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音，正邪如何定分界

關於粵語的「正音」，還有很多話值得說的。

何文匯以提倡粵語「正音」出名，有一段時間，電子傳媒、學校都把他的「正音」奉為圭皋，「時奸」(時間)之聲不絕於耳，招來很多非議以至憤怒，為之口誅筆伐者麕起，皆斥之霸道。

如昨日文章指出，在音韻學上，本無絕對的所謂正音；有時說哪個是「正音」時，不過是說在當時大家都接受的讀音而已，即是說那是當時不同字典都採納的讀音。這樣的讀音放到歷史上去考察，就未必「正」。字典之所以有必要存在，作用之一就是提供一個當時接納的標準。不但讀音如是，字義的解釋也如是。大家都知道，很多字、詞的意思，會隨著時日、地域的變遷而大異。魏晉時的「風流」與現代的「風流」雅俗有別；大陸的「檢討」與香港的「檢討」更是正反相分了。

關於粵語的讀音，我經常參考饒秉才教授所編的《廣州音字典》。這是廣州的出版，就廣州話而言，理應較權威。字典的前言就「正音」有很好的論述。

這本字典對某字的某一義項有多個注音時，會在第一音之後，加個「又」字，注上第二、第三音，是為「又音」，是字義不變之下的「又音」。

前言特別指出：「又音中，傳統讀音在前，今讀在後，兩讀均算正音。」而且：「如傳統音已不用或極少用，則取今音。」如「葉公好龍」的「葉」，本讀「攝」，但《廣州音字典》只注今讀，讀如樹葉的「葉」。這就像宣布「葉」的傳統讀音死亡，不必理會了。

另外一些音更註明「舊」，即舊時的讀音。而普遍流行的「誤讀」（指已在社會『約定俗成』的），一般均註明「俗」。如「糾」字，註音為「矯」，但另註「俗音」為「抖」。

有些字的約定俗成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有忌諱。比如溝通的「溝」字，現在都讀「摳」。如果你要堅持「正音」，就像講粗口了，有必要嗎？在《廣州音字典》中，「溝」字的註釋把它的「正音」列為「又音」是有道理的。

這樣的處理，你就容易有所選擇，知道哪個讀音在什麼時候可以接受，而不必非黑即白，非正即邪。也不必硬把已宣布死亡的字音拿出來，強要大眾復古。

從「汶」、「氰」的讀音說起

最近，學到了兩個字的正確讀音。一個是「汶」字，一個是「氰」字，都是新聞裡的熱門字。

「汶」自然就是汶川的「汶」。「氰」就是三聚氰胺的「氰」。

兩個都不是常用字，但任誰見到了，都會以為字裡面的「文」和「青」作形聲之用，於是就讀「文」和「青」。不過都錯了。

廣東話，「汶」應讀「問」，陽去聲；「氰」應「晴」，陽平聲。普通話也一樣。如果有看中央台的報道，汶川讀作「問川」，三聚氰安讀作「三聚晴安」。

在香港，我還沒有聽到有人讀準這兩個字，也不知道經常出來要人讀正音的學者、教授有沒有出來說過話。

「汶」字只用於地名，但不排除有人用於人名。如果用於人名而自己也讀錯了就不好。

這樣的例子其實不少。例如燁(讀葉)、茜(讀扇)、菁(讀精)等字。

一位老師告訴我，有個學生用「燁」字做名，但自己讀「華」字。老師於是告訴學生應讀「葉」，並建議，如果不想改讀「葉」，不如改名，不要「一世」錯下去。學生聽了這番話，大哭起來。這當然不是這個學生的錯，而是學生父母的錯。

「茜」和「菁」情況可能沒有那麼嚴重。「茜」字經常用於女性的外文譯名，讀「西」。「菁」讀作「青」，也在字典中獲接受為「異讀音」。所謂「異讀音」者，就是社會中不少人這樣讀，已有約定俗成之勢。到真的「約定俗成」，就是正音了。

所謂「正音」者，不過是約定俗成的結果。在音韻學上，其實是無所謂正音不正音、正確不正確的，因為讀音是不斷變化的，音韻學研究的，就是音韻變化的過程、來龍去脈，而不是那個讀音正確不正確。讀音不是越古越正確的，也不能隨個人的喜歡在歷史某個年分劃一條線，或者指定以某一本字典為根據，符合這本字典定音的就是正音，不符合的就是「邪」音。若拿出一千年前的《廣韻》來做根據，那就更滑稽了。現在的廣東人又豈能跟著宋朝的中原人來說話?

所以所謂「正音」不過是相對的概念，沒有絕對的「正」，而只有相對的「正」。字典要不斷修正、更新，就是要不斷吸納約定俗成下的變化，以今音取代古音。當社會上絕大部分人都讀一個誤讀音，一段時間之後，也就以錯為對。這有時是無可奈何的事。

港人網誌氣象

一位朋友對我說，這個網誌可能是香港文字最多的網誌。

這自然是誇張之言，但對比其他網誌，「筆下留情」的確寫得偏長，也太嚴肅一些。不過，這只是就香港情況而言而已。如果看看內地、外國的網誌，印象就不一樣。

剛在三聯書店的網上看到一篇報道，叫「只有想不到，沒有blog不到」(http://www.jointpublishing.com/cultureact/actrvdetail.asp?actid=20070127001)，知道多一點香港寫網誌情況。這是近兩年前的座談會紀錄，但我相信同目前情況不會相差太遠。

座談會中人觀察到，香港網誌的發展還未成熟，多屬生活瑣事的流水帳，資訊不多，「似乎對專心寫文章的興趣不大」。而相對之下，外國網誌成熟得多，專業分類十分清晰。有講者且批評：喜歡八卦的港人，對知識的興趣不大，將個人感受凝聚提煉成具有知識的更是少數。

我沒有特別留意其他人在網上寫些什麼，只是試過特別到Yahoo、新浪等查看一下Blog的氣象。得到的印象是，熱鬧是挺熱鬧，但不足以吸引我躋身其中。選在Google「開檔」，也是圖這裡看來較清靜，少些喧嘩。

關於「專業」問題，我也注意到外國的「高檔」網誌都傾向「專業」，附設在著名報刊雜誌上的網誌更是這樣。

我是不是也要那樣?我看是做不了，因為不知道自己算是什麼專業。很久之前，我就想過工作上是不是要找定一個主攻方向，在興趣上「有為有不為」?可就是找不到願意專心一意築巢的佳木，於是至今有惶惶無主之感。如今，已放棄擇木而棲，浪蕩下去算了。

找個主攻方向讚下去，那是博土做學問的方向，學問做到精尖深邃。博士之所謂「博」其實是「窄」，博士往往是除了自己的專業之外什麼也不懂之士，所謂「有知識無常識」，不值得羡慕。

文字太長了也實在不好，那就短一點吧──看行不行。

雞蛋何妨照吃

今天早餐吃了雞蛋，不知道那是不是大連來的「毒蛋」，只是覺得沒有必要被傳媒嚇得寢食不安。

即使你沒有做過傳媒人，近年來一次又一次被傳媒嚇得半死之後，也應該懂得在發生新的食物「危機」時知道怎麼應變。

傳媒都愛危言聳聽，因為「壞消息才是好消息」嘛。在傳媒手中，一般壞的消息一定要加碼成為很壞的消息，比較壞的消息要加碼成為極壞的消息。在報道中，標題一定比內文壞，而且可能壞很多很多倍，也就是說標題離真相最遠。有句話叫「魔鬼在細節」，用在新聞報道則是「真相在細節」。如果看新聞不看內文，或者不小心看內文，難免受騙。收看電話上的新聞短訊尤其要提防。

今天中午與幾位新聞界朋友吃飯，座中人也對此大為不滿。一位說，那天收到電話短訊「李卓人遇襲受傷」，嚇了一跳，以為又一名議員被壘球棍打得頭破血流了，誰知那君毛髮皮肉絲毫不損。

