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發展：李光耀的經驗

OK 喇！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在短短幾十年間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成就舉世公認。李光耀認為，創造這奇跡的因素之一，是把英語確立為第一語言，讓所有新加坡人都要學習和使用英語。他甚至還向中國推薦這一成功經驗，自言曾向中國一位領導人建議，把英語作為中國的第一語言。

結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中國領導人很欣賞新加坡的成就，也樂於向李光耀請教，也確實引進了一些新加坡的做法，例如讓新加坡在中國建立和管理一個工業園。可是，在只有三百多萬人的新加坡行得通的東西，要在十三四億人的中國全面實施，談何容易。所以李光耀自己也說：「但對於一個自信的大國和文化(按：指中國)而言，這顯然是不現實的。」不過他仍然認為，語言的確是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

在根據李光耀生平言論編輯成的《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Lee Kue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 on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一書中，有不少他關於語言的論述，反映出他對語言與發展之間關係的特殊關注。

他指出：「在英語成為全世界和互聯網通用語言的時代，我們的優勢之一就是全體新加坡人都接受過英語教育。」

英語未必是李光耀的母語，但肯定是他的第一語言。他後來曾努力學習漢語，水平卻始終不如英語。他不認同漢語，認為漢語形成的文化習慣束縛人們的想像和創造力，且獎勵順從，它通過名言警句和四千年來的文章塑造人的思維。

「雖然新加坡和中國都學習核心的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過去四十年間努力把英語確立為第一語言，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為什麼呢?肯定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沒有激起強烈的反對。我們這麼做是為了向世界開放自己，使我們自己接觸並利用那些促進發現、發明與創造力的主要力量，這些力量不僅存在於英語這門語言中，還存在於英語的思維方式中。」

他認為，要想解決新問題，語言和文化必須改變，而語言和文化是否具有優勢，取決於它們能否幫助人們靈活地應對變化和環境。他認為日本是個成功的例子，日語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之後的一個多世紀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適應了新形勢的需要，靈活，務實；戰後，日語吸收借鑒了很多美國的詞匯。這有助日本人成功採用西方的科學與技術。

他也在語言中看到中國與印度的異同。他說，印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英國殖民統治開始之前的32個國家構成的，有多達320種方言；你站在德里用英語演講，印度的12億人口中也許只有二億人聽得懂；說印地語，也許只有2.5億人聽得懂；說泰米爾語，只有八千萬人能聽懂。而在中國，90%的人口是漢族，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口音雖然不同，寫出來卻是一樣的。

他因而看好美國，認為它至少在今後10年、20年或30年內不會喪失創新和吸引世界人才的能力，因為美國人講英語，而且每個人都能融入美國社會。相反，人才不會湧向中國，因為漢語對極其難學，外國人很難學到自由融入中國社會並被中國社會接納的水平。

他對閣員和高級官員的語言能力要求很高。他一九七九年對官員講話說：「當你給我或者給你的部長發一份會議紀錄、一份備忘錄……盡量不要通過使用大而空的字眼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要簡明清析地表述你的想法……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如果我不能把複雜的思想凝練成簡明清析的語言，並生動地表達出來，讓大家都能理解，那麼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他這樣說話，大概是人們認為他傲慢而有魅力的原因之一，但未必因為他說的是英語。世界上說英語的小國不少，新加坡卻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