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高韶青，不夠過癮

昨晚到大會堂聽了香港中樂團舉辦的第二屆胡琴節的第二場演出「胡琴新一族」。被作為「新一族」推出的有四人，來自內地的段愷愷、張重雪，台灣的溫金龍，加拿大的高韶青。老實說，我主要是為了聽高韶青而去的，結果，聽得不夠過癮。

第一次聽高韶青，大約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是龍音唱片專為他舉辦的音樂會，地點是大會堂的小劇院，全場差不多由高韶青與他的西洋小組樂隊包辦，只有個別傳統樂曲由香港的樂師以揚琴伴奏。高韶青在那場音樂會顛覆了我對二胡的概念，讓我重新認識了二胡。

二胡雖然源自胡樂，但已完全漢化，建立了很傳統的音樂形象，有大量相應的樂曲。到了加拿大多年的高韶青卻把它與西方音樂，尤其是流行音樂中的爵士樂融合，玩cross-over，進行創作，從音樂語言、演奏技巧、演出風格、樂器改良，都有所創新。這就把二胡變成了一種演奏世界音樂的樂器，而不是只能演奏中國音樂的樂器。過去也一直有人用二胡來演奏西方樂曲，但那最多只限於炫技的層次，與高韶青從內到外的改造不同。高韶青在上海音樂學院有很深厚的傳統音樂訓練，對傳統二胡樂曲從技巧到風格都掌握得十分到家，而對西方音樂也深明箇中玄妙，於是可以在兩邊遊走自如。

在創作中，他認為民歌是中國音樂的根，因此改編過一系列把中國民歌爵士化的作品，非常有趣、耐聽，他的《二胡里程篇》CD有十多首這樣的作品，是我閑來聽得最多的唱片。

高韶青這次重來，沒有理由不聽──雖然對香港中樂團的節目常常懷着戒心。

高韶青和他的小組共演出了三首樂曲，一首是獨自演出，兩首經改編與中樂團合作演出。改編演出的效果並不好，精彩的片斷都出現在大樂隊停下來之後，讓高韶青的個人魅力和與小組的小組的默契可以充分發揮的時候。四人從音樂上的交流，到舞台上自然流露的眼神、笑意、姿態的交流，完全是爵士音樂那個自由、即興風格，樂隊一加入，這就被破壞，以至蕩然不存了。《青春舞曲》加入了高韶青老婆的演唱也不好，唱的風格民族得太實在了，也是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似乎是致命傷。高韶青與他小組經過多年的合作，已形成了很強烈的風格，一是音樂上，二是台風上。如果不刻意去有針對性的互相遷就，或者故意去製造衝突，容易兩邊不討好。高韶青與小組的三位洋人都衣着隨便，高韶青很從容，三位洋人就顯得拘謹了，處於都穿着中式禮服的樂隊成員之中，讓人看得不舒服。

高韶青與他的小組過去演出時，會很隨意的營造出讓人鬆馳的欣賞音樂氣氛，有一些輕鬆的談話穿插在樂曲之間，音樂像是感情交流中的自然連接，使音樂會好像在家裡的客廳裡進行一樣。中樂團指揮閆惠昌看來也有意在音樂會上營造這樣的氣氛，但樂隊如何配合看來還要摸索。

三首樂曲下來，高韶青與他的小組都未能好好一展所長，好像剛熱了身還未進入狀態。這是令人失望的，沒有予我上一次的驚喜。今天，不得不補聽唱片去尋找那種感覺。以下是高韶青的《繡荷包》，當然，是爵士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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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的喜與哀

不久前，一位從加拿大回來的舊友約了我們一伙老朋友吃飯，高興不在話下了。朋友在大家笑語歡聲中，拿出幾疊照片來，原來是女兒的結婚照，朋友要做外父了；接着，給大家派了餅卡。

歲月如梭，也該是下一代有自己的家的時候了。朋友笑說：不明白為什麼現代年輕人為籌備婚禮，要花整整一年的時間。

這似乎已經是通例了，香港、海外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內地也在「現代化」，看來也是這樣，一些先富起來的，操辦起婚事來之講究，比香港、海外有過之而無不及。

朋友不經意之下又笑說了一句：女兒沒有了。意思自然是，女兒離巢而去，作了別人的妻子、媳婦，有了自己的家，和娘家將疏遠了。

在中國人社會中，女兒總是嫁出去，媳婦則是娶進來。在家庭勞動力是重大生產力的時代，女兒出嫁不是十分值得高興的事，更不要說骨肉分離之苦，還要貼上嫁妝了。傳統家庭不想生育女兒，不只是觀念落後的問題。

在一些地方，女兒是嫁出去還是把女婿「娶」進來，取決於雙方財力對比。如果男方沒有足夠的財力去按起碼的俗例去張羅婚事，而女家又財大氣粗，就可以讓男家入贅。

不論哪一種情況，婚事其實都意味着一方的家庭破碎，因而有傷痛的一面。在一些偏遠地區，人口分布稀疏，女兒一旦嫁出去，就難得重逢。離家之前，雖然也張燈結彩，但仍難掩哀傷。在電視上，多次看到蒙、藏、苗等少數民族的嫁娶前紀錄片。這些少數民族都比較性情坦蕩，那哭哭啼啼的場面，完全不像辦喜事。最印象深刻的是關於雲南中甸(香格里拉)一戶人家的兒子要入贅到女家去的一輯，那真是家破親離的悲慘。

蒙古族婚嫁也多這種場景。蒙族人若仍逐水草而居，在茫茫草原中家無定所，女兒嫁了出去，就如浮萍隨水，下落難測。即使不是，新家也必在草原望不到頭的那端，真的遠在天邊。蒙族愛歌，「送親」因而是經常舒詠的題材，當中，你聽不到絲毫喜慶歡樂，有的只是哀傷、思念、悵惘……。

這裡向大家介紹三首同一題材的樂曲、歌曲。一首器樂演奏的《送親》，有兩個版本，一是中胡演奏的，一是馬頭琴演奏的，各有味道。中胡的一首選自周成龍的《采風集之二》，註明是採集於黑龍江，伴奏大大豐富了樂曲的草原風味，令人低迴。馬頭琴一首來自一個馬頭琴專輯，註明是鄂爾多斯(內蒙自治區河區一個市)民歌。兩曲其實旋律一樣。

送亲 -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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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是《送親歌》，也是蒙族的。這歌有很多歌手的版本，這裡鏈接的是蒙族女歌手烏雲蘇都的蒙語版本，歌詞內容比漢語版本豐富，唱的不是父母對女兒的送別，而是女兒對父母的告別。

烏雲蘇都(蒙語版) http://you.video.sina.com.cn/b/14598880-1396839733.html

還有一首是騰格爾的長調，沒有歌詞，只有發自肺腑的抑郁、悠長嘆詠。

騰格爾 http://you.video.sina.com.cn/b/15894465-1399342094.html

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結果，是大家庭制度的分解。隨着個人權利、自由、穩私等等受到尊重，個人的經濟能力也加強，子女婚後離巢建立所謂核心家庭，是自然不過的事。所以每個婚嫁，無論對男家女家，都是一樣的家庭重組衝擊，兒子女兒都一樣離巢而去。這時，以上幾首樂曲、歌曲相信都一樣會引起共鳴。

韓信的知己，香港的蕭何

元青花「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

昨天隨便翻看梁羽生的《名聯觀止》，讀到山西韓信墓前的一幅對聯：

生死一知己

存亡兩婦人

寥寥十個字，就以韓信本人的故事，概括了他的一生。短短十個字，為中國的對聯藝術放出異彩。「一知己」指的是蕭何，他月下追回失意而去的韓信，把他推薦給劉邦，終使韓信能夠一展所長，助劉邦得了天下。可也正是蕭何給呂后獻計，把韓信置於死地。韓信的生死，都因為蕭何這個知己，於是就有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俗諺。這句話很多人知道，即使不大清楚為什麼會這樣說。