毒蛋新聞更嚇人，頭版的標題每字比雞蛋還大。電視上還立即有各界人士憂心忡忡的回應，一片風聲鶴唳。如果不肯耐心一點去了解，不知道這又是一場杯弓蛇影。

不是說雞蛋裡發現有三聚氰胺可以原諒，而是說不值得鬧得滿城風雨。

一個體重60公斤的成年人要每天吃144只雞蛋才有問題，就等於說不成問題了。144只，等於12打，不要說胃容納不了，我家的雪櫃也放不下。

但我絕對相信，每天吃144只雞蛋一定要你的命，吃一天就能吃死你，不毒死也撐死。

更何況，算算144只雞有多少膽固醇? 一只大一點的蛋有膽固醇200毫克。據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建議，一個成年男人每天攝入的膽固醇不要多過300毫克，女性不要多過200毫克。若有心臟病、高血壓，攝入量應更少。吃144只雞蛋，等於超標百倍了。這不是比三聚氰胺更可怕嗎?為什麼不因為雞蛋有膽固醇而叫雞蛋是「毒蛋」。

還要知道的是，三聚氰胺對成年人和幼兒的影響不同。一位家庭科醫生告訴我，幼兒，特別是嬰兒，腎臟相對來說很小，腎小管自然更小，加上飲水又少，一旦有腎結石，較難排出。成年人腎小管相對大一些，飲水排尿也多，結石不易形成，即使不幸有結石也較容易排出。

「毒奶」的受害者因而主要是幼兒。

我認為，不必杞人憂天，蛋可照吃。至於膽固醇，如果擔心攝入量太多，就少吃蛋黃吧。但要知道，膽固醇是人體所必需的，你不吃，人體也會自動製造膽固醇。而且要知道，關於膽固醇的研究新發現不斷出現，有正有反，今天的「金科玉律」不一定永遠正確。例如有此一說：蛋白中有一種抗衡蛋黃中膽固醇的物質，使雞蛋中膽固醇的危害性大為減少，所以雞蛋相對來說是安全的。(http://www.cholesterolcholestrol.com/egg-cholesterol-cholestrol.html)

告別新華書城，買書三本

星期六下午到即將遷址的新華書城去，一方面是想趁大減價看有什麼書可買，二方面是去給這家香港目前最大的書店告別。有一批自名為「樂緣人」的朋友，有一段日子每個周末都到那兒的咖啡室聚會，作心靈交流。咖啡室不久前已先關門了，朋友們對新華書城將大縮水的命運該更難過。

三層的書店已關掉最上一層，書少了很多，我沒有找到要找的書，但仍然買了三本想看的書。

第一本是《漢語白話發展史》。

一直以來很想多了解古代白話。很多人以為，古代的書面語就是文言，而不知道古代也存在白話的書面語，一種反映口語的的書面語。這些白話，很多現在已變得艱澀難明。《詩經》就是古時的白話詩，但現在比文言更難明白。不少古代詩歌其實是平白如話的，例如：「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即使是現在，這也可以視為白話詩。不知道古代也有白話文、白話詩，難怪有些人在讀到《紅樓夢》等古典小說時，會對文字如現代白話文感到驚訝。

漢語是一種很獨特的語言，文、白之間的演變有自己獨特的規律。《漢語白話發展史》據說是「迄今第一部較為系統地探討漢語白話發展歷史的著作」，因而一見到就買了。

第二本是《北大講座》第十八輯。

早幾年起，內地出版界出現了「講座熱」。有出版商把北大的講座演講稿輯錄成書大受歡迎後，各地類似的書籍紛紛推出，雖然大多可觀，但令人應接不暇。《北大講座》已少買了，今天翻看第十八輯的目錄，發覺有四川師範大學唐代興教授講的「漫談文化軟實力」一稿，就買下了。原因是目前正在讀美國哈佛大學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的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ess in World Poltics一書(台譯本名為《柔性權力》)。「軟實力」是奈伊九十年代提出的，用以分析美國左右世界大局的能力。去年，中共十七大也提出了要重視軟實力的發展。唐代興的演講大概能反映一些中國方面對軟實力的看法。

第三本是《鍾南山談健康》。

鍾南山是抗沙士英雄，香港人應該熟悉。他在沙士一役中不但以醫學專業知識高明而贏得世界聲譽，而且以膽識、人品為人敬佩。他敢於承擔重任，敢於本著知識分子的良心堅持己見，又能坦誠面對公眾。

我十幾年前已作為病人認識了鍾南山醫生，有一段時間每星期到廣州看他一次。那時，有一次回港時在深圳的火車站月台上遇上他，一問，原來他接到急召，要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會診，想必是某位「領導人」染恙了。可見他當時已享譽省港。

鍾南山近年舉行過一系列名為《最好的醫生是你自己》的健康講座，極受歡迎。《鍾南山談健康》一書就是講座演講稿的匯編，應該很有可讀性。

我家的秋色

過了重陽，昨天已是「霜降」，秋季最後一個節氣，在北國該已進入深秋，下一個節氣就是「立冬」了。在南國的香港，秋意也頗濃。早上起來走出陽台，已有涼意。即使氣溫近日有時還是接近三十度，但北來的乾爽取代了夏季的濕膩，不覺得特別熱。這該是我們房子最舒服的季節。

我們的房子在頂層，大樓屬於較舊的類型，天台的隔熱效能不大好，所以一到夏季，房子就像烤爐一樣難耐，即使四面通風也無可奈何。很多年前我就思量，如果可以的話，在天台上鋪上草坪，在外牆種上攀瓟植物多好，又綠化，又隔熱。要麼，在天台全鋪上水管，造最簡單的太陽能熱水器，熱水的供應肯定用不完。可惜的是，天台是大業主的，動不得；試種過攀牆植物，又不成功。

香港大廈的天台真太浪費了。香港說是寸土尺金，但奇怪的是沒有人好好動動天台的腦筋。從我家望下去，很多天台是荒廢的，只有安置水箱、天線、升降機機房的功能。也有不少人在上面加建房子，那屬僭建。在政府加強取締下，一些已拆掉，其餘的不久也免不了落得同樣下場。於是，不久會見到更多天台荒廢。算一算，全港的天台浪廢了多少資源?

我家的陽台很大，有二百平方英尺(約二十平米)，朋友來見到，都脫口問怎麼不改建成室內房子。我可一點不動這腦筋，違法不算，我認為在這樣的繁華地帶，有一個「空中花園」，有一個能夠頭頂一片天的空間，比什麼都可貴。就算一年中有幾個月熱得難熬，要多付不少電費(而且港島的電費要比九龍貴！)，我也認為是值得的。

所以，我特別珍惜我家秋天這段好時光。

今天早上，坐在陽台吃早餐，挺愜意。涼風送來白蘭花的幽香，讓我留心數了一下，陽台上正開著八種花：除了重陽之後開到了荼薇的白蘭花，還有吊蘭只有指甲般大小的白花，黃色的跳舞蘭，藍色的藍豬耳，紫紅的簕杜鵑，鮮紅的大紅花，曬得褪了色的玫瑰，風車草的小花。百合花則是剛謝了，花莖猶撐著殘紅。

早餐吃得匆匆的，但花朵秀色可餐，很滿足。

克魯格曼專欄多久登一篇?

