽了這個藝團的《聽海之心》音樂會，對刻意營造的以上強烈對比有很深刻的感受。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音樂會，而是一台綜合的舞台表演，以不同的舞台手段，音樂、燈光、造型、舞蹈、人聲，還有功夫，再加上禪味的超慢動作舉手投足，一起去感動觀眾。

主要的還是音樂，以鼓為主的節奏樂器，加上幾件旋律樂器，有古琴、雲鑼、銅罄。

在藝術效果上，「優人神鼓」的演出很成功。演出結束時，歡呼聲四起，很多人站起來鼓掌。我留意一下，這些人都裝扮斯文，不像一聽到強烈節奏就容易情緒興奮的人。我相信，他們都有所感動了。

「優人神鼓」的表演最突出的不是在技術上，而是予人的心靈觸動，特別是對城市人回歸古樸、自然，回歸傳統渴求的觸動。

「優人神鼓」四個字有特別涵義。「優」的古義是「表演者」，「神」是指人在高度專注下的寧靜、無我狀態。藝團的兩位主角，藝術總監劉若瑀和音樂總監黃誌群，都從外面汲取了新的文化和演藝元素。劉若瑀到美國修讀劇場藝術，又隨波蘭劇場大師果托夫斯基學習，深信「藝術是生命品質的呈現」。黃誌群則曾到印度修習靜坐，領悟「活在當下」的智慧，主張「先學靜坐，再習擊鼓」，把表演視為「內在的自我探求」。

可以見到，「優人神鼓」追求的「生命品質」、「內在自我」都存在於城市之外的大自然和古老的傳統當中。他們過去的作品《空林山風》、《破曉》、《入夜山嵐》、《禪武不二》、《雲腳台灣》，和這次帶來的《聽海之心》，都表現人面對自然、鄉土的心靈感悟。所有表現都有回歸傳統的意味。鼓、鑼都是先民最古老的樂器，鼓架、鑼架都刻意用盡量少修飾的木頭、樹幹製成，表演者的服飾亦盡量古樸，顏色是深淺的土色，不帶半點俗艷。到最後一節，男表演者更加都亦裸上身，只纏上原始的牛鼻褌(日本相撲手穿的那種「兜檔布」，日語裡仍寫作「禈」)，以身體線條和擊鼓的雄姿展現原始粗獷的美。

對我而言，一個半小時中最動人的，不是排山倒海的江海潮音，反倒是在古琴一曲《流水》後七面小鼓營造出來的空谷泉聲、雨滴嘀嗒，尤其是七面小鼓各有各的緩急快慢下，不規則而又自成美妙音樂的效果。這是五節中的第二節《流水》。較可惜的是，古琴與鼓的配合較生硬，欠交流，到這一節的末尾，以為會有交融的發展，卻已草草結束了。大概，是創作者對音樂部分把握能力未足之故。雲鑼、銅罄表演也有這樣的遺憾。

我一直對鼓樂表演興趣不大，主要怕耳朵對只顧追求熱烈火爆的大鑼大鼓受不了。「優人神鼓」讓我改變了觀感，但我仍認為，不拘泥於鼓和鑼，會有更大發展空間。

孟子已逝，梁惠王多有

腳踏攪拌機──哥本哈根會場外一景

人類自出現以來，面對的最大疑問和挑戰，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天，也就是大自然，天的具體表現是氣象氣候變化。從對大自然的好奇中，人很早就注意到氣候在漫長的歷史上有很大變化。

北宋時的沈括，在現時陝西北部的延州觀察到竹的化石，就提出，當時已不宜種竹的延州，可能在「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這與竺可楨一千年後的物候研究結論一致。

十七世紀時，英國的R．胡克也因為在波特蘭觀察到海龜化石和巨大的菊石，認為當地過去氣候溫暖。

十九世紀，瑞典的J. L. R.阿加西根據阿爾卑斯山的冰川堆積，第一次提出地球氣候史上曾經出現冰期氣候。

如今，科學家對地球的氣候史有了更多認識，知道地球的46億年歷史中確實出現過多次冰期，冰期之間又有氣溫回暖的間冰期，而冰期和間冰期之中，氣候又有複雜變化，有小的冷暖循環，有激烈氣候波動。

最近一次冰期(或稱大冰期)，是大約二百萬前左右開始形成的，稱為第四紀大冰期。冰期時的地球被冰雪大面積覆蓋，氣溫比現代低8~10℃，生存環境很惡劣。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地球發生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人類的誕生和進化。