兩婦人，先是漂母，她在韓信最潦倒的時候給他施飯，讓他生存下去；後是呂后，她要了韓信的命。

這樣一個對聯寫在韓信墓前，以最濃縮的筆墨概括了韓信的「生死存亡」，贏得梁羽生「我對此聯，更為欣賞」的評價。

讀之而有所感，是因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俗諺。

最近，由於上海在中央的授意下，大大加快了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的步伐，對香港又有新的觸動。很多人有惶惶之感，更加感到香港的優勢進一步被蠶食了。

客觀地去分析，上海擁有很多比香港優越的條件，最明顯的是擁有整個長江流域、以至之外的龐大腹地。這既是人力的腹地，也是資金、人才、土地、原料等等各種生產元素的腹地。上海與這片腹地雖然有不同省市之間行政上的阻隔，但畢竟屬於相同體制，加上有中央的協調，溝通、合作問題好解決。

香港回歸之後，儘管努力發揮「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地緣政治優勢，與視為腹地的廣東珠三角、以至更大的「九加二」地區擴了聯繫，又有中央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但可以看到，與內地因為體制上不同而形成的合作阻力相當大。這有時是有形的，可以觸摸得到，有時是無形的，難以觸摸但又分明存在。這使很多事情，即使雙方都有意盡快解決，但就是好事多磨，議而不決。

你看深圳河河套區的發展講了多少年了?港珠澳大橋講了多少年了?真個蹉跎歲月，讓人乾着急。現在，港深廣快線、港深機場鐵路已列為香港十大工程，什麼時候才能成事，仍然難說。

其中，相當大的原因，是香港本身的問題，是香港要為「民主」付出諸事爭拗的沉重代價。

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一國兩制」。

當年，「一國兩制」的大膽設計是為了穩定港人信心、保障香港原有優勢不變而提出來的，贏得舉世叫好。可是事情總是利弊相生的，「兩制」也是兩地加快融合路上巨大的障礙。什麼事情都要過「兩制」這一關，有些事情幾經想方設法後，可以繞過去，例如香港製成品得以享受對等待遇、零關稅進入內地；有些就始終闖不過去，例如港珠澳大橋的一地兩檢。香港要更多利用內地的資金、人才、市場時，每走一步都要花費上海不必花的巨大氣力。

這就使香港始終難以最大限度發揮它的地緣政治優勢，經常像蛋家雞一樣──「見水唔飲得」。

希望「一國兩制」最終不至於成為香港的「蕭何」。

難以接受包容的香港傳媒人

大概每個人小時候看戲，都會愛問大人一個問題：「這個人是忠的還是奸的?」有人說，這種把人簡單分判為忠奸兩個陣營的思維方法，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到了大人的社會，仍會這樣以二元對立的眼光去看世界。

你看成人的文學作品、戲曲等等，充斥着大量這樣忠奸分明的故事。戲曲最能反映中國民間的思維喜好，索性把人物面譜化，是忠是奸，一看臉上塗的是什麼顏色，就一目了然了，省得孩子們老是問誰忠誰奸。

外國人也有同樣的問題，起碼小孩的童話故事就一定是好人壞人分分明明的，就像上帝與魔鬼一樣不會混淆不清。荷里活的西部片裡，紅蕃也總是壞蛋，牛仔必是英雄。有人因此批評，童話故事給孩子們灌輸了與社會脫節的觀念。

到了現代社會，很多概念改變了，可是我發覺二元對立還是人們習慣的思維方法。現代社會是科學社會，科學主義不知不覺左右着人們的思想。科學最講究的，是對錯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可以轉化為精確的數字來作出判斷。所以任何問題辨論到最後，就用投票──用票數來定對錯。預設是：多數者為對，少數者為錯，不接受模糊。勝則通吃，敗則塗地。

可是，這個世界並不是小孩子眼中單純的世界，並非非黑即白。即使是科學吧，近年來混沌學的興起，出現模糊邏輯(快思邏輯)，正說明科學家也發覺事物的真相不一定只存在於精確之中，很多情況下，模糊更有意義。

看來，「難得糊塗」是有道理的，什麼問題都要是非分明，是自尋煩惱。今日在《明報》看到的題為「愛國歌曲不倫不類」的「中國評論」，就是個好例子。

評論是針對北京為國慶60周年而選出一百首「愛國歌曲」而作的，評論認為「不倫不類」，一是有些歌曲只是愛黨、個人崇拜的歌；二是有些是建國前、有些是建國後的歌，不知愛的是哪個國；三是揶揄不選抗日的《大刀進行曲》、抗越的《血染的風采》。

按作者孫嘉業的觀點，愛國就得有個非常明確的標準才對，要在時空上劃出精確的座標來作界定，只限於哪些年、哪些事的才算愛國。這樣的劃定不是沒有發生過，中國「文革」時就有大量這樣「精確」的標準，愛不愛國甚至可以用尺從你的褲腳闊窄，從你頭髮的長短量度出來。這當然是很笑話的事。

香港人多年來就什麼叫愛國進行過很多討論、爭論，有什麼結果?沒有結果。原因其實是，愛國是個很模糊的概念，很難作出明確的界定，寫下明確的定義。爭論經常不着邊際，各自依着自己劃定的概念去發揮、演繹，彼此之間越說距離越遠。

我主張，必須承認愛國是模糊的概念，各自去表述、演繹好了。不要去「自封愛國，只此一家」，要承認每個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愛自己的國家。兩岸兩會的「一個國家，各自表述」，是明智的做法。

選出來的一百首歌曲，如果你細心看一看，會發覺歌曲的時空跨度很大，從寫國共戰爭、抗日戰爭開始，直到最新的《國家》，當中還有多首港台歌曲，連參與過「六四」的候德健的《龍的傳人》也選上了。這就把愛國的基礎擴到很大，把愛國的內涵定得很寬鬆。這其實是好事，難道要定為「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算愛國」才好嗎?

看來，是北京開明起來，把香港的傳媒人甩下了。按這些傳媒人的習慣思維，不是二元對立，即不屬這一類，也不屬那一類，自然就是「不倫不類」。按這樣的邏輯，提倡包容──不倫不類──是大逆不道。

唉！這樣的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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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首愛國歌曲名單：http://www.snweb.com/2009/0526/52983.html

一個神秘數字：0.77

日前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個神秘的數字：0.77。

數字出現在一位數學家寫的文章上。這位名叫Steven Strogatz的數學家是康奈爾大學的應用數學教授，他介紹了數學家眼中的城市發展，並引出了0.77這個數字。

城市發展原來存在着一定的數學規律，例如，哈佛大學的George Zipf 一九四九年提出過一個Zipf法則，指出一個國家的大大小小城市的規模之間，存在一個固定的比例，就是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的一倍，而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又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一倍。

這樣的法則已存在超過一百年。各國情況很不一樣，又各有外來移民的影響，城市的發展竟然有同一規律，很使人驚奇。為什麼會這樣，沒有人知道。

去年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也研究過這個問題，並有這樣的評論：「人們常常投訴，說經濟學理論提出的模型太簡化了，把錯綜複雜的現實歸納得過於簡潔。可是Zipf法則卻告訴人們，情況恰恰相反：我們提出的模型錯綜複雜，倒是現實簡潔得令人吃驚。」

二零零六年，數學家又從城市發展中發現了一個同樣令人吃驚的規律。

無論城市大小，一些基本設施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大了，對基本設施的需求就增加。這需求是按人口比例，例如人口增加十倍，設施就要增加十倍的增加嗎?原來不是，這是按0.77次幂──也就是小於1──的比例增加的。