自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獲頒諾貝爾經濟獎以來，在香港大熱，報紙從新聞版到專欄都在寫他。這並不出奇，相信讀者也愛看，也確實應當讓多些人從他的學術著述和報章專欄中得益。

上公共圖書館網查閱一下，發覺收了不少他的書，英文的、翻譯的都有，有大陸版的台灣版的。再細看，不少外借了，有些在預訂書架上，即是說借書的讀者正在排隊，說明很多人想讀讀他的著述。

這些書看來多是他的學術著述，較少報刊專欄的結集。不過以他的名氣來說，是專欄作家的名氣大過教授的名氣。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宣布向克魯格曼授獎後，因而要特別強調是以他的學術成就，而不是以他的報刊專欄成就頒獎的。

但令人奇怪的是，香港的報章似乎不熟悉這位同行的專欄，連最多人閱讀的《紐約時報》上的專欄多久登一篇都弄不清楚。有說是兩星期一篇，有說是一星期一篇，今天看到一位有名氣專欄作家在介紹克魯格曼時，也說他是一星期寫一篇。事實卻是一星期兩篇。這位專欄作家肯定不是克魯格曼的捧場客。

要知道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的受歡迎程度很容易。《紐約時報》上有個很好的設計，就是最受歡迎文章排行榜(Most Popular)。以這家報章讀者的品味，上榜文章的可讀性一般很高。你會發現，克魯格曼的文章一出，很快就會上榜。他得諾貝爾獎後，這情況更顯著。

這是他在《紐約時報》上最近文章的清單，有興趣可以一看：
http://topics.nytimes.com/top/opinion/editorialsandoped/oped/columnists/paulkrugman/index.html

世界從是「平」的到「彎」的

這個世界變得真快。原來都認為世界是圓的，三年前，世界一下子變成平了；到現在，又變了──變成是彎的。

變平了，是因為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寫了一本全球暢銷的書《世界是平的》；變彎了，是因為一本正好趕在金融海嘯沖擊華爾街之前出版的書準確地預告了海嘯的到來，書名是《世界是彎的》(The World is Curved)。

很明顯，《世界是彎的》的書名是沖著《世界是平的》而來的。書的作者大衛．斯米克(David Smick)在的前言中也說，他在動手寫書之前，特別再看了一遍《世界是平的》。

斯米克不是泛泛之輩。他一九七五年開始到華盛頓發展，在國會做研究、寫報告；一九八五年，成立一家顧問公司，就重大的全球經濟、政治變動提供戰略性的資訊服務。這據稱是第一家提供這類服務的公司。五年後，當時仍是聯儲局副主席的曼紐爾．約翰遜(Manuel Johnman)加入，公司改名為約翰遜與斯米克國際顧問公司(JSI)，它的客戶包括特定的金融機構和政府。斯米克有一次到新加坡見李光耀，被李光耀就美國之欺人太甚訓了一頓，但李光耀還是讓新加坡政府成為JSI的客戶。

斯米克的另一身份，是《國際經濟》 (International Economy) 季刊的總編輯。這是一本被《紐約時報雜誌》譽為「給經濟學家看的《經濟學家》(指英國的《經濟學家》周刊)」。

斯米克多年來憑著對國際金融的認識和華盛頓、華爾街的政經人脈，為華爾街的大享們包括索羅斯當顧問，而且多次為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包括列根當顧問。

斯米克進出於建制內外，對金融世界的運作知之甚詳，但全球化的急劇變化，仍然使他有些失措。他在《世界是彎的》一書的前言中說：「為了更全面的掌握這個新全球系統的重大意義，我開始重讀關於全球化問題的重要著述，托．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

之後，他一次與朋友午膳時說出了考慮多時的想法：「我試圖很不情願地張開雙臂去擁抱全球化，但坦白地說，從金融市場的角度去看，世界並不是平的。金融世界與生產貨物和服務的世界不同，這個世界裡頭沒有東西是直線生成的，而存在著大量看不見而似連非連、似斷非斷的線，左纏右繞，難以捉摸，要數以百萬計的市場參與者用反傳統智慧的眼光去看待。在金融世界，沒有什麼沿著直線發展。」

這位朋友，聽了之後沉吟良久，然後答道：「那麼，你是說這個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彎的了。」

斯米克接口說：「對，對於金融世界來說，世界是彎的，我們看不到地平線以外的東西，視線是有限的，就像我們要被迫走在看不到盡頭、危機四伏的彎路上，兩邊都是危崖峭壁。」

金融世界為什麼這麼危機重重?斯米克認為，一個根本原因是金融場總是在資訊不平衡之下運作的；在市場越來越大、籌碼越來越多之下，整個系統就越來越複雜而脆弱，就好像撲克牌搭成的房子，隨時可能因為某一原因倒下。

這原因不會是一個有眼共見、破綻百出的政策，而是駱駝背上數不清的稻草中最後的一根。所有稻草都看似無足輕重，但都可以是致命的一根。

斯米克警告：「次按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而我們今天面臨著進一步的金融災難，它會是邪惡的螺旋式大毀滅。」

應當說，世界當前面對的金融怪獸，是斯米克有份參與哺育、製造出來的。他承認，過去二十年，不斷與高級的經濟專家、前線的金融交易員打交道，知道大家都在思忖著：怎樣才可以撈到一大筆而又能全身而退?

去年一月，也就是距離次按危爆發還約有半年光景的時候，他在一個晚餐會上發表演說：「目前全球金融儘管發展蓬勃，若一般人知道這個系統正面對著那麼巨大的自我毀滅危機時，會嚇個半死。心理效應會給工業世界經濟帶來浩劫，金融系統難以抵禦。」

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妻子說了這番話：「你該就這個問題寫本書。如果中央銀行家和華爾街都知道帷幕之後藏著些什麼，為什麼不讓大家都知道?你為什麼不告訴大家那些『大鱷』都已知道而將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不明朗因素?」

於是就有了這麼一本示警的書。

書可以說出得很及時，準確的出版日期是九月四日。十日後，雷曼破產、美林被收購、AIG陷入財困危機，華爾街一夜間風聲鶴唳，海融海嘯隨即蔓延全球。

書也可以說出得很不及時，對於麻木的大眾，十天的預警並不足夠。

其實，多年來，已有不少人寫過類似的書，發出過類似的警告。但當風和日麗之際，誰會關心暴風雨的消息?《世界是彎的》不同之處，在於更多從圈內人的角度去揭示危機是如何在幕後釀成的，更多揭秘色彩。裡面還有不少與金融世界重量級人物如格林斯潘、伯南克等重要會面的記述。

對於目前金融市場的複雜性，絕大部分人都是無知的。斯米克以權威的口吻指出：它「神秘得幾乎沒有人明白它的運作」。香港的雷曼迷你證券受害人如果及早聽到這句話，還會購買債券嗎?

我以為：首先，他們大部分人不會去看，去研究；其次，即使看了，也很可能置諸腦後。利字當頭，忠言都是逆耳的。

立法會上贈書，好事也

對於日前立法會上演的贈書一幕，勿論當事人之對錯，實在是好事。

我工作以來，發覺身邊的同事沒幾個是喜歡讀書的。我做的是頭頂文化光環的工作，工作同不停變化的世界有關，這使我經常想著：怎樣才可以跟上這個世界的步伐?

不過，這可能只是我個人的問題，因為身邊很多人感覺良好，因為他們做的是新聞工作，每天都跟著本地或世界的時事轉，大概會認為自己就是走在世界發展的最前線，哪裡有跟得上跟不上世界步伐的問題?

事實上，他們不過是被牽著鼻子走，做一個被動的報道者，並不真正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要強加分析、評論，就更難了。

我一次同一家報社的社長談話，獲悉他提升了某先生做總編輯，我打個哈哈，給這位社長一個忠告：要讓某先生多讀幾本書。這位社長也不怎麼樣(當然只是在我眼中)，我也曾給他贈過書，希望他長長見識。

新聞從業人員對於世界變化之快應該是最敏感的，可是不見得比其他行業的人更急於多看書以補不足，藉口都是工作太忙。

梁文道日前在《明報》被問到作為傳媒人與讀書人的矛盾時說，兩者的矛盾很大。他接著批評香港很多評論員和媒體人沒有做好本份，「竟然有人直認自己不讀書」，且以飯局代替讀書，「把專欄用作公關之地」。

梁文道花了不少時間讀書，自言花了兩三年工夫讀金融教科書，讀到明白金融專家和評論員在說什麼，「讀到我差不多可以當財經評論員」。

但香港這樣做的傳媒人並不多。

每看到香港的報紙爭著為剛發生的時事發表社論時，我就暗自搖頭，心想：你們就那麼博學多聞，什麼事情都不必深入去研究一下就能指手劃腳?