對於地球目前是處於冷暖循環之中的那個位置上，還有爭論。有人認為第四紀大冰期還未過去，地球目的氣溫比過去很多時期都低。又有人認為地球正處於間冰期之中。

有一點卻是比較一致的，就是地球從大約一萬年前結束了一次小冰期，也就是說地球自此進入相對溫暖時間。可以見到的是，人類的文明進化突飛猛進，地球上自此陸續出現不同的大大小小文明，彼落此起，有的在大陸上，有的在小島上。可以說，沒有這個溫暖期的出現，就沒有今天的人類文明。

其中很多文明因為氣候、生態的劇變而湮滅了。費根在《大暖化》一書特別提到，令人驚嘆的亞洲吳哥窟文明、美洲瑪雅文明，就是在公元800~1200年的溫暖期中被埋沒在叢林中的。

總的趨勢是，人類文明在不斷了解、適應天的變化中發展起來。至今，在西方產生了以人與上帝關係主宰的宗教精神，又產生了科學，以為人定可以勝天。中國則從天悟出了道，並悟出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提出要人道亦天道也，應天人合一。

可以這麼說，哥本哈根會議要處理的，其實就是「人定勝天」思想帶來的惡果。出路在何方?恐怕就是連中國人自己也幾乎掉丟了的「天人合一」思想。

孟子對梁惠王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已逝，但梁惠王不絕。他們都該從孟子二千多年前的話語中有很多反省。

(地球冷暖七之四)

歐洲中世紀曾出現「大暖化」

歐洲氣候暖化「有力證據」之一

在西方，也有氣象學家研究歷史氣候變化，希望從中知道氣候變化的規律，其中包括權威學者、英國氣象學家Hubert Lamb。他率先提出一個論斷，認為歐洲曾經出現「中世紀溫暖期 ( Medieval Warm Period)。去年，從英國到美國做研究的學者Brian Fagan (布賴恩．費根)從這一理論出發，出版了一本書：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 (大暖化：氣候變化與文明之興衰)。

Hubert Lamb 的研究指出，公元800~1200年間，歐洲氣候溫暖宜人、連年豐收，北歐人因此得以到了格陵蘭和北美洲。接着，氣溫下降，出現約六百年的所謂「小冰河期」。到了1800年，氣候又回暖。

寫《大暖化》一書的費根是考古學家兼人類學家，但對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很有興趣，以前也寫過兩本相關的書，一本是 The Little Ice Age，一本是 The Long Summer。《大暖化》把日子再推前，到了公元800~1200年。

據費根說，十二、三世紀時，英格蘭的氣候非常溫和，有大量葡萄酒出口到法國，引起法國人驚慌；連北緯55度的東普魯士和挪威南部也生產葡萄酒。那時中歐的夏季氣溫比50年前高1 – 1.5℃。現在，誰還會把濕冷的英格蘭與葡萄酒連在一起?

他發現這幾百年間，溫暖氣候促進了歐洲的發展，歐洲大陸因而進入中世紀繁盛期，財富的積累使歐洲人可以興建大批歌德式大教堂。季風的加強或改變，也使得玻里尼西亞、阿拉伯半島及東非的居民，能夠航行到更遙遠的地方，打通了不同的貿易航道。駱駝商隊的長距離往來，也促進了人類社會進一步溝通發展。

可是福兮禍所伏，溫暖氣候也帶來了破壞，農業、畜牧業發展使原始森林大受砍伐。公元五零零年，西歐和中歐可能有五分之四土地屬森林和沼澤；到一二零零年，一半或超過一半森林和沼澤在開墾下消失了。十四世紀初，氣候開始變化，氣溫下降，雨量大增，農業失收。一三四七年，黑死病出現，歐洲人口大量死亡。英格蘭人口到一六零零年才回復到瘟疫虐前的水平。

氣候變化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乾旱。費根認為，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是蒙古草原牧場萎縮造成的。

是什麼促成氣變循環變化?費根說：不知道。但認為最可能的是地球偏斜度的小改變，太陽黑子活動周期也有作用，火山活動、大氣與海洋間複雜而仍不為人知的相互作用也有影響。

對比竺可楨的研究，可以看到對那段時間的氣候情況有不同的判斷。那四百年的「大溫暖」期中，竺可楨認為前二百年(殘唐、五代十國、北宋初期)屬溫暖期，後二百年(北宋、南宋)屬寒冷期。