也就是說，城市規模大了，效率提高，較環保，對所有基礎設施的需求都一樣，例如道路、水管、電纜……都一樣。如果有不同的話，是0.7至0.9次幂之間的差異。

不單止對城市是這樣，一個生物體運用能源的效益也一樣。即是說，一個生物體的體積大些，耗用能源的效益就大些。老鼠的細胞和大象的細胞，如果分離出來做實驗，耗用能源的效益一樣。但在活生生的老鼠和大象身上，細胞消耗能源的效益就不同，大象的細胞消耗較少能源。這叫Kleiler法則，身體消耗的能源，按增加體重的0.74幂增加。

0.74與0.77是不是偶然的巧合?研究人員認為不是，而是顯示一個約為0.75的常數。

這揭示了現在常常提到的規模效應的內在秘密。一件事情，規模大了，就有效益提高帶來的好處。

這其實已是常識，煮一個雞蛋一定不及一起煮十個、一百個雞蛋划算；用洗衣機洗衣，滿載才洗最慳錢……。為什麼香港商人要向北望?道理是一樣的──規模效應，市場大了，生意做大了，生產規模大了，效益就提高，利潤就提高。

不僅經濟上是這樣，其他方面也一樣。用七百萬人城市的經驗去看13億人的國家，問題一定看不準。

成龍說錯了──所有人都是要管的

很多話說出來不好聽，但其實卻是明白不過的真理，只是不知什麼原因，很多人不愛聽，而且一聽到此等言說出現，就一棍子狠狠打下去，讓你噤聲，也讓其他人不敢說話。

敢公開說出此等大白話的人，得有點勇氣，「唔知死」，多讀一點書的人往往就失去這樣有點盲動的勇氣，世故了、圓通了，會看風頭，就像看穿着「新衣」巡遊的國王的不吱聲的臣民。最後說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是一名「無知」小兒。

很多人說到自己是中國公民身份時，會帶着幾分尷尬，但身上總少不了中國人某些劣根性的烙印。魯迅在《百病纏身的中國人》一文中批評過中國人的圓滑，說過一個「夢境」，夢見在一個孩子滿月的場合，說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人得到感謝，說孩將來是要死的人捱了痛打。前者說的顯然是漂亮的恭維話，後者的話說的難聽卻是真切不過的老實話。說漂亮話、喊響亮口號而博得掌聲的人隨處可見。

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把話挑明了來說是大忌。於是，中國人的處世格言裡充滿了做人要圓滑的教誨。「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交一片心」，「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是非皆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之類金句，誰都可以隨口說出幾句。

於是，你就很難遇上敢說國王沒有穿衣服這樣的話的人。自稱讀得書少的成龍，經常傻呼呼的說話，有時就會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例如早前說：「原來中國人是要管的。」

這話激怒了不少人，特別是滿口民主的人，成龍立即被人破口大罵，給扣上各種帽子，包括「奴才」等等。

我也認為成龍說錯了──不是「中國人是要管的」，而是「所有人都是要管的」，不管你是哪個國家、民族的人。

成龍是香港人，最被激怒的人也是香港人。但這就奇怪了。

香港人認為香港最值得驕傲的是什麼?是法治。什麼是法治?不正是時時事事處處都有法可依、有法可管的意思嗎?越是法治的地方，越是被管得最多的地方。前不久，有兩名外來的華人畫家(不記得是內地的還是海外的)在中環一條人來人往的行人天橋上架起畫架畫畫，招來管理人員干涉。這惹起了一陣討論，很多人香港管得太多了，公共場所有太多「不准……」的條例。

法律其實就是為管人而設的，越是法治的地方，法律越煩瑣，什麼事情都管到，動不動就是請律師、法庭見，美國是為典型。

隨着社會走向現代化，人的自由度其實也隨着下降，而這卻是為着保障每個人的「自由」而換來的結果。這就是自由的悖論：在一個社會裡，人的自由度越不受限制，誰都可以為所欲為，人的自由度就越小，因為一個個體的自由無限擴張，必然侵害到另一個個體的自由。於是，為了讓每個個體都擁有必要的自由，就必須限制──管理──每個個體的自由。如何達到平衡，讓每人都有足夠的自由而又不侵犯別人的自由，是管治藝術的最大考驗。

所以說，不是「中國人是須要管的」，而是「所有的人都須要管的」。成龍說錯了。

品嘗山西的《一把酸棗》

< 酸棗與小伙計的雙人舞

昨晚老遠的跑去屯門看了從老遠老遠的山西到來演出的舞劇《一把酸棗》。演出只有兩場，前晚的一場不知道怎樣，昨晚的一場，從樓下來看是滿座的。這樣一個舞劇不能安排在更受注視的大會堂或者文化中心演出，我覺得很可惜。損失的不是劇團，而是香港觀眾。

我是慕張繼鋼的大名去看的，一知道是他的作品，雖然對演出的山西藝術職業學院華晉舞團一無所知，就一早訂了票。記得早幾年，也是慕名，到屯門大會堂去看內地的殘疾人藝術團的演出，看他專為這個團編排的舞蹈《千手觀音》。(如果有機會，一定要看這個舞蹈的現場演出版，而不是視像版，因為你要看到在舞台兩側配合着音樂節奏的動作指揮，才會有那不一樣的感動。)

《一把酸棗》原來是二零零四年就在北京首演了，二零零二年就着手創作，比張繼鋼出任北京奧運開幕式副總導演早了很多。多年來，這個舞劇演出了近六百場，已有五批演員承傳演出過，到過多個國家表演。香港這時才看到演出有點遲了，比台灣還晚，還是在屯門上演。

張繼鋼是山西人，選中以兩個小戀人的愛情悲劇去反映晉商的興衰，寄託着濃厚的山西情懷。對山西文化的熟悉，加上感情的發酵，使《一把酸棗》很有特色，舞蹈、音樂、舞美、服裝都充滿地方民間元素，讓人看得興味盎然，不斷有新鮮感。舞劇裡有多個群舞，都很有特點，印象最深的是《團扇舞》，看得出動作靈感來自皮影戲，頭與軀幹的扭動、手腳的動作都受拘束，但別具味道。晉商商號掌櫃讀帳簿、打算盤，也排出可觀的舞蹈來，算盤還變成節奏樂器。

音樂大量運用了豐富的山西民歌音樂素材，一開場的《信天遊》已動人心弦，接着不斷出現《想親親》、《繡荷包》等民歌的變奏也觸動人心，二胡、板胡等樂器也一再起着強烈的色彩作用。

男女雙人舞有多場，也根據山西的民俗特點排出特色，有別於只強調愛恨纏綿的芭蕾加現代舞的男女雙人舞。一再出現的從背後的擁抱，樸實、含蓄而帶着熱烈。托舉也多別出心裁，常以後手、小腿、膝、背為支點。

< 晉商大院中的第一幕

舞美設計中最突出的是那堵可以封住個舞台的青磚老牆，可以分段錯裂，把舞台分成前後時空，它在多場裡起到很大的轉場作用。最妙的是可以使平面舞台的前後既是牆內牆外，又是牆上牆下。序幕中，酸棗與小伙計在單調而黑壓壓的高牆下私訂終身後，高牆除除裂開，展現出男兒灑淚離鄉、妻兒古道跪哭的走西口悲壯場境，衝擊感很大，極具舞台效果。

兩個多小時的演出讓人看得、聽得很舒服、感動，但不是完全滿足的。最大的不滿足是在最後一場，就是男女主角在西口古道上不期而遇，女的瘋了，男的誤服被下了毒的酸棗，最後雙雙殞命的一場。這該是全劇的高潮，但劇力營造不起來。原因恐怕是，兩條垂死滾地掙扎的生命給舞蹈編排造成困難，而大漠除了黃沙一無所有，缺乏舞美設計可以發揮的憑據。即使以人扮成駱駝增加舞台上的變化，也始終對高潮的營造起不了多少作用。為什麼不借助燈光、變換時空，多做一些功夫?