這是香港競爭激烈的傳媒生態下的怪現象，對熱門新聞不搶先評論就等於失敗。可是你去看看真有質素的報章的社論，例如《紐約時報》的社論，你會發覺他們的評論很少那麼緊跟新聞，而總是與新聞有個時間差。我的理解是，他們的社評委員會在討論過要對哪條新聞作出評論後，還要有足夠的時間去研究，才會負責地發表真正有分量的評議。

香港讀書的風象不彰是公認的，但我最近與一位年輕的專業人士閑談，發覺他連近年全球大熱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也未聽過(更遑論看過了)，仍然大為驚詫。香港人不愛讀書，要讀的話也是一些不知所謂的書。到書店走走，看看那暢銷書榜列出的書籍，真為香港人汗顏。實際上，香港連一家像樣、讓人驕傲的書店都沒有。最近接連知道，灣仔的台灣城邦書店要關門了，也在灣仔的新華書城也要遷到北角而大大「縮水」了。

因此，立法會上把讀書問題拿出來，不管誰對誰錯，總是好事。

從「家書之死」到「e-mail 之死」

上星期四(十月九日)是個特別的日子，但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

這天是「一人一信免費投寄日」，是「香港郵政」舉辦的活動，每個香港市民這天都可以免費寄出一封本地的信。「香港郵政」已是連續第五年舉辦這項活動了，我是今年才知道的。活動目的很明顯，就是鼓勵市民多用書信傳情達意。

我再一次警覺到，離開經常寫信的日子很遠了。

去年，我有一次在上班之前有些話要吩咐家人做，於是拿起紙筆寫起來，寫著寫著，差不多寫滿一張紙，有種很特別的感覺。我每天都要寫東西，但都是用電腦寫，用原子筆只會簡單記幾個字。

不久前接觸到一本書信集，我更發覺，書信，或者說家書，已經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這是香港大學原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的書信集，裡面是他從二三十年代以來與本港、內地文化界朋友，和與家人的書信，包括詩詞唱酬，有公事有私事。我看到的是原信的影印件，很多用毛筆書寫，書法都工整秀麗。我挑了一些來仔細看，既看內容，也看書法，看得很愜意。但看到當年文人不但學養豐富、文筆優美，而且字寫得那麼漂亮，就實在心裡有愧。

這樣的書信，我相信不但在華人世界，而且在全世界，都可能成為絕響了。

書信在中國文化歷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很多美好的代稱，例如鴻雁、雁書、尺素、魚書、情箋等等。如果沒有家書，唐詩宋詞一定失色很多，不會有「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這些詩情、詩句，更不會留下「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樣的千古名篇。

家書又是重要的歷史文獻，因為家書都是寫給親友的，情真、事真，沒有想到會發表，於是往往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名人的家書就更加受到重視。諸葛亮的《誡子書》至今是名篇，《曾國藩家書》、《傅雷家書》佔有很重要的文學地位，近年編成書出版，一直很暢銷，說明了家書的存在價值。

由於家書瀕於滅亡，過去的家書就很值得珍惜。北京有一批文化名人因此發表公開信，發起搶救家書運動，號召大家把家書捐出來，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資料。(http://www.jiashu.org/)

這個呼籲得到熱烈回響，捐出的家書數以十萬計，現在可能是以百萬計了。中國近百年經歷過連綿戰禍、政治動盪，很多家書是冒着很大風險才保留下來的，不但是親情友情的真實紀錄，而且是歷史的真實紀錄。這些家書有的已被收藏到國家博物館，有的已經編輯成書出版，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搶救家書只能搶救過去寫下的家書，卻不能使大家重新寫起家書來。家書，太古老了，個人通訊已經歷了電報、固網電話、流動電話、電郵的換代。我很早便開始使用電郵，但現在已與越來越新的通訊方式脫節了，在網上看到一篇題為「電郵之死」(The Death of E-mail)的文章之後，更有此感。

文章指出年輕人之間主要的通訊方式已不是電郵，而是IM，即Instant Message。美國年輕人的電郵用量近年一直下跌。如果不上Facebook 、Hi5、MySpace之類互通信息就落後了。

日前在這裡寫過，接到朋友一張打上i hate e-mail字樣的短訊卡。其實，愛用Facebook的年輕人也可以說I hate e-mail，因為e-mail 已不合潮流。

科技為人類帶來了很大的進步，這是肯定的；但科技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多少破壞呢?這似乎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新問題。

重溫克魯曼舊作：金錢能買來幸福嗎?

譯者按：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剛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裡譯出的，是他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原題是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Er, Can It?(金錢買不來幸福，是嗎?)。文章發表時，美國僥倖避過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正迎來科網熱帶來的更大消費繁榮。克魯格曼卻以經濟學家的敏感提出了警告。在美國引發了全球性金融海嘯之後的今天重讀這篇文章，結合到美國、香港以至內地的情況去看，正好溫故知新。

幾個星期之前，我和太太終於抵受不住現代生活的壓力，買了一具手提電話。接著就發現，我們對這玩意有些疑問就是找不到答案，因為電話服務公司接到成千上萬新用戶的查詢，服務跟不上。

同一時間，我的父母因為房子的一些小毛病要求有關承辦商解決，得到的答覆是，本地區所有的木工、管道工都應接不暇，工作訂單排到了明年。

你認識的美國中產人士都會向你投訴類似的故事，就是服務差勁、交通擠塞、房價太貴等等。事實上，對經濟繁榮不滿而形成的大合唱愈來愈激越了。人們感到，大手大腳的花錢並未如想像的那麼開心。不滿的多屬雞毛蒜皮小事，但這個投訴大合唱很可能標誌著人們心態上更廣泛的轉變──這心態轉變若來得不是太快的話，會是健康的。

當然，人們若不是富起來了，是不會對繁榮造成的不快投訴的；從某一角度來看，這樣的嘀咕正是美國經濟史上一個異常成功時代的標誌。就算這樣，你不是苦行者也會感到，在世紀末的美國，人們撈錢──特別是花錢──的手腳是不是有點躁狂了。

連乾巴巴的統計數字也顯示情況有點不對勁了。想一想：我們的經濟已經連續第八年擴張了。在景氣的日子，消費者開支通常滯後於整體經濟，因為各個家庭都會思量著，日子不會總是那麼順心的，得為困難日子攢些錢。

可是，消費者這回卻在前面領跑：經濟從一九九八年第一季到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取得可觀的百分之四增長，消費的增長卻更高達百分之五點五，耐用品如手提電話、浴衛設備、跑車、家庭娛樂設施等的銷售更增長達百分之十二。

有兩個理由要質疑美國的消費熱潮是不是真的好事。

首先，按照傳統的標準，一個美國普通家庭花錢花得這麼厲害，有點…有點…不知分寸了。事實上，這個國家從來就不多的個人儲蓄，現在差不多完全消失了。的確，數以百萬計的家庭看到自己的財富膨脹是由於股市上升；擁有股票的人是比過去多了，但大部分人在股市其實沒有什麼個人利益。

你可能反駁說，普通家庭不管工資上漲緩慢仍然放心花錢，是因為相信美國會繼續繁榮下去。但是調查顯示，很多工人還在擔心職位不保，以致令人驚訝的不敢要求加薪。

那麼為什麼消費那麼厲害?消費猛增大部分是那些有大量股票而又認為近來的賺頭不但未完、還會持續不斷的家庭推動的。其餘的，至少部分源自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譯者按：美國著名攝影家)所說的奢侈狂熱：年入三萬美元的家庭像年入六萬美元的家庭一樣花錢；年入六萬美元的家庭像年入十二萬美元的家庭一樣花錢，如此類推。結果，我們都試圖去趕上蓋茨了，可事實上我們很多人確實花費不起。