中世紀溫暖期是比現在溫暖還是不如現在溫暖?這還有爭議，對目前全球暖化持不同立場的人各有看法。

歷史的發展是不是由環境變化決定的?費根不同意，認為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通常較間接。投石水中激起的漣漪，要一段時間才消失，氣候的影響也一樣，會在社會中慢慢發酵，促成政治或社會的改變。人類如何因應氣候的衝擊才是最重要的。

費根警告：乾旱是氣候暖化中的無聲大象。「據一千年前的旱象循環判斷，未來暖化帶來的乾旱會更加漫長和嚴峻。即使沒有溫室效應，漫長乾旱的影響也會比那怕一百年前的影響更災難性。」

(地球冷暖七之三)

中國不是暖了，而是冷了

回顧歷史上的氣候變遷，特別是中國五千年來的氣候變遷，必須認識一位科學家──竺可楨。

竺可楨(1890—1974)是中國著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學成於哈佛大學，專於地理學和氣象學，是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人，又是中國物候學的創始者。用他的話來說：「人們要知道一年中寒來暑往，常常用肉眼來看降霜下雪，河開河凍，樹木抽芽發葉、開花結果，候鳥春來秋往，等等，這就是物候。物候學也可以說是沒有觀測儀器時代的氣象和氣候學。」中國幾千年歷史中雖然沒有完整的氣象紀錄，但有各種豐富的文字記錄物候材料，從中就可以研究出氣象氣候的變化來。

竺可楨在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七三年，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日本氣候學家吉野正敏有這樣的評價：「經過半世紀到今天，他(竺可楨)發表的論文仍然走在學術界的前面。」

這篇論文只有五千餘字，把中國五千年的氣候分成四個時期，也就是四個循環，即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

第一溫暖期：西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
第一寒冷期：西元前1100年至前850年的西周前期

第二溫暖期：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初的秦漢時期；
第二寒冷期：西元初年到600年的南北朝時期；

第三溫暖期：西元600年到1000年的隋唐時期；
第三寒冷期：西元1000年到1200年的兩宋時期；

第四溫暖期：西元1200年到1300年的宋末、元朝時期。
第四寒冷期：西元1400年明初時期至上世紀五十年代。

論文中列舉了很多物候例子：

──半坡遺址(公元前幻5600-6080年)的發掘表明，當時的獵物中有竹鼠、麞、水牛等熱帶和亞熱帶動物。如今，西安一帶已沒有這些動物了。

──根據對竹的考古發現推斷，五千年以來，竹類分佈的北限大約南移了１°—３°緯度。

──據《詩經》，黃河流域一帶有梅，可是如今西安之南的終南山已無野生或栽種的梅樹。到了宋代，王安石就以「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的詩句，嘲笑北方人不認梅花而誤之為杏花了。

種種蹟象都說明，儘管有冷暖循環，亞熱帶的北界逐步南移，即北方逐漸變冷。即使不是專家，我們從一般的常識也知道，北方以前有大象、犀牛這些如今只生存於熱帶的動物。潮州以前的鱷魚，不是韓愈一篇祭文逐走的，而是氣候變冷使然。

竺可楨的論文作出這樣的初步性結論：

一、 在我國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從原始氏族時代的仰紹文化到奴隸社會的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２℃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5℃。

二、 在那以後，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西元前1000年、西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擺動的範圍爲1°—2℃。

三、 在每一個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間裏，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爲周期的小迴圈，溫度升降範圍是0.5°—1℃。

四、 上述迴圈中，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播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傳播的趨勢。

(地球冷暖七之二)

對地球氣溫上升的疑問

隨着哥本哈根世界氣候高峰會議舉行，世界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地球暖化問題上。我也關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地球氣溫的變化──不是持續暖化，而是忽冷忽熱，有如得了什麼病。

我記得很清楚，初進新聞界做國際新聞翻譯的時候，一個持續的新聞議題，是地球變冷，有科學家擔心地球在進入小冰河期。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時的問題。