可能編導也知道高潮無力，劇終後立即接上精心編排的謝幕演出，再由男女主角作炫技式的表演，把劇場氣氛帶動起來，換來不斷的掌聲、喝采。

此外，整個舞劇中，分量最重的是群舞和男女雙人舞。劇中另外幾個人物，晉商殷氏、管家、傻少爺都幾乎全無發揮，都不過是「行出行入」的大配角，不但讓人覺得輕重太不平衡，也讓人覺得戲劇矛盾張力不足。

總的來說，演出讓人享受。香港只有不到三千多觀眾欣賞得到，太可惜了。

它也證明，一個精采的中國舞劇，不一定要靠新潮的西方理論，什麼後現代、佛洛伊德等等去包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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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酸棗》精華：http://v.ku6.com/show/mIMa5iqa4TDZ36Sp.html

過好「第二人生」

小花很美，但只有瞬間的燦爛，星期天拍下情影，第二天就殘了

身邊的事情常常會告訴你，世事無常。一位朋友最近就突然面對着「第二人生」之變。

日本人也有「第二人生」的說法，指的是子女長大之後，家庭出現空巢現象，為人父母的採取積極態度，認為負擔減少了，可以重新享受不用為子女操勞的新生活，是「第二人生」的開始。

朋友的「第二人生」是另一回事。

朋友是好好先生一名，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勤勤懇懇工作，老冬瓜一個──又老又實，一切都是為了家庭。為牛奶公司做司機，一做就幾十年，直到退休。退休了閑不住，又找到一份給大老闆做司機的清閑工。他有一個環境不好的老同學，找不到工作，他會想到把自己的一份工讓給老同學去做。

他身體壯實，吃得走得，未進過醫院，只是血壓有點高，經常紅光滿面的。一次檢查身體，竟然發現胃部長滿了瘤，要立即全切除。大概一個月左右，他就進入「第二人生」了。

現在，他仍躺在醫院裡，食道直接小腸，做了「無胃人」。於是，生活習慣面臨很大改變。他喜歡吃，以後該怎麼吃?能吃什麼? 都要改變，所以說，要進入「第二人生」了。

說不定，他的問題就是吃出來的。他向來喜歡吃廣東燒臘，喜歡吃油炸食品，是不是有關係? 不知道。可以知道的是，這些都歸於不健康食品之列，以少吃為妙。

「第二人生」是大部分人都會經歷的，到年紀大了，就總會進入一個不一樣的新的生活階段，可能是家庭結構帶來的，也可能是健康狀況帶來的。這段人生路，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長。隨着人的平均夀命增長，而不少人又提前退休，這段日子可能長達三、四十年。怎樣安排好這段日子，是個人以至政府都要面對的問題。

昨晚出席公職人員演講會的每月例會，裡面有一段以「人生如戲」為題的即興演講環節，讓參加者根據不同提問作兩分鐘的講話。有個提問是「你希望幾歲死去?」接過這話題的說得妙，他說希望是56歲 ，而他已57歲了。選56歲，是因為那是他退休的第一年，日子過得很愉快，他希望自己能在人生最快樂的時候離開。

另一個提問是「你打算怎樣安排以後的人生?」回答的也妙，那是位已退休十幾年的公務員。他說，他以前在機電工程署的工作總是與計劃打交道的的，但經驗告訴他，不管你把計劃做得多好，到實施時都會遇到各種各樣不期而至的問題，原定計劃一定難以執行。所以不打算給自已的人生定什麼計劃了，要活在當下，隨遇而安，順着人生的發展過日子。他在一個刊物上看到介紹這個演講會的廣告，覺得有興趣，昨晚便來了。他開朗的笑聲、話語，讓你真切的感到，他確是活在當下，在享受人生──他的「第二人生」。

面對歷史，要謙卑

歷史真相是什麼，有時真難判斷，即使面對的是一個很簡單的畫面、鏡頭，一句很簡單的說話。每一個人對這些畫面、鏡頭、說話作出詮釋時，難免都會無意識地加入了自己的經驗、價值觀。 說到「六四」，大家都一定會想起一張很有名而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的照片：長安街上長長一列坦克車，被前面孤零零的一個挺立的中國人擋住了去路。 怎樣解釋這張照片?它展示了怎樣的真相? 有人說這是解放軍殘暴的證據，又有人說這是解放軍仁慈的證據。一致的則是，它顯示了那名男子代表的勇氣。 歷史事件往往是一個地方很多錯綜複雜矛盾的集中表現，即使是當事人，也未必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知道自己在這場大戲中扮演什麼角色。日前，看到當年一名北京學生領袖回憶說，他絕對沒有受人指使。我絕對相信他的話。我並絕對相信，在那場亂哄哄的運動中，沒有幾個人──甚至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把掌着全局。 那年，我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邊與一名有點神秘的人物交談，他據說是學生背後的一個顧問團裡的成員。他暗示，他們有渠道直通上層，知道上面的動向。 我清楚記得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氣，那人神秘一笑，走進了學生群中，以後再沒有見過。 那時，學生的領導層常在紀念碑的台階上開會，經常是爭吵、辯論，通常都是越激進的發言越得到喝采。爭吵一個晚上，第二天可能就傳出廣場最高領導層人事變更的消息了。 我不記得是不是在那樣的場合中遇到那神秘人的。 自此，我感覺已不能從廣場上見的事情來判斷在發生什麼了。接着，高牆裡傳出的消息更加證明有激烈的幕後鬥爭在進行，而一直被扣上「官倒」帽子的趙紫陽，又因為被撤下台而轉換了角色，白臉換成紅臉。二十年過去，趙更成為英雄了。 一位新聞界的老行尊曾給我告誡：不要以為你知道了全部事實，並以此下結論，政治舞台上很多事情是你看不到的。他曾經有過「慘痛」教訓，就一個國際事件以為十拿九結的作出評論，誰知一個幕後翻盤，第二天一覺醒來，情況全都變了。 很多事情的真相，即使是千百年後都弄不明白、有爭議的。魯迅說過，一個朝代長一點，寫史的是當代人，好人會較多；朝代短了，寫史是隔代人，好人就少了；秦朝很短，在史上的記載半個好人也沒有。 所以有這樣的說法：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真相，也就是當代人據不同價值觀、政治立場去詮釋的真相。 真相是值得追尋的，但面對歷史，要謙卑，就像面對天地一樣。

不可忘掉，何妨放下

暴雨呼嘯着過去
默默地
你躺下
夢裡不該再有污泥濁水
不變的
是那花樣的年華

一位朋友在這裡昨日《人生事，八九可忘掉》一文下留言說：「以為講的是那回事。」

看了失笑。「那回事」指的是八九年的那回事，於是又有「六四常懷」之留言。

《人生事，八九可忘掉》中的「忘掉」，主要是一個主觀意圖，一種態度。畢竟人腦非電腦，不是一按delete 鍵，或者喝一口「忘情水」，就可以把想不記得的忘掉的。難忘的東西，總會像毒蛇的纏着你，咬噬你的心，你想忘掉也忘掉不了。

既然揮之不去，何妨學學「放下」。如覺光法師說的：放下過去，活在當下，創出未來。

佛家說到悟道，有看破、放下、自在、解脫的四部曲。有個故事是很多人都會聽過的，就是說一個老和尚帶着一個小和尚下山，到河邊要淌水過河時，見到一個也要過河的年輕女子不知所措。老和尚於是把女子揹上，送過了河。小和尚大為困惑，以為老和尚不該如此無所顧忌的親近女色。他窩着氣走了一段路，終於忍不住質問起老和尚來。老和尚怡然回答說：我過了河就把女子放下了，你怎麼還放在心上?