這就引起了深一層的憂慮：很有理由相信，就算是那些花得起錢的消費者最終也難以隨心所欲。這樣說難免有點說教或者傲慢了，但你會發現這樣的傳統智慧是有確切的統計學證據的：金錢無法給你買來幸福，更不會為整個社會買來幸福。

部分原因來自我家遇到的那種擁擠現象：在幾乎沒有人擁有汽車的時候，有一輛汽車的家庭就是皇帝；但到人人都有兩輛汽車的時候，就得為交通擠塞浪費很多時間了。

其次，而很可能更重要的是，人不是根據自己的絕對生活水平，而是根據同別人比較的相對生活水平來衡量生活好壞的。不錯，從物質角度來看，今天活在貧困線下的人，過著幾十年前中上階級一樣的生活，但這難以阻止他們覺得自己生活貧困。消費開支一旦習以為常，不滿即隨之而來：當你過慣了某一高水平的生活，你就不再興奮了。

但是，對於近來的美國消費主義，有一個非常有力的反駁論據：這消費主義對消費者確是不好的，可是對生產者卻很好啊。你看，花錢不一定帶來幸福，但它創造就業，而失業帶來悲哀是立竿見影的。

有美國式的躁狂消費者，總好過大家都是日本式的抑鬱消費者。在日本，過去幾年唯一暢銷的耐用品是家庭用保險箱，用它存儲現金較安全。

要像比自己富裕的人一樣過日子儘管徒勞無益，卻使美國經濟分毫無損地渡過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譯者按：指亞洲金融風暴)；並且雄辯地顯示出，一次全球金融震動畢竟好過再來一次三十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機。

美國由消費者帶動的經濟繁榮，存在著強烈的老鼠賽跑因素，商業輪子不斷滾動正是那些在蘢子裡賽跑的老鼠維持的。美國人繼續去比賽誰擁有最多玩具固然不光彩，但更糟糕的是：比賽一旦停頓下來怎麼辦?

現在，儘管消費數據上還看不出來，但流行文化中已隐約出現了美國人開始厭倦高消費的苗頭，這意味著美國消費者若干年後會聰明起來，花錢會謹慎些。讓我們祝願這真的會成為現實──但變化切不可發生得太快。

(蕭雪樺譯)

中樂作品的創新

在藝術上，創新是必要的，但創新不一定都成功，不一定都好，更不等於越創新越好。

去聽中樂演奏，我對新作品常有一種恐懼感，因為被那些打著創新旗號的新作品嚇怕了。我的中樂圈朋友都與我有同感，不論是聽還是演奏，聽到是首演作品都有戒心，除非作品來自有口碑的作曲家。

大概半年前，我曾去聽香港中樂團一場音樂會，全場都是委約的首演作品，作曲家來自香港、內地和外國，除了一位非洲人，其餘的都是華人。我是因為有郭雅志的嗩吶演出而去的，之前，我已有一段時間不去聽香港中樂團的音樂會了，為的就是他們愛以首演曲目虐待聽眾。結果，我再一次「被騙」了。

剛過的星期天，去聽香港國際中樂節的閉幕音樂會，是為了聽中央民族樂團的演出。他們負責上半場的演出，下半場，香港中樂團演出一首，再與中央民族樂團合作演出兩首。

香港中樂團看來是為了展示香港特色，拿出一首香港作曲家羅永暉的作器《星河潑墨》。這不是首演之作，但對於我，一樣吃不消。

聲部齊全的中樂隊有個特點，就是特別能夠製造噪音。這同樂器有關。中國樂器多數個性強烈，有些更是聲量大，例如嗩吶和各種敲擊樂器，合奏起來，如果作曲家在配器、和聲上不夠功夫，不懂得揚長避短，會非常刺耳，特別是強奏的時候。偏偏，新作品都喜歡利用中樂去試驗新的音響效果，而且喜歡讓樂隊全力以赴。一兩首這樣的作品，已足夠讓你的耳膜累得疲不能興。

我懷疑，這些作品的作者是因為寫不出動聽的旋律而要玩音響效果來填時間，那些委約作品可是以長短算錢的。

香港中樂團多年來在樂器改良上下了不少功夫，拉彈樂器在音色統一上改良得很有口碑，可惜的是，這仍然不能讓人覺得改良樂器製造的噪音會好聽。

相比之下，中央民族樂團較傳統的演出好得多了。上場第一首《蘆溝曉月》就先聲奪人，一把不靠擴音的京胡攝住了聽眾的心，樂隊的弱奏開始時襯托得很好，可惜後來仍嫌把京胡蓋過了。這是作曲家趙季平以為電視劇《大宅門》所作的音樂擴展而成的作品，甚有民俗京味而帶著感慨。

兩個樂團合作的《流水》是老作曲家陳培勳的作品，改編自古琴曲。這本來是令人很有期待的一曲，但不知道是不是合作不夠而作品在韻味上要求較高之故，演奏略嫌粗疏。

最後的《十面埋伏》改編自著名的琵琶曲，是很討好的作品。除了兩團的樂手外，還有約三十名其他樂團的樂手在舞台後的觀眾席上加入演奏，音響更富千軍馬馬廝殺的立體感。作者之一劉文金的中樂作品一往受到中樂愛好者好評，這一曲自然不例外。

音樂作品是好是劣，其實很易分辨。多數人不願再聽第二遍的好不到哪裡去，不少所謂首演作品，首演常常也是終演。《蘆溝曉月》、《流水》，我就很希望有唱片可以再細心欣賞。

很高興Paul Krugman得獎

剛從洗手間出來，看到電視上一個熟悉的面容硬照一閃而逝，他不該是新聞人物，為什麼香港的中文電視台會出現他的畫面?我立即預感，他得了諾貝爾獎。一問，果然是，很高興。

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Paul Krugman(保羅．克魯格曼，港台也譯為克魯曼)。

我當然不認識這位大教授，沒做過他的學生，更不是他的朋友；感到高興，只不過因為十多年來一直是他的讀者，從他的文章中得到很大教益。

Paul Krugman長期在《紐約時報》寫文章，有很多讀者。我成為他的讀者始於亞洲金融風暴之時。當時，從《新聞周刊》的報道中知道，他的讀者包括了不少對沖基金大鱷。這些大鱷可以說是他最好的學生，他們學以致用，從Paul Krugman的國際金融經濟分析中認識到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弱點後，就聯合部署進攻計劃，首先以泰國為目標發起攻擊。於是，國際間產生骨牌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這當然不能怪Paul Krugman，他的分析不能叫有關政府警惕，而「教精」了金融大鱷，只能怪有關國家的官僚不如金融大鱷「好學」。

早幾年，有一段時間無法從網上看到Paul Krugman的文章，原因是《紐約時報》看到他的文章有價，要收費才讓讀者閱讀。被「吊起來賣」的專欄作家還有Thomas Friedman(《地球是平的》作者)。即使進入Paul Krugman的個人網頁，報上發表過的專欄文章也不得打開。大概到去年，《紐約時報》忽地「幡然覺悟」，徹銷了收費做法，原因是發覺開放閱讀，以閱讀量換取廣告量更划算。這真是「皇恩浩蕩」。

如果一直追看Paul Krugman的文章，應該很早就知道他對美國經濟不看好。早在房屋泡沫爆破之前，他已連讀發出警告。到投資銀行開始「爆煲」，他警告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對保爾森的七千億美元求市計劃，他質疑它的成效，因為計劃是空洞的，沒有理論依據。他主張政府不能只投入資金，而應換取銀行的股權，而這正是英國後來果斷實施而歐盟、美國跟進的方案。