進入了八十年代，環境保護的潮流逐形成，溴氧層的空洞引人擔憂，接着溫室氣體、溫室效應問題出來了。潮流向相反方向逆轉，人們開始擔心地球暖化了。

那時有人提出反駁說，暖化又怎麼樣?暖化就一定不好嗎?這可以讓更多本來難以耕作的地區種上農作物，二氧化碳濃度升高也有利植物生長，糧食不足問題好辦了。

可是厄爾尼諾現象造成的氣候變化，帶來風災、雨災、旱災，很多人嚇壞了，擔心「好嘅唔靈醜嘅靈」，「氣候變化」於是變成「氣候惡化」。更多的溫度上升數據，更多科學家支持溫室效應理論，如今已在全世界形成了幾乎是一致的意見，就是全球氣溫在上升，認為這是人類不負責任地大量砍伐樹木、消耗礦物燃料、製造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造成的惡果。要求各國政府、所有地球公民改變行為模式的呼聲越來越高了，一些環保人士甚至為此作出激烈的表態行為。

我反對一切高消費主義行為對地球資源的浪費，特別是反對大手大腳的美國生活方式，不管氣溫是不是上升，人類都應當好好珍惜這個星球上有限的資源。即使氣溫上升不過是「狼來了」的誤警，我們也該好好反省戰後以來，或者更前一些──工業革命以來的生活模式了。

可是我一直存有疑問：地球暖化是空前的災難嗎?人類行為是地球暖化的主要或者真正元兇嗎?

先說第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說地球暖化，都是從比較短的時間尺度來說的，比如說的是戰後以來、一百年以來的數據，或者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數據，據此說地球平均氣溫上升了多少度。這些都是很有力的證據(雖然平均氣溫的數據很可疑)，冰川的冰舌後退，南北極冰山斷裂，植物花期推延或提早，候鳥遷徒習慣改變，一些地方的水平面上升等等，都着實令人擔心。

但是，注意較大時間尺度溫度變化的人不多，仿佛現代人所處的氣候環境是亘古如此的，氣溫上升一點，就打破了亘古以來的平衡。

事實卻是，地球氣溫一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周期變化，不斷有上下波動，時間間距小者幾百年，或者更短，大者以千年、萬年、億年計算。我們如今都極大關注人類行為對地球溫度的負面影響，但這其實不過是影響地球氣溫的因素之一，此外是太陽輻射、大氣環流、下墊面(即地球直接與大氣圈下層接觸的地球表面，包括地形、地質、土壤、植被、海洋等)的影響，還有太陽系環繞銀河系中心的旋轉運動。

相對於其他因素，人類行為對地球氣溫的影響是最微不足道的。

那麼，在歷史上，我們目前算是冷了，還是暖了?

(地球冷暖七之一)

《詩人李白》，缺了盛唐氣象

要說歌劇《詩人李白》的成功，最成功的應是劇本，它以浪漫的手法濃縮展示了李白跌宕的一生，而且不避韙地對李白有所月旦。

要在一個約一個半小時的歌劇中完整表現李白的一生是不可能的，作品很聰明地創作了酒、月、詩三個角色，通過他們的角度審視了這位「詩仙」。全劇最重的角色自然是李白，田浩光由頭唱到尾；其次就是酒了，每幕都少不了他。酒就像個說書人，以疏離的身份和角度，對李白的行為作出評價，尤其是對他在宮中「事權貴」的日子。

月與酒都是李白詩人歌中歌詠最多的事物，月在劇中則從仙界的角度，憐惜、愛慕李白之才，認為李白「本天上一詩仙」，最後更導引李白重歸仙界。

相對之下，詩的角色最弱了，游離在戲劇衝突之外，主要唱段是間奏曲。但這角色劇中的唱段最有特色，得到觀眾鼓掌喝采。作曲郭文景安排了一位京劇生角演出這角色，音色、唱腔都在劇中別樹一幟。至李白升天一幕，詩則以一段在後場的劍舞，襯托李白的獨唱。

李白歷來被尊為詩仙，他的詩奇思妙句疊出，飄逸、壯美、縱恣，為人則放浪不羈，好仗劍遨遊，結交天下才人。可是也應當看到，李白一生其實如同當時的所有讀書人一樣，以能在朝廷中得一分好差事，為朝廷、天下出力為目標。他沒有考過科舉，卻是千方百計循人事舉薦的途徑，在長安到處投石問路，最後終得到唐玄宗召見。可惜，他以為就此可以以王佐之才經世，但玄宗卻只當他是文學侍從，閒來度得好曲，就讓他來賦詩，最後且讓他「賜金放還」。酒一角色因而譏諷李白「自作多情」，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不過是後話。

全劇由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開始，他醉醺醺地遇到酒，再遇到月，然後倒敘宮中、獄中生涯，最後接上升天。這樣，李白的不羈、浪漫、才華，以至對仕途的追求、失意都概括了，而且不落俗套。最後讓李白以傳說的水中撈月死去，意圖為李白重塑詩仙形象。