好像是錢鍾書訪問意大利的時候，在演講中談到過這個故事，而且引述多個西方國家的資料，指出不同文化中都有類似的故事。至於這是因為有了什麼像的文化交流而產生，還是各自出於自己的創作，錢鍾書似乎沒有考究。那次演講好像是很隨意地說的，不是嚴肅的學術演講。

「放下」因而可以看作是一個不同文化都有的概念，就是且把解不開而折磨人的心結放下，「自在」的上路；不要糾纏在過去，而着眼於未來；不要把自己壓得抬不起腿來，那太累了。「累」字很有意思，頂上壓着一塊田，身上纏着一綑絲。這真夠累，怎能挺得起腰，邁得開步?

我不信佛，但我很接受「放下、自在」之說，雖然深知知易行難；也是正因為很多事情「放不下」，才不斷告誡自己要放下。那年十號風球之後從維園撿了個樹墩回來，要在上面刻幾個字時，就曾經想刻上「放下」二字。樹墩很重，很難拿起，拿得起也必得放下，刻上「放下」二字，很相配。後來，還是刻上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耶」，這一取一捨，也算是當年心境的反映。

可能有人以為，「放下」太消極了，「正義」之事豈能放下?一位佛門長老說的好：「放下，不是叫諸位放下感情，放下家庭，不是叫我們放下事業，放下社會國家；是要我們放下心中的相，放下心中的境，放下內心的塵埃，是轉變心境的意思！何況心中的相、境、塵埃，皆是升滅無常。」

我們對某一事總有自己心中的相、心中的境。這事若是深刻地經歷過，這心中的相、心中的境，斷難輕易磨滅，而且以此相此境為絕對，認定為「真相」、「真境」。

我可越來不敢輕易相信何為真相了。日前看了差不多窮一生之力研究「五四」的陳平原教授講「五四」的稿子，才發現「五四」過去九十年了，我們對它對它的了解仍然那麼片面。

二十年前的事，我們就那麼掌握「真相」嗎?

人生事，八九可忘掉

北京中山公園初春的楓葉

一連兩天在酒樓與好久不見的舊朋友聚會，卻發覺在談話間很難或者不想置啄。我本來就不大喜歡說話，於是大部分時間就只有聽和吃了。

老朋友久不相見，本來想知道一下朋友近來狀況，但在席間能談到這方面的不多，常是剛一談到，就被岔開去了。岔開去的話題，差不多都是嘮囌話，對社會的不滿，對工作機構的不滿。其中一個聚會是舊同事見面，大部分人仍在原機構工作，於是話題便集中在機構的人事、業務之上。說到忿忿不平處，有時幾至群情洶湧。

這也是常情，一個機構越大、越老，積習越多，而社會發展又越來越快，與社會、與新一輩脫節的地方一定越來越多。如果上層出現人事變動，矛盾最易趁着各種聯繫一時不穩，暴露出來。這時，不同部門的人有機會在公司之外聚頭，就有好聽的了。

聽到的都不是惡言，不是搬弄是非的話，但可以知道，各人都有不少怨氣，在公司裡沒有什麼機會發洩，遇上外面有「訴苦大會」，就是平時不愛說話的也有很多「堅料」要爆了。

這樣做未必有建設性，對個人卻是好事，讓心裡積累的怨氣找到排氣口，減減壓。

另一個聚會，大家都不在一起工作，共同話題很容易就是社會事件、政府失策等等。人一旦夠多，如有十個八個，例必有路見不平而又有發表欲的，於是你的耳朵就不愁寂寞，可以聽到種種高論。

這樣的話題，確也不乏值得議論、甚至值得撻伐的。可是我總覺得，在飯桌上作這種議論，總會影響食欲，易使消化不良，若席中有酒，如在宴會上，更易引起口舌之爭。我不善言語，即使心中有話，也不喜歡宣之於口。何況，很多問題都不是非黑即白，是非分明的，如何簡單的說得清楚。必要時，與鄰座的朋友交流交流算了。

人們都說，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那麼，開心的事就只得一二了。不如意事，大都可以忘掉；開心的事，不妨常記。改日得寫一對聯：

十有八九忘掉
餘之一二常懷

明文規定而不受重視的「禁止吸煙」

北京餐館裡的「禁止吸煙」標誌

回內地有一點很不習慣的是到處要被逼吸二手煙。香港很多公共場所嚴格禁煙後，兩地這方面的差距更大。有時在內地到餐館用餐，突然煙味襲來，會突然驚覺：啊，這裡不是香港。

不過也要承認，內地在這方面也進步了，很多地方已不再見到有人吞雲吐霧。這次到北京，雖然仍然到處可以見到煙民，但看到一些場所已做到無煙。例如京津高速列車上，博物館裡，國家大劇院裡，巴士上，地鐵裡，都看不到有人抽煙了。

由此可見，只要嚴格執行，室內場所是可以禁止吸煙的。

這自然不是容易的事，香港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有一些場所至今仍然未能完全禁煙，阻力仍然存在。在內地，煙民的比例與絕對數都比香港大，困難也就大得多。

在北京，頭一次在餐館內看到「禁止抽煙」的牌子，很驚訝，也很高興。這樣的牌子既掛在牆上，也放在每張桌子上，由「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發出。我不知道這「禁止」是不是有法律的根據，只是覺得這無論如何是個進步。

但不夠一頓飯工夫，就知道高興得太早了。

二手煙熏來之下，我四處張望，發現隔一張桌子之外兩名漢子對「禁止吸煙」的牌子視若無睹，毫無顧忌的享受着「飯後一支煙」。而服務員、領班，都不當一回事，見怪不怪。

有一次光顧一家餐館，一進門就看到有牌子分指左右，左面大廳是「非吸煙區」，右面是「吸煙區」。真好，各得其所。

也是不到一頓飯的工夫，就見到有人抵不住酒足飯飽之後的無聊，享受起「快活過神仙」的餘興來。

實在忍不住，問一位服務員這是怎麼回事，可不可叫那邊的客人不抽煙。服務員是位小姑娘，似乎很驚訝我們怎會有這樣的要求，靦腆的笑着不知道怎麼辦，最後還是怯生生地去跟那桌的客人說了。抽煙者也詫異：怎麼「非吸煙區」當真了?幸好，算是斯文人，悻悻然地，還是把煙捺熄了。

在另一家餐館，兩名在「溫馨提示」下弄熄了煙的漢子，一直高高擎着無火的煙，不知是聊作頂癮，還是有意示威。

《看不懂的中國人》一書中有這樣的話：「在中國，凡是明文規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凡是需要你去應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規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餐廳裡的「禁止吸煙」既是明文規定的，就歸於「不重要」之列，只是讓你掛起來、豎起來，作個樣子，誰都沒有準備去較真。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還不當一回事，不必真正有「對策」，敷衍敷衍就算了。

要當真應付的是沒有明文規定的東西，即是所謂潛規則，那才是重要的，要好好琢磨着辦。琢磨兩字，可圈可點，字典上的解釋是思索、考慮，但實際上有更深層的意思，就是為了私利而猜測、揣度，看風駛艃。琢磨因此可以看作是躲在陰暗角落裡進行的思索、考慮。

在典型的中國人特色企業裡，很多人的精力就花在這樣的琢磨之上，真正該思考、考慮的事，就不管了。

(北京行之十六)

首都博物館多精品

首都博物館外觀

到北京，看博物館是少不免的。這次去本來很想再看看故宮博物院，特別是看看以新面貌出現的陶瓷館，但那天走到午門，卻被如潮的人流嚇怕了，打消了主意。遊故宮，多少有點思古的幽情，如果有如走在女人街，會有什麼感受?