早在他得獎之前，他的「粉絲」已在他文章下面的回應中提出，下任美國政府應委任他做財政部長。剛才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這樣的呼聲更強烈了。

他的專欄一星期兩篇，都足以讓你好好咀嚼一星期。想知道什麼是一流的專欄文章，不可不看。最難得的是，這樣一流大學者的文章，真正的深入淺出，並不難讀。這裡是他最新的文章http://www.nytimes.com/2008/10/13/opinion/13krugman.html?ref=opinion。

野心不小的香港國際中樂節

昨晚到香港文化中心聽了「2008香港國際中樂節」的閉幕音樂會。這個音樂節辦得很有野心，請了內地、台灣、加拿大、澳洲、馬來西亞、新加坡15隊中樂隊，加上本地31隊，規模說得上龐大。

水平最高的，是最後一場。上半場四曲由中央民族樂團負責；下半場三曲，香港中樂團演出一首，其餘兩首是兩團合作演出。

中央民族樂團在中樂界極具江湖地位，出過很多大師級的演奏家。相比之下，香港中樂團年輕得多，但經過三十餘年的經營，已發展成為享譽海內外的中樂團，不論在國際還是內地，都享有公認的一流樂團地位。

以前，論中樂合奏的演奏水平，以內地幾個著名樂團為圭臬，首推的是中國廣播民工團民樂隊。但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內地樂團經歷了市場洗禮，內部體制幾經變遷，社會對中樂的審美愛好也大變，整個中樂世界於是發生了很大而好壞參半的變化。

反觀海外包括香港，中樂因為內地人才的外流而得到頗大推動，個人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很多源自內地的專業技術和訓練方法在港台和海外普及化，很多地方採用了內地發展起來的各種樂器演奏水平評級法，使演奏訓練日趨正規化。在這基礎上，中樂隊數量大增，水平也大大提高。這次中樂節的舉行，可以說是海內外中樂近二三十年發展的一個小小的檢閱。

側聞，這次中樂節的舉辦不容易，單是那麼多個港外樂團的交通食住安排工作就夠繁重。中樂節得到政府的一些支援，從場刊所見，這似乎只限於康文署贊助了場地及售票服務。

由於不了解中樂節其他演出、交流的情況，不敢妄就成敗下結論。但若就舉辦這樣一個中樂節而言，香港具有優勝的地方。香港多年來在中樂方面培養了不少人才，他們隨著移民到了海外，也把中樂的種子傳播開去。海外發展中樂的一套，不少參照了香港的方法。香港又一貫熱衷於向內地討經，不少人往內地學藝，也經常邀請內地演奏家來香港交流、合作演出。香港也成為內地很多中樂演奏家尋求生活出路之地，香港中樂團的成員就大部分來自內地。這使香港成為世界中樂界網絡一個重鎮(且不要說是中心)。

要論中樂根基之深厚，香港自然無法與內地相比。無論是演奏和教學的質與量，演奏水平與理論研究水平之深與廣，香港都仍然底氣不足。但以中樂的社會地位和演出市場的興旺計，香港可以傲視各地。

香港利用這樣的優勢，的確可以在推動中樂發展方面多做一些貢獻。中樂已不限於中國和華人領域，已走進了世界樂壇。國際中樂節可以為此增添動力。

Hey U.S., welcome to the Communist World!

三個星期之前，《洛杉磯時報》曾經刊登一篇文章，題目是Hey U.S., welcome to the Third World!(嘿美國，歡迎來到第三世界！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investing/la-oe-brooks18-2008sep18,0,464692.column)這是一篇揶揄美國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如果現在再寫一篇，題目可能要改為Hey U.S., welcome to the Communist World!( 嘿美國，歡迎來到共產主義世界！)

美國爆發金融海嘯之後，拋出了七千億美元的救市方案，大舉買入華爾街的壞帳。方案立就招來廣泛批評，認為這是浪擲納稅人的錢，只會益了華爾街的大亨。不少專家提出，應效法瑞典一九九二年對付相似金融危機的辦法，拿出錢來救市的同時，要換取銀行的股份，某程度上把銀行國有化。到經濟情況好轉，政府才向市場賣出股份。

瑞典也是折騰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痛下決心大舉入股銀行的，投入資金相當於瑞典國內生產總值的4%。美國救市要動用七千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5%，比例相若。

但美國政府一直抗拒這樣做，其中主要的原因，我相信，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美國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最堅固堡壘，是自由經濟的圭臬。政府大舉干預市場，入股銀行，以後如何領導「自由世界」?倡導資本主義?

形勢比人強，當海嘯浪潮一浪高似一浪，英國率先宣布會入主銀行以穩定人心後，美國也不得不考慮這一步了。

走到這一步，不說是共產主義，也可說是社會主義了。於瑞典、英國，問題似乎不大。瑞典和北歐諸國一直是西方最富社會主義色彩的國家，國民要付重稅，但福利極好。英國的執政工黨其實是個社會主義政黨。前首相貝理雅雖把工黨帶領上「第三條道路」，把紅色淡化為粉紅色，仍然有著濃厚的社會主義特色。法國的執政黨中文譯為社會黨，正確的名稱應是「法國社會主義黨」(French Socialist Party)。可是，美國也走上把銀行國有化的一步就尷尬了。

美國把資本主義推到極端而物極必反了。美國有一句老話：As General Motors goes, so goes America(通用汽車一開動，美國也開動了)。如果這句話還靈驗的話，美國就遭糕了，美國通用汽車股價一直向下，已跌到了一九五零年的水平。

現在，全世界都認為，這個周末是危機如何演變的關健時刻。美國應在這兩天決定是否入股銀行，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年會在華盛頓舉行，G8財長會趁機會面協調行動。如果不能拿出有力的措施來，星期一的股市真令人擔心。

同時值得注意的其實還有一個會議，就是北京的中共第十七屆三中全會。這次總結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經驗，決定如何乘勝前進、在世界和平崛起的會議，竟然在歐美陷入世紀金融大恐慌的背景下舉行。憑著多年來積累的財力，中國在當前雖不敢說有左右局面之力，也應說有一定發言權。剛聽到電視台報道說，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西方七大工業國的總和。中國多年來奉行「韜光養誨」外交戰略是否有變化值得關注。早幾天，中國加入各大國中央銀行的聯合減息行動，已顯示了中國願意與歐美在金融領域合作的意願。

走進海安 走進時光隧道

《街坊老店》一書中，有一幅上環「海安咖啡」的照片和介紹。我看了心動，但想不起有這樣一家老店，於是國慶假期那天前往上環一探。

地址是很清楚的：干諾道西17號地下。惟是在地圖上找不到海安的位置。地圖上標明，干諾道西只有望海朝北的雙數門牌，沒有單數門牌，而整條路都只有望海的樓宇，對面除了海旁警署和消防局，都是公眾用地。

干諾道以前是海邊，靠海的那邊是海堤，不建屋，從東到西都是碼頭。不設碼頭的地方供內河船停靠，船只都用跳板上落。干諾道西往西一帶，正是內河船的主要停靠區，著名的三角碼頭就在附近。

幸好，在一個食評網上有地圖指示海安的位置。按圖到那兒一找，果然不錯，就在西港城的旁邊，兩者由一條小巷相隔。真奇怪，那幾間鋪的門牌是單數的，往西走幾步，就變成雙數了。

海安所在的樓宇，是一幢戰前舊樓，單邊，只有一個「冧巴」，是那一帶「孤懸」的古老建築，髹上杏白色，不特別顯得蒼老破落。西港城的耀目搶去所有眼球的注意，難怪過去走過，沒有覺察海安的低調存在。

海安的門很窄，從門外往裡看，狹長的店堂就像一條時光隧道，直通往四五十年代的香港上環。

「隧道」終端的橫樑上，懸掛著「海安咖啡」昏黃暗黑的橫匾招牌；兩三柄蒙塵的長長吊扇從二十英尺高的天花垂下，慢悠悠地旋著；地上的花階磚已被歲月的腳步踩得色褪瓷脫；而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兩邊靠牆、髹上朱紅磁漆的卡位。

那景象，竟然讓我在門前趑趄起來：該走進去打擾這沉澱了多少年的一泓靜水麼?