不過這位詩仙在劇中卻是個懷才不遇的悲劇人物，只得到非人間的月欣賞。這完全是從李白個人遭遇去看李白，而絲毫沒有反映李白在文學上所代表的盛唐氣象。

李白的一生主要是在盛唐中度過的，他的詩歌、氣度、個性都帶着濃郁的盛唐色彩，就是高度的自信、大氣。余光中寫李白不是有這麼的句子麼? ──
酒放豪腸
七分釀成了月光
餘下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

盛唐的氣度、個性，就是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相信「明天會更好」的達觀。這不是他個人的自信，而是一代人的自信，一個時代的自信。李白發出的強音和活力，因而被視為盛唐的強音和活力。

李白死得很「及時」，安史之亂後沒幾年，流放夜郎又獲変赦後，就在投靠李陽冰時病逝。安史之亂是唐朝國勢的分水嶺，五千萬的人口，八年動亂下來只剩下一千六百萬。李白對此後的水深火熱沒有深刻的經歷，為此作歷史見證的，是詩聖杜甫的成就了。

《詩人李白》與「文化中國」

歌劇《詩人李白》終於到了香港演出，但似乎並未引起公眾很大興趣。我未能及早買票，到知道時已較遲，以為「執輸」了，但意外地發覺仍可以買到不錯位置的票。星期五到香港文化中心看演出，看到樓上靠邊的位置還空着。不知道這是因為香港人不識貨，還是宣傳做得較遲之故。

這是一齣很有特點的歌劇，早已在美國和北京演出過，有很好的口碑，我大概兩年前在《亞洲周刊》讀過關於在美國演出的報道，因而早就希望可以一看。這次到港演出的，主要班底不變，但也加入了相當多香港音樂人協助以成事，例如由葉詠詩指揮伴奏的香港小交響樂團和香港歌劇院合唱團。

這個演出因此是一個海內外華人藝術大協作的產物，集合了內地、美國和香港藝術家的力量。它首先是美國華裔表演藝術中心的製作，是這個藝術中心與美國科羅拉多中央城市歌劇院聯合委約的作品，二零零七年在美國首演。

細看主要創作和演出人員名單，你會發覺不少人難以界定是哪個地方的人，因為很多都有國際學習、工作背景。據場刊介紹，演出李白一角的男低音田浩江「現居於紐約和北京」；主要編劇兼副導演廖端麗生於香港，工作經歷主要在紐約，也不知道是否可以稱之為香港人。

於是，整個演出給人一個「全球化」的強烈感覺，是全球化之下一個海內外華裔藝術家的聯合創作。這樣的創作模式已不算新鮮了，很多藝術創作已採取這樣的模式進行，而且取得不少成就。得過很多大獎的電影《臥虎藏龍》，台前幕後骨幹來自不同地區，都是華人藝術精英。近年很多電影大製作也一樣。讓全世界驚艷的北京奧運開閉幕式亦如是。當然，也有其他國籍、族裔人士。內地的大型交嚮樂團召聘樂手，現在也面向全世界，請來各地華人和外籍傑出樂手加盟。

除了以上的「隊際賽」外，華人在「單打」方面也不斷嶄露頭角。我以前在這裡談過國際音樂比賽正出現「黑勢力」，就是不同地方的華人參賽者往往發覺，到了比賽最後階段，對手經常以黑頭髮黃皮膚的華人為主。在歐美樂壇打出名堂的華人音樂家越來越多，聲樂的、器樂的 、作曲的、指揮的都不乏其人。在香港，經常有這樣的音樂家演出，名字很陌生，但一看在西方樂壇摸爬滾打取得的成就，嚇你一跳。

到藝術品拍賣場去，因為有銀碼作指標，驚嚇會更大。大批主要是來自內地的畫家，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的畫風，已成為國際收藏家的追捧對象。

從此可以發現，世界藝壇上，一股中國風已經刮起。一些關注中國對世界影響的人士說，世界上除了要有「政治中國」、「經濟中國」，還應有「文化中國」。也就是說，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國，除了要有硬實力，還應具備軟實力。這也就是北大教授王岳川所說的，從上世紀的「去中國化」到新世紀的「再中國化」問題。

這不是說中國也要像美國一樣，通過軟實力讓全世界中國化，而是要建立一個與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文化相配的「文化中國」形象和影響力。