改一天，去參觀了首都博物館。

大概很多人不知道有首都博物館，老實說，我也是這次到北京之前才在網上知道它的存在。後來才知道，它原先只設於北京孔廟之內，規模有限可以想見。目前位於世紀壇附近的新館，是二零零六年才建成的。

首都博物館一層大廳

這座新建築頗有可觀之處，它主要由內藏的一方一圓兩座大樓組成，連地底一層共有七層。要好好看一下常設與非常設的展覽，一天肯定不夠。我們那天一頭就讚進方形大樓去，到要收館了還未看完。幸好，先為肚皮作了準備，不然要挨餓了。而圓型大樓，連進都未進去過，不知道裡面原來有古畫、書法、青銅、玉器、文玩精品展。

錯過了圓型大樓，是因為一進館就被「青花的記憶──元代青花瓷文化展」吸引住了。這是北京市文物局主辦的一次展覽，展出來自25個國內外博物館的73件元代青花瓷。說到青花瓷，大家都立即會想到明青花，而較少知道元青花。其實元青花很有特點，設計上吸收了不少外來文化因素，顯得鮮活艷麗，又常帶粗獷豪放。這次展出的展品，有多件來自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博物館，有直徑很大的盤子，是當年專門外銷當地的產品。

由伊朗國家博物館借到北京展出的元青花大盤

這個展覽吸引了不少當地的瓷器愛好者，展廳內出現了這類展覽少見的熱鬧，這或許可以反映北京市民對古瓷器的鍾愛，一些人還用心的抄寫展品說明。令我很奇怪的是，這裡可以拍照，只是不能用閃燈和腳架。北京很多地方有各種各樣的限制和規定，而這裡卻又這般難得的開放。

另一個古代瓷藝術精品展，也十分精采，它分宋元明清四個館，展出各朝的精品，讓你很濃縮地把中國古瓷藝術一次過看完。說是精品一點不垮張，如宋代部分，各大名窯都有展品，包括極罕見的汝窑器。看到那個汝窑洗，大為驚奇:首博物館竟然有如此珍貴收藏?再細看，才知道是故宮借出的展品，其餘還有官窑、哥窑等瓷器。

由故宮借到首都博物館展出的汝窑洗

到要離開時，才匆匆的到北京文物精品展場地走一轉，跑馬看花。回來細看展覽的宣傳單張，才知道展出的包括徐悲鴻紀念館借出的《八十七神仙卷》，這是徐悲鴻當年重金自國外買回來的唐代白描畫卷。這次竟與之擦肩而過，未能觀賞，實在可惜。

首都博物館位於長安街，所在地方叫木樨地，很多人可能對這個地名會有印象。

首博鏈接：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北京行之十五)

危機總帶來變革

佛利民說過：「只有危機──無論是確實存在的還是僅僅是感覺上的危機──才會產生真正的變革。」忘記了這是在哪裡讀到而記下的。

危機都不受歡迎，因為危意味着對現實的大規模衝擊，意味着動盪。不管是哪個領域──金融、文化、糧食、自然等等──的危機，都必定會造成一定震動。而人總是尋求穩定，希望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環境下安穩地過日子，安居樂業。如果不是實在過不去，就不要有大的波動。滾石無苔嘛，沒有穩定就難有積累。

這是人的自然慣性，怪不得誰。可也就是這樣的慣性，使一些東西難以改變，即使是不好的、惡劣的東西。只要是定了下來的，要改就很難。

今日在報上讀到一篇很好的文章：《眾生未有上下等，一國何分左右行?》，說的也就是這樣的慣性。所謂「左右行」，是指行車時是靠左行還靠右行。作者的筆名叫椅子，據說是本港大學的著名學者。文章就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道路屬靠右行駛，而香港從沒有考慮改弦易轍跟內地的行車規則談起，講到香港的短視。

這樣的傷筋動骨改變，牽涉到重大利益，要改真的不易。考慮到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更加不敢想像如何改革。但很多事情，是到頭來必然要改變的，主動地、有計劃地、及早地改，總比拖到不改不行才進行好。

等到什麼時候?等到危機爆發的時候。危機也就是機遇，用佛利民所說的可以進行變革的機遇。

「有危就有機」現在已成為人們的口頭禪，但這樣說很多時候只是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真正積極去看待危機的其實並不多。

以當前的甲型H1N1流感危機為例，全世界因為危機如在眉睫，在防疫上空前成功。可是由於流感殺傷力不如想像的大，就有人出來認為有關當局小題大做了，認為危機是人為的。《華盛頓郵報》有評論指出，如果不是各國都如臨大敵，我們如今可能已陷入比H1N1進一步惡化變種更危險的局面。

從客觀上說，不管你是否積極去想去做，危機多少會催生出變革。因為危機總是把舊的事物顛覆了，舊的「破」了，就為新的「立」讓出位置來。真正的變革大多是這樣出現的。美國有了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才有了羅斯福的新政。香港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才有了一系列更嚴謹的金融監管新措施(本來想做但做不了)。

也不是有了危機就一定有變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並沒有帶來變革，巴黎和會完全是歐洲舊秩序、舊思維的新洗牌，是新一回合的弱肉強食。這為新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做了鋪墊，終於產生出戰後以來的世界新秩序。

我們當前也面對着種種或新或舊的危機：四川大地震、六四、豬流感、金融海嘯……。每個危機都付出了重大代價，但也必然醞釀着、或者催生了新的變革。

但你看到的是什麼?仍然是沉重代價的陰影，還是變革的光明?

從「紐倫港」到「上港」

美國《時代周刊》去年杜撰了一個「紐倫港」(Newlonkong)，英國《金融時報》上前天又出現了一個新名稱「上港」(Shangkong)。紐倫港是紐約、倫敦、香港的並稱，而上港則是上海與香港的合名。

局勢的發展真快。「紐倫港」是因為三個地的都是充滿利用全球化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典範而提出的；「上港」的提出，則是因為金融海嘯之後，美歐成為重災區，看來未來幾年都難以恢復元氣，而中國是全世界受害最小的大國，世界金融重心將會東移。東移到哪裡?就是「上港」。

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Jeffrey Garten。他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上港將在經濟殘垣中崛起」(Amid economic rubble, Shangkong will arise)的文章(http://www.ft.com/cms/s/0/dfbd55ea-3d8c-11de-a85e-00144feabdc0,dwp_uuid=9c33700c-4c86-11da-89df-0000779e2340.html)。

這是在此消彼長之中形成的。紐約地位之下降不僅是因為本身的挫敗，還因為美國東岸有另一個金融中心在形成──華盛頓。金融海嘯把華爾街的權力沖洗到華盛頓去了，華盛頓並將在陸續對金融業加強規管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華盛頓不得不受制於它的最大債權國、也是世界的最大債權國中國。Garten 認為，中國的這一地位看來未來幾十年不會改變。他並指出，歷來，世界最大的債權國都是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英美如是，中國也就不會例外。

顯然，中國目前並未擁有這樣的金融中心，香港雖被抬舉至與紐約、倫敦並列，事實上無論在經濟實力以至文化實力上都仍有很大距離。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也僅僅開始提到議程上，還在起步階段。

於是，Garten 提出了「上港」的概念，就是滬港肩並肩一起上。兩地雖然在地理上相隔一千餘公里，但在有了互聯網的今天，這距離不算什麼。香港可以用先進的金融技術支援上海，中央可以宣布兩地接受同樣的監管，並以稅務優惠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金融人才到來。

這一變化的重要意義當然不只是經濟上的，而且是地綠政治上的。Garten 指出，強大的政治力量正在東移，美英會在未來多年裡付出沉重代價。

在香港，很多人把上海看作是對手。中央宣布要上海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使很多香港人不舒服。Garten從外西方的角度看，卻認為滬港不僅不是對手，而且不是合作伙伴，更應該是二而為一的「上港」。

或者可以說，香港與上海在國際金融上的發展速度與實力，都落後於中國整體的發展速度和需要。金融海嘯的發生造成的此長彼消，進一步擴大了這個不平衡。中國急需一個與中國在當前世界地位相匹配的金融中心，最理想就是港滬雙劍合壁，以「上港」急國家之所急。

上海那邊說得比香港少，但做的比香港多。今天就在「21世紀網」上看到以下兩個消息：

第一個是上海五月十一日發起了「規模浩大」的動員大會，公佈上海貫徹中央要推進上海加快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政策的《實施意見》。