走進去了，就像走進一座古老的教堂，腳步輕輕的。那引領你視覺投向高處的建築結構也升華著你的心。

桌面玻璃下面是一張多少年沒有改變過的餐牌，供應貨色一貫如舊，只是填上了新的價目，還有在電話號碼前面填上第八個號碼「2」字。餐牌很簡單，但值得細心閱讀：「三花奶水」，大概是海安的全港獨家供應了。

這裡沒有粥粉麵飯，只有餐飲多士通粉之類，也無甚特色，但餅食是自家炮製，那天叫的核桃酥──四元一件，鬆脆得一口咬下去餅碎撒滿一桌。

到這裡，講究食物的美味就找錯門路了；這裡供應的，是感覺──FEEL!

老闆與兩名伙計看來都已古稀老弱，只有企堂的一位台山大嬸體壯氣旺。據說老闆的獨子多年前一去無蹤，老闆現時唯一的希望，是兒子能回來看看他。他白髮蒼蒼的坐在錢櫃後，仿佛告訴你，守著這舊鋪，也就是守著希望。

海安，過去是望海祈安。如今，海安之門前無海，祈求則依舊。

安耶?不安耶?

不幸而言中的警告

次按衍生工具之複雜，不但小投資者不可能明白，就是行內人，相信也沒有多少可以深諳其中奧秘。所以，如果你中了招，不要怪自己無知，只能怪自己像中了邪術的迷了心竅。

次按問題初生時，曾經請教一位在一家美資「大行」當會計師(頭銜是很嚇人副董事)的年輕人，這究竟這是什麼回事。他向我講解一番，我聽得一頭煙，似懂非懂。後來還是要上網看了不少文章，才心裡有些底。

那時最叫我吃驚的是，看到《紐約時報》報道說，上台被打個措手不及的伯南克也不明就裡，要華爾街派人去給他上課，讓他了解那些五花八門的衍生工具如何運作。

伯南克從格林斯潘接手聯邦儲局時，格林斯潘一定沒有給他交代這方面的事情，因為聯儲局內雖然早幾年已有人發出過驚告，格林斯潘根本不當回事，認為這不是聯儲備局管的事，眼不見為淨。說不定，他一樣不明不白。

今天，有報紙訪問聯交所前主席袁天凡，他也承認「迷你債券」讓他一頭霚水。

這也不奇怪，連克林頓兩任總統期間都當財政部長的魯賓(Robert Rubin)也說對這些不斷有新花樣的玩意不完全明白。他像現任財政部長保爾森一樣來自華爾街，目前還人在江湖，是花旗銀行集團的董事長，沒有跟市場脫節。

因此，你就別指望那些向人推銷「迷你債券」的銀行前線推銷員可以「撤底了解」向你推銷的是什麼東西了。他們也不是存心騙你，因為債券的AAA評級，對他們同樣是「信心的保證」，雖然他們可能為了花紅和飯碗，推銷時會過分賣力。

要尋根究柢的話，應怪美國相信自由經濟萬能的意識形態。不過這也不是布殊政府自己可以扛得的責任。

美國最近適時出版了一本書：《對公眾利益上下其手》(The Private Abuse of the Public Interest)。作者之一、明尼蘇達州大學的政治學者Lawrence Jacobs指出，目前的困境其實是六十年代末以來美國兩黨對華爾街的「放寬管制的狂熱」(deregulation fever)造成的。

他指出，美國幾十年來形成了一個無人會置疑的思潮，就是認為經濟領域的「問題是政府造成的」(Government was the problem)；政府不管，放寬自由度，經濟問題就好辦了。在某些領域，例如民航方面，這確實有助改善了經營。

華爾街於是一直通過兩黨和各種渠道向國會的兩黨議員軟硬兼施，務求減少規管，擴大經營。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一九九九年通過的《金融現代化法案》(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ct)，這解除了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對銀行的投資限制，讓華爾街可以為所欲為。

當時有議員在辯論時警告，「法案會增加將來大規模救市的風險」，十年後可能會後悔「我們忘記了過去的教訓」。

這不幸言中了，而時間還不到十年。

一位英國教授對美國的批命

如果你是做新聞工作的，這段日子，一定處於最興奮而又滿足的狀態，因為新聞每天都有新發展，你每天都有新發現，讓你和你的讀者有新的收穫。

我即使作為讀者，也因為每天能讀到新的觀察、觀點而有新的興奮點。最受關注的是金融海嘯的發展，這並不是因為我有多少投資，而是感到有幸處於一個世局的轉捩點之中。

金融海嘯影響世界的不限於經濟領域，而是整個世界的政治力量平衡。我們的世界可能正經歷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次全球秩序的重組。

朋友早幾天傳來一篇英國《觀察家報》上的文章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不妨在此介紹一下。

文章的作者是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學者John Gray。他先後當過牛津、哈佛、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今年年初才退休。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N._Gray) 他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評論，九月二十八日，《觀察家報》發表了他的 A Shattering Moment in American Fall from Power (美國權勢分崩離析的一刻)一文(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sep/28/usforeignpolicy.useconomicgrowth)。文章開宗明義的指出：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領導地位完了。

文章說，美國在華爾街的大規模國有化行動，不但自我摧毀了美國的自由經濟信條，而且摧毀了一整套政府與經濟管治模式，其意義之重大可以與蘇聯的崩潰相提並論。

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以自己的一套教訓其他國家，就是要開放金融市場，經濟要自由化。每當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例如亞洲金融風暴時，受到打擊的國家要得到美國撐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都要聽美國的指示做，削減政府開支、忍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向外國(主要是美國)資本開放。

John Gray 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特別受到嚇唬，然而中國經濟成功走出危機卻並非金融系統的改造怎麼了不起。「昨日，中國太空人進行了太空漫步，而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卻(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單腿)跪下了，這是何等具象徵意義的事。」

他說，美國從來在經濟政策上都是自己做一套，要別人做的是另一套；認為哪個國家的金融政策不審慎就懲罰它，可是自己卻為了減稅、軍費開支大舉舉債，要不斷靠大量外債過日子，而且縱容華爾街上下其手。美國金融市場目前的嚴重局面，正是為救市急如熱鍋螞蟻的議員們對金融市場放任不管造成的。

他認為，結果是美國將更加依賴現在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美國聯邦政府不得不繼續大量舉債，而債權國必然會對美國的還款能力置疑。在債務沉重之下，美國政府仍會抵不住誘惑，會通過通貨膨脹去萎縮債務的購買力，損人以利己。

「在這樣的情況下，買入了大量美國債券的國家如中國、海灣諸國和俄羅斯會繼續支持美元作為世界的儲備貨幣嗎?或者，這些國家會發覺，這是進一步使經濟力量平衡更加向自己傾斜的好時機?無論怎樣，控制權不再在美國手上了。」

John Gray從歷史的角度指出：「帝國的命運經常是在戰爭與債務的交織之下形成的。對英帝國是這樣的，它的金融狀況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即衰落。對蘇聯亦然，它崩潰的致命傷，是阿富汗戰爭失敗，加上要迎戰(美國總統)列根技術上不行但政治上非常奏效的星戰計劃。伊拉克戰爭與信貨泡沫同樣給美國的領導地位帶來致命打擊。」

他認為：「美國一段時間內還會是世界第一大國，但到危機過去後，會由新興的大國去收購美國金融系統廢墟裡仍然完好的東西。」

我們或許仍對這樣的預言半信半疑，但幾個月之前，又有誰可以想像到美國會陷入目前的困境?

