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雅典「五四」至今的激進

「五四」當日，祥鵬航空昆明飛往三亞的航班上，
空姐穿上當年的學生裝出現。

昨天是「五四」紀念日，在香港，這幾乎是無聲無息地過去的。近一百多年了，「五四」與現在社會還有什麼重大關聯？

從歷史的角度看，「五四」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中，中國雖然是「戰勝國」，卻得到喪權的恥辱待遇。這激起了北京學生的怒潮，風潮在辛亥革命後路向不明的中國迅速蔓延，在不同範疇產生了前進的動力，尋求新的變革。最大的促進，可能是在兩年後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局從此翻開了新一頁。

「五四」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它所掀起的風暴鍜煉、造就了大批人才。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經歷了運動的洗禮，隨着社會的大潮，分播到不同領域去，有不同的際遇和成就。他們給社會各個領域注入新思想、新文化、新動力，成為不同領域有才幹、有理想的領袖人才。

「五四」反傳統、反帝的革命、激進作風，也難免隨之蔓延全國。「五四」之後，中國黨爭不斷、革命不斷。在大陸，「繼續革命」的口號一直喊到「文革」，才見到暗極則光的嬗變。這或多或少與「五四」的基因遺傳有關。

過激行為引發的鬥爭，在「五四」中就發生了。「五四」當日，擔任旗手、指揮運動的傅斯年（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對火燒趙家樓的激進行為不滿卻受到指責，憤而在第二天就退出了學生運動。在運動中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羅家倫（後曾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也被激進學生罵作想當官發財。

據記載：「五四之後，學生中開始出現更多負面現象，有人認為學生萬能，視法律如無物，動輒掀起學生運動，甚至自選教員，對哪位教員不滿便罷課要脅。查毓瑛在給胡適的信中提到，北大學生熱衷於開會，每年大小會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佔百分之一。」

大抵，所以群眾運動，特別是有激進思想色彩的群眾運動，都難免有類似的現象。運動領袖若無法遏制住群眾中越來越澎湃的思想情緒，會被視為懦弱而被轟下台，代之以更激進的領袖。有些「聰明」的領袖，則為了保住地位，把口號越喊越激烈，結果是把自己推到死角去。

在《歷史的教訓》一書中讀到，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譴責了雅典民主派的勝利說：「民主已成為階級暴力引發的混亂。」《理想國》中說到：「民主派對自制加以輕蔑，認為是一種怯懦……傲慢，被他們稱為有教養；無政府狀態，被他們稱為自由；浪費，被他們稱為慷慨；厚顏無恥，被他們稱為有膽有識……。」

《歷史的教訓》有這樣睿智之言：「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對心靈的啟蒙和個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人和聖人。」

從「五四」到今天的香港，都不乏這樣的荒唐現象，卻欠缺這樣的哲人和聖人。