王岳川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走近經典」，而且要「創意經典」，即從經典中汲取養分，拿出新的創作來。《詩人李白》就是一個這樣的創作，讓世人重新理解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國經典詩人李白。

東亞運開幕式

香港東亞運會開幕式在維港舉行

戒之在得，及早而為

一位從澳洲放暑假回來的大學生要買一個斜揹袋，到崇光走了一轉，看中了一個名牌貨色，銀碼：四千大元。據說，他只要向家裡說說，定必買到心頭好。我一聽有此等事情，期期以為不可，小子有此念頭不該，家裡人的支持更不該。

四千元一個名牌手袋大概不算很貴，動輒若干萬的大有其袋。我素來對這些貨色沒有興趣，且認為掛到身上會「有失身份」。真的，我看到那些把牌子標誌誇張地印滿貨品上的東西，就厭惡得扭過頭去，對拎着手袋洋洋得意的女士不屑一顧。偶有男的也掛個這樣的手袋，則另眼相看了，奇怪怎會有此怪物。

真正的名牌貨，品質當然上乘，但品質與價格不成正比。之所以會這樣，是價格的大部分與品質無關，而是來自虛榮感的附加值。名牌貨值不值哪樣高價，於是全視乎你是否需要這些全無標準的附加值。有人覺得這樣的附加值很值得，可以加強自信，使自己走在路上抬得起頭來。買名牌貨的人大抵主要出於這樣的心理，品質優劣的考慮是次要的。

但如果你不必這樣的東西也可以抬起頭走路，就不必這樣花費了。

一個在學時期的年輕人，正是因為要加強自己的學問和自信去求學，如果這個時候就要靠名牌來支撐自己，有好處麼?這時更應當給他加強的，是對抗朋輩間追求物質享受的能力。給他買一個四千元的書包去上學，只會害了他。不久前才有新聞說，有女子因為名牌手袋被匪覬覦而惹禍上身。

更大的禍害是讓年輕人自小成為高級消費之奴。「奴」就是被人驅使的人，沒有主見，也不能有主見，一切聽命於主子。物慾纏身者的最大特點，就是隨波逐流，在時尚潮流中漂西蕩東，無法脫身。

在消費主義的世界中，要控制一個人很難，但要控制大眾很容易，有錢賣廣告就成了。穿什麼、載什麼，明年流行什麼顏色，全由一小撮人控制，而且一早就預告了，讓你去配合。權威的聲音一響起，人們就如羔羊般歸隊就範，還得獻上金錢。人們怕就怕消費不起，怕落伍了，被排擠在潮流之外，「埋不了堆」。

內地的名牌追求者有一句自嘲的話：「眼光比生活高一點。」就高這麼一點，人就被操縱了。

昨天在這裡提過，現代人由於在精神上失落了，在社會組織上也失落了，於是要向迷信尋求精神上的安頓。買名牌也是尋求這樣的心理安頓的行為。

我興幸自已沒有這樣的追求，不必靠名牌去平衡心理，一塊幾十塊錢的手表用了二十幾年，一個破了被人家扔下不用的背囊也用了快十年，衣物鞋履更覺得是舊的舒服。反而，越來越對「物累」二字有共鳴了，因為想擁有而買下來的東西越來成為負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且佔了寶貴的空間。是以經常以四個字警惕自己：戒之在得。

《論語》引述孔子之言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面對鼓吹高消費的世界，不必等「血氣既衰」，及早「戒之在得」方為上策。

一伸手，抓來一大把運程天書

那天到荃灣聽音樂會，因為提早了去，便在荃灣大會堂對面一個新商場閑逛，見到大眾書局，走了進去。這是賣潮流書為主的書店，於是就看看主要的潮流書是些什麼貨色。

最搶眼的，是一攤鋪開的三十幾本書──風水運程書。

不知道打哪一年開始，香港每到新舊歲序交替的日子，就會出現這類書籍。以前，只由知名風水師出版，品種有限，因為有江湖地位的風水師不多也。後來，電視台推波助瀾，製造了一批年輕一輩風水「大師」，每隔幾年就有新面孔，風水「大師」便源源不絕了。這些風水師大抵都給自己占算過，知道可以風光的日子不長，於是無不「有風駛盡艃」，「好花堪折直須折」，一有點知名度就以「大師」身份，趁年尾撈一筆。風水運程天書也就越出越多，連一些不知從哪裡鑽出來的「大師」也不「執輸」。