第二個是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2009」昨天開幕，主題是「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危機·合作·發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教授在論壇上提出，「要競爭全球金融的最高點」。

很明顯，兩個事件都是衝着上海要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來的。

摸索到觀復博物館去

中國近年興起了收藏熱，這應當是社會「富起來」的副產品，有錢的人多了，有了閑錢和閑情，於是紛紛「立品」起來，找一些有文物價值的東西來點綴一下自己的廳堂。有些是附庸風雅，有些是想追求升值，有些人是要懷舊，但也有很多人是希望為子孫多保留一些文化遺產，並從中得到探求失落了的文化的樂趣。

這紅了一個人──馬未都。

馬未都在改革開放之初是搞寫作的，是作家也是編輯，他當時已開始對收藏有興趣，業餘地一點一點的積累、學習。後來索性捨寫作之路，專事收藏，並成為大家。他近兩年被邀請到央視的「百家講堂」開講後，名聲更炙手可熱，幾本講收藏的書，到處可見。

話雖如此，我到北京想「打的」到他的觀復博物館去，截了三輛的士，司機都不知道博物館在哪裡，所在地張萬墳也沒有人聽過。在北京，要有北京戶口才能當的的士司機，主要都是以前城外的人(城裡人不屑幹這個活)，連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北京五環外的地方，可見博物館的名氣相對來說還不夠響。

最後，按着旅遊指南坐公車去。一直坐到車上只剩上屈指可數的乘客，到了完全是郊外的地方，才找到建築設計並不醒目的觀復博物館。

觀復博物館是一九九七年成立的，號稱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博物館，最初開在琉璃廠，一再搬家、擴充後，零四年才搬到現在佔地八畝，展館面積四千平方米的新館。這新館，與省級的博物館相比，在規模上還不及。但會比一些中小型城市的博物館好得多，主要差別應當是那份對文物的尊重和誠意。

觀復博物館不算大，兩層高。目前展出的，一層有陶瓷館、家具館、工藝館；二層有油畫、門窗館，其中最可觀的是家具館和陶瓷館。

如果你是喜歡中國古董家具的，到這裡的紅木(酸枝)廳、紫檀廳、黃花梨廳、雞翅木廳走走，一定非常愜意。上海市以天圓地方概念設計的市博物館很有氣派，裡面也有家具館，藏品就不及觀復。有點可惜的是，那些本該與人的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展品都拒人千里。其實，這些硬木家具如果讓人摩挲摩挲、用屁股揩揩，添點人氣，會更加漂亮。

陶瓷館也很值得留連，但可能展館不夠大，馬未都書中介過的一些精品，沒法找到。

油畫館看來並非博物館的重點展出，不過也大有可觀。藏品以中國現代的中青年畫家作品為主，偏於具像、寫實風格。百來幅作品，可以顯示出中國油畫創作的深厚實力。這些作品未必是國外拍賣會上最吃香的一類畫作，但一定更有觀賞價值，而當風氣一變時，誰知道不會洛陽紙貴?

博物館的小賣部也值得逛逛。這裡有設計和製作很認真的硬木家具，還有圖案很有心思的多種絲巾。絲巾的圖案很漂亮而古雅，一了解，才知道都是選取館藏精品的圖案複製的，都大有來頭，而且製作工藝很精細。二三百元一條，絕對「抵買」。

例如附圖的「萬福夔龍紋」長巾的圖案取材於清朝時期納繡萬福夔龍片。明清時期絲綢圖案的構成主要採用了連綴、散點、幾何形、幾何紋加花等幾種形式，在地紋中， 以卍字紋的使用最廣，因為它有綿延不斷的含義，叫做「萬字不到頭」，與蝙蝠、夔龍配合，喻為福壽萬代之意。

(北京行之十四)

一睡經年，睡蓮再開花

去年整整一年，陽台的睡蓮沒有開花，一睡就是一年，長的只是葉。

隔了一年，睡蓮今天又開花了，一開兩朵。

那一年的沉睡，不怪花，怪人。為的是去年沒有好好料理，沒有給水裡的花盆換泥。浸在缸裡的盆不大，直徑不盈尺，前年一年不斷花開花落，想是把泥裡的肥力都耗盡了，去年也就再無力催生出燦爛。

今年年頭，不敢懈怠，把盆撈出來，除去舊泥，換上過年時從水仙頭上剥下來的塘泥。如今，睡蓮又並蒂而開了。

不管你怎麼說，要睡蓮開得好，力氣不可少花。可能是睡蓮的花大，耗肥特別多，而且整個夏季接力開花，要得到的照顧也特別多。

倒是那株白蘭花好料理，一年加幾次花生麩，就一年給你送上白花數以百計。今天，今年第一次摘下花瓣開得快掉下來的白蘭花，用小碟乘上放進室內。

這幾天天氣特別好，不冷不熱而空氣乾爽，涼風習習，春夏之交而有清秋氣象，加上白蘭花幽香微聞，真不願出門去。

更加不必你費氣力而在陽台自得其樂的，是那些指甲大的小野花。它們雖被列為雜草──weeds──之列，總是不忍除去。朋友自澳洲來郵說，華人不大照顧自家花園，常惹得鄰舍洋人微言，

指的就是華人怎能容忍weeds肆意生長。洋人總要花園裡的花草按着自己的心思設計生長，怎樣的花配怎樣的草，哪一個季節長怎樣的花。這可能反映了洋人的科學與理性，人定勝天。

這無疑賞心悅目，但大自然本身的美，不是也值得欣賞麼?

朋友因而笑對好心腸的洋人鄰居說，管它呢，只要綠得可愛又有花開就好了。爭論下去，可能是一場文化衝突呢。

參觀大劇院看不到「完蛋」

大歌劇院夕照

此次到北京，一個一定要去的地方，是被稱為「巨蛋」的中國國家大劇院。結果不但進去參觀了，還欣賞了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的《荒原與人》。

北京不少新的大型建築物都很受爭議。這大概是因為大家都希望成為所謂「地標」，都希望「超前」之故，而且都是向國際招標的，方案未定就已經滿城風雨了。其中，中國國家大劇院的建築方案爭議最大，也最持久。到如今，一個「巨蛋」已安安穩穩的座落在故宮之前、人民大會堂之後。幸好，爭議之聲平息了，並未有如悉尼歌劇院那樣，至今餘波未了，建築師一直不肯廁身其間。

從售票大廳穿過水下通道進入大歌劇院

我們去得有點不是時候，「巨蛋」本該躺在一泓湖水之上，與倒影構一個完整的「蛋」。去到才看見，外面的淺水池被圍起來，正在維修，沒有一滴水。看不到完蛋，只見半蛋。

設計這個歌劇的一個要求，是與周遭環境配合。這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思考，「巨蛋」的建築師卻是從逆向去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不刻意去吸收同圍環境如故宮等等的文化元素、符號，反而是要故意弄一個迥然相異，能突出自己而又相配的東西來。於是就有了這個外觀線條簡單至極的「巨蛋」來──因為簡約到極，就可以與什麼東西都配合得上而不厄突。它使人想到一個只用陰影來展示輪廓的石膏模型，使人想到天地初開的純淨。

歌劇院內地面下的大堂

但它也使你要照個相時，不知從何入手、如何構圖──何況還沒有水的倒影可以利用?