欣賞藝術品的最佳去處

乾隆閱兵的《大閱圖》第三卷「閱陣」在港拍賣

在香港，要觀賞珍貴的藝術品，如繪畫、古董、珠寶，最好到哪裡去?當然可以去博物館，去分布各區的畫廊、古董店。不過，都沒有到拍賣行的展場那麼滿足。遇上國際著名拍賣行的大型拍賣，展場展品之豐富，可以比博物館更可觀。

今天到會展中心看蘇富比的秋季拍賣品展出，留連了幾個小時，雖然對很多展品仍然沒法細心觀賞，但非常滿足。

展場很大，佔了整個第二號展廳，分中國當代藝術、中國書畫、珠寶、瓷器工藝器、乾隆御製品等不同展場，每個都有足夠讓人細看半天的精品，令你一開眼界。

例如，描繪乾隆閱兵的《大閱圖》第三卷「閱陣」就難得一見。《大閱圖》原有四卷，其中第二卷「列陣」現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第一卷「幸營」及第四卷「行陣」則下落不明，所以能夠在香港得以看到「閱陣」非常難得。更難得的是，你可以「零距離」的欣賞這個長卷，不像看《清明上河圖》那樣，在排長龍輪候之後，只可以在昏暗的燈光下被驅趕的看15分鐘。

其他書畫展品也一樣，可以讓你近距離細看。那些一般只可以遠觀的珠寶、古玩、工藝品，也可以要求工作人員從展櫃中小心翼翼的拿出來，讓你細心把玩，不妨帶個高倍數的放大鏡要個十卡八卡的鑽石首飾看看──當然，你要顯出準備拍賣的誠意。那條102卡的黃鑽鑲鑽石項練估價六七千萬，就不要罔想了，但真係值得「唔買都睇吓」。

中國書畫有二百四十多件，中國名家幾乎都網羅了，張大千、徐悲鴻、李可染、黃永玉……都在其中，而焦點是吳冠中自己拿出來拍賣的《長江萬里圖》。

幾個小時下來，有如得享盛宴，都撐不下了。樓上第三號展廳的「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品覽會」只好留待明天再看。

推薦《街坊老店》

在三聯打書釘翻過吳文正的《街坊老店》攝影集，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上星期在大會堂圖書館的新書架上再看到，立即借來細看。

書內的百餘幅黑白照片，是香港一個側面的珍貴寫照，是過去幾十年，以至上百年，從內地不同地方到香港謀生的華人掙扎求存的印記。有句成語叫「胼手胝足」，形容手掌腳底在辛勤勞動下厚繭遍布，極言生活之艱難。照片集沒有手腳的特寫，但處處可以讓你想到這句話。

能夠開店，自然是老闆了。不過，書中老店極其量不過是「中小企業」，很多根本與「企業」二字靠不上邊，是街邊的檔口小攤，連伙計都請不起。一些是老闆伙計一腳踢，一些是夫妻檔、兄弟幫、家族鋪。總之都是為了搵食，拼力求存。

這樣的求存並不易，你仔細看，可以從每家店鋪的裝飾、陳設到貨品中，品味出其中艱辛，處處都滲透出濃郁的歷史滄桑感，帶著悲涼。

可是，你也可以從每張照片中感受到濃厚的人情味。這，可以說是這本攝影集最出色、成功的地方。

作者吳文正專注於香港舊事物的攝影多年。看得出，他的鏡頭指向處不是為了獵奇，而是出於對不斷被淘汰的街頭巷尾舊事物的敏感、珍惜、留戀。他真心的投入到攝影過程中去，與每家店鋪攤檔的「事頭」都混熟了，讓這些為自己的小事業投下了無盡心機的香港小市民，無所戒懾的向著鏡頭露出寬懷的笑容。

從這些笑容中，你才真正知道香港的奇跡是怎麼建立起來的，什麼是草根香港人的精神：肯捱、自強、知足、無怨……。

這樣的攤檔、店鋪，每一個香港人都一定知道不少，但大部分不會引起的多少人注意，因為太熟悉又太平凡了，以至逐漸消失，也在不經不覺中。

在一個推崇競爭法則的自由經濟體系中，它們的受淘汰，似乎是必然的。我面對著那些都已顯得破落老殘的店鋪，以至老闆、伙計，實在想像不出如果沒有外來新鮮因素注入，它們怎麼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一年兩年或許沒有問題，十年八年呢?

現在時興說保育，但那不過是對沒有生命的老建築而言。建築物保存下來了，人事亦必全非。利東街若能保存下來，那喜帖行業真能永存嗎?

《街坊老店》值得你細細翻閱，那怕你從沒有踏進過那樣的老店。

附記：剛上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查看，知道有本書存書紀錄44項，索書號是498.09391 2601。若有興趣，不妨借閱。

危機中一個受忽略的問題：國會選舉

美國國會否決七千億美元的救市方案之舉，讓全世界大驚。我也不虞有此一著，但後來再深入一些了解，才發覺這其實並不出奇。只怪事前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經濟問題上，而忽略了選舉問題──不是總統選舉，而是國會選舉。

美國的國會分參議院(上院)和眾議院(下院)，參議員六年一任，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員則每兩年一任，每兩年全體改選一次。今年是大選年，但也同時要改選三分之一參議員和全體眾議員。也就是說，大部分議員在面對白宮會由哪個黨入主和面對金融海嘯的同時，也面對著自己能不能在華盛頓混下去的前途問題。而這取決於本州的選民。

對於很多議員來說，正是「攸攸萬事，唯此為大」。什麼「美國經濟徹底崩潰」、「全世界受美國拖累」等等，都大不過「向選民負責」，以保證自己可以繼續得到支持，保住議員的尊貴地位。

儘管保爾森與伯南克關於「美國經濟面臨徹底崩潰」的警告，曾經唬得議員們目定口呆，但到回過神來，議員們都知所取向，忘不了向自己的選民作神聖表態，以示本州選民、本州利益高於一切。──民主嘛！

如果他們可以置美國的全局利益於不顧，那就更不要指望他們可以顧及世界的利益了。曾經看過一項資料，說美國的議員大部分(統計數字忘了)沒有護照，即是說他們大部分連國門都未出過。隨時要考慮兩年後能否連任的眾議員，沒有護照的更多，普遍難有長遠和廣闊的眼光。這次否決救市方案的，主要是眾議員。

這樣質素的國會，Thomas Friedman也始料不及。他在今天的《紐約時報》專欄中就此有精采的論述(http://www.nytimes.com/2008/10/01/opinion/01friedman.html?_r=1&hp&oref=slogin)，他說到自己曾經多次為國家的問題而驚駭，包括9.11，但以這次國會的否決讓他最害怕。前幾次對美國的威脅都是外來的，而這次則從內部爆發。

他過去以為，美國的政治制度之設計是無懈可擊的，選個傻瓜上去，國家機器會照樣運作。但這次讓他發覺自己錯了，想不到美國選民選出了這麼一伙無能、不顧後果的傢伙。

這些議員很可能有這樣的計算：在選民的注視下表演一番，撈了政治資本之後，才讓救市方案通過。

若事情是這樣發展下去，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根本不懂得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知道後果的嚴重性，固執到底。

金融海嘯發生之後，全人類都有一股氣，對華爾街要鯨吞天下的貪婪咬牙切齒。可是無可奈何的事實是，每個升斗小民的利益都已不知打哪時候開始，被綑綁在這些大行、大亨的戰車上了。

對於這次危機，有一個詞是要認識的：系統性風險/危機(Systemic risk/crisis)。這個系統不只是指金融系統，而是金融系統所形成大網涉及的整個經濟系統。一旦出現這樣的風險/危機，就等於人的血液系統出了問題，身體的每一個器官都不能倖免。

現在要拯救的，不只是華爾街的什麼大行，也不是美國的房屋業主，而是各行各業──包括美國以外的各行各業。

對於這個世界，美國仍然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大國。中國是美國金融海嘯的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但也不得不表明會與美國合作對付危機。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