這些書真有市場，不光銷香港，而且遠銷海內外。近年來，每年都有內地朋友捎消息來，指定要買哪一位「大師」的運程指南；也有美國的親友來電，要買誰的天書。內地加海外共十幾億人的市場，那才真的大呢。怪不得書店要為此闢專攤了。以前，這樣的書只放在書報攤出售，現在儼然已在地位上升格，堂而皇之登入書店去了。

《通書》也是歲晚的熱門書。《通書》屬於曆書，在帝王時代，編年製曆是天子專權專利的事，百姓不能踫。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權利下放到了民間，就出現了《通書》。香港見到的一些《通書》，就號稱早在清朝某年開始出版流傳至今。我又以為香港只有蔡伯勵真步堂的《通書》，卻原來這裡可以買到的《通書》版本不少，包括內地出的多個簡體版。那天在荃灣街市的雜貨店，饒有趣味地翻看不同版本的《通書》，赫然發現，其中一個竟然有百年老報《大公報》的參與，封面上標明獲得授權在國內發行云云。

《通書》的編寫涉及複雜的天文計算知識，本港知名堪輿學家蔡伯勵當年就跟隨中山大學校長兼天文學系主任張雲研習過天文數學。《通勝》也可視為古代社會的小型百科全書，有不少粗淺的科學常識，例如人體內臟解部圖等。可是，這畢竟不算嚴肅的學術書籍。一家宣稱服務知識分子的報館的大名被印到《通勝》上作招徠，如果不是被冒名，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更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風水運程書籍可以有那麼大的市場。風水運程可以視作迷信，而迷信，過去總是與文化程度相對的，文化水平高了就不會迷信；最迷信的是窮鄉僻壤的村老婦孺。

現實卻是，華人社會中最流行此道的是最繁華的大城市，最能把之發揚光大的是香港。到內地走走可以見到，香火最興旺的廟宇都座落經濟繁華的城市。

或者可以這樣解釋：人總有對未來的希望，有對命運的恐懼，有對宗教信仰的寄托，有對團體(包括家庭、家族、黨派等)的依賴。很不幸，隨着科學發展、消費主義高漲、家庭關係式微、個人主義泛濫、宗教衰落，人越來越精神空虛，變得無依了。

在香港，人們茫茫然一伸手要抓點什麼依靠時，就抓來一大把風水運程書。

沒有「瓦解」，何來香港?

保留下來的海壩村古屋

我以為香港人都會為香港的地鐵而驕傲，會感激香港地鐵帶來的方便和經濟效益。原來錯了，有人批評官員對地鐵「歌功頌德」。《明報》今日世紀版一篇文章以質問口氣提出：可有讀過馬國明在《路邊政治經濟學》關於荃灣社區如何遭地鐵瓦解的反省嗎?

恕我讀書不多，我沒有讀過這本書，甚至不知道有這本書。可是我大致知道荃灣社區原來的模樣，可以想像它是如何「瓦解」的。

到荃灣去，經常會勾起一些回憶，特別是當年每天早上沿着田間小路到蔭園教書的日子。那是一所村校，主要是小學，中學只辦到中三。校舍是幾間不規則的平房組合而成，平房之間以簷篷連接，教師一起坐在下面吃午飯，很有農村風味。還有一個在田裡闢建的籃球場。小學學生較多，中學學生沒幾個。我在那裡只工作了一年，最讓人懷念的，是從青山道到校園之間繞着田疇村舍約十五分鐘的步行。我生活中最親近鄉村的，就是這段日子了。

記憶較深的還有海壩村，那是海邊一條地勢低窪的鄉村。每逢打颱風或下大雨，海壩村都水浸。有一年風災，海壩村災情特別嚴重，曾與朋友們在泥水之中到村內探望過。

這些都不存在了。從青山道走上田間小路的地方，已發展成荃豐中心。蔭園原址在哪裡?沒有絲毫頭緒，大概是在綠陽新邨到石圍角邨之間某處吧。海壩村則有蹟可尋，已發展成德華公園，裡面還保留着幾棟村屋，活化再用。

以前，荃灣一帶是紡染廠集中地，所有從大帽山經此下海的溪澗都墨黑發臭，熱氣蒸騰。荃灣如今已是幾十萬人的新市鎮，置身其中的大商場、公園、屋苑，難以想像以前這裡的田園風光，當然也難以想像以前的苦困和污染，這一切都「瓦解」了。