我們是早上去到的，買了票便通過本該從水底穿過的通道進場。通道的兩側是展覽廳，一個正展出歌劇院的建築設計資料，另一個是中國當代畫家邀請展。通道的天花透明，如果天花上浸着一泓湖水，通道一定光影幻變，如走進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事實的確如是，你可以通過這裡走進一個舞台藝術的世界。

走到另一端，才是歌劇院的範圍，兩邊的電動扶梯帶引觀眾重上地面，進入三個不同的演藝廳：從左到右是音樂廳、歌劇院、劇場。

從歌劇院大堂外望

雖然入場時要經過安檢，戒備森嚴，入場後就很寬鬆，除了後台之類地方欄着不准內進之外，可以隨便走動，參觀拍照。這是所謂高雅藝術的殿堂，設計都極盡華美，但不過分；對細部都很認真，而且有整體的布局配合，在統一之中有變化。

俯瞰歌劇院大堂

大堂內有咖啡廳，人流不多時，坐在巨大的穹頂下，享賞一下「巨蛋」內外的景物人情，也是很好的享受。

參觀路線還穿過歌劇院，但沒有進入音樂廳。在幾層之間的寬敞的過道上，還安排了一些展覽。如果有時間，你可以在這裡消磨幾個鐘頭。

(北京行之十三)

北京的798效應

798街頭一尊塑像

像798這樣的藝術區，北京其實還有幾個，從資料來看，每個似乎都有相當規模。可見，北京的確是中國的文化中心，搞創意藝術的人多的是。這，大概是全國沒有一個地方及得上的。香港?望塵莫及啊。

北京自成為元大都起，至今已有七百多年歷史，皇家氣脈雖有斷續，但建立起來的都城氣象與文化，始終底蘊深厚，是全國文化人趨鶩之地，形成濃重的文化氛圍。今天，不論是內地各個文化領域的人才，還是海外(包括港台)吃文化飯的，都以能到北京立地生根為樂事。內地搞文化藝術的，不管你在地方多有名聲，如果未能在北京也排上了號，就算不上真的揚名立萬了。而一旦在北京打響名堂，說不定就可以「走向世界」。於是，搞文化藝術的，「京漂」的多了。人才一旦薈萃京華，就有了匯聚效應，經常激發起火花來。798幾年間揚名全世界，受到國際知名畫商青睞，就是這個效應的結果。


798一家畫廊

798效應現正不斷擴散，不斷向原來工廠區的外圍擴張，分出了ABCDEF六個區，還在市內其他地方催生出類似的藝術區來。如草場地、酒廠、宋莊等藝術區，都是在北京的邊沿地帶，或利用廢棄的大型廠房(如酒廠)搞起來的。那天前往觀復博物館，經過比798更遠離市區的草場地，在一處路口見到豎着密麻麻的一大堆路牌，覺得奇怪；一看，才知道是指向當地的畫廊、藝術工作室的。

我從此感到，要搞創意藝術區，硬件固然不可少，但人才更重要。要把硬件搞起來不太難，有舊的利用舊的，沒的舊的，若有錢可以搞新的。可是人才不是單靠錢可以搞得來的。

批評北京缺少自由空間的人，到北京看到它吸引了那麼多內內外外搞創意人的，會有什麼感想?


798一個畫廊的展廳

如果我也是這個圈子的，到北京看到那勢頭和氣氛，一定也躍躍欲試，希望也躍入這大流之中。難怪一位近年在香港畫壇也畫出了名堂的畫家朋友，不止一次說，想拋下香港的家，到北京再起爐灶去。

相比之下，香港這方面真的不成氣候，石硤尾那幢工廠大廈改建的藝術邨顯得滑稽，深圳華僑城藝術村也相差太遠。這就是文化底蘊、城市文化氣息的問題，兩地的歷史都相對很短，重商輕文而香港尤甚。兩地都還沒有自己大學水平的美術學院，頂多在是在大學裡有個藝術系。兩地如果真的要在藝術創意方面有所突破的，非加強吸引人才的努力不可。深圳吸引經商人才、科技人才己很有成績，文化術方面則仍然落後。香港更差，即使近幾十年有不少這方面的人才來到，也難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才，「投筆(畫筆)」從工從商的所在多有呢。

798一個藝術工作室

我曾認識一位自內地移民香港的水彩畫家，英國的查爾斯王子不知怎的竟然也知道他的名堂，一次到港時，點名要見他。我事後才知道，一看他的畫，果然不同凡響，可是他只能在報館裡當一名美術編輯，屈屈不得志。多年失去聯絡，不知他現在可已吐氣揚眉?

(北京行之十二)

到798開開眼界

798一角

如你是喜歡美術、設計的，又留意一下內地的創作，一定知道北京近年崛起了一個798藝術區。但如果你對這方面沒有興趣，就對798這個數字茫然了，北京很多本地人也沒有聽過有這麼一個地方。

798 一家畫廊

這個藝術區位於北京的東北部，快到五環了，靠在機場高速的邊上；過去是國營大工廠的集中地，高大的廠房密集，邊上是工人的宿舍大樓。近年，國營工廠紛紛紛倒閉，廠房大都荒廢了。北京一些搞藝術創作的人乘機進駐，以最低的成本把廠房改裝為各種各樣的創意場所，多數既是畫廊、陳列室，又是寫字樓、工作間。這一下子蔚然成風，把整個工廠區的內涵來了一個大變身，而外表則大體保持舊觀，而且是刻意地把代表過去時代的標誌物保留下來，讓到來的人們處處可以鉤起歲月的回憶，那怕你從來沒有經歷過那「火紅的年代」。

我們是按着旅遊指南的指示，到東直門搭巴士去的。一路上可以看到北京新建設的一面，新型的住宅區一片接一片，馬路寬敞，路旁花樹成行，常見到開得燦爛的桃花列隊相迎。到接近798的酒仙橋，才可以見到幾十年前舊建築物出現。

798一家藝廊+咖啡室巷

但798這個舊工廠區沒有破落的感覺，雖然一些房子陳舊一些，倒是很整齊。畫廊很多，似乎每棟樓房都被進佔了，不過好些關上了門。據說，最好的參觀日子是周末，那時，畫廊都會搶在遊人最興旺的兩天盡量開門迎客，還會有一些吸引公眾參與的活動舉行。我們去的一天不是周末，早上人不多，但到中午過後，人就多起來了。幾家把桌子布置到路旁、撐著陽傘的西式餐館，生意很好，老外很多。這裡已接近市郊了，798之內樓房不高，空間疏朗，汽車很少，加上天氣晴和，又有藝術氛圍，三五知己到此吹吹牛、聊聊天，是很好的節目──只要不嫌這季節漫天飛揚的柳絮騷擾。

798的一家書店

到這裡開個畫廊、創作室，大概主要圖建立個地盤。798名聲鵲起、創意人才趨之若鶩之後，這地盤的意義更大。門市生意，應該都不放在眼內，除了那些趁機來開個小店的人。有些畫廊根本就不賣畫，你有興趣麼，讓你到哪一個拍賣行競拍去。畫廊主要作展示之用，展出作品，還有自己這種那種畫冊。

這裡搞創作的很多跨界，即除了專於一個畫種，又旁騖其他，經常是又動畫筆，又動刀斧之類搞雕塑。區內很多地方會見到露天的雕塑展品，有些大到兩層樓高。

要把所有的畫廊都走一遍，非得一整天不可。我走了幾小時，跑馬看花的看了一些，已吃不消了，除了體力之外，是對展品的內容有些麻木。

一個陶藝廊之外

進駐畫廊的，主要搞西畫，而趣味大多傾向於前衛，務必標奇立異，搞搞新意思。被視為保守，大抵是這裡最大的侮辱。於是，你可以看到大量大膽的創作，例如裸體的紅色娘子軍之類。這裡的人都不會只講藝術，而都有商業頭腦，希望被哪一個國際畫商到來選中。至於能飛上枝頭的有幾個就不知道了。

《和為尚》展場

也有很脫俗出世的，純言禪師的《和為尚》書畫展就很特別。那個展廳特別高大，燈光只集中在展品上，而書畫作品簡約是尚，數量不多，布置疏落，讓人在幽明中轉移品味，很愜意。其中一件書法長卷，用魚絲線吊在展廳正中，水平展開，若半空飄浮，空靈如幻。這裝置本身就很可觀賞。

(北京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