其實豈只荃灣如是，整個香港的各個市區都是從這樣的「瓦解」中發展起來的：
──英國人最早泊岸汲取淡水的地方瀑布灣「瓦解」了，成為華富村；
──黃泥涌「瓦解」了，發展成跑馬地；
──鵝鵛橋「瓦解」了……
──紅莓谷「瓦解」了……
……

我敢說，沒有「瓦解」就沒有今天的香港。

但不要忘記，這樣的「瓦解」其實很克制：香港只開發了兩成多左右的土地，其中很大部分是填海而成的，目前仍有七成以上土地披着植被，四成土地屬於郊野公園。你不能不對當年立法保留郊野土地的英國殖民地官員表示敬意。

若我是菜園村的村民，我也會為被逼棄村有割膚之痛，也會在不菲的補償與割斷田園生活之間難以取捨。

但我不認為因此而千方百計阻撓高鐵興建的行動值得同情和支持。今天的報道說，廣州至武漢的高鐵已經開始試車了，三小時走完1068公里車程。而香港是否連接上這個將覆蓋中國發達地區的高鐵網，爭吵不休九年，至今還未定案。

看看地圖，對整個高鐵網，香港至廣州不過是微不止道的一段「盲腸」。但對香港而言，則是進入未來世界經濟心臟的主動脈。

香港人，是否願意安心做個獨處一偶的島民?

物慾圖騰，迪拜冒起

迪拜計劃中的未來海濱

拜世界爆煲在環球市場掀起一陣波動。爆煲一點不出奇，奇怪的是怎麼姍姍來遲，要待到金融海嘯爆發一年多之後，在環球市場正出現復蘇初象的時候，才突然出現。

迪拜是近幾年才突然平地崛起、吸引世人目光的。我很清楚記得，當一位建築業界朋友幾年前傳來一輯迪拜新建築的圖片時，我對着電腦屏幕瞪大了眼的感覺，當時就好像在沙漠中發現了綠洲或者看到了海市蜃樓。

那輯照片故意作了前後對比，就是迪拜之前的景象，和大舉投資開發後的景象。說是「平地崛起」還有點不準確，應當說是「沙裡冒起」。深圳是平地崛起的，那還有個二三十年的過程；可是迪拜冒起就是屈指可數幾年間的事，而且建起來的棟棟都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嶄新設計摩登摩天大樓。幾年前有人說，中國是現代新穎建築的試驗場，其他地方難以接受的新設計，拿到中國定有市場。可是這些創新設計分布到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而迪拜的建築就密集的建在一個城市裡。

迪拜的目標是建造一個中東的金融經貿中心，要成為連接中東各大油國與歐美的經濟樞紐。可是，真能吸引那麼多人到來填滿那些真如春筍般冒起的大廈嗎?

不由你不信，油元一大把撒到沙漠裡，真能從全世界吸引大隊大隊人才到來。剛在《紐約時報》讀到一名專門研究中東問題的英國記者的文章，裡面有一個數據：單是迪拜就匯集了12萬英國人！西方的、中東的才俊都數以十萬計的源源而至。

從全球蜂擁而來的，都為了要從慷慨得完全不知節制的油元中分一杯羹，到那裡工作的人吃飯不要錢，到超級市場買東西不會看價錢。

一時間，迪拜名聲響遍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會以為迪拜就是一個國家，以為迪拜大把石油。其實，它不過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七個加盟國之一，它的收入只有2%來自石油。它得到的油元支技主要來自另一阿聯酋的酋長國阿布扎比，一個坐擁世界十分之一石油儲備的小國。

迪拜為什麼到現在才爆煲?很可能就是因為阿布扎比終於忍受不了迪拜的鋪張、揮霍、狂躁。國際間的分析認為，迪拜危機大概不會造為太大影響，因為迪拜本身在世界各地持有大量資產，而且阿布扎比考慮到本身利益，最終不會視死不救，只是迪拜就不僅要付出經濟代價，還要付出在阿聯酋內部權力的政治代價了。

迪拜美輪美奐的高樓大廈，算得上是典型的現代物慾主義圖騰，受到追求現代消費享受信徒的頂禮膜拜。它出現在宗教色彩濃烈的中東，更加突顯了人們從傳統的精神神聖世界跌落到世俗的物慾橫流世界之急遽。在這個世界中，成功有很具象的展現，就是富有、時尚、現代、青春、健康……，這些慾望都最終物化為密集的巨大圖騰──迪拜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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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World Dynamic Architecture in DuBai projec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zQazjw-4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